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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计算机辅助外语教学（CALL）研究尽管成果很多，但研究视角较为单一。国外研究者常常从不同角度对CALL进行研究，形成多维度的研究视角。文章结合国外相关研究实例，着重评述基于学习者、基于环境、基于设计等三个维度的CALL研究视角，以期对我国CALL研究者有所启发。
关键词：计算机辅助外语教学（CALL）；研究视角；评述
[中图分类号]H3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3）05-0028-5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3.02.008
1 . CALL的跨学科性
所谓CALL，就是在语言教学与学习过程中使用计算机进行研究或学习的行为（Levy， 1997： 1），更具体地说，就是通过对计算机、多媒体、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科学、理性、灵活的运用，创造语言学习环境，教授语言知识，训练语言技能，引导语言学习方法，提高语言表达水平（贾国栋，2007）。
从上述定义中不难发现，CALL首先是为了促进语言（包括二语、外语）学习和教学。从学习角度看，CALL必须关注学习者的学习环境、学习特点、学习心理等，这些跟二语习得、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教学角度看，CALL必须关注相关课程特点、教学特点、教师的信息素养等，这些跟课程开发、语言教学法、教学设计、教师教育等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技术角度来说，CALL离不开计算机、多媒体、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会受到教育技术学、计算机语言学、人工智能、人-机互动研究等学科的影响。由此可见，CALL涉及了多种学科，极具跨学科性，以下图表示：
CALL的跨学科特征决定了CALL研究的复杂性，因此，要进行某一具体的CALL研究必须选择恰当的研究视角。所谓视角，就是对事件描写的角度，设计观察者与事件的关系。庐山依然是庐山，但从不同角度观看庐山却有不同的视觉效果。对研究者而言，研究视角实际上是研究的理念、观点或立足点。国外相关CALL研究文献可以归纳为基于学习者、基于环境、基于设计等三个维度的CALL研究视角。
2 . 基于外语学习者的CALL研究视角
2 . 1“流”理论视角的CALL研究
计算机辅助外语教学的根本立足点是帮助学习者最大限度地提高学习效率，而CALL手段能否引发学习者的兴趣是关键。基于“流”理论的CALL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流”的概念首先是由Csikszentmihalyi提出来的，用以指一种“最完美体验”的心理状态，以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和完全融入感为特点（Csikszentmihalyi， 1989： 815）。作为一种内在的回馈式体验，“流”可以使得人们达到一种更高的绩效水平（Csikszentmihalyi， 1990： 74）。根据该理论，“流”包括诸多变量间的复杂互动：（1）技能与挑战之间的平衡；（2）集中注意力的机会；（3）清晰的目标；（4）对成功的及时反馈；（5）对任务的控制力；（6）自我意识的逐渐消失（一种忘我状态）；（7）时间流逝极快的感觉。在这些变量中，技能与挑战之间的平衡最为重要。只有恰当的“挑战”和“技能”匹配，同时学习者必须觉得任务有趣而真实，能将注意力高度集中于完成任务上，那么，学习者就能达到“流”的状态——一种最完美的心理体验。
近年来，“流”理论受到外语教学界关注，并被应用于CALL实践和研究。Trevino & Webster（1992）把“流”理论应用于人与技术的互动体验上；Ghani & Deshpande（1994）研究了个人应用计算机的过程中达到最完美的流状态。张蔚磊（2010）提出了将“流”理论用于计算机外语教学游戏的设计中。
Turbee（1999）的研究是能较好阐述与“流”理论密切相关的、使用MOO（multi-user object-oriented domain）进行二语学习的示例。Moo是一个以文本为基础的计算机程序，可供多个使用者在世界各地同时使用，类似于国内的QQ和MSN等聊天工具。在虚拟环境中，外语学习者可与其他人进行实时聊天，也可与其他学习者建立网络虚拟社团。这种类似游戏的氛围，加上学习者可随意控制速度和内容，能引起参与者的极大兴趣，并使他们获得较好的心理体验，因而能达到更高的绩效水平。
“流”理论能较好地解释为什么学习者在CALL环境下完成结构性语言练习要比传统课堂上完成相同的任务成绩更佳。Egbert认为，“流”与CALL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流过程的研究为我们更好地了解二语习得的语境和过程以及CALL的设计和实施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在Egbert看来，“流”理论广泛运用于教学是个趋势，但目前尚未引起研究者广泛的、足够的研究兴趣（Egbert， 2005b： 130）。
2 . 2 社会文化理论视角的CALL研究
CALL不仅要关注学习者的心理体验，还应关注学习者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认为，社会文化是影响认知发展的重要因素。人一旦融入到文化产物、活动和概念之中，低级生物性功能便重组为新的、人所独有的心理系统（Lantolf， 2006：69）。在维果茨基看来，社会相互作用的影响在高级认知功能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主要作用。
语言学习中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交流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是CALL研究的热点问题。很多研究者从社会文化视角聚焦CMC。Kern（1995）比较了学生在传统课堂上和在CMC语言交流活动中所使用语言的次数和特点。研究表明，学生在CMC语言交流活动时所使用的语言数量、所使用词法、句法和语言功能的复杂程度都超过传统课堂。学习者的紧张和焦虑感降低。同时，研究也表明，在CMC语言交流活动中，学习者经常会缺乏逻辑性和延续性，提醒教师在组织CMC语言交流活动时，需要认真考虑如何使CMC语言交流活动达到设定的教学目标（Kern， 1995： 470）。 Warschauer（1997）的研究则表明，实时CMC语言交流活动使得二语学习者有机会能够共同建构知识。与传统课堂的面对面的语言交流相比，这种交流模式使二语学习者的交流机会更多且更加平等。实时CMC语言交流活动将彻底改变课堂教学的社会角色定位，因为学习者被赋予了自主对话的权利，并取代以教师为中心的模式。
社会文化理论为研究CALL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视角，让研究者重新审视CALL领域的一些核心问题，如计算机在语言学习活动中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计算机能否成为促进学习者心理发展的中介工具？工具和学习者的相互关系如何？在CMC语言交流活动中学习者之间建立了怎样的社会关系？等。
3 . 基于环境的CALL研究视角
除了关注学习者以外，CALL研究还得关注环境的影响。人机工效学（Ergonomics）是基于环境的CALL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它试图描述和诠释人和机器、环境的互动关系（石晓玲， 2011： 88）。
人机工效学视角的CALL环境首先是外在环境（work environment），社会、学校甚至上课的教室都是外在环境。由于外在环境过于复杂，难以控制和观察，以人机工效学方法的CALL 研究将考察的重点放在内在环境（work milieu），特别是工作情境（work situation）上。内在环境，亦即人文环境，包括文化的、制度的、技术的以及教育的诸多系统，这些系统相互作用并对学习者的行为产生影响。同时，学习者对这种环境的刺激会作出相应的反应，并与之始终处于动态的互动中。而工作情境则是具体的工作场合，侧重点在学习者与任务之间的关联，例如，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如有15台电脑的高中电脑房、在教师指导下的半自主学习），学习者与某个特定任务（如听力理解）之间的关联。
Borges & Raby的研究可以说是将人机工效学方法用于CALL研究的范例。该研究比较了教师行为和学生行为在传统教学情境和CALL教学情境中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教师的教学行为和学生的学习行为在不同情境下都有所改变：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中，以语言为重点的课堂活动占课堂时间90%，而指导下的自主（guided autonomous）教学模式中占56%；但同时在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中，用于讨论技术问题的只占3.4%，而在指导性教学模式中，则上升到19%。Raby等人则对学习者在自主学习室（SAR）中的行为表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这项为期7年的历时研究考查了学习者在SAR中的行为范型（patterns of behavior），特别是引导下的自主学习系统中的行为范型。
CALL研究的人机工效学视角将人、工具（媒介）、环境置于整体的系统中，考察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实际上体现了生态教育观的思想（石晓玲，2011： 91）。
4 . 基于设计的CALL研究视角
有学者认为，基于设计的研究能紧贴教学需要，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Yutdhana， 2005： 170）。Hoadley（2002）提出了一种较为新颖的观点，即教师和学生应共同参与CALL工具的设计和分析，分享自己的经验、知识及对设计的理解，而不是做毫无发言权的、被动的软件使用者。他们不仅要使用分享现成的CALL产品，还应分享使用心得，并提出改进意见。
4 . 1 辅助工具中的视觉性考量
在全球趋于一体化、多元化、技术化的今天，我们不能忽视非语言手段在生活、学习、工作中的作用。外语课堂中不断增加使用的多种媒体，如图形图像、电子音乐、科学模拟、虚拟剧场等，使“传统的以读写为主的识读能力在多媒体时代已不够用”（胡壮麟，2007），有必要培养学生的多元识读能力，使他们能从多种信息传递和信息网络中理解各种模态的语篇，发展批评性思维的技能，与他人合作并发展跨文化意识（胡壮麟，2007）。
视觉符号的解读是多元识读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CALL语境中，电子文本周围的图像、色彩、板式等视觉符号成为学习者合作性学习时意义协商的重要手段（Petrie， 2005： 100）。
迄今为止，基于视觉性的CALL实证研究还不多。一些研究只聚焦于文本与视觉的互动，如，Giaschi（2000）分析了外语课本中的插图作用，发现文字未能表达的信息可以通过图像传达，并提醒教师在使用教材时，应注意语言符号与视觉符号在传达信息时的适切性和匹配性。
除课本外，外语课堂中还使用各种电子文档（如word文档、PPT文档）。在这些文档中，视觉符号有可能成为一把双刃剑，既可帮助学习者理解文字信息，也可成为干扰因素（Petrie， 2005： 100）。
视觉性视角的CALL研究在未来可从三方面切入：（1）在交际能力的理论框架中进行研究；（2）从学生CMC互动过程中的意义协商角度研究；（3）从教学材料等语言输入的可理解性角度研究。
4 . 2 辅助工具中的文化因素考量
所谓“文化”，是指人们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可通过语言、信仰、历史、艺术、法律、礼仪、服饰、食物、环境等得到体现。
互联网工具增强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动。目前世界上大多数的网站使用英语，并为英语使用者而设计。语言作为文化重要的表征手段，无疑会反映人们的意识形态（有时甚至是文化偏见）。对英语学习者来说，英语网站和英语学习软件无疑提供了大量语言输入和语言学习的机会，但学习者应意识到这些工具可能暗含着某种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偏见。
CALL研究中的“文化”因素考量体现在：（1）外语课程设置和教学活动应考虑到学习者的文化适切性和敏感性；（2）CMC语言交际活动由于不受地域条件的限制，成为课堂面对面交流的有力补充，但交流双方应考虑到各自的交流风格和文化价值观，以免造成误解；（3）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交流方式，但在外语课堂中仍需保持文化多样性，并尽量满足来自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外语学习者的需求。如果条件允许，学习网站、软件和 CALL活动应更加具有国际视野（internationally oriented），考虑学习者的“文化价值观、互动和交流技能……甚至他们的母语”（Brander， 2005： 142），开发一些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所有用户“有价值的”并“被他们理解的”软件（Brander， 2005： 147）。 5 . 研究视角对CALL研究的影响
研究视角对于任何研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同一研究对象，如果视角不同，那么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都将会不同。Egbert就认为，研究者应有意识地知道自己的研究视角，这样研究结果才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Egbert， 2005a： 7-8）。
例如，我们将上述所讨论的研究视角运用于某个词汇学习软件辅助外语学习的研究中，则结果会大相径庭（见下表）：
6 . 结束语
由于CALL由多个变量组成，如果研究者聚焦其中某个或几个变量，那么研究视角就会发生改变。基于“流”理论的CALL研究强调外语学习者学习过程中积极的心理体验；而社会文化视角则可能聚焦CMC交流互动中师生关系和角色定位的改变；人机工效学视角关注CALL系统中人-工具-环境的互动关系；基于设计的研究视角则关注CALL语境中的文化差异，或视觉符号与语言符号的互补关系。
以上研究视角只是整个CALL研究全貌图的一部分，未能（也无法）穷尽所有CALL研究的研究文献，因为CALL技术、教学实践和研究都一直处于动态发展中，但我们仍能从中窥见CALL研究的冰山一角并从中得到某种启发。
参考文献
Brander， B. G. Considering culture in CALL research[A]. J.L.Egbert& G. M. Petrie （eds.） CALL Research Perspectives[C]. Lond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2005： 141-153.
Csikszentmihalyi， M. The optimal experience in work and leisure[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9（56）： 815-822.
Csikszentmihalyi， M. 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90.
Egbert， J. L. Conducting research on CALL[A]. In J.L.Egbert & G. M. Petrie （eds.） CALL Research Perspectives[C]. London： Lawrence Erbaum Associates， Inc， 2005a： 3-8.
Egbert， J. L. Flow as a model for CALL research[A]. In J.L.Egbert& G. M. Petrie （eds.） CALL Research Perspectives[C]. London： Lawrence Erbaum Associates， Inc， 2005b： 129-139.
Ghani， J.& Deshpande， S. Task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experience of optimal flow i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J]. Journal of Psychology Interdisciplinary and Applied. 1994（128）： 381-392.
Giaschi， P. Gender positioning in education： a critical image analysis of ESL texts[J]. TESL Canada Journal， 2000（1）： 32-47.
Hoadley， C. Creating context： Design-based research in creating and understanding CSCL[A]. G. Stahl （ed.） Computer Support for Collaborating Learning[C].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2： 453-462.
Kern， R. G. Restructuring classroom interaction with networked computers：effects on quantit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anguage production[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1995（79）： 457-476.
Lantolf， J. P. Sociocultural theory and 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 State-of-the-art[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006（28）： 67-109.
Levy， M. Computer-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Context and Conceptualization[M]. New York： Oxford Unversity Press， 1997.
Petrie， G. M. Visuality and CALL research[A]. J. L. Egbert & G. M. Petrie （eds.） CALL Research Perspectives[C]. Lond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2005： 97-107. Raby， F. A user-centered ergonomic approach to CALL research[A]. Egbert， J. L. & G. M. Petrie， G. M. （eds）. CALL Research Perspectives[C]. Lond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2005： 179-190.
Trevino， L. & Webster， J. Flow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Electronic mail and voice mail evaluation and impacts[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92 （19）： 539-573.
Turbee， L. Language learning MOO theory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EB/OL]. http：//home.twcny.rr.com/lonnieturbee/LLMOOTPA.html，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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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tdhana， S. Design-based research in CALL[A]. J. L. Egbert & G. M. Petrie （eds.） CALL Research Perspectives[C]. Lond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2005： 169-178.
胡壮麟. 社会符号学研究中的多模态化[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7（1）：1-10.
贾国栋.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理论与实践[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石晓玲.人机工效学：计算机辅助外语教学研究的新视角[J].现代教育技术，2011（4）：88-91.
张蔚磊.“流”理论及其在计算机辅助外语教学中的应用[J].山东外语教学，2010（1）：37-42.
关键词：计算机辅助外语教学（CALL）；研究视角；评述
[中图分类号]H3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3）05-0028-5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3.02.008
1 . CALL的跨学科性
所谓CALL，就是在语言教学与学习过程中使用计算机进行研究或学习的行为（Levy， 1997： 1），更具体地说，就是通过对计算机、多媒体、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科学、理性、灵活的运用，创造语言学习环境，教授语言知识，训练语言技能，引导语言学习方法，提高语言表达水平（贾国栋，2007）。
从上述定义中不难发现，CALL首先是为了促进语言（包括二语、外语）学习和教学。从学习角度看，CALL必须关注学习者的学习环境、学习特点、学习心理等，这些跟二语习得、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教学角度看，CALL必须关注相关课程特点、教学特点、教师的信息素养等，这些跟课程开发、语言教学法、教学设计、教师教育等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技术角度来说，CALL离不开计算机、多媒体、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会受到教育技术学、计算机语言学、人工智能、人-机互动研究等学科的影响。由此可见，CALL涉及了多种学科，极具跨学科性，以下图表示：
CALL的跨学科特征决定了CALL研究的复杂性，因此，要进行某一具体的CALL研究必须选择恰当的研究视角。所谓视角，就是对事件描写的角度，设计观察者与事件的关系。庐山依然是庐山，但从不同角度观看庐山却有不同的视觉效果。对研究者而言，研究视角实际上是研究的理念、观点或立足点。国外相关CALL研究文献可以归纳为基于学习者、基于环境、基于设计等三个维度的CALL研究视角。
2 . 基于外语学习者的CALL研究视角
2 . 1“流”理论视角的CALL研究
计算机辅助外语教学的根本立足点是帮助学习者最大限度地提高学习效率，而CALL手段能否引发学习者的兴趣是关键。基于“流”理论的CALL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流”的概念首先是由Csikszentmihalyi提出来的，用以指一种“最完美体验”的心理状态，以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和完全融入感为特点（Csikszentmihalyi， 1989： 815）。作为一种内在的回馈式体验，“流”可以使得人们达到一种更高的绩效水平（Csikszentmihalyi， 1990： 74）。根据该理论，“流”包括诸多变量间的复杂互动：（1）技能与挑战之间的平衡；（2）集中注意力的机会；（3）清晰的目标；（4）对成功的及时反馈；（5）对任务的控制力；（6）自我意识的逐渐消失（一种忘我状态）；（7）时间流逝极快的感觉。在这些变量中，技能与挑战之间的平衡最为重要。只有恰当的“挑战”和“技能”匹配，同时学习者必须觉得任务有趣而真实，能将注意力高度集中于完成任务上，那么，学习者就能达到“流”的状态——一种最完美的心理体验。
近年来，“流”理论受到外语教学界关注，并被应用于CALL实践和研究。Trevino & Webster（1992）把“流”理论应用于人与技术的互动体验上；Ghani & Deshpande（1994）研究了个人应用计算机的过程中达到最完美的流状态。张蔚磊（2010）提出了将“流”理论用于计算机外语教学游戏的设计中。
Turbee（1999）的研究是能较好阐述与“流”理论密切相关的、使用MOO（multi-user object-oriented domain）进行二语学习的示例。Moo是一个以文本为基础的计算机程序，可供多个使用者在世界各地同时使用，类似于国内的QQ和MSN等聊天工具。在虚拟环境中，外语学习者可与其他人进行实时聊天，也可与其他学习者建立网络虚拟社团。这种类似游戏的氛围，加上学习者可随意控制速度和内容，能引起参与者的极大兴趣，并使他们获得较好的心理体验，因而能达到更高的绩效水平。
“流”理论能较好地解释为什么学习者在CALL环境下完成结构性语言练习要比传统课堂上完成相同的任务成绩更佳。Egbert认为，“流”与CALL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流过程的研究为我们更好地了解二语习得的语境和过程以及CALL的设计和实施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在Egbert看来，“流”理论广泛运用于教学是个趋势，但目前尚未引起研究者广泛的、足够的研究兴趣（Egbert， 2005b： 130）。
2 . 2 社会文化理论视角的CALL研究
CALL不仅要关注学习者的心理体验，还应关注学习者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认为，社会文化是影响认知发展的重要因素。人一旦融入到文化产物、活动和概念之中，低级生物性功能便重组为新的、人所独有的心理系统（Lantolf， 2006：69）。在维果茨基看来，社会相互作用的影响在高级认知功能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主要作用。
语言学习中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交流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是CALL研究的热点问题。很多研究者从社会文化视角聚焦CMC。Kern（1995）比较了学生在传统课堂上和在CMC语言交流活动中所使用语言的次数和特点。研究表明，学生在CMC语言交流活动时所使用的语言数量、所使用词法、句法和语言功能的复杂程度都超过传统课堂。学习者的紧张和焦虑感降低。同时，研究也表明，在CMC语言交流活动中，学习者经常会缺乏逻辑性和延续性，提醒教师在组织CMC语言交流活动时，需要认真考虑如何使CMC语言交流活动达到设定的教学目标（Kern， 1995： 470）。 Warschauer（1997）的研究则表明，实时CMC语言交流活动使得二语学习者有机会能够共同建构知识。与传统课堂的面对面的语言交流相比，这种交流模式使二语学习者的交流机会更多且更加平等。实时CMC语言交流活动将彻底改变课堂教学的社会角色定位，因为学习者被赋予了自主对话的权利，并取代以教师为中心的模式。
社会文化理论为研究CALL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视角，让研究者重新审视CALL领域的一些核心问题，如计算机在语言学习活动中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计算机能否成为促进学习者心理发展的中介工具？工具和学习者的相互关系如何？在CMC语言交流活动中学习者之间建立了怎样的社会关系？等。
3 . 基于环境的CALL研究视角
除了关注学习者以外，CALL研究还得关注环境的影响。人机工效学（Ergonomics）是基于环境的CALL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它试图描述和诠释人和机器、环境的互动关系（石晓玲， 2011： 88）。
人机工效学视角的CALL环境首先是外在环境（work environment），社会、学校甚至上课的教室都是外在环境。由于外在环境过于复杂，难以控制和观察，以人机工效学方法的CALL 研究将考察的重点放在内在环境（work milieu），特别是工作情境（work situation）上。内在环境，亦即人文环境，包括文化的、制度的、技术的以及教育的诸多系统，这些系统相互作用并对学习者的行为产生影响。同时，学习者对这种环境的刺激会作出相应的反应，并与之始终处于动态的互动中。而工作情境则是具体的工作场合，侧重点在学习者与任务之间的关联，例如，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如有15台电脑的高中电脑房、在教师指导下的半自主学习），学习者与某个特定任务（如听力理解）之间的关联。
Borges & Raby的研究可以说是将人机工效学方法用于CALL研究的范例。该研究比较了教师行为和学生行为在传统教学情境和CALL教学情境中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教师的教学行为和学生的学习行为在不同情境下都有所改变：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中，以语言为重点的课堂活动占课堂时间90%，而指导下的自主（guided autonomous）教学模式中占56%；但同时在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中，用于讨论技术问题的只占3.4%，而在指导性教学模式中，则上升到19%。Raby等人则对学习者在自主学习室（SAR）中的行为表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这项为期7年的历时研究考查了学习者在SAR中的行为范型（patterns of behavior），特别是引导下的自主学习系统中的行为范型。
CALL研究的人机工效学视角将人、工具（媒介）、环境置于整体的系统中，考察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实际上体现了生态教育观的思想（石晓玲，2011： 91）。
4 . 基于设计的CALL研究视角
有学者认为，基于设计的研究能紧贴教学需要，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Yutdhana， 2005： 170）。Hoadley（2002）提出了一种较为新颖的观点，即教师和学生应共同参与CALL工具的设计和分析，分享自己的经验、知识及对设计的理解，而不是做毫无发言权的、被动的软件使用者。他们不仅要使用分享现成的CALL产品，还应分享使用心得，并提出改进意见。
4 . 1 辅助工具中的视觉性考量
在全球趋于一体化、多元化、技术化的今天，我们不能忽视非语言手段在生活、学习、工作中的作用。外语课堂中不断增加使用的多种媒体，如图形图像、电子音乐、科学模拟、虚拟剧场等，使“传统的以读写为主的识读能力在多媒体时代已不够用”（胡壮麟，2007），有必要培养学生的多元识读能力，使他们能从多种信息传递和信息网络中理解各种模态的语篇，发展批评性思维的技能，与他人合作并发展跨文化意识（胡壮麟，2007）。
视觉符号的解读是多元识读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CALL语境中，电子文本周围的图像、色彩、板式等视觉符号成为学习者合作性学习时意义协商的重要手段（Petrie， 2005： 100）。
迄今为止，基于视觉性的CALL实证研究还不多。一些研究只聚焦于文本与视觉的互动，如，Giaschi（2000）分析了外语课本中的插图作用，发现文字未能表达的信息可以通过图像传达，并提醒教师在使用教材时，应注意语言符号与视觉符号在传达信息时的适切性和匹配性。
除课本外，外语课堂中还使用各种电子文档（如word文档、PPT文档）。在这些文档中，视觉符号有可能成为一把双刃剑，既可帮助学习者理解文字信息，也可成为干扰因素（Petrie， 2005： 100）。
视觉性视角的CALL研究在未来可从三方面切入：（1）在交际能力的理论框架中进行研究；（2）从学生CMC互动过程中的意义协商角度研究；（3）从教学材料等语言输入的可理解性角度研究。
4 . 2 辅助工具中的文化因素考量
所谓“文化”，是指人们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可通过语言、信仰、历史、艺术、法律、礼仪、服饰、食物、环境等得到体现。
互联网工具增强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动。目前世界上大多数的网站使用英语，并为英语使用者而设计。语言作为文化重要的表征手段，无疑会反映人们的意识形态（有时甚至是文化偏见）。对英语学习者来说，英语网站和英语学习软件无疑提供了大量语言输入和语言学习的机会，但学习者应意识到这些工具可能暗含着某种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偏见。
CALL研究中的“文化”因素考量体现在：（1）外语课程设置和教学活动应考虑到学习者的文化适切性和敏感性；（2）CMC语言交际活动由于不受地域条件的限制，成为课堂面对面交流的有力补充，但交流双方应考虑到各自的交流风格和文化价值观，以免造成误解；（3）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交流方式，但在外语课堂中仍需保持文化多样性，并尽量满足来自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外语学习者的需求。如果条件允许，学习网站、软件和 CALL活动应更加具有国际视野（internationally oriented），考虑学习者的“文化价值观、互动和交流技能……甚至他们的母语”（Brander， 2005： 142），开发一些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所有用户“有价值的”并“被他们理解的”软件（Brander， 2005： 147）。 5 . 研究视角对CALL研究的影响
研究视角对于任何研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同一研究对象，如果视角不同，那么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都将会不同。Egbert就认为，研究者应有意识地知道自己的研究视角，这样研究结果才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Egbert， 2005a： 7-8）。
例如，我们将上述所讨论的研究视角运用于某个词汇学习软件辅助外语学习的研究中，则结果会大相径庭（见下表）：
6 . 结束语
由于CALL由多个变量组成，如果研究者聚焦其中某个或几个变量，那么研究视角就会发生改变。基于“流”理论的CALL研究强调外语学习者学习过程中积极的心理体验；而社会文化视角则可能聚焦CMC交流互动中师生关系和角色定位的改变；人机工效学视角关注CALL系统中人-工具-环境的互动关系；基于设计的研究视角则关注CALL语境中的文化差异，或视觉符号与语言符号的互补关系。
以上研究视角只是整个CALL研究全貌图的一部分，未能（也无法）穷尽所有CALL研究的研究文献，因为CALL技术、教学实践和研究都一直处于动态发展中，但我们仍能从中窥见CALL研究的冰山一角并从中得到某种启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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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kszentmihalyi， M. The optimal experience in work and leisure[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9（56）： 815-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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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bert， J. L. Conducting research on CALL[A]. In J.L.Egbert & G. M. Petrie （eds.） CALL Research Perspectives[C]. London： Lawrence Erbaum Associates， Inc， 2005a：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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