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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伤心咖啡馆之歌》是美国南方文学家卡森·麦卡勒斯的一部重要作品，本文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探讨其中人物李蒙内心变化的成因，通过分析他的精神世界变化和扭曲的深层原因及与作者之间暗含的关联，论证李蒙深陷世俗的枷锁而逐渐扭曲，失去超我，而对李蒙人格扭曲的关注也是作者的无意识反映。
关键词：《伤心咖啡馆之歌》；精神分析；弗洛伊德；李蒙
《伤心咖啡馆之歌》是美国南方文学家卡森·麦卡勒斯的一部重要作品。作者通过人物的行为对话，生动地塑造了不同的扭曲形象，字里行间充满着她对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纷争的思考。
国外对这部小说的学术研究比较丰富，主要集中在对作品内容的分析上，包括概括作品的孤独主题和对人物形象的探究，包括卡门·斯卡格斯、马斯·诺亚、多瑞恩·福勒和格林森·怀特等人的研究；国内对《伤心咖啡馆之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对作品精神孤独主题的探讨，认为主人公悲剧的原因体现了作者对现代社会人精神隔绝造成的孤独感以及对爱追求的挫败感的关注；二是从性别视角分析小说中的人物，认为无论是悲剧结局还是其混乱的性别特征都反映了男权社会下女性的生存悲剧。其余研究分散在存在主义、叙事艺术和隐喻分析上。除此之外，小说中各色人物在寻找自我所爱的精神状态也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之一。然而国内学界从精神分析角度对这部作品中明显突出的人物畸形的内心世界的解读却不多，少量研究也集中在女主人公爱米莉亚上。不同于爱米莉亚自我封闭的悲剧结局，李蒙最后作为跟班与马文一起砸毁了咖啡馆后离开了小镇，作者并未仔细交代他的去向，但是他所拥有的畸形人格却在小说中十分突出，因此值得关注。本文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从李蒙身体的残缺和毫无压抑的本我释放两个角度来论证他的人格扭曲原因，并且探讨这种扭曲的深层原因和与作者之间暗含的关联。
一、身体的残疾
李蒙在小说的一开始是以一个相当弱势的形象登场，他应该是处在这个小镇社会阶层的几乎最底端地位：
那人是个驼子，顶多不过四英尺高，穿着一件盖到膝头的破旧褴褛的外衣。他那双细细的罗圈腿似乎都难以支撑柱他的大鸡胸和肩膀后面那只大驼峰 … 他那张苍白的脸由于扑满了尘土变得黄蜡蜡的，眼底下有浅紫色的阴影。（麦卡勒斯 8-9）
这段详尽的外貌描写突出了李蒙的身体缺陷，小说中还指出李蒙表哥还有肺结核的病症，值得注意的是，李蒙除了身体上的残缺之外，他出场时的社会姿态也是极低的。一开始李蒙是以一种攀亲的方式来投奔爱米莉亚，他的动作和语言极端低声下气，他在爱米莉亚小姐面前“显得忸怩不安，仿佛都快哭出来了。他把提箱搁在最低一级台阶上，手却没有从把手上松开”（麦卡勒斯 9），他保持着自己弱势的姿态，但是又没有十足的把握得到爱米莉亚的同情和收留，于是他的手一直拿着给自己安全感的手提箱，一则给自己增加依靠，二则如果遭到拒绝，他也能立时离开，最大程度地减少伤害。这个多次出现箱子与李蒙几乎寸步不离，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破烂——破旧不堪的衣服和古里古怪的废物，有点像缝纫机的零件，或是什么同样毫无用处的东西”（麦卡勒斯 9），显然这只箱子和李蒙的形象有惊人的相似——无用且破烂，甚至是一种任人抛弃的社会存在，而在小说的后半部分，箱子的意象却没有再出现过，可见箱子象征的是初登场时通过体现他的弱势来博取同情，同时关闭着内心扭曲性格的李蒙，当他开始释放自己的时候，这个箱子的用处也就没有了。通过这样的分析可以看出李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残疾人，而是一个相当有城府的人。周围人打量和好奇的眼光无形中在慢慢摧毁他的人格，加强了他内心性格的畸形程度，因为这些不公的对待和异样的目光在他心中作为一种憎恶的潜意识慢慢地生根发芽，而无权无势无力量的自己在有求于人的时候只能有意识地将其隐藏起来。这造就了他后期被爱米莉亚宠爱之后的巨大变化，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即使遇到爱米莉亚之前，身体上的残缺已经导致他的内心世界的扭曲，他感知到的外界是冰冷残酷的，导致他的心中除了对关爱的强烈渴望之外，他将能够使人产生同情的示弱行为当成自己对待外界惯用的武器，当他得到咖啡馆的实际权利后，他潜藏的本我就开始释放，笔者会在下一节将重点分析这一点，可见残疾是李蒙的畸形人格形成的根源。
李蒙的残疾令人不免联想到作者麦卡勒斯·麦卡勒斯的个人经历。1932年，15岁的麦卡勒斯患了严重的风湿热，由于误诊，风湿热成为她此后罹患各种疾病，以及最后中风偏瘫的隐形杀手，这也是她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重要原因之一。麦卡勒斯的作品大多着重刻画出典型的残疾人形象，如《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哑巴辛格和安东尼帕罗斯，《金色眼睛的映像》中手指残疾的凯瑟琳，《没有指针的钟》中罹患绝症的药剂师，作者通过对不同的身体残缺或疾病来探究这些群体遭遇身体不足情况之下的内心世界和他们在社会中存在的意义，在她的作品中，畸形的身体往往只是显示了一个人缺乏能力去扩展、去奉献、去接受爱，这是一种充满极度痛苦的境地。无数来自她想象世界的陷入歧途和肢体残缺的人们，试图通过人与人之间完全的精神依恋來发现生活的意义的，而她从来不认为这种行为有什么不正常。（斯宾塞14）
实际上，作者对李蒙倾注的也是自己对于残疾群体的关注，对于她来说身体的残缺的确是造就他们性格不可忽视的原因，但是她也提出这类人处于一种十分痛苦的状态，作者自身的残疾也令她更深入地了解这类群体的精神世界，从而通过文学的方式将她内心的欲望升华出来，即使大部分研究都指出李蒙从根本上来说并不值得同情，但是这类人更加凸显出作者希望读者关注这种畸形人格的成因是在于他们身体上的缺陷这一愿望。李蒙在爱米莉亚家吃到第一顿饱饭时，“一滴泪从他肮脏的脸颊上慢慢地滑下来”（麦卡勒斯 16），这滴眼泪不仅仅表达了他的感激之情，更是对自己整个人生中的痛苦无声的控诉。
二、本我的释放
如果说李蒙身体上的残缺是他扭曲性格的根源，那么他在短时间内获得爱和权势的时候一下子将本我彻底释放的改变就使得他扭曲性格的彻底暴露出来。在与爱米莉亚一起生活的过程中，他的形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他干净地无可挑剔，然而他的着装却有着一种貌似要将所有装饰穿上身的欲望，从衬衣外套到马裤亮靴，再加上一条长到地上的大围巾，恨不能再往身上套上更多光鲜的服饰似的。其次，他迈着神气活现的步伐走进店堂，他顺着自己眼睛的方向凝视每一个人，这大概能够到一个普通人的裤带那么高。接着他故意慢腾腾地打量每一个人的下半身——从腰部一直到脚后跟。等他看够了，就把眼睛闭一会儿，摇摇头，仿佛认为他刚才所见到的都是微不足道的。接着他自信地把头朝后一仰，仿佛仅仅是使自己弄得更清楚些，他慢慢地，细细地把围在他身边的一张张脸庞环视一遍。（麦卡勒斯 25-26）
这一段细节的描写很微妙，一面说出罗锅身量矮小的事实，另一面却用他看起来无比自信和骄傲的神情做出对比，仿佛这时候他的身高已经不再像前文中所说是一种弱势，反而是一种自豪的资本似的。这样的反差是来自于他在遇见爱米莉亚之后发现自己竟然能被她所喜爱和保护起来，罗锅在有了靠山之后开始把自己内心全部想要张扬的本色释放出来。“只要潜意识的历程一成为意识的，症候必将随而消灭”（弗洛伊德 1986： 237），对于李蒙来说，前期的经历令他对爱有着极度的渴望甚至渴望到偏激，在得到咖啡馆之后，他再也不需要压抑自己的本我，他内心强烈的欲望全部通过爱米莉亚小姐对他的宠爱释放出来，一切身体上的缺陷在他眼里不再是缺陷，不再需要遮掩，更不再需要把自己锁在一直只能通过哭泣来求得同情的世界里，除此之外，他还要更加牢牢地把握住拥有的机会，极尽全力地展示着他的控制力。
上节中提到李蒙潜意识中对世界存在着的怨恨，这一点在他释放本我之后的表现中显露无疑。李蒙跟着爱米莉亚下地，然而“李蒙表哥在一边站着，啥也不干，倒是很会指摘哪个工人在偷懒。时候他说了半天，没有一个字是真的”（麦卡勒斯 59）。得到了权力和关爱的李蒙似乎开始将自己过去受到的痛苦和受到的压迫全部投射到他人的身上，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去了解所有人的八卦，通过只言片语来挑唆别人间的关系，在引起那些人的打架斗殴时的李蒙是最快乐的，因为他能通过这种方式来感受自己的力量和自我意识的实现。这种扭曲人格首先是在他身体残缺而遭到极度歧视的极度痛苦之下形成，爱米莉亚突然之间给他的巨大宠爱又给李蒙带来的是欲望的骤然释放，导致他完全没有用任何超我的意识或者道德的标准对自己的欲望进行协调，他的整个世界观都开始发生变化，从一个极端走入另一个极端当中：“罗锅有时候他跟在爱米莉亚小姐的脚后跟——不过这段时期里他的目的仅仅是模仿她那笨拙的大步子，他也斗鸡着眼，学她的姿态，使她显得像是个畸形的人”（麦卡勒斯 94），罗锅的自我发泄渠道是也将自己变成了对畸形人取笑和歧视的成员之一，实际上他是在用这种方式来让自己忘却过去残缺的极端痛苦，仿佛他加入了取笑者的队伍就成为了踏入了上层社会似的，这种扭曲不得不令人扼腕叹息。
李蒙在《伤心咖啡馆之歌》中是与众不同的一个人物，无人理解的孤独的他更容易走向极端，而这也是作者想通过作品来表达的主题，这些人其实是值得深深同情和更多关注的群体。李蒙从自卑到傲慢再到背叛，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有物理或者说事件原因的引发，但是人物内心精神世界受到的伤害和遭到的变故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并且是非常重要的主导作用，而作者在创造角色的同时也融入了自己对残疾人群的关注的潜意识欲望。
同时本文对李蒙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说女主人公爱米莉亚的悲剧源于她的恋父情结和自我封闭，那么李蒙的精神变化就完全不同，他是源于他身体的残缺，很难被克服，这就是为什么爱米莉亚在遇到李蒙表哥之后会渐渐打开内心，只是由于再一次的背叛和创伤导致悲剧，而李蒙却是在得到爱之后反而走向更加可怕的极端，这也启示我们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需要单独了解每一个人物形象的过去经历，这也是作品呈现出不同的人物形象魅力所在：不同于重重地伤于自己的深情的爱米莉亚，李蒙则是深深地困在世人眼光的捆绑之中，最终的命运只是永远都无法摆脱扭曲不堪的世界罢了。
参考文献：
[1]Barlow， Daniel Patrick. “‘And Every Day There is Music’： Folksong Roots and the Highway Chain Gang in 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 Southern Literary Journal 44，1 （2011）： 74-85.
[2]Fowler， Doreen. “Carson McCuller’s Primal Scenes： Ballad of the Sad Café.” Critique，43，3 （2002）： 260-270.
[3]Gleeson-White， Sarah. “A Peculiarly Southern Form of Ugliness： Eudora Welty， Carson McCullers， and Flannery O’Connor.” Southern Literary Journal，36，1 （2003）： 46-57.
[4]Mass， Noah. “‘Caught and Loose’： Southern Cosmopolitanism in Carson McCuller’s 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 and The Member of the Wedding.” Studies in American Fiction ，37，2 （2010）： 225-246.
[5]Millar， Darren. “The Utopian Function of Affect in Carson McCuller’s The Member of the Wedding and 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 Southern Literary Journal ，41，2 （2009）： 87-105. [6]Morgenstern， Naomi. “The Afterlife of Coverture： Contract and Gift in 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 Differences： A Journal of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 ，16，1 （2005）： 103-125.
[7]Skaggs， Carmen. “‘A House of Freaks’： Performance and the Grotesque in McCuller’s 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 A Quarterly Journal of Short Articles， Notes， and Reviews， 26，2 （2013）： 134-38.
[8]Stebbins， Todd. “McCuller’s 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 Explicator ，46，2 （1988）： 36-38.
[9]Whitt， Margaret. “From Eros to Agape： Reconsidering the Chain Gang’s Song in McCuller’s Ballad of the Sad Café.” Studies in Short Fiction ，33，1 （1996）： 119-122.
[10]弗吉尼亞·斯宾塞.孤独的猎手：卡特·麦克勒斯传[M].冯晓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
[11]卡森·麦卡勒斯.伤心咖啡馆之歌[M].李文俊译.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
[12]林斌.卡森·麦卡勒斯20世纪40年代小说研究述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5，2.
[13]鲁淑兰.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解读《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的人物形象[J].考试周刊，2009，50.
[14]聂鑫琳.《伤心咖啡馆之歌》的精神分析学解读[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4，1.
[15]西格蒙·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著作选集[M].林骧华译.北京：兰登书屋，1938.
[16]西格蒙·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关键词：《伤心咖啡馆之歌》；精神分析；弗洛伊德；李蒙
《伤心咖啡馆之歌》是美国南方文学家卡森·麦卡勒斯的一部重要作品。作者通过人物的行为对话，生动地塑造了不同的扭曲形象，字里行间充满着她对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纷争的思考。
国外对这部小说的学术研究比较丰富，主要集中在对作品内容的分析上，包括概括作品的孤独主题和对人物形象的探究，包括卡门·斯卡格斯、马斯·诺亚、多瑞恩·福勒和格林森·怀特等人的研究；国内对《伤心咖啡馆之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对作品精神孤独主题的探讨，认为主人公悲剧的原因体现了作者对现代社会人精神隔绝造成的孤独感以及对爱追求的挫败感的关注；二是从性别视角分析小说中的人物，认为无论是悲剧结局还是其混乱的性别特征都反映了男权社会下女性的生存悲剧。其余研究分散在存在主义、叙事艺术和隐喻分析上。除此之外，小说中各色人物在寻找自我所爱的精神状态也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之一。然而国内学界从精神分析角度对这部作品中明显突出的人物畸形的内心世界的解读却不多，少量研究也集中在女主人公爱米莉亚上。不同于爱米莉亚自我封闭的悲剧结局，李蒙最后作为跟班与马文一起砸毁了咖啡馆后离开了小镇，作者并未仔细交代他的去向，但是他所拥有的畸形人格却在小说中十分突出，因此值得关注。本文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从李蒙身体的残缺和毫无压抑的本我释放两个角度来论证他的人格扭曲原因，并且探讨这种扭曲的深层原因和与作者之间暗含的关联。
一、身体的残疾
李蒙在小说的一开始是以一个相当弱势的形象登场，他应该是处在这个小镇社会阶层的几乎最底端地位：
那人是个驼子，顶多不过四英尺高，穿着一件盖到膝头的破旧褴褛的外衣。他那双细细的罗圈腿似乎都难以支撑柱他的大鸡胸和肩膀后面那只大驼峰 … 他那张苍白的脸由于扑满了尘土变得黄蜡蜡的，眼底下有浅紫色的阴影。（麦卡勒斯 8-9）
这段详尽的外貌描写突出了李蒙的身体缺陷，小说中还指出李蒙表哥还有肺结核的病症，值得注意的是，李蒙除了身体上的残缺之外，他出场时的社会姿态也是极低的。一开始李蒙是以一种攀亲的方式来投奔爱米莉亚，他的动作和语言极端低声下气，他在爱米莉亚小姐面前“显得忸怩不安，仿佛都快哭出来了。他把提箱搁在最低一级台阶上，手却没有从把手上松开”（麦卡勒斯 9），他保持着自己弱势的姿态，但是又没有十足的把握得到爱米莉亚的同情和收留，于是他的手一直拿着给自己安全感的手提箱，一则给自己增加依靠，二则如果遭到拒绝，他也能立时离开，最大程度地减少伤害。这个多次出现箱子与李蒙几乎寸步不离，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破烂——破旧不堪的衣服和古里古怪的废物，有点像缝纫机的零件，或是什么同样毫无用处的东西”（麦卡勒斯 9），显然这只箱子和李蒙的形象有惊人的相似——无用且破烂，甚至是一种任人抛弃的社会存在，而在小说的后半部分，箱子的意象却没有再出现过，可见箱子象征的是初登场时通过体现他的弱势来博取同情，同时关闭着内心扭曲性格的李蒙，当他开始释放自己的时候，这个箱子的用处也就没有了。通过这样的分析可以看出李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残疾人，而是一个相当有城府的人。周围人打量和好奇的眼光无形中在慢慢摧毁他的人格，加强了他内心性格的畸形程度，因为这些不公的对待和异样的目光在他心中作为一种憎恶的潜意识慢慢地生根发芽，而无权无势无力量的自己在有求于人的时候只能有意识地将其隐藏起来。这造就了他后期被爱米莉亚宠爱之后的巨大变化，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即使遇到爱米莉亚之前，身体上的残缺已经导致他的内心世界的扭曲，他感知到的外界是冰冷残酷的，导致他的心中除了对关爱的强烈渴望之外，他将能够使人产生同情的示弱行为当成自己对待外界惯用的武器，当他得到咖啡馆的实际权利后，他潜藏的本我就开始释放，笔者会在下一节将重点分析这一点，可见残疾是李蒙的畸形人格形成的根源。
李蒙的残疾令人不免联想到作者麦卡勒斯·麦卡勒斯的个人经历。1932年，15岁的麦卡勒斯患了严重的风湿热，由于误诊，风湿热成为她此后罹患各种疾病，以及最后中风偏瘫的隐形杀手，这也是她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重要原因之一。麦卡勒斯的作品大多着重刻画出典型的残疾人形象，如《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哑巴辛格和安东尼帕罗斯，《金色眼睛的映像》中手指残疾的凯瑟琳，《没有指针的钟》中罹患绝症的药剂师，作者通过对不同的身体残缺或疾病来探究这些群体遭遇身体不足情况之下的内心世界和他们在社会中存在的意义，在她的作品中，畸形的身体往往只是显示了一个人缺乏能力去扩展、去奉献、去接受爱，这是一种充满极度痛苦的境地。无数来自她想象世界的陷入歧途和肢体残缺的人们，试图通过人与人之间完全的精神依恋來发现生活的意义的，而她从来不认为这种行为有什么不正常。（斯宾塞14）
实际上，作者对李蒙倾注的也是自己对于残疾群体的关注，对于她来说身体的残缺的确是造就他们性格不可忽视的原因，但是她也提出这类人处于一种十分痛苦的状态，作者自身的残疾也令她更深入地了解这类群体的精神世界，从而通过文学的方式将她内心的欲望升华出来，即使大部分研究都指出李蒙从根本上来说并不值得同情，但是这类人更加凸显出作者希望读者关注这种畸形人格的成因是在于他们身体上的缺陷这一愿望。李蒙在爱米莉亚家吃到第一顿饱饭时，“一滴泪从他肮脏的脸颊上慢慢地滑下来”（麦卡勒斯 16），这滴眼泪不仅仅表达了他的感激之情，更是对自己整个人生中的痛苦无声的控诉。
二、本我的释放
如果说李蒙身体上的残缺是他扭曲性格的根源，那么他在短时间内获得爱和权势的时候一下子将本我彻底释放的改变就使得他扭曲性格的彻底暴露出来。在与爱米莉亚一起生活的过程中，他的形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他干净地无可挑剔，然而他的着装却有着一种貌似要将所有装饰穿上身的欲望，从衬衣外套到马裤亮靴，再加上一条长到地上的大围巾，恨不能再往身上套上更多光鲜的服饰似的。其次，他迈着神气活现的步伐走进店堂，他顺着自己眼睛的方向凝视每一个人，这大概能够到一个普通人的裤带那么高。接着他故意慢腾腾地打量每一个人的下半身——从腰部一直到脚后跟。等他看够了，就把眼睛闭一会儿，摇摇头，仿佛认为他刚才所见到的都是微不足道的。接着他自信地把头朝后一仰，仿佛仅仅是使自己弄得更清楚些，他慢慢地，细细地把围在他身边的一张张脸庞环视一遍。（麦卡勒斯 25-26）
这一段细节的描写很微妙，一面说出罗锅身量矮小的事实，另一面却用他看起来无比自信和骄傲的神情做出对比，仿佛这时候他的身高已经不再像前文中所说是一种弱势，反而是一种自豪的资本似的。这样的反差是来自于他在遇见爱米莉亚之后发现自己竟然能被她所喜爱和保护起来，罗锅在有了靠山之后开始把自己内心全部想要张扬的本色释放出来。“只要潜意识的历程一成为意识的，症候必将随而消灭”（弗洛伊德 1986： 237），对于李蒙来说，前期的经历令他对爱有着极度的渴望甚至渴望到偏激，在得到咖啡馆之后，他再也不需要压抑自己的本我，他内心强烈的欲望全部通过爱米莉亚小姐对他的宠爱释放出来，一切身体上的缺陷在他眼里不再是缺陷，不再需要遮掩，更不再需要把自己锁在一直只能通过哭泣来求得同情的世界里，除此之外，他还要更加牢牢地把握住拥有的机会，极尽全力地展示着他的控制力。
上节中提到李蒙潜意识中对世界存在着的怨恨，这一点在他释放本我之后的表现中显露无疑。李蒙跟着爱米莉亚下地，然而“李蒙表哥在一边站着，啥也不干，倒是很会指摘哪个工人在偷懒。时候他说了半天，没有一个字是真的”（麦卡勒斯 59）。得到了权力和关爱的李蒙似乎开始将自己过去受到的痛苦和受到的压迫全部投射到他人的身上，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去了解所有人的八卦，通过只言片语来挑唆别人间的关系，在引起那些人的打架斗殴时的李蒙是最快乐的，因为他能通过这种方式来感受自己的力量和自我意识的实现。这种扭曲人格首先是在他身体残缺而遭到极度歧视的极度痛苦之下形成，爱米莉亚突然之间给他的巨大宠爱又给李蒙带来的是欲望的骤然释放，导致他完全没有用任何超我的意识或者道德的标准对自己的欲望进行协调，他的整个世界观都开始发生变化，从一个极端走入另一个极端当中：“罗锅有时候他跟在爱米莉亚小姐的脚后跟——不过这段时期里他的目的仅仅是模仿她那笨拙的大步子，他也斗鸡着眼，学她的姿态，使她显得像是个畸形的人”（麦卡勒斯 94），罗锅的自我发泄渠道是也将自己变成了对畸形人取笑和歧视的成员之一，实际上他是在用这种方式来让自己忘却过去残缺的极端痛苦，仿佛他加入了取笑者的队伍就成为了踏入了上层社会似的，这种扭曲不得不令人扼腕叹息。
李蒙在《伤心咖啡馆之歌》中是与众不同的一个人物，无人理解的孤独的他更容易走向极端，而这也是作者想通过作品来表达的主题，这些人其实是值得深深同情和更多关注的群体。李蒙从自卑到傲慢再到背叛，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有物理或者说事件原因的引发，但是人物内心精神世界受到的伤害和遭到的变故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并且是非常重要的主导作用，而作者在创造角色的同时也融入了自己对残疾人群的关注的潜意识欲望。
同时本文对李蒙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说女主人公爱米莉亚的悲剧源于她的恋父情结和自我封闭，那么李蒙的精神变化就完全不同，他是源于他身体的残缺，很难被克服，这就是为什么爱米莉亚在遇到李蒙表哥之后会渐渐打开内心，只是由于再一次的背叛和创伤导致悲剧，而李蒙却是在得到爱之后反而走向更加可怕的极端，这也启示我们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需要单独了解每一个人物形象的过去经历，这也是作品呈现出不同的人物形象魅力所在：不同于重重地伤于自己的深情的爱米莉亚，李蒙则是深深地困在世人眼光的捆绑之中，最终的命运只是永远都无法摆脱扭曲不堪的世界罢了。
参考文献：
[1]Barlow， Daniel Patrick. “‘And Every Day There is Music’： Folksong Roots and the Highway Chain Gang in 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 Southern Literary Journal 44，1 （2011）： 74-85.
[2]Fowler， Doreen. “Carson McCuller’s Primal Scenes： Ballad of the Sad Café.” Critique，43，3 （2002）： 260-270.
[3]Gleeson-White， Sarah. “A Peculiarly Southern Form of Ugliness： Eudora Welty， Carson McCullers， and Flannery O’Connor.” Southern Literary Journal，36，1 （2003）： 46-57.
[4]Mass， Noah. “‘Caught and Loose’： Southern Cosmopolitanism in Carson McCuller’s 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 and The Member of the Wedding.” Studies in American Fiction ，37，2 （2010）： 225-246.
[5]Millar， Darren. “The Utopian Function of Affect in Carson McCuller’s The Member of the Wedding and 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 Southern Literary Journal ，41，2 （2009）： 87-105. [6]Morgenstern， Naomi. “The Afterlife of Coverture： Contract and Gift in 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 Differences： A Journal of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 ，16，1 （2005）： 103-125.
[7]Skaggs， Carmen. “‘A House of Freaks’： Performance and the Grotesque in McCuller’s 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 A Quarterly Journal of Short Articles， Notes， and Reviews， 26，2 （2013）： 134-38.
[8]Stebbins， Todd. “McCuller’s 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 Explicator ，46，2 （1988）： 36-38.
[9]Whitt， Margaret. “From Eros to Agape： Reconsidering the Chain Gang’s Song in McCuller’s Ballad of the Sad Café.” Studies in Short Fiction ，33，1 （1996）： 119-122.
[10]弗吉尼亞·斯宾塞.孤独的猎手：卡特·麦克勒斯传[M].冯晓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
[11]卡森·麦卡勒斯.伤心咖啡馆之歌[M].李文俊译.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
[12]林斌.卡森·麦卡勒斯20世纪40年代小说研究述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5，2.
[13]鲁淑兰.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解读《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的人物形象[J].考试周刊，2009，50.
[14]聂鑫琳.《伤心咖啡馆之歌》的精神分析学解读[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4，1.
[15]西格蒙·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著作选集[M].林骧华译.北京：兰登书屋，1938.
[16]西格蒙·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