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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是徐悲鸿的生日。明年将是徐悲鸿诞辰120周年。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南京市作协副主席傅宁军撰写的《悲鸿生命：徐悲鸿的生前死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以细腻悠扬的笔触、翔实丰厚的史料再现了徐悲鸿动人的一生。作者将徐悲鸿作为一位画家、一位艺术家来描绘，更将其作为一个大写的人来还原。书中讲述了徐悲鸿的艺术生涯，解析了他的代表作品，评述了他的绘画思想；同时，作者还向读者真实展示了徐悲鸿坎坷的情感经历，彰显了他一以贯之的爱国主义情操。
王：读这部《悲鸿生命——徐悲鸿的生前死后》，有点欲罢不能，被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历程深深吸引。后记中说，您是作为电视纪录片《徐悲鸿》的总撰稿，开始真正接触徐悲鸿。纪录片解说词的撰写和传记文学写作是不是两套笔墨？两者之间有何异同？
傅：在撰写纪录片《徐悲鸿》之前，徐悲鸿对我来说，是一个并不陌生却又很遥远的名字。说不陌生，因为徐悲鸿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说很遥远，因为我与徐悲鸿家族并无交往，不是“圈内人”，也非“家里人”。这使我天然地就有客观的视角，尊重史实，无牵无挂。我的唯一优势，就是我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我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创作空间，远非一部纪录片可以涵盖的，这也促使我怦然心动，在做好一部纪录片的同时，甚至在完成纪录片之后，把我所感悟的一个真实的徐悲鸿写出来。
坦率地说，如果没有做纪录片的契机，以一己之力四处奔走，采访难度要大得多。然而，这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关键是带着什么样的创作理念上路。纪录性并非随意性，主观意识不可或缺。人物的厚重与选题的恢宏，只是创作成功的一个前提，它们像一块含在岩层中的璞玉，需要千锤百凿的细心雕琢。比较两者的不同，纪录片受篇幅的制约，画面精确到分秒，结构讲究紧凑，语言必须凝练，而纪实文学，则可以弥补其不足，它像开阔无比的浩大舞台，能容纳更繁复的时代浪花、更丰富的人生况味。
王：由于参加了这部纪录片制作的全过程，您走遍海内外，到访徐悲鸿去过的地方，拜会跟他接触过的好友、学生与亲朋。所以说，您这是“现场”写作，尽量抵达历史的现场，还原历史的瞬间、点滴。也就是说，既有相关史料的“间接经验”，又有实地考察的“直接经验”。这对于把握人物的性格与命运轨迹有何具体的助益？
傅：如果说，纪录片是跑出来的，那么，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也同样诞生于脚下。这是我回顾这部书的创作的由衷感受。当初我确实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立足于现有材料，访问个别老人，用文字语言升华来弥补画面语言的缺憾，这样做可以省力而省时，虽然是一条老路，可也是一条近路。另一种则是沿着徐悲鸿的生命轨迹，寻访与之相关的故事，以身临其境的画面语言感染观众，也使我写这部书时有“在场”的感受。这当然是一条远路，却是一条新路。我最终选择了后一条路。因为徐悲鸿先生生前走过许多地方，没有实地采访和跟踪寻觅，纪实的初衷就会大打折扣。
比如，徐悲鸿是海峡两岸共认的艺术大师，也是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共赴国难的爱国志士。以往对徐悲鸿到广西投身抗战一段，所接触的国民党将领语焉不详。此次旧话重提，我专程到广西，访问研究者与当年的知情者。徐悲鸿当时最重要的大幅油画《广西三杰》，也因为他画的人物曾被视作“敌对营垒”，长期不被重视。《广西三杰》中三位骑着战马的将军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都是抗战时的著名爱国将领。徐悲鸿在他们的支持下，举办广西艺术培训班，呼吁抗战、培育人才。
也许，徐悲鸿手中只有画笔，比不得手握兵权的武将，但他在民族危难之际，没有明哲保身，而是倾注了一腔热血。站在当年旧城墙旁培训班旧址，我仿佛能听到悲鸿先生慷慨陈辞，能看到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怎能不激动万分！这些抗战义举重新得到肯定，不是我眼光独特，而是历史原本如此，是历史在诉说。实地考察的“直接经验”，激活了相关史料的“间接经验”，人物的性格与命运轨迹也呼之欲出了。
王：从某种意义上说，您的这次写作始终“在路上”，一路充满了艰辛，也有着不期的惊喜，不断地有“发现”的乐趣。有哪些“发现”超出了您的预期？
傅：对于我采访和认知徐悲鸿的写作方式，丁晓原教授的评论中提出，是“以‘行走’书写历史人物本真”。这与您所说的“在路上”，是同样的意思，不知道前面有什么，不断地会有新的发现。发现就是一个从不可能到可能的过程。
每每超出预期的“发现”，总是伴随着锲而不舍地“寻踪”。以往被忽略或被边缘化的人物与事件，在历史喧嚣的潮水中逐渐浮现，证实徐悲鸿的成功并非一种偶然：人生的启蒙老师父亲徐达章，不乏中西渊博学识的康有为，聘请徐悲鸿到北大任职的蔡元培，为其争取留学名额的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在法国相识的江苏同乡周恩来，后来与徐悲鸿有君子之交的李宗仁，甚至是“夺妻之恨”的张道藩，许多顶级大师与风云人物，都对徐悲鸿产生过深刻影响，并与之碰撞。
不停追寻的采访过程一言难尽。从寒冷的冬天到酷热的夏天，从塞外的边城到南国的春城，苦苦寻找的足迹，叠印在徐悲鸿生前的行旅图上：南京、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桂林、台湾，法国、德国、意大利、新加坡、印度、日本、俄罗斯……可以用“大海捞针”来形容，有时一个线索引出另一个线索，一个人物引出另一个人物。我相信那句老话，功夫不负有心人，真理往往最朴素也最简单。述说人所共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情节与细节，在于付出的努力与发现的结果，还是成正比的。
王：通过对徐悲鸿一生经历的寻访与探究，他身上有哪些品质让您印象深刻？
傅：别以为今人比先人时尚，徐悲鸿在上世纪20年代，可谓近代中国的时尚一族：离家出走、私奔、最早的留洋学生、大学堂教授，民族贫弱的刺激、学习西方的理想、现代美术教育的实践，时代、个体、责任、命运……徐悲鸿几乎沟连着一部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他的名字背后是跨越世纪的丰厚遗产。 应该说，在徐悲鸿身上，既有传统儒家思想的传承，又有现代西方观念的汲取，其一生追求所蕴含的弘扬中国文化、凝聚民族精神、融汇中西精华的深刻内涵，体现着民国大师的素养与风范，让今天的后人高山仰止。
比如，徐悲鸿是怎么做学生的？又是怎么做教师的？他又是怎么做画家的？直到晚年，徐悲鸿早起提笔，给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回信。其中，最著名的是刘勃舒，一个喜欢画马的小学生，接到徐悲鸿认真的回信，发奋苦读后来考上了中央美院。徐悲鸿学生谈起当年，无不热泪盈眶。为什么徐悲鸿是艺术家或文化巨星，而其他画家很多只是一个教授或者美术工作者呢？这么多人怀念徐悲鸿，绝不是偶然的。说到底，当今不缺少一个画家，也不缺少一个教授，就是缺少像徐悲鸿那样的人格力量。
王：历史人物的传记写作，难免涉及一些恩怨。比如，徐悲鸿与蒋碧薇之间的爱恨情仇、是是非非，与孙多慈之间维持着一段压抑而复杂的情感距离。我感觉，您在写作过程中，总体上坚持的是“各打五十大板”的方针，对历史人物的言行展开相对而言比较客观、中立的评点。但我相信您从内心上应该对传主徐悲鸿有一些偏爱。具体写作时，您如何处理好这之间的关系？此中的分寸如何拿捏？
傅：读者完全有理由知道徐悲鸿的情感世界，我不想回避，就得面临一种挑战。既然描述徐悲鸿的一生，你就逃不脱这一个话题的“寻踪”，如实地写出他的婚姻与恋情，有助于人们对于徐悲鸿的整体认识。蒋碧微、孙多慈和廖静文，徐悲鸿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她们与徐悲鸿有过怎样的真实故事？蒋碧微和廖静文都写过徐悲鸿，性情迥异，各执一词，似乎是南辕北辙。她们写的徐悲鸿哪一个更接近真实？
在我看来，她们笔下的徐悲鸿都是真实可信的，而且并不矛盾。一个是血气方刚的才华青年徐悲鸿，另一个是稳重宽厚的画坛宗师徐悲鸿，只不过是在徐悲鸿不同的人生阶段罢了。蒋碧薇遇到的是一个未被认可的艺术家，廖静文遇到的则是一个功成名就的绘画大师。同一个人物在不同的时段，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真实，绝非仅是表达者的个人好恶。至于孙多慈，她没有写过有关徐悲鸿只言片语，却成为台湾著名画家，她的后半生用她的画笔，不辜负恩师的希望，书写了深刻的情感寄托，一切尽在不言中。
不猎奇，不戏说，占有大量的史料，此乃拿捏历史人物情感分寸的关键。处理恰到好处，有助于拓宽读者的思索空间。我提醒自己，要跳出对某个人的偏爱，从尊重事实出发，一切源于缜密的考证，这样才能有冷静客观的态度。
王：何建明先生说过，考古、考古，其实考人的“古”很有意思。结合这本《悲鸿生命》，您觉得，历史人物的传记写作魅力在哪里？
傅：有一点，纪实文学与纪录片共同特征是相通的，那就是寻找真实，用事实说话。当然，只要有志于纪实文学的作家，谁都知道真实的重要，没有人会说，要写一部虚假的东西。但是，什么叫真实？是不是用摄像机看到什么都拍，这就是真实了？是不是把采访的经历一点一滴地记住，那就是真实了？难道事实就是真相？
其实，这就是历史人物传记写作的难题。你首先面对的，是一大堆已经定位的概念与符号。徐悲鸿并不是一个封尘已久的历史人物，他是被人熟知的一位艺术名家，他画的马和鹰曾经绘在五六十年代的家用品上，有关他的宣传断断续续几乎没有停止过。我随意问画展观众和路边游人，谁都能说出一二三来：他是画马的，他是教育家，他爱国，他的人格受人尊敬。不同年龄、性别和职业，却都知道中国有个徐悲鸿。
在人们对一个历史人物较为熟悉的情况下，如何在这种熟悉中寻找陌生，寻找人们重新认识的视角？我发现，人们对徐悲鸿所熟悉、所了解的，正是那些概念与符号，而人们不熟悉的，恰恰是作家能大展身手的空白地带。熟悉并不是坏事，作家可以在这种公众的熟悉之上，搭建一座通向人物的陌生元素的桥梁。于是，我就由公众印象中的徐悲鸿进入，在今天寻找徐悲鸿身影，每一个难点都是一个起点。
而这，也是历史人物传记写作的魅力所在。从已知到未知，从当下到往昔，那些被历史风尘掩没的故事浮现了，探求、体验、思索。
王：历史人物写作，往往能在不经意间打捞出很多的历史细节，成为独立的存在，让人顿生感慨。比如说，您提及当年中国美术学院聘请研究员，徐悲鸿拟定的聘请标准有三条：须有可以见人之作品50件以上；文笔流畅；须有利人之事实，至少有人知其倾向。我觉得这三条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令人回味。我供职于报社，编辑稿子是一件日常工作，所以对“文笔流畅”这一点感同身受。而且，看时下的一些美术评论文字，云山雾罩，佶屈聱牙，面目可憎，更见徐悲鸿先生的卓识。您在写作过程中，是否也经常有这样额外的收获？
傅：您所举的聘请标准，是徐悲鸿筹备中国美术学院时所定的，其中没有几级英语，也没有高级职称，但这三条却是硬杠杠，既有“50件以上”作品的才华，又有“利人”的不自私的品质。其中强调“文笔流畅”，对于美术研究者也不可偏废，提出了美术家所具备的文学素养。徐悲鸿身体力行，不只是油画与中国画都卓尔不群，还有一手遒劲的毛笔字，能写韵味地道的旧体诗，他的书信与评论也文采飞扬。
看看如今，陈丹青先生招研究生，优秀学生通不过英语而落榜，他愤而辞职，为什么中国培养美术学生，却要用另一个国家的语言来衡量？把主要时间用来学习英语，自己的母语学得怎么样呢？徐悲鸿作为美术教育家，对于“文笔流畅”的重视是一贯的。我采访台湾陶艺家吴让农，他是徐悲鸿任校长的北平艺专的学生，他告诉我，他的语文程度原来很糟糕，给徐悲鸿校长写信常常错字连篇。看到他写错的地方，徐悲鸿并没有训斥，而是把他有错字的地方，用剪刀剪下来，把改正的字写在边上，夹在下一封信里寄过来。吴让农读后“五雷轰顶”，此后发誓要学好中文，而不仅仅成为一个匠人，终于成为陶艺大师。名满天下的徐悲鸿，这样对待自己的学生，这是什么样的师德！ 王：徐悲鸿先生说：“写生可以帮助创作，创作又要摆脱写生。”张大千先生说：“写生要能摆脱真景的限制。”您在总结的时候写道：“写生求其真，创作求其意。”这是很到位的总结，不仅是“画论”，也是“文论”。就拿传记文学而言，写出传主的真实面貌，是“求其真”；而进一步的高度应该是“求其意”。您觉得，传记文学写作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悲鸿生命》来说，您在这些方面有哪些得与失？
傅：与电视片不一样，这本书写了徐悲鸿的“生前”，也写了徐悲鸿的“死后”，这突破了常见的传记体例。1953年徐悲鸿去世，虽然是人生落幕，但在书中不是句号，而是逗号，此后的政治风云变幻，以及与徐悲鸿有关的人与事，我仍然在寻求，尽可能真实地写入其中：批评徐悲鸿的党委书记被打成“右派”；与徐悲鸿接头的学生冯法祀也在反右斗争中受到冲击；徐悲鸿画的骑兵一直是工农兵代表作，而骑兵英雄却遭受不公待遇；“文革”中徐悲鸿画作险遭毁灭，幸亏周恩来亲自过问被藏入故宫……
陈丹青先生说，徐悲鸿生得其所，死得其所。这句话听起来有些残酷，其实许多徐悲鸿弟子也说过类似的话。大意是，徐悲鸿英年早逝，却有幸免于“反右”和“文革”浩劫。否则，性情耿直的徐悲鸿有怎样的命运，实在难以预料。
如实的追述，深刻的反思，使文化传统的重新回归，显得更为不易。就像我在书中表达的那样，徐悲鸿生前传奇，死后仍然传奇。徐悲鸿身后的故事仍然具有令人回味的意义。徐悲鸿的自然生命中止了，艺术生命仍在旺盛地延续。比如徐悲鸿受到海峡两岸推崇，形成一种具有民族性的文化现象。徐悲鸿昔日同事、友人与学生，在台湾传承徐悲鸿教育思想与艺术观念，将徐悲鸿尊为“画圣”。第一本在台湾出版的大陆画家传记、第一个大陆画家赴台展，就是徐悲鸿，体现了超越政见的情感认同。
我深知，历史人物的写作，切忌就事论事，好题材不等于好作品。是捡拾一地鸡毛，还是聚集重磅能量，区别就在于立意的高低。离开了思想火花的烛照，你可能对最生动的细节视而不见，也可能对最有力的佐证十分麻木。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伴随着寻踪的深入，作者的思考也在深入。沉下心来，我凝望着我所描述的人物。穿越岁月尘埃的徐悲鸿，是一位奋力前行的艺术先驱、一位从太湖乡村走向世界的文化巨星，更是一个关于艺术与人生的纷繁话题。徐悲鸿生命之河源远流长，昭示着一位文化人，一种文化精神，对于一个民族文化的意义所在。
王：读这部《悲鸿生命——徐悲鸿的生前死后》，有点欲罢不能，被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历程深深吸引。后记中说，您是作为电视纪录片《徐悲鸿》的总撰稿，开始真正接触徐悲鸿。纪录片解说词的撰写和传记文学写作是不是两套笔墨？两者之间有何异同？
傅：在撰写纪录片《徐悲鸿》之前，徐悲鸿对我来说，是一个并不陌生却又很遥远的名字。说不陌生，因为徐悲鸿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说很遥远，因为我与徐悲鸿家族并无交往，不是“圈内人”，也非“家里人”。这使我天然地就有客观的视角，尊重史实，无牵无挂。我的唯一优势，就是我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我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创作空间，远非一部纪录片可以涵盖的，这也促使我怦然心动，在做好一部纪录片的同时，甚至在完成纪录片之后，把我所感悟的一个真实的徐悲鸿写出来。
坦率地说，如果没有做纪录片的契机，以一己之力四处奔走，采访难度要大得多。然而，这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关键是带着什么样的创作理念上路。纪录性并非随意性，主观意识不可或缺。人物的厚重与选题的恢宏，只是创作成功的一个前提，它们像一块含在岩层中的璞玉，需要千锤百凿的细心雕琢。比较两者的不同，纪录片受篇幅的制约，画面精确到分秒，结构讲究紧凑，语言必须凝练，而纪实文学，则可以弥补其不足，它像开阔无比的浩大舞台，能容纳更繁复的时代浪花、更丰富的人生况味。
王：由于参加了这部纪录片制作的全过程，您走遍海内外，到访徐悲鸿去过的地方，拜会跟他接触过的好友、学生与亲朋。所以说，您这是“现场”写作，尽量抵达历史的现场，还原历史的瞬间、点滴。也就是说，既有相关史料的“间接经验”，又有实地考察的“直接经验”。这对于把握人物的性格与命运轨迹有何具体的助益？
傅：如果说，纪录片是跑出来的，那么，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也同样诞生于脚下。这是我回顾这部书的创作的由衷感受。当初我确实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立足于现有材料，访问个别老人，用文字语言升华来弥补画面语言的缺憾，这样做可以省力而省时，虽然是一条老路，可也是一条近路。另一种则是沿着徐悲鸿的生命轨迹，寻访与之相关的故事，以身临其境的画面语言感染观众，也使我写这部书时有“在场”的感受。这当然是一条远路，却是一条新路。我最终选择了后一条路。因为徐悲鸿先生生前走过许多地方，没有实地采访和跟踪寻觅，纪实的初衷就会大打折扣。
比如，徐悲鸿是海峡两岸共认的艺术大师，也是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共赴国难的爱国志士。以往对徐悲鸿到广西投身抗战一段，所接触的国民党将领语焉不详。此次旧话重提，我专程到广西，访问研究者与当年的知情者。徐悲鸿当时最重要的大幅油画《广西三杰》，也因为他画的人物曾被视作“敌对营垒”，长期不被重视。《广西三杰》中三位骑着战马的将军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都是抗战时的著名爱国将领。徐悲鸿在他们的支持下，举办广西艺术培训班，呼吁抗战、培育人才。
也许，徐悲鸿手中只有画笔，比不得手握兵权的武将，但他在民族危难之际，没有明哲保身，而是倾注了一腔热血。站在当年旧城墙旁培训班旧址，我仿佛能听到悲鸿先生慷慨陈辞，能看到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怎能不激动万分！这些抗战义举重新得到肯定，不是我眼光独特，而是历史原本如此，是历史在诉说。实地考察的“直接经验”，激活了相关史料的“间接经验”，人物的性格与命运轨迹也呼之欲出了。
王：从某种意义上说，您的这次写作始终“在路上”，一路充满了艰辛，也有着不期的惊喜，不断地有“发现”的乐趣。有哪些“发现”超出了您的预期？
傅：对于我采访和认知徐悲鸿的写作方式，丁晓原教授的评论中提出，是“以‘行走’书写历史人物本真”。这与您所说的“在路上”，是同样的意思，不知道前面有什么，不断地会有新的发现。发现就是一个从不可能到可能的过程。
每每超出预期的“发现”，总是伴随着锲而不舍地“寻踪”。以往被忽略或被边缘化的人物与事件，在历史喧嚣的潮水中逐渐浮现，证实徐悲鸿的成功并非一种偶然：人生的启蒙老师父亲徐达章，不乏中西渊博学识的康有为，聘请徐悲鸿到北大任职的蔡元培，为其争取留学名额的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在法国相识的江苏同乡周恩来，后来与徐悲鸿有君子之交的李宗仁，甚至是“夺妻之恨”的张道藩，许多顶级大师与风云人物，都对徐悲鸿产生过深刻影响，并与之碰撞。
不停追寻的采访过程一言难尽。从寒冷的冬天到酷热的夏天，从塞外的边城到南国的春城，苦苦寻找的足迹，叠印在徐悲鸿生前的行旅图上：南京、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桂林、台湾，法国、德国、意大利、新加坡、印度、日本、俄罗斯……可以用“大海捞针”来形容，有时一个线索引出另一个线索，一个人物引出另一个人物。我相信那句老话，功夫不负有心人，真理往往最朴素也最简单。述说人所共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情节与细节，在于付出的努力与发现的结果，还是成正比的。
王：通过对徐悲鸿一生经历的寻访与探究，他身上有哪些品质让您印象深刻？
傅：别以为今人比先人时尚，徐悲鸿在上世纪20年代，可谓近代中国的时尚一族：离家出走、私奔、最早的留洋学生、大学堂教授，民族贫弱的刺激、学习西方的理想、现代美术教育的实践，时代、个体、责任、命运……徐悲鸿几乎沟连着一部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他的名字背后是跨越世纪的丰厚遗产。 应该说，在徐悲鸿身上，既有传统儒家思想的传承，又有现代西方观念的汲取，其一生追求所蕴含的弘扬中国文化、凝聚民族精神、融汇中西精华的深刻内涵，体现着民国大师的素养与风范，让今天的后人高山仰止。
比如，徐悲鸿是怎么做学生的？又是怎么做教师的？他又是怎么做画家的？直到晚年，徐悲鸿早起提笔，给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回信。其中，最著名的是刘勃舒，一个喜欢画马的小学生，接到徐悲鸿认真的回信，发奋苦读后来考上了中央美院。徐悲鸿学生谈起当年，无不热泪盈眶。为什么徐悲鸿是艺术家或文化巨星，而其他画家很多只是一个教授或者美术工作者呢？这么多人怀念徐悲鸿，绝不是偶然的。说到底，当今不缺少一个画家，也不缺少一个教授，就是缺少像徐悲鸿那样的人格力量。
王：历史人物的传记写作，难免涉及一些恩怨。比如，徐悲鸿与蒋碧薇之间的爱恨情仇、是是非非，与孙多慈之间维持着一段压抑而复杂的情感距离。我感觉，您在写作过程中，总体上坚持的是“各打五十大板”的方针，对历史人物的言行展开相对而言比较客观、中立的评点。但我相信您从内心上应该对传主徐悲鸿有一些偏爱。具体写作时，您如何处理好这之间的关系？此中的分寸如何拿捏？
傅：读者完全有理由知道徐悲鸿的情感世界，我不想回避，就得面临一种挑战。既然描述徐悲鸿的一生，你就逃不脱这一个话题的“寻踪”，如实地写出他的婚姻与恋情，有助于人们对于徐悲鸿的整体认识。蒋碧微、孙多慈和廖静文，徐悲鸿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她们与徐悲鸿有过怎样的真实故事？蒋碧微和廖静文都写过徐悲鸿，性情迥异，各执一词，似乎是南辕北辙。她们写的徐悲鸿哪一个更接近真实？
在我看来，她们笔下的徐悲鸿都是真实可信的，而且并不矛盾。一个是血气方刚的才华青年徐悲鸿，另一个是稳重宽厚的画坛宗师徐悲鸿，只不过是在徐悲鸿不同的人生阶段罢了。蒋碧薇遇到的是一个未被认可的艺术家，廖静文遇到的则是一个功成名就的绘画大师。同一个人物在不同的时段，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真实，绝非仅是表达者的个人好恶。至于孙多慈，她没有写过有关徐悲鸿只言片语，却成为台湾著名画家，她的后半生用她的画笔，不辜负恩师的希望，书写了深刻的情感寄托，一切尽在不言中。
不猎奇，不戏说，占有大量的史料，此乃拿捏历史人物情感分寸的关键。处理恰到好处，有助于拓宽读者的思索空间。我提醒自己，要跳出对某个人的偏爱，从尊重事实出发，一切源于缜密的考证，这样才能有冷静客观的态度。
王：何建明先生说过，考古、考古，其实考人的“古”很有意思。结合这本《悲鸿生命》，您觉得，历史人物的传记写作魅力在哪里？
傅：有一点，纪实文学与纪录片共同特征是相通的，那就是寻找真实，用事实说话。当然，只要有志于纪实文学的作家，谁都知道真实的重要，没有人会说，要写一部虚假的东西。但是，什么叫真实？是不是用摄像机看到什么都拍，这就是真实了？是不是把采访的经历一点一滴地记住，那就是真实了？难道事实就是真相？
其实，这就是历史人物传记写作的难题。你首先面对的，是一大堆已经定位的概念与符号。徐悲鸿并不是一个封尘已久的历史人物，他是被人熟知的一位艺术名家，他画的马和鹰曾经绘在五六十年代的家用品上，有关他的宣传断断续续几乎没有停止过。我随意问画展观众和路边游人，谁都能说出一二三来：他是画马的，他是教育家，他爱国，他的人格受人尊敬。不同年龄、性别和职业，却都知道中国有个徐悲鸿。
在人们对一个历史人物较为熟悉的情况下，如何在这种熟悉中寻找陌生，寻找人们重新认识的视角？我发现，人们对徐悲鸿所熟悉、所了解的，正是那些概念与符号，而人们不熟悉的，恰恰是作家能大展身手的空白地带。熟悉并不是坏事，作家可以在这种公众的熟悉之上，搭建一座通向人物的陌生元素的桥梁。于是，我就由公众印象中的徐悲鸿进入，在今天寻找徐悲鸿身影，每一个难点都是一个起点。
而这，也是历史人物传记写作的魅力所在。从已知到未知，从当下到往昔，那些被历史风尘掩没的故事浮现了，探求、体验、思索。
王：历史人物写作，往往能在不经意间打捞出很多的历史细节，成为独立的存在，让人顿生感慨。比如说，您提及当年中国美术学院聘请研究员，徐悲鸿拟定的聘请标准有三条：须有可以见人之作品50件以上；文笔流畅；须有利人之事实，至少有人知其倾向。我觉得这三条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令人回味。我供职于报社，编辑稿子是一件日常工作，所以对“文笔流畅”这一点感同身受。而且，看时下的一些美术评论文字，云山雾罩，佶屈聱牙，面目可憎，更见徐悲鸿先生的卓识。您在写作过程中，是否也经常有这样额外的收获？
傅：您所举的聘请标准，是徐悲鸿筹备中国美术学院时所定的，其中没有几级英语，也没有高级职称，但这三条却是硬杠杠，既有“50件以上”作品的才华，又有“利人”的不自私的品质。其中强调“文笔流畅”，对于美术研究者也不可偏废，提出了美术家所具备的文学素养。徐悲鸿身体力行，不只是油画与中国画都卓尔不群，还有一手遒劲的毛笔字，能写韵味地道的旧体诗，他的书信与评论也文采飞扬。
看看如今，陈丹青先生招研究生，优秀学生通不过英语而落榜，他愤而辞职，为什么中国培养美术学生，却要用另一个国家的语言来衡量？把主要时间用来学习英语，自己的母语学得怎么样呢？徐悲鸿作为美术教育家，对于“文笔流畅”的重视是一贯的。我采访台湾陶艺家吴让农，他是徐悲鸿任校长的北平艺专的学生，他告诉我，他的语文程度原来很糟糕，给徐悲鸿校长写信常常错字连篇。看到他写错的地方，徐悲鸿并没有训斥，而是把他有错字的地方，用剪刀剪下来，把改正的字写在边上，夹在下一封信里寄过来。吴让农读后“五雷轰顶”，此后发誓要学好中文，而不仅仅成为一个匠人，终于成为陶艺大师。名满天下的徐悲鸿，这样对待自己的学生，这是什么样的师德！ 王：徐悲鸿先生说：“写生可以帮助创作，创作又要摆脱写生。”张大千先生说：“写生要能摆脱真景的限制。”您在总结的时候写道：“写生求其真，创作求其意。”这是很到位的总结，不仅是“画论”，也是“文论”。就拿传记文学而言，写出传主的真实面貌，是“求其真”；而进一步的高度应该是“求其意”。您觉得，传记文学写作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悲鸿生命》来说，您在这些方面有哪些得与失？
傅：与电视片不一样，这本书写了徐悲鸿的“生前”，也写了徐悲鸿的“死后”，这突破了常见的传记体例。1953年徐悲鸿去世，虽然是人生落幕，但在书中不是句号，而是逗号，此后的政治风云变幻，以及与徐悲鸿有关的人与事，我仍然在寻求，尽可能真实地写入其中：批评徐悲鸿的党委书记被打成“右派”；与徐悲鸿接头的学生冯法祀也在反右斗争中受到冲击；徐悲鸿画的骑兵一直是工农兵代表作，而骑兵英雄却遭受不公待遇；“文革”中徐悲鸿画作险遭毁灭，幸亏周恩来亲自过问被藏入故宫……
陈丹青先生说，徐悲鸿生得其所，死得其所。这句话听起来有些残酷，其实许多徐悲鸿弟子也说过类似的话。大意是，徐悲鸿英年早逝，却有幸免于“反右”和“文革”浩劫。否则，性情耿直的徐悲鸿有怎样的命运，实在难以预料。
如实的追述，深刻的反思，使文化传统的重新回归，显得更为不易。就像我在书中表达的那样，徐悲鸿生前传奇，死后仍然传奇。徐悲鸿身后的故事仍然具有令人回味的意义。徐悲鸿的自然生命中止了，艺术生命仍在旺盛地延续。比如徐悲鸿受到海峡两岸推崇，形成一种具有民族性的文化现象。徐悲鸿昔日同事、友人与学生，在台湾传承徐悲鸿教育思想与艺术观念，将徐悲鸿尊为“画圣”。第一本在台湾出版的大陆画家传记、第一个大陆画家赴台展，就是徐悲鸿，体现了超越政见的情感认同。
我深知，历史人物的写作，切忌就事论事，好题材不等于好作品。是捡拾一地鸡毛，还是聚集重磅能量，区别就在于立意的高低。离开了思想火花的烛照，你可能对最生动的细节视而不见，也可能对最有力的佐证十分麻木。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伴随着寻踪的深入，作者的思考也在深入。沉下心来，我凝望着我所描述的人物。穿越岁月尘埃的徐悲鸿，是一位奋力前行的艺术先驱、一位从太湖乡村走向世界的文化巨星，更是一个关于艺术与人生的纷繁话题。徐悲鸿生命之河源远流长，昭示着一位文化人，一种文化精神，对于一个民族文化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