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国发展逐步进入“十四五”时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十四五”期间将加速演进。应对好這个变局，需要有更优秀的下一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接班人。
　　“十四五”期间，生于20世纪90年代最年轻者将从22岁步入27岁，最年长者将从31岁步入36岁，正好是国家发展与社会建设的主力人群。根据相关统计，约有2.1亿人出生于1990-1999年，这2亿多新一代的中国人尽管居住在不同区域、经历不同的家庭境况，但他们的成长进程大体与中国融入国际化并伴随着国力快速提升的进程几乎同步。
　　中国“90后”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同龄人在某些方面的特点更为突出，“90后”受中国国力提升与中外频繁互动的影响也远远超过此前每一代人。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需要他们拥有更强的网络技术能力、理论自信、国际视野与全球参与，但他们中的不少人时而会对未来感到迷惘，时而会对国力过于自信，制度壁垒与改革滞后也在影响着新一代年轻人的健康成长与中外交流。
　　从中外比较看，各行各业都可能出现从世界的“跟跑者”到国际“领跑者”的角色转化，领跑优势是否持续，关键要看是否后继有人；从国内发展看，年轻人向往美好生活的实现程度，直接决定着社会矛盾的化解与国家发展的持续；从国际博弈看，年轻一代与国际社会的交往能力与国家的外部环境息息相关。
　　“十四五”期间将出现从全球治理、经济动能到大国格局等三个方面的重大变化，对中国“90后”提出新的要求。一是全球治理的重组，需要中国“90后”更多的国际参与。“十四五”阶段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这意味着中国需要有大量的人才投入到国际组织、非政府机构还有跨国大企业、全球公益组织、媒体、智库等，尤其是有国际视野、英文流利的“90后”，将是中国参与未来全球治理的主力。这些“90后”不只是需要了解中国国情、国家利益所在，还要东西兼容、了解世界；不只是热爱祖国，还要有全球情怀。这无疑对“90后”一代提出更高的标准。二是大国格局的重塑，需要中国“90后”更多的亚洲意识。“十四五”阶段，中国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内的消费、服务、技术、能源、人才市场都会出现快速提升，与亚洲尤其是周边各国的互动与交流也将比过去更频繁。在这个进程中，依靠年长者不如开拓年轻人，让“90后”深挖周边国家，参与边贸、口岸建设。投身中国—东盟、中日韩、中国—南亚、中国—西亚、中蒙俄等区域建设的浪潮，也急需要年轻一代的大量参与。中国对外开放需要更宽的领域、更深的层次，“90后”是最紧迫的人才增量。三是经济动能的重启，需要中国“90后”更多的创新精神。从经济增长态势看，人类社会运行在“十四五”期间将全面进入“数字时代”。中国从信息时代的“跟跑者”逐渐成为数字时代的“领跑者”。但面对更强者美国的竞争压力以及因各国智能技术在拥有程度、应用广度与创新效率上的差别而形成的“新数字沟壑”，中国必须在“十四五”期间要有一批高端科技人才，尤其是在科技创新、智能革命进程中的“弄潮儿”，这势必提升了对“90后”一代的整体要求。“90后”一代需要为国家的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战略支撑，积极解决各类“卡脖子”事项，防范数字化风险，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拥有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数字中国”。
　　结合“十四五”规划的相关内容，笔者对未来中国改革提出与“90后”特征更有相关性的七大建议：第一，尽快完善不拘一格的科技创新人才制度，激发下一代中国人的创新活力。第二，尽快推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特色理论体系，让下一代中国人能深度领悟和了解中国的未来发展的逻辑。第三，建议尽快建成比肩国际发达标准的高质量教育系统，让下一代中国人更多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国家建设与发展的接班人。第四，尽快深化大中型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让下一代中国人不再重复遭受因区域与城乡差异引发的阶层固化桎梏。第五，尽快健全新型消费升级促进政策，引导下一代中国人健康消费。第六，尽快扩大长租房与廉租房政策的覆盖广度，疏缓下一代中国人的焦虑情绪。第七，尽快强化中外相通的精英流动制度，让下一代中国人能更高效地在中外机构之间进行工作职位的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