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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反对民族国家”是西方学界基于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遭遇挑战的所谓“现实”而形成的主要论调，认为“民族国家终结”已然来临，倡导建立“世界政府”，主张用“全球治理”替代民族国家。但分析表明，“民族国家终结论”把民族国家看作是“拟制性”共同体的观点有失偏颇，没有注意到民族国家对全球化的反作用，存在诸多逻辑不周延与论据支撑不足的问题。“世界政府”存在难以忽略的理论漏洞，其在洞见问题的同时选择了错误的解决问题方式。否定国家主权的观点则是建立在对当代国家主权新变化的错误理解之上。“全球治理”对于“国家无能论”的理论预设并不成立，全球治理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终结，它所关注的全人类共同命运的价值取向并未得到国际社会公认，不同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不平等地位也导致全球治理在目前并不具有现实可能性。
〔关键词〕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终结论；世界政府；全球治理
〔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2-0070-07
一、全球化时代与“反对民族国家”的出场
作为国家形态历史演进的一种类型，民族国家脱胎于西欧传统王朝国家。比较而言，“民族国家与以往国家形态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诸多差异，而这些差异也都构成了民族国家的优势”。〔1〕也正是这些优势的存在，才让民族国家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并在全球范围扩展，进而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最为基本和重要的国际关系分界和政治分析单位。然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民族国家遭遇到一系列重大挑战，其中“既包括跨国主义的侵蚀国家主权的外部挑战，也包括导致民族国家走向分裂的内部挑战”。〔2〕作为理论反思，西方学界在有关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与发展前景的讨论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反对民族国家”的论调，认为民族国家已经过时，宣布“民族国家终结”，倡导建立“世界政府”，主张用“全球治理”替代民族国家。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民族国家显然无法再用一种‘闭关锁国的政策’重塑昔日的辉煌”〔3〕，民族国家“现在已经过时，正在被人们废弃，并且将被废止”〔4〕，“谁在世界性的超级游戏中只打民族国家的牌，谁就输”〔5〕，进而宣称“民族国家终结”，呼唤“世界政府”与“全球治理”，似乎民族国家已经变得多余，行将成为历史陈迹。
我们认为，可以把这些论断看作是对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挑战的“派生性”结论，其共同点在于对民族国家的未来做出了悲观性判断，认为民族国家无力回应全球化挑战，进而倡导建立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政府”来实现“全球治理”。那么，这些论断是否经得起推敲？“民族国家终结”时代是否已然来临？“世界政府”与“全球治理”会成为取代民族国家的一种国际政治体系新秩序吗？鉴于这些疑问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我们对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把握，也直接关系到我们理解当今国际政治关系走向的态度和取向，因此很有必要对这些“反对民族国家”的论断进行分析和回应。受篇幅所限，本文仅围绕其中三个代表性观点——“民族国家终结”、“世界政府”与“全球治理”展开讨论。
①本文对于大前研一观点的描述来自吉登斯的讨论。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吉登斯讲演录》，郭忠华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13-14页。
二、对“民族国家终结”论的几点回应
基于对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面临挑战的系统分析，一些学者认为“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已然来临，民族国家正在终结，主权已经过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指出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已经过时，民族国家需要被超越。〔6〕古恩罗（Jean-Marie Guehenno）在《民族国家的终结》（1995）中宣称“柏林墙的倒塌……代表着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终结”。〔7〕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认为在全球经济之中，国家主权已经对经济繁荣构成极大阻碍，主张民族国家应该把主权让渡给区域国家，进而由区域国家去寻求全球性的经济方法来创造财富。①综观“民族国家终结”论，其基本观点为：作为一种伴随近代民族主义勃兴而创立的政治组织架构，民族国家正在受到来自全球经济、政治与文化力量的深刻影响；作为一种因由一系列共同特征而结成的民族与国家紧密联合的国际政治基本单位，民族国家的传统功能正在不断下降。这些问题在发达的民族国家那里表现为“空壳化”的发展趋势，而在发展中的民族国家那里则表现为无力拒斥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压力。总之，民族国家或者处于危机中或者处于转折之中，必须要做出新的选择。而其中的一个（也是最主要的）趋势是民族国家纷纷承诺并开始努力与有关国家联合起来，组建区域性和世界性的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
“民族国家终结论”的立论依据是，作为近代以来被民族主义用以协调人民和政府之间关系的一种“政治发明”，民族国家是在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基础之上来建立国家的，由此，民族国家的“拟制性”特点在其建构之初就已凸显。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民族国家得以维系自身存在的历史条件发生了改变：其一，在民族国家的内部，地方政治体系与少数族群谋求独立的运动或寻求自主性的努力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国际现象。无论是在西欧这一民族国家的发祥地，还是在北美、大洋洲这样一些民族国家的衍生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难以融入本国主体民族的族群和种族集团；其二，贸易、金融和资本不断分化和消解各国政府手中的权力，破坏着民族国家业已形成的边界，而跨国公司则展现出自身日益鲜明的世界性，民族国家不但无力规制这些跨国公司的活动，而且还要为它们提供诸如业务拓展、市场开辟等方面的服务；其三，国际劳务市场规模的日益扩大与同样扩大的南北发展差距，促使大量身居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萌生了想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美好愿望，这一愿望致使发达国家不得不面对各种移民和经济难民的困扰，而当这些以外来者身份涌入到发达国家中的人们发现自己并不能充分享有该国的居民权利时，又与这些民族国家的主体民族之间产生了持续不断的张力。与此同时，在一些新兴的发展中民族国家那里，却要不停面对建构民族国家的失败。……总之，在这些力量和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民族国家将会走向消亡。 针对上述论述，笔者认为民族国家行将终结的论断显得过于草率，甚至不合时宜。理由如下：
首先，民族国家不是一种“拟制性”的共同体。回顾民族国家建构历史可以发现，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而不可能是人为拟制的。哪怕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但不能因此就简单认为建立在民族基础上的民族国家也是想象的共同体。对此，蒂利（Charles Tilly）有着非常深刻的阐述。蒂利强调指出，西欧民族国家并不是一种人为“建构”（building）的过程，而是一种自然“形成”（formation）的过程。及至后来，蒂利在其专著《城市和欧洲国家的兴起》（1994）中，更是对“国家建构”这一概念本身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一概念太过目的性与预见性，并因此背离了西欧民族国家历史演进的现实。他指出，“在分析欧洲国家形成时，应该采用更具历史色彩的概念，即‘国家形成’（state formation），用它来表达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组织形式的出现，以及其非方向性和非预见性的发展过程”。〔8〕
第二，“民族国家终结论”的持有者低估了民族国家的生存空间与适应能力，他们只注意到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构成的负面影响，却没有看到民族国家对全球化的巨大反作用。实际上，民族国家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最为重要的推动者。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有关“内部绥靖”问题的讨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典的佐证。与那些主张以资本主义去囊括民族国家的观点不同的是，吉登斯十分强调国家内部的自我整合，亦即“内部绥靖”在民族国家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伴随国家内部绥靖的出现，国家的行政调配能力在事实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与增强，这也标志着绝对主义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变。正是基于这种分析，吉登斯认为，世界体系并不仅由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所塑造，而且也由全球范围的民族国家体系所建构。〔9〕一方面，民族国家的存在构成了全球化的前提。全球化在其最主要的方面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而要衡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关键是要看生产力的发展是否冲破了民族国家的各种限制。在这种意义上说，“全球化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某些民族国家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和进一步发展的需要”。〔10〕本质上讲，全球化是由于一些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而引发的其他一些国家向其开放本国市场的全球化；另一方面，民族国家也是全球化发展的实际主体，因为从全球化的推动者或执行者的角度看，其主体只能是民族国家。而且“民族国家对全球化的促进作用也表现为民族国家发展的程度制约着全球化的实现程度”〔11〕，没有民族国家自身的发展就无法实现全球化。
第三，“民族国家终结论”自身存在诸多逻辑不周延与论据不足的问题。比如，西欧内生形态民族国家的政治架构正在逐渐失去曾经的示范效应，但这并不等于遍布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存在就是荒谬的。而且，单就欧洲的情况来讲，那里正在发生的变化也并不足以给民族国家终结论者提供更多的佐证。很多学者在谈及民族国家的终结时，欧洲一体化是被他们反复提及并且津津乐道的一个例证。殊不知“欧盟不是民族国家的终结，它只是意味着在一个更加广泛、更加全球化的框架内国家认同发生了转变”。〔12〕很多学者认为，在历史上确立的各国边界范围之内，民族国家已经失去在政治影响力与认同方面继续享有特权的能力，不再构成社会团结、共有财产以及积极的共同生活的结构框架；由于主权逐渐趋于萎缩，民族国家只好无助地看着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朝向全球统一市场的方面倾斜……诸如此类的言论在当代欧洲是很有市场的。然而这些言论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它“忽视了由全球化引发的国家之间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掩盖了社会政策所要追求的主要目的，忘记了在自由市场的创建过程中国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13〕此外，与该论调持有者所描绘的民族国家终结场景大相径庭的是，美国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的霸权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巩固，美国的国家主权正在以令人震惊的方式彰显着自身的力量。
尽管我们认为民族国家并不会在现在以及可以预见的将来走向终结，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永远不会终结。民族国家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虽然让民族国家遭遇到一系列重大挑战，但并未动摇其得以存在的根基。对此，史密斯（Anthony Smith）指出：“目前……民族国家仍然是惟一得到国际承认的政治组织结构”；“民族国家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地建立起来……因此，我们不应过分武断地宣称某种结果”；“民族国家存在的范围是相当大的”；“民族国家仍是解决族裔问题的惟一舞台”。〔14〕
三、“世界政府”的限度
如前所述，在针对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未来发展问题的争论中，关于建立“世界政府”的声音不绝于耳，似乎民族国家及其所奉行的主权原则已经不再那么重要，民族国家将被世界政府所替代。与此相联系，在一些学者和国际组织的眼中，全球性的公民社会也开始展现出未来发展的美好前景。那么，现实是否一如这些学者和国际组织想象般美好呢？
建立“世界政府”的理论基础在于“世界国家观”，是世界国家观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体现。而世界国家观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可谓源远流长，当亚里士多德等人强调人是天生的城邦（政治）的动物时，稍后出现的斯多葛学派就已经开始主张用“世界主义”的眼光去看待国家了。芝诺等人主张不管是野蛮人还是希腊人，在普遍的理性面前，大家彼此都是兄弟。他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命题，指出所有人都是按照宇宙自然法去生活的，“人不仅仅是城邦的动物，亦是世界国家的动物，是世界公民”。〔15〕从斯多葛学派的芝诺到塞涅卡，从欧洲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到但丁，从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到德国哲学家康德，再到后来的罗素、爱因斯坦、斯宾格勒、汤因比……历史上从来就不缺乏倡导“世界国家观”的学者和思想家。当然，他们立论的出发点却不尽相同，“如果把欧洲文艺复兴视为分界，此前倡导的世界国家观更多是服务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此后则更多是期待通过建立世界国家的方式来实现人类的持久和平”。〔16〕 与“世界政府”关系最为紧密的事件是1992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通过的《世界发展报告》及其引发的旷日持久的争论。在该报告的最后部分主张成立一个“世界政府”。报告认为成立世界政府是有现实基础的，这一基础就是业已建立的联合国、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跨国公司、七国集团、世界银行、各地区的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数以千计的非政府组织。报告着重强调要将联合国改组，成立“经济安理会”，报告期待它将会是“一个可以代表全世界来做出决策的智囊机构”。〔17〕在主张建立世界政府的那些学者、思想家和国际组织看来，公开提出并全力打造世界政府的条件俨然已经成熟。
我们认为，建立“世界政府”的呼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对于身处全球化时代的自我命运及其未来走向的深切关怀，因此该论断一经提出就在国际社会引起了普遍关注和广泛影响。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构想尽管看似合乎情理却经不起理论推敲，在实践中也存在太多困境。
首先，建立“世界政府”是基于全球经济发展与政治秩序现实的大胆设想，但这些设想却存在着难以忽略的理论漏洞，无法付诸实践。一方面，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国家干预会在相当程度上对于一国之内的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然而却不能解决由于世界性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带来的不稳定，因为一个国家对于世界市场的失灵是没有多少有效办法的。正是基于这种现实，有学者提出需要建立一个适合并且能够促进世界市场经济平稳发展的“世界政府”来对其进行有效调节，亦即用“世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世界经济实施“超宏观”的调控。前文提及的要在联合国建立一个“经济安理会”的设想，其目的也在这里。然而，正如我们在对“民族国家终结论”的分析中所指出的那样，以民族国家作为主要行为者的现行国际政治体系不会迅速而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时至今日“世界政府”仍然只是存在于某些学者或机构中的一种政治理想。另一方面，从政治秩序的角度上讲，认为只有建立起世界政府才能最终消除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才能有效克服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的主张，是基于“导致战争的根源在于无政府状态”这一逻辑假设。但是在事实上，引发战争的原因却是非常复杂的：既有历史遗留问题，诸如领土争端、民族纠纷、宗教冲突等等，也有现实权益问题，诸如贫富悬殊、资源争夺、贸易失衡等等引发的战争；既有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也有因一国的内部矛盾激化而延展到海外的。因此，为了全面消除战争、实现持久和平，克服政治秩序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离开现实中的国家而去寻求多少有些虚幻的世界政府的想法，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第二，“世界政府”持有者洞见到了民族国家主权及其权力在全球化时代遭遇到的挑战，然而他们在尝试解决问题时却开出了错误的药方。尽管民族国家的界限以及国家主权等等或许迟早要被打破，但现阶段，民族国家依然是最基本的政治单元和最重要的社会秩序维护者。对此，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指出：“即便国家的自治及作用因为超国家的趋势而受到削弱，也没有出现一种足够的东西来替代它，并发展成为回应全球变化的重要单位。”〔18〕况且，无论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还是世界劳工组织与世界贸易组织……说到底，这些国际组织都是建立在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的，它们得以建立非但不是为了取消民族国家，而且是为了帮助民族国家更好地发挥自身作用。事实已经向我们证明，像《联合国宪章》设想的那种类似世界政府的制度安排（而且也仅仅限于安全方面）根本就无法实现，更何况要建立一个更加广泛的、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政府。另外，作为一个“国际共同体”，世界政府只有在满足不同国家成员的实际需要的情况下，才能使这些国家成员形成对于这一国际共同体的忠诚。目前显然还存在着国家之间利益上的明显区分，在国际交往中也还存在着国家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关系，这一现实势必会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对于国家利益的高度关注上。而且国际社会尚且存在由某些国家主导下的强权政治，这些国家通过对联合国施加影响的方式来维护和满足本国的利益，在这一现实基础之上谈论世界政府更像是一场灾难。
第三，建立世界政府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民族国家主权的否定。在世界政府倡导者眼中，民族国家的主权就算依然在发挥着作用，但是这一主权观念却早已不合时宜了。雅克·马利旦（J.Maritain）就认为国家主权仅仅是“暴君时代”的派生物；凯尔森（Hans Kelsen）强调国家能否是主权者，并不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而只是一个“法学上的假设”而已。〔19〕而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则主张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的关键原因在于主权观念，“世界大战这样的事实足以充分证明国家主权与人类文明是难以相互包容的”。〔20〕但这些学者的看法与我们置身其中的国际社会的现实大相径庭。其实，“国家主权在成为一种理论之前就已经成为事实，国家在建立之前也已经成为一个共同体”。〔21〕纵览当今时代，主权国家不但是国际社会的基本主体，也是国际法的基本主体。不同主权国家之间为了维护各自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以及资源、军事、生态安全而展开合作与争夺，是对国际关系现状最为准确的描述。无论是《国际法原则宣言》还是《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抑或是《联合国宪章》，都非常详尽地规定了国家主权的内容，自然也充分肯定了国家主权的原则。虽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态势之下，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向国际组织让渡了自己手中的权力，然而从本质上讲，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合作、自愿让渡某些权力的目的恰恰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与加强国家主权。
总之，世界政府注定因其不能与国际社会的现实相一致而缺乏存在的合法基础。至少在一个可以预见的未来，世界政府并不具有现实性。
四、“全球治理”的可能性
20世纪末期，在有关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历史命运的热烈讨论中，有学者提出了“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概念。这里的治理主要是“作为一种分析性概念”而出现的，它“指的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社会合作过程——国家在这一社会合作过程之中起到关键性的却不一定是支配性的作用”。〔22〕而根据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的理解，全球治理是“对某一全球性问题运用多种不同方法，通过多种不同层次的努力而实施的一种综合治理”。 〔23〕这一概念产生的背景依然是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权力遭到了削弱，不仅将部分权力让渡和转移给跨国公司、各种国际组织，也让渡和转移给各类非政府组织。于是，在一些学者看来，民族国家的权力正在被架空，正在越来越多地让位于其他国际政治、经济主体。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主张国家或政府的传统“统治”要让位于“全球治理”的形式。对此，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全球化既消解了国家权力，又凸显了本土的身份意识，同时还会往边缘挤压（squeeze side），创造出新的地区、新的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24〕罗伯特·罗茨（R.Rhodes）认为“全球治理”这种由传统“统治”方式向“治理”形式的过渡至少显示出“统治的含义有了新的变化，它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统治的条件已与以往有了相当大的不同，抑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25〕；而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Rosenau）所指称的“没有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则最为清晰地概括出了这样一种新的方式与能力，认为“任何一个社会系统都应该也能够担当起那些政府未能担当的职能。这是一种既不需要一个世界政府，也不必依赖民族国家的‘没有政府的治理’”。〔26〕 可以看出，“全球治理”所强调和关注的是治理方式的多样性与治理主体的多层次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全球治理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对过去片面强调‘去国家化’的全球化概念的纠正与弥补”。〔27〕但是通过分析发现，全球治理至少在目前并不具有现实可能性。
第一，全球治理理论的提出是以“国家无能论”作为假设前提的，然而这是一个言过其实的观点。作为一种事实判断，经济全球化对于民族国家的主权的确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但由此就推出“国家无能论”这一价值判断却显得太过武断。事实上，“国家无能论”没有看到国家回应内外部挑战的真实历史以及展示的全部能力，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的作用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不是在阻止发展而是在推动进步。
第二，全球治理以国家主权为基础，它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终结。诚然，全球治理的主体具有多层次性，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却是，关涉全球治理的任何一条国际公约和跨国协议，都必须得到主权国家的首肯和签字才能正式生效；关涉全球治理的任何一场谈判，尽管也会有相关国际组织积极参与其中，但主权国家却一直发挥主导性作用，扮演主要角色；关涉全球治理的任何一个项目，都需要主权国家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或资金支持；关涉全球治理的任何一项措施，唯有通过主权国家的政府才能得以实施。完全可以这样理解，一旦“离开主权国家，全球治理就是一句空话”。〔28〕
第三，全球治理关注人类现在的和将来的命运，然而其理论价值却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其原因在于“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对全球性价值的追求与国际关系中的特定价值追求之间的矛盾性”。〔29〕而且，当我们试图倡导确立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全球意识、提升全球整体利益的同时，就会在事实上损害各国既有的国家利益。比如，《京都议定书》旨在促成国际社会共同控制温室效应，它的签订显然是有利于全球环境改善的，然而《京都议定书》与各个签署国的自身利益之间却是存在矛盾的。它要求各个发达国家应该在责任意识的基础上去履行议定书所规定的义务，但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为了维护本国利益而拒绝成为签约国，导致《京都议定书》失去了包括世界最强大国家在内一些国家的认可和支持。这一事件让我们强烈意识到全球利益在国家利益面前变得多么微不足道。同时，在其他领域的全球公共问题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危机、资源匮乏、人口爆炸、跨国犯罪、核扩散等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多数国家的行为取向依然是以实现自身利益为主、以承担国际责任为辅，缺乏全球伦理观念和责任意识，导致这些问题根本无法真正解决。
最后，不同民族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处于事实上极不平等的地位，成为全球治理目标得以实现的巨大障碍；甚至，全球治理还成为一些西方国家寻求自身国际霸权、粗暴干涉他国内政的理论工具。当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穷国与富国之间不但在经济发展程度和综合国力上存有巨大差距，它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与影响也极不相同。西方的七国/八国集团（G7/G8）正在事实上左右着全球治理的发展进程，显而易见，它们同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期待的全球治理的价值理念和治理目标仍存有巨大的分歧。而美国在冷战结束之后开始奉行单边主义国际战略，作为当今世界上惟一的一个超级大国，它的行径无疑对建立公正有序的全球治理体系构成严重破坏。也许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有学者认为，“全球治理为人们提供了一幅旨在逻辑上意义上的乐观图景，且这种逻辑图景尚隐藏着误导的危险”。〔30〕因此，无论再怎么强调全球治理的极端重要性，它都无法取代现实中的民族国家体制。
总之，无论从现状还是从发展前景来看，全球治理的可能性还是非常有限的，而且由于上述分析的诸多问题的存在，全球治理“也许最好被称为是扭曲的全球治理”。〔31〕
五、初步结论
全球化时代带给民族国家的严峻挑战以及西方学界不断发出的“反对民族国家”的声音，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行将退出历史舞台，只是意味着民族国家建构的任务还远未完成。民族国家来到这个世界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然而正如我们现在可以明显感受到的那样，无论是在新兴的发展中国家那里，还是在完成民族国家早期建构的西欧国家那里，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或者说民族国家还需随着时代特征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开始新一轮的建构。在此，我们可以确认以下两点基本事实：第一，无论我们是否愿意，赞同或者反对，全球化浪潮都势不可挡，全球化时代已然来临；第二，“我们必须意识到民族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在最为重要的领域和最为关键的环节依然是无可替代的”〔32〕，——民族国家依然是当今世界政治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政治主体，也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分界，这一点至今也没有发生改变。正是由于这两点基本事实，我们也就不能幻想通过消除矛盾的某一方面，比如幻想“民族国家终结”，通过建立“世界政府”，采取“全球治理”的方式取代民族国家而使涉及国际政治经济诸多的问题得以一劳永逸的解决，否则，可能落入西方“新干涉主义”所设立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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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中举）
〔关键词〕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终结论；世界政府；全球治理
〔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2-0070-07
一、全球化时代与“反对民族国家”的出场
作为国家形态历史演进的一种类型，民族国家脱胎于西欧传统王朝国家。比较而言，“民族国家与以往国家形态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诸多差异，而这些差异也都构成了民族国家的优势”。〔1〕也正是这些优势的存在，才让民族国家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并在全球范围扩展，进而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最为基本和重要的国际关系分界和政治分析单位。然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民族国家遭遇到一系列重大挑战，其中“既包括跨国主义的侵蚀国家主权的外部挑战，也包括导致民族国家走向分裂的内部挑战”。〔2〕作为理论反思，西方学界在有关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与发展前景的讨论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反对民族国家”的论调，认为民族国家已经过时，宣布“民族国家终结”，倡导建立“世界政府”，主张用“全球治理”替代民族国家。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民族国家显然无法再用一种‘闭关锁国的政策’重塑昔日的辉煌”〔3〕，民族国家“现在已经过时，正在被人们废弃，并且将被废止”〔4〕，“谁在世界性的超级游戏中只打民族国家的牌，谁就输”〔5〕，进而宣称“民族国家终结”，呼唤“世界政府”与“全球治理”，似乎民族国家已经变得多余，行将成为历史陈迹。
我们认为，可以把这些论断看作是对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挑战的“派生性”结论，其共同点在于对民族国家的未来做出了悲观性判断，认为民族国家无力回应全球化挑战，进而倡导建立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政府”来实现“全球治理”。那么，这些论断是否经得起推敲？“民族国家终结”时代是否已然来临？“世界政府”与“全球治理”会成为取代民族国家的一种国际政治体系新秩序吗？鉴于这些疑问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我们对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把握，也直接关系到我们理解当今国际政治关系走向的态度和取向，因此很有必要对这些“反对民族国家”的论断进行分析和回应。受篇幅所限，本文仅围绕其中三个代表性观点——“民族国家终结”、“世界政府”与“全球治理”展开讨论。
①本文对于大前研一观点的描述来自吉登斯的讨论。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吉登斯讲演录》，郭忠华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13-14页。
二、对“民族国家终结”论的几点回应
基于对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面临挑战的系统分析，一些学者认为“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已然来临，民族国家正在终结，主权已经过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指出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已经过时，民族国家需要被超越。〔6〕古恩罗（Jean-Marie Guehenno）在《民族国家的终结》（1995）中宣称“柏林墙的倒塌……代表着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终结”。〔7〕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认为在全球经济之中，国家主权已经对经济繁荣构成极大阻碍，主张民族国家应该把主权让渡给区域国家，进而由区域国家去寻求全球性的经济方法来创造财富。①综观“民族国家终结”论，其基本观点为：作为一种伴随近代民族主义勃兴而创立的政治组织架构，民族国家正在受到来自全球经济、政治与文化力量的深刻影响；作为一种因由一系列共同特征而结成的民族与国家紧密联合的国际政治基本单位，民族国家的传统功能正在不断下降。这些问题在发达的民族国家那里表现为“空壳化”的发展趋势，而在发展中的民族国家那里则表现为无力拒斥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压力。总之，民族国家或者处于危机中或者处于转折之中，必须要做出新的选择。而其中的一个（也是最主要的）趋势是民族国家纷纷承诺并开始努力与有关国家联合起来，组建区域性和世界性的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
“民族国家终结论”的立论依据是，作为近代以来被民族主义用以协调人民和政府之间关系的一种“政治发明”，民族国家是在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基础之上来建立国家的，由此，民族国家的“拟制性”特点在其建构之初就已凸显。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民族国家得以维系自身存在的历史条件发生了改变：其一，在民族国家的内部，地方政治体系与少数族群谋求独立的运动或寻求自主性的努力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国际现象。无论是在西欧这一民族国家的发祥地，还是在北美、大洋洲这样一些民族国家的衍生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难以融入本国主体民族的族群和种族集团；其二，贸易、金融和资本不断分化和消解各国政府手中的权力，破坏着民族国家业已形成的边界，而跨国公司则展现出自身日益鲜明的世界性，民族国家不但无力规制这些跨国公司的活动，而且还要为它们提供诸如业务拓展、市场开辟等方面的服务；其三，国际劳务市场规模的日益扩大与同样扩大的南北发展差距，促使大量身居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萌生了想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美好愿望，这一愿望致使发达国家不得不面对各种移民和经济难民的困扰，而当这些以外来者身份涌入到发达国家中的人们发现自己并不能充分享有该国的居民权利时，又与这些民族国家的主体民族之间产生了持续不断的张力。与此同时，在一些新兴的发展中民族国家那里，却要不停面对建构民族国家的失败。……总之，在这些力量和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民族国家将会走向消亡。 针对上述论述，笔者认为民族国家行将终结的论断显得过于草率，甚至不合时宜。理由如下：
首先，民族国家不是一种“拟制性”的共同体。回顾民族国家建构历史可以发现，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而不可能是人为拟制的。哪怕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但不能因此就简单认为建立在民族基础上的民族国家也是想象的共同体。对此，蒂利（Charles Tilly）有着非常深刻的阐述。蒂利强调指出，西欧民族国家并不是一种人为“建构”（building）的过程，而是一种自然“形成”（formation）的过程。及至后来，蒂利在其专著《城市和欧洲国家的兴起》（1994）中，更是对“国家建构”这一概念本身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一概念太过目的性与预见性，并因此背离了西欧民族国家历史演进的现实。他指出，“在分析欧洲国家形成时，应该采用更具历史色彩的概念，即‘国家形成’（state formation），用它来表达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组织形式的出现，以及其非方向性和非预见性的发展过程”。〔8〕
第二，“民族国家终结论”的持有者低估了民族国家的生存空间与适应能力，他们只注意到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构成的负面影响，却没有看到民族国家对全球化的巨大反作用。实际上，民族国家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最为重要的推动者。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有关“内部绥靖”问题的讨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典的佐证。与那些主张以资本主义去囊括民族国家的观点不同的是，吉登斯十分强调国家内部的自我整合，亦即“内部绥靖”在民族国家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伴随国家内部绥靖的出现，国家的行政调配能力在事实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与增强，这也标志着绝对主义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变。正是基于这种分析，吉登斯认为，世界体系并不仅由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所塑造，而且也由全球范围的民族国家体系所建构。〔9〕一方面，民族国家的存在构成了全球化的前提。全球化在其最主要的方面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而要衡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关键是要看生产力的发展是否冲破了民族国家的各种限制。在这种意义上说，“全球化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某些民族国家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和进一步发展的需要”。〔10〕本质上讲，全球化是由于一些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而引发的其他一些国家向其开放本国市场的全球化；另一方面，民族国家也是全球化发展的实际主体，因为从全球化的推动者或执行者的角度看，其主体只能是民族国家。而且“民族国家对全球化的促进作用也表现为民族国家发展的程度制约着全球化的实现程度”〔11〕，没有民族国家自身的发展就无法实现全球化。
第三，“民族国家终结论”自身存在诸多逻辑不周延与论据不足的问题。比如，西欧内生形态民族国家的政治架构正在逐渐失去曾经的示范效应，但这并不等于遍布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存在就是荒谬的。而且，单就欧洲的情况来讲，那里正在发生的变化也并不足以给民族国家终结论者提供更多的佐证。很多学者在谈及民族国家的终结时，欧洲一体化是被他们反复提及并且津津乐道的一个例证。殊不知“欧盟不是民族国家的终结，它只是意味着在一个更加广泛、更加全球化的框架内国家认同发生了转变”。〔12〕很多学者认为，在历史上确立的各国边界范围之内，民族国家已经失去在政治影响力与认同方面继续享有特权的能力，不再构成社会团结、共有财产以及积极的共同生活的结构框架；由于主权逐渐趋于萎缩，民族国家只好无助地看着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朝向全球统一市场的方面倾斜……诸如此类的言论在当代欧洲是很有市场的。然而这些言论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它“忽视了由全球化引发的国家之间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掩盖了社会政策所要追求的主要目的，忘记了在自由市场的创建过程中国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13〕此外，与该论调持有者所描绘的民族国家终结场景大相径庭的是，美国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的霸权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巩固，美国的国家主权正在以令人震惊的方式彰显着自身的力量。
尽管我们认为民族国家并不会在现在以及可以预见的将来走向终结，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永远不会终结。民族国家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虽然让民族国家遭遇到一系列重大挑战，但并未动摇其得以存在的根基。对此，史密斯（Anthony Smith）指出：“目前……民族国家仍然是惟一得到国际承认的政治组织结构”；“民族国家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地建立起来……因此，我们不应过分武断地宣称某种结果”；“民族国家存在的范围是相当大的”；“民族国家仍是解决族裔问题的惟一舞台”。〔14〕
三、“世界政府”的限度
如前所述，在针对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未来发展问题的争论中，关于建立“世界政府”的声音不绝于耳，似乎民族国家及其所奉行的主权原则已经不再那么重要，民族国家将被世界政府所替代。与此相联系，在一些学者和国际组织的眼中，全球性的公民社会也开始展现出未来发展的美好前景。那么，现实是否一如这些学者和国际组织想象般美好呢？
建立“世界政府”的理论基础在于“世界国家观”，是世界国家观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体现。而世界国家观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可谓源远流长，当亚里士多德等人强调人是天生的城邦（政治）的动物时，稍后出现的斯多葛学派就已经开始主张用“世界主义”的眼光去看待国家了。芝诺等人主张不管是野蛮人还是希腊人，在普遍的理性面前，大家彼此都是兄弟。他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命题，指出所有人都是按照宇宙自然法去生活的，“人不仅仅是城邦的动物，亦是世界国家的动物，是世界公民”。〔15〕从斯多葛学派的芝诺到塞涅卡，从欧洲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到但丁，从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到德国哲学家康德，再到后来的罗素、爱因斯坦、斯宾格勒、汤因比……历史上从来就不缺乏倡导“世界国家观”的学者和思想家。当然，他们立论的出发点却不尽相同，“如果把欧洲文艺复兴视为分界，此前倡导的世界国家观更多是服务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此后则更多是期待通过建立世界国家的方式来实现人类的持久和平”。〔16〕 与“世界政府”关系最为紧密的事件是1992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通过的《世界发展报告》及其引发的旷日持久的争论。在该报告的最后部分主张成立一个“世界政府”。报告认为成立世界政府是有现实基础的，这一基础就是业已建立的联合国、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跨国公司、七国集团、世界银行、各地区的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数以千计的非政府组织。报告着重强调要将联合国改组，成立“经济安理会”，报告期待它将会是“一个可以代表全世界来做出决策的智囊机构”。〔17〕在主张建立世界政府的那些学者、思想家和国际组织看来，公开提出并全力打造世界政府的条件俨然已经成熟。
我们认为，建立“世界政府”的呼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对于身处全球化时代的自我命运及其未来走向的深切关怀，因此该论断一经提出就在国际社会引起了普遍关注和广泛影响。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构想尽管看似合乎情理却经不起理论推敲，在实践中也存在太多困境。
首先，建立“世界政府”是基于全球经济发展与政治秩序现实的大胆设想，但这些设想却存在着难以忽略的理论漏洞，无法付诸实践。一方面，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国家干预会在相当程度上对于一国之内的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然而却不能解决由于世界性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带来的不稳定，因为一个国家对于世界市场的失灵是没有多少有效办法的。正是基于这种现实，有学者提出需要建立一个适合并且能够促进世界市场经济平稳发展的“世界政府”来对其进行有效调节，亦即用“世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世界经济实施“超宏观”的调控。前文提及的要在联合国建立一个“经济安理会”的设想，其目的也在这里。然而，正如我们在对“民族国家终结论”的分析中所指出的那样，以民族国家作为主要行为者的现行国际政治体系不会迅速而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时至今日“世界政府”仍然只是存在于某些学者或机构中的一种政治理想。另一方面，从政治秩序的角度上讲，认为只有建立起世界政府才能最终消除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才能有效克服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的主张，是基于“导致战争的根源在于无政府状态”这一逻辑假设。但是在事实上，引发战争的原因却是非常复杂的：既有历史遗留问题，诸如领土争端、民族纠纷、宗教冲突等等，也有现实权益问题，诸如贫富悬殊、资源争夺、贸易失衡等等引发的战争；既有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也有因一国的内部矛盾激化而延展到海外的。因此，为了全面消除战争、实现持久和平，克服政治秩序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离开现实中的国家而去寻求多少有些虚幻的世界政府的想法，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第二，“世界政府”持有者洞见到了民族国家主权及其权力在全球化时代遭遇到的挑战，然而他们在尝试解决问题时却开出了错误的药方。尽管民族国家的界限以及国家主权等等或许迟早要被打破，但现阶段，民族国家依然是最基本的政治单元和最重要的社会秩序维护者。对此，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指出：“即便国家的自治及作用因为超国家的趋势而受到削弱，也没有出现一种足够的东西来替代它，并发展成为回应全球变化的重要单位。”〔18〕况且，无论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还是世界劳工组织与世界贸易组织……说到底，这些国际组织都是建立在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的，它们得以建立非但不是为了取消民族国家，而且是为了帮助民族国家更好地发挥自身作用。事实已经向我们证明，像《联合国宪章》设想的那种类似世界政府的制度安排（而且也仅仅限于安全方面）根本就无法实现，更何况要建立一个更加广泛的、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政府。另外，作为一个“国际共同体”，世界政府只有在满足不同国家成员的实际需要的情况下，才能使这些国家成员形成对于这一国际共同体的忠诚。目前显然还存在着国家之间利益上的明显区分，在国际交往中也还存在着国家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关系，这一现实势必会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对于国家利益的高度关注上。而且国际社会尚且存在由某些国家主导下的强权政治，这些国家通过对联合国施加影响的方式来维护和满足本国的利益，在这一现实基础之上谈论世界政府更像是一场灾难。
第三，建立世界政府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民族国家主权的否定。在世界政府倡导者眼中，民族国家的主权就算依然在发挥着作用，但是这一主权观念却早已不合时宜了。雅克·马利旦（J.Maritain）就认为国家主权仅仅是“暴君时代”的派生物；凯尔森（Hans Kelsen）强调国家能否是主权者，并不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而只是一个“法学上的假设”而已。〔19〕而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则主张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的关键原因在于主权观念，“世界大战这样的事实足以充分证明国家主权与人类文明是难以相互包容的”。〔20〕但这些学者的看法与我们置身其中的国际社会的现实大相径庭。其实，“国家主权在成为一种理论之前就已经成为事实，国家在建立之前也已经成为一个共同体”。〔21〕纵览当今时代，主权国家不但是国际社会的基本主体，也是国际法的基本主体。不同主权国家之间为了维护各自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以及资源、军事、生态安全而展开合作与争夺，是对国际关系现状最为准确的描述。无论是《国际法原则宣言》还是《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抑或是《联合国宪章》，都非常详尽地规定了国家主权的内容，自然也充分肯定了国家主权的原则。虽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态势之下，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向国际组织让渡了自己手中的权力，然而从本质上讲，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合作、自愿让渡某些权力的目的恰恰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与加强国家主权。
总之，世界政府注定因其不能与国际社会的现实相一致而缺乏存在的合法基础。至少在一个可以预见的未来，世界政府并不具有现实性。
四、“全球治理”的可能性
20世纪末期，在有关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历史命运的热烈讨论中，有学者提出了“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概念。这里的治理主要是“作为一种分析性概念”而出现的，它“指的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社会合作过程——国家在这一社会合作过程之中起到关键性的却不一定是支配性的作用”。〔22〕而根据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的理解，全球治理是“对某一全球性问题运用多种不同方法，通过多种不同层次的努力而实施的一种综合治理”。 〔23〕这一概念产生的背景依然是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权力遭到了削弱，不仅将部分权力让渡和转移给跨国公司、各种国际组织，也让渡和转移给各类非政府组织。于是，在一些学者看来，民族国家的权力正在被架空，正在越来越多地让位于其他国际政治、经济主体。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主张国家或政府的传统“统治”要让位于“全球治理”的形式。对此，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全球化既消解了国家权力，又凸显了本土的身份意识，同时还会往边缘挤压（squeeze side），创造出新的地区、新的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24〕罗伯特·罗茨（R.Rhodes）认为“全球治理”这种由传统“统治”方式向“治理”形式的过渡至少显示出“统治的含义有了新的变化，它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统治的条件已与以往有了相当大的不同，抑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25〕；而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Rosenau）所指称的“没有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则最为清晰地概括出了这样一种新的方式与能力，认为“任何一个社会系统都应该也能够担当起那些政府未能担当的职能。这是一种既不需要一个世界政府，也不必依赖民族国家的‘没有政府的治理’”。〔26〕 可以看出，“全球治理”所强调和关注的是治理方式的多样性与治理主体的多层次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全球治理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对过去片面强调‘去国家化’的全球化概念的纠正与弥补”。〔27〕但是通过分析发现，全球治理至少在目前并不具有现实可能性。
第一，全球治理理论的提出是以“国家无能论”作为假设前提的，然而这是一个言过其实的观点。作为一种事实判断，经济全球化对于民族国家的主权的确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但由此就推出“国家无能论”这一价值判断却显得太过武断。事实上，“国家无能论”没有看到国家回应内外部挑战的真实历史以及展示的全部能力，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的作用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不是在阻止发展而是在推动进步。
第二，全球治理以国家主权为基础，它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终结。诚然，全球治理的主体具有多层次性，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却是，关涉全球治理的任何一条国际公约和跨国协议，都必须得到主权国家的首肯和签字才能正式生效；关涉全球治理的任何一场谈判，尽管也会有相关国际组织积极参与其中，但主权国家却一直发挥主导性作用，扮演主要角色；关涉全球治理的任何一个项目，都需要主权国家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或资金支持；关涉全球治理的任何一项措施，唯有通过主权国家的政府才能得以实施。完全可以这样理解，一旦“离开主权国家，全球治理就是一句空话”。〔28〕
第三，全球治理关注人类现在的和将来的命运，然而其理论价值却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其原因在于“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对全球性价值的追求与国际关系中的特定价值追求之间的矛盾性”。〔29〕而且，当我们试图倡导确立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全球意识、提升全球整体利益的同时，就会在事实上损害各国既有的国家利益。比如，《京都议定书》旨在促成国际社会共同控制温室效应，它的签订显然是有利于全球环境改善的，然而《京都议定书》与各个签署国的自身利益之间却是存在矛盾的。它要求各个发达国家应该在责任意识的基础上去履行议定书所规定的义务，但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为了维护本国利益而拒绝成为签约国，导致《京都议定书》失去了包括世界最强大国家在内一些国家的认可和支持。这一事件让我们强烈意识到全球利益在国家利益面前变得多么微不足道。同时，在其他领域的全球公共问题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危机、资源匮乏、人口爆炸、跨国犯罪、核扩散等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多数国家的行为取向依然是以实现自身利益为主、以承担国际责任为辅，缺乏全球伦理观念和责任意识，导致这些问题根本无法真正解决。
最后，不同民族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处于事实上极不平等的地位，成为全球治理目标得以实现的巨大障碍；甚至，全球治理还成为一些西方国家寻求自身国际霸权、粗暴干涉他国内政的理论工具。当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穷国与富国之间不但在经济发展程度和综合国力上存有巨大差距，它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与影响也极不相同。西方的七国/八国集团（G7/G8）正在事实上左右着全球治理的发展进程，显而易见，它们同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期待的全球治理的价值理念和治理目标仍存有巨大的分歧。而美国在冷战结束之后开始奉行单边主义国际战略，作为当今世界上惟一的一个超级大国，它的行径无疑对建立公正有序的全球治理体系构成严重破坏。也许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有学者认为，“全球治理为人们提供了一幅旨在逻辑上意义上的乐观图景，且这种逻辑图景尚隐藏着误导的危险”。〔30〕因此，无论再怎么强调全球治理的极端重要性，它都无法取代现实中的民族国家体制。
总之，无论从现状还是从发展前景来看，全球治理的可能性还是非常有限的，而且由于上述分析的诸多问题的存在，全球治理“也许最好被称为是扭曲的全球治理”。〔31〕
五、初步结论
全球化时代带给民族国家的严峻挑战以及西方学界不断发出的“反对民族国家”的声音，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行将退出历史舞台，只是意味着民族国家建构的任务还远未完成。民族国家来到这个世界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然而正如我们现在可以明显感受到的那样，无论是在新兴的发展中国家那里，还是在完成民族国家早期建构的西欧国家那里，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或者说民族国家还需随着时代特征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开始新一轮的建构。在此，我们可以确认以下两点基本事实：第一，无论我们是否愿意，赞同或者反对，全球化浪潮都势不可挡，全球化时代已然来临；第二，“我们必须意识到民族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在最为重要的领域和最为关键的环节依然是无可替代的”〔32〕，——民族国家依然是当今世界政治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政治主体，也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分界，这一点至今也没有发生改变。正是由于这两点基本事实，我们也就不能幻想通过消除矛盾的某一方面，比如幻想“民族国家终结”，通过建立“世界政府”，采取“全球治理”的方式取代民族国家而使涉及国际政治经济诸多的问题得以一劳永逸的解决，否则，可能落入西方“新干涉主义”所设立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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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中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