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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以“那年打仗”的历史心绪为主线，描写陈春生、黄虎臣等几位“越战”老兵的人生经历与命运浮沉，以战争与和平年代的巨大反差揭示不同时期的人生况味，读来五味杂陈、令人感慨。
陈春生是个城里人，但他身上总是散发着一种干草和牛粪的混合气味，这种气味似乎被揉进了他的皮肤，老远见到他，我眼前就会出现插队时经常打扫的牛棚。我猜想，八岁那年他被挂红袖套的人带走，或许在某个养过牛的黑屋子里被关过较长时间。但我始终没敢问他，害怕触动他不堪回首的童年记忆。记得当年，我赶到长江边那座古老的城市时，他已经获释回家一个星期了。他坐在门槛上，将细细的胳膊支在膝盖上，双手捧着下巴瞧着远处喧闹的码头，极短的寸头下，那目光漠然、悠远，跟他的年龄极不相称。
清冷的阳光在江面上缓缓移动，一寸一寸地走到我们脚下。我也坐下来，将手放到他瘦骨嶙峋的肩上。别害怕，我说，你爸爸妈妈都没事了，他们在干校过得挺好。他抖了抖，转过头朝我看，依然是没表情的一张小脸，谢谢表舅，他乖巧地说，谢谢你来看我和外婆。
这是一种很难形容的乖巧，缺乏感情，显得木讷而生疏。轮船的汽笛声从码头方向传来，背驮着大货包的装卸工踏上了颤悠悠的跳板。阳光暖和了一些，春生瘦削的身影被阳光投射在门前的水泥地上，像一棵卡在石头缝里的歪斜小树的影子。我的心忽然很疼。码头旁的小街上有一个男孩子在滚铁箍，街口有几个小姑娘在跳绳，我听见她们欢快的儿歌声随风飘来。这些孩子都比他大两三岁呢，而他却成了这般模样。
春生的外婆是我母亲的堂姐，小时候想必也在一起跳过绳。春生他娘在杭州读书时常来我家玩，交学费时我母亲总会想方设法塞点钱给她。当然，这都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事了，后来我家就过得不如她家了。她家的成分还算不错，大专毕业分配到这座城市。我们一直以为这家人过得顺风顺水的，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春生之所以被挂红袖套的人带走，原因很简单，小学里开大会，他把“万岁”喊成了“打倒”。放学时外婆去学校接他，被带进了“工宣队”办公室，他的班主任、一位年轻的女教师站在那里，用一块湿透的手帕捂住脸哭泣着，陪审的除了校领导，还有春生父母单位的保卫科长。外婆告诉我她当时的感觉，她感到一阵子眩晕，她说，春生呢，你们把他带到哪里去了？没人理睬她，外婆搬起一张椅子砰地砸在地上。八岁的孩子他知道什么？她喊，你们这样做就不怕将来遭报应吗？
工宣队队长不屑地一笑，他沉下脸说，八岁的孩子是不懂什么，所以问题不在他身上而是在大人身上。外婆愣住了。这是他父亲、还是他母亲教给他的？对方拍着桌子厉声问她，老太婆，你还敢在这里质问我们？你必须认清形势老实交代，这是你们一家三代人唯一的出路！
春生的父母正在郊县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当天夜里就被分开关押。外婆回到冷冷清清的家中，彻夜难眠，半夜里起了身，拿一把扇子在外孙床上赶蚊子，赶了半天才想起外孙已经进了不知设在何处的牛棚。凄凄惨惨地躺在竹躺椅上，直到天快亮了，她才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然后就做了个梦，梦见春生满脸血污地走到她面前，可真的把她给吓坏了。
走投无路，举目无亲，老太太给我母亲写了一封泪痕斑斑的信诉说不幸。母亲对我说，你替我去那里看看吧，能帮的帮上一把，哪怕就是跑跑腿送个信什么的，对我那老姐姐也算是个安慰。
信比人走得慢，我赶到已近尾声。我带着春生去看他父母，走向码头登上摆渡的轮船。江堤上化工厂的塔架和水泥厂的烟囱在视野中渐渐地远了，船首的蒸汽消散在江风中。我抱起他，感觉他的身体像一捆稻草似的轻盈孱弱，我说前面就是你爹妈所在的干校了，他茫然地瞧着江对岸，身子不由自主地微微哆嗦。或许他已知道，他闯下的祸给他父母带去过多少痛苦，我看见他突然闭上眼睛，那一刻，脸色显得无比的苍白。
我忘不了我那远房表姐和表姐夫见到儿子的情景。正是收工时分，一队囚徒般的干校学员走在田埂上，忽然有一个妇人离开队伍，跌跌绊绊地向我们冲过来。春生，春生！她喊，那声音如杜鹃泣血。春生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有点害怕地向后退一步，妇人已经跑到了他跟前。干校的队伍乱了，许多女学员围拢来看。一个看上去像队长的男人喊，看什么看，统统回到队伍去！我那表姐也不答话，一把抱起儿子，将自己的脸和他的小脸贴在了一起。山脚下有一条溪涧，水声潺潺，我觉得比不上春生他娘那无声的眼泪在流淌，她的泪水好像把稻田、山路和草地都淹没了，天地之间，只剩下了他们娘儿俩。
一个瘦削的男人从队伍后面走出来。他上身穿着一件褪色的蓝布中山装，连风纪扣都一丝不苟地扣着；下身的裤管却卷到了膝盖上，裸露的双腿上满是星星点点的泥巴，赤脚套一双破胶鞋。哭什么？他对抱着孩子不放的女人说，你还有没有一点纪律观念了！我表姐抹一把眼泪，抽泣着对春生说，叫你爸呀，怎么连你爸都认不出了？春生动了动嘴唇，那声音轻得听不清。我这位表姐夫说，别喊我爸，我没有你这个孽种儿子！我平常怎么教育你的？没有伟大领袖哪来我们家的幸福生活？你却没时时刻刻都记在心上，你真是气死我了！说着就举起手来要打春生。
我抓住他的手腕，我说，别再吓着他了，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他惊讶地看着我，问道，你是谁？谁让你送他来的？表姐这才顾到我，这是我的张家表弟，她介绍说，从杭州老家来的。
队伍重新排好往前走了，春生他爸迟疑一下，向我们挥挥手说，你们慢慢过去，我跟着队伍先走了。干校其实就是一个农场，场部建在一片白花花的盐碱地上。表姐说，她丈夫老家就在离这儿不远的一座县城里，公公从前开一家小杂货店，后来这家店并进了供销社。这个小业主的儿子，年初刚当上一家事业单位的副科长，眼看着马上就要填写加入组织的志愿书了，天降横祸，不仅眼前的梦想落空，说不定今后的前途都会大受影响，今天见到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怎么不叫他火冒三丈？
带着咸味的晚风吹过一座石桥，桥下有两艘粪船，散发出的阿摩尼亚气味与春生身上的干草和牛粪味混合在一起。走过石桥就看见了干校的大门，标语和大字报贴满了门两边的水泥墙。我看着墨汁淋漓的大标语发了一会儿呆，标语上以漂亮的隶书写着“强化无产阶级专政”。那也不能打春生！我对春生他妈说，我的声音愤然而嘶哑，明知道孩子是无辜的，他生的哪门子气？如果是为了表白自己而打给别人看，他这个当爹的就做得更过分了。 我们在食堂吃饭，有一盘菜里有几片肥肉，表姐夹起一片送到春生嘴里，春生突然呕吐起来。我发现他面对这片肥肉的眼神，像被疯狗咬过一口患了恐水症的人，瞧着一泓池水似的。我拍着他的背，心里沉甸甸的。他以前不吃肉吗？我问表姐。表姐摇摇头，哪能不吃呢，她说，红烧排骨、梅干菜蒸肉，他都很喜欢吃的。
晚饭快吃到一半了，才重新见到那个当爹的。原来他在灶台上帮厨，这使我对他又增添了一层认识。一个人平时做点好事不难，一家人好不容易团圆了，还来了一个老婆娘家的亲戚，照样紧赶着先去为大家做好事，搁在谁身上大概都有些为难吧？可他却毫不犹豫去做了。
干校学员住集体宿舍，八岁的男孩子住女宿舍不太合适了，他妈说，今晚你跟你爸去睡吧。刚吃罢饭，大人们脸上都红扑扑的，春生的脸色仍然是难以言说的苍白，他妈说，你去不去啊？春生捂着嘴不让自己哭出来，只是忧伤地摇摇头。他爸气急败坏地推着他瘦小的身子，说，你给我说呀，你为什么不愿意跟我去睡？春生咬着嘴唇不回答。于是，这个气得发抖的老子就在食堂里跺着脚喊道，你这个孽种迟早要闯更大的祸，还不如我现在就打死你算了！
我无法相信这位陈副科长还是个正儿八经的大学毕业生。我将春生拉到身后，挡住他爸，他爸还想跟我争夺他，终于被他妈死死地抱住了，我表姐说，你别逼他了，谁知道他在里面受了些什么罪，他害怕你，你就放过他吧。僵持了几秒钟后，表姐又哭了。你一定要打他吗？这个可怜的母亲，突然朝自己脸上重重地扇了一个耳光，该打的是我，谁让我生了这么个受苦受难的儿子啊！
场部有一个小招待所，可以接待外调人员之类的客人。一排简陋的平房，面向江堤。我看看身边的春生，他睡着了，鼻翼轻轻地翕动着，仿佛在梦中抽泣。夜风呼啸，外面的江潮哗哗地响，我睡不着，点一根烟坐在吱吱响的竹床上发呆。说到底，我是个有心无力的局外人，帮不了春生多大的忙。我只希望这个年代所遭遇的一切，不会给他留下太多的阴影，因为还有漫长的人生之路要靠他自己去走。
当我终于躺下去时，却听见他猛地发一声喊，突然从床上坐起，我吓一跳，伸出手去摸他。我摸到他额头上全是湿漉漉的冷汗，我轻轻地唤，春生，春生。他没回答，缓缓地躺了回去，几秒钟后，又发出了低微的鼾声。
没想到，十年之后，我与春生再度相见，地点竟是在西南边境的一条战壕里。
后来我常常想起那一天、那个画面：士兵们抱着枪，一个挨一个坐在交通壕的地上，我从他们身边走过去，走向三营指挥所。这是一个步兵营，营长黄虎臣是我杭州老家同条巷子的邻居，我俩同岁，在同一所小学读过书。那两天，西线无战事，我向我所在的侦察大队政委请了半天假，跑到几公里外的友邻部队来会老乡。
营部设在一个显然是仓促修筑起来的掩蔽所里，弹药箱上铺两张席子，上面放着两个脏兮兮的铺盖卷。以干电池为能源的电灯在房顶上轻轻摇晃，墙上挂着地图、钢盔和一支缠着红绸子的军号。我进门时，黄虎臣正将一只脚搁在弹药箱上打绑腿，一支五四式手枪在他屁股上晃晃悠悠。我朝他屁股踢一脚，他差点跌倒在地上，回首，虎目圆瞪，发现是我才把破口大骂咽了回去。通信员！他喊。没人回答。
我以为有个小家伙该倒霉了，结果红了眼睛的却是黄虎臣营长。他走到掩蔽所门口，站在战壕前茫然环顾，那条没打好的绑腿在他脚旁飘散着。在春日的高原阳光下我这老邻居矮墩墩的身影忧伤而孤独，他轻声对我说，我忘了，三天前，我那通信员就被送到野战医院去了。我默然。黄虎臣叹口气，身影萧瑟地指着战壕中一名士兵说，你去炊事班跑一趟吧，打一壶开水来。
那士兵愣了愣，把56式半自动步枪背上肩，默默地向炊事班走去。他的背影单薄纤细，像姑娘似的。一套2号三合一军服穿在身上，晃晃荡荡的好像一只羊住进了牛棚。你们的伙食不怎么样？我问黄虎臣。黄虎臣臊红了脸，跟谁比？他瞪我一眼说，跟你们这些穿迷彩服的比，自然略微差一点，比后方却是要强多了！这是个新兵你知道吗？他点着我的脑袋说，当兵才三个月，那身子骨还没有练壮实，你懂不懂？
士兵拎来了一壶水，营长说，桌上有杭州寄来的龙井茶叶，给这位张干事沏一杯。士兵朝我看一眼，正在倒水的身体突然绷直了，双手微微颤动，茶水从缸子口溢了出来。你出啥子洋相哟，营长拍一下桌子说，真的没吃饱饭吗？士兵一惊。表舅，突然间，他向着我冲口说道，你是我杭州的表舅吧？我小时候，你去过我家。
大约静默了半分钟，黄虎臣和我同时站起身来，他想批评这个在战地乱认亲戚的战士，我拦住他。我的手指颤抖着，颤巍巍地指着这年轻士兵的鼻子，你、你是春生？我略微有些结巴地说，好像为了看得更真切些似的，向后退了一步。他的姓名是叫陈春生吧？我转过脸问他的营长，黄虎臣怔了怔，没错，他傻乎乎地说，你怎么知道他叫陈春生？
风从阵地上吹来，夹杂着焦土味的山风冷飕飕的，我打着寒噤重新打量这个刚满十八岁的新兵蛋子。春生，你家里都还好吧？我走到他跟前，摸着他凸出的肩胛骨，摸着他青筋绽露的胳膊说。他站在那里，如同一根戳在地上的竹竿。我的眼前，再现了泊在江岸码头旁的渡轮、那一片白花花的盐碱地和一排简陋平房组成的招待所。我抬起手，揩了揩视线模糊的眼睛，我的嗓音又变得嘶哑了。
外婆不在了，春生却已经恢复了他平常的神态，他说，我妈还好，就是患了高血压症，不能太累。
春生没提起他父亲，我也没问。他外婆过世时，我在北方的军营，接到我娘来信也只能给表姐寄了一点钱略表心意。表姐倒是给我回过一封信，语气伤感地提到春生。说他读书不行，从小学到中学在班里排名都是倒数二三。平时看他也挺懂事的，放学后也不出去玩，躲在家里看书，但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到了最后，家长和老师都灰了心，看样子，这孩子上大学是没指望了。
不管他优秀不优秀，现在他是一名随时可能牺牲的士兵。我们的家事说完了，黄虎臣营长挥挥手，士兵陈春生敬一个礼，退出掩蔽所，回到战壕里去了。我从板壁的缝隙望出去，看见春生坐在战壕的泥地上，起初是擦枪，擦完枪，他重新打绑带，双手把绑带解开了，又把它绷紧在小腿上，这套动作机械地重复了多次。他的手细细长长的，举起时阳光穿过薄薄的手掌映出一片淡红色，仿佛一张纸。 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抬起头，用期待的眼光看着黄虎臣营长，我觉得自己的眼睛，如同一双善良而可怜的麋鹿的眼睛，带着乞求在看着他。
别这么看我。我的老邻居、老校友将脸朝着门外，瞧着战地上空无精打采的云朵，漠然地说，都是一样的娘十月怀胎生的，都是二十啷当岁的年轻人，我谁也照顾不了。
他是独子，我有些心虚地说，他家三代单传。
你以为还是从前呐，黄营长收回眼光，鄙视地瞟我一眼，现在独子太多了，这批兵里有将近一半呢。
掩蔽所里有一张小镜框，搁在一个当茶几的弹药箱上面，照片上是黄虎臣和受伤前的通信员。这是一个看上去就特别机灵的小伙子，大大的眼睛，薄薄的嘴唇，挎着冲锋枪背着公文包站在高地上。就是这个高地，聪明灵活的小伙子走着走着，踩上了一颗m14地雷，现在他躺在野战医院的病房里，膝盖以下已是空空荡荡。
我没有过于奢侈的想法，我只是想让士兵陈春生顶替这位通信员。营部通信员也有蹚地雷的危险，死亡的概率比战斗班总归要小一些。但是，这小子像个当通信员的料吗？黄虎臣问我，朝着春生所在的方向撇了撇嘴。他送我出来，站在阵地后方的一处高地上，此处视野开阔，敌我态势一览无遗。我看到春生依旧坐在战壕里打他的绑腿，解开了，又绷紧，再解开。终于，他的班长忍不住了，阻止了他不厌其烦的动作。班长扔给他一支烟，他点燃了，虚虚地吸一口，烟雾遮住了他缺少表情的脸，烟雾后面传来一阵喑哑的咳嗽声。
我明白黄虎臣的意思：这个士兵脑子里缺根弦。书面语言就是智商不是很高，反应比较迟钝。我想反驳他，一时找不出强有力的证据。我只好向他简述了春生八岁那年的遭遇。
黄虎臣的脸色变了。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黄虎臣的家庭出身是城市贫民，他父亲夏天做搬运工，冬天拉黄包车。邻居们多次看见那家伙醉醺醺地出现在杭州延定巷的巷口，他手里拎着的不是货包，是童年的黄虎臣瘦小的身子。打儿子不需要理由，何况黄虎臣成绩差、欺负女同学、在学校里经常调皮捣蛋等，基本上也就是一个欠揍的主。打死你这个孽种！他爹的话，与春生的爸爸一样，区别只是那巴掌的力道更重。我母亲跑到墙门口朝老家伙拼命地摇手，不能打孩子的脑袋！老黄你听我的劝，打坏了他你老了还能指望谁呀！要不就打他屁股吧！我跟在黄包车夫身后诚恳地提出建议，老家伙举起手，狠狠地一巴掌打下去。黄虎臣杀猪般哭号，姓张的王八蛋，他朝我喊，我决饶不了你！
关键不在从小挨打挨骂，我告诉黄虎臣，他在牛棚、在黑屋子里究竟受过哪些罪，谁也不清楚。
那些人怎么说的？黄虎臣的右手，不由自主地按在了枪套上。太阳躲进云层去了，阴冷的雾霭缓缓地飘来，在他的皱巴巴的军帽上结了一层白色的霜。他的脸色如天气一般阴沉。他们总得有个说法吧？
我摇摇头。谁也不承认虐待过他。听那说法，我告诉春生的营长，好像是让他住进了儿童乐园似的，天天有荤有素，喝牛奶吃肉包子，还有个保姆晚上给他唱催眠曲。
操！黄虎臣恶狠狠挤出一个字。
阴暗的天气，与我们的心境十分相似。我们蹲下来，闷闷地抽烟。我们的目光滞留在阵地前方那一片起伏不平的山坡上，那里的土是六七十厘米厚的浮土，双方的炮火将它变成了无人敢去的死亡地带。靠近的地方有两个警戒哨位，黄虎臣说他的通信员就是在这哨位旁踩上了地雷。夜里站岗的士兵害怕被对方的特工摸哨，常常会在附近埋上一两颗雷，时间长了，埋的人多了，搞不清了，倒霉的往往就成了自己。我们无奈地瞧着那里，深深地感受到一种受伤的滋味，操！我也学着黄虎臣来了这么个字，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比死还难受。
大约千米之外的一座山头上突然出现一道炫目的白光，接着变成灿烂的血色。我一愣，脚下的土地发生了强烈的震颤。我听见低沉的轰鸣声，是许多155榴弹炮的发射所组成的轰鸣声。天空崩裂了。一个个光球高高地升上去，一个个银色和红色的圆圈，像节日的焰火似的爆炸开来。我和黄虎臣从地上跳起来，操！我俩又同时骂了一句，黄虎臣奔向战壕高喊：各连进入阵地！
我看见春生站了起来，苍白的脸上神情懵懵懂懂，班长推了他一把，说，陈春生，别磨磨蹭蹭的，快跟上！
春生的副班长绰号叫小兔子，他得意洋洋地从营部出来，走到刚给全班打来一壶热水的春生跟前，他说，让我先洗把热水脸吧，一会儿我要跟着营长去团部呢。春生拿起自己的脸盆给他倒水，他皱起了眉头，你小子洗过脚的盆子，怎么能给我洗脸？春生放下自己的脸盆，蹲下身去在床下找他的脸盆，冷眼旁观的班长的火气终于上来了。你又不是他的勤务兵，班长对春生说，你给他倒什么洗脸水！小兔子向后退一步，两根倒挂的眉毛向上拧了起来。战友互相帮助一下，犯得着发这么大火呀！他剜一眼班长，然后接过春生手上的水壶说，算了，我自己来吧。
小兔子成了新的营部通信员，春生替他拎着背包，把他送到掩蔽所，又忙着帮他铺床叠被。小兔子拿支烟在自己嘴上点着了，送到春生嘴上，以示犒劳。他耸了耸鼻子，嗅着春生说，你身上有股怪味，好像牛粪的气味。春生咬住嘴唇没说话，小兔子向他喷出一口烟，推心置腹地教育他，以后脑子要多开点窍，要向上级靠拢，直接不行间接的也行，比方说你想找营里的首长，我就是最好的桥梁。
黄虎臣正好走进营部，他收住脚，将双手拢到胸前，从头到脚审视这两名属下。什么桥梁，独木桥吗？他的脚猛地抬起，踢在小兔子腿上，小兔子踉跄一下，垂着手站在那儿不动。黄虎臣瞪了他一眼，陈春生想找我还用得着你做桥梁？我叫他娘表姐时，你娘还是大闺女呢。黄虎臣朝掩蔽所门外看一眼，提高嗓门说，今后谁再敢欺负新兵，欺负老实人，我就他娘的关谁的禁闭！
黄虎臣后来告诉我，欺负人的人没啥反应，倒是被欺负的人哆嗦起来。“关禁闭”这个词语出口后，他仿佛看见一个人正从高山的峰顶上往一处不知深浅的深谷坠落，疼痛、晕眩伴随着黑暗的感觉，全显现在他那缩成一堆的脸上和身上。此人就是陈春生。黄虎臣注意到，他的脸色陡然变成灰黄，眼睛里出现了一种怯弱的讨饶的神情，牙齿咬得紧紧的，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黄虎臣叹口气，走过去拍拍他的肩，他摇晃了一下，仿佛要跌倒似的。黄虎臣告诉我，他从来没这么婆婆妈妈过，别怕，他温和地对他的士兵陈春生说，读邓小平的书、听我的话、跟班长走，你就永远不会被关禁闭。 小兔子陪着春生一起来看我，界碑旁的山林浓雾弥漫，十几米外，看不清人的脸。小兔子对春生说，我太羡慕你表舅他们了，一式的迷彩服，钢盔，匕首，一式的手枪和微声冲锋枪，还有放开肚皮吃的罐头和高原巡逻食品。小兔子问他，你表舅什么级别，能帮你调过去吗？春生的反应令他很失望，他小心翼翼地走着，盯着脚下的泥土是否有异常。听说他只是个干事，能有多高级别？春生慢吞吞说，怎么可能调动人呢？再说我也不想调过去。他说。班长对我挺好，你对我也不错，营长还问我愿不愿意去炊事班，我说在这里就挺好。
春天已经随着背阴处最后的积雪融化而悄悄逝去。初夏的凉风从山谷的缝隙和河流上空吹来，风声仿佛是战死者亲属压抑的哭泣，我站在大队部的帐篷门口迎接他们，依然感到深深的凉意。表姐的回信已经来了，我那位表姐夫，春生的父亲，已经成了他们单位的第五把手，成天忙大事，争取把自己的位置再向前挪一挪，偶尔回家吃餐晚饭，家里就像过节。我想象着我表姐的生活，半天上班半天病休，坐在藤椅上读儿子从前线寄去的信。信不仅少，而且写得很简单，远不如我告诉她的多。窗外是白茫茫的江水和夕阳下的老码头，孤灯独守，一片冷清萧瑟的风景。
为什么不愿意去炊事班？我跟黄虎臣对小兔子一样，狠狠地踢了春生一脚。春生发青的嘴唇蠕动一下，喉咙里咕噜响了一声。我怕闻肉腥味。他抬起手，擦着脖子和鼻梁上沾着的灰土，那模样像煞一头灰头土脑的食草动物，一匹长颈鹿。我的某根心弦突然被触动，想起了十年前在干校食堂，他妈给他吃肥肉引起他呕吐的往事。我的鼻子涌上了一阵酸水，不吃肉哪行，我带着颤音说道，这可是在前线啊。
我让他们带回去十几个罐头和一箱压缩饼干、两条大重九香烟，当着小兔子面，我对春生交代，一条烟给黄营长，一条烟分给全班战友抽，而春生你自己最好别学着抽了。春生脚下的解放鞋裂了道口子，半只脚趾头露出来，我拿出一双自己穿了还不到半个月的军用短靴让他换上，看见小兔子两眼放光地瞧着这双军靴，我不得不提醒春生，这可是表舅特意送给你的礼物，你必须保管好。
三天以后，这双军靴在春生脚下派了大用场。他们与对方的阵地战始终处于胶着状态，黄虎臣向上级打报告，要求搞一次突袭战斗。方案批准了，当夜，春生所在连队从右侧迂回，穿过一片森林向对方抵近。他们疏忽了对方的防范，树林里到处是早已埋下的尖锐竹桩。尽管再三强调不准发出任何声响，但士兵们不可能都是邱少云。一个被戳破脚底的士兵哎哟叫出声来，班长赶紧捂住他的嘴，另一个士兵又抱住脚痛苦地喊出了声。班长奔过去阻止时，一阵剧痛，自己也坐倒在了竹桩上，连脚带屁股都挂了花。
他们还没走出这片树林，探照灯已经照亮了林子上空。一颗红色的信号弹蹿上夜的苍穹，紧接着便是枪声大作。对于这支连队的指挥者和战斗员来说，这片树林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梦，唯独春生无所谓。他的表现甚至有点漫不经心。这是他的班长后来告诉我的。班长说，因为受到伤者的影响，即使未曾踩到竹桩的士兵也变得小心翼翼畏缩不前，因此春生冲在了最前面。
一向身先士卒的班长跌跌绊绊地跟在春生身后，有一段路甚至是春生拖着他在走。随着战斗提前打响，原本闪烁的眸子倏地暗淡下去，班长这个老兵，觉得自己简直倒了大霉，建功立业的渴望在那一刻訇然碎裂。那时候，他们射出去的子弹都是盲目的，他们的脸部肌肉是僵硬的，身体也是僵硬的，扣在扳机上的手指更是僵硬的。当班长感到自己实在跟不上了时，他甩开春生的左手，说，你管自己先冲上去，你现在成了突击队员了！
确实如此，同春生一样毫无挂碍往前冲的大概有连队三分之一的士兵，这些士兵自觉地组成了突击队。连长受了伤，副连长带领他们冲到对方的阵地右翼。副连长发声喊，大家举起手榴弹往前扔。春生后来告诉我，他带了四个手榴弹，大概半分钟扔一个出去，两分钟就全扔完了。
春生说不清自己的战斗感受，他觉得整个身心化成了一片树叶，在硝烟弥漫的山地上无力地飘浮。当兵不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老子说，一是你考不上大学；二是你八岁那年犯的事，谁也不知道还有什么话留在你的档案里，我好不容易托到了武装部的人，万一档案里真有点什么呢，正好借这个机会清理掉。
码头上锣鼓喧天，欢送新兵入伍的横幅大标语被江风吹得呼啦啦响，母亲却拉着儿子哭得稀里哗啦。那时她还不知道儿子转眼间就要上战场，知道的话，很可能哭晕过去就醒不过来了。他老子安慰他妈说，别哭了，这是好事，我们家终于彻底翻身了！老子把儿子叫到一旁去，再三叮嘱他，千万给我记住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上级要你养猪，你就争取当养猪模范；上级要你杀猪，你就是怕得要死也得给我一刀戳下去！我给你三年时间，三年后提不了干也就算了，但至少要加入了组织才能回来。不然你还是没前途，他老子严厉地告诫他说，若是白板一块复员了，你想找个旱涝保收的好饭碗仍然是找不到的！
父亲仿佛站在他的身边，喋喋不休地警告着他，士兵陈春生哒哒哒、哒哒哒，将一梭子又一梭子的子弹射了出去。子弹打光了，人们看见他脸色煞白地从地上爬起来，艰难地爬到一个战死者跟前，去卸下他的弹带。突然，一块小小的弹片飞了过来，打在他的右肩上。陈春生哇地叫一声，僵在那里不动了。班长那时已经追到他的身边，班长说，他看到春生缓缓地仰面躺倒在地上，一颗浑浊的眼泪，从他那紧闭的眼皮下面滚了出来。
有一个很要紧的细节，班长隐瞒了十几年。后来他成了我的部下，实在是忍不住了，终于悄悄地讲给我听。他说，春生是把所有的子弹都打光了，但是，枪一响，他就是闭着眼睛打的。他全身都绷得紧紧的，像个机器人，脸上掠过一阵又一阵痉挛，给人感觉简直是身在人不在。
突袭战变成了进攻战，黄虎臣懊恼得要命。我去看他时，他正在向上级写检讨，几天没睡觉了，香烟烧得他嘴唇上全是燎泡。你送给陈春生穿的军靴，我要求团后勤处给全营每人发一双！这是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我摇摇头，这不是主要原因，你的轻敌才是最要命的。再说，我指着他脑袋提醒他，陈春生也不是靠这双鞋才冲到了最前面，事实证明他本来就是个好兵，反应一点也不迟钝。 一辆卡车在坡上嗡嗡地发动，车上载了五六个去野战医院探望伤病员的士兵，零落地站着或者坐着，手里拎着几个罐头或水果。小兔子领着我爬上车去，说，连里的请功报告上来了，给春生报请三等功呢。我说，你很羡慕他吗，那你干吗不请求回到战斗班去？小兔子黯然地低下了头，他嗫嚅说，在营部干，升职和上军校的机会多一些。这倒是实话，我敲一下他的脑袋，小兔子你还算是孺子可教。
卡车驶过了野战公路狭窄的坑坑洼洼的路面，公路旁的小道上，牵着云南矮马的乡民在慢腾腾地翻山越岭，远处的山坡上时不时出现巨大的炮弹坑。车上的士兵们心事重重，没有人讨论下一场战斗可能在何时进行。野战医院设在一条清澈的小河边。几排活动房子，房顶上飘扬着红十字旗。穿着白大褂的军医和护士们在走廊上出出进进。有个护士站在台阶上喊，陈春生，你可以出院啦！
我看见春生坐在走廊上，他的神情恍恍惚惚的，瞧着他蜷缩在那里，靠着柱子的萎靡神态，我真的很难相信这是一名被报请战功的士兵。天热了，但高原的早晚还冷，他身上还披着一件棉衣，我走过去掀开他那棉衣，见到光膀子上的伤口还贴着纱布。小兔子拎着他的脸盆水壶从病房出来了，春生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对我说，别告诉我妈，别告诉她我参加战斗了，还受了这么点伤！
那天晚上，黄虎臣终于将检讨书和战后总结都完成了，他长长地叹了口气，脱下鞋袜，将双脚泡在了脚盆里。那时小兔子正在弹药箱旁给他铺开被子，幽暗而惨白的节能灯光照在他身上，在墙上显出一个年轻人摇摇晃晃的影子。黄虎臣心情复杂地看着这影子，犹豫了一会儿。小兔子，你愿意回班里去吗？营长轻声问他的通信员，你想不想立个战功再回到后方去？
墙上的影子不动了，小兔子傻愣在那里。掩蔽所内外一片静寂。
月亮洒下一片清辉，照耀在安静得令人觉得寒意渗骨的山坡、树林和阵地上。小兔子坐在掩蔽所门外的石阶上，看见自己脚下已经有了七八个香烟屁股。他捂住嘴咳嗽起来，狠狠地将最后一只烟蒂掐灭。小兔子面对着这一堆香烟屁股黯然垂泪，他喃喃地说，回原先班，还是当副班长，这叫我脸面何存呢？一个声音在他背后说，你立个功就有面子了，你想考军校还能优先呢。小兔子跳起身，拍着胸脯说，春生，你吓坏我了，你怎么还不睡，溜到这里来了？夜色浓重，山地上弥漫着干草、牛粪和焦土苦涩的气味，春生挠着头尴尬地瞧着他，我看见你坐在这里好长时间了，我怕你为这点小事想不通。
想不通的是黄虎臣。他很快就后悔，后悔透顶了。他说他是买了我一个面子，我却不领这个情。我说，打完这场仗之后你才用的陈春生，跟我有什么关系？
但春生确实不是当通信员的料。夜里睡得比营长早，早晨起得比营长迟，不会伺候人也就罢了，关键还是那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总让人觉得他不是到了战场，而是到了菜场。这叫什么态度？黄虎臣在电话中向我咆哮，难道他童年时见识得多了，从此什么都不在乎了？
前线没人管军容风纪，春生的头发养得老长，身上穿着撕破挂落的2号军装，脚下套着那双立了大功的灰蒙蒙沉甸甸的靴子，拖拖拉拉地跟在黄虎臣身后，黄虎臣说他出门时好像带了个小道士。一名主官频繁地更换身边人员有损威信，黄虎臣暂时不得不捏着鼻子忍受下来。
营长大人将春生按在弹药箱上，亲自给他理发。刀剪用一块白布包着放在一旁，临时叫来帮忙的小兔子端着一盆热水立于门边。春生看着白布上摊开的刀剪，双手紧紧揪着自己胸前的衣襟。黄虎臣说，你紧张啥，给你剃头又不是杀头。别、别这么说，春生结结巴巴地恳求他的营长，那时他、他们也是这么说的。
那时？什么那时？黄虎臣瞧着春生的脸，那脸上泛出一种愁苦的青白色。黄虎臣豁然有所醒悟。那时，他盯着春生迷茫的眼睛，颤抖着声音说，那时他们特意给你剃了光头，犯人头，是吗？
营长的手在哆嗦，他轻轻地、小心地将理发剪伸进这个士兵的长发之中。一撮头发飘散在半空中了，营长辛酸地发现这个十八岁的年轻人竟然有了几根白发。营长眼前飘浮着一幅历史的画面，一把蛮横的推子在一个孩子的头上咔嚓、咔嚓地疾走，被揪起的头发带着血，疼得那孩子扭曲了脸。营长的耳朵出现了重听，他听到一个八岁稚童痛苦而无望的哭喊声在山坡上，在他的耳边回响，他再也理不下去了。
黄虎臣把理发剪交到小兔子手上，喘着粗气坐下来。他怒睁双眼，瞧着远方的对手阵地说，他娘的这些法西斯王八蛋，比他们可怕多了。春生抬起眼睛哀伤地凝视着他的营长，快点剃，他转过头对小兔子说，我不需要好看，剪短就行了。
春生的立功喜报，被团政治处寄到了家长单位。这单位中还有两个职工的孩子，与春生同时入的伍。别人没收到部队来函，只有他收到，春生他老子拿着信封半天不敢拆开。他提心吊胆地想，不是儿子傻乎乎地被一颗流弹夺走了性命，就是他早年的罪错东窗事发，被剥下军装作退货处理了。同事们迷惑地看着他的脸，看到他那狭长茫然的眼睛里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湿润。机要室的女秘书是从军队转业的，她那徐娘半老的身子柔软地扑了过去，一把夺过信，说，同志哥哟，你发的什么呆啊？你信不信，这里面寄的是一张立功喜报！
春生他老子脸上的肌肉抖了抖，他发出一声短促而喑哑的笑，求天求地，他说，只求他平安无事就行了。女秘书哇的一声大叫，把周边办公室的人都吓一大跳。她转过身，扬起喜报跑到走廊上喊，同志们，今天中午不用吃食堂啦，望江楼，五把手请客！春生老子的脸上一阵青一阵红，眼睛瞪得大大的，双手按在办公桌上瑟瑟地发抖。别开这么大玩笑，他哀求般地说，怎么可能呢，这小子当兵才四个半月就立了功？而且还是战功？
喜报传来传去，最后才传到春生他娘手里。我那可怜的表姐捧着这薄薄的一张纸，浑身筛糠似的颤抖不息。人们嘻嘻哈哈地祝贺她，拉着她去望江楼举杯庆祝一番。她推开她们的手说，我头晕，我不去。春生老子一把扯住她，去吧，别扫大家的兴。春生他娘瞪大眼睛说，你不是说儿子还在新兵营吗，怎么就立了战功？春生老子换了平缓的语气说，部队上的事，我也搞不清，总是国家的需要吧，我们应该为之自豪。去吧，他说，去给书记敬杯酒。春生他娘转过身回自己的屋里去，她关上门说，我儿子在前线靠自己拼性命立的功，跟书记有什么关系？书记的儿子当兵就在省军区，每个星期都回一趟家，就像给自己家服役一样。 那天中午这餐酒宴，一直喝到两点多。三点钟开大会，人到齐了，主持人说，现在请书记作报告。书记垂着头，已经发出鼾声，主持人不得不捅他一下，书记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米饭吃不下了，他打了个嗝，对着麦克风说，那就上点小点心吧。
春生他娘没参加大会，她没吃中饭就回家去了。这妇人走几步歇一歇，不过两里路走了半个多钟头。终于到家了，她站在家门口，扶着门，面对码头嘤嘤地啜泣起来。中午的江岸和码头很安静，风拍打着电线杆子上的广告，那里曾经悬挂着欢送她儿子参军的横幅。除了猎猎江风，还有远处传来的汽笛声。妇人想起一列在原野上奔驰的火车，这列火车不止一次出现在她的梦中，车上满载着士兵，他们抱着枪，时不时地回首眺望远去的家乡。妇人看见自己在列车后面追着，追得筋疲力尽，她还听见儿子的喊声，童年的儿子稚嫩的绝望的哭喊声，妇人心胆俱裂地倾听着，慢慢地瘫软在了门槛上。
我的春生终于长大了，她打开那张被人们传阅得皱巴巴的立功喜报说，他真的长成大人了。
步兵三营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等来了雪耻的机会。这个机会与侦察大队有关。我们抵近侦察时抓来一个俘虏，从他嘴里得到一个重要情报：三营的对手将在某天夜里的某个时段换防。这是进攻的最好时机：在对方最容易松懈、最可能各行其是的时刻，集中优势兵力和火力予以痛歼。
这天早晨黄虎臣在山坡上跑了一圈，满身大汗地回到掩蔽所。他揪住春生那一头蓬乱的短发，喝令他起床打水去。春生揉着眼睛说，营长，今天不打仗。黄虎臣说，不打仗你就不起床啦，看我不整死你这个稀拉兵！
黄虎臣听见两声嘶哑的鸟叫，这个拙劣的鸟叫声自然是从我嘴里发出来的。黄虎臣扑到窗前，看见我站在坡上，伸出食指对着他勾一下，又勾一下，示意他出来跟我走。黄虎臣第一个反应是骂他的哨兵，怎么搞的，不报告一声就把这坏人放了进来！我说，你瞎骂啥，今天站哨的是小兔子，他能不放我进来吗？
黄虎臣不知道我搞什么名堂，疑疑惑惑地出了门，看见我背倚着一棵大树，点燃了一支烟。那一刻，我也没急着开口，只瞧着袅袅升起的青烟出神。后来我把眼光重新落到他的脸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你们也快换防了，我说，不打个翻身仗回去，怎么向你那牛皮烘烘的老爷子，向你老婆孩子交代？
大不了转业就是，他愣了愣，僵立在那里说，找个铁饭碗总不成问题。
难说。我告诉他，你往上爬一级，当上副团了，回去还能在基层单位安排个副科、副股什么的，现在这样子回去，啥都不是。
黄虎臣同学窘迫地站在山坡上，听我给他上课。看他的脸色，一定在回想当年，我鼓动他老子打他屁股的往事。我只好又叹口气，将机密泄露给他听。我说，估计这情报到了上级那里，很快会有任务布置下来，你千万不能暴露你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否则你就是卖友求荣的小人、叛徒、汉奸！你现在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我使劲儿鼓动他，就是充分作好战前准备，要让上面知道，这一仗要打好，非你部莫属！
三营背后的山顶上，有个火炮阵地。那天晚上，我看见指挥员举着小旗子在喊口令，一支支粗长的炮口调整了方向。我明白，今天夜里要动手了，这是打纵深用的，专门对付对方的增援部队。
一种带着草木和花香的夏天的气息，从山下的河流上飘过来。探照灯光掠过雾气蒙蒙的丛林，大蓬的木槿花后面跳跃着黑色的身影。黄虎臣营长亲自上阵，带着他的士兵们爬出战壕，抵近潜伏在距离对手仅百十米之处。参加过上次战斗的兵，大多比较冷静，春生紧跟在营长身边，痉挛的手指一刻也不离开枪机。
战斗打响前的半分钟，黄虎臣最后一次环顾周围，在灰暗的天光下，春生的脸苍白得闪闪发光。令他吃惊的是，他看见汗珠儿在这清凉的夜晚，从春生的钢盔里一滴又一滴地滴落下来，像几条无声的河，顺着他的面颊淌进了肮脏而虚弱的脖颈。黄虎臣伸出脚去，踢他一下，春生咬紧嘴唇，手指一动，哒哒哒，一梭子弹惊天动地地射了出去。
机枪、冲锋枪和半自动步枪喷射的烈焰使他们感到窒息。他们的嘴里、鼻子里灌满了沙土，大地在恐怖的爆炸声中痉挛。黄虎臣说，操，你让战斗开始提前了15秒钟！春生听不见他的话，气喘吁吁地趴在灌木丛中，一阵一阵气浪在他们的耳朵里如雷鸣似的响着，枪管火烫，他们的手上全是汗水，进攻已经开始，黄虎臣一把拎起春生说，跟上去！
多少年过去之后，他们仍然清晰地记得这场战斗的无数个细节。他们聚在一起时，最频繁使用的一个词语是“那年打仗”。他们的经历中，那年夏天打的这一仗，是他们人生旅途中最艰险的一次跋涉，差一点使他们结了伙食账，让自己再也回不了老家。黄虎臣战后跟我说，有一刹那，在漫天飞舞的弹雨中，他却想起了西子湖畔曲径通幽的林阴小道，想起了上中学时骑着他的破自行车经过的柏油马路。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却各有各的说法。黄虎臣说一发82迫击炮炮弹飞过来，陈春生蓦然喊一声，将他按倒在地，自己却因为用力过猛被甩了出去，撞到一块山岩上昏死过去。如果没有陈春生这一按，黄虎臣说，他肯定牺牲在了那块无名高地上，牺牲在距离对方前沿阵地不过五六米的地方。黄营长抬起左手想抓住他的通信员，炮弹炸开了，他的这只手先是变得像石膏一样白，然后才缓缓地渗出殷红的血，又过了几秒钟，这只手成了一只血手。
春生的说法却不是这样。春生说，他并没有意去救他的营长，炮弹飞过来的那一刻，他正好踩在了一堆燃烧的灌木丛上，烈焰在一瞬间烧掉他的绑腿和半截裤管，疼得他不顾一切地跳开去。春生说，营长是被他撞倒在地而不是按倒在地的，如果没有他这一挡，自己可能不会撞到岩石上去。
如此说来，你这脑震荡后遗症还是我给害的了？黄虎臣怒气冲冲抬起他只剩下两根手指的左手，狠狠给他一个爆栗说，你小子得赔我这三根手指！
春生怔怔地瞧着老营长的残手，脸上的表情，如同一只快要死去的老鼠在作最后的抽搐。那是在回到后方之后，他们都从医院出来了，坐着火车回老家去寻找新的人生之路。春生的眼珠子蒙上了一层浓重的白翳，像一条鱼的眼睛。我不是这意思，他梦呓般地说，我说的是一个事实——我并不是有意去救你的，没想到，你却为我丢了这三根手指。 火车从西南驶向位于西北的老部队，又从西北军营驶往江北江南。他们看到田埂上扛着锄头走过去的佝偻老农，被垃圾污染的河港里激荡着鸭群嘎嘎的叫声。一群苍蝇，围绕着晒谷场上的狗屎飞舞，在河边摘蚕豆的是上了年纪的农家大妈。前一秒钟黄虎臣还对着车窗外喷着烟谈笑风生，后一秒钟他就变得忧心忡忡了，他说，他娘的，青壮年统统进城打工去了，我们的饭碗不就更悬了？脑震荡的后遗症还在折磨着陈春生，老是睡不好觉，使他的脸有点浮肿，比以前更苍白了，满脸倦色。他对他的老营长说，你的升职命令不是下来了吗？副团了，可以安排个地方小官当的，你还担心什么？
黄虎臣苦笑着。他转过脸，将他的目光忧郁地落在他的通信员脸上。春生，我最担心的是你。这句话说得有点突兀，好像有一口痰，塞住了他的喉咙，他清清嗓子，那虎目里居然也有了一些温柔的湿润。真的，我希望你经受得住新的挫折。他又一次变得婆婆妈妈地说道。
春生认真地想了一会儿，却不知该怎么回答他，他感到眩晕，只好靠在火车硬座的靠背上，闭上了眼睛。
一块光荣军属的红牌子在春生家门上挂了不过一年，然后就被摘了下来。这一年的经历，好像一场梦。将近半年，父亲领着他在区民政局、街道办事处和人才劳务市场转来转去，将两枚三等功奖章到处拿给人看，春生觉得自己的命运却在梦醒后被一天天地改写。他父亲毕竟只是一个事业单位的第五把手，起初，老家伙还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四处奔走，后来就变得越来越沮丧了。终于有一天，老子对儿子说，你只是一名因伤而提前退役的士兵，进不了政府机关，算了，你去化肥厂报到吧，离家近一点也好照顾你妈。
化肥厂就在离他家不到一公里的江边，几座锈迹斑斑的烟囱和塔架是它的标志性建筑。无论白天黑夜，刺鼻的苯酐气味和氨的臭味总是环绕着这些烟囱与塔架，随着江风而袅袅地扩散。下班的员工身上披着一层“霜”，好像没漂净的洗衣粉还沾在衣服上似的。报到那天，春生领到了一套灰色维尼纶劳保服。他站在维修仓库的大门前，徘徊了大概两分钟。就是这两分钟，各种化学微粒混合组成的粉尘，便从半空中点点滴滴地坠落，使他整个人与手上的劳保服一样，变成了同一种灰蒙蒙的颜色。
从童年开始，春生从老师和同学那里不止一次听说过，化肥厂是一座全民所有制的工厂，当年驻校的工宣队员中，好像就有从这家厂派出的。说这话时，他们脸上露出羡慕的表情，好像那里不是干苦力的地方，而是一座镀金的学堂。母亲的态度则截然不同。在阴郁的天气里，江面浓雾弥漫，嗅着那难闻的融入雾中的化学气体，母亲搂住他，伤心地对他说，记住别往那边走，千万不要再跟这些人打交道了。
春生被分配到维修仓库当保管员有两个原因：一是他毕竟立过两次战功，二是他父亲跟化肥厂的一位现任副厂长是老同学。春生上班第一天很尴尬，化肥厂的女工们听说来了一位从前线回来的战斗功臣，都跑到维修仓库来看稀罕。她们站在门口和窗外，有嫂子也有姑娘。春生听见有个大嫂子在喊她的徒弟，快来看，这当兵的瘦得像个猢狲！被叫的女工扑哧一笑，她说，师傅你别乱说，这不是侮辱功臣吗？门外的女人都笑起来，有人说，真是乱说，瘦是瘦一点，小伙子长得蛮清秀的。生产科有个知情的技术员向她们晃了晃手，她说，别说啦，他的脸都红了，听说他还从未谈过恋爱呢。女工们唰地扬起眉毛，哇，她们指着几个未嫁的姑娘说，你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哦！
春生难忘那个冬天的黄昏，浓重的夜色一点点地聚集在厂区和江岸上，他推着自行车走到工厂门口，下班的铃声早已响过了，江边的路上人车稀少。
前方有一辆26英寸女式永久车，那轮胎好像被路上的一颗尖石子突然刺破了。春生看见骑车的女工歪歪斜斜地倒向路旁，车子压倒在她穿着臃肿的身上。春生驶到她身边跳下车，弯下腰去搬开那辆车。春生说，怎么办呢？这附近也没个修车铺。女工从地上起来，扶着膝盖“咝咝”地吸气，她扭曲着五官说，谢谢你，我推着车走回家去算了。春生借着江堤上的路灯光看见她白皙的手，手背上被挫伤之处有殷殷血丝渗出来。春生迟疑了半分钟，说，要不先去我家吧，就在前面那个斜坡上，我家里有补胎的工具和胶水。
春生他娘倚在门边等着儿子回来。她揉揉眼睛，觉得自己好像看花了眼，儿子破天荒地带了一个人回来，而且是姑娘。春生讪讪地叫声妈，转过脸问那姑娘，你也是化肥厂的吧？姑娘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她大大方方说，伯母你好，我是陈师傅的同事，我叫王莉，在尿素车间当检验员。春生他娘恍然大悟似的拍拍手，好啊，王莉姑娘，欢迎你常来我家！王莉走到门前停下脚步，她瞧瞧灰色的老旧房子，瞧瞧狭小的天井，目光移向客厅里那只黄漆斑驳的五斗橱。橱上有一张春生在前线照的黑白照片，黄虎臣的腰上挂着手枪，双目炯炯瞧着远方，春生戴着钢盔挎着半自动步枪站在他身旁。
有了这张照片，这个家变得生动起来。母亲进厨房去忙碌了，春生拿出工具给王莉修车。正是涨晚潮的时候，眺望那灰白色的潮水哗哗地拍击堤岸，天地一片暗蓝色，很浪漫的情调。劳动者是美丽的，昏暗的门灯照在埋头修车的春生身上，给人一种很踏实很可靠的感觉。春生剥开外轮胎时，额头上出现了晶莹的汗珠儿，姑娘不由自主地摸出手帕递给他。春生窘迫地接过，双方脸上同时升起一层红晕。空气变得有点窒闷了，仿佛有一些纠结不清的心事，像水上的浮萍一般漂着，若有若无地荡漾开去，没有着落。
车子修好，厨房里也忙活好了，我那多年缺少笑容的表姐笑吟吟地回到客厅，手里端着两盘菜。吃了饭再走！她放下菜拉住王莉的手，就像是对方多年不见的亲姨似的。姑娘羞涩的微笑和单眼皮下闪烁的黑眼睛，包括鼻梁上的十几粒雀斑，都令春生他娘觉得十分顺眼，当年对化肥厂的戒心，由此而随着这晚的江风飘散。后来她开始查户口，知道了王莉父母都是化肥厂退休的职工，她是家里最小的，上面还有两个早已出嫁的姐姐。
那天夜里春生他爸很迟才回家，没想到他老婆还没睡，坐在床头等着他。他皱了皱眉头说，怎么了，你又有啥心事了？老婆说，儿子这么大了，又这么本分老实，我怎么可能没心事呢！现在好了，总算有了一点点眉目，你明天就去找一下那位老同学吧，请他出个面，帮两边再拉拉拢。 不知道他爸怎么跟他的老同学说的，也不知道副厂长如何布置的，中午去食堂时，尿素车间的支部女书记和厂工会一位女工委员主动坐到了王莉身边。王莉低着头拨拉饭粒儿，她知道这个女工委员在工会分管的就是说媒拉纤。女书记嘴里嚼着一块糖醋排骨，一双细长的眼睛意味深长地看着她，等着她自己表态。王莉的鼻子尖都碰到了碗里的菜，她说，我跟他就打了这么一次交道，不了解。女工委员说，那就多打几次交道好了，听说她妈菜做得好，星期天你再去吃一餐。王莉说，这怎么行，没事跑别人家蹭饭吃？车间女书记不耐烦地皱了皱眉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爽快？他家条件多好，父母都是事业单位干部，他本人又是战斗功臣，你不是也写了加入组织的申请书么，你还摆什么谱！
那天下班回家，春生看见王莉站在上次爆胎的路边。他刹住车，将两条细长的腿像圆规似的岔开在地上。他问她，车胎没补好吗，漏气了？王莉的面色绯红，她转过身去，面朝着江面，一时不知如何开口。江风吹拂着她的格子围巾，远处有一艘货轮拉响了汽笛。你父母找了厂领导，她终于说道，车间和工会都做我的工作了。春生眨着眼睛，愣怔在那里。为什么？他充满疑惑地说，她们为什么找领导，还要做你什么工作？王莉跺了跺脚，悲愤地说，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呀，她们一致要我做你的对象！啊？春生愕然地拍一下脑袋，半分钟后才重新开口，我、我这就去找我爸妈。他抬起脚，踩到自行车脚蹬上去，对不起，他口不择言地说，这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
停下，你给我停下呀！姑娘的声音在夜色朦胧的江堤上显得空旷和焦躁。她看见小伙子一个踉跄，停止在了斜坡旁。她噔噔噔地走过去。水上有几只海鸟在哇哇地叫，姑娘觉得自己疲惫的身体也似海鸟一样飘浮在江面上，码头旁船上的桅灯闪闪烁烁，春生的眼睛也在闪烁。谁是癞蛤蟆啊？姑娘走到他跟前恼火地说，谁又是天鹅肉？事情已经搞成这样了，姑娘怀着一种无奈而复杂的心情告诫他，再去追究此事还有什么用？求求你，你就千万别再添乱了。
我好像回到了童年。春生后来告诉我，他坐在八岁那年坐过的门槛上，木然地凝望着夜雾中通向老化肥厂的那条路。偶尔听见什么动静他会猛地回头，仿佛害怕有人在窥探他的隐私似的。他看见自己从自行车上下来，乖乖地走在王莉身边，好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一边走一边聆听老师的教诲。他看见母亲依然扶着门框站在门前，好像什么也没干过似的：没跟他老子商量过这事，也没找过什么人。母亲蓝色的灯芯绒外套在幽暗的石阶上闪着清冷的光，天上飘起了这年冬天的第一场雪，空气清冽。姑娘不知不觉地走得离他越来越近，大概是寒风凛冽的缘故吧，驱走了他身上散发出的那种隐隐约约的干草和牛粪味儿。
盛夏酷暑，黄虎臣仍然戴着手套。正是做工间操的时候，水泥厂的工人们聚在车间门外的空地上，看见一辆老旧的飞鸽牌自行车停在了传达室门口，这位穿绿衬衫戴白手套的中年男子从口袋里掏出一纸介绍信。传达员手忙脚乱地开始打电话，耳尖的工人听到他说，对、对，是新来的纪检书记！一位车间主任愣了两秒钟，不满地说，工厂都快破产倒闭了，还安排什么纪检书记来这里，这不是胡扯淡嘛。
办公室烟雾腾腾的，厂长、书记的脸躲在烟雾后面。书记说，就这么定了，我占40%的股，你占35%的股，还有25%，一半保留国有股，一半给中层管理人员均分！刚说完这话，电话铃声响了。厂长瞧着脸色变得难看起来的书记，小心翼翼地说，方案是否再改一改，这蛋糕总得切一块给他吧？书记砰的一声放下电话，说，老实告诉你吧，这方案上个月就报上去了，估计已经批下来了。要给他，也只能从中层的12.5%中去切一块。书记拿起桌上的打火机，给自己又点燃一支烟，这也算是照顾这个刚报到的外来户了。他深思熟虑地问厂长，你说他一个刚转业的军人，怎么搞得懂生产资料与市场这块大蛋糕，又能拿出几个钱来入股呢？
因为那只看上去挺吓人的残手，黄虎臣知道，自己不太可能进入政府机关了，但是去个一般的事业单位还是可以的。有关部门也曾这么考虑，让他去区残联当副秘书长。黄虎臣去了一趟，发现那个单位拢共八九个人，有六位副秘书长。排在最后的副秘书长主要工作是收发信件接电话，见到他去很高兴地说，你来了我俩就可以分分工了，收发信件或者接电话随你选一项。
副团职转业军官黄虎臣落荒而逃。他对我说，孙猴子初到天庭总还有一群马儿可管，做这个弼马温纯粹就是混饭吃。我说，有这么个基本上旱涝保收的饭碗就算不错了，你除了在农村插过队就是当兵，去企业、搞经营都非你所长。我的话，不久就被事实证明不幸而言中了——后来的日子，黄虎臣一家人想起我的告诫就忍不住数落他，你不仅是手残啊，而且脑残。
水泥厂的书记没说错，黄虎臣根本没想过分什么大蛋糕。他抖瑟瑟地捧出全部转业费，才买了不到0.5%的股份。他真的很想不通，书记和厂长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能把上千名职工的厂子，说买就给买了下来？向银行贷的款啊。我告诉他。银行贷款不是需要抵押担保吗？他疑惑地说。当然需要了，我说，抵押的就是这家厂子。
黄虎臣真的是脑子里一团糨糊了，他说厂子在改制前不是国有的吗，国有资产怎么可以给个人抵押贷款呢？我说，这手续可以同一天做嘛，上午把国有股抵押给银行，下午再换成已到手的自然人股权，天衣无缝。他说，我要报告上级纪检部门。我说，全中国吃改革大餐的人都是这么吃的，这叫作改革家的智慧和勇气，你就别当这绊脚石了。
水泥厂在京杭大运河边上，运水泥的拖轮和驳船停泊在简陋的货运码头旁。曾经清澈的河水而今变得浑浊不堪，死鱼和烂菜叶子漂浮在水面上。纪检书记开始还分管一点事，传达文件、组织学习什么的，改制后就纯粹成了摆设。原先的书记和厂长已成了老板，黄虎臣怎么也搞不清，他该如何监察这些老板和伙计？他只晓得这一点：因为厂子还有12.5%的国有股，所以他还能坐在这间办公室。他瞧着窗外的风景，往往一坐就是大半天。他百无聊赖地闻着死鱼烂虾在驳船旁散发出的隐隐的腥臭，看着一艘艘船只在运河上来来去去。后来，他颓然地靠在椅背上，一个长途电话拨过去，他说，陈春生啊陈春生，你过得怎么样啊？ 春生说，营长，我正想请你喝喜酒。
黄虎臣一下子坐直了，真的吗？他的声音微微颤抖，仿佛很害怕他带过的兵在跟他开玩笑。有的人根本不用别人操心，比方说小兔子，生在前朝的话三妻四妾大概也不成问题。但这是春生啊，一个心灵和脑袋都受过沉重创伤的退伍兵。黄虎臣开始八卦地想象那个名叫王莉的姑娘的模样，在秋天的苍白而油黑的波光潋滟中，这家伙深刻地感受到世界的变化无常。他放下电话，瞧着窗玻璃上映出的自己的身影，忍不住地哈哈大笑起来。办公室里一泓春水般地回荡着他的笑声，一种孤独的笑声，显得有些干涩而紊乱。
这个星期天的阴冷的下午，我到了黄虎臣家门前。那时我还没转业，调回了杭州老家，驻地就在西湖边的玉皇山下。我经过庆春路到了延定巷的巷口，身后跟着春生当年的班长。当然他不是班长了，和我认识他那年一样，当了干事。干事说，这是营长他爹吗？看上去好像有九十岁了。
当年的黄包车夫确实很老了，虽然他还不到八十岁。我看见他坐在门前一把竹椅子上，闭着眼睛晒太阳。他的嘴唇微微蠕动，不知是在发出悲伤的梦呓呢，还是在痛苦的叹息。岁月刻下的皱纹层层叠叠堆砌在他的脸上，粗糙的手背上爬满了蚯蚓般的青筋。我走到跟前，弯下腰去喊一声黄伯伯，他一惊，缓缓地睁开双眼。你是派出所新来的警察吗？他瞧着我的肩章帽徽喃喃地说，我很久没喝酒了，连孙子都打不动了。
百年沧桑的老房子墙上写着几个大大的“拆”字，他家很快要搬到昔日的城墙外面去了。你们太无情了，黄包车夫对我这个“户籍警”说，这是我祖上留下的房子，前清鞑子没有赶我们出门，日本人也没有，你们凭什么赶我们走？整我这个老头子怕出事，就整我儿子，你们也太做得出来了！求求你们放过他行吗？老头子向我拱拱手说，他已经只有一只完整的手了。
我惊愕地瞧着坐在狭小的客堂间面色酡红的黄虎臣，仿佛看见当年的他爹。下午两点多了他还在喝酒，喝的是二锅头。桌上也没啥菜，只有一把花生米。营长！我一愣，回首瞧见那干事哽咽着跑了过去。那一刻，小家伙面色一阵青一阵红，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黄虎臣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哭啥，他拍着老部下的肩，打了个嗝说，男、男儿有泪不轻弹嘛。
黄虎臣知道他这个饭碗很脆弱，所以对权力部门来的人表现得很恭敬。拆迁办来的是一个中年妇人一个小青年。黄虎臣说，辛苦你们了，我会尽量去做我父亲的工作。小青年还好，那妇人撇撇嘴，突然就出口不逊。少跟我们玩这一套，她说，你还是个纪检书记呢，怎么就带头搞阳奉阴违？你老子是拉黄包车出身，没文化，体察不到政府的良苦用心，你总不至于也是这水平吧？黄虎臣浑身哆嗦着，结结巴巴地开始解释，那妇人却根本不想听，她说，说这些全没用，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还想不想当这个纪检书记，想不想捧这个饭碗了？
妇人的咆哮声惊动了整座办公楼，各个房间的人都跑到走廊上来。黄虎臣终于忍不住了，反唇相讥的话已到他的喉咙口，工会主席跑过来拼命朝他使眼色。工会主席说，夫人您别生气，我们这位纪检书记是当兵的出身，跟他老子水平也差不了多少，该怎么做您尽管吩咐吧，我们一定让他好好配合。黄虎臣这才明白，难怪这女人如此蛮横，原来她爹、她丈夫皆是省里市里前任与现任的大人物！
任何人都帮不了这户人家了，搬出前清鞑子和日本人来更是帮不了，黄虎臣只好竭力劝说他的老爹，城外好，空气好，有湿地，还有小树林子。老头子伤心地说，我们要住到六层楼上去了，我的两条老寒腿再也走不动了，今后连个老邻居的面都见不到了。我帮着他儿子劝他，我说，我不是来看你了吗？老头子翻翻白眼，说，你算什么老邻居，你是他们的帮凶。
一种坚硬的寒意，随着风从巷子里徐徐刮出来，像小刀子一样刮着我的脸和双臂，冷风吹得客堂间墙上的一个个小镜框晃悠悠的，我看见自己的脸也在模模糊糊地摇晃。镜框里装的都是奖状，从黄虎臣当五好战士、特等射手，到战斗功臣的奖状和喜报。仿佛有一种尖锐的隐痛，终于袭击了我的全身，我想不到，短短数年，一条硬汉就被生活改造成了这般模样。环顾屋子里的一切，我的鼻子发酸，这个老旧而简陋的家，是我从小熟悉的一个亲切温馨的平民的家，可它很快就将变成一片废墟了。是的，这片废墟上很快又会建起一座新的商业城，很豪华、很雄伟的商城，可它，跟我、跟黄虎臣和他的家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让干事跑一趟超市，买来许多食品，然后陪着黄虎臣继续喝酒。我说，春生他妈也给我来信了，邀请我去参加春生和王莉的婚礼。黄虎臣拍着干事的肩膀说，都去，咱们一起去给他捧场。我说，小兔子呢，他也去吗？干事迟疑了一会儿，说，这小子转业去了公安局，听说爬得很快，去年就当上科长了。现在他与春生生活在同一座城市，想来总会去的。
一直到举行婚礼那天，春生都没见过王莉的父亲，王莉说他办的是提前退休手续，办完手续当天就去了江南一家乡村企业当厂长。那个村，就是他的老家，村支书是他哥哥，也就是王莉的伯伯。那是一家小化肥厂，戴一顶集体的红帽子，从产供销到年终分红，其实就是这哥儿俩说了算。
王莉征求过她父亲意见，并随信附去春生的一张照片。这照片是我在前线给他拍的。为了将主人公显得丰满雄壮一点，采用了仰视的角度。蓝天白云，苍鹰翱翔，春生半张脸被钢盔的阴影所遮掩，枪刺在他胸前醒目地闪耀着白光。照片上闻不到干草和牛粪味儿，老丈人在信上批示说：马马虎虎，通过了。
宾客们怎么也忘不了这一场喜宴，地点是春生父母所在单位的食堂，这食堂承包给个人后装潢得焕然一新，同时对外营业。晚霞映照着天空，新娘子打扮得像个明星，她的嫁妆之丰盛，在整个化肥厂名列前茅，别的新娘子送嫁妆出动六辆三轮车，她家用了十二辆。新郎官的父亲，容光焕发地站在门外迎接宾客，许多人首先祝贺的不是新郎官新娘子，而是我这位表姐夫，祝贺他终于晋级成了该单位的第三把手。我和黄虎臣进去时，春生的老班长和小兔子已经到了。小兔子穿着一身崭新的料子警服，啪地向我们敬礼。我说，不错啊，当科长了。小兔子瞟一眼老营长，垂下眼皮说，全靠老领导多年来对我的教育培养。装，老班长咬牙切齿说，你小子就不能不装吗？在我们面前你显摆什么？ 我和黄虎臣被安排在主桌，那是一张十六人的大圆桌，我右边是表姐表姐夫，左边是他们单位的书记两口子。黄虎臣身边的两个位置还空着，桌签上写着女方家长。安排在主桌的还有化肥厂那位副厂长，还有尿素车间的女支书等人。一台四喇叭录放机奏完了《迎宾曲》，又奏起了《喜洋洋》。
我跟副厂长聊天，我说，亲友们都感谢你，给春生安排了一个好岗位。副厂长摇摇头，什么好岗位呀，以后你们不抱怨我就谢天谢地了。我惊讶地说，怎么了，厂子前景不妙吗？副厂长叹口气，眉宇间凝结起深刻的忧伤。老国企，老设备，负担这么重，漏洞又那么多，他满怀忧虑地说，怎么竞争得过那些民企呢？我今天来，就是想亲耳听一下王莉她爸的想法，听说他打算吃下我们厂。
尽管社会上这类新闻已经听得太多，我仍然感到难以置信，我们不知不觉就走进了一个光怪陆离的新时代，小老板蛇吞象，大老板空手套白狼。迟疑了一会儿，我苦笑说，那也好，春生以后就等着接你的位子了。是啊，副厂长陪我一起苦笑，说，他老丈人成了老板，怎么也得让他干个副厂长吧。
春生他妈突然站起了身，尿素车间的女支书也站起来，扶着她往外走。我问副厂长怎么了，副厂长匆匆离开座位说，老家伙来了！我向黄虎臣摇摇头，我们留在座位上不动。我看见挤在门口的人群豁然分开，一辆桑塔纳轿车的车门拉开了，一位老太太先下来，马上与春生他妈热烈地寒暄起来。接下来，副厂长的背影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只看见半边略显花白的鬓角，还有两只青筋绽露的手，在他的臂膀上亲切地拍了拍。
乐声回荡，人们拱手相庆，餐厅里的灯全部亮了，我看见春生像一株寒风中的树，傻愣愣地竖在了门边，树干、树枝和树叶，都在微微地颤抖着。我感到有点不对，但是说不出什么不对，我不假思索地走过去，握住他那冰冷而哆嗦的手。王莉，这是你父亲吗？我看着那位脸孔黑黝黝的西装革履的长者说。王莉说，是啊，爸爸，这是春生的表舅。于是我伸出手去跟这老家伙相握，我说，春生你害羞啥呀，叫岳父呀，或者干脆叫爸爸。
春生的嘴唇动了动，正好一个炮仗在门外炸响，掩盖了他的声音。老丈人点点头，在我和副厂长引导下往主桌走。王莉跟在我们后面。春生机械地跟在她后面。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不对了。他好像为什么事情而突然受惊，短暂地失去了反应力。
婚礼开始了，春生他爸恭恭敬敬地将他单位的书记请到餐厅中间，请他致辞。冷菜早已上桌，我对王莉父亲说，风尘仆仆地从江南赶回来，你一定饿了吧，先吃点菜再喝酒。老家伙瞧瞧我肩上的两杠三星，点点头说，不客气，是有点饿了，他转过脸去对餐厅服务员说，有什么点心，先上来一些。
我看见春生转身，跟着服务员去了厨房。我放下了心。他的魂儿已经回到他身上了，而且有进步，知道讨好他的老丈人了。
但是，不可思议的场景却在两分钟后再次出现了，春生端来了一碗红烧猪蹄髈。炖得烂烂的、肥嘟嘟、颤巍巍、油晃晃的一只大蹄髈盛在一只汤碗里，散发出腻人的香气。我们疑惑地低下头去看看这碗肥肉，又抬起头看他。只见春生心无旁骛，只盯着他的老丈人。吃。他说，抓起桌上的筷子硬是塞到老家伙手里。他咬着嘴唇，脸色煞白，双眼专注地盯着王莉他爸，盯着那双筷子和那碗蹄髈。周围一片沉寂，我听见他的牙齿在咯咯地打战。
吃啊，这话像是从他紧咬着的牙齿缝里挤出来的，伴随着蛇一样的咝咝声，这比猪头肉好吃多了。
他的老丈人，这个受人尊敬的先富起来的老家伙，终于气得爆发了。你什么意思？他质问。砰的一声，他一掌拍在桌子上，大汤碗倾倒了，王莉他娘一声尖叫，从座位上跳起来。老家伙脸色涨得血红，胸脯剧烈地起伏，嘴里如火车头一样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愤怒地把手指点着这个该死的女婿的脑门，你有病没有啊，你到底想干什么？
没病。春生说，没、没什么意思。同样地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了，春生抬起一只手扼住自己的喉咙。你、你自己说过的，他艰难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对方，既然、既然你感到这么饿，你就必、必须把这碗肉吃下去。
一阵痉挛掠过我的全身，我紧张地凝视着这爷儿俩，突然明白眼前发生什么了！我看见那老家伙愣了将近半分钟，接着，他的脸上失去了所有的生气和表情，看上去就像是很突兀地变成了一个纸糊的面具。你、你是那个孩子？他轻声说，默默地辨认春生脸上昔日的痕迹，你还记着那么多年前的事情？这句话，几乎是悄无声息地说出来的，旁人只看见他的嘴唇在无力地蠕动着，仿佛一个绝望的人在菩萨面前无声地祷告。
从来没见过春生笑容的我们，听见他蓦然地爆发出了一阵神经质的大笑。这疯狂的笑声震动了整座餐厅，连新装修好的屋顶都发出了剧烈的抖动声，使我们有一种心胆俱裂的感觉。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春生在笑声中告诉对方，同时告诉所有的人：他、他们，把我抓进去后，整整五天，每天只给我吃两根胡萝卜。他举起双手，紧紧地闭上眼睛，脸上掠过了一阵痛苦的抽搐。眼泪终于落下来了，毫不害羞地从他脸上一连串地淌落下来了。他仍然捏着自己的喉咙，他说，当时我、我饿得趴在稻草堆上求他们给一碗饭吃，正在喝酒吃肉的他们，端过来一、一大碗猪、猪头肉。
求求你！春生，求求你别说了！
这是王莉，他的新娘子在恳求他。恳求笑得涕泪交加的新郎官春生。她流着泪，扯着他的衣袖，那么无奈、那么辛酸、那么绝望地在恳求他。嘈杂的餐厅已经变得一片肃静，所有人都茫然地看着这场怎么也预想不到的闹剧，被震撼在宴席的座位上。万籁俱寂。黄虎臣缓缓地站起身来，他拿起一块湿纸巾，像保姆对孩子似的，轻轻地，为春生揩去脸上的眼泪鼻涕。听我的命令，什么也不说了。老营长对他当年的通信员说，他的声音嘶哑如一张被撕破的纸。
我抱着我那直挺挺倒下去的表姐，声嘶力竭地向我那目瞪口呆的表姐夫喊，快、快打112，叫救护车！这个已经当了第三把手的男人，手里拿着一只大哥大，没头苍蝇似的问电话呢，电话在哪里？他们单位的一把手说，来不及了，坐我的吉普车去，直接开到市立医院急诊室！小兔子和他的老班长在我指挥下，一个抱头一个抱脚，把春生他妈抬上车去。人们乱哄哄地在我们身前身后跑着喊着，端着菜盘的服务员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黄虎臣如同当年在无名高地，伸出右手去，抓住春生的衣领不由分说地拖着他向门外走，快走，我们也去医院！
水泥厂分红，第一年黄虎臣分到2000元人民币，第二年变成了800元；到了第三年，说是应收款太多，收不回来，干脆就不分红了。黄虎臣怎么也想不通，房地产业如此蓬勃发展，水泥需求量这么大，厂子却令人觉得每况愈下。直到工会主席告诉他，书记厂长还开了另一家公司，好生意都转到那家公司去了，一切费用却由水泥厂承担。黄虎臣才明白他是掉进了一个坑里。
工会主席的处境与黄虎臣差不多，没有12.5%的国有股就没了他们作为管理层之一存在的合理性。水泥厂改制后保留这点国有股，目的是延续国家给国企的优惠政策，不少政府部门连国有控股与国有参股都分不清，经营者跑去一番游说，优惠政策往往就稀里糊涂地批了下来。党政工团，这些牌子依然挂在厂门口，对客户也增加一层似是而非的可信性。
董事会决定关掉被淘汰的机立窑生产线，将那里用作开发房地产的前一天，国有股终于全部退出了水泥厂，同时退出的还有工会主席和黄虎臣。工会主席说，老黄啊，接下来就是下岗分流了，你我的办公室钥匙也要交出去了，谁叫咱俩不是他们的亲信呢，能退回这点钱已算万幸了。
黄虎臣搀扶着老爹凭吊他们的故园。老祖宗传给他们的家园已不复存在，被扒掉屋顶的残墙十分丑陋，地上长出了低矮的杂草和沿墙攀升的藤蔓。孩子早年玩过的玩具寂寞而残破地倚在墙角，一把木制的驳壳枪一半埋在土里。黄虎臣弯下腰将它捡起来。童年时，他曾用这把枪逼我举起双手投降，后来他儿子又用这把枪对付我的女儿，却被年长其一岁的我女儿按在地上，狠狠地在他屁股上打了两巴掌。
夕阳斜照。下岗回家的第二天，黄虎臣的头发白了一半，他老子眯缝着眼睛看他半晌，有气无力地说，你也开始老了。这句话使他突然有一种哭泣的欲望。老头子接下来又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更使他变得茫然失措。
告状去，哪怕是滚钉板告御状！老头子突然变得十分清醒，他面色狰狞地说，为什么小兔子转业都能当官，你却连做工都没处去做了？
黄虎臣瞧着自己的残手，他突然觉得这只手很重，重得让他都抬不起来了。曾经象征着光荣和功勋的这只手，现在成了求职路上的绊脚石。劳务市场的每个摊位都拒绝他。去工地看大门都不合适，人们如此对他说，这样的手，怎么抓得住一个小偷？
爷儿俩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故园废墟。巷头巷尾空寂而灰暗，一台大吊车高高地竖立在半空中。街上风景依旧，人来车往熙熙攘攘。黄虎臣看见一个穿着肥大的老式棉布衬衫的男人，他手里捧着一只黑色的木匣子，风拂动了男人蓬乱的长发和衬衫的下摆，也拂动了木匣子上的白色缎带。黄虎臣看见这家伙捧着木匣子朝他走过来，他的面容苍白木然，眼睛旁有熊猫般的黑圈圈，他的动作，也像木偶似的显得呆板。他确实是在朝他走近，而不是走向他旁边的商店或公交车站。黄虎臣的眉头皱紧了，他紧紧地盯着那似曾相识的眉眼，他的嘴里念念有词。他老子说，你在看谁，你在念叨啥呀？春生，黄虎臣说，春生他怎么变成这般模样了？
风静止了，热闹的街景像突然被叫停的电影画面，成为他们重逢的背景。不过三十多岁的春生苍老而憔悴，脸上悲伤的表情不仅僵滞，而且刻在了每一道细碎的皱纹里。他跟王莉的婚礼像一个经久不衰的笑话，至今仍在他们生活的那座城市里四处流传。人们说新娘子那天晚上没踏进新房就回娘家去了，所以她再嫁时仍然是个如假包换的新娘子。人们还说，婚假结束时这个新郎官傻乎乎地回厂去上班，副厂长关上门不见他。劳资科科长挥挥手说，新的董事长、也就是王莉她爸，很快要来接管厂子了，你赶紧结账走人吧，免得再自讨没趣，敬酒不吃吃罚酒。
你这个不懂事的孩子，我问你，你老子为什么不亲自将她送回来？这话是我说的，那时黄虎臣已带着春生到了我家。我确实非常、非常恼火，气得浑身都在打战。春生他妈，我的可怜的远房表姐，在经历了长期的脑中风造成的偏瘫之后，终于离开了这个世界。她的丈夫，我那位已经当上其单位的第二把手的表姐夫，也不跟杭州的亲戚们商量一下，居然径直派儿子把她的骨灰盒送了过来，说是让她落叶归根，跟她早已逝去的父母相伴为安。
春生呆呆地看着我，情绪仿佛仍然在失去亲娘的噩梦中、在魂兮归来的路途中飘荡。我又闻到了干草和牛粪相伴的苦涩的气味，我的心，一点一点地沉沦。客厅里光线暗淡，黄虎臣抽烟抽得我家像着了火似的。我看见墙上的镜框里有两个老太太青白色的脸，一个是我母亲，一个是春生的外婆，她们热切地注视着我，你就忍心不帮他一把？我无奈地坐到沙发上去。坐吧，我将语气放和缓一些说，你老子究竟怎么考虑的？
春生坐下了，仍抱着他母亲的骨灰盒。窗外的街灯亮了，我看见他眼睛里充满了复杂难言的神情，有点惶惑，有点紧张和委屈，他欲言又止。我摆摆手，说吧，把一切都说出来。春生转过脸去。我爸他早就有了新的女人。他终于张嘴蹦出这么句话。黄虎臣猛地从沙发旁跳起，我却颓然松弛下来。别激动，意料之中的事。我对黄虎臣说，麻烦你把窗子打开，透透气。
他妈瘫痪那么些年了，有“小三”乘虚而入确是意料中的事，令我们大跌眼镜的是，这小三居然是尿素车间的女支书。这对苟且男女的相遇就在那晚的婚礼上，春生与王莉的闭幕式成了他俩的开幕式。我们把春生他妈送去医院了，留下善后的是他老子。那时整个场面的确不可收拾，宾客们哭哭笑笑，有的拍桌子砸碗，有的拿起酒瓶子就往包里塞，嘴上还喊着服务员打包。王莉要跟着去医院，被她老娘一把拉住，老娘说，这门亲不能结了，咱家八辈子的脸都被这个神经病丢光了！春生老子紫涨着脸，想批驳她，却不知从何说起。女支书挺身而出，她说，王莉她娘，你想赖婚可以，话可不能这么说！这场悲剧的起因是谁造成的？是的，有个人责任更有历史原因，但是，莫非这责任不在整人者身上，反而要受害者承担吗？
这话说得好。我抬起手来为小三鼓掌。我说，她没老公和孩子吗？春生说，她老公原先也是化肥厂的，技术员，十年前出事故因公殉职了，有个女儿去年刚上大学。女支书后来告诉春生他老子，我也不是要为你出头，我是看不惯王莉父母那副财大气粗的模样，谁都知道那些财富是怎么弄来的，就是靠投机、行贿和挖国企的墙脚。我们厂，明摆着就是这老家伙和几个头儿内外勾结整垮的嘛！
一
陈春生是个城里人，但他身上总是散发着一种干草和牛粪的混合气味，这种气味似乎被揉进了他的皮肤，老远见到他，我眼前就会出现插队时经常打扫的牛棚。我猜想，八岁那年他被挂红袖套的人带走，或许在某个养过牛的黑屋子里被关过较长时间。但我始终没敢问他，害怕触动他不堪回首的童年记忆。记得当年，我赶到长江边那座古老的城市时，他已经获释回家一个星期了。他坐在门槛上，将细细的胳膊支在膝盖上，双手捧着下巴瞧着远处喧闹的码头，极短的寸头下，那目光漠然、悠远，跟他的年龄极不相称。
清冷的阳光在江面上缓缓移动，一寸一寸地走到我们脚下。我也坐下来，将手放到他瘦骨嶙峋的肩上。别害怕，我说，你爸爸妈妈都没事了，他们在干校过得挺好。他抖了抖，转过头朝我看，依然是没表情的一张小脸，谢谢表舅，他乖巧地说，谢谢你来看我和外婆。
这是一种很难形容的乖巧，缺乏感情，显得木讷而生疏。轮船的汽笛声从码头方向传来，背驮着大货包的装卸工踏上了颤悠悠的跳板。阳光暖和了一些，春生瘦削的身影被阳光投射在门前的水泥地上，像一棵卡在石头缝里的歪斜小树的影子。我的心忽然很疼。码头旁的小街上有一个男孩子在滚铁箍，街口有几个小姑娘在跳绳，我听见她们欢快的儿歌声随风飘来。这些孩子都比他大两三岁呢，而他却成了这般模样。
春生的外婆是我母亲的堂姐，小时候想必也在一起跳过绳。春生他娘在杭州读书时常来我家玩，交学费时我母亲总会想方设法塞点钱给她。当然，这都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事了，后来我家就过得不如她家了。她家的成分还算不错，大专毕业分配到这座城市。我们一直以为这家人过得顺风顺水的，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春生之所以被挂红袖套的人带走，原因很简单，小学里开大会，他把“万岁”喊成了“打倒”。放学时外婆去学校接他，被带进了“工宣队”办公室，他的班主任、一位年轻的女教师站在那里，用一块湿透的手帕捂住脸哭泣着，陪审的除了校领导，还有春生父母单位的保卫科长。外婆告诉我她当时的感觉，她感到一阵子眩晕，她说，春生呢，你们把他带到哪里去了？没人理睬她，外婆搬起一张椅子砰地砸在地上。八岁的孩子他知道什么？她喊，你们这样做就不怕将来遭报应吗？
工宣队队长不屑地一笑，他沉下脸说，八岁的孩子是不懂什么，所以问题不在他身上而是在大人身上。外婆愣住了。这是他父亲、还是他母亲教给他的？对方拍着桌子厉声问她，老太婆，你还敢在这里质问我们？你必须认清形势老实交代，这是你们一家三代人唯一的出路！
春生的父母正在郊县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当天夜里就被分开关押。外婆回到冷冷清清的家中，彻夜难眠，半夜里起了身，拿一把扇子在外孙床上赶蚊子，赶了半天才想起外孙已经进了不知设在何处的牛棚。凄凄惨惨地躺在竹躺椅上，直到天快亮了，她才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然后就做了个梦，梦见春生满脸血污地走到她面前，可真的把她给吓坏了。
走投无路，举目无亲，老太太给我母亲写了一封泪痕斑斑的信诉说不幸。母亲对我说，你替我去那里看看吧，能帮的帮上一把，哪怕就是跑跑腿送个信什么的，对我那老姐姐也算是个安慰。
信比人走得慢，我赶到已近尾声。我带着春生去看他父母，走向码头登上摆渡的轮船。江堤上化工厂的塔架和水泥厂的烟囱在视野中渐渐地远了，船首的蒸汽消散在江风中。我抱起他，感觉他的身体像一捆稻草似的轻盈孱弱，我说前面就是你爹妈所在的干校了，他茫然地瞧着江对岸，身子不由自主地微微哆嗦。或许他已知道，他闯下的祸给他父母带去过多少痛苦，我看见他突然闭上眼睛，那一刻，脸色显得无比的苍白。
我忘不了我那远房表姐和表姐夫见到儿子的情景。正是收工时分，一队囚徒般的干校学员走在田埂上，忽然有一个妇人离开队伍，跌跌绊绊地向我们冲过来。春生，春生！她喊，那声音如杜鹃泣血。春生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有点害怕地向后退一步，妇人已经跑到了他跟前。干校的队伍乱了，许多女学员围拢来看。一个看上去像队长的男人喊，看什么看，统统回到队伍去！我那表姐也不答话，一把抱起儿子，将自己的脸和他的小脸贴在了一起。山脚下有一条溪涧，水声潺潺，我觉得比不上春生他娘那无声的眼泪在流淌，她的泪水好像把稻田、山路和草地都淹没了，天地之间，只剩下了他们娘儿俩。
一个瘦削的男人从队伍后面走出来。他上身穿着一件褪色的蓝布中山装，连风纪扣都一丝不苟地扣着；下身的裤管却卷到了膝盖上，裸露的双腿上满是星星点点的泥巴，赤脚套一双破胶鞋。哭什么？他对抱着孩子不放的女人说，你还有没有一点纪律观念了！我表姐抹一把眼泪，抽泣着对春生说，叫你爸呀，怎么连你爸都认不出了？春生动了动嘴唇，那声音轻得听不清。我这位表姐夫说，别喊我爸，我没有你这个孽种儿子！我平常怎么教育你的？没有伟大领袖哪来我们家的幸福生活？你却没时时刻刻都记在心上，你真是气死我了！说着就举起手来要打春生。
我抓住他的手腕，我说，别再吓着他了，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他惊讶地看着我，问道，你是谁？谁让你送他来的？表姐这才顾到我，这是我的张家表弟，她介绍说，从杭州老家来的。
队伍重新排好往前走了，春生他爸迟疑一下，向我们挥挥手说，你们慢慢过去，我跟着队伍先走了。干校其实就是一个农场，场部建在一片白花花的盐碱地上。表姐说，她丈夫老家就在离这儿不远的一座县城里，公公从前开一家小杂货店，后来这家店并进了供销社。这个小业主的儿子，年初刚当上一家事业单位的副科长，眼看着马上就要填写加入组织的志愿书了，天降横祸，不仅眼前的梦想落空，说不定今后的前途都会大受影响，今天见到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怎么不叫他火冒三丈？
带着咸味的晚风吹过一座石桥，桥下有两艘粪船，散发出的阿摩尼亚气味与春生身上的干草和牛粪味混合在一起。走过石桥就看见了干校的大门，标语和大字报贴满了门两边的水泥墙。我看着墨汁淋漓的大标语发了一会儿呆，标语上以漂亮的隶书写着“强化无产阶级专政”。那也不能打春生！我对春生他妈说，我的声音愤然而嘶哑，明知道孩子是无辜的，他生的哪门子气？如果是为了表白自己而打给别人看，他这个当爹的就做得更过分了。 我们在食堂吃饭，有一盘菜里有几片肥肉，表姐夹起一片送到春生嘴里，春生突然呕吐起来。我发现他面对这片肥肉的眼神，像被疯狗咬过一口患了恐水症的人，瞧着一泓池水似的。我拍着他的背，心里沉甸甸的。他以前不吃肉吗？我问表姐。表姐摇摇头，哪能不吃呢，她说，红烧排骨、梅干菜蒸肉，他都很喜欢吃的。
晚饭快吃到一半了，才重新见到那个当爹的。原来他在灶台上帮厨，这使我对他又增添了一层认识。一个人平时做点好事不难，一家人好不容易团圆了，还来了一个老婆娘家的亲戚，照样紧赶着先去为大家做好事，搁在谁身上大概都有些为难吧？可他却毫不犹豫去做了。
干校学员住集体宿舍，八岁的男孩子住女宿舍不太合适了，他妈说，今晚你跟你爸去睡吧。刚吃罢饭，大人们脸上都红扑扑的，春生的脸色仍然是难以言说的苍白，他妈说，你去不去啊？春生捂着嘴不让自己哭出来，只是忧伤地摇摇头。他爸气急败坏地推着他瘦小的身子，说，你给我说呀，你为什么不愿意跟我去睡？春生咬着嘴唇不回答。于是，这个气得发抖的老子就在食堂里跺着脚喊道，你这个孽种迟早要闯更大的祸，还不如我现在就打死你算了！
我无法相信这位陈副科长还是个正儿八经的大学毕业生。我将春生拉到身后，挡住他爸，他爸还想跟我争夺他，终于被他妈死死地抱住了，我表姐说，你别逼他了，谁知道他在里面受了些什么罪，他害怕你，你就放过他吧。僵持了几秒钟后，表姐又哭了。你一定要打他吗？这个可怜的母亲，突然朝自己脸上重重地扇了一个耳光，该打的是我，谁让我生了这么个受苦受难的儿子啊！
场部有一个小招待所，可以接待外调人员之类的客人。一排简陋的平房，面向江堤。我看看身边的春生，他睡着了，鼻翼轻轻地翕动着，仿佛在梦中抽泣。夜风呼啸，外面的江潮哗哗地响，我睡不着，点一根烟坐在吱吱响的竹床上发呆。说到底，我是个有心无力的局外人，帮不了春生多大的忙。我只希望这个年代所遭遇的一切，不会给他留下太多的阴影，因为还有漫长的人生之路要靠他自己去走。
当我终于躺下去时，却听见他猛地发一声喊，突然从床上坐起，我吓一跳，伸出手去摸他。我摸到他额头上全是湿漉漉的冷汗，我轻轻地唤，春生，春生。他没回答，缓缓地躺了回去，几秒钟后，又发出了低微的鼾声。
二
没想到，十年之后，我与春生再度相见，地点竟是在西南边境的一条战壕里。
后来我常常想起那一天、那个画面：士兵们抱着枪，一个挨一个坐在交通壕的地上，我从他们身边走过去，走向三营指挥所。这是一个步兵营，营长黄虎臣是我杭州老家同条巷子的邻居，我俩同岁，在同一所小学读过书。那两天，西线无战事，我向我所在的侦察大队政委请了半天假，跑到几公里外的友邻部队来会老乡。
营部设在一个显然是仓促修筑起来的掩蔽所里，弹药箱上铺两张席子，上面放着两个脏兮兮的铺盖卷。以干电池为能源的电灯在房顶上轻轻摇晃，墙上挂着地图、钢盔和一支缠着红绸子的军号。我进门时，黄虎臣正将一只脚搁在弹药箱上打绑腿，一支五四式手枪在他屁股上晃晃悠悠。我朝他屁股踢一脚，他差点跌倒在地上，回首，虎目圆瞪，发现是我才把破口大骂咽了回去。通信员！他喊。没人回答。
我以为有个小家伙该倒霉了，结果红了眼睛的却是黄虎臣营长。他走到掩蔽所门口，站在战壕前茫然环顾，那条没打好的绑腿在他脚旁飘散着。在春日的高原阳光下我这老邻居矮墩墩的身影忧伤而孤独，他轻声对我说，我忘了，三天前，我那通信员就被送到野战医院去了。我默然。黄虎臣叹口气，身影萧瑟地指着战壕中一名士兵说，你去炊事班跑一趟吧，打一壶开水来。
那士兵愣了愣，把56式半自动步枪背上肩，默默地向炊事班走去。他的背影单薄纤细，像姑娘似的。一套2号三合一军服穿在身上，晃晃荡荡的好像一只羊住进了牛棚。你们的伙食不怎么样？我问黄虎臣。黄虎臣臊红了脸，跟谁比？他瞪我一眼说，跟你们这些穿迷彩服的比，自然略微差一点，比后方却是要强多了！这是个新兵你知道吗？他点着我的脑袋说，当兵才三个月，那身子骨还没有练壮实，你懂不懂？
士兵拎来了一壶水，营长说，桌上有杭州寄来的龙井茶叶，给这位张干事沏一杯。士兵朝我看一眼，正在倒水的身体突然绷直了，双手微微颤动，茶水从缸子口溢了出来。你出啥子洋相哟，营长拍一下桌子说，真的没吃饱饭吗？士兵一惊。表舅，突然间，他向着我冲口说道，你是我杭州的表舅吧？我小时候，你去过我家。
大约静默了半分钟，黄虎臣和我同时站起身来，他想批评这个在战地乱认亲戚的战士，我拦住他。我的手指颤抖着，颤巍巍地指着这年轻士兵的鼻子，你、你是春生？我略微有些结巴地说，好像为了看得更真切些似的，向后退了一步。他的姓名是叫陈春生吧？我转过脸问他的营长，黄虎臣怔了怔，没错，他傻乎乎地说，你怎么知道他叫陈春生？
风从阵地上吹来，夹杂着焦土味的山风冷飕飕的，我打着寒噤重新打量这个刚满十八岁的新兵蛋子。春生，你家里都还好吧？我走到他跟前，摸着他凸出的肩胛骨，摸着他青筋绽露的胳膊说。他站在那里，如同一根戳在地上的竹竿。我的眼前，再现了泊在江岸码头旁的渡轮、那一片白花花的盐碱地和一排简陋平房组成的招待所。我抬起手，揩了揩视线模糊的眼睛，我的嗓音又变得嘶哑了。
外婆不在了，春生却已经恢复了他平常的神态，他说，我妈还好，就是患了高血压症，不能太累。
春生没提起他父亲，我也没问。他外婆过世时，我在北方的军营，接到我娘来信也只能给表姐寄了一点钱略表心意。表姐倒是给我回过一封信，语气伤感地提到春生。说他读书不行，从小学到中学在班里排名都是倒数二三。平时看他也挺懂事的，放学后也不出去玩，躲在家里看书，但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到了最后，家长和老师都灰了心，看样子，这孩子上大学是没指望了。
不管他优秀不优秀，现在他是一名随时可能牺牲的士兵。我们的家事说完了，黄虎臣营长挥挥手，士兵陈春生敬一个礼，退出掩蔽所，回到战壕里去了。我从板壁的缝隙望出去，看见春生坐在战壕的泥地上，起初是擦枪，擦完枪，他重新打绑带，双手把绑带解开了，又把它绷紧在小腿上，这套动作机械地重复了多次。他的手细细长长的，举起时阳光穿过薄薄的手掌映出一片淡红色，仿佛一张纸。 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抬起头，用期待的眼光看着黄虎臣营长，我觉得自己的眼睛，如同一双善良而可怜的麋鹿的眼睛，带着乞求在看着他。
别这么看我。我的老邻居、老校友将脸朝着门外，瞧着战地上空无精打采的云朵，漠然地说，都是一样的娘十月怀胎生的，都是二十啷当岁的年轻人，我谁也照顾不了。
他是独子，我有些心虚地说，他家三代单传。
你以为还是从前呐，黄营长收回眼光，鄙视地瞟我一眼，现在独子太多了，这批兵里有将近一半呢。
掩蔽所里有一张小镜框，搁在一个当茶几的弹药箱上面，照片上是黄虎臣和受伤前的通信员。这是一个看上去就特别机灵的小伙子，大大的眼睛，薄薄的嘴唇，挎着冲锋枪背着公文包站在高地上。就是这个高地，聪明灵活的小伙子走着走着，踩上了一颗m14地雷，现在他躺在野战医院的病房里，膝盖以下已是空空荡荡。
我没有过于奢侈的想法，我只是想让士兵陈春生顶替这位通信员。营部通信员也有蹚地雷的危险，死亡的概率比战斗班总归要小一些。但是，这小子像个当通信员的料吗？黄虎臣问我，朝着春生所在的方向撇了撇嘴。他送我出来，站在阵地后方的一处高地上，此处视野开阔，敌我态势一览无遗。我看到春生依旧坐在战壕里打他的绑腿，解开了，又绷紧，再解开。终于，他的班长忍不住了，阻止了他不厌其烦的动作。班长扔给他一支烟，他点燃了，虚虚地吸一口，烟雾遮住了他缺少表情的脸，烟雾后面传来一阵喑哑的咳嗽声。
我明白黄虎臣的意思：这个士兵脑子里缺根弦。书面语言就是智商不是很高，反应比较迟钝。我想反驳他，一时找不出强有力的证据。我只好向他简述了春生八岁那年的遭遇。
黄虎臣的脸色变了。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黄虎臣的家庭出身是城市贫民，他父亲夏天做搬运工，冬天拉黄包车。邻居们多次看见那家伙醉醺醺地出现在杭州延定巷的巷口，他手里拎着的不是货包，是童年的黄虎臣瘦小的身子。打儿子不需要理由，何况黄虎臣成绩差、欺负女同学、在学校里经常调皮捣蛋等，基本上也就是一个欠揍的主。打死你这个孽种！他爹的话，与春生的爸爸一样，区别只是那巴掌的力道更重。我母亲跑到墙门口朝老家伙拼命地摇手，不能打孩子的脑袋！老黄你听我的劝，打坏了他你老了还能指望谁呀！要不就打他屁股吧！我跟在黄包车夫身后诚恳地提出建议，老家伙举起手，狠狠地一巴掌打下去。黄虎臣杀猪般哭号，姓张的王八蛋，他朝我喊，我决饶不了你！
关键不在从小挨打挨骂，我告诉黄虎臣，他在牛棚、在黑屋子里究竟受过哪些罪，谁也不清楚。
那些人怎么说的？黄虎臣的右手，不由自主地按在了枪套上。太阳躲进云层去了，阴冷的雾霭缓缓地飘来，在他的皱巴巴的军帽上结了一层白色的霜。他的脸色如天气一般阴沉。他们总得有个说法吧？
我摇摇头。谁也不承认虐待过他。听那说法，我告诉春生的营长，好像是让他住进了儿童乐园似的，天天有荤有素，喝牛奶吃肉包子，还有个保姆晚上给他唱催眠曲。
操！黄虎臣恶狠狠挤出一个字。
阴暗的天气，与我们的心境十分相似。我们蹲下来，闷闷地抽烟。我们的目光滞留在阵地前方那一片起伏不平的山坡上，那里的土是六七十厘米厚的浮土，双方的炮火将它变成了无人敢去的死亡地带。靠近的地方有两个警戒哨位，黄虎臣说他的通信员就是在这哨位旁踩上了地雷。夜里站岗的士兵害怕被对方的特工摸哨，常常会在附近埋上一两颗雷，时间长了，埋的人多了，搞不清了，倒霉的往往就成了自己。我们无奈地瞧着那里，深深地感受到一种受伤的滋味，操！我也学着黄虎臣来了这么个字，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比死还难受。
大约千米之外的一座山头上突然出现一道炫目的白光，接着变成灿烂的血色。我一愣，脚下的土地发生了强烈的震颤。我听见低沉的轰鸣声，是许多155榴弹炮的发射所组成的轰鸣声。天空崩裂了。一个个光球高高地升上去，一个个银色和红色的圆圈，像节日的焰火似的爆炸开来。我和黄虎臣从地上跳起来，操！我俩又同时骂了一句，黄虎臣奔向战壕高喊：各连进入阵地！
我看见春生站了起来，苍白的脸上神情懵懵懂懂，班长推了他一把，说，陈春生，别磨磨蹭蹭的，快跟上！
三
春生的副班长绰号叫小兔子，他得意洋洋地从营部出来，走到刚给全班打来一壶热水的春生跟前，他说，让我先洗把热水脸吧，一会儿我要跟着营长去团部呢。春生拿起自己的脸盆给他倒水，他皱起了眉头，你小子洗过脚的盆子，怎么能给我洗脸？春生放下自己的脸盆，蹲下身去在床下找他的脸盆，冷眼旁观的班长的火气终于上来了。你又不是他的勤务兵，班长对春生说，你给他倒什么洗脸水！小兔子向后退一步，两根倒挂的眉毛向上拧了起来。战友互相帮助一下，犯得着发这么大火呀！他剜一眼班长，然后接过春生手上的水壶说，算了，我自己来吧。
小兔子成了新的营部通信员，春生替他拎着背包，把他送到掩蔽所，又忙着帮他铺床叠被。小兔子拿支烟在自己嘴上点着了，送到春生嘴上，以示犒劳。他耸了耸鼻子，嗅着春生说，你身上有股怪味，好像牛粪的气味。春生咬住嘴唇没说话，小兔子向他喷出一口烟，推心置腹地教育他，以后脑子要多开点窍，要向上级靠拢，直接不行间接的也行，比方说你想找营里的首长，我就是最好的桥梁。
黄虎臣正好走进营部，他收住脚，将双手拢到胸前，从头到脚审视这两名属下。什么桥梁，独木桥吗？他的脚猛地抬起，踢在小兔子腿上，小兔子踉跄一下，垂着手站在那儿不动。黄虎臣瞪了他一眼，陈春生想找我还用得着你做桥梁？我叫他娘表姐时，你娘还是大闺女呢。黄虎臣朝掩蔽所门外看一眼，提高嗓门说，今后谁再敢欺负新兵，欺负老实人，我就他娘的关谁的禁闭！
黄虎臣后来告诉我，欺负人的人没啥反应，倒是被欺负的人哆嗦起来。“关禁闭”这个词语出口后，他仿佛看见一个人正从高山的峰顶上往一处不知深浅的深谷坠落，疼痛、晕眩伴随着黑暗的感觉，全显现在他那缩成一堆的脸上和身上。此人就是陈春生。黄虎臣注意到，他的脸色陡然变成灰黄，眼睛里出现了一种怯弱的讨饶的神情，牙齿咬得紧紧的，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黄虎臣叹口气，走过去拍拍他的肩，他摇晃了一下，仿佛要跌倒似的。黄虎臣告诉我，他从来没这么婆婆妈妈过，别怕，他温和地对他的士兵陈春生说，读邓小平的书、听我的话、跟班长走，你就永远不会被关禁闭。 小兔子陪着春生一起来看我，界碑旁的山林浓雾弥漫，十几米外，看不清人的脸。小兔子对春生说，我太羡慕你表舅他们了，一式的迷彩服，钢盔，匕首，一式的手枪和微声冲锋枪，还有放开肚皮吃的罐头和高原巡逻食品。小兔子问他，你表舅什么级别，能帮你调过去吗？春生的反应令他很失望，他小心翼翼地走着，盯着脚下的泥土是否有异常。听说他只是个干事，能有多高级别？春生慢吞吞说，怎么可能调动人呢？再说我也不想调过去。他说。班长对我挺好，你对我也不错，营长还问我愿不愿意去炊事班，我说在这里就挺好。
春天已经随着背阴处最后的积雪融化而悄悄逝去。初夏的凉风从山谷的缝隙和河流上空吹来，风声仿佛是战死者亲属压抑的哭泣，我站在大队部的帐篷门口迎接他们，依然感到深深的凉意。表姐的回信已经来了，我那位表姐夫，春生的父亲，已经成了他们单位的第五把手，成天忙大事，争取把自己的位置再向前挪一挪，偶尔回家吃餐晚饭，家里就像过节。我想象着我表姐的生活，半天上班半天病休，坐在藤椅上读儿子从前线寄去的信。信不仅少，而且写得很简单，远不如我告诉她的多。窗外是白茫茫的江水和夕阳下的老码头，孤灯独守，一片冷清萧瑟的风景。
为什么不愿意去炊事班？我跟黄虎臣对小兔子一样，狠狠地踢了春生一脚。春生发青的嘴唇蠕动一下，喉咙里咕噜响了一声。我怕闻肉腥味。他抬起手，擦着脖子和鼻梁上沾着的灰土，那模样像煞一头灰头土脑的食草动物，一匹长颈鹿。我的某根心弦突然被触动，想起了十年前在干校食堂，他妈给他吃肥肉引起他呕吐的往事。我的鼻子涌上了一阵酸水，不吃肉哪行，我带着颤音说道，这可是在前线啊。
我让他们带回去十几个罐头和一箱压缩饼干、两条大重九香烟，当着小兔子面，我对春生交代，一条烟给黄营长，一条烟分给全班战友抽，而春生你自己最好别学着抽了。春生脚下的解放鞋裂了道口子，半只脚趾头露出来，我拿出一双自己穿了还不到半个月的军用短靴让他换上，看见小兔子两眼放光地瞧着这双军靴，我不得不提醒春生，这可是表舅特意送给你的礼物，你必须保管好。
三天以后，这双军靴在春生脚下派了大用场。他们与对方的阵地战始终处于胶着状态，黄虎臣向上级打报告，要求搞一次突袭战斗。方案批准了，当夜，春生所在连队从右侧迂回，穿过一片森林向对方抵近。他们疏忽了对方的防范，树林里到处是早已埋下的尖锐竹桩。尽管再三强调不准发出任何声响，但士兵们不可能都是邱少云。一个被戳破脚底的士兵哎哟叫出声来，班长赶紧捂住他的嘴，另一个士兵又抱住脚痛苦地喊出了声。班长奔过去阻止时，一阵剧痛，自己也坐倒在了竹桩上，连脚带屁股都挂了花。
他们还没走出这片树林，探照灯已经照亮了林子上空。一颗红色的信号弹蹿上夜的苍穹，紧接着便是枪声大作。对于这支连队的指挥者和战斗员来说，这片树林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梦，唯独春生无所谓。他的表现甚至有点漫不经心。这是他的班长后来告诉我的。班长说，因为受到伤者的影响，即使未曾踩到竹桩的士兵也变得小心翼翼畏缩不前，因此春生冲在了最前面。
一向身先士卒的班长跌跌绊绊地跟在春生身后，有一段路甚至是春生拖着他在走。随着战斗提前打响，原本闪烁的眸子倏地暗淡下去，班长这个老兵，觉得自己简直倒了大霉，建功立业的渴望在那一刻訇然碎裂。那时候，他们射出去的子弹都是盲目的，他们的脸部肌肉是僵硬的，身体也是僵硬的，扣在扳机上的手指更是僵硬的。当班长感到自己实在跟不上了时，他甩开春生的左手，说，你管自己先冲上去，你现在成了突击队员了！
确实如此，同春生一样毫无挂碍往前冲的大概有连队三分之一的士兵，这些士兵自觉地组成了突击队。连长受了伤，副连长带领他们冲到对方的阵地右翼。副连长发声喊，大家举起手榴弹往前扔。春生后来告诉我，他带了四个手榴弹，大概半分钟扔一个出去，两分钟就全扔完了。
春生说不清自己的战斗感受，他觉得整个身心化成了一片树叶，在硝烟弥漫的山地上无力地飘浮。当兵不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老子说，一是你考不上大学；二是你八岁那年犯的事，谁也不知道还有什么话留在你的档案里，我好不容易托到了武装部的人，万一档案里真有点什么呢，正好借这个机会清理掉。
码头上锣鼓喧天，欢送新兵入伍的横幅大标语被江风吹得呼啦啦响，母亲却拉着儿子哭得稀里哗啦。那时她还不知道儿子转眼间就要上战场，知道的话，很可能哭晕过去就醒不过来了。他老子安慰他妈说，别哭了，这是好事，我们家终于彻底翻身了！老子把儿子叫到一旁去，再三叮嘱他，千万给我记住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上级要你养猪，你就争取当养猪模范；上级要你杀猪，你就是怕得要死也得给我一刀戳下去！我给你三年时间，三年后提不了干也就算了，但至少要加入了组织才能回来。不然你还是没前途，他老子严厉地告诫他说，若是白板一块复员了，你想找个旱涝保收的好饭碗仍然是找不到的！
父亲仿佛站在他的身边，喋喋不休地警告着他，士兵陈春生哒哒哒、哒哒哒，将一梭子又一梭子的子弹射了出去。子弹打光了，人们看见他脸色煞白地从地上爬起来，艰难地爬到一个战死者跟前，去卸下他的弹带。突然，一块小小的弹片飞了过来，打在他的右肩上。陈春生哇地叫一声，僵在那里不动了。班长那时已经追到他的身边，班长说，他看到春生缓缓地仰面躺倒在地上，一颗浑浊的眼泪，从他那紧闭的眼皮下面滚了出来。
有一个很要紧的细节，班长隐瞒了十几年。后来他成了我的部下，实在是忍不住了，终于悄悄地讲给我听。他说，春生是把所有的子弹都打光了，但是，枪一响，他就是闭着眼睛打的。他全身都绷得紧紧的，像个机器人，脸上掠过一阵又一阵痉挛，给人感觉简直是身在人不在。
四
突袭战变成了进攻战，黄虎臣懊恼得要命。我去看他时，他正在向上级写检讨，几天没睡觉了，香烟烧得他嘴唇上全是燎泡。你送给陈春生穿的军靴，我要求团后勤处给全营每人发一双！这是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我摇摇头，这不是主要原因，你的轻敌才是最要命的。再说，我指着他脑袋提醒他，陈春生也不是靠这双鞋才冲到了最前面，事实证明他本来就是个好兵，反应一点也不迟钝。 一辆卡车在坡上嗡嗡地发动，车上载了五六个去野战医院探望伤病员的士兵，零落地站着或者坐着，手里拎着几个罐头或水果。小兔子领着我爬上车去，说，连里的请功报告上来了，给春生报请三等功呢。我说，你很羡慕他吗，那你干吗不请求回到战斗班去？小兔子黯然地低下了头，他嗫嚅说，在营部干，升职和上军校的机会多一些。这倒是实话，我敲一下他的脑袋，小兔子你还算是孺子可教。
卡车驶过了野战公路狭窄的坑坑洼洼的路面，公路旁的小道上，牵着云南矮马的乡民在慢腾腾地翻山越岭，远处的山坡上时不时出现巨大的炮弹坑。车上的士兵们心事重重，没有人讨论下一场战斗可能在何时进行。野战医院设在一条清澈的小河边。几排活动房子，房顶上飘扬着红十字旗。穿着白大褂的军医和护士们在走廊上出出进进。有个护士站在台阶上喊，陈春生，你可以出院啦！
我看见春生坐在走廊上，他的神情恍恍惚惚的，瞧着他蜷缩在那里，靠着柱子的萎靡神态，我真的很难相信这是一名被报请战功的士兵。天热了，但高原的早晚还冷，他身上还披着一件棉衣，我走过去掀开他那棉衣，见到光膀子上的伤口还贴着纱布。小兔子拎着他的脸盆水壶从病房出来了，春生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对我说，别告诉我妈，别告诉她我参加战斗了，还受了这么点伤！
那天晚上，黄虎臣终于将检讨书和战后总结都完成了，他长长地叹了口气，脱下鞋袜，将双脚泡在了脚盆里。那时小兔子正在弹药箱旁给他铺开被子，幽暗而惨白的节能灯光照在他身上，在墙上显出一个年轻人摇摇晃晃的影子。黄虎臣心情复杂地看着这影子，犹豫了一会儿。小兔子，你愿意回班里去吗？营长轻声问他的通信员，你想不想立个战功再回到后方去？
墙上的影子不动了，小兔子傻愣在那里。掩蔽所内外一片静寂。
月亮洒下一片清辉，照耀在安静得令人觉得寒意渗骨的山坡、树林和阵地上。小兔子坐在掩蔽所门外的石阶上，看见自己脚下已经有了七八个香烟屁股。他捂住嘴咳嗽起来，狠狠地将最后一只烟蒂掐灭。小兔子面对着这一堆香烟屁股黯然垂泪，他喃喃地说，回原先班，还是当副班长，这叫我脸面何存呢？一个声音在他背后说，你立个功就有面子了，你想考军校还能优先呢。小兔子跳起身，拍着胸脯说，春生，你吓坏我了，你怎么还不睡，溜到这里来了？夜色浓重，山地上弥漫着干草、牛粪和焦土苦涩的气味，春生挠着头尴尬地瞧着他，我看见你坐在这里好长时间了，我怕你为这点小事想不通。
想不通的是黄虎臣。他很快就后悔，后悔透顶了。他说他是买了我一个面子，我却不领这个情。我说，打完这场仗之后你才用的陈春生，跟我有什么关系？
但春生确实不是当通信员的料。夜里睡得比营长早，早晨起得比营长迟，不会伺候人也就罢了，关键还是那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总让人觉得他不是到了战场，而是到了菜场。这叫什么态度？黄虎臣在电话中向我咆哮，难道他童年时见识得多了，从此什么都不在乎了？
前线没人管军容风纪，春生的头发养得老长，身上穿着撕破挂落的2号军装，脚下套着那双立了大功的灰蒙蒙沉甸甸的靴子，拖拖拉拉地跟在黄虎臣身后，黄虎臣说他出门时好像带了个小道士。一名主官频繁地更换身边人员有损威信，黄虎臣暂时不得不捏着鼻子忍受下来。
营长大人将春生按在弹药箱上，亲自给他理发。刀剪用一块白布包着放在一旁，临时叫来帮忙的小兔子端着一盆热水立于门边。春生看着白布上摊开的刀剪，双手紧紧揪着自己胸前的衣襟。黄虎臣说，你紧张啥，给你剃头又不是杀头。别、别这么说，春生结结巴巴地恳求他的营长，那时他、他们也是这么说的。
那时？什么那时？黄虎臣瞧着春生的脸，那脸上泛出一种愁苦的青白色。黄虎臣豁然有所醒悟。那时，他盯着春生迷茫的眼睛，颤抖着声音说，那时他们特意给你剃了光头，犯人头，是吗？
营长的手在哆嗦，他轻轻地、小心地将理发剪伸进这个士兵的长发之中。一撮头发飘散在半空中了，营长辛酸地发现这个十八岁的年轻人竟然有了几根白发。营长眼前飘浮着一幅历史的画面，一把蛮横的推子在一个孩子的头上咔嚓、咔嚓地疾走，被揪起的头发带着血，疼得那孩子扭曲了脸。营长的耳朵出现了重听，他听到一个八岁稚童痛苦而无望的哭喊声在山坡上，在他的耳边回响，他再也理不下去了。
黄虎臣把理发剪交到小兔子手上，喘着粗气坐下来。他怒睁双眼，瞧着远方的对手阵地说，他娘的这些法西斯王八蛋，比他们可怕多了。春生抬起眼睛哀伤地凝视着他的营长，快点剃，他转过头对小兔子说，我不需要好看，剪短就行了。
春生的立功喜报，被团政治处寄到了家长单位。这单位中还有两个职工的孩子，与春生同时入的伍。别人没收到部队来函，只有他收到，春生他老子拿着信封半天不敢拆开。他提心吊胆地想，不是儿子傻乎乎地被一颗流弹夺走了性命，就是他早年的罪错东窗事发，被剥下军装作退货处理了。同事们迷惑地看着他的脸，看到他那狭长茫然的眼睛里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湿润。机要室的女秘书是从军队转业的，她那徐娘半老的身子柔软地扑了过去，一把夺过信，说，同志哥哟，你发的什么呆啊？你信不信，这里面寄的是一张立功喜报！
春生他老子脸上的肌肉抖了抖，他发出一声短促而喑哑的笑，求天求地，他说，只求他平安无事就行了。女秘书哇的一声大叫，把周边办公室的人都吓一大跳。她转过身，扬起喜报跑到走廊上喊，同志们，今天中午不用吃食堂啦，望江楼，五把手请客！春生老子的脸上一阵青一阵红，眼睛瞪得大大的，双手按在办公桌上瑟瑟地发抖。别开这么大玩笑，他哀求般地说，怎么可能呢，这小子当兵才四个半月就立了功？而且还是战功？
喜报传来传去，最后才传到春生他娘手里。我那可怜的表姐捧着这薄薄的一张纸，浑身筛糠似的颤抖不息。人们嘻嘻哈哈地祝贺她，拉着她去望江楼举杯庆祝一番。她推开她们的手说，我头晕，我不去。春生老子一把扯住她，去吧，别扫大家的兴。春生他娘瞪大眼睛说，你不是说儿子还在新兵营吗，怎么就立了战功？春生老子换了平缓的语气说，部队上的事，我也搞不清，总是国家的需要吧，我们应该为之自豪。去吧，他说，去给书记敬杯酒。春生他娘转过身回自己的屋里去，她关上门说，我儿子在前线靠自己拼性命立的功，跟书记有什么关系？书记的儿子当兵就在省军区，每个星期都回一趟家，就像给自己家服役一样。 那天中午这餐酒宴，一直喝到两点多。三点钟开大会，人到齐了，主持人说，现在请书记作报告。书记垂着头，已经发出鼾声，主持人不得不捅他一下，书记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米饭吃不下了，他打了个嗝，对着麦克风说，那就上点小点心吧。
春生他娘没参加大会，她没吃中饭就回家去了。这妇人走几步歇一歇，不过两里路走了半个多钟头。终于到家了，她站在家门口，扶着门，面对码头嘤嘤地啜泣起来。中午的江岸和码头很安静，风拍打着电线杆子上的广告，那里曾经悬挂着欢送她儿子参军的横幅。除了猎猎江风，还有远处传来的汽笛声。妇人想起一列在原野上奔驰的火车，这列火车不止一次出现在她的梦中，车上满载着士兵，他们抱着枪，时不时地回首眺望远去的家乡。妇人看见自己在列车后面追着，追得筋疲力尽，她还听见儿子的喊声，童年的儿子稚嫩的绝望的哭喊声，妇人心胆俱裂地倾听着，慢慢地瘫软在了门槛上。
我的春生终于长大了，她打开那张被人们传阅得皱巴巴的立功喜报说，他真的长成大人了。
五
步兵三营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等来了雪耻的机会。这个机会与侦察大队有关。我们抵近侦察时抓来一个俘虏，从他嘴里得到一个重要情报：三营的对手将在某天夜里的某个时段换防。这是进攻的最好时机：在对方最容易松懈、最可能各行其是的时刻，集中优势兵力和火力予以痛歼。
这天早晨黄虎臣在山坡上跑了一圈，满身大汗地回到掩蔽所。他揪住春生那一头蓬乱的短发，喝令他起床打水去。春生揉着眼睛说，营长，今天不打仗。黄虎臣说，不打仗你就不起床啦，看我不整死你这个稀拉兵！
黄虎臣听见两声嘶哑的鸟叫，这个拙劣的鸟叫声自然是从我嘴里发出来的。黄虎臣扑到窗前，看见我站在坡上，伸出食指对着他勾一下，又勾一下，示意他出来跟我走。黄虎臣第一个反应是骂他的哨兵，怎么搞的，不报告一声就把这坏人放了进来！我说，你瞎骂啥，今天站哨的是小兔子，他能不放我进来吗？
黄虎臣不知道我搞什么名堂，疑疑惑惑地出了门，看见我背倚着一棵大树，点燃了一支烟。那一刻，我也没急着开口，只瞧着袅袅升起的青烟出神。后来我把眼光重新落到他的脸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你们也快换防了，我说，不打个翻身仗回去，怎么向你那牛皮烘烘的老爷子，向你老婆孩子交代？
大不了转业就是，他愣了愣，僵立在那里说，找个铁饭碗总不成问题。
难说。我告诉他，你往上爬一级，当上副团了，回去还能在基层单位安排个副科、副股什么的，现在这样子回去，啥都不是。
黄虎臣同学窘迫地站在山坡上，听我给他上课。看他的脸色，一定在回想当年，我鼓动他老子打他屁股的往事。我只好又叹口气，将机密泄露给他听。我说，估计这情报到了上级那里，很快会有任务布置下来，你千万不能暴露你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否则你就是卖友求荣的小人、叛徒、汉奸！你现在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我使劲儿鼓动他，就是充分作好战前准备，要让上面知道，这一仗要打好，非你部莫属！
三营背后的山顶上，有个火炮阵地。那天晚上，我看见指挥员举着小旗子在喊口令，一支支粗长的炮口调整了方向。我明白，今天夜里要动手了，这是打纵深用的，专门对付对方的增援部队。
一种带着草木和花香的夏天的气息，从山下的河流上飘过来。探照灯光掠过雾气蒙蒙的丛林，大蓬的木槿花后面跳跃着黑色的身影。黄虎臣营长亲自上阵，带着他的士兵们爬出战壕，抵近潜伏在距离对手仅百十米之处。参加过上次战斗的兵，大多比较冷静，春生紧跟在营长身边，痉挛的手指一刻也不离开枪机。
战斗打响前的半分钟，黄虎臣最后一次环顾周围，在灰暗的天光下，春生的脸苍白得闪闪发光。令他吃惊的是，他看见汗珠儿在这清凉的夜晚，从春生的钢盔里一滴又一滴地滴落下来，像几条无声的河，顺着他的面颊淌进了肮脏而虚弱的脖颈。黄虎臣伸出脚去，踢他一下，春生咬紧嘴唇，手指一动，哒哒哒，一梭子弹惊天动地地射了出去。
机枪、冲锋枪和半自动步枪喷射的烈焰使他们感到窒息。他们的嘴里、鼻子里灌满了沙土，大地在恐怖的爆炸声中痉挛。黄虎臣说，操，你让战斗开始提前了15秒钟！春生听不见他的话，气喘吁吁地趴在灌木丛中，一阵一阵气浪在他们的耳朵里如雷鸣似的响着，枪管火烫，他们的手上全是汗水，进攻已经开始，黄虎臣一把拎起春生说，跟上去！
多少年过去之后，他们仍然清晰地记得这场战斗的无数个细节。他们聚在一起时，最频繁使用的一个词语是“那年打仗”。他们的经历中，那年夏天打的这一仗，是他们人生旅途中最艰险的一次跋涉，差一点使他们结了伙食账，让自己再也回不了老家。黄虎臣战后跟我说，有一刹那，在漫天飞舞的弹雨中，他却想起了西子湖畔曲径通幽的林阴小道，想起了上中学时骑着他的破自行车经过的柏油马路。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却各有各的说法。黄虎臣说一发82迫击炮炮弹飞过来，陈春生蓦然喊一声，将他按倒在地，自己却因为用力过猛被甩了出去，撞到一块山岩上昏死过去。如果没有陈春生这一按，黄虎臣说，他肯定牺牲在了那块无名高地上，牺牲在距离对方前沿阵地不过五六米的地方。黄营长抬起左手想抓住他的通信员，炮弹炸开了，他的这只手先是变得像石膏一样白，然后才缓缓地渗出殷红的血，又过了几秒钟，这只手成了一只血手。
春生的说法却不是这样。春生说，他并没有意去救他的营长，炮弹飞过来的那一刻，他正好踩在了一堆燃烧的灌木丛上，烈焰在一瞬间烧掉他的绑腿和半截裤管，疼得他不顾一切地跳开去。春生说，营长是被他撞倒在地而不是按倒在地的，如果没有他这一挡，自己可能不会撞到岩石上去。
如此说来，你这脑震荡后遗症还是我给害的了？黄虎臣怒气冲冲抬起他只剩下两根手指的左手，狠狠给他一个爆栗说，你小子得赔我这三根手指！
春生怔怔地瞧着老营长的残手，脸上的表情，如同一只快要死去的老鼠在作最后的抽搐。那是在回到后方之后，他们都从医院出来了，坐着火车回老家去寻找新的人生之路。春生的眼珠子蒙上了一层浓重的白翳，像一条鱼的眼睛。我不是这意思，他梦呓般地说，我说的是一个事实——我并不是有意去救你的，没想到，你却为我丢了这三根手指。 火车从西南驶向位于西北的老部队，又从西北军营驶往江北江南。他们看到田埂上扛着锄头走过去的佝偻老农，被垃圾污染的河港里激荡着鸭群嘎嘎的叫声。一群苍蝇，围绕着晒谷场上的狗屎飞舞，在河边摘蚕豆的是上了年纪的农家大妈。前一秒钟黄虎臣还对着车窗外喷着烟谈笑风生，后一秒钟他就变得忧心忡忡了，他说，他娘的，青壮年统统进城打工去了，我们的饭碗不就更悬了？脑震荡的后遗症还在折磨着陈春生，老是睡不好觉，使他的脸有点浮肿，比以前更苍白了，满脸倦色。他对他的老营长说，你的升职命令不是下来了吗？副团了，可以安排个地方小官当的，你还担心什么？
黄虎臣苦笑着。他转过脸，将他的目光忧郁地落在他的通信员脸上。春生，我最担心的是你。这句话说得有点突兀，好像有一口痰，塞住了他的喉咙，他清清嗓子，那虎目里居然也有了一些温柔的湿润。真的，我希望你经受得住新的挫折。他又一次变得婆婆妈妈地说道。
春生认真地想了一会儿，却不知该怎么回答他，他感到眩晕，只好靠在火车硬座的靠背上，闭上了眼睛。
六
一块光荣军属的红牌子在春生家门上挂了不过一年，然后就被摘了下来。这一年的经历，好像一场梦。将近半年，父亲领着他在区民政局、街道办事处和人才劳务市场转来转去，将两枚三等功奖章到处拿给人看，春生觉得自己的命运却在梦醒后被一天天地改写。他父亲毕竟只是一个事业单位的第五把手，起初，老家伙还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四处奔走，后来就变得越来越沮丧了。终于有一天，老子对儿子说，你只是一名因伤而提前退役的士兵，进不了政府机关，算了，你去化肥厂报到吧，离家近一点也好照顾你妈。
化肥厂就在离他家不到一公里的江边，几座锈迹斑斑的烟囱和塔架是它的标志性建筑。无论白天黑夜，刺鼻的苯酐气味和氨的臭味总是环绕着这些烟囱与塔架，随着江风而袅袅地扩散。下班的员工身上披着一层“霜”，好像没漂净的洗衣粉还沾在衣服上似的。报到那天，春生领到了一套灰色维尼纶劳保服。他站在维修仓库的大门前，徘徊了大概两分钟。就是这两分钟，各种化学微粒混合组成的粉尘，便从半空中点点滴滴地坠落，使他整个人与手上的劳保服一样，变成了同一种灰蒙蒙的颜色。
从童年开始，春生从老师和同学那里不止一次听说过，化肥厂是一座全民所有制的工厂，当年驻校的工宣队员中，好像就有从这家厂派出的。说这话时，他们脸上露出羡慕的表情，好像那里不是干苦力的地方，而是一座镀金的学堂。母亲的态度则截然不同。在阴郁的天气里，江面浓雾弥漫，嗅着那难闻的融入雾中的化学气体，母亲搂住他，伤心地对他说，记住别往那边走，千万不要再跟这些人打交道了。
春生被分配到维修仓库当保管员有两个原因：一是他毕竟立过两次战功，二是他父亲跟化肥厂的一位现任副厂长是老同学。春生上班第一天很尴尬，化肥厂的女工们听说来了一位从前线回来的战斗功臣，都跑到维修仓库来看稀罕。她们站在门口和窗外，有嫂子也有姑娘。春生听见有个大嫂子在喊她的徒弟，快来看，这当兵的瘦得像个猢狲！被叫的女工扑哧一笑，她说，师傅你别乱说，这不是侮辱功臣吗？门外的女人都笑起来，有人说，真是乱说，瘦是瘦一点，小伙子长得蛮清秀的。生产科有个知情的技术员向她们晃了晃手，她说，别说啦，他的脸都红了，听说他还从未谈过恋爱呢。女工们唰地扬起眉毛，哇，她们指着几个未嫁的姑娘说，你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哦！
春生难忘那个冬天的黄昏，浓重的夜色一点点地聚集在厂区和江岸上，他推着自行车走到工厂门口，下班的铃声早已响过了，江边的路上人车稀少。
前方有一辆26英寸女式永久车，那轮胎好像被路上的一颗尖石子突然刺破了。春生看见骑车的女工歪歪斜斜地倒向路旁，车子压倒在她穿着臃肿的身上。春生驶到她身边跳下车，弯下腰去搬开那辆车。春生说，怎么办呢？这附近也没个修车铺。女工从地上起来，扶着膝盖“咝咝”地吸气，她扭曲着五官说，谢谢你，我推着车走回家去算了。春生借着江堤上的路灯光看见她白皙的手，手背上被挫伤之处有殷殷血丝渗出来。春生迟疑了半分钟，说，要不先去我家吧，就在前面那个斜坡上，我家里有补胎的工具和胶水。
春生他娘倚在门边等着儿子回来。她揉揉眼睛，觉得自己好像看花了眼，儿子破天荒地带了一个人回来，而且是姑娘。春生讪讪地叫声妈，转过脸问那姑娘，你也是化肥厂的吧？姑娘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她大大方方说，伯母你好，我是陈师傅的同事，我叫王莉，在尿素车间当检验员。春生他娘恍然大悟似的拍拍手，好啊，王莉姑娘，欢迎你常来我家！王莉走到门前停下脚步，她瞧瞧灰色的老旧房子，瞧瞧狭小的天井，目光移向客厅里那只黄漆斑驳的五斗橱。橱上有一张春生在前线照的黑白照片，黄虎臣的腰上挂着手枪，双目炯炯瞧着远方，春生戴着钢盔挎着半自动步枪站在他身旁。
有了这张照片，这个家变得生动起来。母亲进厨房去忙碌了，春生拿出工具给王莉修车。正是涨晚潮的时候，眺望那灰白色的潮水哗哗地拍击堤岸，天地一片暗蓝色，很浪漫的情调。劳动者是美丽的，昏暗的门灯照在埋头修车的春生身上，给人一种很踏实很可靠的感觉。春生剥开外轮胎时，额头上出现了晶莹的汗珠儿，姑娘不由自主地摸出手帕递给他。春生窘迫地接过，双方脸上同时升起一层红晕。空气变得有点窒闷了，仿佛有一些纠结不清的心事，像水上的浮萍一般漂着，若有若无地荡漾开去，没有着落。
车子修好，厨房里也忙活好了，我那多年缺少笑容的表姐笑吟吟地回到客厅，手里端着两盘菜。吃了饭再走！她放下菜拉住王莉的手，就像是对方多年不见的亲姨似的。姑娘羞涩的微笑和单眼皮下闪烁的黑眼睛，包括鼻梁上的十几粒雀斑，都令春生他娘觉得十分顺眼，当年对化肥厂的戒心，由此而随着这晚的江风飘散。后来她开始查户口，知道了王莉父母都是化肥厂退休的职工，她是家里最小的，上面还有两个早已出嫁的姐姐。
那天夜里春生他爸很迟才回家，没想到他老婆还没睡，坐在床头等着他。他皱了皱眉头说，怎么了，你又有啥心事了？老婆说，儿子这么大了，又这么本分老实，我怎么可能没心事呢！现在好了，总算有了一点点眉目，你明天就去找一下那位老同学吧，请他出个面，帮两边再拉拉拢。 不知道他爸怎么跟他的老同学说的，也不知道副厂长如何布置的，中午去食堂时，尿素车间的支部女书记和厂工会一位女工委员主动坐到了王莉身边。王莉低着头拨拉饭粒儿，她知道这个女工委员在工会分管的就是说媒拉纤。女书记嘴里嚼着一块糖醋排骨，一双细长的眼睛意味深长地看着她，等着她自己表态。王莉的鼻子尖都碰到了碗里的菜，她说，我跟他就打了这么一次交道，不了解。女工委员说，那就多打几次交道好了，听说她妈菜做得好，星期天你再去吃一餐。王莉说，这怎么行，没事跑别人家蹭饭吃？车间女书记不耐烦地皱了皱眉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爽快？他家条件多好，父母都是事业单位干部，他本人又是战斗功臣，你不是也写了加入组织的申请书么，你还摆什么谱！
那天下班回家，春生看见王莉站在上次爆胎的路边。他刹住车，将两条细长的腿像圆规似的岔开在地上。他问她，车胎没补好吗，漏气了？王莉的面色绯红，她转过身去，面朝着江面，一时不知如何开口。江风吹拂着她的格子围巾，远处有一艘货轮拉响了汽笛。你父母找了厂领导，她终于说道，车间和工会都做我的工作了。春生眨着眼睛，愣怔在那里。为什么？他充满疑惑地说，她们为什么找领导，还要做你什么工作？王莉跺了跺脚，悲愤地说，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呀，她们一致要我做你的对象！啊？春生愕然地拍一下脑袋，半分钟后才重新开口，我、我这就去找我爸妈。他抬起脚，踩到自行车脚蹬上去，对不起，他口不择言地说，这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
停下，你给我停下呀！姑娘的声音在夜色朦胧的江堤上显得空旷和焦躁。她看见小伙子一个踉跄，停止在了斜坡旁。她噔噔噔地走过去。水上有几只海鸟在哇哇地叫，姑娘觉得自己疲惫的身体也似海鸟一样飘浮在江面上，码头旁船上的桅灯闪闪烁烁，春生的眼睛也在闪烁。谁是癞蛤蟆啊？姑娘走到他跟前恼火地说，谁又是天鹅肉？事情已经搞成这样了，姑娘怀着一种无奈而复杂的心情告诫他，再去追究此事还有什么用？求求你，你就千万别再添乱了。
我好像回到了童年。春生后来告诉我，他坐在八岁那年坐过的门槛上，木然地凝望着夜雾中通向老化肥厂的那条路。偶尔听见什么动静他会猛地回头，仿佛害怕有人在窥探他的隐私似的。他看见自己从自行车上下来，乖乖地走在王莉身边，好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一边走一边聆听老师的教诲。他看见母亲依然扶着门框站在门前，好像什么也没干过似的：没跟他老子商量过这事，也没找过什么人。母亲蓝色的灯芯绒外套在幽暗的石阶上闪着清冷的光，天上飘起了这年冬天的第一场雪，空气清冽。姑娘不知不觉地走得离他越来越近，大概是寒风凛冽的缘故吧，驱走了他身上散发出的那种隐隐约约的干草和牛粪味儿。
七
盛夏酷暑，黄虎臣仍然戴着手套。正是做工间操的时候，水泥厂的工人们聚在车间门外的空地上，看见一辆老旧的飞鸽牌自行车停在了传达室门口，这位穿绿衬衫戴白手套的中年男子从口袋里掏出一纸介绍信。传达员手忙脚乱地开始打电话，耳尖的工人听到他说，对、对，是新来的纪检书记！一位车间主任愣了两秒钟，不满地说，工厂都快破产倒闭了，还安排什么纪检书记来这里，这不是胡扯淡嘛。
办公室烟雾腾腾的，厂长、书记的脸躲在烟雾后面。书记说，就这么定了，我占40%的股，你占35%的股，还有25%，一半保留国有股，一半给中层管理人员均分！刚说完这话，电话铃声响了。厂长瞧着脸色变得难看起来的书记，小心翼翼地说，方案是否再改一改，这蛋糕总得切一块给他吧？书记砰的一声放下电话，说，老实告诉你吧，这方案上个月就报上去了，估计已经批下来了。要给他，也只能从中层的12.5%中去切一块。书记拿起桌上的打火机，给自己又点燃一支烟，这也算是照顾这个刚报到的外来户了。他深思熟虑地问厂长，你说他一个刚转业的军人，怎么搞得懂生产资料与市场这块大蛋糕，又能拿出几个钱来入股呢？
因为那只看上去挺吓人的残手，黄虎臣知道，自己不太可能进入政府机关了，但是去个一般的事业单位还是可以的。有关部门也曾这么考虑，让他去区残联当副秘书长。黄虎臣去了一趟，发现那个单位拢共八九个人，有六位副秘书长。排在最后的副秘书长主要工作是收发信件接电话，见到他去很高兴地说，你来了我俩就可以分分工了，收发信件或者接电话随你选一项。
副团职转业军官黄虎臣落荒而逃。他对我说，孙猴子初到天庭总还有一群马儿可管，做这个弼马温纯粹就是混饭吃。我说，有这么个基本上旱涝保收的饭碗就算不错了，你除了在农村插过队就是当兵，去企业、搞经营都非你所长。我的话，不久就被事实证明不幸而言中了——后来的日子，黄虎臣一家人想起我的告诫就忍不住数落他，你不仅是手残啊，而且脑残。
水泥厂的书记没说错，黄虎臣根本没想过分什么大蛋糕。他抖瑟瑟地捧出全部转业费，才买了不到0.5%的股份。他真的很想不通，书记和厂长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能把上千名职工的厂子，说买就给买了下来？向银行贷的款啊。我告诉他。银行贷款不是需要抵押担保吗？他疑惑地说。当然需要了，我说，抵押的就是这家厂子。
黄虎臣真的是脑子里一团糨糊了，他说厂子在改制前不是国有的吗，国有资产怎么可以给个人抵押贷款呢？我说，这手续可以同一天做嘛，上午把国有股抵押给银行，下午再换成已到手的自然人股权，天衣无缝。他说，我要报告上级纪检部门。我说，全中国吃改革大餐的人都是这么吃的，这叫作改革家的智慧和勇气，你就别当这绊脚石了。
水泥厂在京杭大运河边上，运水泥的拖轮和驳船停泊在简陋的货运码头旁。曾经清澈的河水而今变得浑浊不堪，死鱼和烂菜叶子漂浮在水面上。纪检书记开始还分管一点事，传达文件、组织学习什么的，改制后就纯粹成了摆设。原先的书记和厂长已成了老板，黄虎臣怎么也搞不清，他该如何监察这些老板和伙计？他只晓得这一点：因为厂子还有12.5%的国有股，所以他还能坐在这间办公室。他瞧着窗外的风景，往往一坐就是大半天。他百无聊赖地闻着死鱼烂虾在驳船旁散发出的隐隐的腥臭，看着一艘艘船只在运河上来来去去。后来，他颓然地靠在椅背上，一个长途电话拨过去，他说，陈春生啊陈春生，你过得怎么样啊？ 春生说，营长，我正想请你喝喜酒。
黄虎臣一下子坐直了，真的吗？他的声音微微颤抖，仿佛很害怕他带过的兵在跟他开玩笑。有的人根本不用别人操心，比方说小兔子，生在前朝的话三妻四妾大概也不成问题。但这是春生啊，一个心灵和脑袋都受过沉重创伤的退伍兵。黄虎臣开始八卦地想象那个名叫王莉的姑娘的模样，在秋天的苍白而油黑的波光潋滟中，这家伙深刻地感受到世界的变化无常。他放下电话，瞧着窗玻璃上映出的自己的身影，忍不住地哈哈大笑起来。办公室里一泓春水般地回荡着他的笑声，一种孤独的笑声，显得有些干涩而紊乱。
这个星期天的阴冷的下午，我到了黄虎臣家门前。那时我还没转业，调回了杭州老家，驻地就在西湖边的玉皇山下。我经过庆春路到了延定巷的巷口，身后跟着春生当年的班长。当然他不是班长了，和我认识他那年一样，当了干事。干事说，这是营长他爹吗？看上去好像有九十岁了。
当年的黄包车夫确实很老了，虽然他还不到八十岁。我看见他坐在门前一把竹椅子上，闭着眼睛晒太阳。他的嘴唇微微蠕动，不知是在发出悲伤的梦呓呢，还是在痛苦的叹息。岁月刻下的皱纹层层叠叠堆砌在他的脸上，粗糙的手背上爬满了蚯蚓般的青筋。我走到跟前，弯下腰去喊一声黄伯伯，他一惊，缓缓地睁开双眼。你是派出所新来的警察吗？他瞧着我的肩章帽徽喃喃地说，我很久没喝酒了，连孙子都打不动了。
百年沧桑的老房子墙上写着几个大大的“拆”字，他家很快要搬到昔日的城墙外面去了。你们太无情了，黄包车夫对我这个“户籍警”说，这是我祖上留下的房子，前清鞑子没有赶我们出门，日本人也没有，你们凭什么赶我们走？整我这个老头子怕出事，就整我儿子，你们也太做得出来了！求求你们放过他行吗？老头子向我拱拱手说，他已经只有一只完整的手了。
我惊愕地瞧着坐在狭小的客堂间面色酡红的黄虎臣，仿佛看见当年的他爹。下午两点多了他还在喝酒，喝的是二锅头。桌上也没啥菜，只有一把花生米。营长！我一愣，回首瞧见那干事哽咽着跑了过去。那一刻，小家伙面色一阵青一阵红，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黄虎臣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哭啥，他拍着老部下的肩，打了个嗝说，男、男儿有泪不轻弹嘛。
黄虎臣知道他这个饭碗很脆弱，所以对权力部门来的人表现得很恭敬。拆迁办来的是一个中年妇人一个小青年。黄虎臣说，辛苦你们了，我会尽量去做我父亲的工作。小青年还好，那妇人撇撇嘴，突然就出口不逊。少跟我们玩这一套，她说，你还是个纪检书记呢，怎么就带头搞阳奉阴违？你老子是拉黄包车出身，没文化，体察不到政府的良苦用心，你总不至于也是这水平吧？黄虎臣浑身哆嗦着，结结巴巴地开始解释，那妇人却根本不想听，她说，说这些全没用，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还想不想当这个纪检书记，想不想捧这个饭碗了？
妇人的咆哮声惊动了整座办公楼，各个房间的人都跑到走廊上来。黄虎臣终于忍不住了，反唇相讥的话已到他的喉咙口，工会主席跑过来拼命朝他使眼色。工会主席说，夫人您别生气，我们这位纪检书记是当兵的出身，跟他老子水平也差不了多少，该怎么做您尽管吩咐吧，我们一定让他好好配合。黄虎臣这才明白，难怪这女人如此蛮横，原来她爹、她丈夫皆是省里市里前任与现任的大人物！
任何人都帮不了这户人家了，搬出前清鞑子和日本人来更是帮不了，黄虎臣只好竭力劝说他的老爹，城外好，空气好，有湿地，还有小树林子。老头子伤心地说，我们要住到六层楼上去了，我的两条老寒腿再也走不动了，今后连个老邻居的面都见不到了。我帮着他儿子劝他，我说，我不是来看你了吗？老头子翻翻白眼，说，你算什么老邻居，你是他们的帮凶。
一种坚硬的寒意，随着风从巷子里徐徐刮出来，像小刀子一样刮着我的脸和双臂，冷风吹得客堂间墙上的一个个小镜框晃悠悠的，我看见自己的脸也在模模糊糊地摇晃。镜框里装的都是奖状，从黄虎臣当五好战士、特等射手，到战斗功臣的奖状和喜报。仿佛有一种尖锐的隐痛，终于袭击了我的全身，我想不到，短短数年，一条硬汉就被生活改造成了这般模样。环顾屋子里的一切，我的鼻子发酸，这个老旧而简陋的家，是我从小熟悉的一个亲切温馨的平民的家，可它很快就将变成一片废墟了。是的，这片废墟上很快又会建起一座新的商业城，很豪华、很雄伟的商城，可它，跟我、跟黄虎臣和他的家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让干事跑一趟超市，买来许多食品，然后陪着黄虎臣继续喝酒。我说，春生他妈也给我来信了，邀请我去参加春生和王莉的婚礼。黄虎臣拍着干事的肩膀说，都去，咱们一起去给他捧场。我说，小兔子呢，他也去吗？干事迟疑了一会儿，说，这小子转业去了公安局，听说爬得很快，去年就当上科长了。现在他与春生生活在同一座城市，想来总会去的。
八
一直到举行婚礼那天，春生都没见过王莉的父亲，王莉说他办的是提前退休手续，办完手续当天就去了江南一家乡村企业当厂长。那个村，就是他的老家，村支书是他哥哥，也就是王莉的伯伯。那是一家小化肥厂，戴一顶集体的红帽子，从产供销到年终分红，其实就是这哥儿俩说了算。
王莉征求过她父亲意见，并随信附去春生的一张照片。这照片是我在前线给他拍的。为了将主人公显得丰满雄壮一点，采用了仰视的角度。蓝天白云，苍鹰翱翔，春生半张脸被钢盔的阴影所遮掩，枪刺在他胸前醒目地闪耀着白光。照片上闻不到干草和牛粪味儿，老丈人在信上批示说：马马虎虎，通过了。
宾客们怎么也忘不了这一场喜宴，地点是春生父母所在单位的食堂，这食堂承包给个人后装潢得焕然一新，同时对外营业。晚霞映照着天空，新娘子打扮得像个明星，她的嫁妆之丰盛，在整个化肥厂名列前茅，别的新娘子送嫁妆出动六辆三轮车，她家用了十二辆。新郎官的父亲，容光焕发地站在门外迎接宾客，许多人首先祝贺的不是新郎官新娘子，而是我这位表姐夫，祝贺他终于晋级成了该单位的第三把手。我和黄虎臣进去时，春生的老班长和小兔子已经到了。小兔子穿着一身崭新的料子警服，啪地向我们敬礼。我说，不错啊，当科长了。小兔子瞟一眼老营长，垂下眼皮说，全靠老领导多年来对我的教育培养。装，老班长咬牙切齿说，你小子就不能不装吗？在我们面前你显摆什么？ 我和黄虎臣被安排在主桌，那是一张十六人的大圆桌，我右边是表姐表姐夫，左边是他们单位的书记两口子。黄虎臣身边的两个位置还空着，桌签上写着女方家长。安排在主桌的还有化肥厂那位副厂长，还有尿素车间的女支书等人。一台四喇叭录放机奏完了《迎宾曲》，又奏起了《喜洋洋》。
我跟副厂长聊天，我说，亲友们都感谢你，给春生安排了一个好岗位。副厂长摇摇头，什么好岗位呀，以后你们不抱怨我就谢天谢地了。我惊讶地说，怎么了，厂子前景不妙吗？副厂长叹口气，眉宇间凝结起深刻的忧伤。老国企，老设备，负担这么重，漏洞又那么多，他满怀忧虑地说，怎么竞争得过那些民企呢？我今天来，就是想亲耳听一下王莉她爸的想法，听说他打算吃下我们厂。
尽管社会上这类新闻已经听得太多，我仍然感到难以置信，我们不知不觉就走进了一个光怪陆离的新时代，小老板蛇吞象，大老板空手套白狼。迟疑了一会儿，我苦笑说，那也好，春生以后就等着接你的位子了。是啊，副厂长陪我一起苦笑，说，他老丈人成了老板，怎么也得让他干个副厂长吧。
春生他妈突然站起了身，尿素车间的女支书也站起来，扶着她往外走。我问副厂长怎么了，副厂长匆匆离开座位说，老家伙来了！我向黄虎臣摇摇头，我们留在座位上不动。我看见挤在门口的人群豁然分开，一辆桑塔纳轿车的车门拉开了，一位老太太先下来，马上与春生他妈热烈地寒暄起来。接下来，副厂长的背影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只看见半边略显花白的鬓角，还有两只青筋绽露的手，在他的臂膀上亲切地拍了拍。
乐声回荡，人们拱手相庆，餐厅里的灯全部亮了，我看见春生像一株寒风中的树，傻愣愣地竖在了门边，树干、树枝和树叶，都在微微地颤抖着。我感到有点不对，但是说不出什么不对，我不假思索地走过去，握住他那冰冷而哆嗦的手。王莉，这是你父亲吗？我看着那位脸孔黑黝黝的西装革履的长者说。王莉说，是啊，爸爸，这是春生的表舅。于是我伸出手去跟这老家伙相握，我说，春生你害羞啥呀，叫岳父呀，或者干脆叫爸爸。
春生的嘴唇动了动，正好一个炮仗在门外炸响，掩盖了他的声音。老丈人点点头，在我和副厂长引导下往主桌走。王莉跟在我们后面。春生机械地跟在她后面。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不对了。他好像为什么事情而突然受惊，短暂地失去了反应力。
婚礼开始了，春生他爸恭恭敬敬地将他单位的书记请到餐厅中间，请他致辞。冷菜早已上桌，我对王莉父亲说，风尘仆仆地从江南赶回来，你一定饿了吧，先吃点菜再喝酒。老家伙瞧瞧我肩上的两杠三星，点点头说，不客气，是有点饿了，他转过脸去对餐厅服务员说，有什么点心，先上来一些。
我看见春生转身，跟着服务员去了厨房。我放下了心。他的魂儿已经回到他身上了，而且有进步，知道讨好他的老丈人了。
但是，不可思议的场景却在两分钟后再次出现了，春生端来了一碗红烧猪蹄髈。炖得烂烂的、肥嘟嘟、颤巍巍、油晃晃的一只大蹄髈盛在一只汤碗里，散发出腻人的香气。我们疑惑地低下头去看看这碗肥肉，又抬起头看他。只见春生心无旁骛，只盯着他的老丈人。吃。他说，抓起桌上的筷子硬是塞到老家伙手里。他咬着嘴唇，脸色煞白，双眼专注地盯着王莉他爸，盯着那双筷子和那碗蹄髈。周围一片沉寂，我听见他的牙齿在咯咯地打战。
吃啊，这话像是从他紧咬着的牙齿缝里挤出来的，伴随着蛇一样的咝咝声，这比猪头肉好吃多了。
他的老丈人，这个受人尊敬的先富起来的老家伙，终于气得爆发了。你什么意思？他质问。砰的一声，他一掌拍在桌子上，大汤碗倾倒了，王莉他娘一声尖叫，从座位上跳起来。老家伙脸色涨得血红，胸脯剧烈地起伏，嘴里如火车头一样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愤怒地把手指点着这个该死的女婿的脑门，你有病没有啊，你到底想干什么？
没病。春生说，没、没什么意思。同样地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了，春生抬起一只手扼住自己的喉咙。你、你自己说过的，他艰难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对方，既然、既然你感到这么饿，你就必、必须把这碗肉吃下去。
一阵痉挛掠过我的全身，我紧张地凝视着这爷儿俩，突然明白眼前发生什么了！我看见那老家伙愣了将近半分钟，接着，他的脸上失去了所有的生气和表情，看上去就像是很突兀地变成了一个纸糊的面具。你、你是那个孩子？他轻声说，默默地辨认春生脸上昔日的痕迹，你还记着那么多年前的事情？这句话，几乎是悄无声息地说出来的，旁人只看见他的嘴唇在无力地蠕动着，仿佛一个绝望的人在菩萨面前无声地祷告。
从来没见过春生笑容的我们，听见他蓦然地爆发出了一阵神经质的大笑。这疯狂的笑声震动了整座餐厅，连新装修好的屋顶都发出了剧烈的抖动声，使我们有一种心胆俱裂的感觉。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春生在笑声中告诉对方，同时告诉所有的人：他、他们，把我抓进去后，整整五天，每天只给我吃两根胡萝卜。他举起双手，紧紧地闭上眼睛，脸上掠过了一阵痛苦的抽搐。眼泪终于落下来了，毫不害羞地从他脸上一连串地淌落下来了。他仍然捏着自己的喉咙，他说，当时我、我饿得趴在稻草堆上求他们给一碗饭吃，正在喝酒吃肉的他们，端过来一、一大碗猪、猪头肉。
求求你！春生，求求你别说了！
这是王莉，他的新娘子在恳求他。恳求笑得涕泪交加的新郎官春生。她流着泪，扯着他的衣袖，那么无奈、那么辛酸、那么绝望地在恳求他。嘈杂的餐厅已经变得一片肃静，所有人都茫然地看着这场怎么也预想不到的闹剧，被震撼在宴席的座位上。万籁俱寂。黄虎臣缓缓地站起身来，他拿起一块湿纸巾，像保姆对孩子似的，轻轻地，为春生揩去脸上的眼泪鼻涕。听我的命令，什么也不说了。老营长对他当年的通信员说，他的声音嘶哑如一张被撕破的纸。
我抱着我那直挺挺倒下去的表姐，声嘶力竭地向我那目瞪口呆的表姐夫喊，快、快打112，叫救护车！这个已经当了第三把手的男人，手里拿着一只大哥大，没头苍蝇似的问电话呢，电话在哪里？他们单位的一把手说，来不及了，坐我的吉普车去，直接开到市立医院急诊室！小兔子和他的老班长在我指挥下，一个抱头一个抱脚，把春生他妈抬上车去。人们乱哄哄地在我们身前身后跑着喊着，端着菜盘的服务员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黄虎臣如同当年在无名高地，伸出右手去，抓住春生的衣领不由分说地拖着他向门外走，快走，我们也去医院！
九
水泥厂分红，第一年黄虎臣分到2000元人民币，第二年变成了800元；到了第三年，说是应收款太多，收不回来，干脆就不分红了。黄虎臣怎么也想不通，房地产业如此蓬勃发展，水泥需求量这么大，厂子却令人觉得每况愈下。直到工会主席告诉他，书记厂长还开了另一家公司，好生意都转到那家公司去了，一切费用却由水泥厂承担。黄虎臣才明白他是掉进了一个坑里。
工会主席的处境与黄虎臣差不多，没有12.5%的国有股就没了他们作为管理层之一存在的合理性。水泥厂改制后保留这点国有股，目的是延续国家给国企的优惠政策，不少政府部门连国有控股与国有参股都分不清，经营者跑去一番游说，优惠政策往往就稀里糊涂地批了下来。党政工团，这些牌子依然挂在厂门口，对客户也增加一层似是而非的可信性。
董事会决定关掉被淘汰的机立窑生产线，将那里用作开发房地产的前一天，国有股终于全部退出了水泥厂，同时退出的还有工会主席和黄虎臣。工会主席说，老黄啊，接下来就是下岗分流了，你我的办公室钥匙也要交出去了，谁叫咱俩不是他们的亲信呢，能退回这点钱已算万幸了。
黄虎臣搀扶着老爹凭吊他们的故园。老祖宗传给他们的家园已不复存在，被扒掉屋顶的残墙十分丑陋，地上长出了低矮的杂草和沿墙攀升的藤蔓。孩子早年玩过的玩具寂寞而残破地倚在墙角，一把木制的驳壳枪一半埋在土里。黄虎臣弯下腰将它捡起来。童年时，他曾用这把枪逼我举起双手投降，后来他儿子又用这把枪对付我的女儿，却被年长其一岁的我女儿按在地上，狠狠地在他屁股上打了两巴掌。
夕阳斜照。下岗回家的第二天，黄虎臣的头发白了一半，他老子眯缝着眼睛看他半晌，有气无力地说，你也开始老了。这句话使他突然有一种哭泣的欲望。老头子接下来又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更使他变得茫然失措。
告状去，哪怕是滚钉板告御状！老头子突然变得十分清醒，他面色狰狞地说，为什么小兔子转业都能当官，你却连做工都没处去做了？
黄虎臣瞧着自己的残手，他突然觉得这只手很重，重得让他都抬不起来了。曾经象征着光荣和功勋的这只手，现在成了求职路上的绊脚石。劳务市场的每个摊位都拒绝他。去工地看大门都不合适，人们如此对他说，这样的手，怎么抓得住一个小偷？
爷儿俩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故园废墟。巷头巷尾空寂而灰暗，一台大吊车高高地竖立在半空中。街上风景依旧，人来车往熙熙攘攘。黄虎臣看见一个穿着肥大的老式棉布衬衫的男人，他手里捧着一只黑色的木匣子，风拂动了男人蓬乱的长发和衬衫的下摆，也拂动了木匣子上的白色缎带。黄虎臣看见这家伙捧着木匣子朝他走过来，他的面容苍白木然，眼睛旁有熊猫般的黑圈圈，他的动作，也像木偶似的显得呆板。他确实是在朝他走近，而不是走向他旁边的商店或公交车站。黄虎臣的眉头皱紧了，他紧紧地盯着那似曾相识的眉眼，他的嘴里念念有词。他老子说，你在看谁，你在念叨啥呀？春生，黄虎臣说，春生他怎么变成这般模样了？
风静止了，热闹的街景像突然被叫停的电影画面，成为他们重逢的背景。不过三十多岁的春生苍老而憔悴，脸上悲伤的表情不仅僵滞，而且刻在了每一道细碎的皱纹里。他跟王莉的婚礼像一个经久不衰的笑话，至今仍在他们生活的那座城市里四处流传。人们说新娘子那天晚上没踏进新房就回娘家去了，所以她再嫁时仍然是个如假包换的新娘子。人们还说，婚假结束时这个新郎官傻乎乎地回厂去上班，副厂长关上门不见他。劳资科科长挥挥手说，新的董事长、也就是王莉她爸，很快要来接管厂子了，你赶紧结账走人吧，免得再自讨没趣，敬酒不吃吃罚酒。
你这个不懂事的孩子，我问你，你老子为什么不亲自将她送回来？这话是我说的，那时黄虎臣已带着春生到了我家。我确实非常、非常恼火，气得浑身都在打战。春生他妈，我的可怜的远房表姐，在经历了长期的脑中风造成的偏瘫之后，终于离开了这个世界。她的丈夫，我那位已经当上其单位的第二把手的表姐夫，也不跟杭州的亲戚们商量一下，居然径直派儿子把她的骨灰盒送了过来，说是让她落叶归根，跟她早已逝去的父母相伴为安。
春生呆呆地看着我，情绪仿佛仍然在失去亲娘的噩梦中、在魂兮归来的路途中飘荡。我又闻到了干草和牛粪相伴的苦涩的气味，我的心，一点一点地沉沦。客厅里光线暗淡，黄虎臣抽烟抽得我家像着了火似的。我看见墙上的镜框里有两个老太太青白色的脸，一个是我母亲，一个是春生的外婆，她们热切地注视着我，你就忍心不帮他一把？我无奈地坐到沙发上去。坐吧，我将语气放和缓一些说，你老子究竟怎么考虑的？
春生坐下了，仍抱着他母亲的骨灰盒。窗外的街灯亮了，我看见他眼睛里充满了复杂难言的神情，有点惶惑，有点紧张和委屈，他欲言又止。我摆摆手，说吧，把一切都说出来。春生转过脸去。我爸他早就有了新的女人。他终于张嘴蹦出这么句话。黄虎臣猛地从沙发旁跳起，我却颓然松弛下来。别激动，意料之中的事。我对黄虎臣说，麻烦你把窗子打开，透透气。
他妈瘫痪那么些年了，有“小三”乘虚而入确是意料中的事，令我们大跌眼镜的是，这小三居然是尿素车间的女支书。这对苟且男女的相遇就在那晚的婚礼上，春生与王莉的闭幕式成了他俩的开幕式。我们把春生他妈送去医院了，留下善后的是他老子。那时整个场面的确不可收拾，宾客们哭哭笑笑，有的拍桌子砸碗，有的拿起酒瓶子就往包里塞，嘴上还喊着服务员打包。王莉要跟着去医院，被她老娘一把拉住，老娘说，这门亲不能结了，咱家八辈子的脸都被这个神经病丢光了！春生老子紫涨着脸，想批驳她，却不知从何说起。女支书挺身而出，她说，王莉她娘，你想赖婚可以，话可不能这么说！这场悲剧的起因是谁造成的？是的，有个人责任更有历史原因，但是，莫非这责任不在整人者身上，反而要受害者承担吗？
这话说得好。我抬起手来为小三鼓掌。我说，她没老公和孩子吗？春生说，她老公原先也是化肥厂的，技术员，十年前出事故因公殉职了，有个女儿去年刚上大学。女支书后来告诉春生他老子，我也不是要为你出头，我是看不惯王莉父母那副财大气粗的模样，谁都知道那些财富是怎么弄来的，就是靠投机、行贿和挖国企的墙脚。我们厂，明摆着就是这老家伙和几个头儿内外勾结整垮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