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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祖国宝岛台湾省台北市，有一所“胡适公园”，每日到此游览的人络绎不绝，2010年9月2日，时任国家文化部部长蔡武抵台访问，第一站立即前往位于台北“中央研究院”的胡适故居参观，并特地到“胡适公园”內的胡适铜像和墓园凭吊：许多安徽绩溪、旌德的游客到台湾旅游，也常会到“胡适公园”等纪念胡适的场馆参观游览，深深缅怀胡适、江冬秀夫妇这对本乡本土的游子。
近代名人胡适，1891年12月17日出生于安徽绩溪，1962年2月24日逝世于台湾台北。胡适原名“嗣糜”，字希疆，行名“洪辟”，笔名胡适，字“适之”，祖籍安徽绩溪上庄。胡适自幼聪颖、好学上进，1910年7月到北京考取了“庚子赔款留美官费生”。8月16日从上海启程去美国，起初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农科：1915年9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读哲学系，师从名家杜威：1917年6月学成回国，9月应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邀请，任北大教授，讲授中国古代哲学史等课程。抗日战争时期，胡适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抗战胜利后又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1962年2月24日，胡适不幸仙逝，1975年胡适夫人江冬秀也驾鹤西游。后来，夫妻俩合葬于“胡适公园”内的胡适墓园。
胡适夫妇的婚姻带着浓厚的神奇色彩，在“五四”期间，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曾极力抨击封建礼教，为婚恋自由而大声呐喊，斗争的矛头直指封建婚姻制度，可他自己却顺从母命，和文化差异很大的、志趣不同的、没有爱情基础的江冬秀结为伉俪。胡适与小脚太太江冬秀“土洋结合”的故事流传甚广，被外界好事者戏称为“民国七大怪事之一”，也是那个年代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之一。
我家的祖屋就在安徽旌德白地，与胡适的故居相隔不过15公里，与江冬秀早年居住的江家大院相距不到5公里。我家祖上的老人与江冬秀的家人是相知相识的乡亲近邻，加之，抗日战争期间我母亲和姑妈在江村“六县联中”读书，就住在江家悦心堂的大宅院里，母亲和姑妈都称江冬秀为“秀姑”，因而家里老人常常和我们谈起胡适夫妇的许多轶事趣闻，让我从中感受到了胡适、江冬秀娲缘中那不一样的伉俪情深、难舍情感。
胡适出身在一个没落旧官僚家庭，胡适的父亲胡传（1841-1895），字“铁花”，号“钝夫”，清朝末年的贡生，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后因“乙未战争”离台，著有《台湾纪事两种》文章，如今台东市的“铁花路”，就是当地为记念胡传而设立的。1895年8月22日胡传病殁于厦门时，胡适只有4岁：而端庄秀丽的江冬秀，出身于旌德县的望族，其外祖父吕佩芬和曾外祖父吕朝端是旌德县的“父子翰林”，不过，受封建礼教的影响，从深闺中走出来的江冬秀，却只能初识文字而已。
胡适与江冬秀的娴缘，实实在在地具备着偶然性，是在一段不寻常的巧遇中产生的：江冬秀15岁的一天，随母亲到20公里外的绩溪县旺川的舅母家走亲戚，恰逢胡适也随母亲来到姑婆家。原来，胡适的姑婆就是江冬秀的舅母。初次见面，几句闲聊，江母吕贤英便“相中”了胡适，她说胡适斯文秀气、聪明伶俐，日后必成大器，便有心要把女儿许配给胡适。随后，是江母主动央媒，托胡适本家叔叔胡祥鉴前往提亲。
俗话说，“好事多磨”。一开始这门亲事进展得并不顺利，因为江冬秀长胡适1岁，况且当时的江家中道殷实，而胡家日渐破败。因此，对于这门婚事，倒是胡母犹豫不决、有所顾虑，可是江家的态度却异常坚决，执意联娴。经媒人多次的磨合，又经算命先生的掐算和观音庙的求签，胡母反复斟酌后，才算定下这门婚事。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1873-1918），是胡适父亲的第三任填房，她16岁进胡家，22岁便守寡。在那样的社会里，她势单力薄，受着世俗的煎熬，日子过得极不称心，于是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儿子的前程上。她要求胡适发奋读书，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在日常的生活中，胡适深深地感受到了母亲做人的不容易，于是对母亲是极为孝顺，尽管起初他对这门婚事并不满意，但是却爽快地应允了，后来胡适到了美国读书，还多次写信给母亲，一再承诺：“婚约有效，绝无另娶之意。”1917年，胡适学成回国，在家住了一个月，便遵母命和江冬秀完婚，了却了母亲的一番心愿。
1917年12月30日，在胡适的婚礼上，胡家大院里喜气洋洋、灯火通明，正厅悬挂着贺联，手摇留声机里播放喜庆的江南丝竹，正门张贴着胡适自撰的对联：“旧约十三年;环球七万里。”抒发了胡适、江冬秀相识后不同的生活感触，在这13年里，胡适出国留洋，江冬秀空阁守待，恪守妇道，经常到胡家照顾胡老太太，让胡适安心在外读书。胡家厅堂院门上张贴的对联是：“三十夜大月亮：廿七岁老新郎。”新郎西装革履，新娘一身黑色绸缎礼服，两位女嫔相伴着新娘，缓步来到举行婚礼的正厅时，厅堂内一片欢声笑语。新郎、新娘双双在结婚证书上用印，双方交换戒指，既没有拜天地，也没有磕头，这样的婚礼，在皖南的古老的小乡村里，自然是十分引入注目。
婚毕，江冬秀在绩溪老家，陪伴了体弱多病的婆婆一段时间，为了传宗接代，要强的胡母坚持让儿媳去北京与胡适夫妻团聚。平心而论，一开始胡适、江冬秀的夫妻生话并不很美满，胡适是个勤奋钻研的学者，江冬秀善交际，喜欢打麻将和玩纸牌，夫妻两人兴趣各异，文化差异极大，好在两人互不相扰，互不干涉。后来胡氏夫妻育有二子一女，分别是：长子祖望、长女素斐、次子思杜，江冬秀便相夫教子，一心一意做好“胡太太”，倒也相安无事。江冬秀是个极聪明的女人，又善于治家，家务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就是后来在寓居纽约10多年中，虽然不懂英文，却居然能一直坚持自己上街买菜：她烹调技艺极高，做得一手好徽州菜。在夫人的精心照料之下，胡适婚后生活很安逸，能够一心一意做学问，夫妻俩举案齐眉、相敬如宾，至于外界议论纷纷，说胡适“惧内”，对老婆“三从四德”，那都是戏言。
江冬秀办事果断，直言快语，喜为朋友“两肋插刀”，好打不平，当年的北大法学系主任、教授梁宗岱（南国诗人、广西百色人）成名之后，和作家沉樱陷入热恋，竟然要和发妻何瑞琼离婚，何瑞琼忠厚懦弱，无力抗拒。江冬秀闻之拍案而起、挺身而出，为她打抱不平。江冬秀将何瑞琼接到自己家中，给她助威壮胆，1933年11月25日，何瑞琼起诉梁宗岱要求离婚一案，在北京地方法院审理，江冬秀亲自到法庭代她辩护，结果使梁宗岱败诉，一时间轰动了北京城。 1948年11月江冬秀又随胡适再赴美国，期间她曾多次陪胡适去看望传说中的“红颜知己”，显得十分豁达大度，倒也成为一段趣闻。江冬秀在江村的口碑极好，直到今天，江村的民众还念念不忘这位“秀姑”，这大概与她在当地常做修桥补路的善行有关。上庄、江村虽属两县，但中间只隔一座山，可谓近在咫尺。婚后，江冬秀回江村探亲时，发现从上庄到江村这条古道上的“杨桃岭”一带，路面多年失修，坑坑洼洼，十分难走，便慨然捐资修复了“杨桃岭”附近的路面3处，完工后还请了监工检查验收。如今此路还在，斯人长逝，日月荏苒，当同乡后人走在这条小路上，不能不感叹万千。
江冬秀在北京时，不避嫌，不怕受牵连，曾利用自己的“名人太太”身份，出面营救、保护过王必英（解放后绩溪县首任县长）、石原皋（旌德籍科学家）等许多安徽籍革命志士，成为绩溪、旌德老百姓至今仍在谈论的一段段佳话。就是胡适本人，在和江冬秀的长期共同生活中，也慢慢发现了她的许多长处，看到她有许多过人的见解，胡适庆幸自己娶上了一个极有主见的女人，逐渐找到了一种美满婚姻的感觉。
日子就在平静中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江冬秀一直不愿胡适做官。1930年代，蒋介石曾多次动员胡适弃学从政，胡适因与江冬秀有“不进政界”之约在先，一直不从。但是，1938年7月20日下午，胡适在巴黎收到从纽约转来的电报，蒋介石敦请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以取代将要卸任的王正廷大使。经过反复思想斗争，胡适以国事为重，毅然决定：“放弃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胡适给江冬秀写信道：“现在国家到了这个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届大使，我聲明到战争完结为止。”胡适接着说，“再发一愿，至迟战争完结，我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涯中去。”
此时，国难当头，日军铁蹄已蹂躏了大半个中国，广州沦陷，武汉失守，中华民族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胡适可谓是“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他在赠送友人的照片上自题小诗表明自己的心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胡适以“拼命向前”的“过河卒子”自许，鞭策自己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古人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在这民族危亡的时刻，一直不愿丈夫做官的江冬秀，却大义凛然，不顾个人安危，夫唱妇随。她毅然把两个儿子送回旌德老家，（爱女5岁早逝），然后陪同胡适远渡重洋，到美国就职，胡氏夫妇的义举，一时间成为海内外同胞议论的一段悲愤话题。当时，江冬秀是驻美使团中唯一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小脚大使夫人”，但是，她坚定不移地支持丈夫开展“抗战外交”，自己也认真履行着大使夫人的职责。在美国各地，她穿梭于政要显贵的夫人之中，积极开展“夫人外交”。在外交场合里，她言行得体、不卑不亢，处处以民族大义为重，时时维护国家利益.不失泱泱大国的大使夫人风范，显示出崇高的民族气节。1938年12月4日，胡适突然发病.5日晚入院治疗，江冬秀衣不解带日夜守候在病床前面，直至胡适转危为安。
岁月悠悠，时间的年轮转到了1949年。中国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国共两党都在做胡适的工作，希望他能留在本阵营内。而江冬秀在解放军渡江前夕，本想回到江村老家悦心堂居住，但是胡适却要她同去美国，她随之离开祖国而出走，随后在纽约度过了近10年的清淡寓居生活，并于1958年回到台湾。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次会议，当天下午心脏病复发，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逝世。江冬秀闻讯赶到，伤心之极，痛不欲生。2月26日中午，长子祖望闻讯从美国赶回台北，陪伴、安慰母亲。但此后江冬秀一直是郁郁寡欢，直至1975年去世，享年85岁。
都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自古以来，爱情是永恒的、婚姻是神圣的。而今的人们不能不承认，胡适与江冬秀的一段传奇式婚姻，是从一般“乡村巧遇结良缘”开始的，实实在在是一桩“捆绑式”的包办婚姻，但是两人却能长相守、互适应， “缱绻情深五十载”，在这近50年的时间里，两人无论是贫穷、富贵、生老、病死，终身相厮守，终身不分离，自然是令人感叹不已。因此绩溪、旌德乡亲们评价他俩是：“伉俪情深，缱绻难舍！”
近代名人胡适，1891年12月17日出生于安徽绩溪，1962年2月24日逝世于台湾台北。胡适原名“嗣糜”，字希疆，行名“洪辟”，笔名胡适，字“适之”，祖籍安徽绩溪上庄。胡适自幼聪颖、好学上进，1910年7月到北京考取了“庚子赔款留美官费生”。8月16日从上海启程去美国，起初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农科：1915年9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读哲学系，师从名家杜威：1917年6月学成回国，9月应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邀请，任北大教授，讲授中国古代哲学史等课程。抗日战争时期，胡适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抗战胜利后又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1962年2月24日，胡适不幸仙逝，1975年胡适夫人江冬秀也驾鹤西游。后来，夫妻俩合葬于“胡适公园”内的胡适墓园。
胡适夫妇的婚姻带着浓厚的神奇色彩，在“五四”期间，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曾极力抨击封建礼教，为婚恋自由而大声呐喊，斗争的矛头直指封建婚姻制度，可他自己却顺从母命，和文化差异很大的、志趣不同的、没有爱情基础的江冬秀结为伉俪。胡适与小脚太太江冬秀“土洋结合”的故事流传甚广，被外界好事者戏称为“民国七大怪事之一”，也是那个年代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之一。
我家的祖屋就在安徽旌德白地，与胡适的故居相隔不过15公里，与江冬秀早年居住的江家大院相距不到5公里。我家祖上的老人与江冬秀的家人是相知相识的乡亲近邻，加之，抗日战争期间我母亲和姑妈在江村“六县联中”读书，就住在江家悦心堂的大宅院里，母亲和姑妈都称江冬秀为“秀姑”，因而家里老人常常和我们谈起胡适夫妇的许多轶事趣闻，让我从中感受到了胡适、江冬秀娲缘中那不一样的伉俪情深、难舍情感。
胡适出身在一个没落旧官僚家庭，胡适的父亲胡传（1841-1895），字“铁花”，号“钝夫”，清朝末年的贡生，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后因“乙未战争”离台，著有《台湾纪事两种》文章，如今台东市的“铁花路”，就是当地为记念胡传而设立的。1895年8月22日胡传病殁于厦门时，胡适只有4岁：而端庄秀丽的江冬秀，出身于旌德县的望族，其外祖父吕佩芬和曾外祖父吕朝端是旌德县的“父子翰林”，不过，受封建礼教的影响，从深闺中走出来的江冬秀，却只能初识文字而已。
胡适与江冬秀的娴缘，实实在在地具备着偶然性，是在一段不寻常的巧遇中产生的：江冬秀15岁的一天，随母亲到20公里外的绩溪县旺川的舅母家走亲戚，恰逢胡适也随母亲来到姑婆家。原来，胡适的姑婆就是江冬秀的舅母。初次见面，几句闲聊，江母吕贤英便“相中”了胡适，她说胡适斯文秀气、聪明伶俐，日后必成大器，便有心要把女儿许配给胡适。随后，是江母主动央媒，托胡适本家叔叔胡祥鉴前往提亲。
俗话说，“好事多磨”。一开始这门亲事进展得并不顺利，因为江冬秀长胡适1岁，况且当时的江家中道殷实，而胡家日渐破败。因此，对于这门婚事，倒是胡母犹豫不决、有所顾虑，可是江家的态度却异常坚决，执意联娴。经媒人多次的磨合，又经算命先生的掐算和观音庙的求签，胡母反复斟酌后，才算定下这门婚事。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1873-1918），是胡适父亲的第三任填房，她16岁进胡家，22岁便守寡。在那样的社会里，她势单力薄，受着世俗的煎熬，日子过得极不称心，于是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儿子的前程上。她要求胡适发奋读书，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在日常的生活中，胡适深深地感受到了母亲做人的不容易，于是对母亲是极为孝顺，尽管起初他对这门婚事并不满意，但是却爽快地应允了，后来胡适到了美国读书，还多次写信给母亲，一再承诺：“婚约有效，绝无另娶之意。”1917年，胡适学成回国，在家住了一个月，便遵母命和江冬秀完婚，了却了母亲的一番心愿。
1917年12月30日，在胡适的婚礼上，胡家大院里喜气洋洋、灯火通明，正厅悬挂着贺联，手摇留声机里播放喜庆的江南丝竹，正门张贴着胡适自撰的对联：“旧约十三年;环球七万里。”抒发了胡适、江冬秀相识后不同的生活感触，在这13年里，胡适出国留洋，江冬秀空阁守待，恪守妇道，经常到胡家照顾胡老太太，让胡适安心在外读书。胡家厅堂院门上张贴的对联是：“三十夜大月亮：廿七岁老新郎。”新郎西装革履，新娘一身黑色绸缎礼服，两位女嫔相伴着新娘，缓步来到举行婚礼的正厅时，厅堂内一片欢声笑语。新郎、新娘双双在结婚证书上用印，双方交换戒指，既没有拜天地，也没有磕头，这样的婚礼，在皖南的古老的小乡村里，自然是十分引入注目。
婚毕，江冬秀在绩溪老家，陪伴了体弱多病的婆婆一段时间，为了传宗接代，要强的胡母坚持让儿媳去北京与胡适夫妻团聚。平心而论，一开始胡适、江冬秀的夫妻生话并不很美满，胡适是个勤奋钻研的学者，江冬秀善交际，喜欢打麻将和玩纸牌，夫妻两人兴趣各异，文化差异极大，好在两人互不相扰，互不干涉。后来胡氏夫妻育有二子一女，分别是：长子祖望、长女素斐、次子思杜，江冬秀便相夫教子，一心一意做好“胡太太”，倒也相安无事。江冬秀是个极聪明的女人，又善于治家，家务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就是后来在寓居纽约10多年中，虽然不懂英文，却居然能一直坚持自己上街买菜：她烹调技艺极高，做得一手好徽州菜。在夫人的精心照料之下，胡适婚后生活很安逸，能够一心一意做学问，夫妻俩举案齐眉、相敬如宾，至于外界议论纷纷，说胡适“惧内”，对老婆“三从四德”，那都是戏言。
江冬秀办事果断，直言快语，喜为朋友“两肋插刀”，好打不平，当年的北大法学系主任、教授梁宗岱（南国诗人、广西百色人）成名之后，和作家沉樱陷入热恋，竟然要和发妻何瑞琼离婚，何瑞琼忠厚懦弱，无力抗拒。江冬秀闻之拍案而起、挺身而出，为她打抱不平。江冬秀将何瑞琼接到自己家中，给她助威壮胆，1933年11月25日，何瑞琼起诉梁宗岱要求离婚一案，在北京地方法院审理，江冬秀亲自到法庭代她辩护，结果使梁宗岱败诉，一时间轰动了北京城。 1948年11月江冬秀又随胡适再赴美国，期间她曾多次陪胡适去看望传说中的“红颜知己”，显得十分豁达大度，倒也成为一段趣闻。江冬秀在江村的口碑极好，直到今天，江村的民众还念念不忘这位“秀姑”，这大概与她在当地常做修桥补路的善行有关。上庄、江村虽属两县，但中间只隔一座山，可谓近在咫尺。婚后，江冬秀回江村探亲时，发现从上庄到江村这条古道上的“杨桃岭”一带，路面多年失修，坑坑洼洼，十分难走，便慨然捐资修复了“杨桃岭”附近的路面3处，完工后还请了监工检查验收。如今此路还在，斯人长逝，日月荏苒，当同乡后人走在这条小路上，不能不感叹万千。
江冬秀在北京时，不避嫌，不怕受牵连，曾利用自己的“名人太太”身份，出面营救、保护过王必英（解放后绩溪县首任县长）、石原皋（旌德籍科学家）等许多安徽籍革命志士，成为绩溪、旌德老百姓至今仍在谈论的一段段佳话。就是胡适本人，在和江冬秀的长期共同生活中，也慢慢发现了她的许多长处，看到她有许多过人的见解，胡适庆幸自己娶上了一个极有主见的女人，逐渐找到了一种美满婚姻的感觉。
日子就在平静中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江冬秀一直不愿胡适做官。1930年代，蒋介石曾多次动员胡适弃学从政，胡适因与江冬秀有“不进政界”之约在先，一直不从。但是，1938年7月20日下午，胡适在巴黎收到从纽约转来的电报，蒋介石敦请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以取代将要卸任的王正廷大使。经过反复思想斗争，胡适以国事为重，毅然决定：“放弃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胡适给江冬秀写信道：“现在国家到了这个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届大使，我聲明到战争完结为止。”胡适接着说，“再发一愿，至迟战争完结，我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涯中去。”
此时，国难当头，日军铁蹄已蹂躏了大半个中国，广州沦陷，武汉失守，中华民族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胡适可谓是“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他在赠送友人的照片上自题小诗表明自己的心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胡适以“拼命向前”的“过河卒子”自许，鞭策自己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古人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在这民族危亡的时刻，一直不愿丈夫做官的江冬秀，却大义凛然，不顾个人安危，夫唱妇随。她毅然把两个儿子送回旌德老家，（爱女5岁早逝），然后陪同胡适远渡重洋，到美国就职，胡氏夫妇的义举，一时间成为海内外同胞议论的一段悲愤话题。当时，江冬秀是驻美使团中唯一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小脚大使夫人”，但是，她坚定不移地支持丈夫开展“抗战外交”，自己也认真履行着大使夫人的职责。在美国各地，她穿梭于政要显贵的夫人之中，积极开展“夫人外交”。在外交场合里，她言行得体、不卑不亢，处处以民族大义为重，时时维护国家利益.不失泱泱大国的大使夫人风范，显示出崇高的民族气节。1938年12月4日，胡适突然发病.5日晚入院治疗，江冬秀衣不解带日夜守候在病床前面，直至胡适转危为安。
岁月悠悠，时间的年轮转到了1949年。中国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国共两党都在做胡适的工作，希望他能留在本阵营内。而江冬秀在解放军渡江前夕，本想回到江村老家悦心堂居住，但是胡适却要她同去美国，她随之离开祖国而出走，随后在纽约度过了近10年的清淡寓居生活，并于1958年回到台湾。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次会议，当天下午心脏病复发，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逝世。江冬秀闻讯赶到，伤心之极，痛不欲生。2月26日中午，长子祖望闻讯从美国赶回台北，陪伴、安慰母亲。但此后江冬秀一直是郁郁寡欢，直至1975年去世，享年85岁。
都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自古以来，爱情是永恒的、婚姻是神圣的。而今的人们不能不承认，胡适与江冬秀的一段传奇式婚姻，是从一般“乡村巧遇结良缘”开始的，实实在在是一桩“捆绑式”的包办婚姻，但是两人却能长相守、互适应， “缱绻情深五十载”，在这近50年的时间里，两人无论是贫穷、富贵、生老、病死，终身相厮守，终身不分离，自然是令人感叹不已。因此绩溪、旌德乡亲们评价他俩是：“伉俪情深，缱绻难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