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2009年3·15晚会上，由传播技术带来的困扰成为了焦点，针对手机媒体，2008年消费者申诉主要集中在垃圾短信的不请自来和手机个人用户信息被泄露。
手机媒体是迄今整合了最多传播元素形式及内容的传播媒介。最初的手机实现了走路与说话同时进行。随着短信的推广，书信这一古老媒介成为了手机媒介的新内容；而手机报和上网功能的改进则是手机意图整合报纸与网络于一体的努力成果。3G手机将会实现数据、图像的实时传输，电视及电影最终也被手机改造了。因此，手机被认为是目前最能够证明媒体融合趋势性特征的媒体①。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传播技术也不例外。作为容纳了诸多旧媒介的新媒介，手机在无限延展人的中枢神经系统时也伴随着垃圾短信侵扰和个人信息安全隐忧，正如黄色书籍之于印刷业 ，病毒之于互联网，我们欣然享受手机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不得不接受它带来的问题。
手机媒体的生存之道
麦克卢汉曾说过，“新媒介是新的原型。刚问世时，它们似乎是旧媒介的降格形式。新媒介必然把旧媒介当做内容来使用。①”用旧媒介的生存方式生存，是新媒介最快捷、简单的登场并入住人们生活的方式。这种生存方式之一就是广告。
广告是媒体的生命线。从报纸这一大众传媒开始，每一种新的传播媒介都在寻找最适合自己的生存保障，而最终的结果是每一种媒介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广告作为生存资料的真正来源。不管是报纸或是电视还是网络，都将事先经过市场研究的针对性受众吸引到自己身边，用丰富的信息或其他内容来捆住受众，真正意图是将这部分受众转售给相应的市场主体（广告公司、企业主、旅游公司等），以换取生存资料。在这两次出售的过程中，第一次是在前台的、显性的；而第二次是在后台的，隐性的。
既然所有的大众传媒都是如此做法，怎独独手机如此不能容忍呢？关键在于手机把原本隐藏起来、经过装饰的后台的出售直接换置前台，两次销售同台进行。这种情形正如巴尔特所观察的，东方文明所使用的筷子将屠宰现场隔离在某个遥远的所在，而西方文明中的刀叉则将屠宰与进食两道工序融合起来并同时呈现于餐桌上③。在这个意义上，报纸等传统媒介可谓筷子，而手机则是刀叉。正是这种赤裸裸的做法激怒了受众。
手机媒体：个人空间被挤占
手机之前的媒介传播信息时还部分依赖于公众的主动性，这个过程离不开受众自己打开电视、阅读报纸、上网冲浪，此时信息才得以呈现在受众眼前。这些时间都是有限的，毕竟一个人不可能24小时都面对这些媒介。但是手机媒体却是全天候的，只要手机处于开启状态，信息就会自动到来，随时随地——这是手机媒介极具竞争力的一点——如今却成了烦恼来源。马克·波斯特曾在研究数据库时说，“呈现为电子数字化形式的数据库可以在空间中完美传输，在时间中无限保存；它可以在任何地方永久存在。④”手机正是将这种空间、时间都无限延伸的数据库带在自己身边，导致受众寻求信息这一流向的彻底逆转。如今不再是受众主动去寻求信息，而是信息主动来包围受众，各式各样的信息都挤进了公众的生活，这里当然指所有信息——资讯及广告。当我们享受手机信息的便捷时，个人自由空间的被挤占就是为此付出的代价。
用户信息成为手机媒介的新产品
马克·波斯特曾指出：“在经济领域内，进行网上销售的零售商把他们积累的客户资料视为自己的财产，视为一种有价资产，这种资料是他们从销售中获得的副产品，他们可以进而卖给其他零售商。⑤”那么手机运营商也将客户的资料当成了自己的副产品出售了吗？答案是肯定的。
按照福柯的理论，权力/知识是一个社会力量和张力的网络，每个人都作为主体和客体深陷其中，技术则是这个网络的核心部分，它提供持续的动力和保障。手机媒介同样也是传播技术织就的一张权力网，主体在其中被重新建构，客户既是消费主体同时也是消费客体，因此向消费主体出售特定内容与将消费客体作为商品出售给特定市场主体（广告公司、企业主、旅游公司等）是同一行为的自循环过程。这种封闭的循环过程使得受众资料信息既“不是任何人的却又是每个人的”⑥，当我们自愿将个人信息透漏给运营商时，这部分资料就成为了我们无法控制、属于运营商支配的商品。至此，手机运营商能提供的商品就由通话、短信、娱乐等内容扩大至包括用户个人信息。
包围着手机用户的市场主体的联盟与共谋
本雅明在研究电影时敏锐地发现：电影制作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产品就是社会关系的改建。而E·哈钦斯也在自己的书中提过一个学生的有趣想法：汽车制造厂所做的是建立社会关系，而汽车仅仅是他们的副产品⑦。难道今天由手机开启的这一局面早在预料之中了？
我们可以将手机用户与其它的市场主体之间的位置与关系由图示来表明：
围绕着手机用户的产业链已经形成，所有市场主体都在瞬间就拥有了从未有过的明确销售对象，更重要的是共同的商业利益将这些市场主体团结了起来，以前单打独斗、各自为战的局面彻底发生改变，新模式的危险性甚于福柯的超级全景监狱，用户信息的出售正如撤掉了单间监房之间的挡板，手机用户毫无保护地出现在结成铜墙铁壁般的市场主体面前，正是这种联盟和共谋让用户感到了害怕。
传媒技术的“反环境”
“新媒介创造新环境”⑧，而“环境的首要特征是隐而不显、难以察觉的。⑨”我们沉浸在手机带来的便利与优势中渐渐麻木。垃圾短信以及用户信息的安全隐忧则是这种舒适环境的对立面，它构成了“反环境”，“作为人工技术的反环境，过去任何时候都成为一种训练感知和判断的手段。⑩”——“反环境”提供了一个感知周围环境的机会，不断加深我们对媒介（传播技术）的认识；也是我们生存的警钟，汤因比就曾指出，对环境保持一定的不适应，是保证文明不致灭亡的重要原因。
我们已处于手机媒介带来的技术危机中，危机的出现是由传播技术发明的速度与找到运用这些技术手段的恰当制度机构、惯例的难度所造成的{11}。新技术的应用要求新的格局及控制手段。而我国手机媒介的“反环境”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由市场垄断及缺乏相关管理手段造成的，正反映了格局的陈旧及控制手段的无效。
除了国家机关如公安局等特殊职能部门外，拥有最多私人信息的社会机构当属通信运营商。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截至2008年12月底，我国的移动电话用户为6.41亿户，而加上固定电话用户则达到了9.82亿户，用户规模居世界前位{12}。这个数字在2010年时预计超过10亿户{13}。如此庞大的市场份额让其他市场主体难望其项背，却仅仅被划分为3块：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虽然三家运营商总把市场弄得烟雾弥漫，火药味十足，制造公众可以在三个运营商之间进行“自由选择”的假象，但是公众的选择余地实在太小，正如马克思所描写的无产阶级一样，它可以选择受雇于某个资本家，但这并不能改变他被雇佣的命运，最后的结果是公众只能选择将个人信息经由哪个运营商来出售。
比起花费巨额金钱设计、包装、推销内容，运营商通过发展客户继而将之作为“商品”，不费吹灰之力就拥有了最丰富的产品资源。转瞬间手机用户资料就可以变换成金钱——如此高的利润和如此少的成本，运营商岂能不疯狂？
出路：技术制度的结构更新与公众的自我意识提升
要保障手机用户的自由空间与信息安全，我们坚决反对走以技术解决技术的路子。就在3·15前夕，中国移动高调推出“防控垃圾短信骚扰业务”，正式命名“信息管家”。这种一手参与发送垃圾短信、贩卖用户信息，一手推销防控垃圾短信业务的做法，让人啼笑皆非之余，正是将技术自身作为一种解决矛盾的虚构的方式，“似乎它能缩短技术秩序和人的需求秩序之间的差距，结果是耗尽了这两个系统的能量。{14}”——我们只能在技术依赖的路子上越走越远。
我们仍然相信，现代技术具有未被发现的民主潜能，这些潜能也许能通过一种更高水平的生产力来实现[15]。现在需要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
首要的是打破运营商的行业垄断，将它们的生存真正推至完全竞争的状态中。同时致力于建立一套基于公众自我意识的防御系统，在遭遇手机安全危机时，根据相应情况申诉至有关职能部门，如欺诈、黄色短信等则可求助公安机关；商业广告等扰民信息则可提请信息产业部作相关处理。这是目前较实际、有效的做法。
最后，国家各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站在公众利益立场的相关法规的制定将是有效抵制各种不良信息的制度保障。
这条道路走得艰难，它将不断考验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及公众的自我意识。希望这两者在今天还有生命力。
注释
①高钢：《媒体融合：追求信息传播理想境界的过程》，《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3期
②（加）埃里克·麦克卢汉编：《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313页
③（法）罗兰·巴尔特著，孙乃修译：《符号帝国》，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1页—第25页
④（美）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哗译：《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第85页
⑤（美）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哗译：《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第86页
⑥（美）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哗译：《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第85页
⑦（美）林赛·沃特斯讲演《美学权威主义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4页
⑧（加）埃里克·麦克卢汉编：《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402页
⑨（加）埃里克·麦克卢汉编：《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314页
⑩（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一版，第28页
[11]张咏华著《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91页
[12]http://it.sohu.com/20090122/n261907537.shtml
[13]http://www.enet.com.cn/ediy/inforcenter/enet_z.jsp?articleid=20070310480223
[14]（美）安德鲁·芬伯格著，韩连庆等译：《技术批判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15] （美）安德鲁·芬伯格著，韩连庆等译：《技术批判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手机媒体是迄今整合了最多传播元素形式及内容的传播媒介。最初的手机实现了走路与说话同时进行。随着短信的推广，书信这一古老媒介成为了手机媒介的新内容；而手机报和上网功能的改进则是手机意图整合报纸与网络于一体的努力成果。3G手机将会实现数据、图像的实时传输，电视及电影最终也被手机改造了。因此，手机被认为是目前最能够证明媒体融合趋势性特征的媒体①。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传播技术也不例外。作为容纳了诸多旧媒介的新媒介，手机在无限延展人的中枢神经系统时也伴随着垃圾短信侵扰和个人信息安全隐忧，正如黄色书籍之于印刷业 ，病毒之于互联网，我们欣然享受手机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不得不接受它带来的问题。
手机媒体的生存之道
麦克卢汉曾说过，“新媒介是新的原型。刚问世时，它们似乎是旧媒介的降格形式。新媒介必然把旧媒介当做内容来使用。①”用旧媒介的生存方式生存，是新媒介最快捷、简单的登场并入住人们生活的方式。这种生存方式之一就是广告。
广告是媒体的生命线。从报纸这一大众传媒开始，每一种新的传播媒介都在寻找最适合自己的生存保障，而最终的结果是每一种媒介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广告作为生存资料的真正来源。不管是报纸或是电视还是网络，都将事先经过市场研究的针对性受众吸引到自己身边，用丰富的信息或其他内容来捆住受众，真正意图是将这部分受众转售给相应的市场主体（广告公司、企业主、旅游公司等），以换取生存资料。在这两次出售的过程中，第一次是在前台的、显性的；而第二次是在后台的，隐性的。
既然所有的大众传媒都是如此做法，怎独独手机如此不能容忍呢？关键在于手机把原本隐藏起来、经过装饰的后台的出售直接换置前台，两次销售同台进行。这种情形正如巴尔特所观察的，东方文明所使用的筷子将屠宰现场隔离在某个遥远的所在，而西方文明中的刀叉则将屠宰与进食两道工序融合起来并同时呈现于餐桌上③。在这个意义上，报纸等传统媒介可谓筷子，而手机则是刀叉。正是这种赤裸裸的做法激怒了受众。
手机媒体：个人空间被挤占
手机之前的媒介传播信息时还部分依赖于公众的主动性，这个过程离不开受众自己打开电视、阅读报纸、上网冲浪，此时信息才得以呈现在受众眼前。这些时间都是有限的，毕竟一个人不可能24小时都面对这些媒介。但是手机媒体却是全天候的，只要手机处于开启状态，信息就会自动到来，随时随地——这是手机媒介极具竞争力的一点——如今却成了烦恼来源。马克·波斯特曾在研究数据库时说，“呈现为电子数字化形式的数据库可以在空间中完美传输，在时间中无限保存；它可以在任何地方永久存在。④”手机正是将这种空间、时间都无限延伸的数据库带在自己身边，导致受众寻求信息这一流向的彻底逆转。如今不再是受众主动去寻求信息，而是信息主动来包围受众，各式各样的信息都挤进了公众的生活，这里当然指所有信息——资讯及广告。当我们享受手机信息的便捷时，个人自由空间的被挤占就是为此付出的代价。
用户信息成为手机媒介的新产品
马克·波斯特曾指出：“在经济领域内，进行网上销售的零售商把他们积累的客户资料视为自己的财产，视为一种有价资产，这种资料是他们从销售中获得的副产品，他们可以进而卖给其他零售商。⑤”那么手机运营商也将客户的资料当成了自己的副产品出售了吗？答案是肯定的。
按照福柯的理论，权力/知识是一个社会力量和张力的网络，每个人都作为主体和客体深陷其中，技术则是这个网络的核心部分，它提供持续的动力和保障。手机媒介同样也是传播技术织就的一张权力网，主体在其中被重新建构，客户既是消费主体同时也是消费客体，因此向消费主体出售特定内容与将消费客体作为商品出售给特定市场主体（广告公司、企业主、旅游公司等）是同一行为的自循环过程。这种封闭的循环过程使得受众资料信息既“不是任何人的却又是每个人的”⑥，当我们自愿将个人信息透漏给运营商时，这部分资料就成为了我们无法控制、属于运营商支配的商品。至此，手机运营商能提供的商品就由通话、短信、娱乐等内容扩大至包括用户个人信息。
包围着手机用户的市场主体的联盟与共谋
本雅明在研究电影时敏锐地发现：电影制作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产品就是社会关系的改建。而E·哈钦斯也在自己的书中提过一个学生的有趣想法：汽车制造厂所做的是建立社会关系，而汽车仅仅是他们的副产品⑦。难道今天由手机开启的这一局面早在预料之中了？
我们可以将手机用户与其它的市场主体之间的位置与关系由图示来表明：
围绕着手机用户的产业链已经形成，所有市场主体都在瞬间就拥有了从未有过的明确销售对象，更重要的是共同的商业利益将这些市场主体团结了起来，以前单打独斗、各自为战的局面彻底发生改变，新模式的危险性甚于福柯的超级全景监狱，用户信息的出售正如撤掉了单间监房之间的挡板，手机用户毫无保护地出现在结成铜墙铁壁般的市场主体面前，正是这种联盟和共谋让用户感到了害怕。
传媒技术的“反环境”
“新媒介创造新环境”⑧，而“环境的首要特征是隐而不显、难以察觉的。⑨”我们沉浸在手机带来的便利与优势中渐渐麻木。垃圾短信以及用户信息的安全隐忧则是这种舒适环境的对立面，它构成了“反环境”，“作为人工技术的反环境，过去任何时候都成为一种训练感知和判断的手段。⑩”——“反环境”提供了一个感知周围环境的机会，不断加深我们对媒介（传播技术）的认识；也是我们生存的警钟，汤因比就曾指出，对环境保持一定的不适应，是保证文明不致灭亡的重要原因。
我们已处于手机媒介带来的技术危机中，危机的出现是由传播技术发明的速度与找到运用这些技术手段的恰当制度机构、惯例的难度所造成的{11}。新技术的应用要求新的格局及控制手段。而我国手机媒介的“反环境”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由市场垄断及缺乏相关管理手段造成的，正反映了格局的陈旧及控制手段的无效。
除了国家机关如公安局等特殊职能部门外，拥有最多私人信息的社会机构当属通信运营商。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截至2008年12月底，我国的移动电话用户为6.41亿户，而加上固定电话用户则达到了9.82亿户，用户规模居世界前位{12}。这个数字在2010年时预计超过10亿户{13}。如此庞大的市场份额让其他市场主体难望其项背，却仅仅被划分为3块：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虽然三家运营商总把市场弄得烟雾弥漫，火药味十足，制造公众可以在三个运营商之间进行“自由选择”的假象，但是公众的选择余地实在太小，正如马克思所描写的无产阶级一样，它可以选择受雇于某个资本家，但这并不能改变他被雇佣的命运，最后的结果是公众只能选择将个人信息经由哪个运营商来出售。
比起花费巨额金钱设计、包装、推销内容，运营商通过发展客户继而将之作为“商品”，不费吹灰之力就拥有了最丰富的产品资源。转瞬间手机用户资料就可以变换成金钱——如此高的利润和如此少的成本，运营商岂能不疯狂？
出路：技术制度的结构更新与公众的自我意识提升
要保障手机用户的自由空间与信息安全，我们坚决反对走以技术解决技术的路子。就在3·15前夕，中国移动高调推出“防控垃圾短信骚扰业务”，正式命名“信息管家”。这种一手参与发送垃圾短信、贩卖用户信息，一手推销防控垃圾短信业务的做法，让人啼笑皆非之余，正是将技术自身作为一种解决矛盾的虚构的方式，“似乎它能缩短技术秩序和人的需求秩序之间的差距，结果是耗尽了这两个系统的能量。{14}”——我们只能在技术依赖的路子上越走越远。
我们仍然相信，现代技术具有未被发现的民主潜能，这些潜能也许能通过一种更高水平的生产力来实现[15]。现在需要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
首要的是打破运营商的行业垄断，将它们的生存真正推至完全竞争的状态中。同时致力于建立一套基于公众自我意识的防御系统，在遭遇手机安全危机时，根据相应情况申诉至有关职能部门，如欺诈、黄色短信等则可求助公安机关；商业广告等扰民信息则可提请信息产业部作相关处理。这是目前较实际、有效的做法。
最后，国家各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站在公众利益立场的相关法规的制定将是有效抵制各种不良信息的制度保障。
这条道路走得艰难，它将不断考验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及公众的自我意识。希望这两者在今天还有生命力。
注释
①高钢：《媒体融合：追求信息传播理想境界的过程》，《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3期
②（加）埃里克·麦克卢汉编：《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313页
③（法）罗兰·巴尔特著，孙乃修译：《符号帝国》，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1页—第25页
④（美）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哗译：《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第85页
⑤（美）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哗译：《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第86页
⑥（美）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哗译：《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第85页
⑦（美）林赛·沃特斯讲演《美学权威主义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4页
⑧（加）埃里克·麦克卢汉编：《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402页
⑨（加）埃里克·麦克卢汉编：《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314页
⑩（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一版，第28页
[11]张咏华著《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91页
[12]http://it.sohu.com/20090122/n261907537.shtml
[13]http://www.enet.com.cn/ediy/inforcenter/enet_z.jsp?articleid=20070310480223
[14]（美）安德鲁·芬伯格著，韩连庆等译：《技术批判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15] （美）安德鲁·芬伯格著，韩连庆等译：《技术批判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