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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回顾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发现在不同时期我国电影的发展会受到其他国家文艺理论和电影模式的影响。由于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为了更好符合我国的国情并且满足受众的需要，我们在学习和引进的同时也对其他国家的电影理论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理论的引进以及我们是如何将其本土化的，本文将结合电影《伊万的童年》与《小兵张嘎》来具体解读，影片的叙事方式和表现差异也给我们带来启示。
【关键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伊万的童年》 《小兵张嘎》 本土化
1963年，《小兵张嘎》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引起了收视狂潮。与《小兵张嘎》同时期拍摄的前苏联电影《伊万的童年》首映于1962年，是由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黑白故事片。对比这两部电影我们可以发现对这一时期中国电影产生影响的文化，同时探析中国电影是如何将同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理论进行本土化的。
一、对两部影片的综合分析
1、剧情简介
影片《小兵张嘎》讲述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冀中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与奶奶相依为命。为了掩护在家养伤的八路军侦察连长钟亮，奶奶牺牲在日军的刺刀下，而钟亮也被敌人抓走了。为替奶奶报仇、救出老钟叔，嘎子找到八路军，成为一名小侦察员。在一次战斗中，他缴获了敌人一把手枪，但没有上缴。当部队攻打炮楼时，他设法在里面放火，最终全歼敌人，救出了老钟叔，也替奶奶报了仇。战斗结束后，嘎子把藏起来的手枪主动交公，队长则把手枪发给他使用，嘎子便把自己珍爱的木制手枪送给了好朋友胖墩。
苏联电影《伊万的童年》讲述了一个名叫伊万的十二岁少年，他的父母在二战期间被德国纳粹杀害。怀着对纳粹的仇恨，他加入了苏联红军，成为一名小侦察员，深入敌后执行危险任务。红军中校想安排他到后方上学，但是伊万不愿意，坚持留下来。在伊万的强烈要求下，组织再次让他进行秘密侦察活动，但是这一次，伊万没能回来。战争胜利后，中校在敌人的材料中发现伊万的档案，原来他是被绞死的。
2、创作背景
1949年中国解放，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主义，逐渐走向社会主义改造道路。1949—1966年这十七年是一种新的话语形态形成时期也是一种旧的话语被改造的时期。它是承前启后的年代，也是制造断层的年代；是理想乐章的序曲，也是梦想破灭前的前奏；在此期间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对当时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十七年间出台了一些关于中国电影的政策，包括从1953年起学习苏联电影体制，这期间中国电影受到好莱坞、苏联以及意大利的影响。影片《小兵张嘎》于1963年首映，导演是新中国电影艺术大师、号称“北影四大帅”之一的崔嵬。在当时特殊的政治时局下中国电影积极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崔嵬在拍摄之前就对《伊万的童年》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欧洲主战场，苏联人民开始了卫国战争。1945年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并于5月8日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苏联在卫国战争中牺牲了2400万人。《伊万的童年》创作于卫国战争胜利后的一段时间，使它整个社会可以冷静地审视战争，表现为革命激情所带来的英雄主义豪情逐渐演变成厚重的悲剧感和对人性的思索。
二、《小兵张嘎》与《伊万的童年》的比较
1、相同之处
《小兵张嘎》与《伊万的童年》在表现题材和创作时间上几乎相同，影片主人公所处环境和所处时代背景也基本类似。拍摄手法上都使用了具有真实特性的长镜头，同是黑白画面。影片中导演都对人物性格进行了刻画，从细节上表现人物的个性。
2、不同之处
《小兵张嘎》的主题是英雄的成长，“嘎子”在老钟叔、奶奶、老罗叔、区队长的关怀引导下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八路军。这是一个由稚弱到成熟的过程，主角的成熟，不是一段个人化的心理历程，而是对一种意识形态内容的呈现与遮蔽。小嘎子以痛苦的寻找历程为开端，以置身于盛大的胜利仪式场面为结束。影片一改往日经典叙事模式中女人、孩子与男人间的被拯救者／拯救者的关系模式，转向被启蒙者／启蒙者的关系模式，设置了多个代表党和人民形象的人物来支撑影片。影片中的“嘎小子”机智、勇敢、顽皮，画面流畅而富有韵味。《小兵张嘎》里看不到残酷，看不到一个少年应有的恐惧，只有革命的热情，抗日的热情。虽然影片对少年英雄“嘎子”的塑造有些夸张，但是与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相符。
如果将《小兵张嘎》定位为儿童战争喜剧片，那么《伊万的童年》就是一部儿童战争悲剧片。影片以一个美好的梦境开始，通过和残酷现实比对表现出战争对儿童的摧残，也是作者对战争的反思。对于苏联来说，50年代后期是卫国战争胜利后的特殊年代，影片并没有过多的表现战争和丑化敌人，而是将焦点集中于一个个鲜活的人身上。导演更多的是在呼吁和平、控诉战争。影片中塔尔柯夫斯基运用梦境与现实的频繁穿插，象征性的景物设置，对水波、倒影、光线和镜像的迷恋表达出理性与非理性，意识与潜意识，孤独，绝望，死亡以及对死亡的恐惧，牺牲和救赎这些哲理和主题，表现出战争的残酷和对儿童的摧残。
三、“十七年电影”受到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
苏联电影承接了俄罗斯博大、深厚的文化传统，以丰富的内涵、充沛的诗情和成熟的表达方式，成为世界电影之林的“常青树”。苏联电影在中国的传播可以追溯到1925年，当时由田汉负责的“南国电影剧社”就放映过《战舰波将金号》。苏联电影默片时期的蒙太奇观念对中国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夏衍、郑伯奇等人先后翻译了苏联电影大师普多夫金的《电影导演论》、《电影脚本论》等专著和文章。新中国建立后，大批苏联电影如《乡村女教师》、《马克辛三部曲》、《夏伯阳》、《列宁在1918》、《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引进，对中国电影的选题、风格和样式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十七年中国电影”受到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出现于1934年，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规定将其作为苏联文艺创作的基本方法。同时期的中国引进了苏联这一系列理论并运用于指导文艺创作，但并不是单纯的借鉴，我们进行了本土化，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现实主义，是更符合我国国情的一种新的理论模式。当时除了在生产、发行、教育等领域直接“拷贝”苏联的管理模式，电影的各个制作部门也直接受到苏联电影相关部门的指导。第三代导演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叙事和蒙太奇语言都可以看出和苏联电影的血缘关系。当然，对他们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
四、如何进行本土性转化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求艺术家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描写现实。但在后来的实践过程中稍有变奏，“典型论”明显占了上风，它要求创作者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不是自然主义的描摹，而要有所提炼，有所升华，为了表现主人公的光辉品质，甚至可以忽略缺点；二则要求创作者以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人民，这也是《小兵张嘎》和《伊万的童年》两部影片风格差异的原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被推崇和发展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既有苏联文艺政策的影响，也有五四文学传统沉潜的“非精英化”原因。更重要的是，新政府出于现实考虑，希望艺术家能集中关注带有明显理想主义色彩的现实生活，关注新政权新制度带来的活力，从而尽快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的大一统目标。因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更有“现实效应”的创作主张自然得到推崇。
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主张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后，形成了一种新的创作方法，那就是“革命现实主义电影”。电影艺术家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使之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通过实践使之不断丰富和发展。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进程的推进，到了1953年，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又被重提。
五、启示和思考
中国电影学习苏联的生产、发行、教育以及相关管理模式，但学习的过程不是生搬硬套，我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了本土化。这一过程其实就是适应与改造的过程，面对新事物我们不断吸取精华，与本时期国情相符合而不脱离整个文化环境，在“拿来”的基础上满足我们对文化发展的需求，为社会主义发展做贡献。
任何时期我国电影发展都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我们也会不断学习和改造。电影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更多的是作为传播文化的载体，我们应该站在更高的层面展现社会和人类，以深切的人文关怀为基本价值取向，选材上接近现实，反映真实生活，深层次挖掘我们的民族艺术，未来中国电影的发展只有走民族文化道路才不会被淹没在商业文化的浪潮中。
参考文献
①郑亚玲、胡滨：《外国电影史》[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
②钟大丰、舒晓鸣：《中国电影史》[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
③付晓红、谢铁骊：《口述实录》[M].中国电影出版社，1955:68
④钟惦棐，《电影〈南征北战〉所达到的和没达到的方面》[J].《文艺报》，1953（3）
⑤隔水观音，《十七年文学的一些特征及探源》，http://www.wangf.net\03
001\002
（作者：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0级研究生）
实习编辑：王雨燕
责编：周蕾
【关键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伊万的童年》 《小兵张嘎》 本土化
1963年，《小兵张嘎》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引起了收视狂潮。与《小兵张嘎》同时期拍摄的前苏联电影《伊万的童年》首映于1962年，是由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黑白故事片。对比这两部电影我们可以发现对这一时期中国电影产生影响的文化，同时探析中国电影是如何将同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理论进行本土化的。
一、对两部影片的综合分析
1、剧情简介
影片《小兵张嘎》讲述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冀中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与奶奶相依为命。为了掩护在家养伤的八路军侦察连长钟亮，奶奶牺牲在日军的刺刀下，而钟亮也被敌人抓走了。为替奶奶报仇、救出老钟叔，嘎子找到八路军，成为一名小侦察员。在一次战斗中，他缴获了敌人一把手枪，但没有上缴。当部队攻打炮楼时，他设法在里面放火，最终全歼敌人，救出了老钟叔，也替奶奶报了仇。战斗结束后，嘎子把藏起来的手枪主动交公，队长则把手枪发给他使用，嘎子便把自己珍爱的木制手枪送给了好朋友胖墩。
苏联电影《伊万的童年》讲述了一个名叫伊万的十二岁少年，他的父母在二战期间被德国纳粹杀害。怀着对纳粹的仇恨，他加入了苏联红军，成为一名小侦察员，深入敌后执行危险任务。红军中校想安排他到后方上学，但是伊万不愿意，坚持留下来。在伊万的强烈要求下，组织再次让他进行秘密侦察活动，但是这一次，伊万没能回来。战争胜利后，中校在敌人的材料中发现伊万的档案，原来他是被绞死的。
2、创作背景
1949年中国解放，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主义，逐渐走向社会主义改造道路。1949—1966年这十七年是一种新的话语形态形成时期也是一种旧的话语被改造的时期。它是承前启后的年代，也是制造断层的年代；是理想乐章的序曲，也是梦想破灭前的前奏；在此期间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对当时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十七年间出台了一些关于中国电影的政策，包括从1953年起学习苏联电影体制，这期间中国电影受到好莱坞、苏联以及意大利的影响。影片《小兵张嘎》于1963年首映，导演是新中国电影艺术大师、号称“北影四大帅”之一的崔嵬。在当时特殊的政治时局下中国电影积极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崔嵬在拍摄之前就对《伊万的童年》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欧洲主战场，苏联人民开始了卫国战争。1945年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并于5月8日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苏联在卫国战争中牺牲了2400万人。《伊万的童年》创作于卫国战争胜利后的一段时间，使它整个社会可以冷静地审视战争，表现为革命激情所带来的英雄主义豪情逐渐演变成厚重的悲剧感和对人性的思索。
二、《小兵张嘎》与《伊万的童年》的比较
1、相同之处
《小兵张嘎》与《伊万的童年》在表现题材和创作时间上几乎相同，影片主人公所处环境和所处时代背景也基本类似。拍摄手法上都使用了具有真实特性的长镜头，同是黑白画面。影片中导演都对人物性格进行了刻画，从细节上表现人物的个性。
2、不同之处
《小兵张嘎》的主题是英雄的成长，“嘎子”在老钟叔、奶奶、老罗叔、区队长的关怀引导下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八路军。这是一个由稚弱到成熟的过程，主角的成熟，不是一段个人化的心理历程，而是对一种意识形态内容的呈现与遮蔽。小嘎子以痛苦的寻找历程为开端，以置身于盛大的胜利仪式场面为结束。影片一改往日经典叙事模式中女人、孩子与男人间的被拯救者／拯救者的关系模式，转向被启蒙者／启蒙者的关系模式，设置了多个代表党和人民形象的人物来支撑影片。影片中的“嘎小子”机智、勇敢、顽皮，画面流畅而富有韵味。《小兵张嘎》里看不到残酷，看不到一个少年应有的恐惧，只有革命的热情，抗日的热情。虽然影片对少年英雄“嘎子”的塑造有些夸张，但是与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相符。
如果将《小兵张嘎》定位为儿童战争喜剧片，那么《伊万的童年》就是一部儿童战争悲剧片。影片以一个美好的梦境开始，通过和残酷现实比对表现出战争对儿童的摧残，也是作者对战争的反思。对于苏联来说，50年代后期是卫国战争胜利后的特殊年代，影片并没有过多的表现战争和丑化敌人，而是将焦点集中于一个个鲜活的人身上。导演更多的是在呼吁和平、控诉战争。影片中塔尔柯夫斯基运用梦境与现实的频繁穿插，象征性的景物设置，对水波、倒影、光线和镜像的迷恋表达出理性与非理性，意识与潜意识，孤独，绝望，死亡以及对死亡的恐惧，牺牲和救赎这些哲理和主题，表现出战争的残酷和对儿童的摧残。
三、“十七年电影”受到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
苏联电影承接了俄罗斯博大、深厚的文化传统，以丰富的内涵、充沛的诗情和成熟的表达方式，成为世界电影之林的“常青树”。苏联电影在中国的传播可以追溯到1925年，当时由田汉负责的“南国电影剧社”就放映过《战舰波将金号》。苏联电影默片时期的蒙太奇观念对中国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夏衍、郑伯奇等人先后翻译了苏联电影大师普多夫金的《电影导演论》、《电影脚本论》等专著和文章。新中国建立后，大批苏联电影如《乡村女教师》、《马克辛三部曲》、《夏伯阳》、《列宁在1918》、《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引进，对中国电影的选题、风格和样式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十七年中国电影”受到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出现于1934年，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规定将其作为苏联文艺创作的基本方法。同时期的中国引进了苏联这一系列理论并运用于指导文艺创作，但并不是单纯的借鉴，我们进行了本土化，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现实主义，是更符合我国国情的一种新的理论模式。当时除了在生产、发行、教育等领域直接“拷贝”苏联的管理模式，电影的各个制作部门也直接受到苏联电影相关部门的指导。第三代导演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叙事和蒙太奇语言都可以看出和苏联电影的血缘关系。当然，对他们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
四、如何进行本土性转化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求艺术家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描写现实。但在后来的实践过程中稍有变奏，“典型论”明显占了上风，它要求创作者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不是自然主义的描摹，而要有所提炼，有所升华，为了表现主人公的光辉品质，甚至可以忽略缺点；二则要求创作者以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人民，这也是《小兵张嘎》和《伊万的童年》两部影片风格差异的原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被推崇和发展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既有苏联文艺政策的影响，也有五四文学传统沉潜的“非精英化”原因。更重要的是，新政府出于现实考虑，希望艺术家能集中关注带有明显理想主义色彩的现实生活，关注新政权新制度带来的活力，从而尽快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的大一统目标。因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更有“现实效应”的创作主张自然得到推崇。
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主张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后，形成了一种新的创作方法，那就是“革命现实主义电影”。电影艺术家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使之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通过实践使之不断丰富和发展。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进程的推进，到了1953年，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又被重提。
五、启示和思考
中国电影学习苏联的生产、发行、教育以及相关管理模式，但学习的过程不是生搬硬套，我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了本土化。这一过程其实就是适应与改造的过程，面对新事物我们不断吸取精华，与本时期国情相符合而不脱离整个文化环境，在“拿来”的基础上满足我们对文化发展的需求，为社会主义发展做贡献。
任何时期我国电影发展都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我们也会不断学习和改造。电影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更多的是作为传播文化的载体，我们应该站在更高的层面展现社会和人类，以深切的人文关怀为基本价值取向，选材上接近现实，反映真实生活，深层次挖掘我们的民族艺术，未来中国电影的发展只有走民族文化道路才不会被淹没在商业文化的浪潮中。
参考文献
①郑亚玲、胡滨：《外国电影史》[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
②钟大丰、舒晓鸣：《中国电影史》[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
③付晓红、谢铁骊：《口述实录》[M].中国电影出版社，1955:68
④钟惦棐，《电影〈南征北战〉所达到的和没达到的方面》[J].《文艺报》，1953（3）
⑤隔水观音，《十七年文学的一些特征及探源》，http://www.wangf.net\03
001\002
（作者：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0级研究生）
实习编辑：王雨燕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