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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家鬼子介于温和与固执之间的笔触下，小说诸主人公身上张扬的儒道重生贵生的生命意识、乐天知命的人生哲学以及鬼子对这些人物苦难道德审判后的坚守与呼唤，既体现出传统文化不能救获现世民众又不能自我拯救的巨大困境和悲剧性，又创造出一个具有真正的人的灵魂的与自我实际生存密切相关更切实、更直观的文化世界。
关键词：鬼子小说；中国传统文化；生命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11-0-02
作家鬼子借助于他小说中的人物及其环境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联、纠葛、冲突，不断深入到社会生活本质和思想意识的深层结构之中，具有厚重的传统文化内涵和鲜明的时代品格。在记者陈纸对鬼子的访谈中，对于苦难是否带来过绝望以及文学创作对于苦难的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他曾说：“我的生活一直都处于底层，既然我能爬到今天，就证明我没有绝望过，所谓绝望，就是什么也看不到了。我这人的毛病是，这边看不到希望，我就会往那边走，等那边也看不到希望时，我就会转过身往别的地方去。”可见鬼子对苦难的价值观与对中国人影响深远的以儒道为核心的人生哲学存在诸多相通之处，但又不是简单的等同，基于一贯的平民立场，鬼子在接受传统文化时采取的是一种实用主义态度。
一、“切入像骨头一样的生活”———对生命意识的张扬
重生贵生的生命意识是儒道哲学的共同点之一。儒家哲学是一种生命哲学，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儒家以为人是天地之杰、万物之灵。孔子曾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在生死之间，孔子重视人生，珍惜生命：“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由此出发，历代的儒家学者都十分珍惜生命的存在。与儒家相比，道家学者有着更明确的重生贵生意识，老子从贵生的思想出发，极力主张“见素抱扑”，而庄子更是认为个体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
鬼子在一次访谈中说到，对写作者而言，写作就像是在做一道菜，轻松和苦难是两把不一样的刀。对我来说，苦难这把刀我用起来比较顺手，虽然有些沉重，但也就因为沉重，所以可以切下一些大的骨头。我比较喜欢切入一些像骨头一样的生活，给鸡鸭拔毛的事我是很少干的，所以就一直地使用着。我特别推崇悲剧给读者所带来的灵魂的震撼。鬼子作品大多数写弱者及苦难，涉及到贫富差距、卖淫、腐败等社会问题，他把笔触放到现实中人物所遭遇的最痛处，写出人强烈的生存意识与顽强的生命力，从而传递一种可敬的精神力量和崇高的悲剧力量。
《被雨淋湿的河》写一个从家乡走向广大世界的叫晓雷的年轻人，他放弃日本老板的物质诱惑，义无返顾地帮助孕妇，自我觉醒、个人价值实现的过程，导致各大媒体竟相报道“又一个不跪的打工仔”。鬼子在体悟现实生活时，不自觉地把这种个体人性光芒挖掘出来，实质上是在对中华民族一种灵魂深处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应该流淌在民族的血液里。晓雷的个人遭遇其实也是这一整个群体命运的真实写照，在他们的身上，传承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坚韧的个体生命意识。
鬼子笔下的苦难是沉甸甸的可触可摸的现实，而且是接踵而至的，沉重的苦难激起了受难者的抗争欲望，并为了这个欲望而去寻找，女孩寒露寻父，晓雷寻找正义，陈村寻找说法，李四寻找亲情，他们为此横冲直撞，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然而这只能把他们推向更加可怕的苦难，因为他们的欲望合情合理却得不到理解与同情，他们的追寻只能引发自身与外界、个体与社会的冲突，冲突结果是弱者的孤独与死亡。但鬼子笔下的苦难并没有让人们失去信心，他笔下塑造的苦难形象都是以社会问题作为背景，苦难激发了他们昂扬的生命力，并在内心充满了悲剧般的快感，这就使这些苦难形象因为苦难而呈现出一种崇高的精神力量。鬼子也通过这些现实苦难的形象来表现渺小人物高贵的生命力和精神力量，体现了一种深沉的现世关怀。
在我们久远的传统文化中，积极奋斗的人生态度总是受到肯定的。但先哲们在肯定生命价值的同时，也强调了有价值的生命所蕴涵的东西。在儒家看来，生命固然是宝贵的，但还有比生命更宝贵的，那就是仁义和道德，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便是如此。鬼子小说中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切入像骨头一样的生活”生命意识的张扬，是对传统仁义和道德的追询。
二、“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乐天知命的人生哲学
在关爱生命、珍惜现实的基础上，先秦儒家形成了一种“乐生主义”哲学，并将重生和乐生做了很好的协调，其关键是要统一于“乐天知命”。孔子认为，若达到了“知命”而“乐天”的境地，人无论处于何种条件，都会始终保持坦然、潇洒和积极的生活态度和乐趣。思想史研究者李泽厚曾用“乐感文化”来概括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认为我们传统文化的人生哲学基础与整体文化氛围是一种乐感的，具有实用特征的文化。善良、忍耐、易满足、达观、坚韧的人生态度就是这种“乐生主义”哲学的最好体现。有许多批评家对鬼子小说颇有微词，认为它表现的是生存环境对人的磨损，透露出消极的人生态度，是一种文化失败主义。事实上，鬼子笔下的苦难表现出对生活的浓浓情意，这源于他书中人物所持的乐天知命的生活哲学。
作家在《上午打瞌睡的女孩》寒露这个人物身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让她承载着太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苦难：父母下岗、父亲出走、母亲自杀，自己既要读书又要寻找父亲，还要偷偷地到发廊打工以养家糊口，却又偏偏被人强奸怀孕而偷偷去打胎……鬼子不动声色地讲述这个13岁的女孩所承受的生理与心理的双重苦难，对于外界，只透露出“上午打瞌睡”这样一个轻描淡写的生理反应，并且面对班主任的质询、母亲的抱憾而终，她一个人艰难地挺过来，还要更艰难地撑下去(继续寻找父亲)。
从《瓦城上空的麦田》中的李四身上不难看到阿Q的影子。小说中李四说：“别人的麦田都在山里呆着”，“就我李四的麦田，全都一块块飘到瓦城里来了。”文中一开始“我”与“我父亲”的那些生活。“成为瓦城人”也是“我父亲”的唯一愿望。他和李四一样都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瓦城去。这背后当然不仅因为“我母亲”，这里更多地藏着他对都市生活的某些渴望。对他们而言，能生活在那里就是一种荣耀。鬼子的笔触并不是仅仅到此为止，他笔下的李四还试图己经物化的城市中寻找乡村式的纯朴感情，于是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伤害。“在由乡村向城市的突围中，他拼命地要在钢筋水泥瓦石堆砌的城市里寻找一丝本该属于自己的温暖，他竭尽全力来维护的是人性中善良、光明、美好的一面。然而他的每一次正面的选择都反使他一次又一次地背离自己的初衷，步步靠近最后的悲剧”。尽管没有成功，但做出这些努力的人物身上仍然显示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乐天知命的人生哲学。
三、“你们的灵魂丢了吗”———道德审判后的坚守与呼唤
鬼子笔下的苦难是无数个偶然链接而成的必然，是沉甸甸的可触可摸的现实中绝无仅有的虚构。鬼子的小说之所以在挖掘人性悲悯的过程中显示出极为浓郁的生命质感，在于他对生活的体验不是仅仅停留在一种事件的认识上，不是仅仅将生活当作叙事情节的推动素材，而是将它自身上升为某话语形式，使它负载着独特的艺术氛围和审美向度。也许，最沉重的爱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到地上，但“阿香真的就把李貌的那句话深深地藏在了心底，藏到了李貌原来那句话藏着的地方。”如阿香和李貌的爱情，在一场大雨中，“养心的话”和墓穴成了爱情的最后归宿，这是一种温暖的生命质感。
《瓦城上空的麦田》中老爷子与李瓦们之间情感思维呈现落差，老爷子这方强烈迫切地期待着亲情，李瓦们那方却是麻木中遗忘了亲情，这两者构成了某种张力，这种张力在老爷子的倔强、及“我”的身份(拣破烂的)等外在的因素参与下构成了某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就是悲剧的原因所在。鬼子作品中“想呈现的是子女对父亲的两次丢失，头一次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们活得也不容易，为了生存，他们都很忙，忙得把乡下父亲的生日都忘了，而第二次却是在忏悔里把父亲给丢失了，这次丢失虽然无辜，然而则是应该有罪的。”在常人看来，李四这老头的倔强几乎不可理喻，是他的倔强造就了矛盾的一步步激化和不可调节，并且是他放弃了很多次完全可以使矛盾化为乌有的机会。与其说这是一个乡村老头子的顽固，不如说是一个作家鬼子的顽固，他欲借这篇小说带给读者在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之间一个广阔的思考空间，带给读者在伦理道德、义利观念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方面一面反思的镜子。在工农业的商品化与现代化过程中，人口的流动加剧，生活节奏加快，人的自我意识提高。传统家庭伦理中所固有的亲和力和归属感，家庭成员之间、亲属成员之间的感情亲密度也发生着弱化。在传统道德之下，我们不难理解老爷子那倔强的情感期待，但我们能追究李瓦们忘记父亲的生日要负的责任吗?如果说“李四”与李瓦们之间的这种情感伦理思维还不甚突现，到了他外孙女艳艳那里则显然成为某种对立。“老子六十岁生日都可以不来你说我养他们干什么?”和“不就一个生日吗?城里人又不是什么神仙，干吗非得记住你的生日?”这两种明显不同的思维已成为作品悲剧的根源。在这里，人对亲情的麻木已不再是偶然的遗忘，而是一种遗失。
鬼子曾经说过：“支撑我创作的东西，已经完全不是我个人生活的经历，而是一种新的理性的选择，这是一种观念的选择，一种心灵的选择……。”鬼子继续用他理性的思考来关注着人类、关注着人生。我们仿佛看见了鬼子那双深邃的眼睛，他正手拿一把利斧像一个道德的审判者，对我们发出了严肃的拷问：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的灵魂丢了吗，你们的亲情何在呢?
在当今作家中，鬼子可以说是在创作心境上真正持有着清醒“底层意识”的作家之一。北大教授陈晓明对鬼子创作高度的概括是：鬼子瘦硬奇崛，小说的叙事冷峻、偏执、固执。他始终如一地关怀着那些劳苦于中国底层中的弱势群体，用笔墨来展示这个弱势群体的生存与生活，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贫困。鬼子似乎总是很乐意把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放在刻画的第一位，却又并不像许多当下一些作家那样，仅仅是在于描写其琐屑的日常生活，渲染其物质的匮乏，甚至精神的贫瘠，而是着眼于他们的苦难，鬼子认为，最伟大的文学作品大凡都是表现、揭示苦难的。他多次说过，人生其实就是在穿越一条条长长的苦难的隧道，对苦难的叙述是其主题。这种对底层人士生存状态的重视与重现，正是他作为作家底层意识的强烈凸现。他用自己的心血抒写着小说的小人物苦难人生与小人物苦难人生的小说，通过一系列表现中国当代底层平民小人物苦难生活的小说，默默述说着当今社会最底层、最边缘同时也是最时髦最让作家不愿面对、也最容易触及敏感话题的一些现实问题。
鬼子是个感受型作家，他对传统文化的接受也是基于自己的生活体验。正如王瑶先生所说的，“文学中的外来影响是自觉追求的，而民族传统则是自然形成的”。按照容格“集体无意识”的观点，每个人的潜意识中都积淀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但就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来说，他所体现的传统既具有时代的痕迹又融入了自己的思考。鬼子持一种平民的实用主义立场来看待生活，来衡量一切价值，所以他也只是在一个现实的或者说世俗的层面上认同了传统，而对传统文化的超越性的一面却被他搁置了，如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态度，“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精神，道家在“安时处顺”的同时对人生自由境界的追求等等。鬼子的敏感源于他对人类生存于社会转型期的尴尬思考：传统文化道德和现代文化文明的碰撞中，作为传统文化承载者的父亲和现代文明追求者的子女，他们的生存是如此的艰难，甚至互相伤害；现代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享受，但人的心灵又是这样脆弱。人类生存的这个温和与固执之间的“二元”世界里，这种悖论式的生存价值取向究竟伸向何方？
参考文献：
[1]广西当代作家丛书(鬼子卷)[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2.
[2]李敬泽.鬼子:通过考验—评鬼子“悲悯三部曲”[M].瓦城上空的麦田,春风文艺出版,2004.
[3]程文超.鬼子的“鬼”[J].当代作家评论,2004,(1).
关键词：鬼子小说；中国传统文化；生命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11-0-02
作家鬼子借助于他小说中的人物及其环境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联、纠葛、冲突，不断深入到社会生活本质和思想意识的深层结构之中，具有厚重的传统文化内涵和鲜明的时代品格。在记者陈纸对鬼子的访谈中，对于苦难是否带来过绝望以及文学创作对于苦难的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他曾说：“我的生活一直都处于底层，既然我能爬到今天，就证明我没有绝望过，所谓绝望，就是什么也看不到了。我这人的毛病是，这边看不到希望，我就会往那边走，等那边也看不到希望时，我就会转过身往别的地方去。”可见鬼子对苦难的价值观与对中国人影响深远的以儒道为核心的人生哲学存在诸多相通之处，但又不是简单的等同，基于一贯的平民立场，鬼子在接受传统文化时采取的是一种实用主义态度。
一、“切入像骨头一样的生活”———对生命意识的张扬
重生贵生的生命意识是儒道哲学的共同点之一。儒家哲学是一种生命哲学，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儒家以为人是天地之杰、万物之灵。孔子曾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在生死之间，孔子重视人生，珍惜生命：“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由此出发，历代的儒家学者都十分珍惜生命的存在。与儒家相比，道家学者有着更明确的重生贵生意识，老子从贵生的思想出发，极力主张“见素抱扑”，而庄子更是认为个体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
鬼子在一次访谈中说到，对写作者而言，写作就像是在做一道菜，轻松和苦难是两把不一样的刀。对我来说，苦难这把刀我用起来比较顺手，虽然有些沉重，但也就因为沉重，所以可以切下一些大的骨头。我比较喜欢切入一些像骨头一样的生活，给鸡鸭拔毛的事我是很少干的，所以就一直地使用着。我特别推崇悲剧给读者所带来的灵魂的震撼。鬼子作品大多数写弱者及苦难，涉及到贫富差距、卖淫、腐败等社会问题，他把笔触放到现实中人物所遭遇的最痛处，写出人强烈的生存意识与顽强的生命力，从而传递一种可敬的精神力量和崇高的悲剧力量。
《被雨淋湿的河》写一个从家乡走向广大世界的叫晓雷的年轻人，他放弃日本老板的物质诱惑，义无返顾地帮助孕妇，自我觉醒、个人价值实现的过程，导致各大媒体竟相报道“又一个不跪的打工仔”。鬼子在体悟现实生活时，不自觉地把这种个体人性光芒挖掘出来，实质上是在对中华民族一种灵魂深处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应该流淌在民族的血液里。晓雷的个人遭遇其实也是这一整个群体命运的真实写照，在他们的身上，传承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坚韧的个体生命意识。
鬼子笔下的苦难是沉甸甸的可触可摸的现实，而且是接踵而至的，沉重的苦难激起了受难者的抗争欲望，并为了这个欲望而去寻找，女孩寒露寻父，晓雷寻找正义，陈村寻找说法，李四寻找亲情，他们为此横冲直撞，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然而这只能把他们推向更加可怕的苦难，因为他们的欲望合情合理却得不到理解与同情，他们的追寻只能引发自身与外界、个体与社会的冲突，冲突结果是弱者的孤独与死亡。但鬼子笔下的苦难并没有让人们失去信心，他笔下塑造的苦难形象都是以社会问题作为背景，苦难激发了他们昂扬的生命力，并在内心充满了悲剧般的快感，这就使这些苦难形象因为苦难而呈现出一种崇高的精神力量。鬼子也通过这些现实苦难的形象来表现渺小人物高贵的生命力和精神力量，体现了一种深沉的现世关怀。
在我们久远的传统文化中，积极奋斗的人生态度总是受到肯定的。但先哲们在肯定生命价值的同时，也强调了有价值的生命所蕴涵的东西。在儒家看来，生命固然是宝贵的，但还有比生命更宝贵的，那就是仁义和道德，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便是如此。鬼子小说中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切入像骨头一样的生活”生命意识的张扬，是对传统仁义和道德的追询。
二、“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乐天知命的人生哲学
在关爱生命、珍惜现实的基础上，先秦儒家形成了一种“乐生主义”哲学，并将重生和乐生做了很好的协调，其关键是要统一于“乐天知命”。孔子认为，若达到了“知命”而“乐天”的境地，人无论处于何种条件，都会始终保持坦然、潇洒和积极的生活态度和乐趣。思想史研究者李泽厚曾用“乐感文化”来概括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认为我们传统文化的人生哲学基础与整体文化氛围是一种乐感的，具有实用特征的文化。善良、忍耐、易满足、达观、坚韧的人生态度就是这种“乐生主义”哲学的最好体现。有许多批评家对鬼子小说颇有微词，认为它表现的是生存环境对人的磨损，透露出消极的人生态度，是一种文化失败主义。事实上，鬼子笔下的苦难表现出对生活的浓浓情意，这源于他书中人物所持的乐天知命的生活哲学。
作家在《上午打瞌睡的女孩》寒露这个人物身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让她承载着太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苦难：父母下岗、父亲出走、母亲自杀，自己既要读书又要寻找父亲，还要偷偷地到发廊打工以养家糊口，却又偏偏被人强奸怀孕而偷偷去打胎……鬼子不动声色地讲述这个13岁的女孩所承受的生理与心理的双重苦难，对于外界，只透露出“上午打瞌睡”这样一个轻描淡写的生理反应，并且面对班主任的质询、母亲的抱憾而终，她一个人艰难地挺过来，还要更艰难地撑下去(继续寻找父亲)。
从《瓦城上空的麦田》中的李四身上不难看到阿Q的影子。小说中李四说：“别人的麦田都在山里呆着”，“就我李四的麦田，全都一块块飘到瓦城里来了。”文中一开始“我”与“我父亲”的那些生活。“成为瓦城人”也是“我父亲”的唯一愿望。他和李四一样都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瓦城去。这背后当然不仅因为“我母亲”，这里更多地藏着他对都市生活的某些渴望。对他们而言，能生活在那里就是一种荣耀。鬼子的笔触并不是仅仅到此为止，他笔下的李四还试图己经物化的城市中寻找乡村式的纯朴感情，于是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伤害。“在由乡村向城市的突围中，他拼命地要在钢筋水泥瓦石堆砌的城市里寻找一丝本该属于自己的温暖，他竭尽全力来维护的是人性中善良、光明、美好的一面。然而他的每一次正面的选择都反使他一次又一次地背离自己的初衷，步步靠近最后的悲剧”。尽管没有成功，但做出这些努力的人物身上仍然显示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乐天知命的人生哲学。
三、“你们的灵魂丢了吗”———道德审判后的坚守与呼唤
鬼子笔下的苦难是无数个偶然链接而成的必然，是沉甸甸的可触可摸的现实中绝无仅有的虚构。鬼子的小说之所以在挖掘人性悲悯的过程中显示出极为浓郁的生命质感，在于他对生活的体验不是仅仅停留在一种事件的认识上，不是仅仅将生活当作叙事情节的推动素材，而是将它自身上升为某话语形式，使它负载着独特的艺术氛围和审美向度。也许，最沉重的爱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到地上，但“阿香真的就把李貌的那句话深深地藏在了心底，藏到了李貌原来那句话藏着的地方。”如阿香和李貌的爱情，在一场大雨中，“养心的话”和墓穴成了爱情的最后归宿，这是一种温暖的生命质感。
《瓦城上空的麦田》中老爷子与李瓦们之间情感思维呈现落差，老爷子这方强烈迫切地期待着亲情，李瓦们那方却是麻木中遗忘了亲情，这两者构成了某种张力，这种张力在老爷子的倔强、及“我”的身份(拣破烂的)等外在的因素参与下构成了某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就是悲剧的原因所在。鬼子作品中“想呈现的是子女对父亲的两次丢失，头一次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们活得也不容易，为了生存，他们都很忙，忙得把乡下父亲的生日都忘了，而第二次却是在忏悔里把父亲给丢失了，这次丢失虽然无辜，然而则是应该有罪的。”在常人看来，李四这老头的倔强几乎不可理喻，是他的倔强造就了矛盾的一步步激化和不可调节，并且是他放弃了很多次完全可以使矛盾化为乌有的机会。与其说这是一个乡村老头子的顽固，不如说是一个作家鬼子的顽固，他欲借这篇小说带给读者在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之间一个广阔的思考空间，带给读者在伦理道德、义利观念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方面一面反思的镜子。在工农业的商品化与现代化过程中，人口的流动加剧，生活节奏加快，人的自我意识提高。传统家庭伦理中所固有的亲和力和归属感，家庭成员之间、亲属成员之间的感情亲密度也发生着弱化。在传统道德之下，我们不难理解老爷子那倔强的情感期待，但我们能追究李瓦们忘记父亲的生日要负的责任吗?如果说“李四”与李瓦们之间的这种情感伦理思维还不甚突现，到了他外孙女艳艳那里则显然成为某种对立。“老子六十岁生日都可以不来你说我养他们干什么?”和“不就一个生日吗?城里人又不是什么神仙，干吗非得记住你的生日?”这两种明显不同的思维已成为作品悲剧的根源。在这里，人对亲情的麻木已不再是偶然的遗忘，而是一种遗失。
鬼子曾经说过：“支撑我创作的东西，已经完全不是我个人生活的经历，而是一种新的理性的选择，这是一种观念的选择，一种心灵的选择……。”鬼子继续用他理性的思考来关注着人类、关注着人生。我们仿佛看见了鬼子那双深邃的眼睛，他正手拿一把利斧像一个道德的审判者，对我们发出了严肃的拷问：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的灵魂丢了吗，你们的亲情何在呢?
在当今作家中，鬼子可以说是在创作心境上真正持有着清醒“底层意识”的作家之一。北大教授陈晓明对鬼子创作高度的概括是：鬼子瘦硬奇崛，小说的叙事冷峻、偏执、固执。他始终如一地关怀着那些劳苦于中国底层中的弱势群体，用笔墨来展示这个弱势群体的生存与生活，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贫困。鬼子似乎总是很乐意把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放在刻画的第一位，却又并不像许多当下一些作家那样，仅仅是在于描写其琐屑的日常生活，渲染其物质的匮乏，甚至精神的贫瘠，而是着眼于他们的苦难，鬼子认为，最伟大的文学作品大凡都是表现、揭示苦难的。他多次说过，人生其实就是在穿越一条条长长的苦难的隧道，对苦难的叙述是其主题。这种对底层人士生存状态的重视与重现，正是他作为作家底层意识的强烈凸现。他用自己的心血抒写着小说的小人物苦难人生与小人物苦难人生的小说，通过一系列表现中国当代底层平民小人物苦难生活的小说，默默述说着当今社会最底层、最边缘同时也是最时髦最让作家不愿面对、也最容易触及敏感话题的一些现实问题。
鬼子是个感受型作家，他对传统文化的接受也是基于自己的生活体验。正如王瑶先生所说的，“文学中的外来影响是自觉追求的，而民族传统则是自然形成的”。按照容格“集体无意识”的观点，每个人的潜意识中都积淀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但就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来说，他所体现的传统既具有时代的痕迹又融入了自己的思考。鬼子持一种平民的实用主义立场来看待生活，来衡量一切价值，所以他也只是在一个现实的或者说世俗的层面上认同了传统，而对传统文化的超越性的一面却被他搁置了，如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态度，“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精神，道家在“安时处顺”的同时对人生自由境界的追求等等。鬼子的敏感源于他对人类生存于社会转型期的尴尬思考：传统文化道德和现代文化文明的碰撞中，作为传统文化承载者的父亲和现代文明追求者的子女，他们的生存是如此的艰难，甚至互相伤害；现代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享受，但人的心灵又是这样脆弱。人类生存的这个温和与固执之间的“二元”世界里，这种悖论式的生存价值取向究竟伸向何方？
参考文献：
[1]广西当代作家丛书(鬼子卷)[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2.
[2]李敬泽.鬼子:通过考验—评鬼子“悲悯三部曲”[M].瓦城上空的麦田,春风文艺出版,2004.
[3]程文超.鬼子的“鬼”[J].当代作家评论,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