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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图像史学作为历史学科的分支，主要是指运用图像史料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而图像史料则指适用于历史教学和研究的视觉图像，一般指地图、图片等传媒对象，从形式上，可分为图片史料和影视史料。图片史料又可根据内容分为人物图像、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图、科学技术图、艺术品图以及地图。影视史料可分为历史记录片和历史剧情片两类。而这两类史料在高中历史教材中也被广泛应用。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引用图像史料，以弥补文字难以传递的信息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十分可取的手段。我国自古便有“左图右史”图史互证的传统，南宋史学家郑樵在其著作《通志》中指出：“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图，经也，文，纬也。一经一纬，想错而成文”。西方也十分重视图像史学研究。，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有个研究图像学的汉堡学派，该学派的主要学者潘诺夫斯基在1939年写作《图像学研究》一书。他把对图像的解释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前图像学的描述，主要关注图像的“自然意义”，由可识别的物品和事件组成。第二层次是严格意义的图像学分析，主要关注图像的“常规意义”，如图像中的战事是某场具体的战役。第三层次是图像研究的解释，关注的是图像的“本质意义”，也就是“揭示决定一个民族、时代、宗教或哲学倾向基本态度的那些根本原则”。图像正是在最后这个层次上为文化史学家提供了确实有用和不可缺少的证据。这都表明，图像史学应用于高中历史教学具有重大意义。然而，现行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部分图像史料，在选择和使用方面却不够严谨，存在误用、误读、误解等问题，对高中历史教学和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方面容易产生误导。
二、关于《奖励耕织（砖画）》问题
《奖励耕织（砖画）》在人教版高中历史选修一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第二单元第二课“为秦开帝业”—— 商鞅变法中，即教材第23页（2007年3月第2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用以说明商鞅变法之“以农求富的经济改革”中“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的内容。在图片下面还注明为“奖励耕织（砖画）”字样，如上图
然而在《“为秦开帝业”——商鞅变法》这一课中，使用《奖励耕织（砖画）》来说明商鞅变法的内容，的确存在许多问题。
1.、砖画真伪问题
。砖画，顾名思义，就是画像砖中所描绘的画像场景画。而画像砖艺术起源于战国末期，以汉代为典型时期的民间艺术瑰宝，而且以四川和河南地区发掘出土文物最多。其所描绘场景也多反映当时政治、经济和社会。但是《奖励耕织（砖画）》这一砖画的真实性是值得商榷的。首先，画中场景十分明了：男耕女织，但是画像显示的耕地方式是一人一牛一犁耕作法，这在商鞅变法的战国时期是不存在的，史学界一般认为，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出现铁犁牛耕，但是由于对牛的驯化还不是很成熟，直至汉代仍然多使用耦犁法，即所谓的二牛三人抬杠法，后来演变为二牛一人抬杠法，再后来才是一人一牛一犁耕作。一人一牛一犁耕作法师相当先进的牛耕法，出现的时间较晚，但绝不是战国时期。著名考古学家王仲殊先生指出：“两头牛抬着犁衡，牵引着一张长辕的犁，一人扶犁并驱牛，这是汉代牛耕的最通常形式。”，宋治民先生也说：“画像砖中的牛耕图都是二牛抬杠的形式，可见这种形式是汉代牛耕的主要形式”。由此可知，牛耕技术的进步是随着时间往后推移的。其次，是画像砖上的文字“奖励耕织”，其字体接近魏碑体，又不是典型的汉隶，排列方式是从左到右横排，这都不符合战国时期汉字书写方式，战国时期的秦国当是篆书，书写排列方式也应该是从上到写，从右到左。再次是砖画中人物的衣着服饰，男子短衫短裤，头发向后盘成髻，似乎不符合战国时期或汉代人的服饰习惯。最后，砖画中的建筑物的建筑风格，似乎也存在问题，在《奖励耕织（砖画）》中的建筑物的两根柱子，很明显带有西方元素。
2.、“奖励耕织”政策与男耕女织的问题
。奖励耕织是鼓励农民努力耕织，生产粟帛多的，可以得到奖励，免除徭役。这在《史记·商君列传》中亦有记载：“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奖励耕织成为商鞅变法“重农抑商”政策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正是“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才是的使得秦国逐渐强大，为以后的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是“男耕女织”却不同，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体现的是家庭手工业与农业之间的有机结合，男子铁犁牛耕，女子采桑织布。《奖励耕织（砖画）》很明显是表现“男耕女织”，再加上饲养家禽，是一种典型的自给自足农业社会生活场景，并不能表现“奖励耕织”这一政策措施。
综上所述，使用《奖励耕织（砖画）》这一伪证来说明商鞅变法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内容，的确欠妥当。
三、关于“浙海关商照”的问题
“浙海关商照”在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二经济史第一单元 古代中国经济基本结构与特点 第4课 古代的经济政策中，即教材第18页（2007年1月第3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用以说明清朝“闭关锁国”政策，并在图片下面注明“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发给中国商人的海外渡航证明书”字样。如右图。我在讲解这一课时，总感觉有些问题，后看到周明学老师《关于“浙海关商照”的误读、误选与教学活用》才有新的认识，的确“浙海关商照”存在误读誤选的问题。
1.、“浙海关商照”的误读、误选问题
。“浙海关商照”这幅插图，在周明学老师看来，存在两处误读：一是签发年份；而二是“商照”定性。就签发年份而言，教材中明确小字注释为“1760年”，即乾隆二十五年，因为在商照图片中有明显的“廿五”字样，而周老师认为这是一种误读，通过其论证表明“廿五”字样应该是临时填写的日期，而不是年份，真正的年份因该是其考证的“1795年”，即乾隆六十年。但是，笔者认为，“浙海关商照”签发年份不应该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之后，因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一月，乾隆帝正式降旨限定广州一口通商，内称“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此于粤民生计，并赣韶等关均有裨益，而浙省海防亦得肃清”。即使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英国借口粤海关勒索税银和行商欠债，请求放松对外贸易，增开天津等口岸，允许在宁波通商等，但都遭到清廷严厉拒绝。由此确立的广州单口通商体制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方告终结。关于“商照”性质，教材也明确点明为“中国商人的海外渡航证明”，而周老师考证的“商照”，应该是通关凭证，而且这个“商照”应该是教材编写者选自日本编撰的中国风俗百科图典《清俗纪闻》一书，并且《中国海关文物集萃》也收录了这一商照，并对“商照”做了文字介绍：“浙海关商照，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纸质。商照即古代的通关凭证。浙海关对国内商人出海贸易实行“商照”制度，详细登记商人姓名、人数、所载货物及其数量、到达地点、出航日期等，以备各口对照查验。”这样定性，则更符合“浙海关商照”的逻辑。
2.2、“浙海关商照”的通商问题
。在教材中表述：“清初，为了对付东南沿海的抗清斗争，政府厉行海禁，禁止官民私自出海；又将沿海居民内迁数十里，不许人民片板下海，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清政府甚至认为，天朝上国物产丰盛，无所不有，无需与外国进行贸易。正常的海外贸易，一度陷于停顿。”，用以说明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然后再文字表述右侧附上“浙海关商照”，但是教材又在第15页（第3课 古代商业的发展）中也有表述：“清朝时期，因为统治者实行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对外贸易渐趋萎缩。那时候，只开广州一处对外通商，规定由政府特许的广州‘十三行’统一经营对外贸易。出口商品仅占市场商品总量的3%左右”。用以表明闭关锁国政策并非禁止对外贸易，粤海关是开放的，至少广州十三行是有对外贸易存在的，而假如浙海关也可以通商渡航，岂不是自相矛盾。据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彼得·珀杜研究，在18世纪60年代，抵达广州的外国商船平均每年只有20艘，到19世纪40年代增长到300艘；在1760年至1840期间，每年抵达广州的外国人的数量，从两三千人增加到三四万人。这表明在1760年之后，浙江海关关闭，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情况。据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分析，1760年中国开始“限单口通商”，清政府“闭关锁国”，只在广州十三行一地允许对外贸易，其他海关不可能有对外贸易情况。再加上述笔者对“浙海关商照”签发年份的考证，故“浙海关商照”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允许中国商人海外渡航是不符合实际的。
四、结束语
图像史学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为高中历史教学注入新鲜血液，能够改变传统的以讲解、背诵、复述为特征的历史教学方式，也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强其记忆能力和历史思维能力。但是历史教学过程中所使用的历史图像也必须遵循客观性、科学性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思辨能力。而在教材中所出现的伪图像史料，笔者认为，可以弃而不用，并补充相关文言史料对相关知识点进行解读；或引导学生阅读相关史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伪图像史料进行解读，以加强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和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
图像史学作为历史学科的分支，主要是指运用图像史料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而图像史料则指适用于历史教学和研究的视觉图像，一般指地图、图片等传媒对象，从形式上，可分为图片史料和影视史料。图片史料又可根据内容分为人物图像、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图、科学技术图、艺术品图以及地图。影视史料可分为历史记录片和历史剧情片两类。而这两类史料在高中历史教材中也被广泛应用。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引用图像史料，以弥补文字难以传递的信息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十分可取的手段。我国自古便有“左图右史”图史互证的传统，南宋史学家郑樵在其著作《通志》中指出：“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图，经也，文，纬也。一经一纬，想错而成文”。西方也十分重视图像史学研究。，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有个研究图像学的汉堡学派，该学派的主要学者潘诺夫斯基在1939年写作《图像学研究》一书。他把对图像的解释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前图像学的描述，主要关注图像的“自然意义”，由可识别的物品和事件组成。第二层次是严格意义的图像学分析，主要关注图像的“常规意义”，如图像中的战事是某场具体的战役。第三层次是图像研究的解释，关注的是图像的“本质意义”，也就是“揭示决定一个民族、时代、宗教或哲学倾向基本态度的那些根本原则”。图像正是在最后这个层次上为文化史学家提供了确实有用和不可缺少的证据。这都表明，图像史学应用于高中历史教学具有重大意义。然而，现行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部分图像史料，在选择和使用方面却不够严谨，存在误用、误读、误解等问题，对高中历史教学和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方面容易产生误导。
二、关于《奖励耕织（砖画）》问题
《奖励耕织（砖画）》在人教版高中历史选修一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第二单元第二课“为秦开帝业”—— 商鞅变法中，即教材第23页（2007年3月第2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用以说明商鞅变法之“以农求富的经济改革”中“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的内容。在图片下面还注明为“奖励耕织（砖画）”字样，如上图
然而在《“为秦开帝业”——商鞅变法》这一课中，使用《奖励耕织（砖画）》来说明商鞅变法的内容，的确存在许多问题。
1.、砖画真伪问题
。砖画，顾名思义，就是画像砖中所描绘的画像场景画。而画像砖艺术起源于战国末期，以汉代为典型时期的民间艺术瑰宝，而且以四川和河南地区发掘出土文物最多。其所描绘场景也多反映当时政治、经济和社会。但是《奖励耕织（砖画）》这一砖画的真实性是值得商榷的。首先，画中场景十分明了：男耕女织，但是画像显示的耕地方式是一人一牛一犁耕作法，这在商鞅变法的战国时期是不存在的，史学界一般认为，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出现铁犁牛耕，但是由于对牛的驯化还不是很成熟，直至汉代仍然多使用耦犁法，即所谓的二牛三人抬杠法，后来演变为二牛一人抬杠法，再后来才是一人一牛一犁耕作。一人一牛一犁耕作法师相当先进的牛耕法，出现的时间较晚，但绝不是战国时期。著名考古学家王仲殊先生指出：“两头牛抬着犁衡，牵引着一张长辕的犁，一人扶犁并驱牛，这是汉代牛耕的最通常形式。”，宋治民先生也说：“画像砖中的牛耕图都是二牛抬杠的形式，可见这种形式是汉代牛耕的主要形式”。由此可知，牛耕技术的进步是随着时间往后推移的。其次，是画像砖上的文字“奖励耕织”，其字体接近魏碑体，又不是典型的汉隶，排列方式是从左到右横排，这都不符合战国时期汉字书写方式，战国时期的秦国当是篆书，书写排列方式也应该是从上到写，从右到左。再次是砖画中人物的衣着服饰，男子短衫短裤，头发向后盘成髻，似乎不符合战国时期或汉代人的服饰习惯。最后，砖画中的建筑物的建筑风格，似乎也存在问题，在《奖励耕织（砖画）》中的建筑物的两根柱子，很明显带有西方元素。
2.、“奖励耕织”政策与男耕女织的问题
。奖励耕织是鼓励农民努力耕织，生产粟帛多的，可以得到奖励，免除徭役。这在《史记·商君列传》中亦有记载：“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奖励耕织成为商鞅变法“重农抑商”政策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正是“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才是的使得秦国逐渐强大，为以后的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是“男耕女织”却不同，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体现的是家庭手工业与农业之间的有机结合，男子铁犁牛耕，女子采桑织布。《奖励耕织（砖画）》很明显是表现“男耕女织”，再加上饲养家禽，是一种典型的自给自足农业社会生活场景，并不能表现“奖励耕织”这一政策措施。
综上所述，使用《奖励耕织（砖画）》这一伪证来说明商鞅变法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内容，的确欠妥当。
三、关于“浙海关商照”的问题
“浙海关商照”在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二经济史第一单元 古代中国经济基本结构与特点 第4课 古代的经济政策中，即教材第18页（2007年1月第3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用以说明清朝“闭关锁国”政策，并在图片下面注明“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发给中国商人的海外渡航证明书”字样。如右图。我在讲解这一课时，总感觉有些问题，后看到周明学老师《关于“浙海关商照”的误读、误选与教学活用》才有新的认识，的确“浙海关商照”存在误读誤选的问题。
1.、“浙海关商照”的误读、误选问题
。“浙海关商照”这幅插图，在周明学老师看来，存在两处误读：一是签发年份；而二是“商照”定性。就签发年份而言，教材中明确小字注释为“1760年”，即乾隆二十五年，因为在商照图片中有明显的“廿五”字样，而周老师认为这是一种误读，通过其论证表明“廿五”字样应该是临时填写的日期，而不是年份，真正的年份因该是其考证的“1795年”，即乾隆六十年。但是，笔者认为，“浙海关商照”签发年份不应该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之后，因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一月，乾隆帝正式降旨限定广州一口通商，内称“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此于粤民生计，并赣韶等关均有裨益，而浙省海防亦得肃清”。即使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英国借口粤海关勒索税银和行商欠债，请求放松对外贸易，增开天津等口岸，允许在宁波通商等，但都遭到清廷严厉拒绝。由此确立的广州单口通商体制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方告终结。关于“商照”性质，教材也明确点明为“中国商人的海外渡航证明”，而周老师考证的“商照”，应该是通关凭证，而且这个“商照”应该是教材编写者选自日本编撰的中国风俗百科图典《清俗纪闻》一书，并且《中国海关文物集萃》也收录了这一商照，并对“商照”做了文字介绍：“浙海关商照，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纸质。商照即古代的通关凭证。浙海关对国内商人出海贸易实行“商照”制度，详细登记商人姓名、人数、所载货物及其数量、到达地点、出航日期等，以备各口对照查验。”这样定性，则更符合“浙海关商照”的逻辑。
2.2、“浙海关商照”的通商问题
。在教材中表述：“清初，为了对付东南沿海的抗清斗争，政府厉行海禁，禁止官民私自出海；又将沿海居民内迁数十里，不许人民片板下海，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清政府甚至认为，天朝上国物产丰盛，无所不有，无需与外国进行贸易。正常的海外贸易，一度陷于停顿。”，用以说明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然后再文字表述右侧附上“浙海关商照”，但是教材又在第15页（第3课 古代商业的发展）中也有表述：“清朝时期，因为统治者实行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对外贸易渐趋萎缩。那时候，只开广州一处对外通商，规定由政府特许的广州‘十三行’统一经营对外贸易。出口商品仅占市场商品总量的3%左右”。用以表明闭关锁国政策并非禁止对外贸易，粤海关是开放的，至少广州十三行是有对外贸易存在的，而假如浙海关也可以通商渡航，岂不是自相矛盾。据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彼得·珀杜研究，在18世纪60年代，抵达广州的外国商船平均每年只有20艘，到19世纪40年代增长到300艘；在1760年至1840期间，每年抵达广州的外国人的数量，从两三千人增加到三四万人。这表明在1760年之后，浙江海关关闭，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情况。据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分析，1760年中国开始“限单口通商”，清政府“闭关锁国”，只在广州十三行一地允许对外贸易，其他海关不可能有对外贸易情况。再加上述笔者对“浙海关商照”签发年份的考证，故“浙海关商照”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允许中国商人海外渡航是不符合实际的。
四、结束语
图像史学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为高中历史教学注入新鲜血液，能够改变传统的以讲解、背诵、复述为特征的历史教学方式，也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强其记忆能力和历史思维能力。但是历史教学过程中所使用的历史图像也必须遵循客观性、科学性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思辨能力。而在教材中所出现的伪图像史料，笔者认为，可以弃而不用，并补充相关文言史料对相关知识点进行解读；或引导学生阅读相关史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伪图像史料进行解读，以加强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和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