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是著名历史学家，他于1917年出生于浙江金华，先后求学于南开中学、清华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并于1952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后长期在美国任教。何炳棣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美建交后多次来中国大陆访学，与谭其骧、葛剑雄等众多国内著名学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何先生一生著作等身，是中国明清史专家，在中国人口、土地、社会流动等多个领域具有奠基性地位。他的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记录了他从求学到治学的人生历程，正如杨振宁先生的评价，这本书“是一位雄心万丈的学者的成功史，也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坚忍负重的记录”。
　　做一流题目、当一流学者的治学目标
　　在父亲的影响下，何炳棣九岁时就立志：第一步考清华大学，第二步考庚款留美，去美国名校读书。此后，他的人生都是以这种高标准来要求自己的。不仅在求学上立志考名校，在治学上何炳棣也志向远大，勇于攀登高峰。在留美期间，他就立志“以西方史最高水平为尺度，并以自己国史研究的部分心得尽快地尝试着打进西方历史及社會科学方面第一流的期刊”。何炳棣先生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有一个最终标准，那就是“千万不要做第二等的题目”。他进一步认为：“第一等课题如果能做到八分成功，总比第二等课题做到九分成功要好。”
　　正是抱着“做一流题目”的远大志向，何炳棣十分重视论文的“素质和冲击力”，文章不仅要有严密的论证，更要有创新意识，要有冲击性的新观点。何炳棣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就选定以两淮盐商作为自己进入国史研究的第一个题目，通过对盐商的研究，来探讨为何明清时期的商业无法自主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这篇文章很快便被《哈佛亚洲学报》所刊登。紧接着，1956年，他的论文《中国历史上的早熟稻》发表在西方顶级科学期刊《经济史学报》上，何炳棣先生认为这“在我精神生活里永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它是我是否有能力超出汉学领域，踏入西方第一流史学及社会科学之林的主要试金石”。这之后，何炳棣的《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明清社会史论》、《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中国会馆史论》相继出版，并在未来的数十年中都是各自领域中的奠基性著作。从何炳棣的治学之路可见，他选择的研究题目如商业、人口、土地、农作物、社会流动、社会组织等，都是具有基础性的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研究这种大题目，不是翻阅一两部孤本秘籍就可以的，而是要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煮海为盐，披沙拣金。而何炳棣之所以能做成一流题目，靠的则是坐冷板凳、下苦功夫的治学精神。
　　“扎硬寨、打呆仗”的治学精神
　　何炳棣立志做一流题目，而一流题目尤其是社会经济类的重大题目，需要大量的资料支撑，需要超越常人的努力。何炳棣先生在少年求学时代就已经主动地磨炼自己“扎硬寨、打呆仗”的毅力。为了磨炼意志，他采取“自我诅咒”的办法。何先生青少年时喜欢听戏剧，每当戏瘾上来时，他就告诫自己，只要听一次戏，留美考试就必名落孙山。可见何炳棣磨砺意志的决心。
　　到1953年，在研究明清人口时，他翻遍美国东部三大汉学图书馆所藏的三千多种地方志，以及北平图书馆善本甲库（已寄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三四百种善本的胶片，夜间也经常去阅读抄写史料。他在查阅资料时随时作札记，随时消化，随时思考，翻检抄录方志资料感到疲惫时，就换个方向读制度、奏议、家谱、登科录、同年齿录等历史资料以解乏困。天才大都出自超越常人百倍的付出，用何炳棣的话说：“处在事业中最困难的挣扎岁月之中，只有坚信卓绝必出自艰苦，才不会对美东书库连夏开矿的辛楚与寂寥觉得艰苦;事实上，每当闭馆后吸进第一口清新夜气，仰望着白玉般晶莹雄瑰的国会建筑群的分秒之间，内心不禁在狮吼：‘看谁的著作真配藏之名山！’”何先生认为自己的两部著作《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明清社会史论》之所以过了几十年仍然是经典著作，就是因为他所做的史料方面的基本功比一般学人认真。我国著名宋史专家漆侠先生曾说“宁坐十年冷板凳，不写一字空文章”，这与何炳棣先生的治学精神是何等契合！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汉学界，很多学者热衷于建构宏大的理论，如列文森的“儒教中国”、魏克夫的“水利专制”等。这些学者忽视对于基础问题的研究，忽视对史料的广泛搜集整理，因而得出的结论很多是失之偏颇的。正如著名学者杨联陞所比喻的，这些人是“把天边的浮云误作地平线的树林”。何炳棣先生也认为，当时不少学者的著作由于“不能满足历史学家所坚持的最低必要数量和种型的坚实史料，以致理论华而不实，易趋空诞”。
　　从经济史到思想史的治学路径
　　何炳棣先生认为年轻人不宜过早从事思想史的研究，必须“长期在经济、社会、政治、制度、文化诸史知识达到最低必需的深广度以后，才有能力钻研思想史;否则势必陷于过空、过迂或过浅，只能看到表面，不能窥探思想流派的深层”。一个人如果从青年时代就专攻思想史，其“一生对史料的类型及范畴可能都缺乏至少必要的了解，以致长期的研究写作都悬空于政治、社会、经济制度之上而不能着地”。何炳棣的这一观点与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不谋而合，严耕望在其著名的《治史三书》中也认为历史研究要以严密的考证为重心，偏重思想理论而轻视论据的文章往往不能流传久远。
　　何先生在中国经济史领域勤奋耕耘数十年后，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花甲之龄而转入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攻坚。正是由于对经济基础的深刻领悟和对于史料的熟稔，何先生在思想史领域一出手就是大手笔。他通过精细的考证，对孔子“礼”的概念提出了独到的解释，质疑了杜维明等新儒家学派的理论，在学界引起震动。接着，何炳棣又通过“坚实的新考古和文献资料”论述了华夏文化中的宗法基因。之后何先生又发表了关于《孙子兵法》和《老子》的论文，均提出了新的观点，并得到了学界的肯定。
　　何炳棣先生之所以能在花甲之年顺利“跨界”，并在思想史研究领域取得巨大成功，乃是得益于其长期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的研究，以及对于史料的勤奋搜集。
　　何炳棣先生自少年时便志向高远，为自己制定了长远的人生规划。此后他的每一步都是严格按照自己的计划前进，终究成为一代学术大师。阅读何炳棣先生的《读史阅世六十年》，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诸多的学界趣闻，更看到了一个民国学人千锤百炼终成真金的奋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