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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女孩不能用撒娇的口吻诉说心中深藏的痛苦时，她就注定了有成为一个诗人的潜质。
我们无法揣测梅依然儿时曾遭遇过何种深重伤害。她也只是在诗集《女人的声音》的后记里隐约提起，并郑重强调“现在，我是不愿说出来”。因此，我们只能透过文字触摸出这次伤害把她幼年的生命劈开过一道深不可测的裂谷。用她的话说，“它们已成为了我黑暗的源头”（《神秘与忧郁》）。但可以推断，正是这种无法言说的伤害造成的痛苦与孤独催生了梅依然最初的诗歌蓓蕾，也成为了她诗歌中份量最重的思源之一。
所谓思源性，在艺术创造上是指产生某种思想、行为或情绪的内驱力。也即源头。
据心理学研究，童年时期的伤害，会使人的心灵对痛苦感受的末梢神经比常人敏感N倍。对艺术创造者而言，这无疑是命运给他们的人生贮存的巨大的创作矿藏。尽管这痛苦远非是他（她）的生命所期待——但“痛苦这把犁刀，一方面割破了你的心，一方面掘来了生命的新的水源”（ [法]罗曼罗兰《母与子》）。这反映在梅依然诗歌中，就是她对女性生存环境中的苦痛倍加敏感乃至夸大，从而演变为她诗歌中女性主义的自觉特征：“而现在，你在天空/寒冷。悲伤。欢乐。幸福/命运！都统统下来吧/我就是那只装你的容器”（《水的无限性》）；她痛感女人命运的不公——辛苦工作挣钱养家之余还得淹没于繁重的家务劳动；一群幽闭在家庭中的洗衣妇、厨娘和性奴：“我们将被踩平：/女人，洗衣做饭吧/女人，生孩子吧/女人，为我们服务吧”（《疯狂》）；她在女人生命中纷至沓来的各种惊惧中熬煎，敏感至极的心几乎无法承受：“多年来，你如同一截漂浮不定的广告词/无所依靠：/你希望做饭时，被油烟熏死/工作时，被文字勒死/走路时，被电线杆撞死/你写诗，有人说你淫荡，说你疯癫/那就淫荡死，疯癫死”（《广告词》）。然而作为女人，除了无助的愤怒，她们一无所获——“你体内的愤怒/幽深曲折/像从一条小路/返回到了屋子”（《触摸》）。“一旦被打开，便再不愿停止/那种愤怒的流动/男人永远都不能领悟！”（《语言》）。
梅依然用《女人的声音》、《女人书》和《蜜蜂的秘密生活》来为她的一系列诗集命名（“蜜蜂”在普拉斯的诗中也寓意女人。“蜜蜂都是女人”——普拉斯《越冬》），这本身就昭示着她期望为苦痛压抑、无缘风花雪月的女性群体代言的野心。她这类情绪激越悲愤宣泄女性痛苦的诗歌，无疑是在大张旗鼓地为这部分女性群体无法摆脱的辛劳苦累的命运鸣不平。
在探讨梅依然诗歌的思源性时，心理学上似乎还应该补充一条定律，那就是：一颗心有多深的痛苦，就需要用同等体积的爱才能填平。这就像有多重的病，就需吃多大剂量的对症药物才能医治是同一道理。而爱情一直被人类视为疗救心灵痛苦的灵丹妙药。
平庸的爱情因其肤浅，显然不能担当充填生命裂谷的重任。而灵魂的爱与身体性欲的分离导致的灵魂孤独与肉欲压抑之苦，则是梅依然诗歌的思源之二。
在阅读梅依然诗歌中不可回避是，对肉欲之爱（性爱）的自白占了她诗歌的重要比重。“一根实物悬挂在那里/晶莹，闪烁。//如果我不曾亲近它/就不知道它的柔软//与可爱。我们/嘴唇、肉体炽烈的抚摸。”（《欲望之泉》）她诗歌中那些描述肉欲之爱的出彩诗句甚至难免引发一小众粉丝陷入狂乱臆想。
梅依然所景仰的那些才华横溢女诗人们，如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普拉斯、索德格朗等，无论她们是美貌多才，还是孤独度日，抑或是历经坎坷，她们内心都曾积累过巨量的痛苦块垒，只是她们可以将自身的不幸坦然响亮地公之于众，并酿成诗歌之源。然而梅依然的童年苦难秘不可宣且独自拥有，唯其如此，这压抑的苦痛才更具爆发能量；投射在诗歌上，就是她对强加于女性命运的伪原罪更见激愤和对爱及幸福更为深沉的渴求。
那么，这世间能有填平梅依然心灵痛苦的灵魂之爱么？
“家庭，一只关闭的邮箱/我们是毫无关联的信件/那样渴望而又绝望”“两件不穿衣服的娃娃/今夜，我们嘴对嘴的歌唱/我们疯狂//疯狂地翻动对方/就像翻弄一块将枯死的草皮/我无法将自己从女人的生活中解救”（《哀歌》）。
这两段流露出“哀莫大于心死”的诗句，不知能否作为对婚姻中有无灵魂之爱的注脚？
女人生命中不能没有爱情，诗人的生活中更不能不见爱情。法国哲学家拉罗什富科曾说，“在所有激烈的感情中，和女人最相宜的，就是爱情。”身为女人更是诗人的梅依然，她的诗歌必定会撞上爱情。
“如果，我爱/我将是一只穿了一对红色高跟鞋的鹰//急于奔赴一场古老的杀戮：血腥，惨烈/这预示着全部，关于生命的庄严”（《如果，我爱》）；“当我爱上你，请准备好你壮硕的身体”（《当我爱上你》）。
带着“爱情的幻觉是否扰乱了我的秩序”（《受影响的女人》）的疑问和诗人天生的敏感，梅依然很快就醒悟出，她遭遇的仅是她幻觉中的爱情，而非她所渴求的心心相印的灵魂之爱。为此诗人生命中的阴郁孤独益发加重，她生命的裂谷非但没被填平，爱情幻像的坍塌反倒把那道寒冷刚硬的沟壑夯得更深更暗：“这个年轻男人/把他的爱用完了//他不爱我的思想/只爱我制造的尖叫/我的眼睛/两粒水状的液体/在空气中轻轻滑动”（《爱的阴影》）。这比索德格朗那首《冷却的白昼》中“你寻找一位女人/却找到一个灵魂/你失望了。”的哀叹更悲哀更绝望。
法国作家拉布吕耶尔在《品格论·论女人》中说过，“突如其来的爱情却需要最长久的时间才能治愈。”这似乎是爱情铁律：当灵肉交融的幻像消遁，熊熊燃烧的爱火已近熄灭，却留下长久的后遗症——被幻觉中的爱唤醒的肉欲却不听从大脑指挥，不肯退场，独自继续蛮横地占据身体折腾不休，煎熬人心——这是人类奇特的生理和心理现象：“这些将不为头脑所驱使/在我未曾//丰沛的欢愉时/我已洞悉了这种奇异的痛苦”（《关系》）。“那是谁的肉体/在黎明前欢笑颤抖/却又在万物静默后抱着自己/低声痛哭”（《欢愉》）。
在梅依然诗歌中，我们看到了梅依然直视女性群体的肉欲挣扎并将它嵌入诗歌美学范畴的杰出勇气和驾驭意象的天赋。“我们热爱创造/——痛苦，另外一种美”（《信仰者》）。梅依然用她诗歌中的情欲碎片拒绝着统一平庸的情欲体验，诚实而深邃地挖掘着女人们在情欲煎熬中的压抑、焦躁、忧伤、痛苦、悲愤、反叛、恐惧，甚至自虐的快感。她用诗意张扬的全景画面向我们揭开了一个隐秘而极具活力的情欲世界；她恣意大胆地横扫着中国传统守旧的女性群体对自身情欲现象讳莫如深、拒绝认知自身情欲的禁区。从另一尺度上说，这种情绪宣泄的意义已经超越了情欲倾诉本身：它拓展着中国女性诗歌的大视野，成为梅依然独树一帜地挺进中国女性诗歌情感触觉纵深地带的重要标志。 这种挺进也可视为对自古以来男权社会在道德上对女性情欲冲动刻意持否定与贬低态度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对抗：在我国古代就有严苛限制妇女行为规范的三从四德；在非洲有野蛮的女性割礼；即便进入现代社会，仍不乏有伪道学者对于敢于追求性快感的女性加诸“荡妇”、“水性杨花“等词语以贬斥。仿佛女人具有享受性爱的能力是一种原罪。而这种假道德之名丑化情欲，企图扼杀女性纯粹的情欲躁动，与假爱情之名让性欲泛滥同样不可取。因为“爱的机制暗示，感官与精神之间存在某个桥梁，有时达到神化的程度”（ [美] 约瑟夫·布罗茨基《钟摆之歌》）。对人类而言，个体精神是依附肉身而存在而盛衰；而与爱人的肉体结合，正是通向相爱双方灵魂深层契合的必然桥梁。“我不惧怕这种欲望/灵魂带着它”（《爱的镜子》）。
故梅依然诗中揭示的灵肉分离所致的孤独与压抑之苦，实则是概括了注重灵魂之爱的女性的群体焦虑。
尽管性爱能给人带来感官快感，但梅依然诗歌中的肉欲表述是严肃而沉重，甚至是迷人优雅的，有着不容忽视的人性价值与美学价值。它不属于轻浮享乐型。“我把黑色的头发、眼睛、鼻子、红色的嘴唇/甚至乳房、河流、古老的洞穴/全部奉献给你//啊，我多么嫉妒它们/能够得到你的爱抚/——却独自抛下我的一颗心在别处”（《轨迹》）。她诗中传达的对灵肉相融的性爱的焦渴，使她这部分诗歌的女性主义意义明晰化：一是印证因爱而生的热烈情欲纯真而高贵，是上天赐予女性的娇艳美丽的礼物，是滋养女人青春与灵性的秘方“毛孔中叫嚣得都是渴望/是的，渴望/——在燃烧的田野/一切生命之物闪耀着渴望之光”（《在意的》）。二是告诉我们，远离爱情的情欲将成为女人灵魂的累赘；而没有爱情参与的性爱世界，将失去很多色层，难于精彩“那精神与肉体的裂缝/渗出闪光的物质/痛苦”（《纪念日》）。
童年的阴影，情路的坎坷，足以让女人的人生愁云密布惨雨绵绵。那么，探究女性本体意识的女性主义诗歌是否就只有注目于女人们的悲苦生态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这个世界很奇异、很复杂，然而又很简单——关键在于你的心地是否在无限的痛苦轮回中迷失了初始的单纯。即便人生有诸多磨难，如梅依然般美丽、智慧而坚韧的女性们岂会长久沉沦于命运的劫数？
在这里，梅依然的诗歌峰回路转，为夏娃们奉上了绝境逢生的灿烂阳光，这也是她启动的另一道思源亮点：对生活和个体生命的哲理思考及对大自然的赞美。“这个世界/仿佛是一个孩子的眼中/得不到的美丽糖果/诱惑着我们去品尝”，“我，我们/携带着并不完整的地图//只是作为夏天的狂热份子/展开我们孤独的旅程”（《接近》）。虽然这赞颂中仍残留些微悲怆孤独的气息，但梅依然和在她诗中潜藏的“我”们，不再被动苦等异性们那稀薄的情爱降临，而是动手播下思想和赞美自然的种子，让生命的裂谷溢满鸟语花香。此刻，梅依然笔下流淌的精巧的哲理小诗灵动而诙谐：
“我总是携带着一个药瓶/里面装着两片药/一片是太阳/一片是月亮/每一天/我都吞吃它们/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治疗苦痛的良药/它们缓缓升起/又慢慢在原野的水杯中溶解/直到消失”（《比喻》）。
“女人喜欢用做爱的次数判断/家庭的牢固性/这比由四根柱子支撑房子/更加科学”（《等待》）。
她那些自然风景描述更是亦诗亦画、意境空旷、美感爆棚且喻意深长；而诗中闪耀着独创性光辉的意象，则凸现着她作为优秀的先锋诗人罕见的独辟蹊径的思维特质：
“月亮。一个收割者/在灌木林和白房子之间/缓慢转动/那白银的手指（《喻言》）。
“萤火虫拧亮了它们精致的灯光/悬挂在蔷薇、女贞、苦楝构成的丛木间”（《夜宿洪安小镇》）。
“很快，黄昏像一头美洲雄狮/奔跑过河流、田野、山冈/将人们陆续驱赶进房子”（《中年》）。
我们得感谢梅依然居住在一座远离都市的小镇，她家房屋周围和镇子周边田野上茂密地生长着她喜爱的、予她灵感的枞树、槭树、桉树、开花的苹果树、松果、野雏菊、枯草、蔷薇、女贞、苦楝等等。虽然她写风景的诗歌不曾像切斯瓦夫·米沃什的《礼物》那般带有对生活的满足感，但她与景与物的喃喃私语却向读者掀开一幅幅奇异的镜面般的风景画，浣洗着我们的心帘。
梅依然这种诗风的转变在她2010年的尼泊尔之行后尤为明显。或许是“高山之国”尼泊尔世外桃源般的静谧山水、淳朴民风和佛光宝相使她顿悟了生命的无常、欲念的虚妄和信仰的神力？这一回我们放眼望去，梅依然生命的裂谷不再幽暗无底，而是思想火光点点闪烁，对大自然的赞颂之声冉冉庄严升起。我们庆幸在经历数度劫后余生的心灵炼狱后，仁慈的大自然用它广阔的美复活了梅依然笔下的“我”们的心的洒脱、宁静与欢愉。大自然用万千风情滋润着梅依然们的柔情与母性，使她们大度地宽恕曾经的伤害，并再度回归纯净的少女情怀和萌动对永恒爱情的憧憬——“我爱独处，但更爱两个相爱的人能手牵着手，坐在一只秋千架上，相互依偎，观看落日慢慢穿过草场的尽头，人与物不可或缺而融合的时刻。”（《生命的呼唤》）在梅依然生命的裂谷奔涌激荡、回响不息的诗歌中出现的这种思源与诗风的遽然切换，似乎暗示着梅依然已然为她所代言的女性群体寻找到了一条跳离心灵苦海、重塑信念空间的捷径。
纵观古今中外，诗人们的思源有如百花齐放；而思源的独特性和纵深度不啻是优秀诗人们出类拔萃的法宝。在诗歌界，既有诗人们对国对家对人对自然或爱或恨或痛或悲或歌吟或感慨的多种类思源葳蕤在姹紫嫣红的世界诗坛，更有“俄罗斯诗歌的月亮”阿赫玛托娃后期诗歌转型的抗争暴政型和南美的沃尔斯特的族群命运悲悯型的大情怀、大悲悯引领的思源的提升。阅读诗歌史，我们可发现诗人思源的多元化、独特性和情感触发阈值，以及驾驭意象的才华往往决定其后续诗作的创造力。由此观之，我们有理由期待梅依然的诗歌在不断突破思源性樊篱后，会脚劲十足地在她生命的裂谷踏出一串清响，走出一路旖旎。
我们无法揣测梅依然儿时曾遭遇过何种深重伤害。她也只是在诗集《女人的声音》的后记里隐约提起，并郑重强调“现在，我是不愿说出来”。因此，我们只能透过文字触摸出这次伤害把她幼年的生命劈开过一道深不可测的裂谷。用她的话说，“它们已成为了我黑暗的源头”（《神秘与忧郁》）。但可以推断，正是这种无法言说的伤害造成的痛苦与孤独催生了梅依然最初的诗歌蓓蕾，也成为了她诗歌中份量最重的思源之一。
所谓思源性，在艺术创造上是指产生某种思想、行为或情绪的内驱力。也即源头。
据心理学研究，童年时期的伤害，会使人的心灵对痛苦感受的末梢神经比常人敏感N倍。对艺术创造者而言，这无疑是命运给他们的人生贮存的巨大的创作矿藏。尽管这痛苦远非是他（她）的生命所期待——但“痛苦这把犁刀，一方面割破了你的心，一方面掘来了生命的新的水源”（ [法]罗曼罗兰《母与子》）。这反映在梅依然诗歌中，就是她对女性生存环境中的苦痛倍加敏感乃至夸大，从而演变为她诗歌中女性主义的自觉特征：“而现在，你在天空/寒冷。悲伤。欢乐。幸福/命运！都统统下来吧/我就是那只装你的容器”（《水的无限性》）；她痛感女人命运的不公——辛苦工作挣钱养家之余还得淹没于繁重的家务劳动；一群幽闭在家庭中的洗衣妇、厨娘和性奴：“我们将被踩平：/女人，洗衣做饭吧/女人，生孩子吧/女人，为我们服务吧”（《疯狂》）；她在女人生命中纷至沓来的各种惊惧中熬煎，敏感至极的心几乎无法承受：“多年来，你如同一截漂浮不定的广告词/无所依靠：/你希望做饭时，被油烟熏死/工作时，被文字勒死/走路时，被电线杆撞死/你写诗，有人说你淫荡，说你疯癫/那就淫荡死，疯癫死”（《广告词》）。然而作为女人，除了无助的愤怒，她们一无所获——“你体内的愤怒/幽深曲折/像从一条小路/返回到了屋子”（《触摸》）。“一旦被打开，便再不愿停止/那种愤怒的流动/男人永远都不能领悟！”（《语言》）。
梅依然用《女人的声音》、《女人书》和《蜜蜂的秘密生活》来为她的一系列诗集命名（“蜜蜂”在普拉斯的诗中也寓意女人。“蜜蜂都是女人”——普拉斯《越冬》），这本身就昭示着她期望为苦痛压抑、无缘风花雪月的女性群体代言的野心。她这类情绪激越悲愤宣泄女性痛苦的诗歌，无疑是在大张旗鼓地为这部分女性群体无法摆脱的辛劳苦累的命运鸣不平。
在探讨梅依然诗歌的思源性时，心理学上似乎还应该补充一条定律，那就是：一颗心有多深的痛苦，就需要用同等体积的爱才能填平。这就像有多重的病，就需吃多大剂量的对症药物才能医治是同一道理。而爱情一直被人类视为疗救心灵痛苦的灵丹妙药。
平庸的爱情因其肤浅，显然不能担当充填生命裂谷的重任。而灵魂的爱与身体性欲的分离导致的灵魂孤独与肉欲压抑之苦，则是梅依然诗歌的思源之二。
在阅读梅依然诗歌中不可回避是，对肉欲之爱（性爱）的自白占了她诗歌的重要比重。“一根实物悬挂在那里/晶莹，闪烁。//如果我不曾亲近它/就不知道它的柔软//与可爱。我们/嘴唇、肉体炽烈的抚摸。”（《欲望之泉》）她诗歌中那些描述肉欲之爱的出彩诗句甚至难免引发一小众粉丝陷入狂乱臆想。
梅依然所景仰的那些才华横溢女诗人们，如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普拉斯、索德格朗等，无论她们是美貌多才，还是孤独度日，抑或是历经坎坷，她们内心都曾积累过巨量的痛苦块垒，只是她们可以将自身的不幸坦然响亮地公之于众，并酿成诗歌之源。然而梅依然的童年苦难秘不可宣且独自拥有，唯其如此，这压抑的苦痛才更具爆发能量；投射在诗歌上，就是她对强加于女性命运的伪原罪更见激愤和对爱及幸福更为深沉的渴求。
那么，这世间能有填平梅依然心灵痛苦的灵魂之爱么？
“家庭，一只关闭的邮箱/我们是毫无关联的信件/那样渴望而又绝望”“两件不穿衣服的娃娃/今夜，我们嘴对嘴的歌唱/我们疯狂//疯狂地翻动对方/就像翻弄一块将枯死的草皮/我无法将自己从女人的生活中解救”（《哀歌》）。
这两段流露出“哀莫大于心死”的诗句，不知能否作为对婚姻中有无灵魂之爱的注脚？
女人生命中不能没有爱情，诗人的生活中更不能不见爱情。法国哲学家拉罗什富科曾说，“在所有激烈的感情中，和女人最相宜的，就是爱情。”身为女人更是诗人的梅依然，她的诗歌必定会撞上爱情。
“如果，我爱/我将是一只穿了一对红色高跟鞋的鹰//急于奔赴一场古老的杀戮：血腥，惨烈/这预示着全部，关于生命的庄严”（《如果，我爱》）；“当我爱上你，请准备好你壮硕的身体”（《当我爱上你》）。
带着“爱情的幻觉是否扰乱了我的秩序”（《受影响的女人》）的疑问和诗人天生的敏感，梅依然很快就醒悟出，她遭遇的仅是她幻觉中的爱情，而非她所渴求的心心相印的灵魂之爱。为此诗人生命中的阴郁孤独益发加重，她生命的裂谷非但没被填平，爱情幻像的坍塌反倒把那道寒冷刚硬的沟壑夯得更深更暗：“这个年轻男人/把他的爱用完了//他不爱我的思想/只爱我制造的尖叫/我的眼睛/两粒水状的液体/在空气中轻轻滑动”（《爱的阴影》）。这比索德格朗那首《冷却的白昼》中“你寻找一位女人/却找到一个灵魂/你失望了。”的哀叹更悲哀更绝望。
法国作家拉布吕耶尔在《品格论·论女人》中说过，“突如其来的爱情却需要最长久的时间才能治愈。”这似乎是爱情铁律：当灵肉交融的幻像消遁，熊熊燃烧的爱火已近熄灭，却留下长久的后遗症——被幻觉中的爱唤醒的肉欲却不听从大脑指挥，不肯退场，独自继续蛮横地占据身体折腾不休，煎熬人心——这是人类奇特的生理和心理现象：“这些将不为头脑所驱使/在我未曾//丰沛的欢愉时/我已洞悉了这种奇异的痛苦”（《关系》）。“那是谁的肉体/在黎明前欢笑颤抖/却又在万物静默后抱着自己/低声痛哭”（《欢愉》）。
在梅依然诗歌中，我们看到了梅依然直视女性群体的肉欲挣扎并将它嵌入诗歌美学范畴的杰出勇气和驾驭意象的天赋。“我们热爱创造/——痛苦，另外一种美”（《信仰者》）。梅依然用她诗歌中的情欲碎片拒绝着统一平庸的情欲体验，诚实而深邃地挖掘着女人们在情欲煎熬中的压抑、焦躁、忧伤、痛苦、悲愤、反叛、恐惧，甚至自虐的快感。她用诗意张扬的全景画面向我们揭开了一个隐秘而极具活力的情欲世界；她恣意大胆地横扫着中国传统守旧的女性群体对自身情欲现象讳莫如深、拒绝认知自身情欲的禁区。从另一尺度上说，这种情绪宣泄的意义已经超越了情欲倾诉本身：它拓展着中国女性诗歌的大视野，成为梅依然独树一帜地挺进中国女性诗歌情感触觉纵深地带的重要标志。 这种挺进也可视为对自古以来男权社会在道德上对女性情欲冲动刻意持否定与贬低态度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对抗：在我国古代就有严苛限制妇女行为规范的三从四德；在非洲有野蛮的女性割礼；即便进入现代社会，仍不乏有伪道学者对于敢于追求性快感的女性加诸“荡妇”、“水性杨花“等词语以贬斥。仿佛女人具有享受性爱的能力是一种原罪。而这种假道德之名丑化情欲，企图扼杀女性纯粹的情欲躁动，与假爱情之名让性欲泛滥同样不可取。因为“爱的机制暗示，感官与精神之间存在某个桥梁，有时达到神化的程度”（ [美] 约瑟夫·布罗茨基《钟摆之歌》）。对人类而言，个体精神是依附肉身而存在而盛衰；而与爱人的肉体结合，正是通向相爱双方灵魂深层契合的必然桥梁。“我不惧怕这种欲望/灵魂带着它”（《爱的镜子》）。
故梅依然诗中揭示的灵肉分离所致的孤独与压抑之苦，实则是概括了注重灵魂之爱的女性的群体焦虑。
尽管性爱能给人带来感官快感，但梅依然诗歌中的肉欲表述是严肃而沉重，甚至是迷人优雅的，有着不容忽视的人性价值与美学价值。它不属于轻浮享乐型。“我把黑色的头发、眼睛、鼻子、红色的嘴唇/甚至乳房、河流、古老的洞穴/全部奉献给你//啊，我多么嫉妒它们/能够得到你的爱抚/——却独自抛下我的一颗心在别处”（《轨迹》）。她诗中传达的对灵肉相融的性爱的焦渴，使她这部分诗歌的女性主义意义明晰化：一是印证因爱而生的热烈情欲纯真而高贵，是上天赐予女性的娇艳美丽的礼物，是滋养女人青春与灵性的秘方“毛孔中叫嚣得都是渴望/是的，渴望/——在燃烧的田野/一切生命之物闪耀着渴望之光”（《在意的》）。二是告诉我们，远离爱情的情欲将成为女人灵魂的累赘；而没有爱情参与的性爱世界，将失去很多色层，难于精彩“那精神与肉体的裂缝/渗出闪光的物质/痛苦”（《纪念日》）。
童年的阴影，情路的坎坷，足以让女人的人生愁云密布惨雨绵绵。那么，探究女性本体意识的女性主义诗歌是否就只有注目于女人们的悲苦生态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这个世界很奇异、很复杂，然而又很简单——关键在于你的心地是否在无限的痛苦轮回中迷失了初始的单纯。即便人生有诸多磨难，如梅依然般美丽、智慧而坚韧的女性们岂会长久沉沦于命运的劫数？
在这里，梅依然的诗歌峰回路转，为夏娃们奉上了绝境逢生的灿烂阳光，这也是她启动的另一道思源亮点：对生活和个体生命的哲理思考及对大自然的赞美。“这个世界/仿佛是一个孩子的眼中/得不到的美丽糖果/诱惑着我们去品尝”，“我，我们/携带着并不完整的地图//只是作为夏天的狂热份子/展开我们孤独的旅程”（《接近》）。虽然这赞颂中仍残留些微悲怆孤独的气息，但梅依然和在她诗中潜藏的“我”们，不再被动苦等异性们那稀薄的情爱降临，而是动手播下思想和赞美自然的种子，让生命的裂谷溢满鸟语花香。此刻，梅依然笔下流淌的精巧的哲理小诗灵动而诙谐：
“我总是携带着一个药瓶/里面装着两片药/一片是太阳/一片是月亮/每一天/我都吞吃它们/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治疗苦痛的良药/它们缓缓升起/又慢慢在原野的水杯中溶解/直到消失”（《比喻》）。
“女人喜欢用做爱的次数判断/家庭的牢固性/这比由四根柱子支撑房子/更加科学”（《等待》）。
她那些自然风景描述更是亦诗亦画、意境空旷、美感爆棚且喻意深长；而诗中闪耀着独创性光辉的意象，则凸现着她作为优秀的先锋诗人罕见的独辟蹊径的思维特质：
“月亮。一个收割者/在灌木林和白房子之间/缓慢转动/那白银的手指（《喻言》）。
“萤火虫拧亮了它们精致的灯光/悬挂在蔷薇、女贞、苦楝构成的丛木间”（《夜宿洪安小镇》）。
“很快，黄昏像一头美洲雄狮/奔跑过河流、田野、山冈/将人们陆续驱赶进房子”（《中年》）。
我们得感谢梅依然居住在一座远离都市的小镇，她家房屋周围和镇子周边田野上茂密地生长着她喜爱的、予她灵感的枞树、槭树、桉树、开花的苹果树、松果、野雏菊、枯草、蔷薇、女贞、苦楝等等。虽然她写风景的诗歌不曾像切斯瓦夫·米沃什的《礼物》那般带有对生活的满足感，但她与景与物的喃喃私语却向读者掀开一幅幅奇异的镜面般的风景画，浣洗着我们的心帘。
梅依然这种诗风的转变在她2010年的尼泊尔之行后尤为明显。或许是“高山之国”尼泊尔世外桃源般的静谧山水、淳朴民风和佛光宝相使她顿悟了生命的无常、欲念的虚妄和信仰的神力？这一回我们放眼望去，梅依然生命的裂谷不再幽暗无底，而是思想火光点点闪烁，对大自然的赞颂之声冉冉庄严升起。我们庆幸在经历数度劫后余生的心灵炼狱后，仁慈的大自然用它广阔的美复活了梅依然笔下的“我”们的心的洒脱、宁静与欢愉。大自然用万千风情滋润着梅依然们的柔情与母性，使她们大度地宽恕曾经的伤害，并再度回归纯净的少女情怀和萌动对永恒爱情的憧憬——“我爱独处，但更爱两个相爱的人能手牵着手，坐在一只秋千架上，相互依偎，观看落日慢慢穿过草场的尽头，人与物不可或缺而融合的时刻。”（《生命的呼唤》）在梅依然生命的裂谷奔涌激荡、回响不息的诗歌中出现的这种思源与诗风的遽然切换，似乎暗示着梅依然已然为她所代言的女性群体寻找到了一条跳离心灵苦海、重塑信念空间的捷径。
纵观古今中外，诗人们的思源有如百花齐放；而思源的独特性和纵深度不啻是优秀诗人们出类拔萃的法宝。在诗歌界，既有诗人们对国对家对人对自然或爱或恨或痛或悲或歌吟或感慨的多种类思源葳蕤在姹紫嫣红的世界诗坛，更有“俄罗斯诗歌的月亮”阿赫玛托娃后期诗歌转型的抗争暴政型和南美的沃尔斯特的族群命运悲悯型的大情怀、大悲悯引领的思源的提升。阅读诗歌史，我们可发现诗人思源的多元化、独特性和情感触发阈值，以及驾驭意象的才华往往决定其后续诗作的创造力。由此观之，我们有理由期待梅依然的诗歌在不断突破思源性樊篱后，会脚劲十足地在她生命的裂谷踏出一串清响，走出一路旖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