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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要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有人帮忙。夺取政权依靠将军浴血奋斗，巩固政权依靠文臣出谋划策。毛泽东、蒋介石都深知这个道理。
1948年11月，平津形势趋紧，蒋家王朝大势已去，但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为了将中国有才能的人尽数揽入怀中，使共产党掌管国家政权后出现文化断层、谋士缺乏、贤人荒芜的尴尬局面，蒋介石一方面授意蒋经国、朱家骅、傅斯年等，磋商谋划“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办法。另一方面密令毛人凤布置军统特务拉拢，监视各民主党派首脑及其他著名人物，动员他们去台湾，不愿者给予制裁。不能为我所用，亦不能为他人所用。
共产党方面早已洞悉其奸，未雨绸缪。辽沈战役结束后，周恩来就布置李克农、华克之、潘汉年等特工人员，通过地下党做好知名人士的动员争取工作。
于是，国共两党之间一场斗智、斗法、斗策略的争夺人才大战展开了。
一
北平的北大、清华两所大学的校长及其教授是蒋介石拟定的“抢救”名单中的第一批人。1948年11月13日，蒋介石专门派大员飞抵北平，劝说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南下，但胡适以正忙着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为由，不肯南下。翌日，蒋介石闻讯后两次亲自打电报催促胡适飞往南京，说时间紧迫，不容再拖延。同时，再次派出专机飞抵北平，“抢救”北大、清华教授。事已至此，胡适这才下了走的决心。
这段时间，共产党方面也在极力争取胡适，至少希望他不要离开北平，不要离开北大。
就在胡适还在犹豫不决时，中国共产党的广播电台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毛泽东主席也通过胡适的朋友传达口信：“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的图书馆馆长。”但胡适听后，将信将疑。
12月15日，胡适和著名教授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人分乘两架飞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国民党要员蒋经国、王世杰、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等在机场迎接。第二天中午，蒋介石在官邸设午宴为胡适一行接风。
1948年12月17日，北大50周年校庆，正值胡适57岁生日，蒋介石夫妇在黄埔路官邸再设寿筵，宴请胡适夫妇。蒋介石平日请客从不备酒，那天特地破例为胡适备酒贺寿，可谓破格示敬。
就在胡适与陈寅恪等人飞离北平后的第6天，即12月21日，第二批被国民党“抢救”出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江文锦等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学人并不愿意搭乘国民党的飞机去南京，他们借故留在北平。
梅贻琦到达南京后，国民党政府立即授予他教育部长之职，上任不到10天，梅贻琦便递交了“辞职书”，自称是未能将大部分的北平教授接运出来，感到十分惭愧。
如果说，在争取胡适这一回合中蒋介石占了上风的话，那么还有几个著名人士都是老蒋难啃的硬骨头，让老蒋赔尽了老脸。
南开大学的创办者、教育家张伯苓是蒋介石重点“抢救”对象之一。张伯苓为人忠厚谦虚，一心教育救国，却不懂政治，在蒋介石山穷水尽之际，他曾天真地表示愿意助蒋一臂之力，于1948年7月出任国民党考试院院长。
张伯苓到南京履任后，耳闻目睹国民党政府违反历史潮流的倒行逆施，大小官员贪污腐败。他看不顺眼，上任不到一个月，便以“体弱需静养”为借口，离开了南京考试院，避居重庆，终日深居简出。
这段时日，张伯苓从报纸上得知天津、北平相继解放，解放军横渡长江，迅速攻克南京，并向大西南进军，深悔一时糊涂，上了蒋介石的贼船。正当张伯苓苦闷彷徨之际，他收到南开校友来信，信上有一句令他感动的话：“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张伯苓喜形于色，如释重负。“飞飞”是周恩来在南开中学学习时的笔名。张伯苓认为“恩来为人正直忠厚，办事周到”，终于听从了自己学生的劝告，决心不离开大陆。
蒋介石也极力拉拢他，三番两次到张伯苓住地，催促他回任考试院院长，要求他尽快离开重庆，去台湾和美国均可，乘飞机如有顾虑，可在机舱设卧铺，夫人和儿媳都可以随行。张伯苓没表态，后来老蒋又派张群和蒋经国来劝行，他都婉言拒绝了。
最后，蒋介石亲自出马，二上张伯苓家，态度十分急切，只要张伯苓肯走，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张伯苓低头不语，主宾对坐无言，一时出现僵局。还是张夫人打破沉默，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他老了，又有病，做不了什么事啦。也该退休了，你让他辞职吧!”
蒋介石说：“老先生要退休，到美国去休养，夫人、儿子和孙子，全家都去，不更好吗?去台湾也可以，无论去哪儿，生活上的一切都由我给想办法。”张夫人答道：“我们的3个儿子都在北方，我们哪儿也不去，他舍不得儿孙!”
蒋介石见事已至此，多说也恐难奏效，便起身告辞，无可奈何离开张家，因心烦意乱，上汽车时，一头撞在车门框上。
1950年初，张伯苓到北京，受到周恩来的热烈欢迎。
著名的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与胡适同机离开北平，并不是跟老蒋走，而是由于生活习惯使然。据他自述，多半是因为他更适合南方气候，抑或怕共产党来了只能吃小米，或买不到对他的严重失眠症至为重要的进口安眠药。
陈寅恪一家只在南京住了一晚，第二天便悄悄赶到上海。在上海，他写信给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表达了愿去该校任教的心愿。陈序经马上答应为他安排。1949年1月，陈寅恪一家搬进了岭南大学。
1949年6月，国民党在广州组织了“战时内阁”，杭立武任教育部长。在这段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杭立武多次派人到岭南大学，劝说陈序经动员陈寅恪离开大陆，陈序经一直没有答允。
中共地下党也开展思想工作，动员二陈不去台湾，留下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杭立武一直念念不忘二陈，多次碰钉子后退而求其次，力劝二陈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再说，并说这样可以进退有余。陈序经还是摇头。
9月下旬的一天，杭立武亲自出马，拉着财政部长徐堪一块到校长陈序经的家，要陈序经一同劝说陈寅恪答应去香港，表示马上给陈寅恪10万元港币及新洋房。陈序经当时抢白道：“你给10万，我给15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住。”
杭立武无可奈何地离开了陈家。
新中国成立后，陈寅恪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中国物理学家、教育家、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吴有训，也是国民党“抢救学人”的重点对象。
1948年底，吴有训离开南京，搬到上海来住。1949年3月的一天，杭立武找到吴有训家中，取出一大叠银圆和金圆券，说这些钱先解燃眉之急，如果不够，还可以再给。并说蒋委员长非常挂念吴，让他尽快飞抵台湾，什么时候想走就挂个电话给他，他可以帮助办好一切手续。
中共地下党得知这一情况后，迅速和吴有训取得联系，嘱咐他赶快更换地址，深居简出，住处也不告诉别人，不要接待来客，在家安心等待上海解放。
杭立武再次登门催促吴有训赴台时，因找不到吴，十分气恼。
在紧张的气氛中又过了两个月，5月25日，人民解放军攻克上海。吴有训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带着子女走出家门，汇入了欢迎解放军的行列中。
当天晚上，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反复播放一段话：“吴有训先生，你在哪里?听到广播后，请你马上启程赴厦门，那里有人接你……”此后，每天都能听到这一广播，直到厦门解放。可见，国民党没有把吴有训拉到自己阵营中来，是心有不甘的。
建国后，吴有训历任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中科院副院长，致力于科学组织工作，为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桥梁专家、教育家、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的茅以升，在渡江战役前离开南京，到上海进驻同济大学中美医院治疗胃病。
1949年5月15日，蒋介石派人把茅以升接到金神父路118号。穿过戒备森严的院子，走进一间大厅，只见蒋介石坐在一张高靠背椅上。
不等客人开口，蒋介石抢先说：“茅博士，坐，坐。请你来是想和你商谈就任上海市一职之事。上海战火已起，人心思乱，政局不稳，迫切需要在教育界、工程界享有声誉的一位科学家出任秘书长，以安定人心。你是最好的人选。”
茅以升面露难色，婉辞说：“我患胃病已住进医院，遵照医嘱需长期治疗。我要回去服药了，告辞。”
盯着茅以升匆忙离去的背影，蒋介石无可奈何地长叹了一声：“又一个人才留给共产党了。”
中共地下党上海的负责人得知蒋介石要任命茅以升为上海市秘书长，赶忙派人通知他可以出任，并让他利用这一职位为保卫上海做工作，尽力阻止汤恩伯在败亡之前炸毁工厂。
时任国民党京沪警备司令的汤恩伯遵照蒋介石的手令，加紧抢运上海的黄金、白银和布匹、棉纱到台湾，寻思着如守不住上海，就炸毁机器设备，给中共留下一座空城废墟。
茅以升上任后，立即以秘书长的身份，说服外国领事团起草了一份照会，禁止汤恩伯破坏外国在沪开设的工厂。这个照会措辞相当强硬，汤恩伯看了大吃一惊，只得下令不得破坏外国人在上海的工厂。
新中国成立后，茅以升历任北方交通大学校长、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49年4月20日，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接到教育部长杭立武来电，请他速到上海相商要事。
竺可桢一到上海，刚落座，杭立武就说：“马上收拾东西，赶快去台湾，由你去担任台大校长。”竺可桢大吃一惊，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微微地摇头。
杭立武见状，说道：“要么，先去欧美考察一段时间也行。”
竺可桢见对方逼得很紧，只好来个缓兵之计，说：“杭部长，这么大的事，你总得让我考虑一下吧。”
竺可桢不回学校，避居在上海岳阳路一家小医院里。杭立武不见动静，就耍了个手腕，对竺可桢施压。他通过上海《新闻报》发了一则消息：“竺可桢在近日飞抵台湾。”一来以此迫使竺可桢就范；二来也算是向蒋介石交了账。
在医院里，竺可桢看了看报纸，只是付之一笑。
时隔不久的一个下午，竺可桢正独行在南京路上。突然，一辆黑色轿车在他身边戛然而停，车里钻出面带笑容的蒋经国：“竺校长，你不是去台湾么?怎么还没有走呢?”“走是要走的，还没有搞到飞机票。”竺可桢应付着。“这好办，我有飞机票，你住在哪里？我马上派人给你送来。”竺可桢搪塞道：“我现在居无定所。”
尽管竺可桢东躲西藏，住处还是被蒋经国找到了，而且亲自登门给他送上了飞机票。可见蒋氏对他的重视。两人寒暄几句之后，蒋经国话入正题，向竺可桢转达了蒋介石希望他去台湾的邀请，并以老朋友的身份再次“开导”竺校长。
竺可桢说：“谢谢总裁的好意。经过反复考虑，我想，还是不必去了。”
“不去了?”蒋经国愕然，“为什么?”
竺可桢说：“综观全局，大势已去。你想想，区区孤岛，弹丸之地，还能维持多久呢?”
“不要悲观，时局决非就是如此。”蒋经国还在不厌其烦地劝说，“越王勾践尚能东山再起，何况我们还有实力，只要大家精诚团结，同心同力，还是大有作为的……”
竺可桢仍不为所动，蒋经国见无效果，欲起身告辞，再图良策。不料竺可桢站了起来，笑容可掬地把蒋经国按回沙发上坐下，侃侃而谈：“想当初，先生14岁出国到苏联留学，28岁才回到祖国，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苦度了14个春秋。记得你回到祖国时，抓起一把土贴在胸前久久不放，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故土故乡故人，难离难分难舍啊!”
蒋经国完全理解竺可桢的一语双关，用心昭然。“我们是老朋友，我不得不说肺腑之言。”竺可桢诚恳地说，“今日之事，我不能无动于衷，如果你有勇气，我看你也不必去台湾。”
蒋经国身负使命，以双重身份来劝老朋友去台湾，不仅没能劝说成功，反而受到对方回劝，弄得很不是滋味，怅然而去。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蒋介石的“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终于没有顺利完成。据后来统计，除了胡适、梅贻琦等十几人之外，原国民党中央研究院80多位院士当中有60多位留在了大陆。各研究所、大学中的图书资料和实验仪器则近乎100％地保存下来。
二
蒋介石对学人采取的是比较客气的怀柔政策，而对各民主党派则采用残酷的打压手段。当年，蒋介石为了从政治上孤立共产党，为其独裁统治涂上一层“民主”的色彩，极力诱劝民主党派参加伪国大。在民主党派的代表中民盟占多数，于是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民盟的工作。周恩来当时对民盟强调，参加伪国大就一定会破坏政协，成为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帮凶。民盟在中共的帮助下，坚定了立场，在“国大”召开的前一天，民盟总部发出《紧急通知》，通知其成员决不参加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并坚决反对国民党召开分裂的国民大会。
伪国大召开后，国民党自认为不再需要利用这种粉饰，于是就对民盟及其他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施以赤裸裸的政治迫害，并于1947年10月27日，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宣告解散。
在中共的声援和帮助下，1948年1月5日至19日，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宣布不接受被迫解散的任何决定，并恢复民盟总部。
由于中共制定了正确的政策来保证中间势力的政治地位，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中共以真诚、友好、平等的态度来对待、感化、帮助各民主党派，他们最终倾向中国共产党。国民党越来越孤立。
在争取爱国人士上，国民党也棋差一着。素有“和平将军”雅号的张治中，是在国共都有人缘的重量级人物。
1949年4月中旬，作为国民党首席谈判代表的张治中接到中共最后修正的《国内和平协定》条款后，不敢作主，马上派黄绍竑飞回南京复命。代总统李宗仁一看条款，也不敢作主，派黄绍竑再送溪口，请蒋介石过目定夺。
蒋介石仔细看后，气急败坏地把和谈条款扔在一旁，骂道：“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南京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1948年4月21日，百万雄师过大江。23日，南京解放。
滞留北平的张治中、邵力子等一下子陷入了去意彷徨的窘境。南京政府已电告北平，迎接他们的专机不日将由上海专程飞往北平，转接他们回到南方。
正在张治中苦闷失落之际，周恩来及时地来到了他们的驻地。他关切地问道：“文白先生，你们有何打算?”
张治中苦笑道：“和平使者没有争取来和平，如之奈何?我们还得回南方复命啊!”
周恩来抱臂摇头，真诚劝挽：“10多年前，我们已经对不住一位姓张的朋友了。以蒋介石的一贯为人，你们回去了，不会善待你们的。我代表共产党、毛主席和人民，邀请你们留在北平，一道参加建设新中国。”
经过仔细协商，冷静思忖后，张治中决定留在北平。前途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又使张治中不安起来。为做和平表率，他将家眷留在南京。如果老蒋知晓他留在北平，以其行事风格，肯定会扣作人质的。
然而，此时的蒋介石还蒙在鼓里。他一面大骂张治中，一面派飞机相接，他想张治中毕竟跟随了他几十年，且一直列位封疆，肯定不会跟共产党走。因此，在他拒绝签字的当天即4月21日，便安排他的二公子蒋纬国径赴南京，专程接走张治中的夫人及子女到上海，其用意很明显，一是关心，二是以家眷督促张治中南归。张治中在国民党内门生故旧极多，威望高、影响大。
3天后，一位老友通知张夫人马上收拾行李，有飞机送他们去北平。中共地下党已通知她，张治中留在那里。
4月24日凌晨，张夫人带着子女去了机场，碰上了国民党交通部长，他问张夫人去哪里。机警的张夫人回答说，去兰州。张治中的职务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那位交通部长说：“今天没有去兰州的飞机，已经派飞机去北平接和平代表团了。张长官要回来了，你们回去等吧。”
“谢谢您的关照。”张夫人带着子女辞别，从容地走出了候机室。先前带路的一位军官如释重负地跑过来，将他们带往停机坪。那架专门迎接和平代表团的飞机已发动了引擎。张夫人一行急忙登机，刚一落座，飞机便起飞了。张夫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两小时后，飞机降临北平。
张治中与家人团聚了，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那架迎使专机自然无功而返。
蒋介石咆哮如雷：“娘希匹!我的学生背叛我；多年的袍泽故旧背叛我；现在，连张文白居然也背叛我……这个，这个，张文白的家眷不是在上海吗?我亲自安排纬国去接的。”
侍从室主任俞济时小声地说：“他的家眷也上了那趟飞机，去了北平。”
“糊涂!荒唐!”蒋介石怒火万丈，“这是怎么回事?人家投降了共产党，我们还要去送人情。”
“听说是二公子安排的。”
蒋介石没说什么，呆坐在沙发中。陪侍一侧的毛人凤大气都不敢出。良久，蒋介石吩咐毛人凤，和平代表中还有黄绍竑、刘斐等在南方，盯住他们，如有谋逆企图，立即处置，“不要顾忌，这是我们在制裁叛徒。”
毛人凤点头应过，立即赶往上海，派叶翔之等特务潜入香港，开展暗杀活动。
与李宗仁、白崇禧并列“桂系三杰”之一的黄绍竑是广西容县人。保定军校第三期毕业，曾任讨陆（荣廷）军总指挥、广西省政府主席兼留桂军长，国民政府内政部长，浙江省、湖南省主席，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监察院副院长。1949年为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成员，蒋介石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后，跑到香港九龙住下来，不久，即和43名国民党知名人士联名通电起义。
刘斐是湖南醴陵人，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主任作战参谋。抗战时期，任国民党军令部长，后任国防部参谋次长。1949年为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成员，国民党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后去香港，与黄绍竑等发表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黄、刘两人的义举使他们都上了军统的暗杀名单，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特务探知黄绍竑爱好收藏名画。叶翔之装扮成一个内地逃港的落魄教授，带着一幅重金求得的清代赝品，和于鸿鹄来到了黄绍竑的寓所。黄绍竑认识于鸿鹄，事先已约好，见了面，黄绍竑便问：“请问兄台，画带来了吗?”。
叶翔之是来探听虚实，以画为饵，钓住黄绍竑的胃口后伺机下手。他说：“请先生过目，我带来了一幅画，如果先生喜欢，我那里还有。”于鸿鹄说：“这位张先生刚刚来到香港，急需用钱，万不得已才出卖他的藏品。”
观赏画时，4个保镖警惕地站在旁边。叶翔之心想：到底是戎马一生的“桂系三杰”，不比他人，下手时要多带些人马。
黄绍竑看完后，说：“你这幅画是赝品。”叶翔之大吃一惊。黄绍竑接着说：“但同样有价值，因为这是‘扬州八怪’难得的伪作。”叶翔之讨好说：“先生真是行家，不瞒您说，好东西还放在家里。如果先生有兴趣，两幅宋代山水画的真迹我明天上午再送来。”黄绍竑高兴道：“那就烦劳您了，您有多少我就收多少，价钱决不会亏您。”
叶翔之和于鸿鹄乐滋滋地走了，他们以为鱼儿上钩了。
其实，特务的行动逃不过中共地下党的眼睛。当晚，中共驻香港负责人邀请黄绍竑与刘斐到《华商报》总经理家中吃晚饭。这位负责人通知他们：“周恩来副主席今日来电，邀请你们两位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负责接送黄绍竑的中共特工华克之当即决定让黄绍竑和刘斐不回原住所。华克之说：“有什么事我们去帮你处理好了，军统特务要对你们下毒手。”黄、刘两人听从了华克之的安排，搬到隐秘的地方，躲过了军统的暗杀。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8月至1949年9月，香港分局、香港工委秘密组织护送民主人士20多批350多人北上，人人安全抵达。
9月中旬，各地政协代表陆续到达北平，一时间北平名人会聚。徒留下蒋介石和毛人凤恨恨地握着那张暗杀名单，望“人”兴叹。
1948年11月，平津形势趋紧，蒋家王朝大势已去，但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为了将中国有才能的人尽数揽入怀中，使共产党掌管国家政权后出现文化断层、谋士缺乏、贤人荒芜的尴尬局面，蒋介石一方面授意蒋经国、朱家骅、傅斯年等，磋商谋划“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办法。另一方面密令毛人凤布置军统特务拉拢，监视各民主党派首脑及其他著名人物，动员他们去台湾，不愿者给予制裁。不能为我所用，亦不能为他人所用。
共产党方面早已洞悉其奸，未雨绸缪。辽沈战役结束后，周恩来就布置李克农、华克之、潘汉年等特工人员，通过地下党做好知名人士的动员争取工作。
于是，国共两党之间一场斗智、斗法、斗策略的争夺人才大战展开了。
一
北平的北大、清华两所大学的校长及其教授是蒋介石拟定的“抢救”名单中的第一批人。1948年11月13日，蒋介石专门派大员飞抵北平，劝说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南下，但胡适以正忙着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为由，不肯南下。翌日，蒋介石闻讯后两次亲自打电报催促胡适飞往南京，说时间紧迫，不容再拖延。同时，再次派出专机飞抵北平，“抢救”北大、清华教授。事已至此，胡适这才下了走的决心。
这段时间，共产党方面也在极力争取胡适，至少希望他不要离开北平，不要离开北大。
就在胡适还在犹豫不决时，中国共产党的广播电台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毛泽东主席也通过胡适的朋友传达口信：“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的图书馆馆长。”但胡适听后，将信将疑。
12月15日，胡适和著名教授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人分乘两架飞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国民党要员蒋经国、王世杰、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等在机场迎接。第二天中午，蒋介石在官邸设午宴为胡适一行接风。
1948年12月17日，北大50周年校庆，正值胡适57岁生日，蒋介石夫妇在黄埔路官邸再设寿筵，宴请胡适夫妇。蒋介石平日请客从不备酒，那天特地破例为胡适备酒贺寿，可谓破格示敬。
就在胡适与陈寅恪等人飞离北平后的第6天，即12月21日，第二批被国民党“抢救”出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江文锦等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学人并不愿意搭乘国民党的飞机去南京，他们借故留在北平。
梅贻琦到达南京后，国民党政府立即授予他教育部长之职，上任不到10天，梅贻琦便递交了“辞职书”，自称是未能将大部分的北平教授接运出来，感到十分惭愧。
如果说，在争取胡适这一回合中蒋介石占了上风的话，那么还有几个著名人士都是老蒋难啃的硬骨头，让老蒋赔尽了老脸。
南开大学的创办者、教育家张伯苓是蒋介石重点“抢救”对象之一。张伯苓为人忠厚谦虚，一心教育救国，却不懂政治，在蒋介石山穷水尽之际，他曾天真地表示愿意助蒋一臂之力，于1948年7月出任国民党考试院院长。
张伯苓到南京履任后，耳闻目睹国民党政府违反历史潮流的倒行逆施，大小官员贪污腐败。他看不顺眼，上任不到一个月，便以“体弱需静养”为借口，离开了南京考试院，避居重庆，终日深居简出。
这段时日，张伯苓从报纸上得知天津、北平相继解放，解放军横渡长江，迅速攻克南京，并向大西南进军，深悔一时糊涂，上了蒋介石的贼船。正当张伯苓苦闷彷徨之际，他收到南开校友来信，信上有一句令他感动的话：“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张伯苓喜形于色，如释重负。“飞飞”是周恩来在南开中学学习时的笔名。张伯苓认为“恩来为人正直忠厚，办事周到”，终于听从了自己学生的劝告，决心不离开大陆。
蒋介石也极力拉拢他，三番两次到张伯苓住地，催促他回任考试院院长，要求他尽快离开重庆，去台湾和美国均可，乘飞机如有顾虑，可在机舱设卧铺，夫人和儿媳都可以随行。张伯苓没表态，后来老蒋又派张群和蒋经国来劝行，他都婉言拒绝了。
最后，蒋介石亲自出马，二上张伯苓家，态度十分急切，只要张伯苓肯走，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张伯苓低头不语，主宾对坐无言，一时出现僵局。还是张夫人打破沉默，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他老了，又有病，做不了什么事啦。也该退休了，你让他辞职吧!”
蒋介石说：“老先生要退休，到美国去休养，夫人、儿子和孙子，全家都去，不更好吗?去台湾也可以，无论去哪儿，生活上的一切都由我给想办法。”张夫人答道：“我们的3个儿子都在北方，我们哪儿也不去，他舍不得儿孙!”
蒋介石见事已至此，多说也恐难奏效，便起身告辞，无可奈何离开张家，因心烦意乱，上汽车时，一头撞在车门框上。
1950年初，张伯苓到北京，受到周恩来的热烈欢迎。
著名的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与胡适同机离开北平，并不是跟老蒋走，而是由于生活习惯使然。据他自述，多半是因为他更适合南方气候，抑或怕共产党来了只能吃小米，或买不到对他的严重失眠症至为重要的进口安眠药。
陈寅恪一家只在南京住了一晚，第二天便悄悄赶到上海。在上海，他写信给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表达了愿去该校任教的心愿。陈序经马上答应为他安排。1949年1月，陈寅恪一家搬进了岭南大学。
1949年6月，国民党在广州组织了“战时内阁”，杭立武任教育部长。在这段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杭立武多次派人到岭南大学，劝说陈序经动员陈寅恪离开大陆，陈序经一直没有答允。
中共地下党也开展思想工作，动员二陈不去台湾，留下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杭立武一直念念不忘二陈，多次碰钉子后退而求其次，力劝二陈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再说，并说这样可以进退有余。陈序经还是摇头。
9月下旬的一天，杭立武亲自出马，拉着财政部长徐堪一块到校长陈序经的家，要陈序经一同劝说陈寅恪答应去香港，表示马上给陈寅恪10万元港币及新洋房。陈序经当时抢白道：“你给10万，我给15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住。”
杭立武无可奈何地离开了陈家。
新中国成立后，陈寅恪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中国物理学家、教育家、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吴有训，也是国民党“抢救学人”的重点对象。
1948年底，吴有训离开南京，搬到上海来住。1949年3月的一天，杭立武找到吴有训家中，取出一大叠银圆和金圆券，说这些钱先解燃眉之急，如果不够，还可以再给。并说蒋委员长非常挂念吴，让他尽快飞抵台湾，什么时候想走就挂个电话给他，他可以帮助办好一切手续。
中共地下党得知这一情况后，迅速和吴有训取得联系，嘱咐他赶快更换地址，深居简出，住处也不告诉别人，不要接待来客，在家安心等待上海解放。
杭立武再次登门催促吴有训赴台时，因找不到吴，十分气恼。
在紧张的气氛中又过了两个月，5月25日，人民解放军攻克上海。吴有训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带着子女走出家门，汇入了欢迎解放军的行列中。
当天晚上，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反复播放一段话：“吴有训先生，你在哪里?听到广播后，请你马上启程赴厦门，那里有人接你……”此后，每天都能听到这一广播，直到厦门解放。可见，国民党没有把吴有训拉到自己阵营中来，是心有不甘的。
建国后，吴有训历任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中科院副院长，致力于科学组织工作，为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桥梁专家、教育家、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的茅以升，在渡江战役前离开南京，到上海进驻同济大学中美医院治疗胃病。
1949年5月15日，蒋介石派人把茅以升接到金神父路118号。穿过戒备森严的院子，走进一间大厅，只见蒋介石坐在一张高靠背椅上。
不等客人开口，蒋介石抢先说：“茅博士，坐，坐。请你来是想和你商谈就任上海市一职之事。上海战火已起，人心思乱，政局不稳，迫切需要在教育界、工程界享有声誉的一位科学家出任秘书长，以安定人心。你是最好的人选。”
茅以升面露难色，婉辞说：“我患胃病已住进医院，遵照医嘱需长期治疗。我要回去服药了，告辞。”
盯着茅以升匆忙离去的背影，蒋介石无可奈何地长叹了一声：“又一个人才留给共产党了。”
中共地下党上海的负责人得知蒋介石要任命茅以升为上海市秘书长，赶忙派人通知他可以出任，并让他利用这一职位为保卫上海做工作，尽力阻止汤恩伯在败亡之前炸毁工厂。
时任国民党京沪警备司令的汤恩伯遵照蒋介石的手令，加紧抢运上海的黄金、白银和布匹、棉纱到台湾，寻思着如守不住上海，就炸毁机器设备，给中共留下一座空城废墟。
茅以升上任后，立即以秘书长的身份，说服外国领事团起草了一份照会，禁止汤恩伯破坏外国在沪开设的工厂。这个照会措辞相当强硬，汤恩伯看了大吃一惊，只得下令不得破坏外国人在上海的工厂。
新中国成立后，茅以升历任北方交通大学校长、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49年4月20日，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接到教育部长杭立武来电，请他速到上海相商要事。
竺可桢一到上海，刚落座，杭立武就说：“马上收拾东西，赶快去台湾，由你去担任台大校长。”竺可桢大吃一惊，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微微地摇头。
杭立武见状，说道：“要么，先去欧美考察一段时间也行。”
竺可桢见对方逼得很紧，只好来个缓兵之计，说：“杭部长，这么大的事，你总得让我考虑一下吧。”
竺可桢不回学校，避居在上海岳阳路一家小医院里。杭立武不见动静，就耍了个手腕，对竺可桢施压。他通过上海《新闻报》发了一则消息：“竺可桢在近日飞抵台湾。”一来以此迫使竺可桢就范；二来也算是向蒋介石交了账。
在医院里，竺可桢看了看报纸，只是付之一笑。
时隔不久的一个下午，竺可桢正独行在南京路上。突然，一辆黑色轿车在他身边戛然而停，车里钻出面带笑容的蒋经国：“竺校长，你不是去台湾么?怎么还没有走呢?”“走是要走的，还没有搞到飞机票。”竺可桢应付着。“这好办，我有飞机票，你住在哪里？我马上派人给你送来。”竺可桢搪塞道：“我现在居无定所。”
尽管竺可桢东躲西藏，住处还是被蒋经国找到了，而且亲自登门给他送上了飞机票。可见蒋氏对他的重视。两人寒暄几句之后，蒋经国话入正题，向竺可桢转达了蒋介石希望他去台湾的邀请，并以老朋友的身份再次“开导”竺校长。
竺可桢说：“谢谢总裁的好意。经过反复考虑，我想，还是不必去了。”
“不去了?”蒋经国愕然，“为什么?”
竺可桢说：“综观全局，大势已去。你想想，区区孤岛，弹丸之地，还能维持多久呢?”
“不要悲观，时局决非就是如此。”蒋经国还在不厌其烦地劝说，“越王勾践尚能东山再起，何况我们还有实力，只要大家精诚团结，同心同力，还是大有作为的……”
竺可桢仍不为所动，蒋经国见无效果，欲起身告辞，再图良策。不料竺可桢站了起来，笑容可掬地把蒋经国按回沙发上坐下，侃侃而谈：“想当初，先生14岁出国到苏联留学，28岁才回到祖国，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苦度了14个春秋。记得你回到祖国时，抓起一把土贴在胸前久久不放，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故土故乡故人，难离难分难舍啊!”
蒋经国完全理解竺可桢的一语双关，用心昭然。“我们是老朋友，我不得不说肺腑之言。”竺可桢诚恳地说，“今日之事，我不能无动于衷，如果你有勇气，我看你也不必去台湾。”
蒋经国身负使命，以双重身份来劝老朋友去台湾，不仅没能劝说成功，反而受到对方回劝，弄得很不是滋味，怅然而去。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蒋介石的“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终于没有顺利完成。据后来统计，除了胡适、梅贻琦等十几人之外，原国民党中央研究院80多位院士当中有60多位留在了大陆。各研究所、大学中的图书资料和实验仪器则近乎100％地保存下来。
二
蒋介石对学人采取的是比较客气的怀柔政策，而对各民主党派则采用残酷的打压手段。当年，蒋介石为了从政治上孤立共产党，为其独裁统治涂上一层“民主”的色彩，极力诱劝民主党派参加伪国大。在民主党派的代表中民盟占多数，于是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民盟的工作。周恩来当时对民盟强调，参加伪国大就一定会破坏政协，成为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帮凶。民盟在中共的帮助下，坚定了立场，在“国大”召开的前一天，民盟总部发出《紧急通知》，通知其成员决不参加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并坚决反对国民党召开分裂的国民大会。
伪国大召开后，国民党自认为不再需要利用这种粉饰，于是就对民盟及其他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施以赤裸裸的政治迫害，并于1947年10月27日，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宣告解散。
在中共的声援和帮助下，1948年1月5日至19日，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宣布不接受被迫解散的任何决定，并恢复民盟总部。
由于中共制定了正确的政策来保证中间势力的政治地位，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中共以真诚、友好、平等的态度来对待、感化、帮助各民主党派，他们最终倾向中国共产党。国民党越来越孤立。
在争取爱国人士上，国民党也棋差一着。素有“和平将军”雅号的张治中，是在国共都有人缘的重量级人物。
1949年4月中旬，作为国民党首席谈判代表的张治中接到中共最后修正的《国内和平协定》条款后，不敢作主，马上派黄绍竑飞回南京复命。代总统李宗仁一看条款，也不敢作主，派黄绍竑再送溪口，请蒋介石过目定夺。
蒋介石仔细看后，气急败坏地把和谈条款扔在一旁，骂道：“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南京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1948年4月21日，百万雄师过大江。23日，南京解放。
滞留北平的张治中、邵力子等一下子陷入了去意彷徨的窘境。南京政府已电告北平，迎接他们的专机不日将由上海专程飞往北平，转接他们回到南方。
正在张治中苦闷失落之际，周恩来及时地来到了他们的驻地。他关切地问道：“文白先生，你们有何打算?”
张治中苦笑道：“和平使者没有争取来和平，如之奈何?我们还得回南方复命啊!”
周恩来抱臂摇头，真诚劝挽：“10多年前，我们已经对不住一位姓张的朋友了。以蒋介石的一贯为人，你们回去了，不会善待你们的。我代表共产党、毛主席和人民，邀请你们留在北平，一道参加建设新中国。”
经过仔细协商，冷静思忖后，张治中决定留在北平。前途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又使张治中不安起来。为做和平表率，他将家眷留在南京。如果老蒋知晓他留在北平，以其行事风格，肯定会扣作人质的。
然而，此时的蒋介石还蒙在鼓里。他一面大骂张治中，一面派飞机相接，他想张治中毕竟跟随了他几十年，且一直列位封疆，肯定不会跟共产党走。因此，在他拒绝签字的当天即4月21日，便安排他的二公子蒋纬国径赴南京，专程接走张治中的夫人及子女到上海，其用意很明显，一是关心，二是以家眷督促张治中南归。张治中在国民党内门生故旧极多，威望高、影响大。
3天后，一位老友通知张夫人马上收拾行李，有飞机送他们去北平。中共地下党已通知她，张治中留在那里。
4月24日凌晨，张夫人带着子女去了机场，碰上了国民党交通部长，他问张夫人去哪里。机警的张夫人回答说，去兰州。张治中的职务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那位交通部长说：“今天没有去兰州的飞机，已经派飞机去北平接和平代表团了。张长官要回来了，你们回去等吧。”
“谢谢您的关照。”张夫人带着子女辞别，从容地走出了候机室。先前带路的一位军官如释重负地跑过来，将他们带往停机坪。那架专门迎接和平代表团的飞机已发动了引擎。张夫人一行急忙登机，刚一落座，飞机便起飞了。张夫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两小时后，飞机降临北平。
张治中与家人团聚了，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那架迎使专机自然无功而返。
蒋介石咆哮如雷：“娘希匹!我的学生背叛我；多年的袍泽故旧背叛我；现在，连张文白居然也背叛我……这个，这个，张文白的家眷不是在上海吗?我亲自安排纬国去接的。”
侍从室主任俞济时小声地说：“他的家眷也上了那趟飞机，去了北平。”
“糊涂!荒唐!”蒋介石怒火万丈，“这是怎么回事?人家投降了共产党，我们还要去送人情。”
“听说是二公子安排的。”
蒋介石没说什么，呆坐在沙发中。陪侍一侧的毛人凤大气都不敢出。良久，蒋介石吩咐毛人凤，和平代表中还有黄绍竑、刘斐等在南方，盯住他们，如有谋逆企图，立即处置，“不要顾忌，这是我们在制裁叛徒。”
毛人凤点头应过，立即赶往上海，派叶翔之等特务潜入香港，开展暗杀活动。
与李宗仁、白崇禧并列“桂系三杰”之一的黄绍竑是广西容县人。保定军校第三期毕业，曾任讨陆（荣廷）军总指挥、广西省政府主席兼留桂军长，国民政府内政部长，浙江省、湖南省主席，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监察院副院长。1949年为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成员，蒋介石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后，跑到香港九龙住下来，不久，即和43名国民党知名人士联名通电起义。
刘斐是湖南醴陵人，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主任作战参谋。抗战时期，任国民党军令部长，后任国防部参谋次长。1949年为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成员，国民党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后去香港，与黄绍竑等发表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黄、刘两人的义举使他们都上了军统的暗杀名单，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特务探知黄绍竑爱好收藏名画。叶翔之装扮成一个内地逃港的落魄教授，带着一幅重金求得的清代赝品，和于鸿鹄来到了黄绍竑的寓所。黄绍竑认识于鸿鹄，事先已约好，见了面，黄绍竑便问：“请问兄台，画带来了吗?”。
叶翔之是来探听虚实，以画为饵，钓住黄绍竑的胃口后伺机下手。他说：“请先生过目，我带来了一幅画，如果先生喜欢，我那里还有。”于鸿鹄说：“这位张先生刚刚来到香港，急需用钱，万不得已才出卖他的藏品。”
观赏画时，4个保镖警惕地站在旁边。叶翔之心想：到底是戎马一生的“桂系三杰”，不比他人，下手时要多带些人马。
黄绍竑看完后，说：“你这幅画是赝品。”叶翔之大吃一惊。黄绍竑接着说：“但同样有价值，因为这是‘扬州八怪’难得的伪作。”叶翔之讨好说：“先生真是行家，不瞒您说，好东西还放在家里。如果先生有兴趣，两幅宋代山水画的真迹我明天上午再送来。”黄绍竑高兴道：“那就烦劳您了，您有多少我就收多少，价钱决不会亏您。”
叶翔之和于鸿鹄乐滋滋地走了，他们以为鱼儿上钩了。
其实，特务的行动逃不过中共地下党的眼睛。当晚，中共驻香港负责人邀请黄绍竑与刘斐到《华商报》总经理家中吃晚饭。这位负责人通知他们：“周恩来副主席今日来电，邀请你们两位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负责接送黄绍竑的中共特工华克之当即决定让黄绍竑和刘斐不回原住所。华克之说：“有什么事我们去帮你处理好了，军统特务要对你们下毒手。”黄、刘两人听从了华克之的安排，搬到隐秘的地方，躲过了军统的暗杀。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8月至1949年9月，香港分局、香港工委秘密组织护送民主人士20多批350多人北上，人人安全抵达。
9月中旬，各地政协代表陆续到达北平，一时间北平名人会聚。徒留下蒋介石和毛人凤恨恨地握着那张暗杀名单，望“人”兴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