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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鸥：本刊栏目主持人。
徐敬亚：海南大学诗学研究中心教授。1949年生。1976年写诗，《今天》理论撰稿人之一。主要著作有《崛起的诗群》《圭臬之死》《隐匿者之光》《重新做一个批评家》等。2004年起先后在《特区文学》主持“批评家联席阅读”、“十大网络版主联席阅读”。2006年发起并主持海南大学“诗歌月读”活动。2006年11月在黄山第三代诗歌纪念会上获“终身成就奖”。
南 鸥：徐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世纪访谈》的专访。尽管《世纪访谈》是从“史实、文本、学术”对“百年新诗”的审视，为了把话题谈深说透，我们今天的访谈主要集中在“朦胧诗”以来的汉语新诗这个时段。我们知道，您的《崛起的诗群》与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以及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被诗歌界称为“三个崛起”，对新时期诗歌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请您介绍一下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
徐敬亚：从学术意义上，我的那篇文章其实并不十分高明。但这不妨碍它对彼时的诗歌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有点像炸弹的变态效应。一颗在虚空爆炸的氢弹没伤到人的一根毫毛，而我却把一颗小手雷扔到了密密麻麻的人堆里。或者说是一只畸形的大手帮我把手雷扩大十倍扔进了更大的人群。
今天，我最想说的是，我那篇文章是“反学术”的。我反的这个“学术”，不是真学术，而是当今中国流行的假学术。所以得用引号引起来。
我理解的学术，很简单，只有三条。它首先应该是新鲜的，其次是原创的，第三它应该是有依据的。这三条，其实并不容易做到。高明的想法，不可能像月经一样按时地周期性排泄。“学术成果”（它现在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坏词儿）的呈现，除了必要的积累与寻找，它还要“相遇”。
写《崛起的诗群》时的我，不是教授，不是博导，也不是博士硕士。我那时正在读本科大三。本来只是一篇可以应付老师的“学年论文”，只要找个题目写几千字得一个优秀就完成任务。但我却突然写起来，写了十几天零几夜，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写了近五万字。
能够再现出当年某些情景的文字，只有王小妮后来给我写的序——
“l979年，在中国东北，吉林大学文科宿舍阴冷潮湿的走廊里，徐敬亚急匆匆交给我一本油印刊物，封面是很蓝的。他突如其来的兴奋没法不让人感到唐突。他说：你看看这些诗，应该马上看。那是一本《今天》第三期诗歌专刊，其中有后来常被提到的《纪念碑》、《一切》等……不久，徐敬亚开始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奔走如飞地写，这就是本书中最早的那些文章。他的那种强横和自信，让班里那些沿着厚厚的文艺理论专著抄笔记的人们不由自主地不解和恼火。直到后来，我才更清楚，他是克制不住那种巨大的冲动而匆匆动笔的。徐敬亚永远没有顾及左右的能力，他以为感染了他就能顿时感染全世界……后来，我对说他：你这些文章只能读一遍。他说：每个人都读一遍就够了。”（王小妮：《崛起的诗群》评论集前言）
学术，在生命意义上的缘起，首先应该是感动。没有对研究对象的倾心专注，一个人怎么可能产生深入探究的愿望，又怎么可能深入骨髓地追寻，他写出来的字怎么可能“新鲜”与“原创”。我当时虽然是一个普通的中文系学生，但我敢说我的诗歌阅读量，超过太多诗歌界的理论家们。同时，作为新诗潮的倾心参与者，我阅读中的兴奋与激情，几乎无人能比。这一点不详说。写诗人对诗的阅读，学究们怎么能比。
最后一条，学术必须有依据。它的依据，不是伪学术的引经据典，而是基本的学养，必要的理性逻辑，还要有丰富的直觉、暗含的情感与意识线索。更大的是，一个批评家要合格，必须具备最基本的美学与哲学信仰。
幸运的是，当年读诗读得心潮起伏的我、即将写作《崛起的诗群》的我，与西方学术专著之间，发生了一次恰巧如期的美妙相遇——
写《崛起的诗群》时，我读的书并不多。一个自作聪明的人，往往不勤奋。但在热心追踪西方哲学美学思潮的时候，我意外地碰到了一本一见钟情的书，它恰恰是一部学术著作——意大利美学家克罗奇的《美学原理》。“就是这一本枯燥的《美学原理》，我读得津津有味，读得与作者气通神合，读得思绪万千……最后读到了物我相忘的地步。我一生都记得那种无限美妙的阅读：读到最佳效果时，完全忘记身边事，完全忘记段落、文字和前后逻辑关系之类琐事，头脑里一片通明，思如泉涌……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拿出前两天的读书笔记，我分不清读书笔记上哪些话是克罗奇说的，哪些话是读他的书时我涌现出并记下来的——所以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读书笔记每页的中间划一道竖线：左边记克罗奇原话。右边记录我随时产生的想法。这种被击中、被升华、被激活的阅读，一直持续了两三个月。到后来，我的感想越来越多，读书笔记的右边总是大大超过左边。因此，读完了克罗奇的《美学原理》，我其实已经完成了很大量的个人写作——那些零星的随想与片断的琐记，那些对中国现代诗的大量思考，就是我最早的文学评论。那些笔记，后来构成了《崛起的诗群》中很多段落的雏型。同时，克罗奇关于“直觉即创造”的美学理念，也影响了我的一生，成为我个人美学思想的最主要来源。”（《徐敬亚的读书观——答《深圳商报》文化广场问》）
这就是《崛起的诗群》初步具备的学术三条：新鲜、原创、有依据。
写作这篇几乎改变了一生的文章的当时，没想到发表，没想到学术成果，更没想到文学史……其实，它可能并不算真正的学术，只是特殊年代一种特殊氛围、特殊心境下的特殊产物。最可贵的，它是纯自发的，发球属于一种生命意义上的激情写作。
南 鸥：现在“三个崛起”被写入大学中文系的课本之中，作为《当代文学史》的重点篇章而被广泛传播，请您具体谈谈“三个崛起”对当代汉语诗歌的发展历程有哪些重要的影响？我们知道，当时我国正处于刚刚开始的转型时期，我们是否可以从更为开阔的思想文化的解放这个视野来解读“三个崛起”的意义呢？
徐敬亚：你的题目有点大。我只说我自己的《崛起的诗群》吧。 先简单说说背景。
1978年夏起，诗歌社团在全国大学生和大中城市的工人中开始大量涌现。同年秋，吉林大学成立了《红叶》文学社与《赤子心》诗社。我和王小妮、品贵品成为两刊物负责人。全国高校文学结社的影响与速度，都令人惊奇地快。第二年夏天，全国14所大专院校文学社团联合主办了文学刊物《这一代》。
自《今天》第三期起，我与北岛、江河等开始通信。《今天》杂志在吉林大学广泛流传。那年冬天，我写了评论《今天》诗歌的文章《奇异的光》，并发表在《今天》第九期和《红叶》第三期上。不久，我写了一篇《复苏的缪斯——评1976-1979年三年诗歌》。那是《当代文学史》的考试论文，也是我的第一篇正式论文，比《崛起的诗群》早两年。
1980年夏，和王小妮参加了首届青春诗会后与《今天》、北岛等有了正式接触。用现在的话说对当时现代诗有了一个全景扫描。回到长春后不久就开始写《崛起的诗群》。
再说说影响。1983年-1985年，批判该文的文章达300多万字（篇目详见《朦胧诗论争集》，及各类批判会。其中较大的有在北京召开由冯牧主持的座谈会、吉林省文学年会、柯岩在重庆主持的诗歌讨论会等。
其中主要评论意见为：A、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宣言；B、背离社会主义文艺方向（胡乔木批语）；C、否定中国诗歌传统。
最后说说贡献。
A、《崛起的诗群》是第一篇全面评述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宣言式文章，由于相关部门大规模的批判而引起的广泛阅读，使朦胧诗扩大了传播。可以说是朦胧诗创建过程中为争取艺术生存权利所发出的最强烈的第一声自我呐喊；
B、它是对朦胧诗进行得较早的、较全面的艺术评论与艺术阐释。虽然它对朦胧诗的艺术评介并不深入，但对当年的文学青年的诗歌感觉与诗歌意识产生了一些启发；
C、按《争锋》一书的说法，它也进入到了中国思想界的文化交锋。对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产生了一些加码式的促进作用；
D、八十年代的文学论坛，还相当沉闷、枯燥、保守。《崛起的诗群》散文式评论语言，当时让人感到比较新鲜灵动，在文风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其它的意义想不到了。
南 鸥：我们知道，“第三代诗歌运动”是以“旗帜”和“山头”为特征，以“反价值、反英雄，发崇高”为诗学旨归的一场大规模的诗歌运动。而您作为这场运动的“纵火者”和直接推动者，请您谈谈这场运动的发起过程好吗？
徐敬亚：1985年初，我从吉林到《深圳青年报》任副刊编辑。当年8月，我践诺于“青春诗会”的15位朋友，举办了一个整版的“朦胧诗专版”。（北岛、舒婷等10多位诗人）。因1980年夏天那次会议分手前大家约定谁有了阵地便给大家发诗。
1986年9月12日，我再次举办了“第三代诗专版”，参加者有于坚、凡丁、马力等。
这期间，从全国各地寄给我的民间诗集、诗报、诗刊的数量不断增加。至大展举办前，民间诗歌报刊罗满了我的书房，总数不少于200种。
每一本民间诗歌报刊的背后，都是一群热血不眠的青年。他们与国家出版之间的隔阂，使人感到火山喷发前岩浆苦闷而巨大的力量。
1986年7月5日，我向全国几十位诗歌朋友发出了名为《我的邀请·“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的信。我非常尊敬地说明：时任《深圳青年报》总编辑的刘红军先生、副总编辑曹长青先生对此动议的赞同与支持，成为《我的邀请》的可行性前提。
这封信，被后来人称为“江湖贴”。它可能是我一生中反响最壮观的一封信。我不知道它经过了多少次转告、复印、传递，从全国各地雪片一样寄来深圳的诗稿，很快淹没了我的办公桌。经请示，报社领导再次同意我把大展增加到4个整版。20年前，几乎所有的中国报纸一律只有4个版。这意味着，作为非诗歌专业性的青年类报刊的《深圳青年报》，每次将为诗歌拿出二分之一的版面，并且连发两次才能完成。
当时，与我保持联系的诗友只有几十位。几个我最好的诗歌朋友成为大展最初的传播者。他们是：黑龙江的朱凌波；吉林的季平；上海的孟浪；四川的尚仲敏等。是他们，是这些朋友的朋友们，把大展的消息传遍了全国。
为了扩大影响，我与当时全国惟一的诗歌报纸——安徽《诗歌报》主编蒋维扬先生和编辑姜诗元先生进行了联络。当时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没有QQ。报社只有一部长途电话。而且每次必须通过173台转接，常常一、二个小时拨不通。我们用电话、电报、航空信频频来往并一拍即合。
《诗歌报》的加盟，使《大展》加大了权威性。1986年8月8日两报联手发出第二次邀稿信。第二次信，虽然仍是我个人签名，但来稿量的巨增使我感到事关重大，我对原信做了多处修改。第二次邀请信发出后，来稿进一步猛增，因此大展的时间不得不一再延迟。
1986年9月30号，《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以通栏标题，同时发出半个整版的《大展》预告。大展预告，以“新中国现代诗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断代宏观展示”为眉题，以《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为主题，向社会正式发布了大展的消息。“预告”以宏观而强横的语言，回顾了现代诗的历史、反思了出版界的缺失、列举了诗歌洪流般的现状之后，一连用了三个“——“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正是基于以上回顾、正是基于以上反思、正是基于以上欣喜与焦灼”的排比句式，拉开了大展的序幕。
同时，“预告”第一次公布了47个诗歌流派和106位诗人的庞大阵容名单（此数量仍大大少于后来正式的展出数量，可见当时来稿还在增加）。并且第一次使用了“群体大展”、“隆重推出”等我从香港媒体中学来的具有商业营销意味的语言。
大展消息公布后，先后有绿岛、海波、海上等诗人来到深圳协助我的工作。其中，诗人海波不但自费来深，自费入住酒店（以致离开深圳时已身无分文），他们几乎每天到报社“上班”，协助我处理稿件、书信。当时通讯条件落后，我为大展所写的“前言”《生命：第三次体验》，竟是海波跑到电报大楼，以电报的方式发出的。“前言”共1000多字，是海波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到电报纸上，差不多用光了整整一本电报纸。 可惜我已不记得当时的编辑琐事。只有一封写给《诗歌报》的信保留了当年的细节：“这些天在印刷厂，我的腿都站直了。正如我前些天编稿时手都写直了一样……”。
当年的报纸还是铅字排版。编辑则全部手工。
有一次，我为了排出一个“三角版”，用镊子夹铅字，一个铅字一个铅字地移动。在几乎排成功时突然铅版掉到地上，不得不全部重排。就这样我与另一位编辑从晚8点到早8点整整弯腰工作了一个通宵。
当时最先进的“电脑植字”只有深圳才有。《诗歌报》的大展通栏标题，就是我们植好了字，把菲林用航空信寄到安徽的。
1986年10月21日，《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分别刊发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的第一辑与第二辑（四个整版）。
10月24日，《深圳青年报》刊发了第三辑（三个整版）。大展的版面规模是对开大报的7个整版（新五号字），按当时的统计是13万字。全部三辑共发表了64个“诗歌流派、100余位诗人的作品与宣言。同时还发表了我写的“前言”《生命：第三次体验》及《编后》。
《大展》的高潮正值报刊征订的黄金时段。《深圳青年报》的订单从全国雪片而至。至当年末，总订数已达到15万份！而且大多是个人订户。这其中一定含有《大展》的众多读者。
1986年11月，深圳年青诗人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中国现代诗研讨会”在深圳举行，孟浪、朱凌波、海波、海上、冯晏等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位青年诗人参加了会议。
我没有想到的是，大展之后从上海来到深圳的孟浪，成为这项诗歌活动最有力的后期推广者。1988年8月，在沉积了两年之后，时任深圳大学出版中心编辑的孟浪，与我共同主编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观》（民间俗称“红皮书”）出版。这本书，被海内外的诗歌研究者视为中国诗歌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断代缩影。该书起印两万本，当年全部售出。
适逢其时的“86现代诗大展”，成为苦苦找不到发表机会的诗歌青年们一次盛大的节日。之后，一大批第三代诗人中坚的创作，进入了更广阔的空间，中国诗歌的格局开始发生某些本质性的变化。
值得深刻记忆并正式通报给后人的是：大展一出笼，即便在现代诗人们的一片叫好声中，诗歌界一些友好的前辈与同代人，在充分肯定其功绩的同时，便曾对“大展”进行了一些善意的批评。其中“流派的泛滥”成为公认的最大弊端与败笔。我在领受大展一切兴奋与愉悦的同时，在当时即承担其全部遗憾与不快。
正如我和全体参与者事先便已充分预料的那样，大展遭到了主流诗歌界更为严厉的斥责。最有代表性的是1986年12月《华夏诗报》上发表的司徒平的文章《撒娇的和并不撒娇的》。文章把大展说成是“儿戏”、“扯旗放炮”、“戏弄读者”。 现在想，我当时不过是做了一个类似今天的诗歌网页而已。
南 鸥：随着时间的演绎，人们对这场运动的认知也日趋客观。一方面一些评论家认为“第三代诗歌运动”对诗歌与意识形态过于亲密的关系的反叛，让诗歌从宏大的题旨和叙事回到世俗生活的场景和细节，让诗歌回到诗歌本身是一种回归和进步；另一方面一些评论家认为“反价值、反崇高、反英雄” 呈现出一种对人类基本精神向度的一种蔑视和背叛，对人文精神的基本元素和截面进行了疯狂的解构。请问应该如何来评价“反价值、反英雄、反崇高”这个诗学主张？这场运动对汉语新诗的发展历程有哪些推动作用？又有那些负面的影响？
徐敬亚：关于第三代诗歌与朦胧诗的连接过程，我引用《圭臬之死》几段话吧——
艺术的发展，充满悖理。用布拉格派的行话来说，作为一代作家的前景，到了下一代作家手里，就变成了背景。这不是讽刺：“传统”的桂冠和批判的靶心，很快就挂到朦胧诗的头上了。
诗歌的创新意识，在八十年代初已经被艨胧诗煽动到了吓人的程度，那些天之骄子们突然而至的开阔意识空间，一度使人们误解地感到了精神世界的边缘。这种强震动，也使下一次的革新者迟迟怯步。他们幸福地爬上艨胧诗在传统大地上突起的高高阶石。慢慢吞食了第一批反叛的果实，必须在打了饱嗝之后，才敢于说：他妈的，老子起步了……一批更年轻的人们早巳在北岛的早期掠世之作中终于嗅到了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的严肃味道；从舒婷那里更容易地感受到了带有早期善性论人道主义的人性之美；在江河、杨炼的初期组诗中，看到了民族历史人民横横纵纵的崇高性集体意识，而梁小斌顾城的少年心理，对于他们无疑是强说愁的童话故事——他们终于发出了迟迟疑疑的自言自语：打倒北岛！
朦胧诗的自我似乎是完整的美。他们以被损害、被扭曲的意识冲破阻隔，形成了一种内心挣脱异化的理想色彩。北岛说：我不相信。他只是面对某一特定的时空而言，他毕竟还坚信着什么；舒婷渴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理解；顾城总感到一种失落与上当。他理想中的童年总在诗的背后，含着白雪公主式的憧憬；江河等在歌颂与呼唤民族。
徐敬亚：海南大学诗学研究中心教授。1949年生。1976年写诗，《今天》理论撰稿人之一。主要著作有《崛起的诗群》《圭臬之死》《隐匿者之光》《重新做一个批评家》等。2004年起先后在《特区文学》主持“批评家联席阅读”、“十大网络版主联席阅读”。2006年发起并主持海南大学“诗歌月读”活动。2006年11月在黄山第三代诗歌纪念会上获“终身成就奖”。
南 鸥：徐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世纪访谈》的专访。尽管《世纪访谈》是从“史实、文本、学术”对“百年新诗”的审视，为了把话题谈深说透，我们今天的访谈主要集中在“朦胧诗”以来的汉语新诗这个时段。我们知道，您的《崛起的诗群》与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以及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被诗歌界称为“三个崛起”，对新时期诗歌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请您介绍一下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
徐敬亚：从学术意义上，我的那篇文章其实并不十分高明。但这不妨碍它对彼时的诗歌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有点像炸弹的变态效应。一颗在虚空爆炸的氢弹没伤到人的一根毫毛，而我却把一颗小手雷扔到了密密麻麻的人堆里。或者说是一只畸形的大手帮我把手雷扩大十倍扔进了更大的人群。
今天，我最想说的是，我那篇文章是“反学术”的。我反的这个“学术”，不是真学术，而是当今中国流行的假学术。所以得用引号引起来。
我理解的学术，很简单，只有三条。它首先应该是新鲜的，其次是原创的，第三它应该是有依据的。这三条，其实并不容易做到。高明的想法，不可能像月经一样按时地周期性排泄。“学术成果”（它现在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坏词儿）的呈现，除了必要的积累与寻找，它还要“相遇”。
写《崛起的诗群》时的我，不是教授，不是博导，也不是博士硕士。我那时正在读本科大三。本来只是一篇可以应付老师的“学年论文”，只要找个题目写几千字得一个优秀就完成任务。但我却突然写起来，写了十几天零几夜，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写了近五万字。
能够再现出当年某些情景的文字，只有王小妮后来给我写的序——
“l979年，在中国东北，吉林大学文科宿舍阴冷潮湿的走廊里，徐敬亚急匆匆交给我一本油印刊物，封面是很蓝的。他突如其来的兴奋没法不让人感到唐突。他说：你看看这些诗，应该马上看。那是一本《今天》第三期诗歌专刊，其中有后来常被提到的《纪念碑》、《一切》等……不久，徐敬亚开始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奔走如飞地写，这就是本书中最早的那些文章。他的那种强横和自信，让班里那些沿着厚厚的文艺理论专著抄笔记的人们不由自主地不解和恼火。直到后来，我才更清楚，他是克制不住那种巨大的冲动而匆匆动笔的。徐敬亚永远没有顾及左右的能力，他以为感染了他就能顿时感染全世界……后来，我对说他：你这些文章只能读一遍。他说：每个人都读一遍就够了。”（王小妮：《崛起的诗群》评论集前言）
学术，在生命意义上的缘起，首先应该是感动。没有对研究对象的倾心专注，一个人怎么可能产生深入探究的愿望，又怎么可能深入骨髓地追寻，他写出来的字怎么可能“新鲜”与“原创”。我当时虽然是一个普通的中文系学生，但我敢说我的诗歌阅读量，超过太多诗歌界的理论家们。同时，作为新诗潮的倾心参与者，我阅读中的兴奋与激情，几乎无人能比。这一点不详说。写诗人对诗的阅读，学究们怎么能比。
最后一条，学术必须有依据。它的依据，不是伪学术的引经据典，而是基本的学养，必要的理性逻辑，还要有丰富的直觉、暗含的情感与意识线索。更大的是，一个批评家要合格，必须具备最基本的美学与哲学信仰。
幸运的是，当年读诗读得心潮起伏的我、即将写作《崛起的诗群》的我，与西方学术专著之间，发生了一次恰巧如期的美妙相遇——
写《崛起的诗群》时，我读的书并不多。一个自作聪明的人，往往不勤奋。但在热心追踪西方哲学美学思潮的时候，我意外地碰到了一本一见钟情的书，它恰恰是一部学术著作——意大利美学家克罗奇的《美学原理》。“就是这一本枯燥的《美学原理》，我读得津津有味，读得与作者气通神合，读得思绪万千……最后读到了物我相忘的地步。我一生都记得那种无限美妙的阅读：读到最佳效果时，完全忘记身边事，完全忘记段落、文字和前后逻辑关系之类琐事，头脑里一片通明，思如泉涌……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拿出前两天的读书笔记，我分不清读书笔记上哪些话是克罗奇说的，哪些话是读他的书时我涌现出并记下来的——所以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读书笔记每页的中间划一道竖线：左边记克罗奇原话。右边记录我随时产生的想法。这种被击中、被升华、被激活的阅读，一直持续了两三个月。到后来，我的感想越来越多，读书笔记的右边总是大大超过左边。因此，读完了克罗奇的《美学原理》，我其实已经完成了很大量的个人写作——那些零星的随想与片断的琐记，那些对中国现代诗的大量思考，就是我最早的文学评论。那些笔记，后来构成了《崛起的诗群》中很多段落的雏型。同时，克罗奇关于“直觉即创造”的美学理念，也影响了我的一生，成为我个人美学思想的最主要来源。”（《徐敬亚的读书观——答《深圳商报》文化广场问》）
这就是《崛起的诗群》初步具备的学术三条：新鲜、原创、有依据。
写作这篇几乎改变了一生的文章的当时，没想到发表，没想到学术成果，更没想到文学史……其实，它可能并不算真正的学术，只是特殊年代一种特殊氛围、特殊心境下的特殊产物。最可贵的，它是纯自发的，发球属于一种生命意义上的激情写作。
南 鸥：现在“三个崛起”被写入大学中文系的课本之中，作为《当代文学史》的重点篇章而被广泛传播，请您具体谈谈“三个崛起”对当代汉语诗歌的发展历程有哪些重要的影响？我们知道，当时我国正处于刚刚开始的转型时期，我们是否可以从更为开阔的思想文化的解放这个视野来解读“三个崛起”的意义呢？
徐敬亚：你的题目有点大。我只说我自己的《崛起的诗群》吧。 先简单说说背景。
1978年夏起，诗歌社团在全国大学生和大中城市的工人中开始大量涌现。同年秋，吉林大学成立了《红叶》文学社与《赤子心》诗社。我和王小妮、品贵品成为两刊物负责人。全国高校文学结社的影响与速度，都令人惊奇地快。第二年夏天，全国14所大专院校文学社团联合主办了文学刊物《这一代》。
自《今天》第三期起，我与北岛、江河等开始通信。《今天》杂志在吉林大学广泛流传。那年冬天，我写了评论《今天》诗歌的文章《奇异的光》，并发表在《今天》第九期和《红叶》第三期上。不久，我写了一篇《复苏的缪斯——评1976-1979年三年诗歌》。那是《当代文学史》的考试论文，也是我的第一篇正式论文，比《崛起的诗群》早两年。
1980年夏，和王小妮参加了首届青春诗会后与《今天》、北岛等有了正式接触。用现在的话说对当时现代诗有了一个全景扫描。回到长春后不久就开始写《崛起的诗群》。
再说说影响。1983年-1985年，批判该文的文章达300多万字（篇目详见《朦胧诗论争集》，及各类批判会。其中较大的有在北京召开由冯牧主持的座谈会、吉林省文学年会、柯岩在重庆主持的诗歌讨论会等。
其中主要评论意见为：A、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宣言；B、背离社会主义文艺方向（胡乔木批语）；C、否定中国诗歌传统。
最后说说贡献。
A、《崛起的诗群》是第一篇全面评述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宣言式文章，由于相关部门大规模的批判而引起的广泛阅读，使朦胧诗扩大了传播。可以说是朦胧诗创建过程中为争取艺术生存权利所发出的最强烈的第一声自我呐喊；
B、它是对朦胧诗进行得较早的、较全面的艺术评论与艺术阐释。虽然它对朦胧诗的艺术评介并不深入，但对当年的文学青年的诗歌感觉与诗歌意识产生了一些启发；
C、按《争锋》一书的说法，它也进入到了中国思想界的文化交锋。对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产生了一些加码式的促进作用；
D、八十年代的文学论坛，还相当沉闷、枯燥、保守。《崛起的诗群》散文式评论语言，当时让人感到比较新鲜灵动，在文风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其它的意义想不到了。
南 鸥：我们知道，“第三代诗歌运动”是以“旗帜”和“山头”为特征，以“反价值、反英雄，发崇高”为诗学旨归的一场大规模的诗歌运动。而您作为这场运动的“纵火者”和直接推动者，请您谈谈这场运动的发起过程好吗？
徐敬亚：1985年初，我从吉林到《深圳青年报》任副刊编辑。当年8月，我践诺于“青春诗会”的15位朋友，举办了一个整版的“朦胧诗专版”。（北岛、舒婷等10多位诗人）。因1980年夏天那次会议分手前大家约定谁有了阵地便给大家发诗。
1986年9月12日，我再次举办了“第三代诗专版”，参加者有于坚、凡丁、马力等。
这期间，从全国各地寄给我的民间诗集、诗报、诗刊的数量不断增加。至大展举办前，民间诗歌报刊罗满了我的书房，总数不少于200种。
每一本民间诗歌报刊的背后，都是一群热血不眠的青年。他们与国家出版之间的隔阂，使人感到火山喷发前岩浆苦闷而巨大的力量。
1986年7月5日，我向全国几十位诗歌朋友发出了名为《我的邀请·“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的信。我非常尊敬地说明：时任《深圳青年报》总编辑的刘红军先生、副总编辑曹长青先生对此动议的赞同与支持，成为《我的邀请》的可行性前提。
这封信，被后来人称为“江湖贴”。它可能是我一生中反响最壮观的一封信。我不知道它经过了多少次转告、复印、传递，从全国各地雪片一样寄来深圳的诗稿，很快淹没了我的办公桌。经请示，报社领导再次同意我把大展增加到4个整版。20年前，几乎所有的中国报纸一律只有4个版。这意味着，作为非诗歌专业性的青年类报刊的《深圳青年报》，每次将为诗歌拿出二分之一的版面，并且连发两次才能完成。
当时，与我保持联系的诗友只有几十位。几个我最好的诗歌朋友成为大展最初的传播者。他们是：黑龙江的朱凌波；吉林的季平；上海的孟浪；四川的尚仲敏等。是他们，是这些朋友的朋友们，把大展的消息传遍了全国。
为了扩大影响，我与当时全国惟一的诗歌报纸——安徽《诗歌报》主编蒋维扬先生和编辑姜诗元先生进行了联络。当时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没有QQ。报社只有一部长途电话。而且每次必须通过173台转接，常常一、二个小时拨不通。我们用电话、电报、航空信频频来往并一拍即合。
《诗歌报》的加盟，使《大展》加大了权威性。1986年8月8日两报联手发出第二次邀稿信。第二次信，虽然仍是我个人签名，但来稿量的巨增使我感到事关重大，我对原信做了多处修改。第二次邀请信发出后，来稿进一步猛增，因此大展的时间不得不一再延迟。
1986年9月30号，《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以通栏标题，同时发出半个整版的《大展》预告。大展预告，以“新中国现代诗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断代宏观展示”为眉题，以《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为主题，向社会正式发布了大展的消息。“预告”以宏观而强横的语言，回顾了现代诗的历史、反思了出版界的缺失、列举了诗歌洪流般的现状之后，一连用了三个“——“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正是基于以上回顾、正是基于以上反思、正是基于以上欣喜与焦灼”的排比句式，拉开了大展的序幕。
同时，“预告”第一次公布了47个诗歌流派和106位诗人的庞大阵容名单（此数量仍大大少于后来正式的展出数量，可见当时来稿还在增加）。并且第一次使用了“群体大展”、“隆重推出”等我从香港媒体中学来的具有商业营销意味的语言。
大展消息公布后，先后有绿岛、海波、海上等诗人来到深圳协助我的工作。其中，诗人海波不但自费来深，自费入住酒店（以致离开深圳时已身无分文），他们几乎每天到报社“上班”，协助我处理稿件、书信。当时通讯条件落后，我为大展所写的“前言”《生命：第三次体验》，竟是海波跑到电报大楼，以电报的方式发出的。“前言”共1000多字，是海波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到电报纸上，差不多用光了整整一本电报纸。 可惜我已不记得当时的编辑琐事。只有一封写给《诗歌报》的信保留了当年的细节：“这些天在印刷厂，我的腿都站直了。正如我前些天编稿时手都写直了一样……”。
当年的报纸还是铅字排版。编辑则全部手工。
有一次，我为了排出一个“三角版”，用镊子夹铅字，一个铅字一个铅字地移动。在几乎排成功时突然铅版掉到地上，不得不全部重排。就这样我与另一位编辑从晚8点到早8点整整弯腰工作了一个通宵。
当时最先进的“电脑植字”只有深圳才有。《诗歌报》的大展通栏标题，就是我们植好了字，把菲林用航空信寄到安徽的。
1986年10月21日，《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分别刊发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的第一辑与第二辑（四个整版）。
10月24日，《深圳青年报》刊发了第三辑（三个整版）。大展的版面规模是对开大报的7个整版（新五号字），按当时的统计是13万字。全部三辑共发表了64个“诗歌流派、100余位诗人的作品与宣言。同时还发表了我写的“前言”《生命：第三次体验》及《编后》。
《大展》的高潮正值报刊征订的黄金时段。《深圳青年报》的订单从全国雪片而至。至当年末，总订数已达到15万份！而且大多是个人订户。这其中一定含有《大展》的众多读者。
1986年11月，深圳年青诗人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中国现代诗研讨会”在深圳举行，孟浪、朱凌波、海波、海上、冯晏等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位青年诗人参加了会议。
我没有想到的是，大展之后从上海来到深圳的孟浪，成为这项诗歌活动最有力的后期推广者。1988年8月，在沉积了两年之后，时任深圳大学出版中心编辑的孟浪，与我共同主编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观》（民间俗称“红皮书”）出版。这本书，被海内外的诗歌研究者视为中国诗歌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断代缩影。该书起印两万本，当年全部售出。
适逢其时的“86现代诗大展”，成为苦苦找不到发表机会的诗歌青年们一次盛大的节日。之后，一大批第三代诗人中坚的创作，进入了更广阔的空间，中国诗歌的格局开始发生某些本质性的变化。
值得深刻记忆并正式通报给后人的是：大展一出笼，即便在现代诗人们的一片叫好声中，诗歌界一些友好的前辈与同代人，在充分肯定其功绩的同时，便曾对“大展”进行了一些善意的批评。其中“流派的泛滥”成为公认的最大弊端与败笔。我在领受大展一切兴奋与愉悦的同时，在当时即承担其全部遗憾与不快。
正如我和全体参与者事先便已充分预料的那样，大展遭到了主流诗歌界更为严厉的斥责。最有代表性的是1986年12月《华夏诗报》上发表的司徒平的文章《撒娇的和并不撒娇的》。文章把大展说成是“儿戏”、“扯旗放炮”、“戏弄读者”。 现在想，我当时不过是做了一个类似今天的诗歌网页而已。
南 鸥：随着时间的演绎，人们对这场运动的认知也日趋客观。一方面一些评论家认为“第三代诗歌运动”对诗歌与意识形态过于亲密的关系的反叛，让诗歌从宏大的题旨和叙事回到世俗生活的场景和细节，让诗歌回到诗歌本身是一种回归和进步；另一方面一些评论家认为“反价值、反崇高、反英雄” 呈现出一种对人类基本精神向度的一种蔑视和背叛，对人文精神的基本元素和截面进行了疯狂的解构。请问应该如何来评价“反价值、反英雄、反崇高”这个诗学主张？这场运动对汉语新诗的发展历程有哪些推动作用？又有那些负面的影响？
徐敬亚：关于第三代诗歌与朦胧诗的连接过程，我引用《圭臬之死》几段话吧——
艺术的发展，充满悖理。用布拉格派的行话来说，作为一代作家的前景，到了下一代作家手里，就变成了背景。这不是讽刺：“传统”的桂冠和批判的靶心，很快就挂到朦胧诗的头上了。
诗歌的创新意识，在八十年代初已经被艨胧诗煽动到了吓人的程度，那些天之骄子们突然而至的开阔意识空间，一度使人们误解地感到了精神世界的边缘。这种强震动，也使下一次的革新者迟迟怯步。他们幸福地爬上艨胧诗在传统大地上突起的高高阶石。慢慢吞食了第一批反叛的果实，必须在打了饱嗝之后，才敢于说：他妈的，老子起步了……一批更年轻的人们早巳在北岛的早期掠世之作中终于嗅到了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的严肃味道；从舒婷那里更容易地感受到了带有早期善性论人道主义的人性之美；在江河、杨炼的初期组诗中，看到了民族历史人民横横纵纵的崇高性集体意识，而梁小斌顾城的少年心理，对于他们无疑是强说愁的童话故事——他们终于发出了迟迟疑疑的自言自语：打倒北岛！
朦胧诗的自我似乎是完整的美。他们以被损害、被扭曲的意识冲破阻隔，形成了一种内心挣脱异化的理想色彩。北岛说：我不相信。他只是面对某一特定的时空而言，他毕竟还坚信着什么；舒婷渴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理解；顾城总感到一种失落与上当。他理想中的童年总在诗的背后，含着白雪公主式的憧憬；江河等在歌颂与呼唤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