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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驰骋的黄河从陕晋峡谷一路南下冲出禹门口,也即传说中大禹治水时凿开的龙门。告别了群山,进入渭汾平原后,顿时开阔的河面就像要把紧缩的筋骨无限舒展,懒散地摇摆于黄泥细沙铺就的宽广河滩,有意无意地拍打着西岸的黄土台塬,似乎要唤醒那个曾经存在于这片土地上的,被历史尘埃湮没2600余年的周代古国。
这里是史圣司马迁的故里——陕西韩城市,市区东北约七公里处的黄河岸边现有一个叫梁带村的小村庄。2005开始的考古发掘,突然打开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大量青铜器、金器和玉器等珍贵文物的出土,折射出此地当年的繁华,而黄河岸边这个普通的小村子立时名扬海内外。青铜器上所铸的“芮公”“芮太子”作器等铭文告诉我们,这一大型墓地应属于《史记》等古书上记载过的古芮国。
为了进一步了解墓地的文化内涵、面貌特征及年代范围等问题,2007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韩城市文物旅游局等单位再次组队对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从3月份开始至11月份,先后清理发掘大、中、小型墓葬26座及马坑1座,又出土了青铜器、玉器、陶器等珍贵文物500多件组。除了为该墓地的有关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外,某些发现还填补了周代考古有关方面研究的空白,取得非常重要的收获。
据前两年的勘探资料显示,这里分布的西周和东周时期的芮国墓葬约有上千座。2007年发掘的墓葬分别选择在墓地的南、北两区。南区处于前两年发掘的27号墓等墓附近,包括1座带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和3座长方形土圹竖穴的中型墓;北区位于南区西北约200米处,清理甲字形和长方形土圹竖穴的大墓2座,小型土圹竖穴墓20座及1座马坑。根据发掘和钻探资料所提供的墓地平面布局分析,梁带村墓地除了27号墓附近大中型墓较集中外,其他区域均是众多中小型墓围绕着1或2座大墓,显示了两周时期的芮国墓地主要应是以聚族而葬的“邦墓”地为主,在局部范围形成了“公墓”地的特征。
已经清理的20座小型墓均是长方形的土圹竖穴墓,除了1座儿童墓特别窄小外,一般长度在2-3米,宽度0.8-1.4米。除了极少数墓葬的葬具仅有1棺外,大多数墓为1棺1椁。随葬品极少是这些小墓的一大特点,多数除了随葬少量块等玉器外,没有出土陶器。只有少数墓内随葬略经烘烤的陶鬲1件,或者是陶鬲和陶盆各一,火候均极低或近似泥器。中型墓的葬具往往是1椁2棺,除了一座墓出土1件青铜鼎外,多数没有青铜礼器随葬,但出土了不同形制的铜翣,以及棺外的铜鱼和石贝等组合的串饰等,以此彰显墓主的身份。据此或可说明,该墓地的中、小型墓可能存在有薄葬的特征。与关中周原、丰镐及其他地区发现的小型墓多以鬲、罐等陶器随葬,中型墓不乏数量不等的青铜礼器随葬有较明显的差别。但大型墓的随葬品比较丰富,与前两者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前两年发掘的26号、27号墓等带一或两条墓道的大墓,以及今年清理的28号、502号墓等“甲”字形大墓均有比较丰富的青铜器、玉器等随葬品出土。
2007年发掘的28号大墓,出土了5鼎4簋及鬲、觑、壶、盘、盉等青铜礼器、乐器编钟和石磬,戈、矛等兵器,辖、軎等车马器和玉戈等。兵器的发现表明墓主应为男性,随葬品摆放位置与前两年发掘的国君大墓27号墓相似,因此可以推测该墓的主人也可能是一代芮公。从墓地布局和出土器物的形制、纹饰等方面的特点观察,其时代似已至春秋早期的偏晚阶段,显然要晚于27号墓,或可推测当是后者的儿子辈。
《礼记·檀弓下》载国君“遣车七乘;大夫五个,遣车五乘”。《左传》等也有关于殉车的记载,殉车数量的多寡往往显示墓主的身份。考古发现的资料所见也是大墓内有车辆埋葬,或附以车马坑。位于北区的“甲”字形大墓502号墓,在墓道北端和椁顶上清理出了马车的遗迹,从可以看出的车轮、舆等残迹分析,该墓内应放置有大小不等的车子5辆。钻探还发现另有车马坑。其旁的586号墓也随葬有马车,说明这些墓的墓主属于芮国有较高地位的人物。这一现象是前两年所发掘的27号墓等大墓所未见的新发现,而与陕西宝鸡茹家庄(弓鱼)国墓地、长安张家坡井叔墓地、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的西周早、中期墓的殉车习俗相似。502号墓出土了本墓地第一组较完整的陶器组合,鬲、罐的形制有西周晚期或偏早的特征。青铜鼎作半球状深腹,与属于西周晚期偏早阶段的毛公鼎、吴虎鼎等近似。这些特征说明北区墓葬的年代约为西周晚期,明显早于南区27号墓等墓葬,墓地布局的早晚当是自北向南排列,从而将芮国活动于韩城的历史上推了约百年左右。
在502号墓的墓室四角各发现木俑一个,是今年最为引人瞩目的重要发现,其最高者可达1米多,两两成组,有雕刻出的五官和以榫卯相接的四肢,面部、颈部及手涂有浅红色,头部有用黑颜色画出的头发,袍服为红色,并有黑色的领口及襟口。观察俑的形象,分别似御车状和捧物状,表现的应是御手和侍女类人物。这无疑是国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一组木俑,也是首次考古发现的西周木俑,比孔子的名言“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时间早了约300余年,把我国墓葬内以俑随葬的历史大大提前。同时也填补了西周大型人体造型考古发现方面的空白,昭示了将来还可能有类似的发现,也将成为研究我国雕刻和艺术史的重要资料。
在前两年梁带村27号墓等大墓的清理中,就曾发现过棺底有明显高于椁底的现象,但不明原因所在,怀疑是棺木因淤水漂浮所致。今年在发掘502号和586号两座大墓时,我们有目的地对棺周围进行了仔细的观察,认真分析细微迹象,分别在两墓的外棺四周清理出径约10厘米左右的圆形立柱,虽然保存并不理想,但还是分辨出南北各2根、东西各3根立柱,呈两两相对状。进一步清理外棺底板后,发现了与立柱对应的横置木痕。横木为南北纵向的2根、东西横向的3根,并确认了横向者搭于纵向者之上。具体处于立柱高出椁底板约20-30厘米的位置,从而形成了框架状的木结构,外棺则是放置于此木架之上。这一迹象是过去商周墓葬考古中从未发现过的,可以说明,这些大墓内还曾置有棺架类设施以放置棺木,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周代棺椁制度的认识。
北区的两座大墓都在外棺周围发现了布帛的痕迹,局部还保存了几何纹图案,多填充有红色及橘红色的颜料,或画有黑色线条等。不少地方往往还有多层布帛,织结的纹理有粗细的分别,显然是织物棺饰(或称棺罩)的迹象。这些显然属于荒帷之类的遗迹,应是继山西绛县横水墓地之后又一次较明确的考古发现,为研究周代墓葬使用荒帷的情况提供了新的资料。28号墓内出土了连缀的长方形青铜片,排列有序,有可能是铠甲。因整体打包提取,尚未作进一步的清理,如果最后确认,将是至今所见最早的青铜铠甲。
2007年度的发掘,对于深入地认识周代芮国的墓葬制度和历史文化,以及周代礼制、封国制度的研究等,均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部分青铜礼器也有铭文发现,较重要的有“毕伯”“虢季”等人名,为探讨两周之际的芮国与这些国族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线索。
这里是史圣司马迁的故里——陕西韩城市,市区东北约七公里处的黄河岸边现有一个叫梁带村的小村庄。2005开始的考古发掘,突然打开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大量青铜器、金器和玉器等珍贵文物的出土,折射出此地当年的繁华,而黄河岸边这个普通的小村子立时名扬海内外。青铜器上所铸的“芮公”“芮太子”作器等铭文告诉我们,这一大型墓地应属于《史记》等古书上记载过的古芮国。
为了进一步了解墓地的文化内涵、面貌特征及年代范围等问题,2007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韩城市文物旅游局等单位再次组队对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从3月份开始至11月份,先后清理发掘大、中、小型墓葬26座及马坑1座,又出土了青铜器、玉器、陶器等珍贵文物500多件组。除了为该墓地的有关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外,某些发现还填补了周代考古有关方面研究的空白,取得非常重要的收获。
据前两年的勘探资料显示,这里分布的西周和东周时期的芮国墓葬约有上千座。2007年发掘的墓葬分别选择在墓地的南、北两区。南区处于前两年发掘的27号墓等墓附近,包括1座带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和3座长方形土圹竖穴的中型墓;北区位于南区西北约200米处,清理甲字形和长方形土圹竖穴的大墓2座,小型土圹竖穴墓20座及1座马坑。根据发掘和钻探资料所提供的墓地平面布局分析,梁带村墓地除了27号墓附近大中型墓较集中外,其他区域均是众多中小型墓围绕着1或2座大墓,显示了两周时期的芮国墓地主要应是以聚族而葬的“邦墓”地为主,在局部范围形成了“公墓”地的特征。
已经清理的20座小型墓均是长方形的土圹竖穴墓,除了1座儿童墓特别窄小外,一般长度在2-3米,宽度0.8-1.4米。除了极少数墓葬的葬具仅有1棺外,大多数墓为1棺1椁。随葬品极少是这些小墓的一大特点,多数除了随葬少量块等玉器外,没有出土陶器。只有少数墓内随葬略经烘烤的陶鬲1件,或者是陶鬲和陶盆各一,火候均极低或近似泥器。中型墓的葬具往往是1椁2棺,除了一座墓出土1件青铜鼎外,多数没有青铜礼器随葬,但出土了不同形制的铜翣,以及棺外的铜鱼和石贝等组合的串饰等,以此彰显墓主的身份。据此或可说明,该墓地的中、小型墓可能存在有薄葬的特征。与关中周原、丰镐及其他地区发现的小型墓多以鬲、罐等陶器随葬,中型墓不乏数量不等的青铜礼器随葬有较明显的差别。但大型墓的随葬品比较丰富,与前两者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前两年发掘的26号、27号墓等带一或两条墓道的大墓,以及今年清理的28号、502号墓等“甲”字形大墓均有比较丰富的青铜器、玉器等随葬品出土。
2007年发掘的28号大墓,出土了5鼎4簋及鬲、觑、壶、盘、盉等青铜礼器、乐器编钟和石磬,戈、矛等兵器,辖、軎等车马器和玉戈等。兵器的发现表明墓主应为男性,随葬品摆放位置与前两年发掘的国君大墓27号墓相似,因此可以推测该墓的主人也可能是一代芮公。从墓地布局和出土器物的形制、纹饰等方面的特点观察,其时代似已至春秋早期的偏晚阶段,显然要晚于27号墓,或可推测当是后者的儿子辈。
《礼记·檀弓下》载国君“遣车七乘;大夫五个,遣车五乘”。《左传》等也有关于殉车的记载,殉车数量的多寡往往显示墓主的身份。考古发现的资料所见也是大墓内有车辆埋葬,或附以车马坑。位于北区的“甲”字形大墓502号墓,在墓道北端和椁顶上清理出了马车的遗迹,从可以看出的车轮、舆等残迹分析,该墓内应放置有大小不等的车子5辆。钻探还发现另有车马坑。其旁的586号墓也随葬有马车,说明这些墓的墓主属于芮国有较高地位的人物。这一现象是前两年所发掘的27号墓等大墓所未见的新发现,而与陕西宝鸡茹家庄(弓鱼)国墓地、长安张家坡井叔墓地、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的西周早、中期墓的殉车习俗相似。502号墓出土了本墓地第一组较完整的陶器组合,鬲、罐的形制有西周晚期或偏早的特征。青铜鼎作半球状深腹,与属于西周晚期偏早阶段的毛公鼎、吴虎鼎等近似。这些特征说明北区墓葬的年代约为西周晚期,明显早于南区27号墓等墓葬,墓地布局的早晚当是自北向南排列,从而将芮国活动于韩城的历史上推了约百年左右。
在502号墓的墓室四角各发现木俑一个,是今年最为引人瞩目的重要发现,其最高者可达1米多,两两成组,有雕刻出的五官和以榫卯相接的四肢,面部、颈部及手涂有浅红色,头部有用黑颜色画出的头发,袍服为红色,并有黑色的领口及襟口。观察俑的形象,分别似御车状和捧物状,表现的应是御手和侍女类人物。这无疑是国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一组木俑,也是首次考古发现的西周木俑,比孔子的名言“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时间早了约300余年,把我国墓葬内以俑随葬的历史大大提前。同时也填补了西周大型人体造型考古发现方面的空白,昭示了将来还可能有类似的发现,也将成为研究我国雕刻和艺术史的重要资料。
在前两年梁带村27号墓等大墓的清理中,就曾发现过棺底有明显高于椁底的现象,但不明原因所在,怀疑是棺木因淤水漂浮所致。今年在发掘502号和586号两座大墓时,我们有目的地对棺周围进行了仔细的观察,认真分析细微迹象,分别在两墓的外棺四周清理出径约10厘米左右的圆形立柱,虽然保存并不理想,但还是分辨出南北各2根、东西各3根立柱,呈两两相对状。进一步清理外棺底板后,发现了与立柱对应的横置木痕。横木为南北纵向的2根、东西横向的3根,并确认了横向者搭于纵向者之上。具体处于立柱高出椁底板约20-30厘米的位置,从而形成了框架状的木结构,外棺则是放置于此木架之上。这一迹象是过去商周墓葬考古中从未发现过的,可以说明,这些大墓内还曾置有棺架类设施以放置棺木,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周代棺椁制度的认识。
北区的两座大墓都在外棺周围发现了布帛的痕迹,局部还保存了几何纹图案,多填充有红色及橘红色的颜料,或画有黑色线条等。不少地方往往还有多层布帛,织结的纹理有粗细的分别,显然是织物棺饰(或称棺罩)的迹象。这些显然属于荒帷之类的遗迹,应是继山西绛县横水墓地之后又一次较明确的考古发现,为研究周代墓葬使用荒帷的情况提供了新的资料。28号墓内出土了连缀的长方形青铜片,排列有序,有可能是铠甲。因整体打包提取,尚未作进一步的清理,如果最后确认,将是至今所见最早的青铜铠甲。
2007年度的发掘,对于深入地认识周代芮国的墓葬制度和历史文化,以及周代礼制、封国制度的研究等,均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部分青铜礼器也有铭文发现,较重要的有“毕伯”“虢季”等人名,为探讨两周之际的芮国与这些国族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