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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媒介学的角度看，媒介的演化紧紧依赖于技术的更新，从纸张到广播、电影，再到互联网，媒介演进对技术发展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媒介对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日益明显。在享受媒介技术带来的巨大便利的同时，作为媒介技术“新宠”的仿真技术也为人类带来了恐惧，以仿真技术为代表的虚拟现实技术的生成物，在人类世界中形塑了一种新的事实，仿真体通过作用于以视觉信息摄入为主要途径的人类感知系统，增加了人们判断客体真实性的难度，仿真技术给人类心理带来了一种全新的“面容—具身性恐惧”的经验。
一、仿真：逼近视觉真实的极限体验
2016年11月18日一則赫然醒目的新闻《全国首例机器人伤人事件：伤者已被担架抬走》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在11月16日至21日深圳举办的“第十八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一台失控的机器人将路人砸伤。[1]早在1942年，美国科幻小说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Asimov）就在《我，机器人》这部作品中对机器人提出了三个基本法则，被人们称为“机器人学三定律”，其中首个法则便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坐视人类受到伤害而袖手旁观”。[2]正是这个首要原则在现实中的出现，唤起了人们潜藏已久的对机器人想象性的、预防性的恐惧，赋予了现实中这个“首例”格外沉重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提到“虚拟现实”，人们首先想到它指涉一种个人体验和生成体验的设备，时至今日，这种虚拟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真实的物理世界。“虚拟”已经不是处于现实对立面的非现实或“现实的不完整形态”[3]，而是取代了现实，甚至比现实更真实。
在虚拟现实中，仿真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媒介学者谢尔兹（Shields）曾指出，以往“虚拟”一词在日常生活的使用中意味一种“近似于”或“仿佛如同现实”的状态，但在数字时代，其内涵发生了重要变化，“虚拟”一词正在指向或成为“仿真”的代名词。[3]目前的虚拟现实与虚拟环境主要由仿真技术生成，故而仿真被认为是虚拟现实的功能性特征之一，“它是至关重要的，处于虚拟现实研究的核心位置”[4]。与纯然的虚构、幻想不同，仿真的实现是可操作的。仿真拥有着自己的实体（例如硬件、机器），还能模拟真实的过程。因此，仿真创造了一种事物，而非仅仅提供一种事物的表现。
仿真产生影响的要害不在于“仿”，而在于“真”。当下，人们已经将注意力从比较“模拟仿制”与“真实”内容之间的差异，转移到关注如下事实：仿真的物质与真实的存在状态已经成为我们真实的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正逐步成为真实世界的附属品。值得注意的是，仿真在影响人们“判断真实”这一感知能力上，达到了一种极致的体现。
二、面容—具身性恐惧：仿真技术带来的视觉恐惧
长久以来，人们认为科学所处的理论指导地位要高于处于实践地位的技术，但现代技术以其对人们生活的显著影响，促使人们重新看待技术，技术哲学家对技术不乏褒奖之词，技术成为人类知识的重要来源，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仿真技术的作用自然也不例外，新的社会秩序正渐渐由仿真技术所安排，仿真技术所运用的编码、模型和符号成为新的社会秩序的组织原则。
在技术的进化与创新这一问题上，布莱恩·阿瑟（BrianArthur）的“技术自主论”赋予了技术能动的色彩。他认为技术是“自创生”（autopoietic）的，换句话说，所有现有技术的产生都是源自往日的技术，新技术是对已有技术的组合。早期的简单技术制成品演变成了复杂的科技系统，技术的进步有目共睹。通过技术，人类将思想、观点转化为物质现实，如果说宇宙的演化是以盲目、无计划性、自然选择的方式展开，那么，人脑创造的技术则在宇宙中增加了具有目的性、有意为之的事物。
在技术进化的趋势上，保罗·莱文森（PaulLevison）认为媒介演化具有“人性化趋势”（authropotropic），技术发展的方向是越来越像人，技术在模仿人体的功能，模仿人的感知模式与认知模式。以摄影技术为例，摄影技术的发展历经了黑白照、彩照、电影，从二维向三维图像（全息图像）演进，在这背后反映出机器与人类感知的对应性逐步增加，以至于拥有了色彩、动画与第三维的功能。在莱文森看来，摄影术的这种从黑白到彩色的技术变迁，正是它越来越像人的体现。环顾四周，许多商业娱乐的视听媒介已经在设计阶段就尽量模仿人，这也正是技术人性化的体现。谈及技术越来越像人的原因，莱文森认为是出于人的自恋心理，人类喜欢从外在事物上看到自己的“影子”，看到自己作用力的外化实现。虽然莱文森指出技术的人性化趋势，但实际上人们在热爱自己所造之物的同时，也对其怀有深深的恐惧。笔者下面将从“面容—具身”的角度，思考技术人性化趋势下人类对仿真技术的恐惧心理。
在当代认知科学中，“具身理论”（theoryofembodiment）探讨了认知与身体之间的关系，认为认知对身体具有依赖性。虚拟现实技术直接作用于人类的身体，无疑也带有“具身性”。现象学家梅洛庞帝强调身体体验的重要性，以“具身的主体性”（embodiedsubjectivity）这一概念来形容作为活的创造物的人的主体性是由物质性的身体与世界的互动而形成，身体就是主体，即“身体主体”（bodysubject）。身体完成了知觉，经由“身体经验”，人完成了对世界的认知。在仿真技术构造的世界中，体验者正是通过身体的各种感官来感受一切，在模拟技术的刺激下调动身体主体的感知。
人与人不同的面容，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独特性的外在表征。列维纳斯（EmmanuelLévinas）通过对面容的现象学分析，来抵抗西方传统存在论哲学的总体化视角，在这一视角下，作为个体的每一个人的意义与价值被否定，总体之外的他者被同化、还原并最终被消灭。而面容作为个人的“绝对的外在性”，直观体现了每个人的特异性，同时，自我与他人的直接面对面构成了存在中的终极关系。在实际生活中，判别面容成为我们与他人交往中最先感受、最直接的方式，通过面孔的识别，我们能迅速做出判断、定位对象。 正是基于具身理论与面容理论，笔者提出“面容—具身性恐惧”这一概念，意指当真人面对一个与人类极度相似的仿真人时可能出现的恐惧心理。此处“面容”“具身”首先指涉的是一种视觉经验的形成，虽然其内涵不仅限于视觉，包含人类所有的感知觉，但无疑，其中最重要的是视觉体验。
关于人类对机器人和非人类物体的感觉的变化，日本机器人专家森政弘（Mori）的“恐怖谷（UncannyValley）”理论（见下图）认为，当机器人与人类在外表、动作上很相似时，人类会对机器人产生正面的情感，直至到了一个特定程度，人类的反应会突然变得极为反感机器人，此时机器人给人带来如行尸走肉般僵硬恐怖的感觉，此后，如果机器人的外表、动作与人类的相似度继续上升，人类的情感反应又会变回正面。笔者在此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推演，认为人们对于与人自身相仿的自然相似物与人工相似物是怀有恐惧的，许多电影文本中都涉及了“面容—具身性恐惧”现象。
第一，电影《故事的故事》（Tale ofTales）中，不孕皇后在生下王子后，要杀死和王子面容相同的男孩，有人将其解读为女王的恋子情结，在此，笔者想做出另一番解读。上文述及列维纳斯为“面容”一词赋予了重要的伦理学含义，通过“人人殊相”这一每个人与他人最源初的差异，肯定了个体独特的存在意义。同时，从人人面容不同这个最浅表的层面来看，一个人通过面容能够对另一个人迅速做出定位、判断。从具身政治的角度看，帝制国家难以允许两个长相极其相似的继承者同时存在，因为国家的权力最终需要落到一个具体的、有皇室血统的人身上，而相同长相的两个人（类似“孪生兄弟”）会造成人们辨识的困难，使得最高权力的代言人无法“唯一”，“真”“假”难辨，造成混乱。这可以看作社会政治秩序中，对面容—具身相似体的恐惧。
第二，电影《子宫》（Womb）讲述了一位妻子用克隆技术使自己受孕，将已逝丈夫的克隆体生下养大的故事。诞生的男孩既是她的儿子又是她的老公，这种身份的混合/错乱属于技术伦理的范畴，笔者暂且不论。仅从表象上看，由于生下的孩子是丈夫的克隆体，所以想必孩子与丈夫从基因到长相也是相同的，妻子的这种对于丈夫面容的执着构成了人类伦理情境中的困境，如果妻子仅仅沉迷于寻找另一个和丈夫长相相似的“他者”也不会增添新的难题，恰恰是她想要借由自己的创造力（生育力）来重构一个丈夫/儿子的同构体，这就碰触了人类社会中伦理秩序的边界。对于这个故事所揭示的现象，我们可以将此例子看作人类在伦理秩序中对面容—具身相似体的恐惧。
第三，同样是对母子关系的展现，《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中母亲对亲生儿子的爱，促使她抛弃了另一个“儿子”———智能人大卫。不从具备肉身的自然真实（如孪生兄弟）或半真实（如克隆人，因为克隆人已经超出了人类自然繁衍的范畴，而是包含了人类的生物技术）的人类考虑，而从纯粹不具备人类肉身的人造物的技术制成品来看，电影《人工智能》探讨了当智能机器人具有人类外貌与情感时的境况。以目前的技术来看，让人造物拥有乱真的人类外貌或许并非遥不可及，但难的是有人的复杂情感机制，当一个具有与人相同外貌并有人类情感的智能机器人站在真人面前时，人类会将高仿真的机器人与真的人等同看待，相混淆，正如电影中展现的：本来敌视智能机器人、围坐观看焚毁被淘汰机器人的观众，在误将男主人公大卫当成真人后，倒戈讨伐焚毁机器人的真人。实际上，《人工智能》所呈现的剧情并不仅仅是臆想，技术发展的脚步已经使得许多构想即将成为现实，近在眼前。库兹韦尔认为，2029年，计算机就能具备更复杂的智能，能够理解语言、情绪，体会感情，甚至可以思考，人与机器的差距越来越小。我们不必纠缠于这位人工智能的预言师所规划的人类智能进化的图景是否会如期实现，重要的是，人类自身的发展走向、意义与影响。由此来看，到那时，与人类高度相仿的机器人，难道不会引起人类对真人/假人误判的恐惧吗？不会出现难辨孙悟空与六耳猕猴真假的窘境吗？这是对人判断力的挑战，激发了人对被创造物的恐惧。毕竟，人类应该将高仿真机器人当作一个人（“我们”）来看待，还是仅仅看作机器（“它们”）呢？我们注意到，在《人工智能》的剧情中，母亲在接回自己的亲生儿子后抛弃了智能人大卫，因为在母亲的心里伴随着对人工智能的忧患，比如智能技术的安全性，我们可以将此情节看作是表达了一种人类普遍的技术忧患的心理。所以，人类不仅仅会像皮格玛利翁一样爱上自己的创造物，当在创造物面前失去自我优势和优越感时，也会为担忧创造物的“弑父”“弑母”而恐惧。
以上三类说明，在一定境况中，人类对面容—具身相仿的真人、与自然人高度相仿的创造物（如克隆人、人工智能）可能怀有某种恐惧，这种恐惧：（1）或许源于恐惧日常生活中认知—判断的混乱（第一、三种情况），因为在努力构建一个有效运行、秩序井然的社会中，人们无法容忍不确定性的存在。考虑一下我们认错人时的尴尬感，就能想到面容上的高度相似会给人带来多大的区分压力。（2）或者，人类不知该将“他们”如何纳入现有社会的各种结构秩序当中（第二、三种情况）。（3）更进一步来看，人类对机器的恐惧根源于对自己的恐惧，因为他们不知道人类会利用机器做什么，也无法对机器做出规划，这种无法掌控感、不可测感是对人类自身能力的一种警惕与不安。
三、技术视觉恐惧中视觉作用凸显的成因分析
为何是视觉作用，而不是其他感知觉，构成面容—具身恐惧这一现象最直接、最突出的诱因？如果说以往人类对空间位置的感知主要的依赖于人眼，那么虛拟现实促成了人类的视觉转向依赖机器和技术产出的产品，虚拟现实的沉浸式体验带领体验者透过影像或图片表层进入表层所展现的特有空间。在媒介文化对人的浸润日益凸显的时代，视觉要素在人类认知、行动中的决定性作用，可以从个体生理基础（感知觉）、群体文化传统、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奇观社会）三个领域分别加以探源： （一）人类感知觉构成中的视觉优先性
人类的生存依靠感知来获取外部信息、采取合适的行动，感觉与知觉构成了人类接受外界信息的主要方式。通过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肤觉等具体器官，人类对外部世界形成感觉，分清现实与幻觉。但仅有感觉还不够，需要知觉相配合。知觉使得感觉富有意义，将外界无序的感觉材料进行筛选，组织加工成稳定有序的统一体或完整具体的对象。知觉是人们对现实的感性反映形式，帮助主体对周身环境加以理解。
美国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WhitehallPutnam），在《理性、真理与历史》中提出了“缸中之脑”的思想实验：假想由营养液供给的大脑以导线与躯干连接，大脑对躯体动作的意识发出指令，信息通过导线双向传递。这一构想在电影《黑客帝国》（TheMatrix）中已经形象地展现出来。随着20世纪50年代人工智能的萌发，“赛博朋克”（Cyberpunk）发挥想象力，诞生了《黑客帝国》、《盗梦空间》（Inception）、《源代码》（SourceCode）等诸多优秀的影视作品。不难想象，如果技术能够与人脑中的特定感知机制相结合，那让使用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将不在话下。这也引发了人类对自身感知所能传达的外在世界真实性的限度的怀疑，即无法肯定身边经历的事与物的真假。依循此思路，未来“仿真”人以假乱真的可能性也不是一个无稽之谈。
在人类各种感觉中，视觉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看”构成了人的一种日常行为，古语说“所见即所信”，实际上，“所信即所见”也成立。视觉在感官中的优先性，有着生理生存基础，视觉能力突出能获得更大的进化优势。因此，在科研人员对人类的感觉进行的科学研究中，有关视觉研究的比重最大，而在虚拟现实技术的研发中，視觉方面的研究更是如此。这种在视觉方面的着力提升仿真体验，首先成为面容—具身恐惧形成的重要生理因素。
（二）视觉文化在传统文化构成的主导性
视觉形象提供了外部世界呈现给我们的第一印象，也是人类交流的最基本形式，观看构成了我们的第一语言。双眼将观察到的外部图景联系在一起，建立起生动完整的画面。视觉化在人类文明史的作用非同一般，不仅世界上几大古老文明（如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古中国）采用的象形文字是一种视觉性的符号，即使是采用拼音文字的西方文明，对真理源头的解释、对认知过程与对象的表述都饱含着视觉性隐喻，构成了一种视觉在场的形而上学，进而奠定了“视觉中心主义”（ocularcentrism）的传统。
西方视觉中心主义的传统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有过相关的系统阐述。柏拉图认为视觉是人类最有益的东西的源泉。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开篇指出：“[……]在诸种感觉中，尤重视觉。”[5]依循着这一传统，自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科技的变革、现代艺术的革新、现代传媒的演化，电影、电视、广告等影像符号充斥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视觉中心主义得到强化，成为一台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永动机”，人们随时置身看与被看的处境。由此可见，视觉文化传统拥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以至关于它的话语在不断生成。因此，“视觉中心主义”的思维范式是面容—具身恐惧深层的、无意识的文化诱因。
（三）奇观社会的视觉诱导
西方自工业社会以来，便进入了以经济刺激为主导的社会。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跨过工业时代进入奇观化社会，法国学者居伊·德波（GuyDebord）指出，人们的日常生活被以形象为中介的奇观包围着，而此处的奇观不是指各种形象的集合，而是以形象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周身存在的所有事物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表征，这种表征主要体现在社会图像的满溢，个人、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念经由图像被建构，电影、电视、广告、网络等媒体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存在，“形象已经成为商品物化之终极形式”[6]。日常生活中的信息、宣传资料、广告、娱乐消费，都是奇观的具体体现，伴随当代社会消费文化的刺激，奇观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在奇观景象所创造的“超真实的世界”里，人为制造的一切都被体验为真实的存在。当下我们的视觉经验已经离不开技术的中介，生活世界经由世界机器被编码成图像，人们通过图像来探知外部世界。技术中介的视觉经验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彼时，报刊、摄影术、电报、电话、铁路、蒸汽机都已产生，这些媒介技术与器械创造的视觉经验源源不断地变成商品。面对19世纪下半叶的这种“视觉狂热”，海德格尔认为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这一过程构成了“现代之本质”，这种图像对世界的把握，凭借的正是技术。在这一过程中，视觉的强势不断得到增加。在西方媒介学者看来，战后发达国家文化的发展正经历着一场“由大众媒介的屏幕不断加剧的去真实化、商品化的诱惑与掩饰以及（最近）数字文化视觉化趋势所形成的文化”[7]。图像符号所包裹的社会现实构成了面容—视觉恐惧形成的当下社会诱因。
以上三面构成了视觉研究在虚拟现实技术、仿真技术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深层背景，而正是技术对于人视觉作用的不断优化，造成了媒介技术生成物引发面容—具身性恐惧的可能，进而言之，当仿真技术能够全面创造出与人几无差异的仿真人时，或许会引发人类眼、耳、鼻、舌、肤等全体感知的误判。
四、媒介技术时代视觉恐惧的消解：人与技术的协同合作
从社会进程看，“虚拟”成为后现代文化与技术先进社会的一个显著代表，日常生活经验的许多方面被技术加以仿真，那么人类是否真的需要以战栗之心应对未来世界可能出现的与创造物之间的矛盾？
深层次来看，真正造成人类这一恐惧的动因是人类根深蒂固的生存隐忧意识与控制被创造物的欲求。面对仿真人的恐惧与其说是“如在眼前”般的直观性生理恐惧，不如说更多源于人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所带来的心理恐惧，正如在面对正面消息与负面消息时，人们倾向于记住负面消息向我们所揭示的人类心理。要消除这种恐惧，恐怕要深入人们思想认知上的改变。 日本后人类主义思潮认为，人类对机器人威胁产生的恐惧，是人类按照推己及人的思考方式，以人类文明史的发展逻辑来预测机器人的未来走向。按此逻辑，考察那些对技术发展抱有疑虑的观点可以发现，这些担忧基本建立在竞争性的思维范式基础之上，将人与其创造物（主要是技术产物）对立起来，在（生物的、社会的）进化论观点下进行逻辑演绎，预测未来发展。在这种思维范式中，人类往往容易染上“弑父恐惧症”，预测人类需要不断地与自己的创造物竞技，时时怀揣着被创造物超越的恐惧。我们与其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忧虑这种挫败，不如将其看成人类重新认识自我能力的一个契机。人类不是因为战无不胜、所向披靡才有了今天的文明程度，相反，是通过不断地试错、修正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以社会达尔文式的竞争性思维安置在人工智能上，就是揣测人工智能与人类竞争时代的来到，以及人类自身与人工智能竞争的紧迫性。这种思维方式在目前许多影视作品中已经屡见不鲜，成为一种看待科技生活的重要叙事话语。
然而，如果換一种思维方式来思考，事情会迥然不同。正如电影《人工智能》结尾所揭示的，拥有情感机制的人工智能被抛弃后不是抱负与嫉恨，而是自始至终坚持寻求人类的爱，寻求母爱的动力支持智能人大卫在黑暗的海底经受了漫长的等待。我们需要反思，当技术自我进化到具有自我意识或情感时，为何我们会认定人工智能与人的关系一定是奴役与冲突、战争与征服？我们不应忘记，在人类社会中，不仅有赤裸裸的竞争性的丛林法则，更有亲密关系、协商与互助，是后者将社会连为一体。机器本身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人们如何利用机器。当人工智能具有自我意识、情感而与人高度相仿时，我们同时需要反求诸己，相信人类最强大的敌人并不是外部的力量，而是人类自身的思与行。
[基金项目：本文为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后科研项目“后人类语境与当代新媒体的发展”（项目编号：043175606800/007）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全国首例机器人伤人事件：伤者已被担架抬走[OL].http：//news.sina.com.cn/c/nd/2016-11-18/doc-ifxxwrwk1408444.shtml，2016-11-18/2017-3-5.
[2][美]阿西莫夫著.国强等译.我，机器人[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1：1.
[3]Shields，R.TheVirtual，Londonand NewYork：Routledge，2003，p.46.
[4]Woolley，B.VirtualWorld：AJourneyinHypeandHyperreality，Oxfordand Cambridge，Mass.：Blackwell，1992，p.44.
[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形而上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
[6]Jameson，Fredric.Postmodernism，ortheculturallogicoflatecapitalism，London：Verso，1991，p.18.
[7][英]马丁·李斯特等著.吴炜华等译.新媒体批判导论（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48.
一、仿真：逼近视觉真实的极限体验
2016年11月18日一則赫然醒目的新闻《全国首例机器人伤人事件：伤者已被担架抬走》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在11月16日至21日深圳举办的“第十八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一台失控的机器人将路人砸伤。[1]早在1942年，美国科幻小说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Asimov）就在《我，机器人》这部作品中对机器人提出了三个基本法则，被人们称为“机器人学三定律”，其中首个法则便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坐视人类受到伤害而袖手旁观”。[2]正是这个首要原则在现实中的出现，唤起了人们潜藏已久的对机器人想象性的、预防性的恐惧，赋予了现实中这个“首例”格外沉重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提到“虚拟现实”，人们首先想到它指涉一种个人体验和生成体验的设备，时至今日，这种虚拟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真实的物理世界。“虚拟”已经不是处于现实对立面的非现实或“现实的不完整形态”[3]，而是取代了现实，甚至比现实更真实。
在虚拟现实中，仿真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媒介学者谢尔兹（Shields）曾指出，以往“虚拟”一词在日常生活的使用中意味一种“近似于”或“仿佛如同现实”的状态，但在数字时代，其内涵发生了重要变化，“虚拟”一词正在指向或成为“仿真”的代名词。[3]目前的虚拟现实与虚拟环境主要由仿真技术生成，故而仿真被认为是虚拟现实的功能性特征之一，“它是至关重要的，处于虚拟现实研究的核心位置”[4]。与纯然的虚构、幻想不同，仿真的实现是可操作的。仿真拥有着自己的实体（例如硬件、机器），还能模拟真实的过程。因此，仿真创造了一种事物，而非仅仅提供一种事物的表现。
仿真产生影响的要害不在于“仿”，而在于“真”。当下，人们已经将注意力从比较“模拟仿制”与“真实”内容之间的差异，转移到关注如下事实：仿真的物质与真实的存在状态已经成为我们真实的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正逐步成为真实世界的附属品。值得注意的是，仿真在影响人们“判断真实”这一感知能力上，达到了一种极致的体现。
二、面容—具身性恐惧：仿真技术带来的视觉恐惧
长久以来，人们认为科学所处的理论指导地位要高于处于实践地位的技术，但现代技术以其对人们生活的显著影响，促使人们重新看待技术，技术哲学家对技术不乏褒奖之词，技术成为人类知识的重要来源，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仿真技术的作用自然也不例外，新的社会秩序正渐渐由仿真技术所安排，仿真技术所运用的编码、模型和符号成为新的社会秩序的组织原则。
在技术的进化与创新这一问题上，布莱恩·阿瑟（BrianArthur）的“技术自主论”赋予了技术能动的色彩。他认为技术是“自创生”（autopoietic）的，换句话说，所有现有技术的产生都是源自往日的技术，新技术是对已有技术的组合。早期的简单技术制成品演变成了复杂的科技系统，技术的进步有目共睹。通过技术，人类将思想、观点转化为物质现实，如果说宇宙的演化是以盲目、无计划性、自然选择的方式展开，那么，人脑创造的技术则在宇宙中增加了具有目的性、有意为之的事物。
在技术进化的趋势上，保罗·莱文森（PaulLevison）认为媒介演化具有“人性化趋势”（authropotropic），技术发展的方向是越来越像人，技术在模仿人体的功能，模仿人的感知模式与认知模式。以摄影技术为例，摄影技术的发展历经了黑白照、彩照、电影，从二维向三维图像（全息图像）演进，在这背后反映出机器与人类感知的对应性逐步增加，以至于拥有了色彩、动画与第三维的功能。在莱文森看来，摄影术的这种从黑白到彩色的技术变迁，正是它越来越像人的体现。环顾四周，许多商业娱乐的视听媒介已经在设计阶段就尽量模仿人，这也正是技术人性化的体现。谈及技术越来越像人的原因，莱文森认为是出于人的自恋心理，人类喜欢从外在事物上看到自己的“影子”，看到自己作用力的外化实现。虽然莱文森指出技术的人性化趋势，但实际上人们在热爱自己所造之物的同时，也对其怀有深深的恐惧。笔者下面将从“面容—具身”的角度，思考技术人性化趋势下人类对仿真技术的恐惧心理。
在当代认知科学中，“具身理论”（theoryofembodiment）探讨了认知与身体之间的关系，认为认知对身体具有依赖性。虚拟现实技术直接作用于人类的身体，无疑也带有“具身性”。现象学家梅洛庞帝强调身体体验的重要性，以“具身的主体性”（embodiedsubjectivity）这一概念来形容作为活的创造物的人的主体性是由物质性的身体与世界的互动而形成，身体就是主体，即“身体主体”（bodysubject）。身体完成了知觉，经由“身体经验”，人完成了对世界的认知。在仿真技术构造的世界中，体验者正是通过身体的各种感官来感受一切，在模拟技术的刺激下调动身体主体的感知。
人与人不同的面容，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独特性的外在表征。列维纳斯（EmmanuelLévinas）通过对面容的现象学分析，来抵抗西方传统存在论哲学的总体化视角，在这一视角下，作为个体的每一个人的意义与价值被否定，总体之外的他者被同化、还原并最终被消灭。而面容作为个人的“绝对的外在性”，直观体现了每个人的特异性，同时，自我与他人的直接面对面构成了存在中的终极关系。在实际生活中，判别面容成为我们与他人交往中最先感受、最直接的方式，通过面孔的识别，我们能迅速做出判断、定位对象。 正是基于具身理论与面容理论，笔者提出“面容—具身性恐惧”这一概念，意指当真人面对一个与人类极度相似的仿真人时可能出现的恐惧心理。此处“面容”“具身”首先指涉的是一种视觉经验的形成，虽然其内涵不仅限于视觉，包含人类所有的感知觉，但无疑，其中最重要的是视觉体验。
关于人类对机器人和非人类物体的感觉的变化，日本机器人专家森政弘（Mori）的“恐怖谷（UncannyValley）”理论（见下图）认为，当机器人与人类在外表、动作上很相似时，人类会对机器人产生正面的情感，直至到了一个特定程度，人类的反应会突然变得极为反感机器人，此时机器人给人带来如行尸走肉般僵硬恐怖的感觉，此后，如果机器人的外表、动作与人类的相似度继续上升，人类的情感反应又会变回正面。笔者在此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推演，认为人们对于与人自身相仿的自然相似物与人工相似物是怀有恐惧的，许多电影文本中都涉及了“面容—具身性恐惧”现象。
第一，电影《故事的故事》（Tale ofTales）中，不孕皇后在生下王子后，要杀死和王子面容相同的男孩，有人将其解读为女王的恋子情结，在此，笔者想做出另一番解读。上文述及列维纳斯为“面容”一词赋予了重要的伦理学含义，通过“人人殊相”这一每个人与他人最源初的差异，肯定了个体独特的存在意义。同时，从人人面容不同这个最浅表的层面来看，一个人通过面容能够对另一个人迅速做出定位、判断。从具身政治的角度看，帝制国家难以允许两个长相极其相似的继承者同时存在，因为国家的权力最终需要落到一个具体的、有皇室血统的人身上，而相同长相的两个人（类似“孪生兄弟”）会造成人们辨识的困难，使得最高权力的代言人无法“唯一”，“真”“假”难辨，造成混乱。这可以看作社会政治秩序中，对面容—具身相似体的恐惧。
第二，电影《子宫》（Womb）讲述了一位妻子用克隆技术使自己受孕，将已逝丈夫的克隆体生下养大的故事。诞生的男孩既是她的儿子又是她的老公，这种身份的混合/错乱属于技术伦理的范畴，笔者暂且不论。仅从表象上看，由于生下的孩子是丈夫的克隆体，所以想必孩子与丈夫从基因到长相也是相同的，妻子的这种对于丈夫面容的执着构成了人类伦理情境中的困境，如果妻子仅仅沉迷于寻找另一个和丈夫长相相似的“他者”也不会增添新的难题，恰恰是她想要借由自己的创造力（生育力）来重构一个丈夫/儿子的同构体，这就碰触了人类社会中伦理秩序的边界。对于这个故事所揭示的现象，我们可以将此例子看作人类在伦理秩序中对面容—具身相似体的恐惧。
第三，同样是对母子关系的展现，《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中母亲对亲生儿子的爱，促使她抛弃了另一个“儿子”———智能人大卫。不从具备肉身的自然真实（如孪生兄弟）或半真实（如克隆人，因为克隆人已经超出了人类自然繁衍的范畴，而是包含了人类的生物技术）的人类考虑，而从纯粹不具备人类肉身的人造物的技术制成品来看，电影《人工智能》探讨了当智能机器人具有人类外貌与情感时的境况。以目前的技术来看，让人造物拥有乱真的人类外貌或许并非遥不可及，但难的是有人的复杂情感机制，当一个具有与人相同外貌并有人类情感的智能机器人站在真人面前时，人类会将高仿真的机器人与真的人等同看待，相混淆，正如电影中展现的：本来敌视智能机器人、围坐观看焚毁被淘汰机器人的观众，在误将男主人公大卫当成真人后，倒戈讨伐焚毁机器人的真人。实际上，《人工智能》所呈现的剧情并不仅仅是臆想，技术发展的脚步已经使得许多构想即将成为现实，近在眼前。库兹韦尔认为，2029年，计算机就能具备更复杂的智能，能够理解语言、情绪，体会感情，甚至可以思考，人与机器的差距越来越小。我们不必纠缠于这位人工智能的预言师所规划的人类智能进化的图景是否会如期实现，重要的是，人类自身的发展走向、意义与影响。由此来看，到那时，与人类高度相仿的机器人，难道不会引起人类对真人/假人误判的恐惧吗？不会出现难辨孙悟空与六耳猕猴真假的窘境吗？这是对人判断力的挑战，激发了人对被创造物的恐惧。毕竟，人类应该将高仿真机器人当作一个人（“我们”）来看待，还是仅仅看作机器（“它们”）呢？我们注意到，在《人工智能》的剧情中，母亲在接回自己的亲生儿子后抛弃了智能人大卫，因为在母亲的心里伴随着对人工智能的忧患，比如智能技术的安全性，我们可以将此情节看作是表达了一种人类普遍的技术忧患的心理。所以，人类不仅仅会像皮格玛利翁一样爱上自己的创造物，当在创造物面前失去自我优势和优越感时，也会为担忧创造物的“弑父”“弑母”而恐惧。
以上三类说明，在一定境况中，人类对面容—具身相仿的真人、与自然人高度相仿的创造物（如克隆人、人工智能）可能怀有某种恐惧，这种恐惧：（1）或许源于恐惧日常生活中认知—判断的混乱（第一、三种情况），因为在努力构建一个有效运行、秩序井然的社会中，人们无法容忍不确定性的存在。考虑一下我们认错人时的尴尬感，就能想到面容上的高度相似会给人带来多大的区分压力。（2）或者，人类不知该将“他们”如何纳入现有社会的各种结构秩序当中（第二、三种情况）。（3）更进一步来看，人类对机器的恐惧根源于对自己的恐惧，因为他们不知道人类会利用机器做什么，也无法对机器做出规划，这种无法掌控感、不可测感是对人类自身能力的一种警惕与不安。
三、技术视觉恐惧中视觉作用凸显的成因分析
为何是视觉作用，而不是其他感知觉，构成面容—具身恐惧这一现象最直接、最突出的诱因？如果说以往人类对空间位置的感知主要的依赖于人眼，那么虛拟现实促成了人类的视觉转向依赖机器和技术产出的产品，虚拟现实的沉浸式体验带领体验者透过影像或图片表层进入表层所展现的特有空间。在媒介文化对人的浸润日益凸显的时代，视觉要素在人类认知、行动中的决定性作用，可以从个体生理基础（感知觉）、群体文化传统、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奇观社会）三个领域分别加以探源： （一）人类感知觉构成中的视觉优先性
人类的生存依靠感知来获取外部信息、采取合适的行动，感觉与知觉构成了人类接受外界信息的主要方式。通过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肤觉等具体器官，人类对外部世界形成感觉，分清现实与幻觉。但仅有感觉还不够，需要知觉相配合。知觉使得感觉富有意义，将外界无序的感觉材料进行筛选，组织加工成稳定有序的统一体或完整具体的对象。知觉是人们对现实的感性反映形式，帮助主体对周身环境加以理解。
美国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WhitehallPutnam），在《理性、真理与历史》中提出了“缸中之脑”的思想实验：假想由营养液供给的大脑以导线与躯干连接，大脑对躯体动作的意识发出指令，信息通过导线双向传递。这一构想在电影《黑客帝国》（TheMatrix）中已经形象地展现出来。随着20世纪50年代人工智能的萌发，“赛博朋克”（Cyberpunk）发挥想象力，诞生了《黑客帝国》、《盗梦空间》（Inception）、《源代码》（SourceCode）等诸多优秀的影视作品。不难想象，如果技术能够与人脑中的特定感知机制相结合，那让使用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将不在话下。这也引发了人类对自身感知所能传达的外在世界真实性的限度的怀疑，即无法肯定身边经历的事与物的真假。依循此思路，未来“仿真”人以假乱真的可能性也不是一个无稽之谈。
在人类各种感觉中，视觉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看”构成了人的一种日常行为，古语说“所见即所信”，实际上，“所信即所见”也成立。视觉在感官中的优先性，有着生理生存基础，视觉能力突出能获得更大的进化优势。因此，在科研人员对人类的感觉进行的科学研究中，有关视觉研究的比重最大，而在虚拟现实技术的研发中，視觉方面的研究更是如此。这种在视觉方面的着力提升仿真体验，首先成为面容—具身恐惧形成的重要生理因素。
（二）视觉文化在传统文化构成的主导性
视觉形象提供了外部世界呈现给我们的第一印象，也是人类交流的最基本形式，观看构成了我们的第一语言。双眼将观察到的外部图景联系在一起，建立起生动完整的画面。视觉化在人类文明史的作用非同一般，不仅世界上几大古老文明（如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古中国）采用的象形文字是一种视觉性的符号，即使是采用拼音文字的西方文明，对真理源头的解释、对认知过程与对象的表述都饱含着视觉性隐喻，构成了一种视觉在场的形而上学，进而奠定了“视觉中心主义”（ocularcentrism）的传统。
西方视觉中心主义的传统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有过相关的系统阐述。柏拉图认为视觉是人类最有益的东西的源泉。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开篇指出：“[……]在诸种感觉中，尤重视觉。”[5]依循着这一传统，自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科技的变革、现代艺术的革新、现代传媒的演化，电影、电视、广告等影像符号充斥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视觉中心主义得到强化，成为一台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永动机”，人们随时置身看与被看的处境。由此可见，视觉文化传统拥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以至关于它的话语在不断生成。因此，“视觉中心主义”的思维范式是面容—具身恐惧深层的、无意识的文化诱因。
（三）奇观社会的视觉诱导
西方自工业社会以来，便进入了以经济刺激为主导的社会。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跨过工业时代进入奇观化社会，法国学者居伊·德波（GuyDebord）指出，人们的日常生活被以形象为中介的奇观包围着，而此处的奇观不是指各种形象的集合，而是以形象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周身存在的所有事物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表征，这种表征主要体现在社会图像的满溢，个人、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念经由图像被建构，电影、电视、广告、网络等媒体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存在，“形象已经成为商品物化之终极形式”[6]。日常生活中的信息、宣传资料、广告、娱乐消费，都是奇观的具体体现，伴随当代社会消费文化的刺激，奇观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在奇观景象所创造的“超真实的世界”里，人为制造的一切都被体验为真实的存在。当下我们的视觉经验已经离不开技术的中介，生活世界经由世界机器被编码成图像，人们通过图像来探知外部世界。技术中介的视觉经验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彼时，报刊、摄影术、电报、电话、铁路、蒸汽机都已产生，这些媒介技术与器械创造的视觉经验源源不断地变成商品。面对19世纪下半叶的这种“视觉狂热”，海德格尔认为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这一过程构成了“现代之本质”，这种图像对世界的把握，凭借的正是技术。在这一过程中，视觉的强势不断得到增加。在西方媒介学者看来，战后发达国家文化的发展正经历着一场“由大众媒介的屏幕不断加剧的去真实化、商品化的诱惑与掩饰以及（最近）数字文化视觉化趋势所形成的文化”[7]。图像符号所包裹的社会现实构成了面容—视觉恐惧形成的当下社会诱因。
以上三面构成了视觉研究在虚拟现实技术、仿真技术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深层背景，而正是技术对于人视觉作用的不断优化，造成了媒介技术生成物引发面容—具身性恐惧的可能，进而言之，当仿真技术能够全面创造出与人几无差异的仿真人时，或许会引发人类眼、耳、鼻、舌、肤等全体感知的误判。
四、媒介技术时代视觉恐惧的消解：人与技术的协同合作
从社会进程看，“虚拟”成为后现代文化与技术先进社会的一个显著代表，日常生活经验的许多方面被技术加以仿真，那么人类是否真的需要以战栗之心应对未来世界可能出现的与创造物之间的矛盾？
深层次来看，真正造成人类这一恐惧的动因是人类根深蒂固的生存隐忧意识与控制被创造物的欲求。面对仿真人的恐惧与其说是“如在眼前”般的直观性生理恐惧，不如说更多源于人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所带来的心理恐惧，正如在面对正面消息与负面消息时，人们倾向于记住负面消息向我们所揭示的人类心理。要消除这种恐惧，恐怕要深入人们思想认知上的改变。 日本后人类主义思潮认为，人类对机器人威胁产生的恐惧，是人类按照推己及人的思考方式，以人类文明史的发展逻辑来预测机器人的未来走向。按此逻辑，考察那些对技术发展抱有疑虑的观点可以发现，这些担忧基本建立在竞争性的思维范式基础之上，将人与其创造物（主要是技术产物）对立起来，在（生物的、社会的）进化论观点下进行逻辑演绎，预测未来发展。在这种思维范式中，人类往往容易染上“弑父恐惧症”，预测人类需要不断地与自己的创造物竞技，时时怀揣着被创造物超越的恐惧。我们与其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忧虑这种挫败，不如将其看成人类重新认识自我能力的一个契机。人类不是因为战无不胜、所向披靡才有了今天的文明程度，相反，是通过不断地试错、修正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以社会达尔文式的竞争性思维安置在人工智能上，就是揣测人工智能与人类竞争时代的来到，以及人类自身与人工智能竞争的紧迫性。这种思维方式在目前许多影视作品中已经屡见不鲜，成为一种看待科技生活的重要叙事话语。
然而，如果換一种思维方式来思考，事情会迥然不同。正如电影《人工智能》结尾所揭示的，拥有情感机制的人工智能被抛弃后不是抱负与嫉恨，而是自始至终坚持寻求人类的爱，寻求母爱的动力支持智能人大卫在黑暗的海底经受了漫长的等待。我们需要反思，当技术自我进化到具有自我意识或情感时，为何我们会认定人工智能与人的关系一定是奴役与冲突、战争与征服？我们不应忘记，在人类社会中，不仅有赤裸裸的竞争性的丛林法则，更有亲密关系、协商与互助，是后者将社会连为一体。机器本身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人们如何利用机器。当人工智能具有自我意识、情感而与人高度相仿时，我们同时需要反求诸己，相信人类最强大的敌人并不是外部的力量，而是人类自身的思与行。
[基金项目：本文为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后科研项目“后人类语境与当代新媒体的发展”（项目编号：043175606800/007）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全国首例机器人伤人事件：伤者已被担架抬走[OL].http：//news.sina.com.cn/c/nd/2016-11-18/doc-ifxxwrwk1408444.shtml，2016-11-18/2017-3-5.
[2][美]阿西莫夫著.国强等译.我，机器人[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1：1.
[3]Shields，R.TheVirtual，Londonand NewYork：Routledge，2003，p.46.
[4]Woolley，B.VirtualWorld：AJourneyinHypeandHyperreality，Oxfordand Cambridge，Mass.：Blackwell，1992，p.44.
[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形而上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
[6]Jameson，Fredric.Postmodernism，ortheculturallogicoflatecapitalism，London：Verso，1991，p.18.
[7][英]马丁·李斯特等著.吴炜华等译.新媒体批判导论（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