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超把他即将付梓的大作《学府与政府——清华大学与国民政府的冲突及合作（1928—1935）》的电子版书稿发给我，邀我为之作序。刘超读书极为勤奋，量大面广，领悟力强，才思敏捷。在我所接触的年轻一辈学子中，有如此优异的学术天资的青年，的确是不多见的。在读博期间，他已发表不少文章，在学界中已是小有名气的青年才俊了，受到不少名家的认可和欣赏。亦因此，他于2009年秋成为清华历史上第一个获得清华特等奖学金的人文社科学院的研究生。当时刘超已远赴日本国立东北大学访学，他本人无法来到评奖大会现场，有关方面便邀请我出席。作为导师，在介绍他的情况时，我说刘超发表文章，有点像“井喷”一样，按都按不住。尽管我一向鼓励学生在读博期间以读书为主，不要急于发表太多论文，但刘超的确才华横溢，与众不同。
　　现在读到的这部书稿，读起来清新顺达、丰满连贯。全书虽然只截取了清华百年校史中的七、八年这么一个短暂的阶段进行切面剖析，但小中见大、短中寓长，视角独特，深透细准，使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在众多清华校史论著中，真可以说得上是独辟蹊径、卓有建树的。
　　这部书稿的成功，从治史途径的角度来说，我以为有几点是值得再多说几句的：
　　其一，问题意识。这虽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但在学术研究中，若要切实做到准确地抓住真问题、新问题和关键性问题，却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如果抓不住真问题、新问题和关键问题，学术研究的价值就要大打折扣，甚或不能成其为学术研究，而这种现象在我们的学术领域中长期以来并不少见。抓不住真问题、新问题和关键性问题，所谓创新就无从谈起。而要抓住真问题、新问题和关键问题，则必须对相关领域的学术基础和研究前沿进行全面准确的调查、对比、分析；对基本史料不是蜻蜓点水式的、为我所用式的对待，而是真正读懂、读通，不厌其烦，三番五次。刘超老老实实地做了这两方面的工作，所以就抓住了清华1928年至1935年快速成长的主因。究竟是清华的独立性，是梅贻琦校长个人的领导能力，还是政府、政治与学府、学术的正向互动这个真问题、新问题和关键性问题？经过他的周密深入的剖析，一团长期以来阻碍人们认清清华真面貌的迷雾被驱散廓清了。
　　其二，语境分析。这个问题对于现在的史学工作者来说，虽然也不是很新鲜了，但在实际运用之中，存在的差异还是很大的。所以，对一般背景的了解，几乎无助于深入分析一个具体历史事实的特殊性及与其他事实的具体联系。语境分析至少应当建立大、中、小三个层面，一件具有历史研究价值的事实，定有其所处的直接的小环境、比较间接的中环境和更为开阔虚疏的大环境。这大、中、小三个层面的环境不是割裂分离的。他们之间纵横交织，呈网络状态，或如一棵树、一株花处于一定的生态环境一样。历史是生长的历史，语境是不断变化的，只有用变化的眼光观察语境、分析语境，所建立起来的历史语境，才是更加符合历史实际的。刘超这部书稿在语境分析的问题上是颇为自觉的。他很注意构筑清华快速成长的七八年，内内外外的政治生态、人际网络的学术环境。通过这种构筑，使这部书稿达到了比较精细、精致、精到的程度，同时也使枯萎冰冷的历史陈迹活跃起来，绽放出一种令人鼓舞的生机和朝气。
　　其三，融会贯通。学术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求通，因此不可拘于一隅。研究现代大学史、研究知识精英，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跨学科性质，若无跨界的胆识、视野和功力，若无正确的方法和比较宽厚的基础，是难以做出新成绩的。刘超这部书稿打通了历史学与政治学、教育学、管理学、国际关系学，以及民国史、思想史、制度史、学科史等多学科领域之间的森严壁垒和局限，融学术与政治、教育与管理、校史与国史、历史与哲思、文法与理工、思想与行动等多因素于一体，使古今、中西、文理、内外贯通交汇于一个具体的时空之中而不露痕迹，研究对象的内外生长脉络伸向了哪里，就将研究的触角指向哪里。这样，历史的原生态就会比较清晰地显露出来，所得出的结论无疑会更加合乎事实，因而也会给人们带来某种喜悦的新颖感，甚至心灵上的某种莫名的震撼。这是一部高水准的史学著作，其所含蕴的艺术性必然会产生独特的魅力。
　　当然，无可讳言的是，书稿中目前仍有明显不足之处，如个别地方重复其词，略欠精炼、明快等，读者自可鉴之。是为序。
　　（刘超：《学府与政府——清华大学与国民政府的冲突及合作（1928—1935）》，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