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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岁的彭臣和46岁的彭家煌的名片上的身份是：编剧、导演。之前，名片上印着的是广告制片厂的董事长和合伙人。
拍完电影《走路上学》后，他们就启用了新名片。彭家煌说，“我们从1987年下海，做了20多年的生意，拍电影不是什么三七分成，这和做生意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溜索惊梦
《走路上学》讲述的是云南怒江边，一对小姐弟为了上学天天用溜索溜过怒江的故事。
彭家煌第一次见到溜索，是去拍广告。那是2007年的10月份。当地人告诉他，怒江上很少见到桥，溜索是最常见的过江工具。
正好，一帮孩子放学过江。七八个十多岁的孩子，从书包里拿出由铁质滑轮和一根绳子组成的溜索。他们把自己系在钢索上，“哗”的一下子溜过近百米宽的怒江。
当地人让彭家煌试下溜索，他不敢。从奔腾的怒江上溜过去，太让人恐惧了。可是彭家煌很兴奋，他拿出手机，给在深圳的弟弟彭臣打了电话：“我找到了一个可以拍电影的好故事！”
他们已经找了20多年。电影梦一直萦绕在他们心头。弟弟彭臣写过好几个本子，其中一个叫做《黑暗中的舞者》，写的是他们在广告行业中挣扎的故事，可是最终未能进入实操阶段。
一个星期后，彭家兄弟又在《南方周末》上读到了《溜索上学》的文章，更加坚定了投拍的决心。
彭臣写出了2000字左右的故事梗概，叫“走路去上学”，与哥哥一起拿到电影局立项。
立项之后，彭臣马上赶到云南。彭臣去的时候是云南最冷的一个月。在怒江州马吉乡的一个小学里，孩子们都还穿着拖鞋。“他们一边嘿嘿地冲着你笑，一边不停地摩擦两只脚取暖。”
彭臣在每一个课桌里都看到了溜索，拿起掂了掂，大约有五六斤重。他们的电影梦，被这沉甸甸的溜索激活了。
彭臣花了一个星期写完了电影剧本。演员朋友于荣光为他引荐了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张宏森，张看完剧本后对彭臣说：“彭臣你记住，中国没钱修路、没钱看病、没钱上学这种事情真的太多了，穷人的故事太多，如果你们电影要拍，不要走那种苦情戏，如果你走这种苦情、煽情的路子你肯定这辈子会被淹没掉，你是新导演，你要注意阳光下的苦难。”
“这句话刻在了我的血液中，”彭臣说，“你去看，片子是暖色调，笑声不断，洋溢着梦幻般的温暖。”
导演胡玫后来评价彭家兄弟：“作为新导演，他们让人见识了难得的控制力和收敛。适可而止，几乎没有做戏的痕迹，没有那种主旋律影片的拿腔拿调。”
等待上海牌轿车
彭家兄弟的电影梦始于《闪闪的红星》这样的小人书。在十多岁的时候，他们用木板做了一个长方形的空心盒子，找来透明的薄纸片，照着小人书，用毛笔一页一页的画，然后找一面白墙，对着墙一页一页的投影。
他们的老家在湖南株洲市，四五公里之外驻扎着一个部队，每次部队在篮球场上放电影，兄弟两个就拿着小板凳走四十多分钟去看。
高中时，一个邻居张叔叔把他们带到奇妙的影像世界。张叔叔有一台海鸥牌的双镜头相机，自己会冲洗照片。
彭家煌第一次见到了照片是怎么洗出来的：关上灯，打开一个红色的小灯泡，显影液倒在两个大菜碗里，用筷子夹着底片漂几下，再用一个电路丝做的烤炉烤一烤，照片就出来了。
有一次，学校组织春游，彭家煌借了张叔叔的相机，去拍班上最漂亮的女生。
另外一位邻居罗叔叔则成为彭臣的启蒙老师。罗是报纸通讯员，他每次寄出的信让彭臣感到奇怪，信封总是被剪掉一个角。罗叔叔告诉彭臣，邮递员见到这种信封，就会知道这是投稿信，不贴8分钱的邮票也能投递。
受到罗叔叔的影响，彭臣开始尝试给报纸投稿，写散文诗，写小说。
兄弟俩开始搞“摄影小说”。他们先是想一个故事，然后找来相应的朋友，弟弟给朋友讲述故事的情节和拍摄的要求，哥哥负责拍照。拍完之后，按照故事发展把照片粘在硬纸板上，一页一张，弟弟在下面写上文字说明——这几乎就是一部电影的雏形。
他们合作的第一个摄影小说题目叫做《爱》，黑白照片，手写字体，至今仍然保留。
摄影小说让弟弟彭臣的电影梦变得清晰坚定。
1985年，18岁的彭臣决定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编导系。当时的高考分为预考和正式考试，预考过后，彭臣成为学校仅有的三个数学和语文“双百分”之一。彭臣早早地收拾好了行李，对身边的人说，“我要去北京了，去学电影！”
结果彭臣的电影梦拐了一个大弯。他正式考试的分数低得可怜，只能上当地一所专科学校。
失望的彭臣每天坐在床边，幻想学校的大喇叭喊自己的名字：“彭伟文（原名）同学，彭伟文同学，请注意，学校门口有一辆上海牌黑色小轿车在等你，接你去北京，去拍电影，请速来。”
热情和冷遇
上海牌小轿车永远不可能来了，1987年，彭臣坐上一列南下的火车，目的地是深圳。
彭家煌比弟弟先到深圳几年，他们凭借广告设计与摄影完成了第一笔财富的积累。20多年过去，他们的公司已经由一个人的办公桌变成4000平方米的创作空间，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广告公司，最新版本的小沈阳、陈道明、刘谦和招商银行等诸多广告都出自他们的公司。
他们的广告公司有一个颇为怪异的名字——广告制片厂。彭家煌说，为了“广告制片厂”这五个字，他们花费了五年时间向主管部门申报，一是可以区别于别的广告公司，二是觉得这样做离电影梦更近一些。
电影始终是彭家兄弟无法舍弃的梦想。“我们一直没有忘记童年时用手电筒在墙面上投射出影像的情景，电影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沉睡了，仅仅需要唤醒而已。”彭臣说。
怒江上的溜索唤醒了他们的梦想。在从云南回来的那段日子里，彭家煌和彭臣逢人就讲怒江上溜索少年的故事，讲“阳光下的苦难”，可是没有人愿意为他们投资。
最后，他们决定自己投资1000万。
对于彭家兄弟来说，拍出《走路上学》是他们的第一步，让更多的人看到电影则是第二步。
第二步走得悲喜交加。刚开始，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向他们推荐了中国电影界一个发行大佬。大佬看过样片后对他们说：片子很感人，可是达到十万的票房就可以开庆功会了。
后来，他们见过了中国一流院线的几乎全部负责人，他们听到同样的声音：这样一部“三无电影”（没有大投资、没有大明星、没有大宣传）不会有票房。
有人劝他们放弃上院线，彭臣不愿意。他问哥哥，难道就我们两个人关在屋子里一边看一边流泪？
冷遇的另一面是热捧。彭家煌带着《走路上学》去台湾参加两岸电影展，电影放完，所有的观众都不肯离开，排队等着彭家煌为《走路上学》的画册签名。
在伊斯坦布尔，土耳其最大的电影发行商在看完《走路上学》之后，当场买下了电影在土耳其的版权。
这让兄弟两人感到迷惑：为什么中国的发行商拒绝了他们，而《走路上学》所到的十几个国家的发行商都伸出了合作的手？
彭臣无法回答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很多外国人在看完《走路上学》之后问他，你们中国人在想什么？原来你们吃不饱饭，现在到处抢购奢侈品，全世界买LV，你们在想什么？彭臣说，大部分人不想问题，少部分人想什么我也不知道。
最后，兄弟两人成立了自己的发行公司，“发明”了“先看电影后付款”的观影模式。现在，这部一直未能公映的电影开始在深圳福田区上映。他们先为观众向影院垫付票款，观众看完之后可以选择任意金额的付款，也可以拒绝付钱。很多人在看完之后，选择把身上所有的钱投进场外的票款箱。
现在，彭家兄弟准备让《走路上学》在全国分区域发行。
“该人死于梦想”
他们不想让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就赔钱，他们怕的不是钱，是时间，他们都已经年过40了。
彭臣从1985年进入大学校门的第一天开始写日记，至今坚持。日记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最初的梦想。
他为自己的日记取名为“春梦纪”。在日记本的扉页上，他写下一连串人名和数字：张艺谋，58岁；冯小刚，51岁；贾樟柯，39岁；宁浩，32岁……在最后一行，他写了“彭臣，41岁”。
这串人名和数字写于2009年的上海电影节期间，他们的电影《走路上学》首次公映。电影的公映重新点亮了他们的电影梦，让他们觉得自己可以重新加速了。
在最新的日记中，彭臣用工整的字体抄录了导演贾樟柯的一段话：“生命中引诱自己下沉，游说自己放弃的另一个自己，日渐强大。青春岁月里从未有过的身的疲惫和心的厌倦，也不时会袭来，而私欲也准备好它的理由，笑眯眯来到我们身边。但对我来说，只要看到满街如织的人群，我还有动心的刹那，这让我想起最初拍电影的理由。学会将滚烫的生命和真实的自我投放在自己的作品中，是我们的电影走向未来的理由。”
“他写出了我内心的感受，”彭臣说，“就像他说的，世俗的快乐会把你抓住，往下拖，可是我不想下沉。40岁以前做事，40岁以后做梦，做事是委屈自己，做梦是张扬自己，把自己拿出来给别人看，把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拿出来给别人看，不是为了取悦别人，而是为了取悦自己。”
拍摄《走路上学》期间，一次，彭臣带摄制组去一个偏僻的地方拍一组空镜，回来的路上翻车了。往右边翻就是怒江，几乎必死无疑；往左翻是山沟。车子最终往左翻了。“后来，我一想，我什么也不是，我还在半路上，我不是编剧，也不是导演，还不是因公殉职，要写墓志铭的话，就是该人死于梦想。”
拍完《走路上学》后，彭臣第一时间赶到北京，参加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的考试。现场面试的题目是设计一个等待的镜头。彭臣与一群“小姑娘、小男孩”一起面试，很多人给出的设计是“不停地打手机”、“来回踱步”。彭臣设计的是一个堆满烟头的烟灰缸，手里的一支烟还在燃烧中，白色的烟灰越来越长，在即将燃尽的时候，配上一个开门的画外音，“当”的一声。
彭臣再次失败。“我不敢去揣测真实的原因什么，我不考了。”彭臣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弥补电影理论上的差距：每天深夜，当妻子和女儿睡去，他独自一人来到地下室，面对的是数不清的关于电影的书和影像资料，“整个世界完全的安静下来”。
现在，哥哥彭家煌正在考虑对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革，逐步放下生意，将更多的精力放到电影上面。
彭臣已经完全放弃了广告生意。广告界大佬叶茂中评价说：“彭臣放弃广告，是广告业的一个损失，为尊严放弃，什么都是值得的。”
现在，《走路上学》让兄弟两个再去谈电影投资容易了很多。但彭家煌很清醒：“《走路上学》是一个美梦，接下来也有可能是一个噩梦。”
目前，他们正在操作的一个关于大陆播音员和台湾播音员的电影，已经立项，5000万的投资也找到了。
也有人找他们，合作一部电影瞄准某一个奖项。兄弟拒绝了。“有人说《走路上学》是一个主旋律的电影，我说未必，其实里面有一种巨大的悲凉，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今天，有那么一块近乎被遗忘的角落，你说是一种歌颂吗？是一种赞美吗？”
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专访的前一天，兄弟两人去央视录制了一个关于“梦想”的节目。在节目的结尾，兄弟两人各自写下了一句话。哥哥彭家煌写到，“我是一个有梦的人”；弟弟彭臣写了“我是未来的导演，大的”。
拍完电影《走路上学》后，他们就启用了新名片。彭家煌说，“我们从1987年下海，做了20多年的生意，拍电影不是什么三七分成，这和做生意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溜索惊梦
《走路上学》讲述的是云南怒江边，一对小姐弟为了上学天天用溜索溜过怒江的故事。
彭家煌第一次见到溜索，是去拍广告。那是2007年的10月份。当地人告诉他，怒江上很少见到桥，溜索是最常见的过江工具。
正好，一帮孩子放学过江。七八个十多岁的孩子，从书包里拿出由铁质滑轮和一根绳子组成的溜索。他们把自己系在钢索上，“哗”的一下子溜过近百米宽的怒江。
当地人让彭家煌试下溜索，他不敢。从奔腾的怒江上溜过去，太让人恐惧了。可是彭家煌很兴奋，他拿出手机，给在深圳的弟弟彭臣打了电话：“我找到了一个可以拍电影的好故事！”
他们已经找了20多年。电影梦一直萦绕在他们心头。弟弟彭臣写过好几个本子，其中一个叫做《黑暗中的舞者》，写的是他们在广告行业中挣扎的故事，可是最终未能进入实操阶段。
一个星期后，彭家兄弟又在《南方周末》上读到了《溜索上学》的文章，更加坚定了投拍的决心。
彭臣写出了2000字左右的故事梗概，叫“走路去上学”，与哥哥一起拿到电影局立项。
立项之后，彭臣马上赶到云南。彭臣去的时候是云南最冷的一个月。在怒江州马吉乡的一个小学里，孩子们都还穿着拖鞋。“他们一边嘿嘿地冲着你笑，一边不停地摩擦两只脚取暖。”
彭臣在每一个课桌里都看到了溜索，拿起掂了掂，大约有五六斤重。他们的电影梦，被这沉甸甸的溜索激活了。
彭臣花了一个星期写完了电影剧本。演员朋友于荣光为他引荐了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张宏森，张看完剧本后对彭臣说：“彭臣你记住，中国没钱修路、没钱看病、没钱上学这种事情真的太多了，穷人的故事太多，如果你们电影要拍，不要走那种苦情戏，如果你走这种苦情、煽情的路子你肯定这辈子会被淹没掉，你是新导演，你要注意阳光下的苦难。”
“这句话刻在了我的血液中，”彭臣说，“你去看，片子是暖色调，笑声不断，洋溢着梦幻般的温暖。”
导演胡玫后来评价彭家兄弟：“作为新导演，他们让人见识了难得的控制力和收敛。适可而止，几乎没有做戏的痕迹，没有那种主旋律影片的拿腔拿调。”
等待上海牌轿车
彭家兄弟的电影梦始于《闪闪的红星》这样的小人书。在十多岁的时候，他们用木板做了一个长方形的空心盒子，找来透明的薄纸片，照着小人书，用毛笔一页一页的画，然后找一面白墙，对着墙一页一页的投影。
他们的老家在湖南株洲市，四五公里之外驻扎着一个部队，每次部队在篮球场上放电影，兄弟两个就拿着小板凳走四十多分钟去看。
高中时，一个邻居张叔叔把他们带到奇妙的影像世界。张叔叔有一台海鸥牌的双镜头相机，自己会冲洗照片。
彭家煌第一次见到了照片是怎么洗出来的：关上灯，打开一个红色的小灯泡，显影液倒在两个大菜碗里，用筷子夹着底片漂几下，再用一个电路丝做的烤炉烤一烤，照片就出来了。
有一次，学校组织春游，彭家煌借了张叔叔的相机，去拍班上最漂亮的女生。
另外一位邻居罗叔叔则成为彭臣的启蒙老师。罗是报纸通讯员，他每次寄出的信让彭臣感到奇怪，信封总是被剪掉一个角。罗叔叔告诉彭臣，邮递员见到这种信封，就会知道这是投稿信，不贴8分钱的邮票也能投递。
受到罗叔叔的影响，彭臣开始尝试给报纸投稿，写散文诗，写小说。
兄弟俩开始搞“摄影小说”。他们先是想一个故事，然后找来相应的朋友，弟弟给朋友讲述故事的情节和拍摄的要求，哥哥负责拍照。拍完之后，按照故事发展把照片粘在硬纸板上，一页一张，弟弟在下面写上文字说明——这几乎就是一部电影的雏形。
他们合作的第一个摄影小说题目叫做《爱》，黑白照片，手写字体，至今仍然保留。
摄影小说让弟弟彭臣的电影梦变得清晰坚定。
1985年，18岁的彭臣决定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编导系。当时的高考分为预考和正式考试，预考过后，彭臣成为学校仅有的三个数学和语文“双百分”之一。彭臣早早地收拾好了行李，对身边的人说，“我要去北京了，去学电影！”
结果彭臣的电影梦拐了一个大弯。他正式考试的分数低得可怜，只能上当地一所专科学校。
失望的彭臣每天坐在床边，幻想学校的大喇叭喊自己的名字：“彭伟文（原名）同学，彭伟文同学，请注意，学校门口有一辆上海牌黑色小轿车在等你，接你去北京，去拍电影，请速来。”
热情和冷遇
上海牌小轿车永远不可能来了，1987年，彭臣坐上一列南下的火车，目的地是深圳。
彭家煌比弟弟先到深圳几年，他们凭借广告设计与摄影完成了第一笔财富的积累。20多年过去，他们的公司已经由一个人的办公桌变成4000平方米的创作空间，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广告公司，最新版本的小沈阳、陈道明、刘谦和招商银行等诸多广告都出自他们的公司。
他们的广告公司有一个颇为怪异的名字——广告制片厂。彭家煌说，为了“广告制片厂”这五个字，他们花费了五年时间向主管部门申报，一是可以区别于别的广告公司，二是觉得这样做离电影梦更近一些。
电影始终是彭家兄弟无法舍弃的梦想。“我们一直没有忘记童年时用手电筒在墙面上投射出影像的情景，电影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沉睡了，仅仅需要唤醒而已。”彭臣说。
怒江上的溜索唤醒了他们的梦想。在从云南回来的那段日子里，彭家煌和彭臣逢人就讲怒江上溜索少年的故事，讲“阳光下的苦难”，可是没有人愿意为他们投资。
最后，他们决定自己投资1000万。
对于彭家兄弟来说，拍出《走路上学》是他们的第一步，让更多的人看到电影则是第二步。
第二步走得悲喜交加。刚开始，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向他们推荐了中国电影界一个发行大佬。大佬看过样片后对他们说：片子很感人，可是达到十万的票房就可以开庆功会了。
后来，他们见过了中国一流院线的几乎全部负责人，他们听到同样的声音：这样一部“三无电影”（没有大投资、没有大明星、没有大宣传）不会有票房。
有人劝他们放弃上院线，彭臣不愿意。他问哥哥，难道就我们两个人关在屋子里一边看一边流泪？
冷遇的另一面是热捧。彭家煌带着《走路上学》去台湾参加两岸电影展，电影放完，所有的观众都不肯离开，排队等着彭家煌为《走路上学》的画册签名。
在伊斯坦布尔，土耳其最大的电影发行商在看完《走路上学》之后，当场买下了电影在土耳其的版权。
这让兄弟两人感到迷惑：为什么中国的发行商拒绝了他们，而《走路上学》所到的十几个国家的发行商都伸出了合作的手？
彭臣无法回答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很多外国人在看完《走路上学》之后问他，你们中国人在想什么？原来你们吃不饱饭，现在到处抢购奢侈品，全世界买LV，你们在想什么？彭臣说，大部分人不想问题，少部分人想什么我也不知道。
最后，兄弟两人成立了自己的发行公司，“发明”了“先看电影后付款”的观影模式。现在，这部一直未能公映的电影开始在深圳福田区上映。他们先为观众向影院垫付票款，观众看完之后可以选择任意金额的付款，也可以拒绝付钱。很多人在看完之后，选择把身上所有的钱投进场外的票款箱。
现在，彭家兄弟准备让《走路上学》在全国分区域发行。
“该人死于梦想”
他们不想让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就赔钱，他们怕的不是钱，是时间，他们都已经年过40了。
彭臣从1985年进入大学校门的第一天开始写日记，至今坚持。日记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最初的梦想。
他为自己的日记取名为“春梦纪”。在日记本的扉页上，他写下一连串人名和数字：张艺谋，58岁；冯小刚，51岁；贾樟柯，39岁；宁浩，32岁……在最后一行，他写了“彭臣，41岁”。
这串人名和数字写于2009年的上海电影节期间，他们的电影《走路上学》首次公映。电影的公映重新点亮了他们的电影梦，让他们觉得自己可以重新加速了。
在最新的日记中，彭臣用工整的字体抄录了导演贾樟柯的一段话：“生命中引诱自己下沉，游说自己放弃的另一个自己，日渐强大。青春岁月里从未有过的身的疲惫和心的厌倦，也不时会袭来，而私欲也准备好它的理由，笑眯眯来到我们身边。但对我来说，只要看到满街如织的人群，我还有动心的刹那，这让我想起最初拍电影的理由。学会将滚烫的生命和真实的自我投放在自己的作品中，是我们的电影走向未来的理由。”
“他写出了我内心的感受，”彭臣说，“就像他说的，世俗的快乐会把你抓住，往下拖，可是我不想下沉。40岁以前做事，40岁以后做梦，做事是委屈自己，做梦是张扬自己，把自己拿出来给别人看，把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拿出来给别人看，不是为了取悦别人，而是为了取悦自己。”
拍摄《走路上学》期间，一次，彭臣带摄制组去一个偏僻的地方拍一组空镜，回来的路上翻车了。往右边翻就是怒江，几乎必死无疑；往左翻是山沟。车子最终往左翻了。“后来，我一想，我什么也不是，我还在半路上，我不是编剧，也不是导演，还不是因公殉职，要写墓志铭的话，就是该人死于梦想。”
拍完《走路上学》后，彭臣第一时间赶到北京，参加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的考试。现场面试的题目是设计一个等待的镜头。彭臣与一群“小姑娘、小男孩”一起面试，很多人给出的设计是“不停地打手机”、“来回踱步”。彭臣设计的是一个堆满烟头的烟灰缸，手里的一支烟还在燃烧中，白色的烟灰越来越长，在即将燃尽的时候，配上一个开门的画外音，“当”的一声。
彭臣再次失败。“我不敢去揣测真实的原因什么，我不考了。”彭臣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弥补电影理论上的差距：每天深夜，当妻子和女儿睡去，他独自一人来到地下室，面对的是数不清的关于电影的书和影像资料，“整个世界完全的安静下来”。
现在，哥哥彭家煌正在考虑对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革，逐步放下生意，将更多的精力放到电影上面。
彭臣已经完全放弃了广告生意。广告界大佬叶茂中评价说：“彭臣放弃广告，是广告业的一个损失，为尊严放弃，什么都是值得的。”
现在，《走路上学》让兄弟两个再去谈电影投资容易了很多。但彭家煌很清醒：“《走路上学》是一个美梦，接下来也有可能是一个噩梦。”
目前，他们正在操作的一个关于大陆播音员和台湾播音员的电影，已经立项，5000万的投资也找到了。
也有人找他们，合作一部电影瞄准某一个奖项。兄弟拒绝了。“有人说《走路上学》是一个主旋律的电影，我说未必，其实里面有一种巨大的悲凉，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今天，有那么一块近乎被遗忘的角落，你说是一种歌颂吗？是一种赞美吗？”
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专访的前一天，兄弟两人去央视录制了一个关于“梦想”的节目。在节目的结尾，兄弟两人各自写下了一句话。哥哥彭家煌写到，“我是一个有梦的人”；弟弟彭臣写了“我是未来的导演，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