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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白先勇在《台北人》中巧妙地运用西方古典戏剧理论中的“三一律”来进行小说创作,在短小精练的篇幅中浓缩了广阔丰富的内容,表现了深刻的主题内蕴,使其短篇小说形式简洁内敛,精神内涵却深广厚重,成为了杰出之作。
关键词:白先勇 台北人 三一律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A
白先勇笔名白黎、肖雷、郁金等,是20世纪60年代台湾现代派小说的代表人物,曾被夏志清称为“想为当今文坛留下几篇值得后世诵读的作品”的重要作家。
白先勇的创作以赴美后1964年发表的《芝加哥之死》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创作大多从少年时代的生活及见闻选取题材,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喜欢玩弄技巧,各方面都显得很不成熟。赴美后,全新的文学环境和氛围为他拓展文学观念、丰富文学技巧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他接受了西方文学的正统训练,又对欧美文学大师的艺术表现手法进行了深入钻研。因此在创作实践中,对西方文学中的表现手法他都能信手拈来化为己用。许多学者纷纷撰文从各个角度来对白先勇的这一艺术特质加以论述,不少文章都谈到了西方文学对白先勇的影响,特别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精神和技巧在白先勇小说中的体现与运用。
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文学大师,白先勇对西方古典文学理论同样运用得娴熟自如。如西方古典戏剧理论的“三一律”在《台北人》中就可见一斑。“三一律”是欧洲古典戏剧创作恪守的规则,规定剧本创作必须遵守时间、地点和行动的一致,即一部剧本只允许写单一的故事情节,戏剧行动必须发生在一天之内和一个地点。作为戏剧结构的一种方式,“三一律”有助于剧本结构更趋简练集中和严谨,曾一度成为古典主义戏剧创作的金科玉律。
《台北人》中诸篇内容都是由人物过去和现在的不同命运这两部分组成。就时间而言,有的延续了几年,有的延续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就空间而言,都经历了从大陆到台湾这样一段距离。如果把过去和现在的材料机械地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起来,可以明显地看出几乎每篇都是作品人物的命运史,都是一段逝去历史的挽歌。《游园惊梦》中真实的时间只有宴会的两三个小时,但却横跨了钱夫人二十岁以后的生命历程。钱夫人蓝田玉当年风华正茂,因唱昆曲红极一时,被钱将军收为陪房夫人,荣华富贵随之而来。可钱将军过世后独居台南,风光不再。参加窦夫人的家宴使她强烈感受到自己今日的寒怆,惆怅若失。钱夫人悲剧的一生就在这对比中娓娓道来。《岁除》里的老连长赖鸣升,孤身一人,在除夕夜来到过去下属刘营长家饮酒吃团圆饭,讲述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日子,最后浑然醉倒。一桌团圆饭抒发了一个过气英雄的悲壮与无奈。《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以金大班舞女生涯的最后一夜来囊括了她的大半生。透过她这一夜遇到的人和事,勾起大半生的断片回忆,从而展现了她从上海到台北的二十年舞女生涯。《思旧赋》中正面出现的是顺恩嫂和罗伯嫂这两个老仆,实际的主人公是以李家为代表的旧封建贵族。两位老仆的对话和体验,从侧面反映了具有显赫地位与丰功伟绩的李公馆由盛到衰的历史变迁过程。《梁父吟》中的对话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但却述说了几十年的军旅生涯,深刻地反映了国民党的逐渐衰败及父子间新旧思想的冲突。《秋思》表面写的是华夫人在应邀前夕如何梳妆打扮,以及和美容师林小姐的一番对话,写尽了华夫人欲在外貌上压倒万夫人的心态。但作品不仅止于此,白先勇把华夫人放在了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历史背景下,个人命运就与民国历史命运同呼吸,象征了民国历史的惨烈与没落。
这些小说,最短的才5000多字,最长的也不过10000多字,如此深厚的内容要在如此短小的篇幅中展现,需要较高的艺术功力,非大家所不能为。白先勇作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他杰出的才华正表现于此,在诸多创作手法中慧眼挑中“三一律”,再经巧手妙笔,便使西方古典戏剧中早已被打破的“三一律”在小说中获得崭新的生命。《台北人》中的短篇小说在整体结构上都体现出了以下特点:一时,故事时间都发生在一天当中某个较短的特定时间里,如一个夜晚;一地,故事都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场景,如舞厅,旧宅,公馆;一事,主要记述的是一件事,如一次对话,一次宴会,一个葬礼等。在每篇故事的背后,我们都可以明显地发现“三一律”的影子。
人物集中。在戏剧创作中,如果人物过多,可能会导致笔力分散,无法塑造鲜明丰满的艺术形象,甚至造成舞台拥挤。因此,一出戏,即使是大戏也总是集中笔力写好几个主要人物,而白先勇正是一位把“人”作为自己文学观念的核心因素的作家。他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把重点放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而不是编故事上,处于中心位置的始终是人物,事件跟着人物跑。在写小说时也“多是先有人物。我觉得人物在小说里占非常重要的地位,人物比故事还要重要。就算有好的故事,却没有一个真实的人物,故事再好也没有用。因为人物推动故事,我是先想人物,然后编故事。”从这样的文学观念出发,白先勇成功地塑造出了囊括台北都会上至高级将领,下至低级舞女各阶层形形色色又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的形象塑造是构成小说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推动小说发展的主要关键所在。如《岁除》中,出现在刘营长家“团圆饭”桌上一共六个人:刘营长一家和赖鸣升这个外来客人。但在相当程度上,刘营长一家不过是从侧面起烘托补充作用,为塑造赖鸣升的形象服务的。
情节集中。戏剧不能像长篇小说那样从容不迫地多方面展现生活面貌,不能完全按照生活的自然形态来表现,而应使矛盾冲突的进程更加集中,在一小时或几小时之内完成。矛盾的集中,使故事情节集中,主次分明,因此要在生活长河中选择那些矛盾冲突最尖锐或人物思想感情最激荡的部分,构成单纯明快又引人入胜的情节。“画家布局构图要找到自己的‘诗眼’,戏剧家要求能仔细分辨剧情开始的时机,认识能感动人的场面,小说家要在纷繁如麻的生活事件中,寻找出它的头绪,以结构全篇。”白先勇是一位善于捕捉艺术灵感的作家,他不热衷于正面表达重大的社会事件,而是截取一两个日常生活片断,使外在行为和深层心理相生相长。在《游园惊梦》中他安排了钱夫人参加窦夫人家宴这一情节。今日窦公馆繁华的家宴使钱夫人想到了自己昔日的显赫气派。与窦夫人地位的巨大反差,使钱夫人痛感自己今日的失落——青春、荣耀、丈夫、情人乃至嗓子都一一失落了。“于是在旧友新知的寒暄中,在杯光酒影的朦胧中,在悠久深沉的笛声中,那当年觅得知音,新入侯门的忧郁和惊恐,那偷情的慌张和喜悦,那凄清的挫折和失落,那失足的痛恨和委屈——统统袭上了钱夫人的心头。”
场面集中。小说和电影可以为人物和故事提供广阔的场景。而戏剧因受舞台演出的限制,必须把天南地北、千山万水人物事件集中到一个或几个场面中来。短篇小说受篇幅的限制,对于诸多的人事也不能一一展示。因此选择场景,为人物提供典型环境在创作中具有特殊的意义。白先勇又善于描写人物心理冲突,情感纠葛,因此使得许多场面哪怕是日常平凡的生活场面都充满了故事性和戏剧性,取得了较好的艺术效果。在《国葬》中,白先勇选取了生命的终结——葬礼这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场景。因为葬礼能使人追忆死者,而且能看到许多参加葬礼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如忠心耿耿的秦义方,出了家的刘行奇;接触到许多情景,如曾经的光辉与灿烂,今日的“江河日下”。通过对李浩然葬礼的铺陈,折射出这些退出了政治历史舞台的国民党将领们人世的沧桑以及历史的兴衰。
除了以上提到的小说外,白先勇的其他许多作品如《安乐乡的一日》、《芝加哥之死》、《夜曲》等,也都巧妙地运用“三一律”的构思方法:立足于现实,选取一个特定的短暂的,有一个从开始到结束的完整情节的“现在”片断为基础,以此为框架,担负起刻画人物,表现主题的任务;在“现在”中展开“过去”,通过眼前相似的一事、一物、一景的引发,触景生情,引起对往事的回忆或追述。把刻画人物性格和营造情感气氛相结合,把客观场景和意识流程的明暗错落相交织,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填补扩充故事内容,表现深刻的主题。
结构是文学作品生命健美的骨架,白先勇以“三一律”来构建小说,使表面上看来只有一个情节实体的结构负载了相当丰赡的信息。因此白先勇的作品写得简练浓缩、严密简洁又内容丰富,内涵深广,有着深厚的主题意蕴和文化价值,成为具有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上乘之作。
参考文献:
[1] 夏志清:《白先勇传》,《现代文学》,1969年12月第39期。
[2] 陆士清:《白先勇的小说技巧》,《台湾文学新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3] 《与白先勇论小说艺术》,尔雅丛书《蓦然回首》,1978年。
[4] 陆士清:《融传统于现代——白先勇〈游园惊梦〉的艺术追求》,《台湾文学新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达荷,女,1984—,四川绵阳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白先勇 台北人 三一律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A
白先勇笔名白黎、肖雷、郁金等,是20世纪60年代台湾现代派小说的代表人物,曾被夏志清称为“想为当今文坛留下几篇值得后世诵读的作品”的重要作家。
白先勇的创作以赴美后1964年发表的《芝加哥之死》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创作大多从少年时代的生活及见闻选取题材,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喜欢玩弄技巧,各方面都显得很不成熟。赴美后,全新的文学环境和氛围为他拓展文学观念、丰富文学技巧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他接受了西方文学的正统训练,又对欧美文学大师的艺术表现手法进行了深入钻研。因此在创作实践中,对西方文学中的表现手法他都能信手拈来化为己用。许多学者纷纷撰文从各个角度来对白先勇的这一艺术特质加以论述,不少文章都谈到了西方文学对白先勇的影响,特别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精神和技巧在白先勇小说中的体现与运用。
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文学大师,白先勇对西方古典文学理论同样运用得娴熟自如。如西方古典戏剧理论的“三一律”在《台北人》中就可见一斑。“三一律”是欧洲古典戏剧创作恪守的规则,规定剧本创作必须遵守时间、地点和行动的一致,即一部剧本只允许写单一的故事情节,戏剧行动必须发生在一天之内和一个地点。作为戏剧结构的一种方式,“三一律”有助于剧本结构更趋简练集中和严谨,曾一度成为古典主义戏剧创作的金科玉律。
《台北人》中诸篇内容都是由人物过去和现在的不同命运这两部分组成。就时间而言,有的延续了几年,有的延续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就空间而言,都经历了从大陆到台湾这样一段距离。如果把过去和现在的材料机械地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起来,可以明显地看出几乎每篇都是作品人物的命运史,都是一段逝去历史的挽歌。《游园惊梦》中真实的时间只有宴会的两三个小时,但却横跨了钱夫人二十岁以后的生命历程。钱夫人蓝田玉当年风华正茂,因唱昆曲红极一时,被钱将军收为陪房夫人,荣华富贵随之而来。可钱将军过世后独居台南,风光不再。参加窦夫人的家宴使她强烈感受到自己今日的寒怆,惆怅若失。钱夫人悲剧的一生就在这对比中娓娓道来。《岁除》里的老连长赖鸣升,孤身一人,在除夕夜来到过去下属刘营长家饮酒吃团圆饭,讲述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日子,最后浑然醉倒。一桌团圆饭抒发了一个过气英雄的悲壮与无奈。《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以金大班舞女生涯的最后一夜来囊括了她的大半生。透过她这一夜遇到的人和事,勾起大半生的断片回忆,从而展现了她从上海到台北的二十年舞女生涯。《思旧赋》中正面出现的是顺恩嫂和罗伯嫂这两个老仆,实际的主人公是以李家为代表的旧封建贵族。两位老仆的对话和体验,从侧面反映了具有显赫地位与丰功伟绩的李公馆由盛到衰的历史变迁过程。《梁父吟》中的对话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但却述说了几十年的军旅生涯,深刻地反映了国民党的逐渐衰败及父子间新旧思想的冲突。《秋思》表面写的是华夫人在应邀前夕如何梳妆打扮,以及和美容师林小姐的一番对话,写尽了华夫人欲在外貌上压倒万夫人的心态。但作品不仅止于此,白先勇把华夫人放在了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历史背景下,个人命运就与民国历史命运同呼吸,象征了民国历史的惨烈与没落。
这些小说,最短的才5000多字,最长的也不过10000多字,如此深厚的内容要在如此短小的篇幅中展现,需要较高的艺术功力,非大家所不能为。白先勇作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他杰出的才华正表现于此,在诸多创作手法中慧眼挑中“三一律”,再经巧手妙笔,便使西方古典戏剧中早已被打破的“三一律”在小说中获得崭新的生命。《台北人》中的短篇小说在整体结构上都体现出了以下特点:一时,故事时间都发生在一天当中某个较短的特定时间里,如一个夜晚;一地,故事都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场景,如舞厅,旧宅,公馆;一事,主要记述的是一件事,如一次对话,一次宴会,一个葬礼等。在每篇故事的背后,我们都可以明显地发现“三一律”的影子。
人物集中。在戏剧创作中,如果人物过多,可能会导致笔力分散,无法塑造鲜明丰满的艺术形象,甚至造成舞台拥挤。因此,一出戏,即使是大戏也总是集中笔力写好几个主要人物,而白先勇正是一位把“人”作为自己文学观念的核心因素的作家。他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把重点放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而不是编故事上,处于中心位置的始终是人物,事件跟着人物跑。在写小说时也“多是先有人物。我觉得人物在小说里占非常重要的地位,人物比故事还要重要。就算有好的故事,却没有一个真实的人物,故事再好也没有用。因为人物推动故事,我是先想人物,然后编故事。”从这样的文学观念出发,白先勇成功地塑造出了囊括台北都会上至高级将领,下至低级舞女各阶层形形色色又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的形象塑造是构成小说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推动小说发展的主要关键所在。如《岁除》中,出现在刘营长家“团圆饭”桌上一共六个人:刘营长一家和赖鸣升这个外来客人。但在相当程度上,刘营长一家不过是从侧面起烘托补充作用,为塑造赖鸣升的形象服务的。
情节集中。戏剧不能像长篇小说那样从容不迫地多方面展现生活面貌,不能完全按照生活的自然形态来表现,而应使矛盾冲突的进程更加集中,在一小时或几小时之内完成。矛盾的集中,使故事情节集中,主次分明,因此要在生活长河中选择那些矛盾冲突最尖锐或人物思想感情最激荡的部分,构成单纯明快又引人入胜的情节。“画家布局构图要找到自己的‘诗眼’,戏剧家要求能仔细分辨剧情开始的时机,认识能感动人的场面,小说家要在纷繁如麻的生活事件中,寻找出它的头绪,以结构全篇。”白先勇是一位善于捕捉艺术灵感的作家,他不热衷于正面表达重大的社会事件,而是截取一两个日常生活片断,使外在行为和深层心理相生相长。在《游园惊梦》中他安排了钱夫人参加窦夫人家宴这一情节。今日窦公馆繁华的家宴使钱夫人想到了自己昔日的显赫气派。与窦夫人地位的巨大反差,使钱夫人痛感自己今日的失落——青春、荣耀、丈夫、情人乃至嗓子都一一失落了。“于是在旧友新知的寒暄中,在杯光酒影的朦胧中,在悠久深沉的笛声中,那当年觅得知音,新入侯门的忧郁和惊恐,那偷情的慌张和喜悦,那凄清的挫折和失落,那失足的痛恨和委屈——统统袭上了钱夫人的心头。”
场面集中。小说和电影可以为人物和故事提供广阔的场景。而戏剧因受舞台演出的限制,必须把天南地北、千山万水人物事件集中到一个或几个场面中来。短篇小说受篇幅的限制,对于诸多的人事也不能一一展示。因此选择场景,为人物提供典型环境在创作中具有特殊的意义。白先勇又善于描写人物心理冲突,情感纠葛,因此使得许多场面哪怕是日常平凡的生活场面都充满了故事性和戏剧性,取得了较好的艺术效果。在《国葬》中,白先勇选取了生命的终结——葬礼这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场景。因为葬礼能使人追忆死者,而且能看到许多参加葬礼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如忠心耿耿的秦义方,出了家的刘行奇;接触到许多情景,如曾经的光辉与灿烂,今日的“江河日下”。通过对李浩然葬礼的铺陈,折射出这些退出了政治历史舞台的国民党将领们人世的沧桑以及历史的兴衰。
除了以上提到的小说外,白先勇的其他许多作品如《安乐乡的一日》、《芝加哥之死》、《夜曲》等,也都巧妙地运用“三一律”的构思方法:立足于现实,选取一个特定的短暂的,有一个从开始到结束的完整情节的“现在”片断为基础,以此为框架,担负起刻画人物,表现主题的任务;在“现在”中展开“过去”,通过眼前相似的一事、一物、一景的引发,触景生情,引起对往事的回忆或追述。把刻画人物性格和营造情感气氛相结合,把客观场景和意识流程的明暗错落相交织,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填补扩充故事内容,表现深刻的主题。
结构是文学作品生命健美的骨架,白先勇以“三一律”来构建小说,使表面上看来只有一个情节实体的结构负载了相当丰赡的信息。因此白先勇的作品写得简练浓缩、严密简洁又内容丰富,内涵深广,有着深厚的主题意蕴和文化价值,成为具有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上乘之作。
参考文献:
[1] 夏志清:《白先勇传》,《现代文学》,1969年12月第39期。
[2] 陆士清:《白先勇的小说技巧》,《台湾文学新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3] 《与白先勇论小说艺术》,尔雅丛书《蓦然回首》,1978年。
[4] 陆士清:《融传统于现代——白先勇〈游园惊梦〉的艺术追求》,《台湾文学新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达荷,女,1984—,四川绵阳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