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中国诗歌摒弃之前“大词”操练带来的虚空和浮华，展现出亲近生活的“及物”姿态，这种姿态纠正了诗歌与现实的疏离态度，重新为诗行注入生活的光泽，诗歌由此重获坚实的艺术生命。“及物”写作以其辉煌实绩证明——关注芸芸众生的生存现实，才是诗歌发展的真正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对“及物”写作的单纯强调也为诗歌带来诸多问题：诗歌沦为单纯的情绪的发泄；形态过度琐碎和具体，因而远离深度，削弱了诗歌的表现功能；关注“此在”而淡化“彼在”，“只提供一种时态或现在现场， 而无法完全将生活经验转化为诗性经验”，[1]最后流于庸常；格局狭小，境界狭窄，缺乏与历史的互动感；更让人失望的是许多诗人以“及物”为名牺牲精神境界的提升，甚至肆意地下移伦理底线。过度的“及物”带来的这些困扰逐渐成为新诗发展的障碍。如何与现实建立更真切也更深刻的关系？已经成为新世纪有抱负的诗人们必须面对的课题。
　　令人欣喜的是，新世纪以来的一些诗人正试图通过他们的创作对这一课题进行解答。他们通过自己的思索，不断地调试着诗歌与现实的关系，试图在坚持描摹现实的前提下，为诗歌灌注庄重的态度与质疑的力度。与此同时，他们在意象的选择中也浸润个体的思索与理性精神，注重责任意识的表现。不仅“独善其身”而且“兼济天下”，逐渐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格物”的创作姿态。
　　“格物”一词来自于《礼记·大学》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一句。这种“格物”姿态，意味着他们不仅注目于“物”而且注目于“致知”，以“格”体现诗人的严肃与庄重，“致知”表达诗人对事件背后真相的思索以及铸炼诗性经验的努力。作为中国传统儒家的生活态度，“格物”还表现为一种理解之后的坦然和从容，其关系到“修身”也关系到“齐家”，“平天下”，强调个人应当同时注目于责任的坚守和对社会的问题的关注。因此，以“格物”概括新世纪诗人重建诗歌与现实关系的种种努力也许是最为合适的。
　　新世纪崭新的社会语境中，针对现实的“格物”姿态也在不同诗人手中体现出不同的向度。综合“格物”姿态的各种向度，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其一，新世纪诗人们越来倾向表现出消费的工业社会之中异己力量对个体的人的控制和“物化”，他们将个体的“物化”视为整个人类在消费社会的主要困境。新世纪十余年高涨的消费文化及工业文明，在为人们提供物质生活便利的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个人的“物化”，尤其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自己在这貌似辉煌的“进步”过程中扮演了何等悲哀的角色，以及自己是如何被异己力量剥夺了各种自由和尊严。因此，作为底层诗人代表的郑小琼才这样描述自己的困境：“我的姓名隐进了一张工卡里/我的双手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身体签给了/合同”（《生活》）[12]，在她的描述中作为个体的“人”已经被压缩成生产过程中一个零件；唐不遇惊异地发现工人们被工业化过程所吞噬（《坟墓工厂》）；卢卫平笔下的玻璃清洁工被现实所裹挟无法脱身，他所能做的只是沉默地工作（《玻璃清洁工》）。相关的诗歌还有郑小琼的《黄麻岭》，蓝蓝的《几粒沙子》、《劳动》等等。诗人们浓缩生活中各种被“物化”的个体的目的，显然是在向社会传达这种异己力量的危害，并希望借此重新审视现代化进程中的得失，尤其是反思底层“零余者”的生存处境。他们的言说无一例外都传达出对个体生存尊严和价值的关注。他们的所有诗句都在为个体的脆弱和孤独呐喊，并且思索“怎样才能得到结实的生命”（朵渔）这一终极命题。
　　其二，新世纪诗人的创作中具有强烈的生态意识，并且表现出一种将乡村作为净土的“文化怀旧”倾向。这种倾向很显然同样来自于对消费主义和工业化不断高涨的反思，诗人们深刻意识到这一系列过程对与我们相互依存的自然环境的伤害，力图寻找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这一意向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维传统。而对乡村的追忆则来自于工业化导致的“由家园感滑落到非家园感”的精神的焦虑。李少君在具有童话意味的《某苏南小镇》以植物们的悲惨遭遇和人类对受害者的漠然，凝结成诗人对人类暴行的鞭挞。郑小琼的《动物》则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人类污染造成的自然界“末日”的肖像画。相比之于两者对于人类对环境的伤害的宏观描述，雷平阳的《对昆明的假想》则具体到了人类对一个城市生态环境的破坏，美丽的城市一去不复返，黑色幽默风味的叙事之中饱含着无奈的痛楚。面对被破坏的自然和城市，往日的乡村或者实在的故乡则成为诗人们寄托希望的场域。在他们的意识中，乡村不仅拥有记忆中美好的环境，也拥有朴素清新的生存哲学，理所当然成为诗人们寄寓理想的地方。潘洗尘在《自然的灵堂》中把乡村的自然环境刻画为修炼完善灵魂的场所；而赵旭如的《乡下》则在诗行之间展开了一次有趣的对比，最终发觉相比之于熙攘的城市“乡下是更加开阔的地方”。诗人们的这种“美化”乡村的姿态，显然是有感于都市生活造成的朴素的人性的缺失，是在呼吁更健全的人性。而他们强烈的生态意识，则表现出他们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可贵的自省精神。
　　其三，诗歌不再将历史单纯地作为消解的对象，而是重视在诗歌中建构与历史的互动关系，以对历史的注目丰满诗歌的体态，赋予诗歌更加深刻的内在精神，甚至突入历史事件之中，参与历史想象的重构。这一倾向在朵渔和翟永明的创作中最为明显。朵渔的《乡村史》以野史手笔书写了为正史所不齿的小民生活的日常，展现了被遮蔽的历史的另一个侧面；而他的《论伊拉斯》与组诗《巴登维勒》则邀请历史人物进入诗行，并且通过叙述在诗中使他们复活，从而形成一种复调的对话氛围，以求在不同的声音与立场之中体悟历史的真谛。而翟永明的组诗《鱼玄机赋》则通过鱼玄机事件的解读，释放出作者对历史的态度——女性从古至今无法逃脱被男性操控的命运，展现了鲜明的女性主义精神倾向，并且自最后代表女性发出“永不服气”的声明。
　　其四，诗人们在诗歌中展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更多地以诗歌的形式完成对现实事件的回应，展现出诗人们的越来越强烈的人道精神和悲悯情怀。新世纪以来，我们同时目睹了经济的发展与精神信仰的沦落，遭遇了各种生存困境和人道危机。诗人们从未忽视这些形态各异的危机：蓝蓝在写于儿童节的《嫖宿幼女罪》中这样表达自己的愤怒：“汉语也可以犯罪/在她身上/留下烧焦的耻辱/医生不能治愈/泪水/法官大人/你也不能/谁发明了这个鲜嫩的词/供一群野兽饕餮？这片土地除了活埋孩子/还能搭起多少台歌舞晚会？”[3]诗人痛惜无辜的孩子，于是对可能的施暴者和他们背后的实力施以痛切的抨击。而雷平阳则目睹在死难矿工的遗孀的贫困生活之后发出对我们发出这样的警告：“当卑贱一旦突破了底线/我们共同的恐惧才真正的来临/而所有的高贵也将自动消失”（《天上的旋律》）[4]。在这些人性的灾难面前，诗人们不再闭上双眼，而是以自身的人道精神和对于每个生命的真诚尊重，发出自己的怒吼与诅咒，给作恶者以警告，给受害者以安慰。
　　最后，诗人们注重从日常生活场景中提炼出生存的本质，并将其转化为诗性经验。朵渔在《七年来》中这样表达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请它赐给我鞭子/我将回赠以诗篇”，[5]这是标志着诗人成熟之后与世界及历史的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而他在长诗《拉卜愣寺的雪》中则更为集中地表现出这种顿悟之后的坦然的人生境界：“我觉得我已将人生的巨石推至山顶/现在是让它自由滚下山坡的时间了/大雪一夜未睡，世界重新变得满盈”；[6]同样的，蓝蓝在《现实》中也对世界的本质进行了理性概括；代薇的《随手写下》中则是以意志与现实的多次悖反，展示了生活“另一种真实”。在“格物”的姿态下，诗人们因为思考而理解，由于理解而宽容，最终在智性的思考中滤去了精神的焦虑，在叙述中传达出一种源自理性和经验的从容与坦然，展现出了一种“凡事皆可原谅”的成熟抒情气质。
　　参考文献
　　[1]罗振亚.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叙事诗学”[J]文学评论，2003，2：93.
　　[2]郑小琼.黄麻岭：生存的火焰（组诗）[J]诗刊，2007，13：33.
　　[3]蓝蓝.蓝蓝诗十首[J]花城，2013，1：140.
　　[4]孟醒石、雷平阳等.21世纪诗歌精选之八[J]天涯，2006，4：87.
　　[5]朵渔.朵渔的诗[J]扬子江诗刊，2012，2：6.
　　[6]朵渔.朵渔的诗歌[J]山花，2013，14：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