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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孙延俊（1958），男，辽宁本溪人，教授，主要从事油画风景语言研究及教学工作。
摘要：八年抗战时期，重庆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陪都成了当时中国的缩影。如今重庆在不可思议地高速变脸，成为西部的经济和金融中心，然而那些曾经承载着全国人民抗战信念的人和事也在逐步淡出人们的视线。在快餐文化方兴未艾的现代，这些雾都名人的痕迹消失了，但是名人名居确实还存在空间中，有了这些遗迹史实资料，掌故得以展现，这对后世艺术史学界研究以及提升重庆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重要的文化延伸作用。重庆“遗址”就是留给我们最好的现存文化，是继文献之后最重要的现实依据。
关键词：
文化四大家；旧居现状；文化延伸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3）03009504
一、引言
抗日战争前期学派林立，在人文领域，随着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大师辈出。巴渝之地相对安定的创作环境吸引了文艺界的“泰山北斗”，他们的到来为后世留下了丰厚深湛的文化遗产。本文中所谈到的“四大家”并非民国“四大家族”，而是抗战时享誉文化界的“四大文化名家”，即于右任、郭沫若、白杨和徐悲鸿，他们是那个时期书法、文学、影视及美术界典型文化的缩影。巧的是，这“四大家”为了抗战都在重庆生活过，他们的遗迹今天依然存在，即于右任旧居、郭沫若旧居、白杨旧居以及徐悲鸿旧居[1]。斑驳的旧居记录了那段辉煌的岁月，我们以此为先导，管窥蠡测，试图探究其名居存在的文化延伸，以育后人。
二、抗战“四大家”旧居概况
（一）于右任故居
1.于庄现状
于庄坐落于重庆南岸南山铁路疗养院（岚苑度假村）内，昔日的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长），书法界的泰斗，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的创始人于右任抗战时期就住于此。“于庄”是蒋介石为其筹建的堡垒似建筑，该别墅两楼一底，共有大小房屋18间，约800平方米，与自然山林浑然天成。别墅正门为中国古城门风格样式，立于两侧岗楼之间，是中西建筑交融的结果，古典而雅致，巍然而坚固。其静卧于群山绿野中，藤蔓缠绕，林木葱茏，若隐若现，恍若出世入世间，与山体融为一色，有着天人合一的审美意境。
而现在的于庄睡卧在杂草丛中，已经分辨不出当年的容貌：四周的积年落叶，枯萎的藤蔓爬满房梁，门窗破碎，铁锁锈迹斑斑，椽梁糟折，墙体斑驳泛黑，门房上简单地挂了一块“危房，请勿靠近”的提示牌。如果不是庭外竖起的“于庄”标牌及相关描述，很难想象昔日风光的于庄今朝如此孤儿般的惨状。据南岸区黄桷垭文管部门透漏，于庄维修起来“工程量大，修复难度太大”，目前正在一步步走向衰败。
2.于右任的丰功伟绩
（1）当代草圣。抗战时期，于右任曾任国民党监察院院长，却未能掌控实权。于是，于右任常常寄情于山水之间，以笔墨涂画心中之块垒。于右任的书法雄迈清新、古朴典雅，引领着书画流派的革新。于右任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其创立的标准草书，在中国书法界具有里程碑意义，先生其人亦被书坛奉为“当代草圣”，为后世瞻仰。林语堂曾说：“当代书法家中，当推监察院长于右任的书品为最好模范。”（2）新闻自由观[2]。在于右任创办《民立报》时，国民没有言论自由，报界没有新闻自由，当时中国自由主义运动方兴未艾，出于各种目的和动机的新闻自由呼声喧嚣一时，其中于右任的新闻思想是较彻底地强调自由意识，是较为理想化的。（3）致力于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于右任作为国民党内的抗战爱国人士，积极支持并参与重庆进步文化活动，为国共合作而长期奔走呼告，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著名的爱国诗人。于先生早在1924年1月，就提出了国共两党“合则两益，离则两损”的著明论断，后来他一直致力于祖国的和平统一，至死不渝。其临终诗《国殇》，怀乡思国之情溢于言表，是一首触动炎黄子孙灵魂深处隐痛的绝唱。
（二）重庆郭沫若旧居
1.旧居现状
在重庆市沙坪坝区西永镇香蕉园村，首个记录我国抗战时期教育史的博物馆——重庆抗战教育博物馆原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旧址（今重庆28中学校）内，郭沫若于抗战时期住了8年。 位于渝中区天官府8号的郭沫若办公旧居（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旧址），是目前最残破的旧居，从渝中区凉亭子社区附近的道路拐进一条狭窄的小巷，一扇5米高的圆形拱门映入眼帘，这是一栋坐南朝北的老式三层洋楼，砖木结构，建筑颇具特色。与于庄不同的是，该建筑是“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现在旧居的情况不容乐观，院坝杂草丛生，垃圾遍地，“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几乎快被拥挤的电表和密密麻麻的电线遮盖了，墙上挂着一帮打工者的衣物、鞋垫等杂物。楼梯腐旧不堪，摇摇欲坠。楼道被破烂的家具、生活用品所占据。楼道拐角处唯一宽敞的地势也被搭建成厨房，土灶、铁锅、煤油炉都沾满了灰尘和油迹。旧居的修复工作由渝中区南纪门房管所负责，但由于种种原因推迟至今尚未能进行。
2.郭沫若在渝的活动
郭沫若在渝期间，在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及所属电影界、戏剧界、诗歌工作者、美术工作者等各界的抗敌协会、全国慰劳总会、中苏文化协会、东方文化协会、重庆文化界精神总动员协会等社会团体中，都曾担负重任。其历史剧《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等都是在渝期间所作，对于鼓舞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郭沫若重庆旧居如今却默默无闻，虽然富有深厚底蕴，但却没有开发。
（三）白杨旧居
1.旧居现状
白杨旧居位于南岸区玄坛庙黄家巷，是一条从南滨路到重庆第五人民医院的石板路，两旁青砖高墙森然，几栋中西合璧的建筑分外引人注目，这就是一代影后白杨的居所和她工作8年的当时堪称中国“好莱坞”的地方——中央电影摄影场。 曾经的摄影场原房顶上的瓦是琉璃瓦，里面装饰豪华，有仿西洋式的壁炉、地毯、木地板、木窗、木梯子，用料非常讲究，与周围建筑相比，非常气派和时尚。现在的摄影场房盖及部分墙体已倒塌，辉煌的“中央电影摄影场”曾被茶厂接收，现茶厂已经倒塌，地面凹凸不平，部分土地已被附近居民开垦为菜地，异味刺鼻。所幸白杨所住的別墅仍保存完好，別墅四方大门由青砖砌成，门楣上书“嫣庐”二字，小楼上下两层为柏木地板，现在被作为茶厂员工宿舍，如今住有6户人家。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加之房地产的开发，这里即将变成真正的废墟。
2.白杨及电影制片厂为抗战作出的贡献
白杨先后出演了《中华儿女》、《长空万里》和《青年中国》等影片，并将部分收入捐献抗日，而中央电影摄影场在重庆拍摄了十多部新闻纪录片和多部宣传抗日的故事影片。同时，电影制片厂培养了一批成就卓越的电影艺术家，如白杨、史东山、蔡楚生、张瑞芳、金山等。在1996年她去世以前，中央电影摄影场在重庆拍摄的内容多以革命题材为主，而重庆作为陪都，解放之后大批反映共产党员艰苦卓绝斗争的影片都取材于重庆。至今，陪都文化与红岩文化对现代文化的发展都具有巨大作用，是不该消失的记忆。
（四）徐悲鸿旧居
1.旧居概况
徐悲鸿旧居位于重庆北石门盘溪河口东岸山顶（现江北大石坝九村 98 号）。原建筑为两栋一楼一底砖木结构悬山式屋顶楼房，楼上楼下各有4间房屋，总建筑面积为226平方米，分居室和画室两部分。两楼之间有一平坝，平坝中央原建有一穿斗式砖木结构四层佛塔，高约15米，底层面积约40平方米，每层六角檐牙高啄，塔顶为琉璃瓦，塔门额上书“忠烈永在”四字，故名忠烈祠（原名西天阁），供奉抗战阵亡将士的灵位。
现在见到的徐悲鸿宿舍，曾由石门派出所和原重庆江陵机器厂使用，后来经相关部门协调，石门派出所迁离，而原重庆江陵机器厂的10几户职工在此居住。现旧居临嘉陵江那面的山墙上，有两块立于1992年和2001年的“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也就是说，旧居已经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据了解，江北区政府曾于2007年起，对外宣传将启动徐悲鸿旧居修缮工程，并根据廖静文当年的描述拟出一套详尽的修复方案，但方案几经变迁，一直未动工。同时，由于派出所搬离，原屋子无人照料，破败更快，如今垃圾遍地，花园假山上的佛像等文物也被人搬走，旧居院内的八角亭已被损毁，徐悲鸿作画的防空洞堆满淤泥。
2.矢志报国
据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女士说，自1939年开始，日本对重庆实施了长达5年的大轰炸，徐悲鸿先生只好躲进石家花园石崖下，在黑暗、狭小的防空洞内作画，创作了《巴人汲水》、《月夜》、《庭院》、《自画像》、《风雨鸡鸣》、《贫妇》、《群马》、《壮士图》、《山鬼》、《飞鹰》、《孔子讲学》、《墨竹》等大批名画[3]。同时，徐悲鸿还将大部分作品拿到南洋募捐用于支持抗日。在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创作信念。这里不仅有爱情的相濡以沫，更有对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一种责任和使命。
三、旧居存在价值
（一）对于旧居的重视程度反映了对历史的态度
在上述文中我们所提到的“四大家”旧居，在中国其他地方基本上都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和开发，例如陕西省三原县城西关斗口巷的于右任故居，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的郭沫若故居，上海市长宁区华山路978号的白杨旧居，以及全国众多地方的徐悲鸿旧居。下面以徐悲鸿旧居为例进行对比论述。
徐悲鸿在北京、南京、阳朔、宜兴等地的故居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并成为当地的旅游景点。阳朔的徐悲鸿故居分为陈列馆、展览室和庭院三个板块。陈列馆展示了徐悲鸿在当地生活的情况，陈列了反映其一生经历的图片等。庭院内一米多高的大理石座上有徐悲鸿半身的正面铜像，两侧是阳朔的奇石，篆刻着“阳朔天民”、“徐悲鸿印”等图章。室内大厅放着徐悲鸿的半身石膏像，两边耳房和展览室陈列着徐悲鸿与夫人廖静文的合影和生活照，以及《漓江春雨》等一批艺术作品。位于江苏宜兴的悲鸿故居保护修缮工程也于2010年11月8日在宜兴市正式竣工，几十幅徐悲鸿的书画作品也同时在此亮相。
对于名人旧居的重视程度在某种层面上反映了当地人对待历史的一种态度。抗战文艺运动作为抗战的一种形式，在艰苦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以进步作家、艺术家为骨干的文艺界统一战线，文艺家们从各个角度表现了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揭露了侵略者的野蛮和残暴，歌颂了人民顽强不屈的精神，抨击了破坏抗战的种种黑暗事物[45]。这些对于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名人旧居是抗战精神的实体，又是艺术家们的情感触媒，对其妥善保护，使得那段历史得以重现，这是我们对待历史的一种最好态度。
（二）名人旧居是见证抗战历史的活化石，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科书
如今的重庆解放碑游人如织，然而很少有人理解这碑后的意义。正如这些旧居一样，它们承载着当时整个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念，是见证抗战历史的活化石。
八年辉煌而悲壮的抗战史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史诗，喧嚣转眼凋零，历史留给我们的除了记载在史册中的文史资料外，剩下的也只有这些名人旧居。它们记载和见证了那段悲怆的历史，是重现历史的活化石。矗立在“于庄”前，我们能够感受到先生的拳拳爱国之心：“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徜徉在白杨旧居，我们依稀能够听到白杨的义正言辞：“演戏就是打东洋。”这里没有空洞的教条，只有发自内心的爱国呼声，名人旧居就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最好的教科书。
（三）维系渝涉外关系的纽带
1937年底，国民政府迁都于中国西南部的重庆，这个被群山包围了千年的城市成为众所瞩目的战时首都，成为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信息中心，直至抗战胜利。现如今重庆这个大都市对外交流密切，多达600多处的名人旧居应成为重庆的“外交大使”，在维系渝涉外关系中起着重要的纽带作用[6]。
（四）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元素
名人故居是城市独特的人文积淀和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名人故居的人文价值主要体现在它是城市文化厚重感的独特标志，是地域文化情调的重要魅力之源以及用精神影响后人的无言教化者[7]。因此，对于这些名人旧居进行妥善保护，对于提升重庆文化软实力和推进重庆城市人文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四、结语
和平年代，我们远离了炮火连天的岁月，但不能让承载着诸多历史痕迹的名人旧居淡出我们的视线。名人旧居作为抗战时期文化名人的缩影，向世人阐释着一种爱国的情怀和抗战救国的历史文化。文化传承是一种态度和责任，更是一种居安思危的表现。同时，将保护和修复名人旧居妥善提上日程，不仅能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还能增强重庆的历史文化底蕴。
参考文献：
[1]杨筱.探寻陪都名人旧居[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151，168，172.
[2]刘莹，张筱筠.浅谈于右任新闻自由观[J].青年记者，2009（14）：8283.
[3]徐悲鸿在盘溪[N].重庆晨报，20080310.
[4]赵冬菊，张庆刚.重庆旅游资源整合研究[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113116.
[5]胡敬署，陈有进，王富仁.文学百科大辞典[M].北京：华龄出版社，1991：113，135.
[6]胡攀.重庆文化体制改革回顾与反思[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9498.
[7]秦红岭.论名人故居的人文价值与保护原则——以北京名人故居为例[J].华中建筑，2011（7）：186191.
摘要：八年抗战时期，重庆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陪都成了当时中国的缩影。如今重庆在不可思议地高速变脸，成为西部的经济和金融中心，然而那些曾经承载着全国人民抗战信念的人和事也在逐步淡出人们的视线。在快餐文化方兴未艾的现代，这些雾都名人的痕迹消失了，但是名人名居确实还存在空间中，有了这些遗迹史实资料，掌故得以展现，这对后世艺术史学界研究以及提升重庆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重要的文化延伸作用。重庆“遗址”就是留给我们最好的现存文化，是继文献之后最重要的现实依据。
关键词：
文化四大家；旧居现状；文化延伸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3）03009504
一、引言
抗日战争前期学派林立，在人文领域，随着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大师辈出。巴渝之地相对安定的创作环境吸引了文艺界的“泰山北斗”，他们的到来为后世留下了丰厚深湛的文化遗产。本文中所谈到的“四大家”并非民国“四大家族”，而是抗战时享誉文化界的“四大文化名家”，即于右任、郭沫若、白杨和徐悲鸿，他们是那个时期书法、文学、影视及美术界典型文化的缩影。巧的是，这“四大家”为了抗战都在重庆生活过，他们的遗迹今天依然存在，即于右任旧居、郭沫若旧居、白杨旧居以及徐悲鸿旧居[1]。斑驳的旧居记录了那段辉煌的岁月，我们以此为先导，管窥蠡测，试图探究其名居存在的文化延伸，以育后人。
二、抗战“四大家”旧居概况
（一）于右任故居
1.于庄现状
于庄坐落于重庆南岸南山铁路疗养院（岚苑度假村）内，昔日的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长），书法界的泰斗，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的创始人于右任抗战时期就住于此。“于庄”是蒋介石为其筹建的堡垒似建筑，该别墅两楼一底，共有大小房屋18间，约800平方米，与自然山林浑然天成。别墅正门为中国古城门风格样式，立于两侧岗楼之间，是中西建筑交融的结果，古典而雅致，巍然而坚固。其静卧于群山绿野中，藤蔓缠绕，林木葱茏，若隐若现，恍若出世入世间，与山体融为一色，有着天人合一的审美意境。
而现在的于庄睡卧在杂草丛中，已经分辨不出当年的容貌：四周的积年落叶，枯萎的藤蔓爬满房梁，门窗破碎，铁锁锈迹斑斑，椽梁糟折，墙体斑驳泛黑，门房上简单地挂了一块“危房，请勿靠近”的提示牌。如果不是庭外竖起的“于庄”标牌及相关描述，很难想象昔日风光的于庄今朝如此孤儿般的惨状。据南岸区黄桷垭文管部门透漏，于庄维修起来“工程量大，修复难度太大”，目前正在一步步走向衰败。
2.于右任的丰功伟绩
（1）当代草圣。抗战时期，于右任曾任国民党监察院院长，却未能掌控实权。于是，于右任常常寄情于山水之间，以笔墨涂画心中之块垒。于右任的书法雄迈清新、古朴典雅，引领着书画流派的革新。于右任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其创立的标准草书，在中国书法界具有里程碑意义，先生其人亦被书坛奉为“当代草圣”，为后世瞻仰。林语堂曾说：“当代书法家中，当推监察院长于右任的书品为最好模范。”（2）新闻自由观[2]。在于右任创办《民立报》时，国民没有言论自由，报界没有新闻自由，当时中国自由主义运动方兴未艾，出于各种目的和动机的新闻自由呼声喧嚣一时，其中于右任的新闻思想是较彻底地强调自由意识，是较为理想化的。（3）致力于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于右任作为国民党内的抗战爱国人士，积极支持并参与重庆进步文化活动，为国共合作而长期奔走呼告，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著名的爱国诗人。于先生早在1924年1月，就提出了国共两党“合则两益，离则两损”的著明论断，后来他一直致力于祖国的和平统一，至死不渝。其临终诗《国殇》，怀乡思国之情溢于言表，是一首触动炎黄子孙灵魂深处隐痛的绝唱。
（二）重庆郭沫若旧居
1.旧居现状
在重庆市沙坪坝区西永镇香蕉园村，首个记录我国抗战时期教育史的博物馆——重庆抗战教育博物馆原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旧址（今重庆28中学校）内，郭沫若于抗战时期住了8年。 位于渝中区天官府8号的郭沫若办公旧居（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旧址），是目前最残破的旧居，从渝中区凉亭子社区附近的道路拐进一条狭窄的小巷，一扇5米高的圆形拱门映入眼帘，这是一栋坐南朝北的老式三层洋楼，砖木结构，建筑颇具特色。与于庄不同的是，该建筑是“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现在旧居的情况不容乐观，院坝杂草丛生，垃圾遍地，“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几乎快被拥挤的电表和密密麻麻的电线遮盖了，墙上挂着一帮打工者的衣物、鞋垫等杂物。楼梯腐旧不堪，摇摇欲坠。楼道被破烂的家具、生活用品所占据。楼道拐角处唯一宽敞的地势也被搭建成厨房，土灶、铁锅、煤油炉都沾满了灰尘和油迹。旧居的修复工作由渝中区南纪门房管所负责，但由于种种原因推迟至今尚未能进行。
2.郭沫若在渝的活动
郭沫若在渝期间，在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及所属电影界、戏剧界、诗歌工作者、美术工作者等各界的抗敌协会、全国慰劳总会、中苏文化协会、东方文化协会、重庆文化界精神总动员协会等社会团体中，都曾担负重任。其历史剧《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等都是在渝期间所作，对于鼓舞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郭沫若重庆旧居如今却默默无闻，虽然富有深厚底蕴，但却没有开发。
（三）白杨旧居
1.旧居现状
白杨旧居位于南岸区玄坛庙黄家巷，是一条从南滨路到重庆第五人民医院的石板路，两旁青砖高墙森然，几栋中西合璧的建筑分外引人注目，这就是一代影后白杨的居所和她工作8年的当时堪称中国“好莱坞”的地方——中央电影摄影场。 曾经的摄影场原房顶上的瓦是琉璃瓦，里面装饰豪华，有仿西洋式的壁炉、地毯、木地板、木窗、木梯子，用料非常讲究，与周围建筑相比，非常气派和时尚。现在的摄影场房盖及部分墙体已倒塌，辉煌的“中央电影摄影场”曾被茶厂接收，现茶厂已经倒塌，地面凹凸不平，部分土地已被附近居民开垦为菜地，异味刺鼻。所幸白杨所住的別墅仍保存完好，別墅四方大门由青砖砌成，门楣上书“嫣庐”二字，小楼上下两层为柏木地板，现在被作为茶厂员工宿舍，如今住有6户人家。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加之房地产的开发，这里即将变成真正的废墟。
2.白杨及电影制片厂为抗战作出的贡献
白杨先后出演了《中华儿女》、《长空万里》和《青年中国》等影片，并将部分收入捐献抗日，而中央电影摄影场在重庆拍摄了十多部新闻纪录片和多部宣传抗日的故事影片。同时，电影制片厂培养了一批成就卓越的电影艺术家，如白杨、史东山、蔡楚生、张瑞芳、金山等。在1996年她去世以前，中央电影摄影场在重庆拍摄的内容多以革命题材为主，而重庆作为陪都，解放之后大批反映共产党员艰苦卓绝斗争的影片都取材于重庆。至今，陪都文化与红岩文化对现代文化的发展都具有巨大作用，是不该消失的记忆。
（四）徐悲鸿旧居
1.旧居概况
徐悲鸿旧居位于重庆北石门盘溪河口东岸山顶（现江北大石坝九村 98 号）。原建筑为两栋一楼一底砖木结构悬山式屋顶楼房，楼上楼下各有4间房屋，总建筑面积为226平方米，分居室和画室两部分。两楼之间有一平坝，平坝中央原建有一穿斗式砖木结构四层佛塔，高约15米，底层面积约40平方米，每层六角檐牙高啄，塔顶为琉璃瓦，塔门额上书“忠烈永在”四字，故名忠烈祠（原名西天阁），供奉抗战阵亡将士的灵位。
现在见到的徐悲鸿宿舍，曾由石门派出所和原重庆江陵机器厂使用，后来经相关部门协调，石门派出所迁离，而原重庆江陵机器厂的10几户职工在此居住。现旧居临嘉陵江那面的山墙上，有两块立于1992年和2001年的“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也就是说，旧居已经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据了解，江北区政府曾于2007年起，对外宣传将启动徐悲鸿旧居修缮工程，并根据廖静文当年的描述拟出一套详尽的修复方案，但方案几经变迁，一直未动工。同时，由于派出所搬离，原屋子无人照料，破败更快，如今垃圾遍地，花园假山上的佛像等文物也被人搬走，旧居院内的八角亭已被损毁，徐悲鸿作画的防空洞堆满淤泥。
2.矢志报国
据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女士说，自1939年开始，日本对重庆实施了长达5年的大轰炸，徐悲鸿先生只好躲进石家花园石崖下，在黑暗、狭小的防空洞内作画，创作了《巴人汲水》、《月夜》、《庭院》、《自画像》、《风雨鸡鸣》、《贫妇》、《群马》、《壮士图》、《山鬼》、《飞鹰》、《孔子讲学》、《墨竹》等大批名画[3]。同时，徐悲鸿还将大部分作品拿到南洋募捐用于支持抗日。在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创作信念。这里不仅有爱情的相濡以沫，更有对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一种责任和使命。
三、旧居存在价值
（一）对于旧居的重视程度反映了对历史的态度
在上述文中我们所提到的“四大家”旧居，在中国其他地方基本上都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和开发，例如陕西省三原县城西关斗口巷的于右任故居，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的郭沫若故居，上海市长宁区华山路978号的白杨旧居，以及全国众多地方的徐悲鸿旧居。下面以徐悲鸿旧居为例进行对比论述。
徐悲鸿在北京、南京、阳朔、宜兴等地的故居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并成为当地的旅游景点。阳朔的徐悲鸿故居分为陈列馆、展览室和庭院三个板块。陈列馆展示了徐悲鸿在当地生活的情况，陈列了反映其一生经历的图片等。庭院内一米多高的大理石座上有徐悲鸿半身的正面铜像，两侧是阳朔的奇石，篆刻着“阳朔天民”、“徐悲鸿印”等图章。室内大厅放着徐悲鸿的半身石膏像，两边耳房和展览室陈列着徐悲鸿与夫人廖静文的合影和生活照，以及《漓江春雨》等一批艺术作品。位于江苏宜兴的悲鸿故居保护修缮工程也于2010年11月8日在宜兴市正式竣工，几十幅徐悲鸿的书画作品也同时在此亮相。
对于名人旧居的重视程度在某种层面上反映了当地人对待历史的一种态度。抗战文艺运动作为抗战的一种形式，在艰苦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以进步作家、艺术家为骨干的文艺界统一战线，文艺家们从各个角度表现了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揭露了侵略者的野蛮和残暴，歌颂了人民顽强不屈的精神，抨击了破坏抗战的种种黑暗事物[45]。这些对于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名人旧居是抗战精神的实体，又是艺术家们的情感触媒，对其妥善保护，使得那段历史得以重现，这是我们对待历史的一种最好态度。
（二）名人旧居是见证抗战历史的活化石，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科书
如今的重庆解放碑游人如织，然而很少有人理解这碑后的意义。正如这些旧居一样，它们承载着当时整个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念，是见证抗战历史的活化石。
八年辉煌而悲壮的抗战史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史诗，喧嚣转眼凋零，历史留给我们的除了记载在史册中的文史资料外，剩下的也只有这些名人旧居。它们记载和见证了那段悲怆的历史，是重现历史的活化石。矗立在“于庄”前，我们能够感受到先生的拳拳爱国之心：“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徜徉在白杨旧居，我们依稀能够听到白杨的义正言辞：“演戏就是打东洋。”这里没有空洞的教条，只有发自内心的爱国呼声，名人旧居就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最好的教科书。
（三）维系渝涉外关系的纽带
1937年底，国民政府迁都于中国西南部的重庆，这个被群山包围了千年的城市成为众所瞩目的战时首都，成为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信息中心，直至抗战胜利。现如今重庆这个大都市对外交流密切，多达600多处的名人旧居应成为重庆的“外交大使”，在维系渝涉外关系中起着重要的纽带作用[6]。
（四）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元素
名人故居是城市独特的人文积淀和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名人故居的人文价值主要体现在它是城市文化厚重感的独特标志，是地域文化情调的重要魅力之源以及用精神影响后人的无言教化者[7]。因此，对于这些名人旧居进行妥善保护，对于提升重庆文化软实力和推进重庆城市人文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四、结语
和平年代，我们远离了炮火连天的岁月，但不能让承载着诸多历史痕迹的名人旧居淡出我们的视线。名人旧居作为抗战时期文化名人的缩影，向世人阐释着一种爱国的情怀和抗战救国的历史文化。文化传承是一种态度和责任，更是一种居安思危的表现。同时，将保护和修复名人旧居妥善提上日程，不仅能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还能增强重庆的历史文化底蕴。
参考文献：
[1]杨筱.探寻陪都名人旧居[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151，168，172.
[2]刘莹，张筱筠.浅谈于右任新闻自由观[J].青年记者，2009（14）：8283.
[3]徐悲鸿在盘溪[N].重庆晨报，20080310.
[4]赵冬菊，张庆刚.重庆旅游资源整合研究[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113116.
[5]胡敬署，陈有进，王富仁.文学百科大辞典[M].北京：华龄出版社，1991：113，135.
[6]胡攀.重庆文化体制改革回顾与反思[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9498.
[7]秦红岭.论名人故居的人文价值与保护原则——以北京名人故居为例[J].华中建筑，2011（7）：186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