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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是人类的系统危机。美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为投资者创造了比发行者更低的风险，个体风险的最小化使潜在风险在系统层面体现，最终导致系统瓦解。美国和世界经济缺乏增长点，导致走出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向着长时间的、严重的萧条方向发展。二十国集团因创建目的差异和内在的矛盾关系，无法解决当前世界金融体系的问题，该组织演变为国际争论中心的可能性甚至大于全球治理的模式，它需要被使用但不应被寄予厚望。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着从投机型到生产型的痛苦转型，核销投机性债务、实行金本位制度并确立新的全球储备货币是痛苦相对较小的转型方式。
【关键词】金融危机 二十国集团 转型 改革
【作者简介】俄罗斯著名政治经济评论家，全球化问题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博士。
一、现代人类危机
当前出现的经济问题仅仅是人类系统性危机的另一种体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一方面看，我们都处于维持风险的定律之下，也就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减少个体风险会增加系统整体风险，最终导致系统的崩溃。
我们在美国股票市场上看到了这样的情况：公司债券一级市场中的金融衍生品系统为投资者创造了比发行公司更低的风险。个体风险的最小化使潜在风险在系统层面体现，最终导致系统瓦解。同样，这种风险定律在完全不同的领域也得到体现：从儿童教育（保护男童安全已经给整个年龄层带来消极情绪）到医疗保障（救助患病儿童破坏了发达国家的基因库）。人类的属性注定了我们无法阻止风险灾难性和破坏性的爆发。
另一方面，自全球化进程起始以来，意识塑造已经成为一种最有利可图的公共性的商业活动。这意味着人类的主要任务不是改变周边环境，而是塑造个人意识。这种变化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是前所未有的，人类的意识逐步成为一个紧张且混乱的相互作用的客体。世界可知性的减弱加剧了人们对神秘主义而非科学的需求，教育变成一种社会管控的工具。人类开始进入返古化的过程当中，这种非人性化的进程逐步滑向“新中世纪主义”方向。
从单纯的经济角度分析，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各种层面的社会关系的相互适应——从家庭到国家——从工业化时代技术向后工业化时代技术的转变。这种转变在其第一阶段呈现出信息化的特征，将来可能会延伸至生物领域。在讨论经济问题时，我们不能忽视这种远比经济关注的范围更加广泛和深远的系统性的转变。
二、全球垄断主义的危机
全球垄断主义衰竭是新一轮世界大萧条的根本原因，也是生产过剩危机爆发的根源。对全球垄断主义来说并不存在外部的竞争源头，其主导性地位只会被技术突破带来的竞争所撼动。然而，技术进步一方面受到全球垄断主义的制约（包括知识产权的制约），同时也缺乏客观消亡的威胁（创建新技术准则从本质看是不经济的），人类把改变世界的努力转化为自己对世界认识的转变。所以，这种疾病式的衰竭还将持续，并且导致更为深刻的社会结构变化。当然，我们只需要观察这种变化在金融领域的具体表现。
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的深度因为对其爆发根本原因的忽视而被低估，这个原因就是苏联消亡后建立全球发展模式的衰竭。西方在“冷战”中战胜苏联之后，出于为本国全球性跨国集团利益的考虑，自私地封锁了世界，剥夺了超过半数世界人民正常发展的可能性（为了避免他们与跨国集团竞争）。从这种社会变化的广度、深度和破坏性来看，一方面它保证了发达国家建立欧洲传统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源，另一方面则从技术、知识和金融领域保证了全球化的发展。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这种变化使他们有可能建立第二个“孔基斯塔”。
西方通过全球性广告式的宣传，将这部分人民对日常生活的最低标准等同于发达国家的较高层次的物质需求。从90年代末期开始，这种行为明显地导致了全球性的紧张局势，催生了恐怖主义和几乎洗刷西方文明的移民潮。但是，在这种剥夺大部分人类发展权利的做法实行之前，发达国家的需求已经被限制，并产生了生产过剩危机。这种危机首先爆发于信息和控制技术领域，而并非传统商品领域。
危机发生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发展中国家以外的发达国家中，因技术更新导致中产阶级的消亡和由此带来的间接性的需求萎缩（后工业化时代高端制造技术的传播是中产阶级被摧毁的首要原因，其次是制造业向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转移）。
扩大对欠发达世界的信贷规模这种看似本能性的应对危机的方法，引发了1997—1999年的债务危机，并在2000—2001年以“回旋镖”的方式回击美国。美国通过以下两种战略使自己（包括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经济）摆脱萧条：
首先，输出不稳定因素。美国通过这种手段打击竞争者，并促使对美国有资金和知识力量需求的国家进入美国的“避风港”。日益增加的不稳定因素成为美国增长军费开支的理由，从而代替以刺激经济和技术为主的市场的手段（军事凯恩斯主义在里根政府时期的效果显著）。这种战略虽然于1999年在南斯拉夫成功实现对欧元的打压，但在之后的伊拉克战争中则走到了尽头。当前中东北非地区的局势表明，实行输出不稳定因素的战略对美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相反的“混乱输出”效应。但美国甚至未尝试控制由其战略造成的不稳定地区，从而成为全球政治军事危机的催化剂。根据“小布什主义”的替代者奥巴马的主张，要求美国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人的力量达到目的，包括消耗北约盟国的资源。同时，不对非西方社会进行美国化，而是将它们淹没在自身的混乱中，从而以最小的力量控制这些地区的资源。正是这种以混乱代替稳定的政策，使美国选择支持梅德韦杰夫，而并非普京。
但是，在金融领域这种战略的实施被证实不足以维持世界对美元的应有需求量。美国在处于对日本核泄漏事故的高度恐惧时期警告日本，禁止其大量抛售美国有价债券，这不仅会导致短期国债比例增加，也是一种危险的限制流动性手段。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t & Poors）将美国国债的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 ，改变了自1941年4月以来近70年美国的信用地位。
第二项经济发展战略是从2000年开始不断扩增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这种战略所造成的金融泡沫显现于2006年，但美国的多层金融基础结构避免了瞬间的崩溃，在经历长期的痛苦后，于2008年9月公开爆发。
当前，西方并未尝试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而仅仅将世界推向已经逝去的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状态，在关于全球化的讨论和人道主义干预的幌子下，对包括东欧地区在内的全世界实行实质性的新殖民主义。美国有限的行动能力甚至无法以牺牲部分当前利益为代价调整自身战略，其自杀性的自私意识将全新的世界发展的参与者——欧盟、中国和或许其领导人具备足够智慧的俄罗斯推向了世界发展的前沿，并由此终结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当前人类的一体化进程类似于20世纪初，已经超出了自身的可控范围。必须减弱这种进程的深度，并通过简化的方式重建部分的可控性。
在实践中，这种可控性建立在全球化向区域化的转变：建成相应的较大范围的宏观区域，并在区域之间展开激烈的文化、政治、经济和科技竞争。此类宏观区域的建立可以限制绝对权力，阻止全球垄断主义的出现，垄断主义对其他宏观区域的冲击渗透也将受到限制。正是因为如此，这种做法不被全球统治阶级和自身利益至上的美国领导人所接受，相较于让这些宏观区域在可控的全球垄断和全球市场中脱颖而出，他们更希望把潜在的区域推入混乱状态。然而，人们可以假设这种平衡在某时会建立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多元货币（每个货币区拥有自己的储备货币）的两极体系之上（呈现出美国与中国的对立，而欧盟、日本、印度甚至可能包括俄罗斯作为总体的平衡器，类似于70年代至80年代的不结盟运动）。
但是，现今发展的根本问题并非美国的自私性战略，也不是流动性短缺问题、债务危机或产权人对高级经理人的失控（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就是废除私有权和古典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美国和世界经济缺乏增长点。美国金融系统复苏不会减轻由全球垄断主义带来的生产过剩危机，不会创造一个新的经济“发动机”作为替代品。这意味着走出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并非向着重建，而是向着长时间的、严重的萧条方向发展。
三、国际金融系统改革的需求
稳定国际金融体系的紧迫任务是限制投机行为和改变现有金融政策的原则：资金应当服务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而非全球（主要是投机性）市场的需求。不过，这需要大多数国家重新获得财政自主权，这对全球的投机者和发达国家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政策不会针对现存的全球金融体系进行改革，因为它们是现有体系的主要受益者，对该体系作出任何根本性的优化都会为它们带来直接的物质损失。
1997年金融危机时提出的部分未得到实践的做法虽不能完全消除当前危机，但可缓解并建立共同的应对危机的机制。这其中包括：（1）保障投机性资金流向的透明度（从长远看，包括建立针对所有跨国集团的全球性的观察和协调机构）；（2）将针对投机性资金外流征税的这种极端措施（在1997—1999年间智利和马来西亚曾使用相同的方法拯救经济）作为正常手段，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经济调节工具，在具体情况和相应条件下由本国政府负责实施；（3）按照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不同比重，促使各国参与全球金融机制（首先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政策制定（这意味着减少美国并增加中国的影响），目前此种努力还远远不够；（4）确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工作的透明度（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拥有对货币战争或一国经济情况恶化的责任判定权），最终公开并讨论其相关文件（包括制定过程中的文件）；（5）促使二十国集团更为合理化，使其成为全球性的协调机构。将所有国内生产总值不低于相应标准的国家全部纳入为成员国（目前仅在西班牙问题上得到解决），重要的是建立对所有成员国具有强制效应的决议形成程序。
四、二十国集团：平台而非架构、论坛而非机制
不可忽视的是，二十国集团的成立起源于应对1997—1999年的金融危机。此后，它成为发达国家和相对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开展权钱交易的场所，在2008年作为“最后的稻草”被世界抓住。因其创建目的的差异无法解决当前世界金融体系的问题，该组织演变为国际争论中心的可能性甚至大于全球治理的模式。
当今世界（包括二十国集团内部）的主要矛盾在中美关系当中，即使世界不会重新分裂为两个集团（包含固定的“游戏规则”），这种关系的稳定性也取决于对以下6种关系的处理：
（1）赤字与盈余的对立。拥有庞大的经常性账户和贸易赤字的国家全力推动关于国际失衡问题的讨论，并努力建构相应的行政约束机制。与它们对立的是因此将受到直接或间接损失的外贸盈余国家。美国和中国是主要的争论者，但德国作为一个出口大国，对美国的要求比中国更为严厉，提出拒绝一切出现经常性账户赤字水平的可能性。日本和沙特作为外贸盈余国也同样支持此种做法；
（2）贬值竞赛。美国指责中国蓄意低估人民币，中国则认为美国通过发行美元来操纵市场，二十国集团其他成员国无意进入货币战的中心。印度对人民币的弱势表示担忧，德国则担心美联储不负责任的行为（削弱欧元和强化美元地位），任何国家都不愿受到损失。因此，二十国集团原则上不会考虑以信息攻势（由欧洲人自己发起）为借口将欧元贬值以解决南欧国家的危机这种毫无争议的货币战争手段；
（3）财政政策：从紧还是宽松？英国和美国最初支持通过扩大预算支出甚至达到预算赤字以刺激经济的做法，德国表示反对。目前，英国被迫加入了从紧阵营，而美国在实行宽松的预算政策后，试图通过相对从紧的政策予以弥补。其结果可能出现一种矛盾的情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自由主义教条的坚定支持者，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减少政府开支，同时又会成为对这种做法的正确性表示怀疑的国际辩论中唯一的参与者；
（4）文化的分割。七国集团（G7）是由西方国家和日本所组成，这些国家都曾以各种形式拥有过殖民地（有些国家甚至保留至今）。在二十国集团中，它们与具备一定影响力的曾经的被殖民国成为“邻居”，这其中包括中国、印度、南非、印度尼西亚和巴西。二十国集团有可能会陷入历史文化、种族归属或杂乱的个体关系中并最终瓦解（虽然表面上这些国家以七国集团和金砖国家（BRICS）予以区分）。此类分歧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少碳排放问题上更为明显，在联合国层面的磋商失败后，分歧延续至二十国集团内部。中国、印度和巴西认为，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在发展中所消耗的能源和排放的温室气体远远多于发展中国家，但它们却习惯于指责中国；
（5）神圣规则。运作方式是二十国集团的核心问题：需要达成强制性协议还是参照八国集团（G8）“俱乐部”的模式？在该问题上的深层分歧导致各国无法建立统一的“俱乐部”式的平台，也没有机会商讨共同的责任。在这个问题上，中美这两个主权至上的大国反对强制性协议，而已向布鲁塞尔让渡部分主权的欧盟国家则倾向制定共同的全球性的责任；
（6）二十国集团和其他国家。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以外还游离着170多个国家。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包括欧盟对于其成员国）的存在可以弥补这种不平衡”的谎言已到达崩溃的边缘，因为二十国集团成员国本身在这些组织中拥有重要影响力。但是，其他各国的意见无法得到表达也看似合理：弱国的影响力应当弱小，这也是建立世界性的调节器和未来建立全球性政府的必要准则。
因此，二十国集团受制于这些矛盾，也导致了该组织的有效性缺失。它需要被使用但不应被寄予厚望。
五、悖论的解决方案：一个没有债务的世界
到底什么才是走出危机的方法？什么才是将投机型经济转为生产型经济的救命药方？我们必须通过重新回顾历史找寻答案，是什么导致西方的生产型经济成为投机型的。
美国不但走出了1979—1982年间的滞胀（经济增长停滞伴随价格上涨），同时通过大量的信贷扩张的方法在经济竞争中战胜苏联，从而保证了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扩大信贷这种工具改变了“游戏规则”：如果此前债务人必须偿还所欠债务和利息，现在只需偿还利息部分。作为贷款核心的债务本金成为再贷款的抵押物，也就是将这笔债务的期限再次延长。
过度宽松的信贷政策为本已处于深层结构危机中的美国经济注入了巨大的活力，而正处于权力更迭中呆滞的苏联领导人只能憧憬类似的发展。最终，在全面集约化发展的基础上，美国消灭了自己的战略对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也巩固了自己在近20年时间内毫无争议的全球霸主地位。但是，美国的经济主体是不断增加的 “金融泡沫”，并且积累了使之无法持续发展的巨额债务，这意味着持续近30年的美国统领世界时期建立的资源生产和运行的有效机制的终结。
清算的时刻已至，但近10年累积的债务不存在理论上偿还的可能性。全球金融系统正在处于这种完全的不确定性当中：债务不仅无法偿还也无法继续增加。信贷的金字塔正在崩溃，几年时间内会将部分无良的银行家和监管者埋葬，为全球金融体系带来无法预测的社会和政治灾难。战略分析家的精力都集中关注如何将危机转嫁给自己的竞争对手，但这种类似于劳改营当中的生存准则（后于他人的灭亡）无法保证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有效性。唯一的合理解决被人们称之为“全球性动荡”或“史无前例的不确定性”的方案是拒绝债务并完全核销现有债务。从根本上来看，如果债务无法被偿还，只能将其核销。
有趣的是，俄罗斯的自由派在西方的压力下已经完全消除了债务（俄罗斯也因此在2001年成为对不发达地区的最大援助国），此种超前的范式向所有发达国家作出了表率。虽然在短期内这种方式很难被借用，因为无论何种债务，甚至坏账也是一种有效的政治施压工具，至少可以获得除资金以外的多种让步。然而，当大部分债务成为坏账的时候，获得这类让步也和偿还债务一样变得不可能。从“1美元债务是借债人的问题，10亿美元债务则是债权人的问题”这个幽默中可以看出，此类做法已成为一种正常行为，债务的主要部分将被划入“有毒资产”或者被核销。可悲的是，这种灾难性的行为无法改变这个以自身资源所建立的系统：债务可以被核销，但仅仅是出于增加新的无法偿还债务的考虑。逃离这种“死胡同”只能依靠制定根本性的全新的经济运行原则。
目前来看，这些原则的轮廓依然模糊，但首先必须认清现实并核销一切坏账。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们谈论没有兼并和赔款的世界时看似可笑，统治精英在这个想法成为所有抗争中国家人民的口号之前也曾嗤之以鼻，虽然最终它并未得到实现，但是已经改变了世界发展的方向。核销坏账并建立没有债务的世界可以被看做是这种想法的激进式的替代品。必须承认的是：现有债务的主要部分是投机性而非投资性的，它们只能被核销而无法偿还，从而使这些债务人摆脱负担。这种负担不但压迫债务人，也限制了世界经济的整体发展。银行系统将不可避免地遭受重大损失，但国家和世界性金融机构可通过共同努力，改变现行的规定以防止其破产。核销债务可以作为金本位制度实行的基础，也符合当前大多数讨论的为“空中金融城堡”增加客观基础。
当前，从理论上来看还无法达到此种效果，因为这种做法会限制信贷，而目前经济竞争力直接取决于信贷扩张，自愿地去破坏它无疑是经济自杀行为。但是，继续扩大信贷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世界经济面临着从投机型到生产型的痛苦转型，核销投机性债务、实行金本位制度并确立新的全球储备货币是痛苦相对较小的转型方式。以个体意识为指导，滞后地执行客观规律，只会导致其灾难性的自动爆发，带来的破坏力也将大大超过预想程度。
促使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加速枯竭最有可能成为减轻债务方法，但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经济的非市场化（或需求不足与正常交易的融合困境）。同时，应当更多地强调利用资金换取技术对社会生活结构性调整的作用。（当前，相较于容易获得的资金，对技术的追求已经成为国家成功和影响力增长的标志。）从另一方面看，没有中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会成为一种负面教材。广泛传播较为廉价的高端制造技术可以作为有别于新中世纪主义的选择，但目前来看，有能力推动此类传播的主体和机制还不明显，原则上说中国也有可能成为这个主体。（赵隆翻译）
【关键词】金融危机 二十国集团 转型 改革
【作者简介】俄罗斯著名政治经济评论家，全球化问题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博士。
一、现代人类危机
当前出现的经济问题仅仅是人类系统性危机的另一种体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一方面看，我们都处于维持风险的定律之下，也就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减少个体风险会增加系统整体风险，最终导致系统的崩溃。
我们在美国股票市场上看到了这样的情况：公司债券一级市场中的金融衍生品系统为投资者创造了比发行公司更低的风险。个体风险的最小化使潜在风险在系统层面体现，最终导致系统瓦解。同样，这种风险定律在完全不同的领域也得到体现：从儿童教育（保护男童安全已经给整个年龄层带来消极情绪）到医疗保障（救助患病儿童破坏了发达国家的基因库）。人类的属性注定了我们无法阻止风险灾难性和破坏性的爆发。
另一方面，自全球化进程起始以来，意识塑造已经成为一种最有利可图的公共性的商业活动。这意味着人类的主要任务不是改变周边环境，而是塑造个人意识。这种变化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是前所未有的，人类的意识逐步成为一个紧张且混乱的相互作用的客体。世界可知性的减弱加剧了人们对神秘主义而非科学的需求，教育变成一种社会管控的工具。人类开始进入返古化的过程当中，这种非人性化的进程逐步滑向“新中世纪主义”方向。
从单纯的经济角度分析，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各种层面的社会关系的相互适应——从家庭到国家——从工业化时代技术向后工业化时代技术的转变。这种转变在其第一阶段呈现出信息化的特征，将来可能会延伸至生物领域。在讨论经济问题时，我们不能忽视这种远比经济关注的范围更加广泛和深远的系统性的转变。
二、全球垄断主义的危机
全球垄断主义衰竭是新一轮世界大萧条的根本原因，也是生产过剩危机爆发的根源。对全球垄断主义来说并不存在外部的竞争源头，其主导性地位只会被技术突破带来的竞争所撼动。然而，技术进步一方面受到全球垄断主义的制约（包括知识产权的制约），同时也缺乏客观消亡的威胁（创建新技术准则从本质看是不经济的），人类把改变世界的努力转化为自己对世界认识的转变。所以，这种疾病式的衰竭还将持续，并且导致更为深刻的社会结构变化。当然，我们只需要观察这种变化在金融领域的具体表现。
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的深度因为对其爆发根本原因的忽视而被低估，这个原因就是苏联消亡后建立全球发展模式的衰竭。西方在“冷战”中战胜苏联之后，出于为本国全球性跨国集团利益的考虑，自私地封锁了世界，剥夺了超过半数世界人民正常发展的可能性（为了避免他们与跨国集团竞争）。从这种社会变化的广度、深度和破坏性来看，一方面它保证了发达国家建立欧洲传统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源，另一方面则从技术、知识和金融领域保证了全球化的发展。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这种变化使他们有可能建立第二个“孔基斯塔”。
西方通过全球性广告式的宣传，将这部分人民对日常生活的最低标准等同于发达国家的较高层次的物质需求。从90年代末期开始，这种行为明显地导致了全球性的紧张局势，催生了恐怖主义和几乎洗刷西方文明的移民潮。但是，在这种剥夺大部分人类发展权利的做法实行之前，发达国家的需求已经被限制，并产生了生产过剩危机。这种危机首先爆发于信息和控制技术领域，而并非传统商品领域。
危机发生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发展中国家以外的发达国家中，因技术更新导致中产阶级的消亡和由此带来的间接性的需求萎缩（后工业化时代高端制造技术的传播是中产阶级被摧毁的首要原因，其次是制造业向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转移）。
扩大对欠发达世界的信贷规模这种看似本能性的应对危机的方法，引发了1997—1999年的债务危机，并在2000—2001年以“回旋镖”的方式回击美国。美国通过以下两种战略使自己（包括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经济）摆脱萧条：
首先，输出不稳定因素。美国通过这种手段打击竞争者，并促使对美国有资金和知识力量需求的国家进入美国的“避风港”。日益增加的不稳定因素成为美国增长军费开支的理由，从而代替以刺激经济和技术为主的市场的手段（军事凯恩斯主义在里根政府时期的效果显著）。这种战略虽然于1999年在南斯拉夫成功实现对欧元的打压，但在之后的伊拉克战争中则走到了尽头。当前中东北非地区的局势表明，实行输出不稳定因素的战略对美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相反的“混乱输出”效应。但美国甚至未尝试控制由其战略造成的不稳定地区，从而成为全球政治军事危机的催化剂。根据“小布什主义”的替代者奥巴马的主张，要求美国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人的力量达到目的，包括消耗北约盟国的资源。同时，不对非西方社会进行美国化，而是将它们淹没在自身的混乱中，从而以最小的力量控制这些地区的资源。正是这种以混乱代替稳定的政策，使美国选择支持梅德韦杰夫，而并非普京。
但是，在金融领域这种战略的实施被证实不足以维持世界对美元的应有需求量。美国在处于对日本核泄漏事故的高度恐惧时期警告日本，禁止其大量抛售美国有价债券，这不仅会导致短期国债比例增加，也是一种危险的限制流动性手段。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t & Poors）将美国国债的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 ，改变了自1941年4月以来近70年美国的信用地位。
第二项经济发展战略是从2000年开始不断扩增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这种战略所造成的金融泡沫显现于2006年，但美国的多层金融基础结构避免了瞬间的崩溃，在经历长期的痛苦后，于2008年9月公开爆发。
当前，西方并未尝试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而仅仅将世界推向已经逝去的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状态，在关于全球化的讨论和人道主义干预的幌子下，对包括东欧地区在内的全世界实行实质性的新殖民主义。美国有限的行动能力甚至无法以牺牲部分当前利益为代价调整自身战略，其自杀性的自私意识将全新的世界发展的参与者——欧盟、中国和或许其领导人具备足够智慧的俄罗斯推向了世界发展的前沿，并由此终结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当前人类的一体化进程类似于20世纪初，已经超出了自身的可控范围。必须减弱这种进程的深度，并通过简化的方式重建部分的可控性。
在实践中，这种可控性建立在全球化向区域化的转变：建成相应的较大范围的宏观区域，并在区域之间展开激烈的文化、政治、经济和科技竞争。此类宏观区域的建立可以限制绝对权力，阻止全球垄断主义的出现，垄断主义对其他宏观区域的冲击渗透也将受到限制。正是因为如此，这种做法不被全球统治阶级和自身利益至上的美国领导人所接受，相较于让这些宏观区域在可控的全球垄断和全球市场中脱颖而出，他们更希望把潜在的区域推入混乱状态。然而，人们可以假设这种平衡在某时会建立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多元货币（每个货币区拥有自己的储备货币）的两极体系之上（呈现出美国与中国的对立，而欧盟、日本、印度甚至可能包括俄罗斯作为总体的平衡器，类似于70年代至80年代的不结盟运动）。
但是，现今发展的根本问题并非美国的自私性战略，也不是流动性短缺问题、债务危机或产权人对高级经理人的失控（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就是废除私有权和古典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美国和世界经济缺乏增长点。美国金融系统复苏不会减轻由全球垄断主义带来的生产过剩危机，不会创造一个新的经济“发动机”作为替代品。这意味着走出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并非向着重建，而是向着长时间的、严重的萧条方向发展。
三、国际金融系统改革的需求
稳定国际金融体系的紧迫任务是限制投机行为和改变现有金融政策的原则：资金应当服务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而非全球（主要是投机性）市场的需求。不过，这需要大多数国家重新获得财政自主权，这对全球的投机者和发达国家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政策不会针对现存的全球金融体系进行改革，因为它们是现有体系的主要受益者，对该体系作出任何根本性的优化都会为它们带来直接的物质损失。
1997年金融危机时提出的部分未得到实践的做法虽不能完全消除当前危机，但可缓解并建立共同的应对危机的机制。这其中包括：（1）保障投机性资金流向的透明度（从长远看，包括建立针对所有跨国集团的全球性的观察和协调机构）；（2）将针对投机性资金外流征税的这种极端措施（在1997—1999年间智利和马来西亚曾使用相同的方法拯救经济）作为正常手段，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经济调节工具，在具体情况和相应条件下由本国政府负责实施；（3）按照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不同比重，促使各国参与全球金融机制（首先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政策制定（这意味着减少美国并增加中国的影响），目前此种努力还远远不够；（4）确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工作的透明度（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拥有对货币战争或一国经济情况恶化的责任判定权），最终公开并讨论其相关文件（包括制定过程中的文件）；（5）促使二十国集团更为合理化，使其成为全球性的协调机构。将所有国内生产总值不低于相应标准的国家全部纳入为成员国（目前仅在西班牙问题上得到解决），重要的是建立对所有成员国具有强制效应的决议形成程序。
四、二十国集团：平台而非架构、论坛而非机制
不可忽视的是，二十国集团的成立起源于应对1997—1999年的金融危机。此后，它成为发达国家和相对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开展权钱交易的场所，在2008年作为“最后的稻草”被世界抓住。因其创建目的的差异无法解决当前世界金融体系的问题，该组织演变为国际争论中心的可能性甚至大于全球治理的模式。
当今世界（包括二十国集团内部）的主要矛盾在中美关系当中，即使世界不会重新分裂为两个集团（包含固定的“游戏规则”），这种关系的稳定性也取决于对以下6种关系的处理：
（1）赤字与盈余的对立。拥有庞大的经常性账户和贸易赤字的国家全力推动关于国际失衡问题的讨论，并努力建构相应的行政约束机制。与它们对立的是因此将受到直接或间接损失的外贸盈余国家。美国和中国是主要的争论者，但德国作为一个出口大国，对美国的要求比中国更为严厉，提出拒绝一切出现经常性账户赤字水平的可能性。日本和沙特作为外贸盈余国也同样支持此种做法；
（2）贬值竞赛。美国指责中国蓄意低估人民币，中国则认为美国通过发行美元来操纵市场，二十国集团其他成员国无意进入货币战的中心。印度对人民币的弱势表示担忧，德国则担心美联储不负责任的行为（削弱欧元和强化美元地位），任何国家都不愿受到损失。因此，二十国集团原则上不会考虑以信息攻势（由欧洲人自己发起）为借口将欧元贬值以解决南欧国家的危机这种毫无争议的货币战争手段；
（3）财政政策：从紧还是宽松？英国和美国最初支持通过扩大预算支出甚至达到预算赤字以刺激经济的做法，德国表示反对。目前，英国被迫加入了从紧阵营，而美国在实行宽松的预算政策后，试图通过相对从紧的政策予以弥补。其结果可能出现一种矛盾的情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自由主义教条的坚定支持者，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减少政府开支，同时又会成为对这种做法的正确性表示怀疑的国际辩论中唯一的参与者；
（4）文化的分割。七国集团（G7）是由西方国家和日本所组成，这些国家都曾以各种形式拥有过殖民地（有些国家甚至保留至今）。在二十国集团中，它们与具备一定影响力的曾经的被殖民国成为“邻居”，这其中包括中国、印度、南非、印度尼西亚和巴西。二十国集团有可能会陷入历史文化、种族归属或杂乱的个体关系中并最终瓦解（虽然表面上这些国家以七国集团和金砖国家（BRICS）予以区分）。此类分歧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少碳排放问题上更为明显，在联合国层面的磋商失败后，分歧延续至二十国集团内部。中国、印度和巴西认为，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在发展中所消耗的能源和排放的温室气体远远多于发展中国家，但它们却习惯于指责中国；
（5）神圣规则。运作方式是二十国集团的核心问题：需要达成强制性协议还是参照八国集团（G8）“俱乐部”的模式？在该问题上的深层分歧导致各国无法建立统一的“俱乐部”式的平台，也没有机会商讨共同的责任。在这个问题上，中美这两个主权至上的大国反对强制性协议，而已向布鲁塞尔让渡部分主权的欧盟国家则倾向制定共同的全球性的责任；
（6）二十国集团和其他国家。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以外还游离着170多个国家。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包括欧盟对于其成员国）的存在可以弥补这种不平衡”的谎言已到达崩溃的边缘，因为二十国集团成员国本身在这些组织中拥有重要影响力。但是，其他各国的意见无法得到表达也看似合理：弱国的影响力应当弱小，这也是建立世界性的调节器和未来建立全球性政府的必要准则。
因此，二十国集团受制于这些矛盾，也导致了该组织的有效性缺失。它需要被使用但不应被寄予厚望。
五、悖论的解决方案：一个没有债务的世界
到底什么才是走出危机的方法？什么才是将投机型经济转为生产型经济的救命药方？我们必须通过重新回顾历史找寻答案，是什么导致西方的生产型经济成为投机型的。
美国不但走出了1979—1982年间的滞胀（经济增长停滞伴随价格上涨），同时通过大量的信贷扩张的方法在经济竞争中战胜苏联，从而保证了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扩大信贷这种工具改变了“游戏规则”：如果此前债务人必须偿还所欠债务和利息，现在只需偿还利息部分。作为贷款核心的债务本金成为再贷款的抵押物，也就是将这笔债务的期限再次延长。
过度宽松的信贷政策为本已处于深层结构危机中的美国经济注入了巨大的活力，而正处于权力更迭中呆滞的苏联领导人只能憧憬类似的发展。最终，在全面集约化发展的基础上，美国消灭了自己的战略对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也巩固了自己在近20年时间内毫无争议的全球霸主地位。但是，美国的经济主体是不断增加的 “金融泡沫”，并且积累了使之无法持续发展的巨额债务，这意味着持续近30年的美国统领世界时期建立的资源生产和运行的有效机制的终结。
清算的时刻已至，但近10年累积的债务不存在理论上偿还的可能性。全球金融系统正在处于这种完全的不确定性当中：债务不仅无法偿还也无法继续增加。信贷的金字塔正在崩溃，几年时间内会将部分无良的银行家和监管者埋葬，为全球金融体系带来无法预测的社会和政治灾难。战略分析家的精力都集中关注如何将危机转嫁给自己的竞争对手，但这种类似于劳改营当中的生存准则（后于他人的灭亡）无法保证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有效性。唯一的合理解决被人们称之为“全球性动荡”或“史无前例的不确定性”的方案是拒绝债务并完全核销现有债务。从根本上来看，如果债务无法被偿还，只能将其核销。
有趣的是，俄罗斯的自由派在西方的压力下已经完全消除了债务（俄罗斯也因此在2001年成为对不发达地区的最大援助国），此种超前的范式向所有发达国家作出了表率。虽然在短期内这种方式很难被借用，因为无论何种债务，甚至坏账也是一种有效的政治施压工具，至少可以获得除资金以外的多种让步。然而，当大部分债务成为坏账的时候，获得这类让步也和偿还债务一样变得不可能。从“1美元债务是借债人的问题，10亿美元债务则是债权人的问题”这个幽默中可以看出，此类做法已成为一种正常行为，债务的主要部分将被划入“有毒资产”或者被核销。可悲的是，这种灾难性的行为无法改变这个以自身资源所建立的系统：债务可以被核销，但仅仅是出于增加新的无法偿还债务的考虑。逃离这种“死胡同”只能依靠制定根本性的全新的经济运行原则。
目前来看，这些原则的轮廓依然模糊，但首先必须认清现实并核销一切坏账。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们谈论没有兼并和赔款的世界时看似可笑，统治精英在这个想法成为所有抗争中国家人民的口号之前也曾嗤之以鼻，虽然最终它并未得到实现，但是已经改变了世界发展的方向。核销坏账并建立没有债务的世界可以被看做是这种想法的激进式的替代品。必须承认的是：现有债务的主要部分是投机性而非投资性的，它们只能被核销而无法偿还，从而使这些债务人摆脱负担。这种负担不但压迫债务人，也限制了世界经济的整体发展。银行系统将不可避免地遭受重大损失，但国家和世界性金融机构可通过共同努力，改变现行的规定以防止其破产。核销债务可以作为金本位制度实行的基础，也符合当前大多数讨论的为“空中金融城堡”增加客观基础。
当前，从理论上来看还无法达到此种效果，因为这种做法会限制信贷，而目前经济竞争力直接取决于信贷扩张，自愿地去破坏它无疑是经济自杀行为。但是，继续扩大信贷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世界经济面临着从投机型到生产型的痛苦转型，核销投机性债务、实行金本位制度并确立新的全球储备货币是痛苦相对较小的转型方式。以个体意识为指导，滞后地执行客观规律，只会导致其灾难性的自动爆发，带来的破坏力也将大大超过预想程度。
促使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加速枯竭最有可能成为减轻债务方法，但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经济的非市场化（或需求不足与正常交易的融合困境）。同时，应当更多地强调利用资金换取技术对社会生活结构性调整的作用。（当前，相较于容易获得的资金，对技术的追求已经成为国家成功和影响力增长的标志。）从另一方面看，没有中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会成为一种负面教材。广泛传播较为廉价的高端制造技术可以作为有别于新中世纪主义的选择，但目前来看，有能力推动此类传播的主体和机制还不明显，原则上说中国也有可能成为这个主体。（赵隆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