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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2003年以来，中国OFDI区位选择稳定地集中在三类国家或地区，分别为自然资源丰裕但具备一定经济风险的国家或地区、廉价劳动力丰裕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以及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这是因为国家特定优势令中国OFDI在区位选择方面呈现出特殊偏好： 中国OFDI偏好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战略资产这三类资源禀赋丰裕的国家或地区。 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对东道国或地区经济风险偏好相对较强；廉价劳动力寻求型OFDI选择地理距离较近东道国或地区的偏好减弱；东道国或地区是否具备相应的国际化经验，成为战略资产丰裕东道国或地区吸引中国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国家特定优势； 区位选择； 投资动机； 投资能力； 战略资产
一、 问题的提出
自2002年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以年均25%的增长率出现持续激进式扩张，并以高于中国GDP增长率2—3倍的发展速度引起国内外学者瞩目[1]910。伴随“蛙跳式”（leapfrogging）的总量增长，中国OFDI区位选择也同样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尤其是强烈偏好自然资源和战略资源禀赋丰裕国家、倾向于投资风险较高地区、对东道国或地区选择违反由近及远的一般性规律等，这引起了学者广泛探讨[23]。
图1展示了2003—2010年中国OFDI存量集中曲线为避免“回程投资”及资本外逃问题，本文删去了我国香港和澳门地区、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大、开曼群岛、新加坡这六个国家或地区。本文第五部分研究结果显示，是否删去新加坡对样本回归结果无实质性影响。。从图中我们发现，中国OFDI流向遍布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基本上前50个国家和地区便承接了中国OFDI 90%—95%的存量，虽然不同年份之间的国别排名有所变动，但总体来看，2003—2010年承接中国OFDI排名前50位的国家和地区基本稳定2007年中国商务部调整了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统计口径，2007年及以后加入金融行业OFDI存量统计。2009年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但从数据来看，承接中国OFDI存量排名前50位的国家和地区依然稳定。。总结这些国家特征，可归为三类： 第一类是尼日尔、肯尼亚、阿富汗、伊拉克、赞比亚、尼日利亚、伊朗等自然资源丰裕但风险较高的欠发达国家； 第二类是廉价劳动力资源较为丰裕的发展中国家，主要为缅甸、柬埔寨、泰国、越南、老挝、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 第三类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韩国、西班牙、法国等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
二、 文献综述
OFDI区位选择从微观层面来说是企业综合考虑投资动机和投资能力的最终选择，从宏观层面来看是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在对外投资领域的一个侧影，立足母国经济发展和政府作用角度理解中国OFDI投资行为，是目前国内外学者较为一致的研究立场。Deng指出，中国投资驱动经济增长以及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方式催生出对能源和资源的极度渴求，这是中国OFDI流向自然资源禀赋丰裕国家或地区的最主要原因[1]1012。同时，随着国际化经验的积累和中国产业竞争程度的加剧，中国对技术和品牌的战略资产寻求动机不断强化，推动了中国OFDI投资技术发达的欧美国家。一些学者认为，中国OFDI之所以偏好投资制度较差的东道国或地区，是因为长期处于母国不完善的制度下进行商业经营，导致中国OFDI企业经营方式与不完善的制度高度契合，因此，同为制度不完善的东道国或地区，赋予了中国企业别样的竞争优势，也就是所谓的“母国内嵌效应”[4]718[5]。此外，从母国角度来看，中国政府以国内制度为基础，通过政府干预影响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这一现象与大多数新兴工业化国家OFDI早期发展阶段类似。此类研究还指出，中国早期制度不完善迫使中国资本以OFDI形式投出国境以求制度规避，而这部分OFDI资本偏好流向制度完善的发达经济体，尤其是避税天堂、欧美发达国家等； 直到近期，随着中国政府对OFDI态度由限制转为支持，中国OFDI受益于国内体制不完善，尤其是资本市场不完善，以低于市场价格的融资成本获得海外投资资金[4]721，从而加强企业所有权优势，最终以并购形式投资于战略资产以及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或地区。
总之，现有中国OFDI区位选择实证文献都聚焦到了中国OFDI区位选择特殊性解释，一方面从企业动机和企业竞争优势两个角度同时加以把握，另一方面将中国OFDI区位选择嵌入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框架内加以理解。这一思想被裴长洪与樊英用“国家特定优势”加以完整阐述。所谓国家特定优势，就是“利用两种资源，开拓两个市场”，简言之就是政府基于资源安全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战略，通过自身作用提高中国OFDI企业竞争优势，并统一国家利益和企业微观经济利益[6]4648。虽然裴长洪和樊英从中国经济发展视角将中国OFDI企业的投资动机和企业投资能力在宏观层面上进行拓展，但并未对国家特定优势如何影响企业OFDI区位选择机制进行分析，更没有区分出国家特定优势对不同类型OFDI的影响有何差异，而这种差异会进一步体现为区位选择偏好。延续这一思路，本文一方面补充国家特定优势下OFDI区位选择机制，另一方面甄别出不同类型OFDI企业的国家特定优势有何差异，从而解释国家特定优势如何影响企业OFDI区位选择偏好。
三、 国家特定优势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机制及假说
企业投资动机和企业投资能力是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两个微观决定机制。这一思路与Makino等不谋而合，他们认为，受不同投资动机驱动，企业首先将投资目标锁定在相应资源丰裕的国家或地区，根据自身能力，企业最终决定是否投资该目标东道国或地区[7]。国家特定优势下的中国OFDI企业区位选择也恰恰基于这一微观机制： 出于资源安全和产业结构调整国家战略动机考虑，政府通过国内政策体系以及国别双边关系，综合影响企业在特定东道国具备的企业能力，从而左右企业OFDI区位选择。 （一） 国家特定优势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机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以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支撑，耗能生产却对应着人均存量低下的资源储备现实，对资源的高度需求和国内低水平供应之间的落差引致了中国对石油、矿产品等自然资源的渴求[1]11；此外，已有经济增长方式难以短期扭转，路径依赖进一步推动中国演变成为“饥饿之龙”（ravenous dragon）。另一方面，持续的经济发展不断提高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人口红利日渐式微，劳动力结构转变宣告过往以低端生产为核心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难以维系。依赖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的企业不断外移，印证了小岛清提出的“边际产业转移”趋势。此外，经济增长内生引致的生产效率普遍提升以及产业竞争激化，迫使学习能力较强的中国企业通过技术研发和品牌运营来进行产品差异化生产，从而跳出低端产品竞争循环。总之，中国现有经济发展方式在自然资源和产业结构方面遇到了新的挑战，资源安全及产业结构调整成为国家层面的战略动机。
本文从企业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角度考察政府作用调节OFDI企业投资能力的路径： 一是直接影响OFDI企业所有权优势的国内政策与服务； 二是直接影响企业内部化优势的两国双边关系，包括政治和经济双边关系； 三是间接影响OFDI企业投资能力的政策与服务，主要体现在影响OFDI企业国际化经验的政府政策。自2002年明确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财税政策降低企业OFDI融资限制，这些做法与曾经的韩国与新加坡政府如出一辙。但区别是中国政府利用国内不完善资本市场，以大大低于市场价格的资金成本为OFDI企业提供融资，从而令中国OFDI企业具备极强的资金优势，这一优势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近来广为西方媒体关注的中国OFDI企业并购案例。中国与东道国或地区双边经济关系主要包括签署双边投资协定和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两者都有助于优化东道国或地区投资环境。较为特殊的是，境外经贸合作区在海外构建产业集聚条件，促进中国企业发挥产业集聚优势，弥补中国“走出去”企业规模小、经验少和竞争力不足的劣势。中国政府影响OFDI企业国际化经验的间接政策主要为外资引进和出口导向两项宏观政策。得益于引进外资政策，中国本土企业通过 “内向国际化”（in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利用企业合资、技术溢出等途径，迅速熟悉境外企业技术操作、管理方式和国际商业网络，以此提速国际化进程[8]。
（二） 国家特定优势下的中国OFDI区位选择偏好假说
中国OFDI企业投资动机从未脱离市场寻求、自然资源寻求、战略资产寻求以及效率寻求这四类传统投资动机[9]。基于资源安全及产业结构调整两大国家战略动机，自然资源寻求、战略资产寻求以及廉价劳动力寻求这三类企业OFDI动机得到强化。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H1a：中国OFDI偏好选择自然资源禀赋较高的东道国或地区。
H1b：中国OFDI偏好选择廉价劳动力丰裕的东道国或地区。
H1c：中国OFDI偏好选择战略资产禀赋较高的东道国或地区。东道国或地区经济稳定有助于降低投资企业在当地经营的实际交易成本，下调企业投资风险预期，促成企业长期投资经营决策。不论是何种类型投资，中国OFDI企业都倾向于选择经济风险较低的东道国或地区。但另一方面，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基本上由大型国有企业承担，国家特定优势下的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国有企业具备两个特殊性： 一是投资目的不单纯，并非完全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还要帮助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达成国家外交政治目的[1]14； 二是拥有特殊投资能力，自然资源领域的大型国有企业因垄断特权和国家信贷优惠而享受特殊企业所有权优势，这种优势有利于其在经济风险较高的东道国或地区发挥竞争优势。相比于其他类型OFDI，国家特定优势下的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对东道国或地区的经济风险偏好增加。
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国有企业投资动机并非单纯为了企业利润最大化，这似乎有违理性经济人假设，但究其本质是因为： 国有企业投资行为评价一部分体现为企业内部的企业利润，另一部分体现为企业外部的国家利益，尤其是母国资源安全利益以及外交政治利益[4]722。不单纯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投资行为，对东道国或地区经济风险引起的利润波动敏感度低。此外，国有制身份及与政府之间的暧昧关系带给国有企业包括原材料、资金、人力等一系列投入要素便利，尤其是大大低于市场价格的廉价资本。中国国内过高的储蓄率、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信贷资金分配体制，为政府便利国有企业融资需求提供了制度条件[4]720723。为充分利用这一西方资源型企业不可比拟的廉价资本优势，同时也避免在资源开采技术方面的比较劣势，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国有企业在东道国或地区的区位选择上，更倾向于融资体制不完善的国家或地区。国有企业在这些东道国或地区采用的投资模式通常为： 中国对当地进行融资贷款，当地允许中国国有企业进行资源开采，并以自然资源替代资金偿还。融资制度较差的东道国或地区往往伴随着较高的政治和经济风险，中国国有企业充裕的资金帮助企业更好地抵抗东道国或地区经济风险引致的收益波动。因此，得出如下假设：H2a： 相比其他OFDI，国家特定优势下的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对东道国或地区经济风险的偏好加强。地理距离一般对东道国或地区承接FDI起到负面阻碍作用，主要是由于地理距离越远，两地文化、语言、制度等差异越大，企业投资东道国或地区的“外来者劣势”（foreignness liability）提高。因此，不论何种类型的OFDI，都倾向于选择地理距离较近的国家或地区。但从国家特定优势来看，中国传统生产企业具备两个特殊优势： 一是拥有灵活性生产技术，契合东道国或地区廉价劳动力丰裕的禀赋结构； 二是产业集聚优势，帮助企业克服外来者劣势。从这个层面上说，国家特定优势下的中国廉价劳动力寻求型OFDI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地理距离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相比其他类型OFDI，其选择地理距离较近东道国或地区的偏好减弱。 产业转移趋势下的中国OFDI企业，其投资能力主要体现为匹配东道国或地区廉价劳动力的低端生产技术[10]，或是经过局部创新而具备灵活生产特性的技术[1112]。这一比较优势来源于中国国内长期充分的低价劳动力供给[6]48，因此，当这些企业将廉价生产复制海外时，倾向于选择劳动力充裕、价格低廉的东道国或地区。除了微观层面具备的局部比较优势技术，此类企业还具备另一种较为重要的企业竞争优势来源，那就是产业集聚优势。中国廉价劳动生产企业多为规模较小的传统制造业企业，就单个企业的竞争优势来看，无法与发达国家优秀跨国公司相抗衡，但这些企业因在母国经营过程中不断积累产业集聚优势，企业竞争优势更多体现在产业层面的外部规模经济、创新效益和竞争效益。加之中国政府2006年后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积极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产业集聚所需的外生条件，尽力促成企业以“抱团”形式“集体走出去”。凭借产业集聚优势，中国规模较小的廉价劳动力寻求型OFDI企业具备一定市场议价能力、贸易摩擦和争端规避能力，从而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克服地理距离较远带来的外来者劣势。因此，我们做出如下假设：H2b： 相比其他OFDI，国家特定优势下的中国廉价劳动力寻求型OFDI选择地理距离较近东道国或地区的偏好减弱。随着企业竞争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业企业高调“逆流投资”（upstream investment）欧美发达国家，以期获得技术和品牌资源，从而突破国内低端生产困境[1]15。联想、海尔和华为等对发达国家发起的资产并购行为便是最好的佐证。观察这些战略资产需求较强的企业，我们发现，此类企业不仅通过发展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优势，更重要的是，它们在以往经营过程中有过出口或与外商合资的经历。Mathews等学者认为，作为“后发者”（latecomer），出口和外商合资经历有助于企业获得国际化经验，从而助推企业OFDI行为[13]。对于战略资产寻求型企业而言，能否消化吸收已获得技术、是否熟悉品牌的商业运营，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成败。因此，能否利用已有的国际化经验克服在技术承接和品牌持续运营方面的外来者劣势，显得尤为重要[6]730。已有国际化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国企业熟悉东道国或地区企业运营管理模式，并通过以往与外商企业合作获得技术溢出效应，积累了相关的技术基础。这为中国OFDI企业逆向投资发达国家、并购东道国或地区的战略资产提供了消化基础。而这一国际化经验从宏观上来说得益于中国政府引进外资以及出口导向政策，由此我们做出以下假设：H2c： 国家特定优势下的中国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偏好有过相应国际化经验的国家或地区。
四、 实证分析方法及数据
（一） 国家特定优势下投资动机驱动的区位选择偏好
回归1和回归2的结果显示，中国OFDI的确偏好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禀赋丰裕的国家或地区，假设H1a和假设H1b得到验证。战略资源禀赋对中国OFDI吸引作用的显著性并不稳定，本文尝试分别采用高技术产品出口以及R&D投入占GDP比重作为战略资产代理变量，回归结果与专利申请无差异。虽然H1c假设没有通过检验，但不能就此断定中国OFDI偏好战略资产丰裕地区的投资行为不存在。可能有三个原因降低中国战略资产寻求动机在模型中的显著性： 一是GDP和专利申请呈现高度线性相关，在样本中，两者相关关系达到087，这一结果也呼应了Buckley同时使用GDP和专利申请回归时，出现GDP非稳健性显著、专利申请不显著的结果[14]515。二是以专利申请作为战略资源的代理变量不能准确刻画中国OFDI战略资产寻求动机。专利申请覆盖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中国OFDI更多追求的是面向市场的应用研究成果以及品牌、销售渠道等非技术战略资产。三是中国战略资产寻求动机下的区位选择高度集中，并非均匀分布所有战略资产丰裕国家或地区。这也是用东道国或地区战略资源禀赋代理中国OFDI战略资产寻求动机的关键缺陷，为克服这一缺陷，本文采用其他影响中国OFDI战略资产寻求动机的因素，用两者相乘的交互项反映出东道国或地区战略资产因素真正吸引中国OFDI的机制，这也是本文考虑设置回归3—6的重要原因。
（二） 国家特定优势下企业投资能力引致的区位选择偏好
对比回归1和回归3发现，若不进行交互项操作，经济稳定性在回归1中并非稳健性显著。但当将经济稳定性根据自然资源禀赋进行剥离时发现，经济稳定性对中国OFDI作用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机制： 一是负向阻碍机制，体现为负显著的lnEcoSt，该机制对任何类型中国OFDI都成立； 二是通过自然资源禀赋发挥正向调节机制，体现为正显著IR_NEco，只针对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有效。进一步对这两个机制进行联合检验，卡方检验在0000 01水平下显著。这就是说，对中国非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而言，东道国或地区的经济越不稳定，企业越排斥对其进行投资； 但对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而言，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越高，其经济不稳定性的负面影响就越不重要。这一结果较好地解释了我们在现实中观察到中国OFDI区位选择为何偏好伊拉克、尼日利亚、赞比亚、秘鲁、刚果（金）、伊朗这些自然资源丰富但同时稳定性较差的国家，至此，本文的H2a假设得到验证。
现有研究较少关注经济稳定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作用，更多关注政治稳定性或以政治稳定性为代表的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根据本文回归结果，我们可以推断这或许是因为经济稳定性对中国不同动机类型的OFDI作用机制并不一致，因此，难以从整体平均水平观察到其综合效果。此外，经济不稳定因素一般涵盖了政治不稳定因素： 政治不稳定情况下难以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但政治稳定不一定就必然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欧债危机以及美国金融危机就是一个较好的例子。 我们进一步在回归3—6中加入政治稳定和自然资源禀赋的交互项发现，其余变量显著性无原则性变化，且原有的IR_NEco和EcoSt始终稳健性显著，而政治稳定和自然资源交互却并非稳健性显著。我们认为，关注宏观经济稳定性对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的影响，比关注政治稳定性及以此为代表的制度环境对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影响，更具一般性。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国家特定优势； 区位选择； 投资动机； 投资能力； 战略资产
一、 问题的提出
自2002年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以年均25%的增长率出现持续激进式扩张，并以高于中国GDP增长率2—3倍的发展速度引起国内外学者瞩目[1]910。伴随“蛙跳式”（leapfrogging）的总量增长，中国OFDI区位选择也同样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尤其是强烈偏好自然资源和战略资源禀赋丰裕国家、倾向于投资风险较高地区、对东道国或地区选择违反由近及远的一般性规律等，这引起了学者广泛探讨[23]。
图1展示了2003—2010年中国OFDI存量集中曲线为避免“回程投资”及资本外逃问题，本文删去了我国香港和澳门地区、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大、开曼群岛、新加坡这六个国家或地区。本文第五部分研究结果显示，是否删去新加坡对样本回归结果无实质性影响。。从图中我们发现，中国OFDI流向遍布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基本上前50个国家和地区便承接了中国OFDI 90%—95%的存量，虽然不同年份之间的国别排名有所变动，但总体来看，2003—2010年承接中国OFDI排名前50位的国家和地区基本稳定2007年中国商务部调整了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统计口径，2007年及以后加入金融行业OFDI存量统计。2009年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但从数据来看，承接中国OFDI存量排名前50位的国家和地区依然稳定。。总结这些国家特征，可归为三类： 第一类是尼日尔、肯尼亚、阿富汗、伊拉克、赞比亚、尼日利亚、伊朗等自然资源丰裕但风险较高的欠发达国家； 第二类是廉价劳动力资源较为丰裕的发展中国家，主要为缅甸、柬埔寨、泰国、越南、老挝、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 第三类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韩国、西班牙、法国等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
二、 文献综述
OFDI区位选择从微观层面来说是企业综合考虑投资动机和投资能力的最终选择，从宏观层面来看是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在对外投资领域的一个侧影，立足母国经济发展和政府作用角度理解中国OFDI投资行为，是目前国内外学者较为一致的研究立场。Deng指出，中国投资驱动经济增长以及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方式催生出对能源和资源的极度渴求，这是中国OFDI流向自然资源禀赋丰裕国家或地区的最主要原因[1]1012。同时，随着国际化经验的积累和中国产业竞争程度的加剧，中国对技术和品牌的战略资产寻求动机不断强化，推动了中国OFDI投资技术发达的欧美国家。一些学者认为，中国OFDI之所以偏好投资制度较差的东道国或地区，是因为长期处于母国不完善的制度下进行商业经营，导致中国OFDI企业经营方式与不完善的制度高度契合，因此，同为制度不完善的东道国或地区，赋予了中国企业别样的竞争优势，也就是所谓的“母国内嵌效应”[4]718[5]。此外，从母国角度来看，中国政府以国内制度为基础，通过政府干预影响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这一现象与大多数新兴工业化国家OFDI早期发展阶段类似。此类研究还指出，中国早期制度不完善迫使中国资本以OFDI形式投出国境以求制度规避，而这部分OFDI资本偏好流向制度完善的发达经济体，尤其是避税天堂、欧美发达国家等； 直到近期，随着中国政府对OFDI态度由限制转为支持，中国OFDI受益于国内体制不完善，尤其是资本市场不完善，以低于市场价格的融资成本获得海外投资资金[4]721，从而加强企业所有权优势，最终以并购形式投资于战略资产以及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或地区。
总之，现有中国OFDI区位选择实证文献都聚焦到了中国OFDI区位选择特殊性解释，一方面从企业动机和企业竞争优势两个角度同时加以把握，另一方面将中国OFDI区位选择嵌入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框架内加以理解。这一思想被裴长洪与樊英用“国家特定优势”加以完整阐述。所谓国家特定优势，就是“利用两种资源，开拓两个市场”，简言之就是政府基于资源安全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战略，通过自身作用提高中国OFDI企业竞争优势，并统一国家利益和企业微观经济利益[6]4648。虽然裴长洪和樊英从中国经济发展视角将中国OFDI企业的投资动机和企业投资能力在宏观层面上进行拓展，但并未对国家特定优势如何影响企业OFDI区位选择机制进行分析，更没有区分出国家特定优势对不同类型OFDI的影响有何差异，而这种差异会进一步体现为区位选择偏好。延续这一思路，本文一方面补充国家特定优势下OFDI区位选择机制，另一方面甄别出不同类型OFDI企业的国家特定优势有何差异，从而解释国家特定优势如何影响企业OFDI区位选择偏好。
三、 国家特定优势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机制及假说
企业投资动机和企业投资能力是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两个微观决定机制。这一思路与Makino等不谋而合，他们认为，受不同投资动机驱动，企业首先将投资目标锁定在相应资源丰裕的国家或地区，根据自身能力，企业最终决定是否投资该目标东道国或地区[7]。国家特定优势下的中国OFDI企业区位选择也恰恰基于这一微观机制： 出于资源安全和产业结构调整国家战略动机考虑，政府通过国内政策体系以及国别双边关系，综合影响企业在特定东道国具备的企业能力，从而左右企业OFDI区位选择。 （一） 国家特定优势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机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以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支撑，耗能生产却对应着人均存量低下的资源储备现实，对资源的高度需求和国内低水平供应之间的落差引致了中国对石油、矿产品等自然资源的渴求[1]11；此外，已有经济增长方式难以短期扭转，路径依赖进一步推动中国演变成为“饥饿之龙”（ravenous dragon）。另一方面，持续的经济发展不断提高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人口红利日渐式微，劳动力结构转变宣告过往以低端生产为核心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难以维系。依赖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的企业不断外移，印证了小岛清提出的“边际产业转移”趋势。此外，经济增长内生引致的生产效率普遍提升以及产业竞争激化，迫使学习能力较强的中国企业通过技术研发和品牌运营来进行产品差异化生产，从而跳出低端产品竞争循环。总之，中国现有经济发展方式在自然资源和产业结构方面遇到了新的挑战，资源安全及产业结构调整成为国家层面的战略动机。
本文从企业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角度考察政府作用调节OFDI企业投资能力的路径： 一是直接影响OFDI企业所有权优势的国内政策与服务； 二是直接影响企业内部化优势的两国双边关系，包括政治和经济双边关系； 三是间接影响OFDI企业投资能力的政策与服务，主要体现在影响OFDI企业国际化经验的政府政策。自2002年明确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财税政策降低企业OFDI融资限制，这些做法与曾经的韩国与新加坡政府如出一辙。但区别是中国政府利用国内不完善资本市场，以大大低于市场价格的资金成本为OFDI企业提供融资，从而令中国OFDI企业具备极强的资金优势，这一优势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近来广为西方媒体关注的中国OFDI企业并购案例。中国与东道国或地区双边经济关系主要包括签署双边投资协定和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两者都有助于优化东道国或地区投资环境。较为特殊的是，境外经贸合作区在海外构建产业集聚条件，促进中国企业发挥产业集聚优势，弥补中国“走出去”企业规模小、经验少和竞争力不足的劣势。中国政府影响OFDI企业国际化经验的间接政策主要为外资引进和出口导向两项宏观政策。得益于引进外资政策，中国本土企业通过 “内向国际化”（in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利用企业合资、技术溢出等途径，迅速熟悉境外企业技术操作、管理方式和国际商业网络，以此提速国际化进程[8]。
（二） 国家特定优势下的中国OFDI区位选择偏好假说
中国OFDI企业投资动机从未脱离市场寻求、自然资源寻求、战略资产寻求以及效率寻求这四类传统投资动机[9]。基于资源安全及产业结构调整两大国家战略动机，自然资源寻求、战略资产寻求以及廉价劳动力寻求这三类企业OFDI动机得到强化。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H1a：中国OFDI偏好选择自然资源禀赋较高的东道国或地区。
H1b：中国OFDI偏好选择廉价劳动力丰裕的东道国或地区。
H1c：中国OFDI偏好选择战略资产禀赋较高的东道国或地区。东道国或地区经济稳定有助于降低投资企业在当地经营的实际交易成本，下调企业投资风险预期，促成企业长期投资经营决策。不论是何种类型投资，中国OFDI企业都倾向于选择经济风险较低的东道国或地区。但另一方面，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基本上由大型国有企业承担，国家特定优势下的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国有企业具备两个特殊性： 一是投资目的不单纯，并非完全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还要帮助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达成国家外交政治目的[1]14； 二是拥有特殊投资能力，自然资源领域的大型国有企业因垄断特权和国家信贷优惠而享受特殊企业所有权优势，这种优势有利于其在经济风险较高的东道国或地区发挥竞争优势。相比于其他类型OFDI，国家特定优势下的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对东道国或地区的经济风险偏好增加。
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国有企业投资动机并非单纯为了企业利润最大化，这似乎有违理性经济人假设，但究其本质是因为： 国有企业投资行为评价一部分体现为企业内部的企业利润，另一部分体现为企业外部的国家利益，尤其是母国资源安全利益以及外交政治利益[4]722。不单纯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投资行为，对东道国或地区经济风险引起的利润波动敏感度低。此外，国有制身份及与政府之间的暧昧关系带给国有企业包括原材料、资金、人力等一系列投入要素便利，尤其是大大低于市场价格的廉价资本。中国国内过高的储蓄率、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信贷资金分配体制，为政府便利国有企业融资需求提供了制度条件[4]720723。为充分利用这一西方资源型企业不可比拟的廉价资本优势，同时也避免在资源开采技术方面的比较劣势，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国有企业在东道国或地区的区位选择上，更倾向于融资体制不完善的国家或地区。国有企业在这些东道国或地区采用的投资模式通常为： 中国对当地进行融资贷款，当地允许中国国有企业进行资源开采，并以自然资源替代资金偿还。融资制度较差的东道国或地区往往伴随着较高的政治和经济风险，中国国有企业充裕的资金帮助企业更好地抵抗东道国或地区经济风险引致的收益波动。因此，得出如下假设：H2a： 相比其他OFDI，国家特定优势下的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对东道国或地区经济风险的偏好加强。地理距离一般对东道国或地区承接FDI起到负面阻碍作用，主要是由于地理距离越远，两地文化、语言、制度等差异越大，企业投资东道国或地区的“外来者劣势”（foreignness liability）提高。因此，不论何种类型的OFDI，都倾向于选择地理距离较近的国家或地区。但从国家特定优势来看，中国传统生产企业具备两个特殊优势： 一是拥有灵活性生产技术，契合东道国或地区廉价劳动力丰裕的禀赋结构； 二是产业集聚优势，帮助企业克服外来者劣势。从这个层面上说，国家特定优势下的中国廉价劳动力寻求型OFDI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地理距离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相比其他类型OFDI，其选择地理距离较近东道国或地区的偏好减弱。 产业转移趋势下的中国OFDI企业，其投资能力主要体现为匹配东道国或地区廉价劳动力的低端生产技术[10]，或是经过局部创新而具备灵活生产特性的技术[1112]。这一比较优势来源于中国国内长期充分的低价劳动力供给[6]48，因此，当这些企业将廉价生产复制海外时，倾向于选择劳动力充裕、价格低廉的东道国或地区。除了微观层面具备的局部比较优势技术，此类企业还具备另一种较为重要的企业竞争优势来源，那就是产业集聚优势。中国廉价劳动生产企业多为规模较小的传统制造业企业，就单个企业的竞争优势来看，无法与发达国家优秀跨国公司相抗衡，但这些企业因在母国经营过程中不断积累产业集聚优势，企业竞争优势更多体现在产业层面的外部规模经济、创新效益和竞争效益。加之中国政府2006年后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积极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产业集聚所需的外生条件，尽力促成企业以“抱团”形式“集体走出去”。凭借产业集聚优势，中国规模较小的廉价劳动力寻求型OFDI企业具备一定市场议价能力、贸易摩擦和争端规避能力，从而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克服地理距离较远带来的外来者劣势。因此，我们做出如下假设：H2b： 相比其他OFDI，国家特定优势下的中国廉价劳动力寻求型OFDI选择地理距离较近东道国或地区的偏好减弱。随着企业竞争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业企业高调“逆流投资”（upstream investment）欧美发达国家，以期获得技术和品牌资源，从而突破国内低端生产困境[1]15。联想、海尔和华为等对发达国家发起的资产并购行为便是最好的佐证。观察这些战略资产需求较强的企业，我们发现，此类企业不仅通过发展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优势，更重要的是，它们在以往经营过程中有过出口或与外商合资的经历。Mathews等学者认为，作为“后发者”（latecomer），出口和外商合资经历有助于企业获得国际化经验，从而助推企业OFDI行为[13]。对于战略资产寻求型企业而言，能否消化吸收已获得技术、是否熟悉品牌的商业运营，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成败。因此，能否利用已有的国际化经验克服在技术承接和品牌持续运营方面的外来者劣势，显得尤为重要[6]730。已有国际化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国企业熟悉东道国或地区企业运营管理模式，并通过以往与外商企业合作获得技术溢出效应，积累了相关的技术基础。这为中国OFDI企业逆向投资发达国家、并购东道国或地区的战略资产提供了消化基础。而这一国际化经验从宏观上来说得益于中国政府引进外资以及出口导向政策，由此我们做出以下假设：H2c： 国家特定优势下的中国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偏好有过相应国际化经验的国家或地区。
四、 实证分析方法及数据
（一） 国家特定优势下投资动机驱动的区位选择偏好
回归1和回归2的结果显示，中国OFDI的确偏好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禀赋丰裕的国家或地区，假设H1a和假设H1b得到验证。战略资源禀赋对中国OFDI吸引作用的显著性并不稳定，本文尝试分别采用高技术产品出口以及R&D投入占GDP比重作为战略资产代理变量，回归结果与专利申请无差异。虽然H1c假设没有通过检验，但不能就此断定中国OFDI偏好战略资产丰裕地区的投资行为不存在。可能有三个原因降低中国战略资产寻求动机在模型中的显著性： 一是GDP和专利申请呈现高度线性相关，在样本中，两者相关关系达到087，这一结果也呼应了Buckley同时使用GDP和专利申请回归时，出现GDP非稳健性显著、专利申请不显著的结果[14]515。二是以专利申请作为战略资源的代理变量不能准确刻画中国OFDI战略资产寻求动机。专利申请覆盖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中国OFDI更多追求的是面向市场的应用研究成果以及品牌、销售渠道等非技术战略资产。三是中国战略资产寻求动机下的区位选择高度集中，并非均匀分布所有战略资产丰裕国家或地区。这也是用东道国或地区战略资源禀赋代理中国OFDI战略资产寻求动机的关键缺陷，为克服这一缺陷，本文采用其他影响中国OFDI战略资产寻求动机的因素，用两者相乘的交互项反映出东道国或地区战略资产因素真正吸引中国OFDI的机制，这也是本文考虑设置回归3—6的重要原因。
（二） 国家特定优势下企业投资能力引致的区位选择偏好
对比回归1和回归3发现，若不进行交互项操作，经济稳定性在回归1中并非稳健性显著。但当将经济稳定性根据自然资源禀赋进行剥离时发现，经济稳定性对中国OFDI作用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机制： 一是负向阻碍机制，体现为负显著的lnEcoSt，该机制对任何类型中国OFDI都成立； 二是通过自然资源禀赋发挥正向调节机制，体现为正显著IR_NEco，只针对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有效。进一步对这两个机制进行联合检验，卡方检验在0000 01水平下显著。这就是说，对中国非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而言，东道国或地区的经济越不稳定，企业越排斥对其进行投资； 但对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而言，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越高，其经济不稳定性的负面影响就越不重要。这一结果较好地解释了我们在现实中观察到中国OFDI区位选择为何偏好伊拉克、尼日利亚、赞比亚、秘鲁、刚果（金）、伊朗这些自然资源丰富但同时稳定性较差的国家，至此，本文的H2a假设得到验证。
现有研究较少关注经济稳定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作用，更多关注政治稳定性或以政治稳定性为代表的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根据本文回归结果，我们可以推断这或许是因为经济稳定性对中国不同动机类型的OFDI作用机制并不一致，因此，难以从整体平均水平观察到其综合效果。此外，经济不稳定因素一般涵盖了政治不稳定因素： 政治不稳定情况下难以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但政治稳定不一定就必然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欧债危机以及美国金融危机就是一个较好的例子。 我们进一步在回归3—6中加入政治稳定和自然资源禀赋的交互项发现，其余变量显著性无原则性变化，且原有的IR_NEco和EcoSt始终稳健性显著，而政治稳定和自然资源交互却并非稳健性显著。我们认为，关注宏观经济稳定性对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的影响，比关注政治稳定性及以此为代表的制度环境对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影响，更具一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