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县一中建在老县城里，与旁边灵武台上的宋塔为伴。这一新一旧的两个建置，在环县可以说是无人不晓的。一中是全县最高的文教机关、众多乡村学子向往的地方，自不待说。宋塔则是环县现存最完整的古迹，对老百姓来说更是近乎神秘的存在。在“文革”时期还称为“唐塔”，这可能是一个想当然的说法，新时期以后才改称“宋塔”，当另有所据，却一直未详其故。直到2014年维修时，在第五层的砖上发现了“永兴军泾阳县砖匠人刘秀作下张义邓安庆历三年七月”的砖刻，证明此塔确是宋塔，始建于范仲淹经略环庆的时候，此塔亦当是范公所倡建——范公曾知永兴军，“永兴军泾阳县砖匠人”显然是他调来的，从此给环县留下一个文化的象征。不过，现存的宋塔已非宋时之旧，而乃元世祖忽必烈中统五年（1264）重建，这有2014年同时发现的塔刹铭文为证。而塔刹铭文中记载的匠人，居然有来自数千里之遥的“河东南路河中府河津县故镇王仲王伸王信”等，足证在宋、元之际，僻处西北的环县和遥远的河东之地河津县就有交集了。
　　到了现当代，历史的巧合又一次发生了——本书的作者阎睦鹤先生就是在环县工作的河津人——“我的老家在晋南的河津县，日寇占领家乡后，家人便追随父亲所在的队伍，到了吕梁山区的乡宁县，我就出生在这大山里的一个小村庄。对日斗争的经历，使父亲深刻地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性。抗战胜利后，为了躲避内战战火，避免同胞相残，父亲背井离乡，到了西北黄土大塬北部边缘的一个农村，少年时代的我就生活在这里。1957年小学毕业后考入县城中学，从此这一生，都是与学校结缘。”阎先生此处所说的“大塬”指的是紧邻环县的庆阳县。原来阎先生幼年随父移居到陇东的庆阳，随后在庆阳读了六年中学，于1963年考入甘肃师范大学数学系，1967年夏天毕业后，因为“文革”而延迟分配，直至1968年秋才分配到环县一中任教，从此在一中教书育人二十余年，然后调环县文教局工作直至退休。环县是个文教落后的地方，一中的老教师大多来自外地、外县，而以阎睦鹤先生所来最远而坚持最久，可以说，阎先生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环县的文教事业，此所以难能可贵也。
　　我是1974年春天到环县一中上初一的，那时阎先生给高中生教数学，已是全县最有名的数学教师之一。到我上高中的时候，数学课是另一位老师教的，阎先生却来教我们政治课。记得那时的阎先生身体似乎不好，常常咳嗽着，瘦瘦高高地弯腰俯看着讲台下的学生，居然能把枯燥无味的政治课，比如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的原理，讲得深入浅出、孺子可懂，让我暗自敬佩不已，而他谦和亲切的教学态度和循循善诱的教学方式，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着阎先生略带鼻音的半普通话，显然不同于本地及邻县的老师，可究竟是哪里的口音呢？当时的我无从揣摩，而阎先生忧郁的神情，也让我不好探问——这其实才是我长埋心底的一个疑问：年轻高才的阎先生为什么少见活泼开朗之气、而总有一种尽管压抑却总是掩抑不住的忧郁神情呢？直到拜读这部文集，我才明白其中的曲折。
　　本书开篇的文章《父亲的抗战生涯》，正是对我的疑问的解答。这是新世纪重新肯定国民党、国统区抗战功绩之后，阎先生痛定思痛、追怀父亲生平的文章。原来，太老师阎积善先生（1909—1973）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学习期间，就受“五四”科学民主爱国思潮的影响，积极参加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曾作为学生代表前往南京政府请愿。毕业后回山西工作，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山西首当其冲，阎积善先生回到家乡河津县阎家洞村，高举抗日旗帜，在附近村庄招募抗日同志千余人，组成敌后工作团，积极开展游击战，在河津、乡宁、稷山和晋南一带对日寇进行了威武不屈的斗争，走上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救国之路。其间曾担任山西省第九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总务主任、荣河县长等职，并曾与八路军太岳军区政委柴泽民、共产党员吴晟等联络，密谋在晋南发动敌后武装起义，惜乎功败垂成，并因此受到国民党方面和阎锡山势力的排挤，以致在抗战胜利后却被解职。这样一位爱国的而且进步的抗日志士，后半生却又因为所谓“历史问题”而灾难缠身，“父亲弃离公职后，为脱离内战是非，避免同胞相残，远走他乡耕种薄田，自食其力谋生。阶级斗争年代，因‘历史问题’备受磨难，到六七十年代，父亲被‘监护’了起来。说是监护，实则大部分时间被派往修筑公路和修建水库的工地上做工。超过身体耐力的极限劳动，勉可维持生存的饮食，扭曲变形的‘历史问题’和日复一日的监督改造，加之父亲对四散漂泊的孩子们的生存状况之牵挂和无奈思念之苦楚，已使他身疲心衰。1973年2月终因积劳成疾，突发心脏病去世，走完了他壮丽辉煌而又艰险苦难的一生，享年六十五岁”。
　　正如阎睦鹤先生在另一篇文章里所沉痛倾诉的，“在后来是非颠倒的年代里，父亲的抗战历史，却使父亲和全家人在政治上和生活上，都饱受了深重的痛苦与磨难”。不难想象，在备受压抑的岁月里年轻的阎睦鹤先生因此承受了多大的压力，他的忧郁内向的性格显然是不公平的生活造成的。欣逢新时期和新世纪，阎先生才能追述父亲的抗战生涯，那无疑是抗战史的宝贵一页。随后的《父亲晚年的印象》和《清晨路边站立的母亲是我看到的最后一面——永抽不断的思念》二文，则追念父母的点点滴滴，可谓耿耿难忘的纪念、血泪凝成的祭奠，读来令人动容和深思——先烈已矣，先辈往矣，但历史的教训是不应淡忘的。
　　看得出来，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阎睦鹤先生，一方面在隐忍中滋长出坚韧的毅力和不屈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则在缄默中培养出广大的同情心和善良的关怀心。即使因为太老师的“历史问题”而被分配到僻远艰苦的环县任教，阎睦鹤先生也并无怨言而竭尽全力于工作，将满腔的爱心倾注到贫寒的环县学子身上——从《“破釜沉舟”引发的事》一文里，我们就看到在乍暖還寒的新时期之初，阎先生不惜冒险犯难去援救一个遭受政治误解的学生，终于使他脱险应考而得中，从此改变了命运，阎先生的仁爱之心于此可见一斑。多年来，成百上千的环县子弟在阎先生的教诲和扶助下走向大学，阎先生也因为教书育人的出色成绩，成为甘肃省特级教师。与此同时，阎先生也悉心关怀着他生长和工作的这片黄土地——从环县以至庆阳的历史、风土与人情，两地的文教工作及其历史，尤其是环县一中的成长史，他都一一默记于心，到了晚年退休之后，乃源源不断地书写出来，构成了这本《黄土地札记》的基本内容。就我眼目所见，关于陇东风土人情历史的书写，这本《黄土地札记》的内容无疑是最为丰富的。应该说，性格内向的阎先生恰正是一个特别有心的人，他对生活用心感受、细心观察、精心记忆，并且自我培养出良好的现代语文和古文的修养，晚年为文则一本修辞立其诚之训，凡所记述，都贯注着求真存实的精神和朴实自然的格调，给读者亲切生动的感受。 　　作为一中的学生，我最喜欢也最感动的无疑是“老城纪事”一辑。老城是环县一中的所在地，“老城纪事”一辑共有十二篇文章，其中十一篇都是关于环县一中的纪事。这些纪事短文都取自阎先生1968年分配到一中工作之初直到新时期恢复高考之后的所见所闻所历，它们前后贯穿起来，相当详实地反映了环县一中最耐人寻味的一段历史，而又都出自阎先生的亲身感受，写来饱含着感情，所以显然比概略性的校史更为真切生动，让人读得津津有味而又感慨万千。
　　的确，山区人民特别坚守尊师重教的传统，所以即使在学生们造反频频的“文革”时代，老师们也受到家长们的一致尊重和革委会干部的相当保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因此得以维持，老师们仍可安心教书、尽心育人，诸如我这样在“文革”中读中学的众多农村子弟才不致荒废学业，而能接受到比较健全的中小学教育。就此而言，环县学生比同一时期城市里的学生们更幸运些。像这样生动的纪事，本书中还有不少，如《“复课闹革命”——兼记高七零级毕业生安排了工作》、《“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诸篇所精心记录的一切，无疑都是环县教育史上的珍贵篇章。
　　本书中的“平凡的故事”、“浮生随笔”、“蛙行记”、“茶余”诸辑，或记述个人艰苦生活的难忘片段，或采撷环县的风俗民情以至饮食起居习惯，或寻访环县以至庆阳的古迹名胜，或感怀家国、针砭时弊，都是有感而发且用心考究之作，颇有一些耐读的佳篇。如关于古萧关的踏访考证，就可补史志之缺;《话说金贵的水》、《也说这儿的干旱》、《“水苦羊肉香”》诸篇，则是很生动的环县风土习俗记，相信环县人和出生于环县的学子们一定爱看的。而我特别喜欢的是《庆阳的记忆》一篇。紧邻环县的古城庆阳，是周民族的发源地，我少年时也曾两度（十岁和十三岁）赴庆阳二院看病（庆阳二院是由北京下放到庆阳的医院，在“文革”时期是庆阳地区最有名的医院），其时也曾游览古城名胜，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只是当时还年幼，实在不知所以而莫名其妙，现在拜读阎先生的这篇《庆阳的记忆》，算是补上了一堂庆阳历史课。阎先生的中学生活就在庆阳城里度过，此文写得翔实具体而且深情款款，真是良有以也。“茶余”辑的十二篇杂文，皆有感而发、简短有力而耐人咀嚼，从中可以看出阎先生心系家国、不忘现实的深广关怀。
　　让我深感钦佩的是，身为数学老师的阎睦鹤先生一直爱好文学、好读不倦、写作不辍，晚年的阎先生更是精进不息，于古典文学颇为用心，而又爱好田园山水与乡土文化，平居喜读唐宋诗词，闲暇时登山临水而雅好吟咏，写有古体诗集《童山苦水谣》。阎先生在《感受生活》一文中曾这样自述其爱好：
　　从小从土地中寻求生存的艰辛，培育了我对大自然深厚的钟爱之情，我喜爱大自然的山水、草木、土地，因为它能为你的生存提供依赖。你若能沉浸于其中，就会忘记和驱散生活带给你的苦闷以至缠绕在你身上的桎梏与荣辱，而带给你以无尽的生趣，所以我无条件地留恋它，我愿长久与它为伴。这就是我一生能融入这干旱贫瘠、沟峁岔墚生活之中的缘故。雨水的旱涝、气候的冷暖、作物的丰歉、农家的喜乐、民生的悲合，还有山水和田园、世事与沧桑，都是我感受生活的触点和情感寄托的载体。
　　诗人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大地爱得深沉。”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和借鉴，提醒人们警惕，不再去重蹈苦难的旧辙。
　　这是朴实的夫子自道。由此推而广之，阎先生还为河津的父老乡亲、环县的干部百姓以及环县的山水古迹，撰写了不少旧体的碑传和楹联。收入此书中的“百姓生平”、“碑记”、“楹联”各辑，就是阎先生旧文体写作的几个特辑，如此运用古雅的文体为干部百姓的普通生活、穷乡僻壤的山水作传作记作联，成为本书的一大亮色。环縣的历史文化传统、干部百姓的嘉言懿行、黄土高原的山水名物，都因阎先生的这些古雅的文字而得以昭示显扬，成为永远的纪念，其功可谓大矣。
　　由此，回想起那时曾经教过我们的许多老师，真是个个多才多艺、身手不凡。比如语文老师曹焕章先生风度翩翩，特别擅长音乐与表演;同样是语文老师的康益寿先生则儒雅超逸，写得一手卓尔不凡的“康体”行书、化学老师刘尚绪先生和数学老师刘志英先生也同样兼擅书法——前者楷书功底深厚、后者行书漂亮潇洒。而阎睦鹤先生则是爱好文学、文质彬彬、存文最多的一位。进而遥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在经略环庆、戎马倥偬之际，却不忘兴学筑塔、提倡文化，至今的黄土地上仍有其流风余韵存焉;迨至范公身后近千年，我们的老师如阎先生等又从各地来到环县老城里的古塔旁，垂教示范数十年，化育人才千百万，创造了环县文教事业的大繁荣。而今老师们都垂垂老矣，但我坚信，老师们的精神和老师们的著述，必将如范公所筑的宋塔一样，永远矗立在环江两岸的黄土地上，成为映照环县后世的永恒丰碑、示范环县后辈的永久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