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亮剑》中塑造了三类知识分子形象，但我们发现知识分子在战争并没有表现出诸葛亮式的智慧超群，没有对大老粗农民／军人的引领，而是只能依附于农民／革命军人接受改造和规约。在21世纪知识经济的时代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塑造正面的有独立思想的，有血有肉的知识分子形象，对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亮剑》知识分子　陈旧
　　
　　电视连续剧《亮剑》采用民间狂欢的表达方式，塑造了全新的草莽英雄形象，展示了被遮蔽在官方(即主流)念下的民间价值观。狂欢化的表达方式颠覆和超越了以往同类作品的模式化窠臼，使观众得到了痛快淋漓的情感宣泄，给接受活动带来了新鲜欢快的情感体验。然而笔者以为《亮剑》在知识分子的塑造上却不尽如人意。
　　该剧为观众塑造了三类知识分子：来自燕京大学的赵刚政委，以田雨为代表的女性知识分子和爱国知识分子代表一田雨父亲。在这三类知识分子身上，我们明显发现电视连续剧《亮剑》创作者仍然沿袭我国文艺创作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以政委 草莽英雄及改造 恋爱的模式把知识分子置于边缘化、被规约的境遇。
　　
　　路线一：“政委 草莽英雄”的模式
　　
　　在电视连续剧《亮剑》中明显凸现农民／军人英雄。塑造的李云龙、魏和尚等人个个都是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尤其是对李云龙更是放大传奇色彩，将其“神”化。作为军人，他智慧超群能掐会算、神出鬼没、强悍好斗、勇敢果决，逢敌必亮剑，屡建奇功，同时又侠肝义胆、快意思仇：个性张扬，桀骜不驯、不寻常规：作为农民，他强悍粗糙，动不动就破口大骂，敢怒敢言，鲁莽蛮横，甚至无赖。他是一个很有我国影视剧画廊中难得的硬汉型英雄形象。创作者较好地将传奇与野性，勇武与侠义精神融合在一起，满足了观众对武侠精神和江湖英雄的迷恋，而创作者不仅仅停留于此，他巧妙地将武侠精神和中国军魂勾连起来，使主人公及其战友的革命精神有了终极意义上的提升，使李云龙等人成为21世纪所推崇的抗日战争中我军亮的一把精英之“剑”。从这一点来说，这部剧是值得称道的。然而该剧在塑造知识分子之时仍将知识分子置于边缘化、被规约的境遇，让人深表遗憾。
　　政委 草莽英雄模式是我国五六十年代流行的一种模式，往往是知识分子作为政委出现，主要模塑的还是战斗英雄，这在影片《铁道游击队》尤为典型。这一类作品中的英雄大放其传奇色彩，且人物往往是没有七情六欲的“高大全”形象。此中的政委，知识分子只是作为党是领路人的符号存在，与这些英雄相比，政委，知识分子基本无个性及血肉可言。
　　在《亮剑》中依然是走政委 草莽英雄的路线。当然，这部剧中的英雄与五六十年代的英雄已经打不相同，英雄从神坛上走下来了，走进了凡人之中，他不再是高高在上，只能供人敬仰，而是成为观众可感可触摸喜爱的有血有肉有着七情六欲甚至有明显缺点的个性化英雄形象。但是此中的政委形象却变化不是很大。如果说五六十年代电影中政委还是党是领路人的表征的话，那么，在该剧中仅作为一种符号而已，其实质就是为了以知识分子来凸现新型草莽英雄，从而彰显男性的阳刚之气。为了凸现这位具有武侠精神和军魂特征的新型草莽英雄，创作者塑造了一位来自于燕京大学的知识分子——赵刚政委。剧中在赵刚还未出场之时，先进行了大段的铺垫。通过李云龙的嘴点出他自己从未和任何一位政委合作好，都被自己赶走。当赵刚政委来后，二人也有一些磨擦，但很快李云龙就接纳了赵刚。而赵刚之所以能够留下来，终于成为李云龙认可并能接受的好朋友，是因为李云龙不断地嘲笑他是“书呆子”，并且持续被规约的结果。赵刚从滴酒不沾，直到也大碗喝酒；从文质彬彬，直到一张嘴便是“他娘的”，这种改变连赵刚自己都吃惊。赵刚对李云龙说：“本来我嘴巴挺干净，自从和你做了搭档，现在也学得满嘴脏话，一张口就骂娘，想想自己都不好意思，这叫他娘的什么与工农相结合?好的一点儿没学着，骂人喝酒倒学会了。”对此，李云龙却说“这就对啦，不会骂人能当好兵吗……用你们文人酸溜溜的话能指挥部队吗?”从表层看，似乎喝酒、骂人是农民，军人男性化的特征。其实不然，笔者以为喝酒、骂人是作为一种农民／军人文化的特殊外化符号来呈现的。因此，赵刚的喝酒、骂娘正是贴近农民／军人，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一种象征而已。
　　为了凸现这位农民／军人英雄，在各种战役中都是李云龙策划，指挥战斗，且李云龙也不断标榜自己大字不识两个照样指挥战斗，打败黄埔军校的高材生。而赵刚政委则仅仅局限为安排生活的“司务长”，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军事才华没有得以充分展示。
　　其实模塑这样一个政委一知识分子形象创作者的良苦用心不难明了，一是将他作为党是领路人的符号存在，二是为了彰显草莽英雄式的男子汉气质(主要的)，这与中国观众长期形成的审美定势和审美期待视野相吻合。不过，知识分子在我国文化长期建构中一直被置于阴属状态。于是在国人眼中他们的形象似乎是彬彬有礼的，唯唯诺诺的、拘谨的、酸腐的、绣花枕头、缺乏男子气的。长此以往，在观众心里已形成了审美定势，知识分子距离他们所崇仰的男子汉似乎相去甚远。
　　
　　路线二：“改造 恋爱”的模式
　　
　　在该剧中创作者还为我们塑造了三位女知识分子，然而女知识分子在该剧中显然是被设定为“嫁”于英雄者的。剧中从纵队长、师长甚至军长无不被精通诗书知书达理的女知识分子所迷恋。不惜放弃已经生儿育女共同生活的乡下的糟糠之妻。与电视剧《激情燃烧岁月》《历史的天空》一样，也是好马配好鞍，美女配英雄，而且是女知识分子成为英雄的最爱。而女知识分子也同样痴迷于农民／军人英雄李云龙。不仅是田雨，连她的同学也被深深迷住。田雨嫁给李云龙而得以享受的优越条件，张白鹿崇拜高级将领明知是朋友的丈夫仍然不断追求，暗示田雨选择的正确，以唤起观众对于这一婚姻的认可。
　　在这里，我们清楚地发现，中国知识分子与女性地位发生了某种奇妙的一致。在话语层面，女性作为一个不可见的、遭潜抑的身份，同时是一个重要的灼然的“空洞能指”。在此，女性是作为“知识分子”这一特定的社会身份的隐喻而获得其指认与表述的。这无疑是一种政治历史的修辞方式。在毛泽东时代的主流意识中女性与知识分子间有着微妙的对等与等值。女性的地位是依据她所从属的“男人——父、夫、子”来确定的，而知识分子的地位意义则是由他依附的阶级来定义的。因此，知识分子／女性只有牢牢地“依附”于农民／革命军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路，才是唯一而正确的道路。如果说，女性对男权文化是一种既不可或缺，又可疑危险的力量，那么，知识分子在现实中也是同样的角色。如果说，在主流意识中女性的负值表述为稚弱、无知、异变而轻狂：那么知识分子也具有这类“典型”的 类型化特征。
　　知识分子只有与工农民众联姻才获幸福美满。创作者在虚构故事时，利用婚恋关系把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共存于一家庭生活空间，借助工农的先进观念逐步“驯化”知识分子不合乎规范的“异端”思想，创造知识分子的新人形象。在五六十年代的文艺创作中有不少这类作品，一时间成为当时文艺创作的一种常见模式。电视连续剧《亮剑》中的田雨饱读诗书，对生活充满了让农民，军人英雄看不惯的“小资情调”。该剧中把钢琴、油画作为与农民文化格格不入的符号出现在他们的家里。农民／军人英雄李云龙武断地排斥钢琴，以领袖像代替油画，表面看是当时现实的一个写照。其实不然，这一替换正是农民以自己所谓的先进观念“驯化”知识分子的过程。当田雨不从，便适时地有另一个女性知识分子张白鹿登场，她极尽全力投其所好：李云龙好喝两口。张白鹿为他斟酒，与之共品：李云龙好战争，张白鹿为他研读战争书籍，与之共话战争。为了婚姻的完美，为了家庭的稳固，田雨主动放弃“小资情调”，按照张白鹿(实际是农民的先进观念)的做法来迎合农民，军人英雄李云龙，完成了农民/军人对知识分子／女性的帮助、规约，成为农民需要的知识分子／女性新人形象。
　　在这种“他者”的想象中，恋人关系被简化为政治上的启蒙与帮助，知识分子被剥夺了思想的独立性，在“爱人”的引导下，他们的自主性异常脆弱，努力追求毫无保留地融入工农大家庭。这种把知识分子的婚恋生活简约化和虚伪化的叙写，无疑是创作者在政治观念的视野中书写的结果。创作者屈从于主流集体话语的规范，抛弃了生活的原生形态。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剧中，与农民/军人英雄和女性知识分子热闹的婚姻场面相比，我们看到赵刚这样一位燕京大学的高材生，却成为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老大不小了在田雨的撮合下才有了自己的小巢。与李云龙“美女如云”的情况相比真可谓是“门前冷落车马稀”，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境遇。
　　最后，电视连续剧《亮剑》还塑造了田雨父亲这样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然而我们所见到的这位老知识分子，更是迂腐而不合潮流。至此，电视连续剧《亮剑》为我们完成了对知识分子的整体塑造：知识分子是有知识的，却是迂腐的，绣花枕头好看不中用的，只能成为农民，军人的幕僚、陪衬：他们既是有知识的，又是美丽的，是农民，军人不可或缺的，是英雄成长的基石，是英雄好马的鞍子，是英雄长袍的点缀，是“揾英雄泪”的红袖，又是农民／军人英雄改造、规约的对象。
　　我们知道公共范畴通常指政治、文化或市民社会的领域，而私人范畴则指家庭和家庭生活从上面分析可看出创作者无论在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中都将知识分子置于从属地位，将他们处于被规约的境遇。可以这样说，知识分子形象在电视连续剧《亮剑》中是平面化、脸谱化的，是毫无知识分子个性特征的，严格地说是知识分子群体的又一次实质上的缺席。
　　回顾中国的影视剧史我们不难发现，在历史指认的视阈中，我国建国以来大多数文艺作品对知识分子进行不同程度贬低，知识分子向来被称作“臭老九”，革命文学的无产阶级英雄谱系中严重缺席了知识分子这一重要群体，真正被述的是知识分子被改造的过程。这些作品为广大知识分子指出这样一条道路：知识分子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改造和考验，才能成为革命队伍所需的战士。
　　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中国革命的现实：在漫长的历史中上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能够上学的大都是有钱人的子弟，也就是地主、资本家及其官宦人家的子弟，因此不能成为革命事业的依靠对象，甚至不能被充分信任。其次从革命的逻辑推断，这些知识分子在旧中国上学求知，所受的教育是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它们的文化知识尤其是价值观念全都是旧时代的，不仅没有接受革命的洗礼而且必然的又落后、保守甚至反动。
　　如果电视连续剧《亮剑》拍摄于90年代以前，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应该说确实和我们那时国情状况、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和现实表现、时代变化等都有关系，也和人们长期禁锢的观念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得以解放，仍然深受毛泽东时代主流意识的影响有关。但是，时值21世纪全球步入知识经济的时代的的今天，电视连续剧《亮剑》等革命军事题材电视剧仍然将知识分子定位于边缘化，规约、改造的地位，让他们成为没有独立思想、没有智慧，缺少血肉般个性特征的人，成为空洞的能指，仍然对知识分子嘲弄批判，从文艺本身看，笔者认为这正反映出创作者不够理智和缺乏客观把握，图解生活和概念化等问题。同时，也可以说是对现实中“读书无用”的妥协与认同，这决不是耸人听闻。
　　曾经有学者认为，塑造知识分子，应该实事求是。在建国以来的文艺作品中，知识分子形象总是或“圣贤”，或“魔鬼”，或遭到赞扬，或受到揶揄，一直处于不完全真实的状态。知识分子理应成为社会良知的代表，应该对他们提出更高要求，但是文学艺术也不能脱离实际而想当然地塑造知识分子形象。电视连续剧《亮剑》为了满足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观众的视觉诉求，将农民军人形象作为主体大加赞颂，极力凸现农民／军人光彩照人的一面，原本没有锚，况且，中国军队自建立到如今都是以农民为主体，而且在中国各阶段革命历史上也的确涌现出大量的农民，军人英雄，也正是由于他们，中国革命才有成功的可能，但这并不能成为将知识分子边缘化的理由。因为创作者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抗日战争革命的胜利应该是各阶层民众努力的结果，作为农业大国，没有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的贡献，没有新中国的今天，但是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介入，没有先进知识分子的引领，也同样没有新中国的今天。因此，作为军事题材影视剧要还原真实的历史，不仅要正面讴歌农民，军人英雄，也同样需要正面赞扬知识分子／军人英雄，让观众看到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为观众亮出中国军队一文一武的一对精英之“剑”，而不是让知识分子／军人成为简单的点缀、陪衬。
　　
　　结语
　　
　　《亮剑》满足了观众对英雄理想、崇高观念、健全人格的内心渴望，缓解了人们的审美疲劳和精神虚弱，是一种英雄、硬朗阳刚的美学追求。但与李云龙相比，政委赵刚的形象缺少应有的个性与品格。
　　笔者认为男子汉气质的表现应该是多方面的，除了粗俗、个性，还应该表现那些有智慧、沉稳等特征的传奇英雄。况且，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一步推进，大众受教育的程度将不断提高，民众主体也在悄然发生变化，知识分子的队伍将会不断扩大，因此塑造出新型的知识分子男子汉形象——将他们作为学识、胆识、骨气、人格、操守的统一体展现给观众，为我们亮出一文一武一对精英之“剑”，让知识分子不再仅仅作为陪衬出现，才是我们文艺工作者塑造多元男子汉气质英雄的追求。
　　再说，极力推崇粗俗、颠覆权威的这种另类的草莽英雄，一任贬损知识分子的英雄形象泛滥，这实际是对“高大全”英雄的矫枉过正，这将会对价值观形成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对青少年的价值观导向起到不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