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香港回归后高校德育的发展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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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香港回归后,高校德育无论在目标、内容,还是方法与途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呈现出国家民族性、学生主体性、德育途径渗透性及中西方文化融合性的特点。
  关键词:香港;高校德育;国家民族性
  
  1997年7月1日,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这对香港教育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它标志着香港殖民教育由此远去,标志着香港人在民族主体上和在庄严的历史中真正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使香港教育在培养真正的人上获得最真实、最富有现代性的时代意义。回归后,香港高校德育无论在目标、内容,还是方法与途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香港回归后高校德育的发展
  
   回归前,香港高校的领导权、决策权与管理权均属英国政府,港英当局实行“子民(subject)教育”和“精英教育”,加强宗主国意识渗透和英国制度、文化优越性教育,培养亲英势力,试图从青年人的思想观念上,把香港从中国母体分离出去。这种殖民教育使香港大学生对国家民族身份及本土政治产生疏离,并塑造他们作为被管治下的“子民”或“居民”,而非民族国家的“公民”。回归后,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相适应,香港高校德育无论是在内容不还是在形式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取代殖民教育内容及方式的,是符合“一国两制”体制的德育内容及德育方式。[1]香港高校德育回归后贯彻“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精神,在基本法的框架内进行各种内容和形式的德育,形成符合香港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的一系列价值观念的行为习惯,以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需要。
   (一)香港回归后高校德育的目标
  香港回归前高校德育的目标是为培养和扶持效忠英王室的华人“精英”管理阶层,通过教育的功利导向和隐蔽性方式,使学生认同西方价值观念,产生对英国的归属感,疏离自己的文化、民族和国家,充当英国利益的代理人,为巩固港英殖民统治服务。回归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提出了新的高等教育目标,要为特别行政区的稳定和繁荣,为“港人治港”培养人才服务,即“培养年青一代具有国家、民族观念、爱国爱港,在德、智、体、群、美各方面全面发展,充分挖掘潜能,有良好道德品质和知识技能,适应香港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种人才。”[2]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庆典上,董建华指出:“我们要培养青年人对家庭、社会、国家和世界的责任感,使他们具备坚强意志、奋斗精神和应变能力,并在德、智、体、群、美各方面获得充分发展。”1999年香港政府公布的“教育目标咨询文件”中高等教育的目的为社会培养有良心、有社会责任感、有国际视野的领导人,希望大学生对家庭、社会、国家及世界有承担,有正义感,有不甘平庸的志气;具备广博的学识,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能充分掌握专门或有关学科的知识;具备在多元化社会和跨文化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的领导才能。在这一文件的指导下,香港各大高校纷纷制定了自己的教育目标,如时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国章指出:“香港中文大学的任务就是使年轻人对自己的祖国和社会有信心,我们要培养下一代不仅具有广博的知识和实际操作能力,更重要的是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可见,香港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由回归前的“子民取向”(Subject Approach)转向“祖国取向”(Motherland Approach)。由殖民教育与精英教育转向国家、民族和民主教育。
  (二)回归后香港高校德育的内容
  香港虽有较长时间离开祖国怀抱,但分离并没有冲刷掉港人的民族归属感和爱国统一的情怀。这种情感既是高校德育的基础,也是渗透广泛的高校德育的内容。回归后,香港高校德育的内容主要包括:公民教育、道德教育与通识教育。
  1.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是香港高校德育的主体部分。为迎接回归,香港当局于1996年颁布了《学校公民教育指引》(以下简称《九六指引》)。《九六指引》中提出公民教育的目标是增进青少年对政治的认识,帮助他们明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具备批判性的思考素质和公民意识,成为有理性、富有政治意识而又负责任的公民,在民族、国家、世界的使命中,担当一个建设性的公民角色。回归后香港公民教育的内容主要有:(1)国家民族教育。所谓国家民族教育(nationalistic education),指的是培养国家民族观念的教育,是关于培养香港青年对“中国人”身份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归属感和自豪感的教育。如1995年香港教育评议会建议,1997-2007年这10年间,公民教育的重点应先着意于民族情感和国家情怀的培养,以及强调“一国两制”的体制观念;第二阶段应开始让学生深入学习祖国的宪法,多了解祖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以便进一步融入中国社会。国家民族教育的内容包括了解本国政府和文化基本形态;了解本国政治、经济、行政体制;了解本国社会、政治问题参与的途径和方式;了解本国公民的权利和责任;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以培养民族认同和爱国精神。目的不仅为了培养具有崇高品德的青少年学生及守法的公民,更是为了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对香港有归属感,对中国有民族认同感、愿意参加社会事务、创造未来的香港公民。所以认识香港历史、宪政体制、中国的民族发展史、近现代对外关系,中西文化与影响和熟悉基本法是其重要内容。(2)民主教育。要求学生要掌握有关的政治知识,如学习香港公民的责任与权利,香港公民的社会和政治参与等,还要掌握民主参与的各种技能,如要了解香港的选举制度、香港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渠道及香港的民主与选举。同时,还要认识防止滥用权力的部门和方式,如申诉专员公署、大众传媒。此外,香港公民教育的内容还包括人权教育、法治教育和国际视野教育等。
  2.道德教育
  香港高校的道德教育主要是进行传统伦理道德教育。香港98%是中国人,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传统伦理,熏陶、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香港大学生。儒家传统伦理观念作为一种文化积淀,深深地注入了他们的血脉之中。虽然殖民时期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但中国人所特有的内在品质在香港被长期保存下来。有香港学者指出:“香港虽然西化得很,但在道德观念上基本还是儒家传统占主流。”[3]香港各高校都注重加强对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的尊重和认同,包括孝顺父母、重视家庭、谦逊厚道、自强不息;正确认识国家、认识民族、热爱国家、热爱民族;维护法制制度,推动民主进步,承担社会责任。培养学生一些良好品质,如礼貌、勤劳、诚实、团结、宽恕、友爱、正义等,逐步做到自治,掌握某种道德评估,以及参与民主政治所需要的道德观。此外,由于香港社会物质生活比较富裕且生活节奏快,容易产生心理问题,因此,香港高校道德教育比较重视心理指向的道德教育,有较成熟的心理教育体系。同时,香港长期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其道德教育往往直接借助于宗教力量,因而有些高校以宗教教育代替道德教育。
  3.通识教育
  所谓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是相对大专专业教育而言的一类课程体系。它是在专业课程之外有系统地开设一套辅助课程,向学生提供广博与专深相结合的知识结构,培养具有广博的基础知识和较强应变能力的人才。[4]由于历史、学校文化、目标任务等因素,不同院校对通识教育有不同的诠释和演绎,因而各具特色。如岭南大学确定通识教育课程的目的是帮助学生认识自我,拓宽知识和概论视野,强化他们对道德、公民与人道责任的了解和承诺,从而使他们更能面对科技、社会、政治与文化剧变等挑战。香港中文大学学生手册指出:“通识教育课程旨在推行均衡教育,以扩展学生的视野,培养综合思考的能力,使之在千变万化的现代社会中,能内省外顾、高瞻远瞩。”总的来讲,香港通识教育的宗旨是通过广博的知识教育,来扩大知识视野,培养人的品德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因而包含有丰富的德育内容和思想。香港许多大学都系统开设通识教育课程,规定每个学生必须修满一定的科目和学分,才能获得毕业资格。一般高校规定的通识教育学分约占总学分的14.3%,如香港中文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为18学分,占15%。通识教育课程一般包括:思想方法、社会伦理学、现代社会问题、科技与人文价值观念、中国文化要义、西方文化概论、政治与社会哲学、比较政治制度、法律与社会等几十科。内容广泛,涉及个人思想方法、社会政治、伦理价值、文化哲学、法律等问题。
  (三)香港回归后高校德育的方法
  回归后,香港高校德育方法日趋多样,且极具操作性。每一方法在具体运用时,都有总体设计、分步实施的过程。其主要方法有:
  1.价值澄清法(Values Clarification)。价值澄清法强调道德或价值观经过自由选择、反省和行动澄清而得出,重视道德或价值观的形成过程。香港把美国道德教育家拉斯提出的价值澄清法的三个阶段七个步骤简化为五个步骤[5]:(1)认清问题,找出各种可能的选择。如就某个政治问题或道德问题,提出各种可行的选择。(2)衡量各种选择的利弊。(3)考虑各种选择的后果后,做出理性选择。(4)珍惜并愿意公开所做的选择,并解释自己所作出选择的理由。(5)根据自己的选择采取行动。在教学上,为了避免学生以自己的好恶去作选择,因而强调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要求教师给学生以指导,通过暗示、鼓励、询问、设难、提供参考资料和意见,回答一些有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形成自己的价值观,指出符合社会标准的道德或价值观,以“澄清”学生的非道德的、不正确的价值判断,引导学生形成自己的价值观。
  2.活动教育法。主要通过讲故事、游戏、演讲、问答、辩论、讨论、情景角色扮演等方式,把呆板的灌输变为有趣的参与,寓教于乐。如香港理工大学的领导才能计划(1999年),以“服务社群、发挥才能、超越自我”为宗旨,通过烧烤晚会、社区考察、电影欣赏、即兴辩论、营内康乐、活动等方式训练思考方法、策划能力、领导风格、团体合作、演讲技巧、沟通方法等,以提高领导技巧及能力。
   3.道德认知发展法(Cognitive Development Approach)。主要是通过讨论道德两难问题,了解学生的德育认知发展,并将学生的道德认知提高到一个层次。在教学上,采用道德两难困境的讨论,促使学生多方考虑,然后提出解决的方法,说明原因,并聆听及参考其它同学的意见,以便和自己的想法相比较,而后做出选择。其特点是通过教学刺激学生认知结构的改变,提升道德认知层次,以增进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香港回归后高校德育的途径
  香港高校一般没有单独设立德育科目,德育目标和内容通常由各高校正规课程、非正规课程和隐蔽课程三条途径来落实。此外,香港回归后,德育途径也在悄然变化,许多学校开始采用内地高校集会和唱歌方式,升国旗、唱国歌的礼仪教育方式逐步走进高校。
  1.正规课程
  这是以课堂教学的形式,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学生系统传授德育知识和技能,从而实现德育目标的途径。如香港各高校的通识教育就是一种正规课程,它有诸多课程设计,进行公开考试,并计入学分。香港中文大学开设“中国文明”,香港城市大学开设“过渡中的中国”、“过渡中的香港”、“法律与社会”;香港理工大学开设中国研习与文化、政治及公共事务、社会科学及个人成长等通识课程。
  2.非正规课程
  非正规课程是指通过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德育活动,以培养发展学生个性能力的途径。它主要是由学生事务处、学生会、学生社团组织的一些课外活动,如发展领袖才能训练班,心理辅导组、学生辅导组、奖励学生及经济援助组、就业辅导组等。各小组都有明确的德育功能,此外还包括学校集会、周会、晚餐讲座等活动。香港高校十分重视课外活动的教育作用,把它作为正规课程的有益补充,普遍鼓励学生参加一些精心设计的课外活动,来开阔学生思路,增强学生的集体观念,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中逐渐形成道德观念,锻炼各种能力。此外,许多高校还实施了“群体合作的学校辅导工作”。辅导人员包括全体老师、学生辅导主任、职业辅导主任、教学辅导老师等。心理辅导是香港高校实施德育的一个很有特色的途径,它在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和良好的个性品质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3.隐蔽课程
  “校风,又称隐蔽课程,是指一所学校特有的精神或风格”。[6]它对学生的品格和待人处事态度的养成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一种通过校园环境、管理制度、校训、校风校纪、课堂气氛等来实现德育目标的途径。(1)校训教育。校训是学校为树立优良的校风而制定的,要求师生共同遵守。如香港中文大学的校训“博文约礼”,乃是孔子的教育规训,即知识广博、精深、遵守道德,注重礼仪;香港大学的校训“明德格物”。这些校训都表明了德智并重的教育方针。(2)“舍堂教育”。香港的学生宿舍称为“舍堂”。香港高校充分注意到舍堂在德育中的作用,香港各高校选派教师和研究生担任每个舍堂的导师。“舍堂教育”内容丰富多彩,如开展迎新活动、宣扬舍堂传统、歌唱舍堂歌曲、出版舍堂刊物等。通过舍堂教育,增强了学生的团体荣誉感和舍堂内部的凝聚力。香港大学甚至规定,每位学生在大学期间要轮上一年或一学期的入宿机会,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3)课堂气氛。课堂气氛也是一种隐蔽课程,有助于培养学生民主意识。如教师在课堂上平等地对待学生,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发表见解,帮助他们批判地接受他人的观点和在社会生活中尊重不同的观点,在民主的课堂气氛中学生的民主意识自然而成。各大高校还提供机会和鼓励学生参与学校事务。如2000年的《香港教育制度改革》报告书鼓励高校成立有选举参与的学生会,将学生培育成为具备民主参与能力、热爱学习及成长的学校小区,并关心香港社会的未来公民。
  
  二、回归后香港高校德育的特点
  
  1.国家民族性
  “回归”不仅仅是土地的归属,更重要的是人心的回归及民众身份的重新定位。在九七回归、香港特区成立的背景下,国家民族教育倍受重视。董建华在1997年7月1日就职演说中表达了香港政府对坚持“一国两制”,高扬爱国旗帜的决心:“香港与祖国一脉相连,唇齿相依。由于香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和祖国分离,香港同胞往往对国家缺乏了解。在‘一国两制’的新环境下,我们将会有许多机会和充分条件,去认识国家,认识民族;去热爱国家,热爱民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重新接上中华民族的根,‘一国两制’的事业才能成功。”回归后香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高等学校重新调整了德育的主导方向,逐渐从殖民教育所形成的历史惯性中解脱出来,以强化对民族、国家的归属感和使命感为新德育的主导,坚持兼容东西文化精华的德育多元化体系,使民族性与开放性统一起来。这非常鲜明地突出了香港教育的国家民族性。香港高校德育的国家民族性主要体现在教育内容与途径上。香港主权回归之后,加强对学生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的教育,培养学生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是现实的要求,也是公民身份重新确认的需要,自然,国家民族教育就成为了高校德育的重要内容。于是,回归后香港政府积极干预,不断地强化政府行为,要求将国家民族教育融入高校的整体课程,并主动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变迁,进行课程与教材内容改革,一些带有浓厚殖民色彩的论述,已纷纷被清理出教材,中国不再称为“邻国”,“中华民国”一词也被“台湾地区”所代替。在重新修订的教材中,有关祖国知识和民族情感教育的内容得到了强化,祖国历史文化知识教育在全港高校普遍开展。在德育途径方面,香港高校还开展升国旗、唱国歌及组织学生到内地进行活动来加强国家民族教育。如香港领袖生奖励计划,开设了国情教育课程”研习班,让领袖生于2004年11月到北京学习10天。这项计划除了让参与的学生亲身到内地认识国和体验国情,培养他们对国家的自豪和归属感外,更重要的目标是为香港培育一批“种子”国情教育大使,鼓励他们积极推动国民教育。
  2.学生主体性
  香港高校德育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这种主体性不仅体现在德育内容上,而且还体现在德育方法与途径方面。香港教育界认为:道德本质上是实践的,道德的根本关系是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实际生活与经验才是学生品格形成的真正基础。[7]因此,香港高校德育的内容比较注重大学生的生活现实与发展着的社会现实所涉及的道德问题,如香港中文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个人成长》科目,目的在于为大学生提供有关适应及个人成长知识,使学生可发展更有效的应对方法及社会行为。其主要内容有:性格模式、生命循环、自我认同、爱情及吸引、性知识及性满足、婚姻及家庭、生活形式及健康、压力应对方法、社交技巧训练等。香港高校许多课程还涉及环境伦理、科技社会、医学伦理、安乐死道德等社会现实问题,使学生在高科技时代时时不忘价值理性问题。在高校德育方法上,提倡以“学生为本”,不强行灌输,倡导并践行互动教学、知行合一的德育方法。香港各高校广泛采用研计式教学使学生能主动探讨所关心的人生困惑,由导师引导,尽力澄清,发展大学生的德性。在德育途径上,通过大量的课外活动将课堂上所探索的理论观点内化为自己的道德情感和态度,身体力行、知行合一。此外,还充分开展自我教育,要求学生自治。学生自治就是通过学生会、学生社团组织一系列活动,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使学生从中体验生活,增长见识和才干。
  3.中西文化融合性
  香港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地处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特点,再加上香港回归后实施 “一国两制”的政治制度,使得香港高校德育形成了中西文化兼收并蓄,中西方文化融合的特点。1997年月10月董建华发表了题为《共创香港新纪元》的施政报告。这份报告既鼓励大学生兼收中西文化所长,更鼓励立足香港、贡献祖国、面向世界的理想;既追求富裕,又提倡温厚;既自由,又团结;既追求现代先进科学文化,又有深厚文化根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高校德育既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又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因而反映在内容上既有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儒家道德规范教化;又有西方政治理论,广泛吸纳科学、民主、法制、自由平等观念等西方文化中的精髓;把西方的科学求实精神与东方的伦理道德融合为一体。香港高校德育内容既有科学、民主、自由思想,又有一定的宗教成分;既有资本主义思想,又有社会主义意识的影响等诸多因素。“华洋杂处、中西交汇”成为香港高校德育一道亮丽的风景。在这种文化融合中成长起来的香港人,既有西方文化的长处又有东方文化的精华;既懂得现代科技又保持着东方的伦理价值观念;既能适应东方社会的生活,也能在西方社会中得心应手;既能在经济、科技方面接受和应用西方的理论,又能在社会政治乃至家庭方面保持的发扬东方的传统。在高校德育方法上,也呈现出中西方融合性,一方面保持东方传统的道德教育方法,注重道德知识的系统讲授;另一方面积极吸纳西方现代德育方法,如价值澄清法、道德认知发展法、活动参与法以及情景陶冶法等。
  4.德育途径的渗透性
  香港渗透式德育重视隐形教育,重视渗透,寓德育于各门学科教育、各种社会活动之中,是香港高校德育的特色和优势。《九六指引》规定透过隐蔽课程和结合各科渗透式进行公民教育。其中,非正规课程主要通过课外活动开展,因而与隐蔽课程一样,具有隐蔽性。对于正规课程,“利用正规课程内所有学习机会,以跨越科目界限的方法,把有关内容渗透到各已有学科内去教授。”如香港高校借助通过通识教育的人文科目、社会科学等,德育内容得以开展。其中许多科目蕴涵着政治教育、公民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等德育内容,并且这种渗透性不仅仅表现在通识教育课程对学生进行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教育中,还表现在学生管理工作和学生课外活动、舍堂教育等隐形课程中,通过这些活动,提高学生的自立能力,培养学生为社会、为公益事业作奉献的精神。
  
  [参考文献]
  [1]郑永廷等.粤港澳台高校德育比较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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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程介明.学校德育校长领导[N].香港:华侨日报.1994.11.19.
  [4]郑永廷等.粤港澳台高校德育比较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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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香港教育署:学校公民教育指引[Z].1996.
  [7]吴奇程.社会转型与道德教育[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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