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你们！谢老等你们很久了。”当《环球人物》记者叩开谢辰生家的大门时，他的学生修淑清热情地招呼记者。97岁的谢辰生就坐在客厅一角的春秋椅上，对记者说：“抱歉，我不方便起来。”一边说，一边伸出手。记者赶忙弯下腰，用双手将他这只手包裹起来，并有意将握手时间多停顿几秒。
　　这是记者握过最沧桑的手。手上的皮肉已经非常松弛了，但恰恰让人更好地触碰到手指、手掌间的骨骼与气力。那是一股年迈而未散的暖流、电流，或者洪流。记者竟有在古迹间抚摸苍松翠柏之感，筋脉枯瘦、虬曲苍劲，经历雨雪风霜，看遍恩怨纠葛，却只是静静地伫
　　立在那里，不说话，或轻描淡写地讲述着一切。

“平生只做一件事，热血丹心护古城”

　　“这是一位只关心文物保护的老先生。”几乎所有接触过谢辰生的人都会这样说。两年前，谢辰生的年龄越来越大，家人让他搬到带电梯的新小区。搬家时，有一件事他叮嘱再三：“把家里的电话座机搬过去，号码一定不能变！”
　　谢辰生所住的老小区是国家文物局家属楼，曾聚集文物局的一大批专家。他的女儿程卓燕回忆，未搬走前，只要谢辰生不外出，家中几乎每天门庭若市，专家、学者、记者、文物志愿者纷纷登门拜访。特别是在北京旧城改造的那几年，不少城内古迹面临被拆除，谢辰生更是异常繁忙。文物保护志愿者们知道他曾多次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信，也能直接联系到相关部门负责人，于是就将他家的电话口口相传，一来二去，这个电话竟成了著名的“文保热线”。翻阅《谢辰生先生往来书札》《谢辰生文博文集》可以看到他和不少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书信往来。谢辰生的每一次致信，谈的问题都非常具体，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第一时间了解情况，并迅速解决。
　　“谢老最爱和年轻人聊天。”修淑清告诉记者，谢辰生对每个找他谈文物保护的年轻人都非常重视。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姚远就是这群年轻人中的一员。2006年，南京“建设新城南”城市改造项目严重威胁到南京仅存的明清街区的保留。当时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姚远写下《关于保留南京历史旧城区的紧急呼吁》，发给300多位文物保护专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邮件发出次日早上8点多，姚远接到了第一个回复电话：“我是谢辰生。”后来，谢辰生等16位不同领域的著名专家响应了姚远。上面派人到南京调查，最终促成2008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出台。
　　在谢辰生88岁生日时，文物保护志愿者送给他一面锦旗，上书：“平生只做一件事，热血丹心护古城。”谢辰生对“平生只做一件事”非常认可。他近几年也没闲着。201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收到一份正式拆迁通知。这里制作过《开国大典》《骆驼祥子》《龙须沟》等影片，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厂里老职工焦急地找到谢辰生。谢辰生马上给中央领导写信：“北影厂是全国仅存的新中国电影文化标志，其建筑也是见证了新中国电影发展历史的仅存的实物例证。”中央领导非常重视，作出相应批示。最终，北影厂原址拆迁被叫停。
　　2015年3月，谢辰生再度向中央写信。这封与宿白、耿宝昌的联名信写道，江西景德镇御窑厂作为我国唯一一处能全面、系统反映官窑陶瓷生产和文化信息的历史遗存，其出土的十数吨、上亿片瓷片只能分散寄放在简陋库房中，不仅不能满足“多级分类、系列复原、考古研究”的需求，连存放和保护都很困难。习近平总书记看到来信后高度关注，作出重要批示要求保护御窑厂遗址。很快，以御窑厂遗址为主体的改扩建和维修保护工程逐步启动。2018年5月，《景德镇市御窑厂遗址保护管理条例》正式实施。
　　这几年，谢辰生呼吁保存下来的文物古迹远不止上述几例。修淑清记得，原来住在老房子时，谢辰生家里有一个字特别大的日历，“谢老的老伴负责记录他的行程，日历的每一页几乎都写得满满当当，一周只有一两天是空的”。现在照料他的保姆总被他这样催：“你尽量动作快一些，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保姆很不解——一个年近百岁的老人，还有什么工作要做呢？后来明白了，这老爷子经常工作到凌晨3点，一直坚持到95岁。
　　其实，谢辰生71岁时就被查出得了膀胱癌，后来转移到肺部，他已经与癌症抗争26年了。去年6月，他做了肝囊肿微创手术，最严重时，除了身边的亲人，他谁都不认识了。不过在今年年初，他身体刚刚恢复健康，就坐着轮椅，冒着严寒参加了一个有关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会议。姚远说：“谢老常常跟我讲，在自己百年之前，把这件事办成了，又把那件事办成了，他一直在向前赶。”程卓燕说：“父亲让我相信，人就是凭一种信念活着。”
　　让谢辰生欣慰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的文物保护事业取得很大进步。他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增强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像爱惜自己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保护文物与发展经济两者同等重要’，说的都是何其之好啊！”

　　文化传承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
　　习总书记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提得很高，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联系起来。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绵延至今，说明了中华文化的力量。文化的传承是关系到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历史是根，文化是魂，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是文化的载体。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根，丢了魂，那是绝对不行的。这是我学习习总书记重要指示最大的收获。 ——谢辰生

不拆北海团城

　　将时间轴拉回到70多年前，年轻的谢辰生是另一番“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模样。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他已给郑振铎当了3年秘书。那3年里，他亲眼目睹大批全国各地的文物，從上海流向海外。“这让郑振铎生气极了。他当时是国民政府接收文物委员会的委员，接收的时候却发现有些文物没了。到哪去了？就是被国民党很多高官拿走了！” 　　郑振铎改变不了时局，只能自掏腰包买下一部分文物。谢辰生记得，当时郑振铎的家中摆放了几百件汉魏六朝隋唐的陶俑。新中国成立后，他把这些文物都捐献给国家。对于实在无力购买的一些古代书画，郑振铎就在流失前拍下照片。“我帮郑振铎编辑出版了《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和《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这都是因为中国文物大量外流，想通过出版图集，作为我国文物被掠夺、盗卖的历史记录，激发国人的爱国情怀。”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任文化部文物局（后改名为国家文物局）局长、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郑振铎与谢辰生有过一次谈话，问他想到哪里工作。谢辰生说：“您是大学者，我也想当个学者，也想搞点学问，是不是可以让我到研究所去？考古研究所、文学研究所我都可以去。”郑振铎当即回绝：“你哪儿都别去，就在文物局。”郑振铎语重心长地解释：“文物保护是第一位的，没有保护就没有研究。”这句话影响了谢辰生一生。
　　来到国家文物局后，谢辰生的首要任务是参与起草《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1950年5月24日，政务院颁布了第一批保护文物的法规，包括关于文物出口的《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关于考古调查的《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古建筑保护的《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等等。谢辰生说：“这一批法令颁布后，文物大规模外流的情况很快就被制止了。”
　　新中国还想方设法追回流失海外的文物。谢辰生回忆，经过周总理指示，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于1951年从香港被秘密购回，当时国家经济还很困难，但政府还是不惜重金。后来，香港成立了一个收购小组，董源的《潇湘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宋徽宗的《祥龙石图》等，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回到祖国怀抱的。

　　1953年，中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文物和建设的关系成为重点。周总理归纳出“两重两利”方针，即“重点保护，重点发掘，既对文物保护有利，又对基本建设有利”。谢辰生说了两件事，恰恰能说明“两重两利”。第一件事在1953年，北京市打算拓宽马路，计划拆掉一些牌楼，遭到文化界一些人士反对，周总理在会上讲，交通问题要解决，好的牌楼可以移到公园里。第二件事在1954年，由于道路规划，北京市领导想拆北海团城，郑振铎、翦伯赞、梁思成等纷纷反对。周总理得知后，来到北海团城。当时这里是国家文物局的办公地，周恩来步行绕团城走了一圈，然后登上团城。每一座殿，每一个房屋，他都进去看一看，又查看了团城内的古树。他一边看，一边询问有关情况，还站在团城墙下，远眺北海琼岛和中南海。最后他斩钉截铁地说：团城的一砖一瓦一树一石都不能动！最终，为了拓宽道路，并保住团城，中南海的围墙向南移了数十米。

　　考古工作必须配合基本建设。
　　我们提出来重点保护、重点发掘，是根据当时人力物力的实际情况考虑的，因为全面发掘不现实。“两重两利”方针之后，我们进而确定，在国家基本经济建设时期，考古工作必须配合以基本建设为主的具体工作方针。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很多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是在基本建设中偶然发现的，近几年新发现的上官婉儿墓地也是如此，你主动发掘的，反而收获不多。 ——谢辰生

保住西安古城墙

　　1959年的一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收到一份来自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报告，恳请他对拆除西安古城墙的做法予以干预。谢辰生回忆，不久之后，时任文化部党组书记的钱俊瑞就接到了习仲勋在凌晨兩点打来的紧急电话，大概的意思是北京城墙可能保不住了，这恐怕会引起其他地方群起效尤，他听说西安也要拆城墙，于是指示文化部赶快拿出保护西安古城墙的方案来。任务很快到了谢辰生这里，他同国家文物局两名古建筑专家紧急整理出一份材料，交给钱俊瑞。文化部立刻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建议保护西安城墙的建议》。不久之后，国务院正式下发了《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知》。1961年，西安古城墙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果当时不是习仲勋的干预，恐怕我们今天就看不到西安城墙了。习仲勋对文物保护真是做了很大的贡献。”谢辰生回忆起往事，历历在目。从1953年开始，习仲勋历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副总理等职。他非常重视文物保护工作。谢辰生说：“那会我们递交上去的关于文物保护的文件，多数是他批的。”
　　1956年，为了配合农业合作化，国务院发的《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就是习仲勋批的。谢辰生说，这个《通知》由他起草，提出的建立文物保护单位制度、开展全国普查、强调群众参与等内容都是文物保护史上的第一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转折！” 　　1960年11月，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通过《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谢辰生也是主要起草人之一，同时会议还通过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会议由副总理陈毅主持，但当他看到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后，表示不能主持。众人很诧异，陈毅说，中国是一个5000年的文明古国，那么多文物，这个名单才提出保护180处，如果他主持通过了，无法向子孙后代交代。一旁的文化部时任党组书记齐燕铭赶忙解释，180处只是第一批，后面还会有第二批、第三批。陈毅这才放心。谢辰生回忆，陈毅在会上说，在文物保护的问题上，宁可保守，不要粗暴。错保了一个，可以及时纠正;错拆了一个，就永远改不回来了。
　　谢辰生说，在中央层面，新中国文物工作始终保持了正确的原则。为了打破国际上的谣言，从1971年开始，国家决定搞文物出国展览，展览先是到英国、法国，后来又去了日本、美国，共走遍了十几个国家，这被称为继“乒乓外交”之后的“文物外交”。
　　考古发掘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1972年马王堆汉墓、1974年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都震惊了世界。长信宫灯、马踏飞燕、金缕玉衣等享誉世界的国宝也陆续出土。“那时候整个社会科学界里，只有文物局还能做出大量研究工作，一枝独秀，大家都羡慕。”谢辰生感慨道。

　　改革开放四十年离不开新中国前三十年。
　　新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虽然其中也有曲折。改革开放后这四十年是在前三十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件事我记得很清楚，上世纪60年代梁思成被批评得很厉害。他打算写一篇文章反驳。快完成的时候，得知我们的原子弹爆炸了，他马上就停笔，说还是我们的民族伟大，原子弹比别的都重要。看看我们这代人是怎么走过来的，对民族、对国家、对共产党是什么样真切的感情！ ——谢辰生

文物不是“摇钱树”

　　1977年，国家拨乱反正，谢辰生开始主持起草《文物保护法》。1982年，《文物保护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
　　讨论通过。谢辰生说，这5年间，“立法过程要征求各个部委的意见，如果有哪家不同意，法律草案就报不上去，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有争论、有妥协、有让步”。
　　1980年，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讨论文物工作。会议提出，文物保护管理的问题相当多，文物工作者应当以“责任在身、当仁不让”的精神去工作，要见难而上，不要见难而退。
　　2002年，在修订《文物保护法》的讨论过程中，出现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它最终被写进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中，成为文物保护工作总的指导方针。谢辰生说：“这个方针正确地处理了保护与利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明确要把保护放在首位，以社会效益作为最高准则，坚持了文物保护工作的公益性。”
　　当《环球人物》记者问谢辰生怎么看待近年来兴起的全民“文物热”时，他的回答有喜也有忧：“老百姓喜欢文物是好事，但就怕有人又动了文物的心思，拿文物赚钱，最后又不利于文物保护了。”

　　文物是扎根民族文明沃壤的文化之树。
　　从根本上，我们应意识到，文物的主要价值绝非经济价值，而是文化、历史和科学价值。文物的作用在于对人民进行教育，在于向社会提供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对一个民族而言，文物是一棵“家门前的老松树”，是一棵扎根民族文明沃壤的文化之树，不是一些人眼里废弃无用的“枯树”，也不是一些人眼里可摆弄支配的“摇钱树”。 ——谢辰生

　　采访结束后，修淑清将谢辰生与《环球人物》记者长谈的照片发到朋友圈，并写道“《环球人物》专访，健康状况好转”。她的朋友圈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谢辰生的照片了，谢辰生的健康状况不知牵动了多少人的心。几小时后，修淑清统一回复：“谢谢各位！满满的祝福啊！”修淑清说，谢辰生是闲不住的，一旦身体允许，就会重新投入工作。
　　修淑清给记者讲述了两件小事，或許可以解释谢辰生为什么还不能“退居二线”。第一件是前几年去常州，谢辰生来到徐志摩和陆小曼下榻过的大陆饭店，看到这座古迹已经被层层高楼包围，孤零零地伫立在那里，几乎淹没在楼群中。谢辰生也孤零零地伫立在那里，不断重复着他的口头禅“好极了”。
　　第二件是有一年去山西太谷古城。谢辰生坐在当地一户人家门前聊天，非常开心。修淑清问他：“您这一代人好像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才专门关注历史文化古城吧？”谢辰生很诚恳地说：“我年轻时在全国各地出差，看到的都是这样的老城市，没觉得有什么。直到后来都快拆没了，才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东西。”
　　谢辰生
　　1922年生于北京，著名文物专家、国家文物局原顾问、中国文物学会学术专家、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1949年进入文化部文物局工作，参加起草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文物法规。1982年，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