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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传统的致意与对话
钱谷融（1919—2017）、唐沅（1934—2017）与王富仁（1941—2017）三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学者的不幸离世，使“告别”一再成为2017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主题词。而他们的远去，以及与林庚、王瑶及刘柏青三位推进了这一学科发展的前辈学人有关的著作在同年的相继问世，仿佛意在提醒当下学界注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渊源有自。
无论陈平原编的《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靳丛林、张丛？与李明晖三人合编的《刘柏青教授纪念集》（时代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还是潘酉堂（建国）整理的《林庚〈中国新文学史略〉》（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都在向前贤致意的同时，也着力与其展开了学术及精神层面的对话。由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也就不仅出自历史，而且活在当下。悉心清理与求索前人经验，在“却顾所来径”中，往往可以收获面向未来的方向感与生长点。这是学术研究的定律通则，对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来说，自然也不例外。因此，在对201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做出述评之际，首先值得一提的便是这三部致意及对话学科传统的著作。
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挥了奠基作用的王瑶（1914—1989），在其身后已然成为这一学科的象征。《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共42万字，以在2014年为纪念王瑶诞辰百年而召开的“精神的魅力———王瑶与20世纪中国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与随笔为主体，兼及这一时段前后学界新出的王瑶研究成果与部分关于王瑶的新见历史文献而成。全书主要围绕王瑶其人其学展开，但也以透视的方式灌注了对于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若干重大议题的追问与反思，堪称一部以典型学人为个案的见微知著的“20世纪中国学术史论”。
陈平原为《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确立的基调是“史著凸显，随笔淡出”。全书分为五辑，一、二两辑均为论文。辑一主要讨论王瑶其学，辑二侧重论述王瑶其人。这两辑超过了全书的泰半篇幅，是为全书的主体部分。在辑一中，解志熙综论王瑶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与风格，高恒文考察《中古文學史论》的著述体例与历史意识，张丽华追踪王瑶与“清华学风”的内在关联，孙晓忠勾稽《中国新文学史稿》写作的学术与政治，张梦阳总结王瑶的鲁迅研究的文化追求，姜涛清理与提炼王瑶晚年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相关论述，凡此皆属用心之作，基本覆盖了王瑶一生为学的主要方面与方向，不仅每篇均有条理、系统，而且彼此之间也形成参照、补充。在辑二中，孙玉石全面评价王瑶为人———“胆欲大而心欲小，知欲圆而行欲方”，姜涛辨析“一二·九”运动与王瑶学术起点的深层关系，谢泳辑录王瑶1956年山西之行的旧事与佚文，钱理群将王瑶自1952年至“文革”结束期间的“检讨书”引入讨论视野，陈平原展现王瑶晚年“学者”“师者”与“长者”三重身份的辩证，并且尤其关注“学术史视野中的王瑶先生”这一命题的生成，如是研究皆以“知人论世”为原则，均能由“学”及“人”，探究作为“历史中人”的王瑶在具体情境中的进退得失，进而揭示一份20世纪中国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辑三系随笔，作者孙玉石、刘增杰、王得后、段宝林、钱理群、吴福辉、赵园、温儒敏与陈平原依次为王瑶在“文革”之前与其后培养的弟子。辑四为“精神的魅力———王瑶与20世纪中国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实录与当年《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的人物特稿———《从百年读书人困窘看王瑶》（作者彭苏）。辑五是由王瑶家人提供的两份王瑶在“文革”期间写作的“检讨书”以及王瑶的女儿王超冰据此完成的长篇论文《父亲王瑶：“文革”期间的一个案例》。此文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纪念之作，而是完全将“父亲王瑶”作为历史人物加以考察，甚至不乏冷峻的逼视与拷问。这无疑恰与本书“史著凸显，随笔淡出”的论述策略与追求异曲同工。在陈平原看来，“这样谈论王瑶先生，符合他作为清醒的学者的立场”，也是史家应当具备的品格与责任。
与王瑶在学界的声名卓著不同，生前长期供职于吉林大学的文学史家刘柏青（1924—2016）则少为人知。但如果历数其知名弟子———孙歌、靳丛林、李冬木与赵京华等人，便可知这一在晚近30年间的鲁迅研究界与中日比较文学/思想研究界中取向独具的学术阵容实在不容小觑。而他们的研究特色，正由刘柏青所奠定。当然，这还只是刘柏青的学术贡献之一。事实上，丸山癉、伊藤虎丸、北冈正子与吉田富夫等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权威学者都曾对其推崇备至，孙玉石也曾表示对其“素所尊敬”。其成就与声名的巨大反差，以至有学者慨叹，刘柏青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最被低估的泰斗级学者”。[1]
刘柏青的少为人知，与其十分低调的作风直接相关。其著作不多，尤其传布不广，自然也是一个原因。他的《鲁迅与日本文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及《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简史（1921—1934）》（时代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都是相关领域的重要著作。两者在绝版多年之后，虽然曾与刘柏青的其他著作合为《刘柏青文学论集》（时代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重新推出，但或许是书名不够显豁的缘故，并未引起学界关注。而2017年问世的《刘柏青教授纪念集》（以下简称《纪念集》）同样存在这一问题。
《纪念集》尽管名为“纪念集”，但实为《刘柏青文学论集》之外的刘柏青著作结集。书中真正的纪念文章只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均为刘柏青的学术著作与文学创作，分为“中国现代小说探索”“中日文学关系”“理论批评”与“随想与杂记”四辑。其中，前两辑乃刘柏青的当行本色，最具学术功力。收录在第一辑中的8篇文章是他研究中国现代小说的成果的集中展示，而收录在第二辑中的3篇文章与翻译则是他在《鲁迅与日本文学》及《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简史（1921—1934）》以外对鲁迅研究与中日文学关系研究的抉发。书中的不少文章都是根据手稿整理，系首次公开发表。是故，倘若真的以为此书只是一部志在追怀的“纪念集”，恐怕有些可惜。刘柏青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以及他对这一学科的贡献———例如组织编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选粹》（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与“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六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1993年版）———都值得在学科史的视野中重新加以认识与做出评价。 作为学者的林庚（1910—2006）并非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名世，在罗根泽藏书与林庚遗物中发现的《中国新文学史略》讲义可谓意外惊喜。这一讲义写作于1936年至1937年间，林庚时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讲授“新文学史略”课程。课程始于“文学革命”，终于“京海之争”，分为“前奏曲”“启蒙运动”“新文学的独立”与“文学与革命”四部，是林庚对其时发端仅二十年的“新文学”历史的系统叙述。讲义的发现人与整理者潘建国曾在2011年将其全文发表。[2]2017年，在发表本的基础上经过再次校订的《林庚〈中国新文学史略〉》以单行本的形式推出，使这一文本再度进入学界视线。关于讲义的学术价值，孙玉石与吴晓东有详细说明。在他们看来，《中国新文学史略》“是对刚刚逝去的文学阶段进行‘现场’总结的‘新文学之当代史’，呈现了抗战之前新文学的阶段史的简约而完整的发展图景，堪称是中国新文学二十年的一部反思录”。[3]这一讲义的发现不仅对林庚研究与中国现代诗学研究厥功甚伟，而且因其是为数不多的民国时期完成的“新文学史”著作，所以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传统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史学”同样多有创发。
“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始终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议题。而在不同的时代及学术语境中带入不同的问题意识对中国现代经典作家作品做出研究，也是这一学科不断演进的表征与动力。林庚、王瑶与刘柏青正是由于在如是领域的突出成就而成为学术史上的坐标。其实，考察当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经典重读与文学史新编为线索同样适宜。2017年学界推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即围绕两者展开。
文学史书写的可能性
如果说钱理群、温儒敏与吴福辉三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二次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因其直接触及对大陆学界在“新时期”以降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主流范式，即“《三十年》模式”的深刻反思，而在2016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中成为最是引人注目的所在的话，[4]那么2017年问世的同一领域的著作在相当程度上依旧延续并回应了由是开启的关于“何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何为”等话题的讨论。其中最具代表性与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当属王德威主编的皇皇千余页的A NewLiteraryHistoryofModernChina（The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 Press，2017中文本题为《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下简称《文学史》）。
当然，《文学史》与大陆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理论及实践出自几乎完全不同的学术脉络。这是在对其展开讨论时首先需要注意与理解的。但也唯其如此，一波在2016年至2017年间蔚为大观的世界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浪潮的到来才更是饶有意味。北美学界晚近兴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热”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仅2016年一年，就有张英进主编的ACompaniontoModernChinese Literature（WileyBlackwell，2016）、罗鹏（CarlosRojas）与白安卓（AndreaBachner）主编的TheOxford HandbookofModernChineseLiteratures（OxfordUniversityPress，2016）以及邓腾克（KirkDenton）主编的The ColumbiaCompaniontoModernChinese Literature（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16）三部具有“（中国现代）文学史”性质的著作出版。这在向来并不十分看重“文学史”这一著述体例与学术形式的北美（中国现代文学）学界堪为一道“奇观”。而《文学史》在这一序列中不仅是最新的一部，还是其间当仁不让的总其大成之作。
《文学史》一方面向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致意，另一方面也力图将自身定位于一种整合了大陆、台湾、香港及海外华人社群在内的广义的华语世界的“文学史”书写谱系中。这一视野使得《文学史》既需要面对与承接不同华语地区的“文学史”书写经验与习惯，同时也对它们提出挑战。而“（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可能性也在这一过程中被不断打开。
《文学史》作为哈佛大学出版社“新编文学史”系列的第四部，基本沿用了前三部，即邓尼斯·霍利尔（DennisHollier）主编的ANewHistoryofFrenchLiterature（1989）、大卫·韦伯利（DavidE.Wellbery）主编的ANewHistoryofGermanLiterature（2004）以及沃伦·索勒斯（Warren Sollors）与格雷·马可斯（GreilMarcus）主编的ANewLiteraryHistoryof America（2010）奠定的体例风格及叙述策略，由多人合作，以“编年体”的形式完成。《文学史》包纳了143位作者的161篇文章，每篇仅2000到3000个单词，话题的覆盖时段从1635年至未来的2066年。按照王德威的说明：“全书采取编年顺序，个别篇章则聚焦特定历史时刻、事件、人物及命题，由此延伸、串联出现代文学的复杂面貌。”[5]
《文学史》中凝结的王德威的理论思考集中在他写作的长篇导论WorldingLiteraryChina（中文本题为《“世界中”的中国文学》）一文中。[6]《文学史》从晚明文人与传教士对“文学”的重新阐发，一路展开到科幻小说中“火星照耀美国”的未来时刻，将长达400余年的中国历史与这一时期的华语文学实践全部统摄进入了“漫长的现代”（the“long”modernperiod）的“文学史”视野中，而且尤其强调“清末到当代种种跨国族、文化、政治和语言的交流网络”。与此同时，“各篇文章对文类、题材、媒介的处理更是五花八门，从晚清画报到当代网上游戏，从革命启蒙到鸳鸯蝴蝶，从伟人讲话到狱中书简，从红色经典到离散叙事，不一而足”。不仅如此，“未来”的因素及“虚构”的因素等通常认为与文学“史”的书写典律及规范存在根本冲突的因素也成为《文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凡此皆不免引起争议，而王德威在导论中则对此均做出了解释。 在王德威看来，对《文学史》中的诸种尝试，“或有识者以此为眼花缭乱，徒增热闹而已”，但他“却要强调热闹之下的门道”。其所谓“门道”，大略有三：第一，他认为“文学史”书写“应该重新彰显文学史内蕴的‘文学性’”，而这是“‘文学’史之所以异于其他学科历史的特色”。他引入中国传统的“文”的观念与西方的“文学”意识进行参照，提出“文学就是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从一个地域到另一个地域，对‘文’的形式、思想和态度流变所铭记与被铭记的艺术”。是故，“中国现代文学所体现的不只是（如西方典范所示）虚构与真实的文本辩证关系，更是人生经验方方面面所形成的，一个由神思到史识、由抒情到言志不断扩张的丰富轨迹”。由此，“文”与“史”的关系问题被他重新加以连锁。在导论中，王德威先后引用了沈从文的“伟大的历史必先是伟大的‘文学’史”、黄宗羲的“史亡而后诗作”与钱锺书的“史蕴诗心”之说，表示《文学史》“最关心的是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和‘史’———或狭义的‘诗史’———的对话关系重新呈現”。而这，正是其所谓“文学史”的“文学性”所在。第二，王德威的“文学观”与“历史观”乃是彼此交织，相互证成。他体现在《文学史》中的“历史观”便是对“（中国）现代性”的态度。在他看来，任何关于“（中国）现代性”的讨论，都应自觉包含如下问题：“在现代中国的语境里，现代性是如何表现的？现代性是一个外来的概念和经验，因而仅仅是跨文化和翻译交会的产物，还是本土因应内里和外来刺激而生的自我更新的能量？西方现代性的定义往往与‘原创’‘时新’‘反传统’‘突破’这些概念挂钩，但在中国语境里，这样的定义可否因应‘夺胎换骨’‘托古改制’等固有观念，而发展出不同的诠释维度？最后，我们也必须思考中国现代经验在何种程度上，促进或改变了全球现代性的传播？”循此，《文学史》“并不把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看作是一个根据既定的时间表、不断前进发展的整体过程，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具有多个切入点和突破点的坐标图”。这一思路落实到《文学史》的写作中，也就呈现为一幅又一幅“众声喧哗”式的“文学史”图景。王德威期待达到“书中的每一个时间点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历史的引爆点”的效果，能够从中“见证‘过去’所埋藏或遗忘的意义因为此时此刻的阅读书写，再一次彰显‘始料/史料未及’的时间纵深与物质性”。第三，《文学史》使用的“世界中”（Worlding）的理论模型与“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的概念范畴都关系到如何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国性”的问题。在学界晚近对“何为中国”与“从周边看中国”等议题讨论的基础上，王德威提出“中国”意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应当被充分展开，即“中国”是“一个由生存经验构成的历史进程，一个文化和知识的传承，一个政治实体，以及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中国”的如是层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中都需要加以回应。“世界中”的理论视野，既与时下流行的经由“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的学科范式自我更新而生成的“世界文学”（WorldLiterature）论述不同，更无意制造“中国（叙述）”与“世界（叙述）”的二元对立，而是旨在对“文学史”这一知识工具与学术装置本身进行反思。因为无论西方，还是中国，“文学史”的出现都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兴起直接相关，[7]并自始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积极的参与作用。而提出“世界中”的书写方式，乃是希望探求从既往的“文学史”形构逻辑中超越出来的另外一种可能性。至于将“华语语系文学”这一已然聚讼纷纭的概念范畴在转化后加以调用的做法，值得关注的是，王德威强调《文学史》“定义的‘华语语系’不限于中国大陆之外的华文文学，也不必与以国家定位的中国文学抵牾，而是可成为两者之外的另一界面”。与史书美等人的“华语语系”论述更为凸显批判性与对抗性的文化—政治诉求不同，[8]王德威试图最大程度地彰显其间包孕的开放性与建设性。[9]两者的差异不应被贸然忽略。在王德威看来，“唯有在更包容的格局里看待现代华语语系文学的缘起和发展，才能以更广阔的视野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多所体会。”而这也正是《文学史》的学术目标。
王德威的三大“门道”分别致力对“文学”“现代”与“中国”三重观念加以重新问题化，以释放其内蕴的理论潜力与历史可能性。这是一种在新的视野中检视“（现代）中国”与“（现代）世界”的互动过程及共振效应的尝试，也是一种面向西方（学界）叙述“中国（文学）经验”的努力。当然，通过《文学史》完成的这一实践最终自然落实为一种“文学史学”向度上的突破，即“与其说《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意在取代目前的文学史典范，不如说就是一次方法实验，是对‘何为文学史’‘文学史何为’的创造性思考”。
《文学史》的中译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中文本将在英文本的基础上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与提升。因此，更为全面地评价《文学史》还有待时日。同时，除去关注王德威的导论，相关评价还必须结合《文学史》中的具体内容展开。因为任何一部集体写作的学术著作，都需要面对主编的意志同具体作者（也包括作者与作者）的理解之间的缝隙；而对一部具有高度理论追求的集体著作而言，在姿态与现实实现程度之间出现落差，通常也在所难免。《文学史》自然同样如此。
在《文学史》以外，王德威在2017年还推出了一部重要的个人著作，即《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麦田出版，2017年版，以下简称《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该书系王德威的英文著作TheLyricalin EpicTime：ModernChineseIntellectuals andArtistsThrough1949Crisis（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15）的中文本。“抒情传统”论述本属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在将其接引到对现代中国的文学、艺术及历史议题的讨论，并发展出一套“（中国）抒情现代性”的论说方面，王德威可谓成就突出。此书便是他就此话题发表的最新成果。[10] 《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及其完成———同时也再度打开的“（中国）抒情现代性”论述，在王德威个人的学术生涯中具有标志意义。它不仅与他此前已经完成的关于“（现代中国）历史的怪兽性”的讨论彼此呼应，[11]而且也与《文学史》的书写相互生成。“抒情性”与“怪兽性”的交织通融，才是王德威的“历史观”与“文学观”的全景。而《文学史》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一部旨在直面“（历史）怪兽性”的“有情的文学史”。鉴于其重要性与认识价值，《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值得另文专题讨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书并非只是对其英文本的翻译，不但“各篇译文均已大幅改写，论述及注解资料亦有多处增订”，[12]同时王德威对自己先前在“抒情传统”框架中做出的若干论述，也都有或多或少的调整。也就是说，日后对其相关论说进行评价时，以此书为对象或许更加妥当。
同样在2017年出版中文本的《夏志清论中国文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彰显了在王德威背后的北美（中国文学）研究传统。而对这一传统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部分的详尽考察与体贴理解，则可以参见同年问世的季进与余夏云合著的《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一书。
作为现象、经验与资源的经典作家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作品的经典性，可以从共时与历时、介入与超越、典型与张力以及预流与追认等多个角度展开讨论。具体到以对经典作家的研究透视201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而言，则可见所谓“经典性”更多意味着研究对象在研究过程中的现象化、经验化与资源化。这一趋向首先便体现在2017年问世的鲁迅研究著作中。
或许是因为2016年是鲁迅诞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的缘故，由这一时间节点以及当年举行的一系列纪念活动提供的强大的学术动力在2017年转化成为老、中、青三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出版的若干部鲁迅研究著作。而加之王富仁、代田智明（1951—2017）与冯铁（Raoul DavidFindeisen，1958—2017）等重要的鲁迅研究学者在同年不幸去世，更使得鲁迅研究成为2017年中国现代经典作家研究中最为值得关注的领域。
在2017年出版的鲁迅研究著作中，钱理群的《鲁迅与当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是首屈一指的重要创获。该书是他的第13部鲁迅研究著作，也是其“鲁迅研究著作系列”中迄今为止篇幅最巨的一部。该书共45万字，分为“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鲁迅与当代青年的相遇”与“重看历史中的鲁迅”三辑，收文36篇。钱理群在《后记》中表示，这些“基本上都写在2002年退休以后”的文章，旨在“将鲁迅思想与文学转化为当代思想文化教育资源”，而“做沟通‘鲁迅’与‘当代中国’的桥梁”，是他“自己主动担起的历史使命”。[13]
《鲁迅与当代中国》记录的是钱理群2002年之后“讲鲁迅”的“心路”与“足迹”。在钱理群看来，2002年以后他“提出了一些对鲁迅的新认识，新概括”，具体而言便是“中国文化中的‘另一种存在，另一种可能性’的鲁迅”“‘具有原创性与民族精神源泉性的思想家、文学家’的鲁迅”“‘集中了20世纪中国经验’的鲁迅”“‘真的知识阶级’的鲁迅”“左翼鲁迅”与“东亚鲁迅”等。这些观点当然都极具启示意义，但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它们在各自成立之余，其实彼此也多有交叉。而将分属不同层面的它们关联在一起的，便是作为“20世纪中国经驗”的“鲁迅”与“‘真的知识阶级’鲁迅”。两者的关系简而言之，前者是基础，后者是“旨归”。也就是说，钱理群的鲁迅论述正是由于具备了对于“20世纪中国经验”的科学总结，才选择了“真的知识阶级”的价值立场与现实“站位”作为其核心意涵。
钱理群在《鲁迅与当代中国》中提出，“鲁迅对我们的意义”在于“他是另一种存在，另一种声音，另一种思维，因而也就是另一种可能性”，而这正是一种“20世纪中国经验”，因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讲‘正统’‘道统’，同化力极强的文化结构与传统来说”，“鲁迅”的存在是十分不易却又意义深远的，“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幸亏有了鲁迅，也许还有其他的另类，才形成某种张力，才留下了未被规范、收编的另一种发展可能性”。概而言之，鲁迅的“世纪遗产”便是他的“无以归类”的“思想与文学”。钱理群认为，鲁迅之所以能够如此，关键在于其思维方式。在他看来，“这种既肯定又否定，在认同与质疑的往返、旋进中将自己的思考逐渐推向深入，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充分地复杂化、相对化，可以说是鲁迅独有的思维方式”。
至于“真的知识阶级”一说，最早出自鲁迅1927年10月25日在上海国立劳动大学的演讲《关于知识阶级》。鲁迅认为，“真的知识阶级”是“确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的，“因为他与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同时“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14]如果借用日后通行的术语，鲁迅对于“真的知识阶级”的界定与左翼立场的“批判知识分子”的含义比较接近。在《鲁迅与当代中国》的多篇文章中，钱理群都论述了“真的知识阶级”这一概念。他在重申鲁迅的主要观点的同时，还补充道：“在这次演讲中，鲁迅还提出了‘思想运动变成实际的社会运动’的问题。”在钱理群看来，“对‘真的知识阶级’的认定与追求，以及思想运动与实际的社会运动的结合，构成了鲁迅最后10年的思想、文学与社会活动的一个基本贯穿线索”。鲁迅的实践既包括他自己独有的参与“实际社会、思想、文化变革”的方式，即“写杂感”；也指他对于其时外部世界新兴的变革方式，即“实际的社会运动”的态度。钱理群从前者出发，经由阐释包括杂文在内的“鲁迅文学”的“性质”做出了重新定义“文学”的努力，而后者则直接启发他发展了“鲁迅左翼”这一概念。
《鲁迅与当代中国》是将鲁迅思想资源化与经验化的重要成果。[15]同样是在2017年，钱理群还出版了自己的第14部鲁迅研究著作———《鲁迅作品细读》（北京出版社，2017年版）。如果说《鲁迅与当代中国》更多讨论的是作为思想家的鲁迅的话，《鲁迅作品细读》则侧重开掘了文学家鲁迅的魅力所在。全书分为“小说”“散文”“散文诗”与“杂文”五辑，收录了钱理群对三十三篇鲁迅作品的细读文章。在该书中，钱理群分别结合不同类型的鲁迅文本具体示范了其熔铸文学感觉、思想史视野与生命体验于一炉的阅读方法，大有“金针度人”之意。 无论提出了自己退休以来的新的“鲁迅观”的《鲁迅与当代中国》，还是历时20年完成的《鲁迅作品细读》，钱理群在2017年出版的两部鲁迅研究著作都带有某种程度的总结意味。无独有偶，同年还有其他数位资深学者也推出了自己具有总结性质的鲁迅研究著作。其中颇具特色的是杨义的《重回鲁迅》（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与张铁荣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比较文化研究中的鲁迅》（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两部。
杨义并非以鲁迅研究名世，但据其自述，鲁迅研究却是他的学术生涯的“始发点”。[16]晚近，他重返鲁迅研究领域，先后完成了《鲁迅文化血脉还原》（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鲁迅作品精华（选评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与《重回鲁迅》三部著作。除去首尾的访谈、演讲各一，《重回鲁迅》的主体部分由杨义近年写作的4篇长文组成，即《鲁迅给我们留下什么》《中国现代小说之父———鲁迅》《如何推进鲁迅研究》与《遥祭汉唐魄力———鲁迅与汉石画像》，分别论述了鲁迅精神、鲁迅小说、鲁迅研究的学术传统与艺术（思想）史视野中的鲁迅四大主题。其中尤其能够代表杨义的鲁迅研究特点的是后两文。
杨义研究鲁迅特别强调鲁迅与中国传统的文学及文化经验，即所谓“文化血脉”之间的内在关联。在他看来，“以往的鲁迅研究的显著特点，是侧重于思潮，尤其是外来思潮对鲁迅的影响”，“即便谈论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侧重于思潮对这种关系的冲击而产生的变异”，而这种建立在鲁迅对（域外）“思潮”的冲击—回应模式基础上的鲁迅研究，揭示出的只是“半鲁迅”。杨义提出，“全鲁迅”研究应当深入广涉鲁迅的“文化血脉”，而“鲁迅的文化血脉，论其大宗，相当突出的是要从庄子、屈原、嵇康、吴敬梓，从魏晋文章、宋明野史、唐传奇到明清小说，甚至要从绍兴目连戏、《山海经》、金石学和汉代石画像中去寻找，去把握”。他对鲁迅与汉石画像的研究，便是从这一思路中发展出来的个案。
与杨义不同，张铁荣长期都在周氏兄弟研究的领域内工作，其对周作人文献史料的整理与考订已是学界公认的重要成果。《寄意寒星荃不察：比较文化研究中的鲁迅》由《比较文化研究中的鲁迅》（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增订而成，分為“南开视野”“比较研究”“宏观散论”“鲁学探微”“史料梳理”“文坛述往”与“读书偶得”七辑。有别于杨义的长篇宏论，该书收录的文章多短小精悍，是对若干具体问题的讨论与说明。不过，这并不等于张铁荣没有自己的“鲁迅观”。在他看来，“鲁迅研究是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基本功，从鲁迅这里出发应该是一条正路”，“时间长了你将体会到一种理论的力量，产生一种思想的清朗和内心深处的感动，隐约中还会浮现出‘一览众山小’的感觉”。[17]
在钱理群等资深学者的著作以外，2017年推出的鲁迅研究著作还有更大一批出自中青年学者之手。其中最是可圈可点者有4部，即国家玮的《启蒙与自赎：鲁迅〈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黄乔生的《字里行间读鲁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中井政喜的《鲁迅探索》（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版）与张钊贻的《从〈非攻〉到〈墨攻〉：鲁迅史实文本辨正及其现实意义探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鲁迅是现代中国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这一点已是毋庸置疑。但在鲁迅研究中随之而来的一个“难题”便是如何看待鲁迅文学的思想性问题。如果只是将其作品中表现出的“思想”归并成为某些思想史或哲学命题，显然并不尽如人意。而将文本的形式与技艺等文学“本体”层面的要素与其思想的生成及展开勾连起来加以论述，又具有相当的学术难度，并且在当下的学术语境中，往往还会面临究竟是（客观）“研究”还是（主观）“解读”的质疑。国家玮的《启蒙与自赎：鲁迅〈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以下简称《启蒙与自赎》）可谓在此背景下出现的一部迎难而上之作，蕴藉其中的学术作风与理想尤其值得肯定与表彰。
《启蒙与自赎》提出的核心观点并不十分新颖，即“鲁迅创作中经常出现的那些在严苛的形式主义者看来结构松散的闲笔中蕴含着一种超越形式本身的历史/文化重量”。[18]全书的精彩之处在于国家玮从“第一人称叙事”“反讽”与“抒情”三个角度切入对《呐喊》《彷徨》两部小说集中的文本及鲁迅的文言小说《怀旧》的释读，令人信服地完成了对这一观点的论证。在国家玮看来，“这三个在严苛意义上说从属于小说修辞学范畴的概念在鲁迅那里却经常从修辞学‘越界’而出，关涉着现代知识人在具体的时空语境下面对自身/社会/历史/世界等多个层次复杂问题时心灵的探寻”。例如，从对“第一人称叙事”的讨论展开的对《祝福》《伤逝》与《孤独者》等文本的分析中，他发现鲁迅经常借助对这一视角的调用以“制造”一种自我的“分裂”，“来反思知识人面对启蒙的复杂态度”；而对《阿Q正传》《肥皂》《端午节》与《高老夫子》中的“反讽”艺术的探究，则让他意识到鲁迅远非只是在技巧的层面上激活这一技艺，而是旨在“在历史/文明层面对土俗世界兴衰涨落节奏的呼应中完成对启蒙理性的解构”；至于对《怀旧》《故乡》《社戏》《祝福》与《伤逝》等鲁迅作品中的“抒情与反抒情”问题的考察方式同样如此，国家玮认为其“背后关联着鲁迅以对恒常生活经验/在场时间（的）关注抵抗启蒙引入的未来幻境或回忆带来的逃避情绪”。所有这些讨论，尽管无法完全摆脱既有的鲁迅研究与先在的思想史论述的“影响的焦虑”，但国家玮却有意将自己的论述建立在细读鲁迅文本这一“内部研究”的基础上，似乎意在与时下流行的认为只有经由“外部研究”的方式才能达成对研究对象历史化的效果的看法形成区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家玮对自己的研究思路的风险性具有高度自觉。他说：“我必须在展开具体讨论之前说明有关鲁迅小说中对于文明架构底层的思考与知识人启蒙及自赎的诸多复杂课题并不是我以某种后设的历史视点投射在鲁迅身上的自说自话。”而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启蒙与自赎》具有一种坚实与缜密的品格。全书的“余论”部分将这一研究置于（中日）鲁迅研究的传统中加以定位，可见国家玮与前人及时贤对话的勇气及魄力。 当然，肯定与表彰国家玮以一种貌似“传统”实则“根本”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鲁迅研究并不等于《启蒙与自赎》没有任何缺憾。其对鲁迅小说的“抒情”面向及机制的研究目前过于限制在“嵌套结构”与“风景书写”的维度上，尚未充分打开这一视角具有的理论潜力；而在将《呐喊》与《彷徨》的“思想与艺术”作为样本从鲁迅全部的“思想与艺术”中抽离出来之后，又应当如何放置回去，以期形成一种更为整体与全面的鲁迅论述，或许也是国家玮在未来的研究中必须做出回应的课题。
黄乔生的《字里行间读鲁迅》收录了13篇鲁迅研究的专题论文，反映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多个分支论域中探索的收获。他的方法同样是“对文本的细致探究”式的，致力“对鲁迅的生平资料进行一次整理，去除虚浮，弥补空洞，辨正错误”。[19]书中创见尤多的是《鲁迅、周作人与韩愈———兼及韩愈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评价问题》《20世纪70年代鲁迅批孔反儒形象的塑造———以“批林批孔”运动中鲁迅言论集为中心》《中国菜与性及与中国国民性之关系略识》《略参己见：鲁迅文章中的“作”“译”混杂现象———以〈《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为中心》与《“开麦拉”之前的鲁迅———鲁迅照片面面观》五文。最后一文是其突出的鲁迅研究成果，可与他的《鲁迅像传》（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对读。
日本的鲁迅研究自成一统。尽管这一传统在近年已有式微之势，但中井政喜的《鲁迅探索》的中译本（卢茂君、郑民钦译）的出版，还是让人看到了薪火不绝的希望。该书主要讨论了鲁迅从晚清时期到“革命文学论争”阶段（1928—1929）的文学与思想活动，在对鲁迅的思想演进线索的揭示与翻译活动的价值重估方面，具有创造性的贡献。关于前者，中井政喜集中考察了鲁迅的“明”/“暗”观念、“复仇观”与“民众观”。他将鲁迅的三种“复仇观”，即“基于民族性层面上的复仇观”“改革者的复仇观”与“被出卖的献身者的复仇观”[20]，作为理解鲁迅思想世界的关键。中井政喜不但区分了鲁迅的“复仇观”的三种类型，也展示了三者的消长过程。在他看来，“复仇观”的“变迁消长显示着总是以某种形式展望中国变革的知识分子鲁迅的认识、生活态度的深刻变化”。
在考察鲁迅思想时，对其翻译活动的重视是中井政喜区别于其他鲁迅研究学者的重要特征。这正是《鲁迅探索》的另一方面成就。在该书中，中井政喜使用很大篇幅研究了鲁迅对《工人绥惠略夫》《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与《壁下译丛》的翻译。特别是对鲁迅翻译《工人绥惠略夫》的意图与后果，他给予了前所未有的评价。中井政喜认为：“鲁迅通过对这部小说故事的接纳，可以将自己具有的作为受挫改革者对整个旧社会的复仇心（绥惠略夫那样的愤激心情、‘阴暗’）定位于辛亥革命的过程中予以认识”，“而且鲁迅认识到空唱漂亮的理想（此处指的是高唱人道主义）实际上表示对现实的束手无策”。难能可贵的是，中井政喜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通过引入安德烈·比拉尔特（AndréVillaed）在《〈革命的故事〉序》中做出的判断，即《工人绥惠略夫》的作者“阿尔志跋绥夫的‘无治的个人主义’（Anarchistische Individualismus）存在两面性（绥惠略夫的无政府厌世个性主义和赛宁式的虚无享乐个性主义）”，发现“‘无治的个人主义’在鲁迅身上也同样表现为两面性”，而“鲁迅内心的这两面是如何超克、变化的，这是研究20世纪20年代的鲁迅十分重要的课题”。中井政喜的这一发现之所以意义非常，在于鲁迅在1925年曾将自己的思想总结为“‘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的此消彼长”。[21]是故，为“个人的无治主义”追本溯源也就成为鲁迅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此类建树在《鲁迅探索》中还有不少。
澳籍华裔学者张钊贻的《从〈非攻〉到〈墨攻〉：鲁迅史实文本辨正及其现实意义探微》（以下简称《从〈非攻〉到〈墨攻〉》）也是一部鲁迅研究力作。张钊贻以《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著称于学界。《从〈非攻〉到〈墨攻〉》中的部分论题即由《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延伸而来。不过，书中更为精彩的或许是另外三篇长文，即《冯雪峰“神化”鲁迅的努力、困境和贡献》《从〈非攻〉到〈墨攻〉———谈鲁迅与张之亮的反战及中日友好的前途》与《鲁迅赴港讲演经过与香港中文报章检查制度》。三文不仅为鲁迅研究提供了若干新的视角，而且也呈现了张钊贻的鲁迅研究的其他侧面。
當然，2017年也还有另外一些鲁迅研究著作问世。在中国现代经典作家研究中，鲁迅研究的数量与质量始终十分突出，没有对其他任何一位作家的研究能出其右。但重要的或许并非在2017年继续保持的这一“盛况”本身，而是其间传承与发展的视野、方法及可能性。鲁迅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贮藏与保有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生命力与责任感。
除去鲁迅研究，2017年的中国现代经典作家研究在对丁玲、巴金与萧红的研究中同样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突破。其中，丁玲研究凭借两部专题论文集，即中国丁玲研究会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丁玲精神史：第十二次国际丁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以及秋山洋子、江上幸子、前山加奈子与田佐和子四人合著的《探索丁玲：日本女性研究者论集》（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的问世而推进最是显著。“革命”与“性别”分别是这两部著作的“关键词”，同时无疑也是理解丁玲的两条主线。而如果说因为理论视野的更新与问题意识的转换，丁玲研究在近年“异军突起”的话，那么对巴金与萧红的研究则在“新时期”以降一直处于一种均衡产出的状态，这大概同巴金与萧红在这一时期分别被视为某种“知识分子”的标准类型与“现代文学”的理想形态有关。在2017年出版的巴金研究与萧红研究著作中，最为值得推介的两部都是日本学者的作品：一是山口守的《黑暗之光：巴金的世纪守望》（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一是平石淑子的《萧红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两者都是在史料搜集与辨析的基础上完成的著作，前者对巴金思想中的安那其主义的寻踪觅源，后者对萧红生平的全面考订，皆属创举。 在对单个作家进行研究的专著之外，陈子善的《从鲁迅到张爱玲：文学史内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与李松睿的《文学的时代印痕：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版）两部论文集也都在中国现代经典作家研究方面异彩纷呈。前者多由对具体文献的考辨引申点染，无论长篇短制，大都弹无虚发；后者则在文学思想、小说形式与翻译实践等方面展开论述，不但有较强的历史感，而且体现出自觉的理论意识。陈著中的《鲁迅的〈狂人日记〉与钱玄同日记》《鲁迅书赠清水安三字幅考略》《郁达夫〈她是一个弱女子〉手稿本》与《〈京报副刊〉的诞生及其他》等文，李书中的《“是聪明，聪明，第三个聪明的”———论鲁迅的翻译语言》《地方性与解放区文学———以赵树理为中心》《政治意识与小说形式———论卞之琳的〈山山水水〉》与《论沈从文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文学思想》等文，都在相关研究中做出了切实推进，值得重视。
在社团流派研究方面，长期致力狂飙社研究的资深学者董大中在2017年推出了《狂飙社纪事》（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一书。该书收录了他对狂飙社及其核心成员高长虹、高歌与高沐鸿的系列研究文章。此外，张广海的《政治与文学的变奏：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组织史考论》（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7年版）与王丽丽的《七月派研究》（新华出版社，2017年版）也分别在“左联”与“七月派”研究方面各有新见。前者修正了既往对“左联”历史叙述的若干讹误，后者则对胡风以外的“七月派”成员做出了系统论述。
“新文学”的“对立面”研究与跨文化视野
2017年是“文学革命”兴起百年。其实，从2015年纪念《青年杂志》（《新青年》）创刊百年开始，对百年“新文学”的回顾与检视就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热点”话题。不过在此轮（2015—2017）对“文学革命”及“新文化运动”的“再研究”中，“新文学”及“新文化”的价值立场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批判，这在既往的“文学革命”及“新文化运动”研究中并不多见。
当然，在201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中，依旧还有相当数量的著作在重申“新文学”的历史合理性与必然性。不过无须回避的是，此类论述的“新见”无多。相反，倒是关于“新文学”曾经的“对立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突破。曾经的“对立面”并不等于当下依旧与“新文学”处于对立状态，甚至也不等于两者在当年就真正“对立”。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引入“对立面”的视野，旨在以一种互相参照的方式重新打开可能被某种单一的历史叙述所遮蔽与压抑的历史内面，形成更为透彻与通达的历史见解。
研究“对立面”或者强调“对立面”研究的学术意义，并不意味着以“对立面”的价值立场为现实及历史“站位”。作为个体的学者，固然可以选择自己的取法与崇尚。但在百年之后，亦即时过境迁与世殊事异之际，对“新文学”的肇始与展开达成一种真正的“了解之同情”，无疑同样也是学界的重要使命。将被遮蔽与压抑的历史内面释放出来当然是一种学术上必要的“拨乱”之举，但“拨乱”本身并不是“反正”，因为新的遮蔽与压抑同样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发生。“对立面”研究应当通向的是一种更为复杂与纵深的历史理解能力的形成。
李春阳的《白话文运动的危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是一部对“新文学”的历史影响做出全面重新评价的著作。她开宗明义：“本书作者是汉语和汉字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22]在她看来，“白话文运动最大的幻想在于，以为消灭了文言，就可以彻底摆脱过去的不良影响，把外国好的思想尤其是德赛二先生译为白话，就可以得到文化上的更生了”，而建立在这一“幻想”基础上的“白话文运动”由于同“民粹主义，全盘西化，权力至上，全能主义的语言政治，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等“几种强势思潮”达成“合力”，在过去百年间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她认为“工具主义的语言观，乃是对语言的自大和对自身的误解”。循此思路，她得出结论：“不宜对‘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的成绩夸大过甚，那不过是一种仓促之间的应对之策”，“如若想以此一百年否定过去的三千年，有问题的肯定是这一百年，或说是看待这百年的眼光有了问题，而不会是那数千年”。
李春阳过于鲜明的个人立场，自然可能引起争议。不过，《白话文运动的危机》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这一立场的宣示，而是系于她为论证自家立场所进行的努力。她提出“本书提倡修辞批评，致力揭示白话文运动的意识形态本质”。全书前三章，即《什么是白话文运动———对〈中国大百科全书〉“白话文运动”词条的症候辨析式閱读》《白话文运动的内与外》与《白话文运动向何处去》便是依据时序对此做出的论述。而在后四章，即《汉语文脉的断与序》《言文一致问题》《汉语欧化问题》与《修辞思维与写作伦理》中以专题形式集中讨论的四大问题，兹事体大，无论对“新文学”持有何种立场者都必须正视。其中，李春阳在《修辞思维与写作伦理》一章中揭出的“在修辞立诚和方便法门之间”与“著述传统与写作伦理”的问题最是值得学界关注，构成了对“新文学”的历史经验的内在挑战。
与李春阳打开的巨大的问题空间相比，她给出的解决方案，即以“汉语”本位取代“白话文”的价值立场，则不免有些简单。在她看来，“白话文运动”的“初衷是提倡白话文，其结果却损害了白话文”，所以“重新认识白话文的第一步，须先替文言真正平反”，进而便是“必须探索超出白话文运动所界定的那些语言资源，尤其是被白话文运动轻易否定的文言和旧白话，以及后来被普通话压抑的方言土语”，因为“这些被语言政治所排斥的，多是当代大部分读者所陌生的，而实际上它们亦是传统汉语和汉文的正宗和主体，只有认识到这些资源的深广，才能突破白话文运动的限制，获得比较完备的汉语和白话的总体立场”。此说自是堂堂正正，在逻辑内部并无多少瑕疵可言，但却无疑有将“汉语”从晚清以降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抽离出来而过于“乌托邦化”的嫌疑。而且李春阳的论述前提在于重建“个人的写作伦理”，她认为“写作是英雄的事业，没有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志向和与之相称的才华不宜从事”。这一判断以及她对“白话文”的整体评价当然可成一说，但无论“白话文”，还是“新文学”，其之所以会在过去百年间发生与发展，显然还有另外的前提与逻辑存乎其中，这些也是在全面评估其利弊得失时应当考虑与尊重的。 2016年，木山英雄的《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的中译本的出版，将学界晚近的现代中国旧体文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而夏中义在2017年推出的《百年旧诗人文血脉》（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则与之形成呼应，深化了对这一议题的讨论。夏中义此书分为内、外两篇，内篇分别考察了吴昌硕、王国维、陈独秀、陈寅恪、聂绀弩、王辛笛、叶元章与张大千八家的旧体诗词写作，外篇则集中讨论了“当代旧诗与文学史正義”等话题。夏中义对现代中国的“学人（文人）活法”问题素有兴趣，[23]且在探究这一问题时抱有很强的历史使命感，而此书便可视为其求索的最新所得。王德威在为该书作序时指出，“《百年旧诗人文血脉》立论最令人瞩目处在于夏中义教授认为，现代旧体诗引领诗人和他们的知音参透‘自由’的真谛。这和以‘五四’或‘1949’为主轴的文学论述不啻背道而驰。一般认为新文学才是解放传统束缚、安顿个人主体的不二法门，夏中义却看出作为对立面的旧体诗诗人自有其义无反顾的韧性与坚持，并以此成就一己自为的天地”。[24]此说十分准确地概括了《百年旧诗人文血脉》的立意与主旨。
郑振铎在1935年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写作导言时，曾历数“新文学”在草创时期经历的数场论争，其中包括与林纾及“学衡派”诸君的争鸣，还有对通俗文学的批评。[25]而对如是“对立面”的研究，如今均已取得十分出色的成果。在2017年问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中，吴仁华主编的《革新与守固：林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孙媛的《建构新文学的另一种思路：吴宓文学思想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与范伯群主编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都是相关领域中颇具分量的“实绩”。尤为可贵的是，这些著作既不以研究对象之是非为是非，也不是简单地重申“新文学”的价值立场，而能以一种历史的态度面对曾经的冲突与纠葛，从而真正为丰富现代中国的文学与历史图景做出拾遗与开拓。
在对“对立面”的研究不断取得推进以外，“跨文化”的理论与历史视野在讨论“新文学”的来龙去脉时至为关键，也已经成为当下学界的共识。所谓“跨文化”研究，并非只是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思路的翻版，它既不满足于为现代作家作品寻找其实际或可能取径的域外资源，也不止步于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相近的文学现象之间做出类比，而是以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互动作为展开研究的背景与支点，强调以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视野反观与重构现代中国文学的进程与经验。
斯洛伐克的资深中国现代文学学者马立安·高利克（MariánGálik）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跨文化”研究领域建树颇丰。他的《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1898—1979）》（MilestonesInSinoWesternLiteraryConfrontation（1898—1979），伍晓明、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早已是中文学界熟知的经典。《从歌德、尼采到里尔克：中德跨文化交流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是他的最新中文著作，也是他就中德跨文化研究的成果结集。全书分为“论歌德与中国”“论尼采与中国”以及“论里尔克与中国及其他”三个部分，收录了高利克的17篇论文。这批论文的写作时间从20世纪60年代到2000年以后不等，前后跨越了半个世纪。高利克写作的自序《我的中德跨文化交流研究之历程》与此书主编刘燕写作的附录《他者的馈赠：马立安·高利克的比较文学研究之路》都对高利克的学术生涯进行了大致梳理。由他传承与象征的东欧汉学，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如今在国际汉学格局中已经十分边缘，但其间积淀形成的不同于北美、西欧与日本的汉学研究的视野、方法与经验，无疑值得中文学界兼顾。
与《从歌德、尼采到里尔克》一样，邝可怡的《黑暗的明灯：中国现代派与欧洲左翼文艺》（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17年版，以下简称《黑暗的明灯》）与彭小妍的《浪荡子美学与跨文化现代性：20世纪30年代上海、东京及巴黎的浪荡子、漫游者与译者》（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以下简称《浪荡子美学与跨文化现代性》）同样是在现代中国（文学）与现代西欧（文学）的“跨文化”视野中展开的考察与论述，只不过两者的视线双双从中德文学关系转向了中法文学关系。
《黑暗的明灯》开篇提出了两个在现代中国的左翼文学研究中始终被讨论，但却一直未能得到圆满答复的问题，即“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两种最具影响力的思潮，如何跨域地域、语言和文化的界限在不同国度相遇”与“20世纪中国严峻的政治和文学环境又怎样成就两种思潮‘相遇’的独特形式”。该书便是以个案的形式对此做出的回应。邝可怡提出“本书聚焦在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各个历史的关键时刻，试图在世界文艺思潮的宏大版图之下重构中国现代派与欧洲左翼文艺之间的关系脉络，揭示中国现代性发展的混杂性（hybridity）和异质性（heterogeneity）特点”。[26]针对以往的中国现代左翼文学研究特别强调苏俄资源的影响并以“左联”为核心线索，她着力凸显了西欧资源的向度并开掘了若干“左联”以外的考察对象。是故，《黑暗的明灯》也就与既有的中国现代左翼文学研究构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对话关系。
《黑暗的明灯》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中国现代派、法语左翼、苏俄文学”集中论述了“法语左翼”在中国左翼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中介”作用。邝可怡以戴望舒等人为例，不但说明了中国左翼文学对苏俄资源的调用有时取径“法语左翼”，而且还揭示了这一渠道的存在发挥了“为当时由‘左联’主导的中国文坛注入各种有别于苏共官方意识形态的异质声音”的历史作用。第二部分“欧亚战争语境下的中国现代派”跟随戴望舒等人顺时间之流而下，考察了他们在翻译与评论中完成的对战后法国的现代主义与左翼思潮的解读，从而呈现了他们与同一时期的法国知识分子之间的“深刻的思想对话”。第三部分“先锋性与现代性”主要讨论了中国现代派的两大书写传统，即“普罗文学”（左联作家）与“都市风景”（新感觉派）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他们的（文学）文本中“均透露了中国现代派作家对自身所处位置的定位以及思考角度”。全书使用了大量的法文文献与在以往研究中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中文文献，所以得出的结论不仅颇为新颖，而且十分扎实。[27] 《浪荡子美学与跨文化现代性》与《黑暗的明灯》涉及的历史时段相仿，但彭小妍在书中勾陈的却是同一时期发生在中国、日本与法国之间的“跨文化现代性”（transculturalmodernity）的另一面向。其讨论对象是邝可怡也考察过的新感觉派作家。对“跨文化现代性”这一概念，彭小妍在使用时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她提出“现代性仅可能发生于‘跨文化场域’（thetransculturalsite）中———所谓跨文化，并非仅跨越语际及国界，还包括种种二元对立的瓦解，例如过去/现在、精英/通俗、国家/区域、男性/女性、文学/非文学、圈内/圈外”。也就是说，“跨文化现代性的概念，既挑战语言界限，也挑战学科分际”。[28]在该书中，她通过具体考察由新感觉派及其（文学）文本关联起来的穿梭于中、日、法三国之间的“浪荡子”（thedandy）、“漫游者”（theflaneur）与“文化翻译者”（thecultural translator）的文学及文化实践，完成了对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一种历史可能性，即“相互依存”的论述。
高利克、邝可怡与彭小妍的著作不约而同关注的都是现代中国（文学）与现代西欧（文学）之间的跨文化关联。宋炳辉的《弱势民族文学在现代中国：以东欧文学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则另辟蹊径，系统考察了以东欧文学为主体的“弱势民族文学”在中文世界的翻译与流播状况及其对现代中国文学与历史进程发挥的建构作用。
在“跨文化”的视野中，远非仅有不同文明之间“互缘共构”的和谐图景。相反，文明冲突以及与之交叠在一起的民族—国家冲突也应当成为“跨文化”研究的题中之意。具体到现代中国的文学与历史场域而言，发生在1932年至1945年间的伪满洲国的文学与政治实践便是此种研究的重要对象。刘晓丽与叶祝弟两人合作主编的《创伤：东亚殖民主义与文学》（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收录了国内与海外学界就此议题做出讨论的29篇论文，提出了“东亚殖民主义作为方法”的研究思路，构成了对现代中国的文学与历史进行“跨文化”研究的又一面向。当然，刘晓丽等人近年在“伪满洲国与东亚殖民主义”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并不限于这部专题论文集。由她主编的34卷的“伪满时期文学资料与研究”丛书（北方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更是集众人之力，积数年之功而成。刘晓丽及其团队的这一贡献不仅真正填补了学术空白，而且其拓荒、深耕与细描的功夫也十分值得敬重。
将2017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大略分为“学科传统的致意与对话”“文学史书写的可能性”“作为现象、经验与资源的经典作家”及“‘新文学’的‘对立面’研究与跨文化视野”四类的做法，在方便“条分缕析”与“察势观风”的同时，自是难免疏漏。例如，同样在2017年问世的郑毓瑜的《姿与言：诗国革命新论》（麦田出版，2017年版）与季剑青的《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就都堪为力作。只是因其无法整合进入四大主题，所以在评述时只好暂付阙如。
在某种程度上，经典重读与文学史新编始终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条主线，非独某一年份使然。不过，借助201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集中在这两个维度上展开，或许可以追问的是：“经典”与“文学史”问题何以成为不同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脉象？又何以能够为这一学科的不断演进持续提供动力？
注释
[1]张业松语。孙玉石与张业松的评价均转引自靳丛林.缅怀恩师刘柏青先生[A].刘柏青教授纪念集[C].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7：389，392.
[2]林庚著，潘建国整理.新文学略说[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1）.
[3]孙玉石，吴晓东.元气淋漓的“新文学之当代史”———读林庚《新文学史略》[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1）.
[4]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二次修订本）》的相关情况与学术史价值，参见李浴洋.在持重中创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品格与使命———2016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述评[J].中国图书评论.2017（1）；张屏瑾.重建史观的选择与努力———2016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J].文艺报.2017年3月20日；尹辉，刘启涛.《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二次修订本”述评[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4）.更为专门的讨论，参见李浴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道路、方法与精神———钱理群教授、温儒敏教授、吴福辉研究员访谈录[J].文艺研究，2017（10）.
[5]DavidDerweiWang，Worlding LiteraryChina，ANewLiteraryHistoryof ModernChina（The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2017），1.该文中文本题为《“世界中”的中国文学》，由王晓伟中译、王德威改订，其节选本已刊《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本文使用的是全译本。以下引用该文处，不再另外说明。
[6]《“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节选本发表后，大陆学界已有一些初步讨论，参见《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海外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专题中的陈思和、丁帆、陈晓明与季进四人的文章。
[7]参见RenéWellek，TheRiseof EnglishLiteraryHistory（McGrawHillBook Company，1966）；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8]參见史书美.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3.反离散：华语语系研究论[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7.
[9]王德威的“华语语系文学”论述，参见王德威.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新加坡经验[M].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14；华夷风起：华语语系文学三论[M].高雄：中山大学文学院，2015. [10]王德威在《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之前出版的现代中国“抒情传统”研究著作，计有《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现代“抒情传统”四论》（台湾大学出版社中心，2011年版）与《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与陈国球合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11]参见王德威.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全新增订版）[M].台北：麦田出版，2011.
[12]王德威.致谢[A].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C].台北：麦田出版，2017：5.
[13]钱理群.后记[A].鲁迅与当代中国[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527。以下引用该书处，不再另外说明。
[14]鲁迅.关于知识阶级[A].鲁迅全集（第8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26，227.
[15]關于《鲁迅与当代中国》的具体讨论，可以参见《文艺争鸣》2017年第10期“《鲁迅与当代中国》评论专辑”中的钱理群、姚丹、贺桂梅、吴晓东、姜涛、程凯与李浴洋七人的文章。
[16]杨义.重回鲁迅———在澳门大学“鲁迅与百年新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A].重回鲁迅[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214。以下引用该书处，不再另外说明。
[17]张铁荣.序言.寄意寒星荃不察：比较文化研究中的鲁迅[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3.
[18]国家玮.引论.启蒙与自赎：鲁迅《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以下引用该书处，不再另外说明。
[19]黄乔生.自序.字里行间读鲁迅[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2，4.
[20]中井政喜.前言.鲁迅探索[M].卢茂君，郑民钦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2。以下引用该书处，不再另外说明。
[21]鲁迅.《鲁迅景宋通信集》二四（1925年5月30日）.鲁迅景宋通信集：《两地书》的原信[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69.
[22]李春阳.绪论.白话文运动的危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3。以下引用该书处，不再另外说明。
[23]参见夏中义.清华薪火的百年明灭：谒王瑶书.九谒先哲书[M].北京：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164—212.
[24]王德威.“诗”虽旧制，其命维新：夏中义教授《百年旧诗人文血脉》序[A].夏中义.百年旧诗人文血脉[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7.
[25]参见郑振铎.导言.赵家璧主编，郑振铎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M].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1—22.
[26]邝可怡.序.黑暗的明灯：中国现代派与欧洲左翼文艺[M].香港：商务印书（香港）有限公司，2017：4。以下引用该书处，不再另外说明。
[27]邝可怡编校的《战火下的诗情：抗日战争时期戴望舒在港的文学翻译》（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版）可以看作其写作《黑暗的明灯》的准备工作，同样值得关注。
[28]彭小妍.序.浪荡子美学与跨文化现代性：20世纪30年代上海、东京及巴黎的浪荡子、漫游者与译者[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5.
钱谷融（1919—2017）、唐沅（1934—2017）与王富仁（1941—2017）三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学者的不幸离世，使“告别”一再成为2017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主题词。而他们的远去，以及与林庚、王瑶及刘柏青三位推进了这一学科发展的前辈学人有关的著作在同年的相继问世，仿佛意在提醒当下学界注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渊源有自。
无论陈平原编的《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靳丛林、张丛？与李明晖三人合编的《刘柏青教授纪念集》（时代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还是潘酉堂（建国）整理的《林庚〈中国新文学史略〉》（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都在向前贤致意的同时，也着力与其展开了学术及精神层面的对话。由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也就不仅出自历史，而且活在当下。悉心清理与求索前人经验，在“却顾所来径”中，往往可以收获面向未来的方向感与生长点。这是学术研究的定律通则，对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来说，自然也不例外。因此，在对201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做出述评之际，首先值得一提的便是这三部致意及对话学科传统的著作。
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挥了奠基作用的王瑶（1914—1989），在其身后已然成为这一学科的象征。《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共42万字，以在2014年为纪念王瑶诞辰百年而召开的“精神的魅力———王瑶与20世纪中国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与随笔为主体，兼及这一时段前后学界新出的王瑶研究成果与部分关于王瑶的新见历史文献而成。全书主要围绕王瑶其人其学展开，但也以透视的方式灌注了对于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若干重大议题的追问与反思，堪称一部以典型学人为个案的见微知著的“20世纪中国学术史论”。
陈平原为《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确立的基调是“史著凸显，随笔淡出”。全书分为五辑，一、二两辑均为论文。辑一主要讨论王瑶其学，辑二侧重论述王瑶其人。这两辑超过了全书的泰半篇幅，是为全书的主体部分。在辑一中，解志熙综论王瑶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与风格，高恒文考察《中古文學史论》的著述体例与历史意识，张丽华追踪王瑶与“清华学风”的内在关联，孙晓忠勾稽《中国新文学史稿》写作的学术与政治，张梦阳总结王瑶的鲁迅研究的文化追求，姜涛清理与提炼王瑶晚年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相关论述，凡此皆属用心之作，基本覆盖了王瑶一生为学的主要方面与方向，不仅每篇均有条理、系统，而且彼此之间也形成参照、补充。在辑二中，孙玉石全面评价王瑶为人———“胆欲大而心欲小，知欲圆而行欲方”，姜涛辨析“一二·九”运动与王瑶学术起点的深层关系，谢泳辑录王瑶1956年山西之行的旧事与佚文，钱理群将王瑶自1952年至“文革”结束期间的“检讨书”引入讨论视野，陈平原展现王瑶晚年“学者”“师者”与“长者”三重身份的辩证，并且尤其关注“学术史视野中的王瑶先生”这一命题的生成，如是研究皆以“知人论世”为原则，均能由“学”及“人”，探究作为“历史中人”的王瑶在具体情境中的进退得失，进而揭示一份20世纪中国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辑三系随笔，作者孙玉石、刘增杰、王得后、段宝林、钱理群、吴福辉、赵园、温儒敏与陈平原依次为王瑶在“文革”之前与其后培养的弟子。辑四为“精神的魅力———王瑶与20世纪中国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实录与当年《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的人物特稿———《从百年读书人困窘看王瑶》（作者彭苏）。辑五是由王瑶家人提供的两份王瑶在“文革”期间写作的“检讨书”以及王瑶的女儿王超冰据此完成的长篇论文《父亲王瑶：“文革”期间的一个案例》。此文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纪念之作，而是完全将“父亲王瑶”作为历史人物加以考察，甚至不乏冷峻的逼视与拷问。这无疑恰与本书“史著凸显，随笔淡出”的论述策略与追求异曲同工。在陈平原看来，“这样谈论王瑶先生，符合他作为清醒的学者的立场”，也是史家应当具备的品格与责任。
与王瑶在学界的声名卓著不同，生前长期供职于吉林大学的文学史家刘柏青（1924—2016）则少为人知。但如果历数其知名弟子———孙歌、靳丛林、李冬木与赵京华等人，便可知这一在晚近30年间的鲁迅研究界与中日比较文学/思想研究界中取向独具的学术阵容实在不容小觑。而他们的研究特色，正由刘柏青所奠定。当然，这还只是刘柏青的学术贡献之一。事实上，丸山癉、伊藤虎丸、北冈正子与吉田富夫等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权威学者都曾对其推崇备至，孙玉石也曾表示对其“素所尊敬”。其成就与声名的巨大反差，以至有学者慨叹，刘柏青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最被低估的泰斗级学者”。[1]
刘柏青的少为人知，与其十分低调的作风直接相关。其著作不多，尤其传布不广，自然也是一个原因。他的《鲁迅与日本文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及《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简史（1921—1934）》（时代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都是相关领域的重要著作。两者在绝版多年之后，虽然曾与刘柏青的其他著作合为《刘柏青文学论集》（时代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重新推出，但或许是书名不够显豁的缘故，并未引起学界关注。而2017年问世的《刘柏青教授纪念集》（以下简称《纪念集》）同样存在这一问题。
《纪念集》尽管名为“纪念集”，但实为《刘柏青文学论集》之外的刘柏青著作结集。书中真正的纪念文章只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均为刘柏青的学术著作与文学创作，分为“中国现代小说探索”“中日文学关系”“理论批评”与“随想与杂记”四辑。其中，前两辑乃刘柏青的当行本色，最具学术功力。收录在第一辑中的8篇文章是他研究中国现代小说的成果的集中展示，而收录在第二辑中的3篇文章与翻译则是他在《鲁迅与日本文学》及《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简史（1921—1934）》以外对鲁迅研究与中日文学关系研究的抉发。书中的不少文章都是根据手稿整理，系首次公开发表。是故，倘若真的以为此书只是一部志在追怀的“纪念集”，恐怕有些可惜。刘柏青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以及他对这一学科的贡献———例如组织编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选粹》（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与“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六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1993年版）———都值得在学科史的视野中重新加以认识与做出评价。 作为学者的林庚（1910—2006）并非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名世，在罗根泽藏书与林庚遗物中发现的《中国新文学史略》讲义可谓意外惊喜。这一讲义写作于1936年至1937年间，林庚时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讲授“新文学史略”课程。课程始于“文学革命”，终于“京海之争”，分为“前奏曲”“启蒙运动”“新文学的独立”与“文学与革命”四部，是林庚对其时发端仅二十年的“新文学”历史的系统叙述。讲义的发现人与整理者潘建国曾在2011年将其全文发表。[2]2017年，在发表本的基础上经过再次校订的《林庚〈中国新文学史略〉》以单行本的形式推出，使这一文本再度进入学界视线。关于讲义的学术价值，孙玉石与吴晓东有详细说明。在他们看来，《中国新文学史略》“是对刚刚逝去的文学阶段进行‘现场’总结的‘新文学之当代史’，呈现了抗战之前新文学的阶段史的简约而完整的发展图景，堪称是中国新文学二十年的一部反思录”。[3]这一讲义的发现不仅对林庚研究与中国现代诗学研究厥功甚伟，而且因其是为数不多的民国时期完成的“新文学史”著作，所以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传统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史学”同样多有创发。
“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始终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议题。而在不同的时代及学术语境中带入不同的问题意识对中国现代经典作家作品做出研究，也是这一学科不断演进的表征与动力。林庚、王瑶与刘柏青正是由于在如是领域的突出成就而成为学术史上的坐标。其实，考察当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经典重读与文学史新编为线索同样适宜。2017年学界推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即围绕两者展开。
文学史书写的可能性
如果说钱理群、温儒敏与吴福辉三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二次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因其直接触及对大陆学界在“新时期”以降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主流范式，即“《三十年》模式”的深刻反思，而在2016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中成为最是引人注目的所在的话，[4]那么2017年问世的同一领域的著作在相当程度上依旧延续并回应了由是开启的关于“何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何为”等话题的讨论。其中最具代表性与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当属王德威主编的皇皇千余页的A NewLiteraryHistoryofModernChina（The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 Press，2017中文本题为《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下简称《文学史》）。
当然，《文学史》与大陆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理论及实践出自几乎完全不同的学术脉络。这是在对其展开讨论时首先需要注意与理解的。但也唯其如此，一波在2016年至2017年间蔚为大观的世界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浪潮的到来才更是饶有意味。北美学界晚近兴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热”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仅2016年一年，就有张英进主编的ACompaniontoModernChinese Literature（WileyBlackwell，2016）、罗鹏（CarlosRojas）与白安卓（AndreaBachner）主编的TheOxford HandbookofModernChineseLiteratures（OxfordUniversityPress，2016）以及邓腾克（KirkDenton）主编的The ColumbiaCompaniontoModernChinese Literature（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16）三部具有“（中国现代）文学史”性质的著作出版。这在向来并不十分看重“文学史”这一著述体例与学术形式的北美（中国现代文学）学界堪为一道“奇观”。而《文学史》在这一序列中不仅是最新的一部，还是其间当仁不让的总其大成之作。
《文学史》一方面向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致意，另一方面也力图将自身定位于一种整合了大陆、台湾、香港及海外华人社群在内的广义的华语世界的“文学史”书写谱系中。这一视野使得《文学史》既需要面对与承接不同华语地区的“文学史”书写经验与习惯，同时也对它们提出挑战。而“（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可能性也在这一过程中被不断打开。
《文学史》作为哈佛大学出版社“新编文学史”系列的第四部，基本沿用了前三部，即邓尼斯·霍利尔（DennisHollier）主编的ANewHistoryofFrenchLiterature（1989）、大卫·韦伯利（DavidE.Wellbery）主编的ANewHistoryofGermanLiterature（2004）以及沃伦·索勒斯（Warren Sollors）与格雷·马可斯（GreilMarcus）主编的ANewLiteraryHistoryof America（2010）奠定的体例风格及叙述策略，由多人合作，以“编年体”的形式完成。《文学史》包纳了143位作者的161篇文章，每篇仅2000到3000个单词，话题的覆盖时段从1635年至未来的2066年。按照王德威的说明：“全书采取编年顺序，个别篇章则聚焦特定历史时刻、事件、人物及命题，由此延伸、串联出现代文学的复杂面貌。”[5]
《文学史》中凝结的王德威的理论思考集中在他写作的长篇导论WorldingLiteraryChina（中文本题为《“世界中”的中国文学》）一文中。[6]《文学史》从晚明文人与传教士对“文学”的重新阐发，一路展开到科幻小说中“火星照耀美国”的未来时刻，将长达400余年的中国历史与这一时期的华语文学实践全部统摄进入了“漫长的现代”（the“long”modernperiod）的“文学史”视野中，而且尤其强调“清末到当代种种跨国族、文化、政治和语言的交流网络”。与此同时，“各篇文章对文类、题材、媒介的处理更是五花八门，从晚清画报到当代网上游戏，从革命启蒙到鸳鸯蝴蝶，从伟人讲话到狱中书简，从红色经典到离散叙事，不一而足”。不仅如此，“未来”的因素及“虚构”的因素等通常认为与文学“史”的书写典律及规范存在根本冲突的因素也成为《文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凡此皆不免引起争议，而王德威在导论中则对此均做出了解释。 在王德威看来，对《文学史》中的诸种尝试，“或有识者以此为眼花缭乱，徒增热闹而已”，但他“却要强调热闹之下的门道”。其所谓“门道”，大略有三：第一，他认为“文学史”书写“应该重新彰显文学史内蕴的‘文学性’”，而这是“‘文学’史之所以异于其他学科历史的特色”。他引入中国传统的“文”的观念与西方的“文学”意识进行参照，提出“文学就是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从一个地域到另一个地域，对‘文’的形式、思想和态度流变所铭记与被铭记的艺术”。是故，“中国现代文学所体现的不只是（如西方典范所示）虚构与真实的文本辩证关系，更是人生经验方方面面所形成的，一个由神思到史识、由抒情到言志不断扩张的丰富轨迹”。由此，“文”与“史”的关系问题被他重新加以连锁。在导论中，王德威先后引用了沈从文的“伟大的历史必先是伟大的‘文学’史”、黄宗羲的“史亡而后诗作”与钱锺书的“史蕴诗心”之说，表示《文学史》“最关心的是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和‘史’———或狭义的‘诗史’———的对话关系重新呈現”。而这，正是其所谓“文学史”的“文学性”所在。第二，王德威的“文学观”与“历史观”乃是彼此交织，相互证成。他体现在《文学史》中的“历史观”便是对“（中国）现代性”的态度。在他看来，任何关于“（中国）现代性”的讨论，都应自觉包含如下问题：“在现代中国的语境里，现代性是如何表现的？现代性是一个外来的概念和经验，因而仅仅是跨文化和翻译交会的产物，还是本土因应内里和外来刺激而生的自我更新的能量？西方现代性的定义往往与‘原创’‘时新’‘反传统’‘突破’这些概念挂钩，但在中国语境里，这样的定义可否因应‘夺胎换骨’‘托古改制’等固有观念，而发展出不同的诠释维度？最后，我们也必须思考中国现代经验在何种程度上，促进或改变了全球现代性的传播？”循此，《文学史》“并不把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看作是一个根据既定的时间表、不断前进发展的整体过程，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具有多个切入点和突破点的坐标图”。这一思路落实到《文学史》的写作中，也就呈现为一幅又一幅“众声喧哗”式的“文学史”图景。王德威期待达到“书中的每一个时间点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历史的引爆点”的效果，能够从中“见证‘过去’所埋藏或遗忘的意义因为此时此刻的阅读书写，再一次彰显‘始料/史料未及’的时间纵深与物质性”。第三，《文学史》使用的“世界中”（Worlding）的理论模型与“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的概念范畴都关系到如何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国性”的问题。在学界晚近对“何为中国”与“从周边看中国”等议题讨论的基础上，王德威提出“中国”意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应当被充分展开，即“中国”是“一个由生存经验构成的历史进程，一个文化和知识的传承，一个政治实体，以及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中国”的如是层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中都需要加以回应。“世界中”的理论视野，既与时下流行的经由“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的学科范式自我更新而生成的“世界文学”（WorldLiterature）论述不同，更无意制造“中国（叙述）”与“世界（叙述）”的二元对立，而是旨在对“文学史”这一知识工具与学术装置本身进行反思。因为无论西方，还是中国，“文学史”的出现都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兴起直接相关，[7]并自始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积极的参与作用。而提出“世界中”的书写方式，乃是希望探求从既往的“文学史”形构逻辑中超越出来的另外一种可能性。至于将“华语语系文学”这一已然聚讼纷纭的概念范畴在转化后加以调用的做法，值得关注的是，王德威强调《文学史》“定义的‘华语语系’不限于中国大陆之外的华文文学，也不必与以国家定位的中国文学抵牾，而是可成为两者之外的另一界面”。与史书美等人的“华语语系”论述更为凸显批判性与对抗性的文化—政治诉求不同，[8]王德威试图最大程度地彰显其间包孕的开放性与建设性。[9]两者的差异不应被贸然忽略。在王德威看来，“唯有在更包容的格局里看待现代华语语系文学的缘起和发展，才能以更广阔的视野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多所体会。”而这也正是《文学史》的学术目标。
王德威的三大“门道”分别致力对“文学”“现代”与“中国”三重观念加以重新问题化，以释放其内蕴的理论潜力与历史可能性。这是一种在新的视野中检视“（现代）中国”与“（现代）世界”的互动过程及共振效应的尝试，也是一种面向西方（学界）叙述“中国（文学）经验”的努力。当然，通过《文学史》完成的这一实践最终自然落实为一种“文学史学”向度上的突破，即“与其说《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意在取代目前的文学史典范，不如说就是一次方法实验，是对‘何为文学史’‘文学史何为’的创造性思考”。
《文学史》的中译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中文本将在英文本的基础上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与提升。因此，更为全面地评价《文学史》还有待时日。同时，除去关注王德威的导论，相关评价还必须结合《文学史》中的具体内容展开。因为任何一部集体写作的学术著作，都需要面对主编的意志同具体作者（也包括作者与作者）的理解之间的缝隙；而对一部具有高度理论追求的集体著作而言，在姿态与现实实现程度之间出现落差，通常也在所难免。《文学史》自然同样如此。
在《文学史》以外，王德威在2017年还推出了一部重要的个人著作，即《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麦田出版，2017年版，以下简称《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该书系王德威的英文著作TheLyricalin EpicTime：ModernChineseIntellectuals andArtistsThrough1949Crisis（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15）的中文本。“抒情传统”论述本属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在将其接引到对现代中国的文学、艺术及历史议题的讨论，并发展出一套“（中国）抒情现代性”的论说方面，王德威可谓成就突出。此书便是他就此话题发表的最新成果。[10] 《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及其完成———同时也再度打开的“（中国）抒情现代性”论述，在王德威个人的学术生涯中具有标志意义。它不仅与他此前已经完成的关于“（现代中国）历史的怪兽性”的讨论彼此呼应，[11]而且也与《文学史》的书写相互生成。“抒情性”与“怪兽性”的交织通融，才是王德威的“历史观”与“文学观”的全景。而《文学史》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一部旨在直面“（历史）怪兽性”的“有情的文学史”。鉴于其重要性与认识价值，《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值得另文专题讨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书并非只是对其英文本的翻译，不但“各篇译文均已大幅改写，论述及注解资料亦有多处增订”，[12]同时王德威对自己先前在“抒情传统”框架中做出的若干论述，也都有或多或少的调整。也就是说，日后对其相关论说进行评价时，以此书为对象或许更加妥当。
同样在2017年出版中文本的《夏志清论中国文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彰显了在王德威背后的北美（中国文学）研究传统。而对这一传统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部分的详尽考察与体贴理解，则可以参见同年问世的季进与余夏云合著的《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一书。
作为现象、经验与资源的经典作家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作品的经典性，可以从共时与历时、介入与超越、典型与张力以及预流与追认等多个角度展开讨论。具体到以对经典作家的研究透视201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而言，则可见所谓“经典性”更多意味着研究对象在研究过程中的现象化、经验化与资源化。这一趋向首先便体现在2017年问世的鲁迅研究著作中。
或许是因为2016年是鲁迅诞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的缘故，由这一时间节点以及当年举行的一系列纪念活动提供的强大的学术动力在2017年转化成为老、中、青三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出版的若干部鲁迅研究著作。而加之王富仁、代田智明（1951—2017）与冯铁（Raoul DavidFindeisen，1958—2017）等重要的鲁迅研究学者在同年不幸去世，更使得鲁迅研究成为2017年中国现代经典作家研究中最为值得关注的领域。
在2017年出版的鲁迅研究著作中，钱理群的《鲁迅与当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是首屈一指的重要创获。该书是他的第13部鲁迅研究著作，也是其“鲁迅研究著作系列”中迄今为止篇幅最巨的一部。该书共45万字，分为“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鲁迅与当代青年的相遇”与“重看历史中的鲁迅”三辑，收文36篇。钱理群在《后记》中表示，这些“基本上都写在2002年退休以后”的文章，旨在“将鲁迅思想与文学转化为当代思想文化教育资源”，而“做沟通‘鲁迅’与‘当代中国’的桥梁”，是他“自己主动担起的历史使命”。[13]
《鲁迅与当代中国》记录的是钱理群2002年之后“讲鲁迅”的“心路”与“足迹”。在钱理群看来，2002年以后他“提出了一些对鲁迅的新认识，新概括”，具体而言便是“中国文化中的‘另一种存在，另一种可能性’的鲁迅”“‘具有原创性与民族精神源泉性的思想家、文学家’的鲁迅”“‘集中了20世纪中国经验’的鲁迅”“‘真的知识阶级’的鲁迅”“左翼鲁迅”与“东亚鲁迅”等。这些观点当然都极具启示意义，但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它们在各自成立之余，其实彼此也多有交叉。而将分属不同层面的它们关联在一起的，便是作为“20世纪中国经驗”的“鲁迅”与“‘真的知识阶级’鲁迅”。两者的关系简而言之，前者是基础，后者是“旨归”。也就是说，钱理群的鲁迅论述正是由于具备了对于“20世纪中国经验”的科学总结，才选择了“真的知识阶级”的价值立场与现实“站位”作为其核心意涵。
钱理群在《鲁迅与当代中国》中提出，“鲁迅对我们的意义”在于“他是另一种存在，另一种声音，另一种思维，因而也就是另一种可能性”，而这正是一种“20世纪中国经验”，因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讲‘正统’‘道统’，同化力极强的文化结构与传统来说”，“鲁迅”的存在是十分不易却又意义深远的，“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幸亏有了鲁迅，也许还有其他的另类，才形成某种张力，才留下了未被规范、收编的另一种发展可能性”。概而言之，鲁迅的“世纪遗产”便是他的“无以归类”的“思想与文学”。钱理群认为，鲁迅之所以能够如此，关键在于其思维方式。在他看来，“这种既肯定又否定，在认同与质疑的往返、旋进中将自己的思考逐渐推向深入，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充分地复杂化、相对化，可以说是鲁迅独有的思维方式”。
至于“真的知识阶级”一说，最早出自鲁迅1927年10月25日在上海国立劳动大学的演讲《关于知识阶级》。鲁迅认为，“真的知识阶级”是“确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的，“因为他与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同时“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14]如果借用日后通行的术语，鲁迅对于“真的知识阶级”的界定与左翼立场的“批判知识分子”的含义比较接近。在《鲁迅与当代中国》的多篇文章中，钱理群都论述了“真的知识阶级”这一概念。他在重申鲁迅的主要观点的同时，还补充道：“在这次演讲中，鲁迅还提出了‘思想运动变成实际的社会运动’的问题。”在钱理群看来，“对‘真的知识阶级’的认定与追求，以及思想运动与实际的社会运动的结合，构成了鲁迅最后10年的思想、文学与社会活动的一个基本贯穿线索”。鲁迅的实践既包括他自己独有的参与“实际社会、思想、文化变革”的方式，即“写杂感”；也指他对于其时外部世界新兴的变革方式，即“实际的社会运动”的态度。钱理群从前者出发，经由阐释包括杂文在内的“鲁迅文学”的“性质”做出了重新定义“文学”的努力，而后者则直接启发他发展了“鲁迅左翼”这一概念。
《鲁迅与当代中国》是将鲁迅思想资源化与经验化的重要成果。[15]同样是在2017年，钱理群还出版了自己的第14部鲁迅研究著作———《鲁迅作品细读》（北京出版社，2017年版）。如果说《鲁迅与当代中国》更多讨论的是作为思想家的鲁迅的话，《鲁迅作品细读》则侧重开掘了文学家鲁迅的魅力所在。全书分为“小说”“散文”“散文诗”与“杂文”五辑，收录了钱理群对三十三篇鲁迅作品的细读文章。在该书中，钱理群分别结合不同类型的鲁迅文本具体示范了其熔铸文学感觉、思想史视野与生命体验于一炉的阅读方法，大有“金针度人”之意。 无论提出了自己退休以来的新的“鲁迅观”的《鲁迅与当代中国》，还是历时20年完成的《鲁迅作品细读》，钱理群在2017年出版的两部鲁迅研究著作都带有某种程度的总结意味。无独有偶，同年还有其他数位资深学者也推出了自己具有总结性质的鲁迅研究著作。其中颇具特色的是杨义的《重回鲁迅》（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与张铁荣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比较文化研究中的鲁迅》（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两部。
杨义并非以鲁迅研究名世，但据其自述，鲁迅研究却是他的学术生涯的“始发点”。[16]晚近，他重返鲁迅研究领域，先后完成了《鲁迅文化血脉还原》（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鲁迅作品精华（选评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与《重回鲁迅》三部著作。除去首尾的访谈、演讲各一，《重回鲁迅》的主体部分由杨义近年写作的4篇长文组成，即《鲁迅给我们留下什么》《中国现代小说之父———鲁迅》《如何推进鲁迅研究》与《遥祭汉唐魄力———鲁迅与汉石画像》，分别论述了鲁迅精神、鲁迅小说、鲁迅研究的学术传统与艺术（思想）史视野中的鲁迅四大主题。其中尤其能够代表杨义的鲁迅研究特点的是后两文。
杨义研究鲁迅特别强调鲁迅与中国传统的文学及文化经验，即所谓“文化血脉”之间的内在关联。在他看来，“以往的鲁迅研究的显著特点，是侧重于思潮，尤其是外来思潮对鲁迅的影响”，“即便谈论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侧重于思潮对这种关系的冲击而产生的变异”，而这种建立在鲁迅对（域外）“思潮”的冲击—回应模式基础上的鲁迅研究，揭示出的只是“半鲁迅”。杨义提出，“全鲁迅”研究应当深入广涉鲁迅的“文化血脉”，而“鲁迅的文化血脉，论其大宗，相当突出的是要从庄子、屈原、嵇康、吴敬梓，从魏晋文章、宋明野史、唐传奇到明清小说，甚至要从绍兴目连戏、《山海经》、金石学和汉代石画像中去寻找，去把握”。他对鲁迅与汉石画像的研究，便是从这一思路中发展出来的个案。
与杨义不同，张铁荣长期都在周氏兄弟研究的领域内工作，其对周作人文献史料的整理与考订已是学界公认的重要成果。《寄意寒星荃不察：比较文化研究中的鲁迅》由《比较文化研究中的鲁迅》（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增订而成，分為“南开视野”“比较研究”“宏观散论”“鲁学探微”“史料梳理”“文坛述往”与“读书偶得”七辑。有别于杨义的长篇宏论，该书收录的文章多短小精悍，是对若干具体问题的讨论与说明。不过，这并不等于张铁荣没有自己的“鲁迅观”。在他看来，“鲁迅研究是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基本功，从鲁迅这里出发应该是一条正路”，“时间长了你将体会到一种理论的力量，产生一种思想的清朗和内心深处的感动，隐约中还会浮现出‘一览众山小’的感觉”。[17]
在钱理群等资深学者的著作以外，2017年推出的鲁迅研究著作还有更大一批出自中青年学者之手。其中最是可圈可点者有4部，即国家玮的《启蒙与自赎：鲁迅〈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黄乔生的《字里行间读鲁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中井政喜的《鲁迅探索》（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版）与张钊贻的《从〈非攻〉到〈墨攻〉：鲁迅史实文本辨正及其现实意义探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鲁迅是现代中国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这一点已是毋庸置疑。但在鲁迅研究中随之而来的一个“难题”便是如何看待鲁迅文学的思想性问题。如果只是将其作品中表现出的“思想”归并成为某些思想史或哲学命题，显然并不尽如人意。而将文本的形式与技艺等文学“本体”层面的要素与其思想的生成及展开勾连起来加以论述，又具有相当的学术难度，并且在当下的学术语境中，往往还会面临究竟是（客观）“研究”还是（主观）“解读”的质疑。国家玮的《启蒙与自赎：鲁迅〈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以下简称《启蒙与自赎》）可谓在此背景下出现的一部迎难而上之作，蕴藉其中的学术作风与理想尤其值得肯定与表彰。
《启蒙与自赎》提出的核心观点并不十分新颖，即“鲁迅创作中经常出现的那些在严苛的形式主义者看来结构松散的闲笔中蕴含着一种超越形式本身的历史/文化重量”。[18]全书的精彩之处在于国家玮从“第一人称叙事”“反讽”与“抒情”三个角度切入对《呐喊》《彷徨》两部小说集中的文本及鲁迅的文言小说《怀旧》的释读，令人信服地完成了对这一观点的论证。在国家玮看来，“这三个在严苛意义上说从属于小说修辞学范畴的概念在鲁迅那里却经常从修辞学‘越界’而出，关涉着现代知识人在具体的时空语境下面对自身/社会/历史/世界等多个层次复杂问题时心灵的探寻”。例如，从对“第一人称叙事”的讨论展开的对《祝福》《伤逝》与《孤独者》等文本的分析中，他发现鲁迅经常借助对这一视角的调用以“制造”一种自我的“分裂”，“来反思知识人面对启蒙的复杂态度”；而对《阿Q正传》《肥皂》《端午节》与《高老夫子》中的“反讽”艺术的探究，则让他意识到鲁迅远非只是在技巧的层面上激活这一技艺，而是旨在“在历史/文明层面对土俗世界兴衰涨落节奏的呼应中完成对启蒙理性的解构”；至于对《怀旧》《故乡》《社戏》《祝福》与《伤逝》等鲁迅作品中的“抒情与反抒情”问题的考察方式同样如此，国家玮认为其“背后关联着鲁迅以对恒常生活经验/在场时间（的）关注抵抗启蒙引入的未来幻境或回忆带来的逃避情绪”。所有这些讨论，尽管无法完全摆脱既有的鲁迅研究与先在的思想史论述的“影响的焦虑”，但国家玮却有意将自己的论述建立在细读鲁迅文本这一“内部研究”的基础上，似乎意在与时下流行的认为只有经由“外部研究”的方式才能达成对研究对象历史化的效果的看法形成区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家玮对自己的研究思路的风险性具有高度自觉。他说：“我必须在展开具体讨论之前说明有关鲁迅小说中对于文明架构底层的思考与知识人启蒙及自赎的诸多复杂课题并不是我以某种后设的历史视点投射在鲁迅身上的自说自话。”而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启蒙与自赎》具有一种坚实与缜密的品格。全书的“余论”部分将这一研究置于（中日）鲁迅研究的传统中加以定位，可见国家玮与前人及时贤对话的勇气及魄力。 当然，肯定与表彰国家玮以一种貌似“传统”实则“根本”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鲁迅研究并不等于《启蒙与自赎》没有任何缺憾。其对鲁迅小说的“抒情”面向及机制的研究目前过于限制在“嵌套结构”与“风景书写”的维度上，尚未充分打开这一视角具有的理论潜力；而在将《呐喊》与《彷徨》的“思想与艺术”作为样本从鲁迅全部的“思想与艺术”中抽离出来之后，又应当如何放置回去，以期形成一种更为整体与全面的鲁迅论述，或许也是国家玮在未来的研究中必须做出回应的课题。
黄乔生的《字里行间读鲁迅》收录了13篇鲁迅研究的专题论文，反映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多个分支论域中探索的收获。他的方法同样是“对文本的细致探究”式的，致力“对鲁迅的生平资料进行一次整理，去除虚浮，弥补空洞，辨正错误”。[19]书中创见尤多的是《鲁迅、周作人与韩愈———兼及韩愈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评价问题》《20世纪70年代鲁迅批孔反儒形象的塑造———以“批林批孔”运动中鲁迅言论集为中心》《中国菜与性及与中国国民性之关系略识》《略参己见：鲁迅文章中的“作”“译”混杂现象———以〈《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为中心》与《“开麦拉”之前的鲁迅———鲁迅照片面面观》五文。最后一文是其突出的鲁迅研究成果，可与他的《鲁迅像传》（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对读。
日本的鲁迅研究自成一统。尽管这一传统在近年已有式微之势，但中井政喜的《鲁迅探索》的中译本（卢茂君、郑民钦译）的出版，还是让人看到了薪火不绝的希望。该书主要讨论了鲁迅从晚清时期到“革命文学论争”阶段（1928—1929）的文学与思想活动，在对鲁迅的思想演进线索的揭示与翻译活动的价值重估方面，具有创造性的贡献。关于前者，中井政喜集中考察了鲁迅的“明”/“暗”观念、“复仇观”与“民众观”。他将鲁迅的三种“复仇观”，即“基于民族性层面上的复仇观”“改革者的复仇观”与“被出卖的献身者的复仇观”[20]，作为理解鲁迅思想世界的关键。中井政喜不但区分了鲁迅的“复仇观”的三种类型，也展示了三者的消长过程。在他看来，“复仇观”的“变迁消长显示着总是以某种形式展望中国变革的知识分子鲁迅的认识、生活态度的深刻变化”。
在考察鲁迅思想时，对其翻译活动的重视是中井政喜区别于其他鲁迅研究学者的重要特征。这正是《鲁迅探索》的另一方面成就。在该书中，中井政喜使用很大篇幅研究了鲁迅对《工人绥惠略夫》《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与《壁下译丛》的翻译。特别是对鲁迅翻译《工人绥惠略夫》的意图与后果，他给予了前所未有的评价。中井政喜认为：“鲁迅通过对这部小说故事的接纳，可以将自己具有的作为受挫改革者对整个旧社会的复仇心（绥惠略夫那样的愤激心情、‘阴暗’）定位于辛亥革命的过程中予以认识”，“而且鲁迅认识到空唱漂亮的理想（此处指的是高唱人道主义）实际上表示对现实的束手无策”。难能可贵的是，中井政喜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通过引入安德烈·比拉尔特（AndréVillaed）在《〈革命的故事〉序》中做出的判断，即《工人绥惠略夫》的作者“阿尔志跋绥夫的‘无治的个人主义’（Anarchistische Individualismus）存在两面性（绥惠略夫的无政府厌世个性主义和赛宁式的虚无享乐个性主义）”，发现“‘无治的个人主义’在鲁迅身上也同样表现为两面性”，而“鲁迅内心的这两面是如何超克、变化的，这是研究20世纪20年代的鲁迅十分重要的课题”。中井政喜的这一发现之所以意义非常，在于鲁迅在1925年曾将自己的思想总结为“‘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的此消彼长”。[21]是故，为“个人的无治主义”追本溯源也就成为鲁迅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此类建树在《鲁迅探索》中还有不少。
澳籍华裔学者张钊贻的《从〈非攻〉到〈墨攻〉：鲁迅史实文本辨正及其现实意义探微》（以下简称《从〈非攻〉到〈墨攻〉》）也是一部鲁迅研究力作。张钊贻以《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著称于学界。《从〈非攻〉到〈墨攻〉》中的部分论题即由《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延伸而来。不过，书中更为精彩的或许是另外三篇长文，即《冯雪峰“神化”鲁迅的努力、困境和贡献》《从〈非攻〉到〈墨攻〉———谈鲁迅与张之亮的反战及中日友好的前途》与《鲁迅赴港讲演经过与香港中文报章检查制度》。三文不仅为鲁迅研究提供了若干新的视角，而且也呈现了张钊贻的鲁迅研究的其他侧面。
當然，2017年也还有另外一些鲁迅研究著作问世。在中国现代经典作家研究中，鲁迅研究的数量与质量始终十分突出，没有对其他任何一位作家的研究能出其右。但重要的或许并非在2017年继续保持的这一“盛况”本身，而是其间传承与发展的视野、方法及可能性。鲁迅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贮藏与保有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生命力与责任感。
除去鲁迅研究，2017年的中国现代经典作家研究在对丁玲、巴金与萧红的研究中同样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突破。其中，丁玲研究凭借两部专题论文集，即中国丁玲研究会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丁玲精神史：第十二次国际丁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以及秋山洋子、江上幸子、前山加奈子与田佐和子四人合著的《探索丁玲：日本女性研究者论集》（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的问世而推进最是显著。“革命”与“性别”分别是这两部著作的“关键词”，同时无疑也是理解丁玲的两条主线。而如果说因为理论视野的更新与问题意识的转换，丁玲研究在近年“异军突起”的话，那么对巴金与萧红的研究则在“新时期”以降一直处于一种均衡产出的状态，这大概同巴金与萧红在这一时期分别被视为某种“知识分子”的标准类型与“现代文学”的理想形态有关。在2017年出版的巴金研究与萧红研究著作中，最为值得推介的两部都是日本学者的作品：一是山口守的《黑暗之光：巴金的世纪守望》（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一是平石淑子的《萧红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两者都是在史料搜集与辨析的基础上完成的著作，前者对巴金思想中的安那其主义的寻踪觅源，后者对萧红生平的全面考订，皆属创举。 在对单个作家进行研究的专著之外，陈子善的《从鲁迅到张爱玲：文学史内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与李松睿的《文学的时代印痕：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版）两部论文集也都在中国现代经典作家研究方面异彩纷呈。前者多由对具体文献的考辨引申点染，无论长篇短制，大都弹无虚发；后者则在文学思想、小说形式与翻译实践等方面展开论述，不但有较强的历史感，而且体现出自觉的理论意识。陈著中的《鲁迅的〈狂人日记〉与钱玄同日记》《鲁迅书赠清水安三字幅考略》《郁达夫〈她是一个弱女子〉手稿本》与《〈京报副刊〉的诞生及其他》等文，李书中的《“是聪明，聪明，第三个聪明的”———论鲁迅的翻译语言》《地方性与解放区文学———以赵树理为中心》《政治意识与小说形式———论卞之琳的〈山山水水〉》与《论沈从文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文学思想》等文，都在相关研究中做出了切实推进，值得重视。
在社团流派研究方面，长期致力狂飙社研究的资深学者董大中在2017年推出了《狂飙社纪事》（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一书。该书收录了他对狂飙社及其核心成员高长虹、高歌与高沐鸿的系列研究文章。此外，张广海的《政治与文学的变奏：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组织史考论》（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7年版）与王丽丽的《七月派研究》（新华出版社，2017年版）也分别在“左联”与“七月派”研究方面各有新见。前者修正了既往对“左联”历史叙述的若干讹误，后者则对胡风以外的“七月派”成员做出了系统论述。
“新文学”的“对立面”研究与跨文化视野
2017年是“文学革命”兴起百年。其实，从2015年纪念《青年杂志》（《新青年》）创刊百年开始，对百年“新文学”的回顾与检视就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热点”话题。不过在此轮（2015—2017）对“文学革命”及“新文化运动”的“再研究”中，“新文学”及“新文化”的价值立场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批判，这在既往的“文学革命”及“新文化运动”研究中并不多见。
当然，在201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中，依旧还有相当数量的著作在重申“新文学”的历史合理性与必然性。不过无须回避的是，此类论述的“新见”无多。相反，倒是关于“新文学”曾经的“对立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突破。曾经的“对立面”并不等于当下依旧与“新文学”处于对立状态，甚至也不等于两者在当年就真正“对立”。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引入“对立面”的视野，旨在以一种互相参照的方式重新打开可能被某种单一的历史叙述所遮蔽与压抑的历史内面，形成更为透彻与通达的历史见解。
研究“对立面”或者强调“对立面”研究的学术意义，并不意味着以“对立面”的价值立场为现实及历史“站位”。作为个体的学者，固然可以选择自己的取法与崇尚。但在百年之后，亦即时过境迁与世殊事异之际，对“新文学”的肇始与展开达成一种真正的“了解之同情”，无疑同样也是学界的重要使命。将被遮蔽与压抑的历史内面释放出来当然是一种学术上必要的“拨乱”之举，但“拨乱”本身并不是“反正”，因为新的遮蔽与压抑同样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发生。“对立面”研究应当通向的是一种更为复杂与纵深的历史理解能力的形成。
李春阳的《白话文运动的危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是一部对“新文学”的历史影响做出全面重新评价的著作。她开宗明义：“本书作者是汉语和汉字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22]在她看来，“白话文运动最大的幻想在于，以为消灭了文言，就可以彻底摆脱过去的不良影响，把外国好的思想尤其是德赛二先生译为白话，就可以得到文化上的更生了”，而建立在这一“幻想”基础上的“白话文运动”由于同“民粹主义，全盘西化，权力至上，全能主义的语言政治，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等“几种强势思潮”达成“合力”，在过去百年间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她认为“工具主义的语言观，乃是对语言的自大和对自身的误解”。循此思路，她得出结论：“不宜对‘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的成绩夸大过甚，那不过是一种仓促之间的应对之策”，“如若想以此一百年否定过去的三千年，有问题的肯定是这一百年，或说是看待这百年的眼光有了问题，而不会是那数千年”。
李春阳过于鲜明的个人立场，自然可能引起争议。不过，《白话文运动的危机》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这一立场的宣示，而是系于她为论证自家立场所进行的努力。她提出“本书提倡修辞批评，致力揭示白话文运动的意识形态本质”。全书前三章，即《什么是白话文运动———对〈中国大百科全书〉“白话文运动”词条的症候辨析式閱读》《白话文运动的内与外》与《白话文运动向何处去》便是依据时序对此做出的论述。而在后四章，即《汉语文脉的断与序》《言文一致问题》《汉语欧化问题》与《修辞思维与写作伦理》中以专题形式集中讨论的四大问题，兹事体大，无论对“新文学”持有何种立场者都必须正视。其中，李春阳在《修辞思维与写作伦理》一章中揭出的“在修辞立诚和方便法门之间”与“著述传统与写作伦理”的问题最是值得学界关注，构成了对“新文学”的历史经验的内在挑战。
与李春阳打开的巨大的问题空间相比，她给出的解决方案，即以“汉语”本位取代“白话文”的价值立场，则不免有些简单。在她看来，“白话文运动”的“初衷是提倡白话文，其结果却损害了白话文”，所以“重新认识白话文的第一步，须先替文言真正平反”，进而便是“必须探索超出白话文运动所界定的那些语言资源，尤其是被白话文运动轻易否定的文言和旧白话，以及后来被普通话压抑的方言土语”，因为“这些被语言政治所排斥的，多是当代大部分读者所陌生的，而实际上它们亦是传统汉语和汉文的正宗和主体，只有认识到这些资源的深广，才能突破白话文运动的限制，获得比较完备的汉语和白话的总体立场”。此说自是堂堂正正，在逻辑内部并无多少瑕疵可言，但却无疑有将“汉语”从晚清以降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抽离出来而过于“乌托邦化”的嫌疑。而且李春阳的论述前提在于重建“个人的写作伦理”，她认为“写作是英雄的事业，没有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志向和与之相称的才华不宜从事”。这一判断以及她对“白话文”的整体评价当然可成一说，但无论“白话文”，还是“新文学”，其之所以会在过去百年间发生与发展，显然还有另外的前提与逻辑存乎其中，这些也是在全面评估其利弊得失时应当考虑与尊重的。 2016年，木山英雄的《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的中译本的出版，将学界晚近的现代中国旧体文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而夏中义在2017年推出的《百年旧诗人文血脉》（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则与之形成呼应，深化了对这一议题的讨论。夏中义此书分为内、外两篇，内篇分别考察了吴昌硕、王国维、陈独秀、陈寅恪、聂绀弩、王辛笛、叶元章与张大千八家的旧体诗词写作，外篇则集中讨论了“当代旧诗与文学史正義”等话题。夏中义对现代中国的“学人（文人）活法”问题素有兴趣，[23]且在探究这一问题时抱有很强的历史使命感，而此书便可视为其求索的最新所得。王德威在为该书作序时指出，“《百年旧诗人文血脉》立论最令人瞩目处在于夏中义教授认为，现代旧体诗引领诗人和他们的知音参透‘自由’的真谛。这和以‘五四’或‘1949’为主轴的文学论述不啻背道而驰。一般认为新文学才是解放传统束缚、安顿个人主体的不二法门，夏中义却看出作为对立面的旧体诗诗人自有其义无反顾的韧性与坚持，并以此成就一己自为的天地”。[24]此说十分准确地概括了《百年旧诗人文血脉》的立意与主旨。
郑振铎在1935年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写作导言时，曾历数“新文学”在草创时期经历的数场论争，其中包括与林纾及“学衡派”诸君的争鸣，还有对通俗文学的批评。[25]而对如是“对立面”的研究，如今均已取得十分出色的成果。在2017年问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中，吴仁华主编的《革新与守固：林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孙媛的《建构新文学的另一种思路：吴宓文学思想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与范伯群主编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都是相关领域中颇具分量的“实绩”。尤为可贵的是，这些著作既不以研究对象之是非为是非，也不是简单地重申“新文学”的价值立场，而能以一种历史的态度面对曾经的冲突与纠葛，从而真正为丰富现代中国的文学与历史图景做出拾遗与开拓。
在对“对立面”的研究不断取得推进以外，“跨文化”的理论与历史视野在讨论“新文学”的来龙去脉时至为关键，也已经成为当下学界的共识。所谓“跨文化”研究，并非只是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思路的翻版，它既不满足于为现代作家作品寻找其实际或可能取径的域外资源，也不止步于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相近的文学现象之间做出类比，而是以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互动作为展开研究的背景与支点，强调以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视野反观与重构现代中国文学的进程与经验。
斯洛伐克的资深中国现代文学学者马立安·高利克（MariánGálik）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跨文化”研究领域建树颇丰。他的《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1898—1979）》（MilestonesInSinoWesternLiteraryConfrontation（1898—1979），伍晓明、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早已是中文学界熟知的经典。《从歌德、尼采到里尔克：中德跨文化交流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是他的最新中文著作，也是他就中德跨文化研究的成果结集。全书分为“论歌德与中国”“论尼采与中国”以及“论里尔克与中国及其他”三个部分，收录了高利克的17篇论文。这批论文的写作时间从20世纪60年代到2000年以后不等，前后跨越了半个世纪。高利克写作的自序《我的中德跨文化交流研究之历程》与此书主编刘燕写作的附录《他者的馈赠：马立安·高利克的比较文学研究之路》都对高利克的学术生涯进行了大致梳理。由他传承与象征的东欧汉学，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如今在国际汉学格局中已经十分边缘，但其间积淀形成的不同于北美、西欧与日本的汉学研究的视野、方法与经验，无疑值得中文学界兼顾。
与《从歌德、尼采到里尔克》一样，邝可怡的《黑暗的明灯：中国现代派与欧洲左翼文艺》（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17年版，以下简称《黑暗的明灯》）与彭小妍的《浪荡子美学与跨文化现代性：20世纪30年代上海、东京及巴黎的浪荡子、漫游者与译者》（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以下简称《浪荡子美学与跨文化现代性》）同样是在现代中国（文学）与现代西欧（文学）的“跨文化”视野中展开的考察与论述，只不过两者的视线双双从中德文学关系转向了中法文学关系。
《黑暗的明灯》开篇提出了两个在现代中国的左翼文学研究中始终被讨论，但却一直未能得到圆满答复的问题，即“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两种最具影响力的思潮，如何跨域地域、语言和文化的界限在不同国度相遇”与“20世纪中国严峻的政治和文学环境又怎样成就两种思潮‘相遇’的独特形式”。该书便是以个案的形式对此做出的回应。邝可怡提出“本书聚焦在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各个历史的关键时刻，试图在世界文艺思潮的宏大版图之下重构中国现代派与欧洲左翼文艺之间的关系脉络，揭示中国现代性发展的混杂性（hybridity）和异质性（heterogeneity）特点”。[26]针对以往的中国现代左翼文学研究特别强调苏俄资源的影响并以“左联”为核心线索，她着力凸显了西欧资源的向度并开掘了若干“左联”以外的考察对象。是故，《黑暗的明灯》也就与既有的中国现代左翼文学研究构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对话关系。
《黑暗的明灯》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中国现代派、法语左翼、苏俄文学”集中论述了“法语左翼”在中国左翼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中介”作用。邝可怡以戴望舒等人为例，不但说明了中国左翼文学对苏俄资源的调用有时取径“法语左翼”，而且还揭示了这一渠道的存在发挥了“为当时由‘左联’主导的中国文坛注入各种有别于苏共官方意识形态的异质声音”的历史作用。第二部分“欧亚战争语境下的中国现代派”跟随戴望舒等人顺时间之流而下，考察了他们在翻译与评论中完成的对战后法国的现代主义与左翼思潮的解读，从而呈现了他们与同一时期的法国知识分子之间的“深刻的思想对话”。第三部分“先锋性与现代性”主要讨论了中国现代派的两大书写传统，即“普罗文学”（左联作家）与“都市风景”（新感觉派）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他们的（文学）文本中“均透露了中国现代派作家对自身所处位置的定位以及思考角度”。全书使用了大量的法文文献与在以往研究中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中文文献，所以得出的结论不仅颇为新颖，而且十分扎实。[27] 《浪荡子美学与跨文化现代性》与《黑暗的明灯》涉及的历史时段相仿，但彭小妍在书中勾陈的却是同一时期发生在中国、日本与法国之间的“跨文化现代性”（transculturalmodernity）的另一面向。其讨论对象是邝可怡也考察过的新感觉派作家。对“跨文化现代性”这一概念，彭小妍在使用时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她提出“现代性仅可能发生于‘跨文化场域’（thetransculturalsite）中———所谓跨文化，并非仅跨越语际及国界，还包括种种二元对立的瓦解，例如过去/现在、精英/通俗、国家/区域、男性/女性、文学/非文学、圈内/圈外”。也就是说，“跨文化现代性的概念，既挑战语言界限，也挑战学科分际”。[28]在该书中，她通过具体考察由新感觉派及其（文学）文本关联起来的穿梭于中、日、法三国之间的“浪荡子”（thedandy）、“漫游者”（theflaneur）与“文化翻译者”（thecultural translator）的文学及文化实践，完成了对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一种历史可能性，即“相互依存”的论述。
高利克、邝可怡与彭小妍的著作不约而同关注的都是现代中国（文学）与现代西欧（文学）之间的跨文化关联。宋炳辉的《弱势民族文学在现代中国：以东欧文学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则另辟蹊径，系统考察了以东欧文学为主体的“弱势民族文学”在中文世界的翻译与流播状况及其对现代中国文学与历史进程发挥的建构作用。
在“跨文化”的视野中，远非仅有不同文明之间“互缘共构”的和谐图景。相反，文明冲突以及与之交叠在一起的民族—国家冲突也应当成为“跨文化”研究的题中之意。具体到现代中国的文学与历史场域而言，发生在1932年至1945年间的伪满洲国的文学与政治实践便是此种研究的重要对象。刘晓丽与叶祝弟两人合作主编的《创伤：东亚殖民主义与文学》（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收录了国内与海外学界就此议题做出讨论的29篇论文，提出了“东亚殖民主义作为方法”的研究思路，构成了对现代中国的文学与历史进行“跨文化”研究的又一面向。当然，刘晓丽等人近年在“伪满洲国与东亚殖民主义”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并不限于这部专题论文集。由她主编的34卷的“伪满时期文学资料与研究”丛书（北方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更是集众人之力，积数年之功而成。刘晓丽及其团队的这一贡献不仅真正填补了学术空白，而且其拓荒、深耕与细描的功夫也十分值得敬重。
将2017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大略分为“学科传统的致意与对话”“文学史书写的可能性”“作为现象、经验与资源的经典作家”及“‘新文学’的‘对立面’研究与跨文化视野”四类的做法，在方便“条分缕析”与“察势观风”的同时，自是难免疏漏。例如，同样在2017年问世的郑毓瑜的《姿与言：诗国革命新论》（麦田出版，2017年版）与季剑青的《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就都堪为力作。只是因其无法整合进入四大主题，所以在评述时只好暂付阙如。
在某种程度上，经典重读与文学史新编始终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条主线，非独某一年份使然。不过，借助201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集中在这两个维度上展开，或许可以追问的是：“经典”与“文学史”问题何以成为不同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脉象？又何以能够为这一学科的不断演进持续提供动力？
注释
[1]张业松语。孙玉石与张业松的评价均转引自靳丛林.缅怀恩师刘柏青先生[A].刘柏青教授纪念集[C].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7：389，392.
[2]林庚著，潘建国整理.新文学略说[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1）.
[3]孙玉石，吴晓东.元气淋漓的“新文学之当代史”———读林庚《新文学史略》[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1）.
[4]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二次修订本）》的相关情况与学术史价值，参见李浴洋.在持重中创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品格与使命———2016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述评[J].中国图书评论.2017（1）；张屏瑾.重建史观的选择与努力———2016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J].文艺报.2017年3月20日；尹辉，刘启涛.《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二次修订本”述评[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4）.更为专门的讨论，参见李浴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道路、方法与精神———钱理群教授、温儒敏教授、吴福辉研究员访谈录[J].文艺研究，2017（10）.
[5]DavidDerweiWang，Worlding LiteraryChina，ANewLiteraryHistoryof ModernChina（The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2017），1.该文中文本题为《“世界中”的中国文学》，由王晓伟中译、王德威改订，其节选本已刊《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本文使用的是全译本。以下引用该文处，不再另外说明。
[6]《“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节选本发表后，大陆学界已有一些初步讨论，参见《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海外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专题中的陈思和、丁帆、陈晓明与季进四人的文章。
[7]参见RenéWellek，TheRiseof EnglishLiteraryHistory（McGrawHillBook Company，1966）；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8]參见史书美.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3.反离散：华语语系研究论[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7.
[9]王德威的“华语语系文学”论述，参见王德威.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新加坡经验[M].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14；华夷风起：华语语系文学三论[M].高雄：中山大学文学院，2015. [10]王德威在《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之前出版的现代中国“抒情传统”研究著作，计有《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现代“抒情传统”四论》（台湾大学出版社中心，2011年版）与《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与陈国球合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11]参见王德威.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全新增订版）[M].台北：麦田出版，2011.
[12]王德威.致谢[A].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C].台北：麦田出版，2017：5.
[13]钱理群.后记[A].鲁迅与当代中国[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527。以下引用该书处，不再另外说明。
[14]鲁迅.关于知识阶级[A].鲁迅全集（第8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26，227.
[15]關于《鲁迅与当代中国》的具体讨论，可以参见《文艺争鸣》2017年第10期“《鲁迅与当代中国》评论专辑”中的钱理群、姚丹、贺桂梅、吴晓东、姜涛、程凯与李浴洋七人的文章。
[16]杨义.重回鲁迅———在澳门大学“鲁迅与百年新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A].重回鲁迅[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214。以下引用该书处，不再另外说明。
[17]张铁荣.序言.寄意寒星荃不察：比较文化研究中的鲁迅[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3.
[18]国家玮.引论.启蒙与自赎：鲁迅《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以下引用该书处，不再另外说明。
[19]黄乔生.自序.字里行间读鲁迅[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2，4.
[20]中井政喜.前言.鲁迅探索[M].卢茂君，郑民钦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2。以下引用该书处，不再另外说明。
[21]鲁迅.《鲁迅景宋通信集》二四（1925年5月30日）.鲁迅景宋通信集：《两地书》的原信[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69.
[22]李春阳.绪论.白话文运动的危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3。以下引用该书处，不再另外说明。
[23]参见夏中义.清华薪火的百年明灭：谒王瑶书.九谒先哲书[M].北京：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164—212.
[24]王德威.“诗”虽旧制，其命维新：夏中义教授《百年旧诗人文血脉》序[A].夏中义.百年旧诗人文血脉[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7.
[25]参见郑振铎.导言.赵家璧主编，郑振铎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M].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1—22.
[26]邝可怡.序.黑暗的明灯：中国现代派与欧洲左翼文艺[M].香港：商务印书（香港）有限公司，2017：4。以下引用该书处，不再另外说明。
[27]邝可怡编校的《战火下的诗情：抗日战争时期戴望舒在港的文学翻译》（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版）可以看作其写作《黑暗的明灯》的准备工作，同样值得关注。
[28]彭小妍.序.浪荡子美学与跨文化现代性：20世纪30年代上海、东京及巴黎的浪荡子、漫游者与译者[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