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民族文化遇上现代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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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民族出版承担着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使命,但民族文化流失、出版业转型、文化功能单一使我国当代民族出版面临困境。当前做好民族出版工作需充分调动各方面社会力量、应用新技术手段并优化出版业务。
  关键词:少数民族;民族出版;民族文化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早在上个世纪,鲁迅先生在其《且介亭杂文集》中就说过这样的话。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源远流长。但随着现代科技文明的发展,民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冲击,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语言文字、文艺作品等面临着消失的危险。民族文化不仅是特定民族的集体记忆和血脉传承,更是其独特的文化财富和智慧结晶,优秀民族文化理应得到保护,民族出版在这个意义上扮演着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角色。
  一、我国民族出版发展现状
  中国历史悠久,民族文化各放异彩,每一个民族史诗般的发展历程背后,都包含着独特的原生态文化,无论语言文字、建筑服饰、饮食习俗、生计模式,还是婚姻家庭、伦理观念、宗教信仰、艺术创作,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鲜明个性和特色,充分体现着其民族创造性和历史文明成就。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现代传播手段的应用,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内容得以通过现代化、规范的方式呈现出来。民族出版即“将少数民族文字作品或者少数民族题材的文稿、图画、乐谱、音像等加工后,以一定方式将其复制在特定载体上,并以出版物的形态向特定公众传播的行为”①。民族出版事业的使命,即在于对多样的民族文化资源进行整理和传播,以出版的形式实现民族文化的延续和民族精神的传承。
  转企改制前,我国绝大多数出版社实行事业单位体制,政府主导民族出版业的发展方向,无论是专业的民族出版社还是位于民族地区的非专业出版社,其出版活动都体现出鲜明的政治属性,与党的民族工作政策保持一致。党中央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族文化事业和产业的发展,大力扶持民族出版机构,对民族出版项目进行规划和支持,尤其是对涉及经典历史、人物的选题给予重点资助。长期以来,我国民族出版事业为促进民族关系和谐、服务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随着我国出版体制改革的进行,我国出版单位大多由事业单位转变为企业,然而,对于民族出版事业而言,政策支持力度有增无减,民族出版社、藏文出版社仍保留了事业单位性质,当前我国民族出版仍主要由国家出版基金提供资金支持,集中组织编辑出版,“2009~2012年,国家出版基金已投入资金近8,500万元,共资助少数民族出版项目36个”。②在2013年度民族文字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除《国家“十二五”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规划》项目以外,还将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文字出版项目、少数民族出版对外交流与合作项目列入资助重点,对边缘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的对外交流给予了格外关注。
  总体上来看,我国民族出版偏向于公益性质,从选题、策划、发行到传播都以政府引领为主,市场特征较弱。我国民族出版目前图书出版总量小、市场相对狭窄,通常民族题材的图书印数仅有几千册,出版边际成本较高,而现有的能够进入市场的民族图书的题材则较为单一,基本上集中于旅游、艺术方面,读者面较为局限。由此可见,我国民族出版物的商品化程度远远不够,还难以创造规模经济效益。当前,民族出版实现的主要是特定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而非经济价值。
  二、当代民族出版面临的困境
  1. 民族文化流失给民族出版带来挑战
  民族文化多是非物质的,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和缺失性风险。有些少数民族只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文字,文化通过诗歌、歌曲、舞蹈、图画、仪式等形式保存和传递,尤其是一些世代相承的艺术、习俗、知识和技能等等,往往采用言传口教或潜移默化的影响流传下来,不诉诸文字。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帮助一些少数民族对本民族文字进行了改进和创制,但目前为止也仅有22个民族拥有自己的文字,文字记载相当有限,更缺乏系统的民族文化整理。另一方面,民族传统与现代社会的碰撞也加速了民族文化的流失。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对传统民族文化的冲击十分明显,随着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和发达的交通网络等向少数民族地区的渗透,以及少数民族居民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民族文化或多或少正在失去其原生态面貌,很多传统内容来不及记载就已在时代变迁中消失。特别是对于人数较少的民族,即使做出大量努力来应对这种状况,也会由于其较弱的文化自我复苏能力而困难重重。
  民族文化的流失问题无疑给民族出版工作增加了难度,对编辑、出版水平的专业性和系统性都提出了挑战,图书出版前进行的田野调查不仅必需而且难度很大。当前迫切需要一种更为稳定有效的方式记录民族文化的历史成果,通过发掘、收集、整理、编辑、出版等环节,使民族文化具备出版物形态,以规范而持久的方式进行传承。
  2. 出版业转型给民族出版带来压力
  转企改制后我国出版业面临产业转型和技术转型的双重窘境,出版工作者似乎也一下子从文化人变成了经济人,不再是仅仅潜心于文化内容,更要全力以赴关注经济利润,这显然需要一个调整与适应的过程。新技术的兴起使数字出版迅速摆上了许多出版单位的议事日程,数字出版转型所需投入无疑相当可观。民族出版事业并非也不应该仅由民族出版社等少数几家公益性出版社来推动,在巨大的转型压力、经济压力面前,一般出版单位和出版工作者要想对民族出版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显然具有一定困难,毕竟民族出版更多的是责任性、使命性、公益性的工作,而绝不是盈利性项目。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国家加大对民族出版的扶持力度,也决非长久之计,因为公益性出版只能解决基本的资金保障,投资方式单一,资金供给有限,覆盖面积不够广,难以形成良好的投入产出的循环,无法满足民族出版的长远发展需求。当前,民族出版的趋势应是更多地围绕市场做文章,寻求多渠道、多形态的合作与支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民族出版的市场化运营路径的探索显得至关重要。   3. 文化功能单一给民族出版带来局限
  据统计,“在近几年出版的民族类图书中,仅教材的比例已超过50%以上,其余的大多为整理和抢救民族文化类图书”③,民族类图书的文化功能仍然比较单一,偏于记录性、科普性,出版题材仍然有相当程度的局限,学术研究性、大众性相对薄弱。
  一方面,从民族文化的传承角度出发,出版物定位不应仅仅停留于对集体记忆的发掘,而是要进行整理、重构,萃取民族精神的精华,展示其内涵。这就要求民族出版在进行古籍整理、传统记录的同时,重视推进民族文化研究方面的理论创新,把图书出版与民族文化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角度进行选题策划,但就目前状况而言,民族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空白点仍很多,尚有很大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由于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各民族读者的阅读需求是不同的,这就对选题的多角度、多层次提出了要求。需要深入民族地区对少数民族的阅读倾向、阅读水平进行广泛调研,选题广泛涵盖生产、生活、娱乐、知识普及等内容,以便有针对性地满足不同民族读者的需求,既实现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播又使民族读者对非本民族文化读物广泛接受,既保持民族特色同时又融入时代气息。因此,民族出版还需要克服一系列难题。
  三、当前做好民族出版的可行性措施
  1. 积极动员民族地方力量,深入挖掘民族出版资源
  针对我国民族文化流失问题,应寻求民族地方力量积极参与文化资源的拯救和整理,最大限度地保护民族文化资源的完整性和全面性。民族地方力量,既包括民族地方的政府文化部门和研究机构,也包括研究地方民族事务的专家学者;同时,民族地区的热心百姓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通过他们有可能找到与民族文化相关的第一手资料。以光明日报出版社的《中国白族村落影像文化志》丛书为例,该丛书的组织、调研和撰写工作唤起了三方面的力量共同参与,一是大理白族自治州地方政府,二是云南地区的白族学者和研究白族的专家,三是当地的白族村民,通过他们发掘到了一些记录白族文化传统的珍贵文字资料和器物收藏,甚至一些重要的线索就是在白族村民的家谱和白族老人根据记忆复原的村落地图中发现的。
  2. 运用影像与数字技术,丰富和优化民族出版的形式
  数字技术的加盟催生了出版的新形态。可以充分应用数字多媒体技术,发挥照片、图片、录音、录像记录文化生活的真实性、客观性、完整性,再现民族文化的生动风貌,以视听文本的形式记录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状态。这种方式不但有利于立体展现少数民族百姓的生态环境、建筑、服饰、生活生产用具等图景,而且可以极大地唤起当地人民对本民族文化记录和梳理工作的热情。
  民族出版的数字化还可拓展读者的阅读体验,有可能带来受众群体的扩大。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中华民族文化大系》书稿中设计了二维码链接,读者想了解民族地理文化、人文景观、音乐舞蹈时,可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扫描书上所印制的二维码以欣赏相应视频、音频等内容,从而获得完美的阅读体验。光明日报出版社的《中国节日志》丛书也有大量的影像资料相配合,读者可以从图书数字版本中体验少数民族节日庆典的生动场面。
  3. 制定合理的出版流程,保障出版质量
  除了常规的导向质量、编校质量、设计印装质量之外,民族出版还要特别注意两个方面的质量:一是图书中所涉及的大量的知识点的准确性;二是出版的进度和时效性。
  民族图书中的知识点,既包括文史资料中的文字记录,还包括很多生活中的细节之处,比如一些地名、人名、称谓、专有词语、特定说法等等,民族语言与汉语、方言与普通话、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转换都可能产生内容上的歧义。要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就需尽可能地实现审稿专家、作者、编辑队伍的民族化,使通晓民族语言文字、熟悉民族历史习俗和宗教禁忌的学者参与书稿的编写和审阅工作;同时注意培养具有一定规模和专业水准的内含少数民族编辑在内的编辑队伍。在图书出版时间进度控制方面,应充分考虑到民族地区的通信和交通问题,制定合理的出版周期并适时地调整出版节奏,可以尝试采用图书编辑提前介入的方式,使编辑环节前置到田野调查和资料收集阶段,充分发挥编辑的能动作用和出版经验,切实保障图书的出版进度。
  (祝菲,光明日报出版社编辑)
  注释:
  ①金星华主编. 中国民族语文工作[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87.
  ②繁荣民族出版助推精品力作[N]. 中国新闻出版报,2012-10-30.
  ③侯姗姗. 我国民族图书出版概况研究[A]. 中国出版年鉴[C].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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