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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上海的格致书院作为中国近代最著名的书院之一，其办学方法、教学内容等都与传统的书院教育、教会教育、洋务派创办的学堂教育有着明显的区别，它那极具创新的思想，为当时的知识界、教育界带来了新的曙光。
关键词：格致书院;经营;教育
一、格致书院的创办
格致书院于1874年由傅兰雅和徐寿在当时的上海英租界福州路元芳花园北首创办，徐寿在他的《为上海设格致书院上李爵相禀并条陈》就明确指出了其办学之目的，“惟是局中从事者知之，而局外仍未尽知也，......召集深思好学之人，随会学习，讲求参考，以冀将来艺学振兴，预备人才施诸实用，......使风气渐开，以收致用之效”。[1]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徐寿办学目的有三：其一，是窥究西方自然科学之奥妙，改变中国传统科学中的“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其二，是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其三，是改变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
在创办书院的过程中，傅兰雅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一名传教士，在中国除了有传播宗教的任务以外，傅兰雅还把推广西方科学知识作为传教的重要内容，1874年在他主持的博物会上提出了“请明晓格致之西人聚议设立格致书院之事[2]”，随后由傅兰雅、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伟立亚烈等四人成立董事会，并开始集资，从1874年4月6日至1875年7月11日，董事会共计召开八次会议，会议主要内容为：筹措资金，买地建房，制定书院章程，书账管理，开办分校等等。在筹集资金的过程中，书院也获得了官方的鼎力支持，在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筹集的捐銀五千余两中，内有一千零八十七两为李鸿章给发，并批望此院速成。由于徐寿、傅兰雅等人的努力以及官府的支持，资金很快筹集到位。
二、格致书院的经营
在书院的管理方面，由居住在上海之董事八人管之，“西人四名，华人四名[3]”，此外还在英国的首都伦敦设立董事若干人，“办理格致书院在外国所有之事[4]”，此两处董事都分别设立文秘一人，负责办理笔墨一事，设立出纳一人，负责收付银钱一事;并且每隔半年将书院中的各事印成中文、西文各一份，“内载明收付各款、助银之人名[5]”，由此可见当时的格致书院已经具备相对完善的企业财务管理模式。
书院在成立之初，需要买地、建屋、买书、购买各种格致之器，很快在资金方面已经捉襟见肘，为实现书院的长期发展，董事会决定“则董事必定周年来学来看之人，每人助钱若干，并暂时来看之人，出钱若干，则可历年不蹶[6]”。通过收取参观者一定费用的方式，为书院的发展实现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
为便于各种格致之器的展示和使用，书院还设立了博物房、格致堂和立书房，博物房内主要安置各种机器与器具（主要就是工业产品），国外生产的器物或借或送，都可存于该院内，送来的物件，如果董事觉得“不甚合适”，可以不收，已借之物，则一年后方可取回;开院满一年后，为缓解资金紧张问题，“则借入院内之物，每年收租房银若干[7]”。格致堂则陈列各种格致之器，包括大天球、大地球仪、天文器、电报与电线等等现代化的设备，此外书院请那些“明于格致之人”，在院中用器具明讲格致之事。而那些愿意去学习格致之器的人，“可告知董事”，书院会在其中挑选合格者分班学习，并且不会收取任何学习费用。
三、书院招生及课程
1879年11月，随着书院创办的进一步完善，计划开始“招致生徒，究心实学[1]”，书院占地面积广阔，董事计划半为博物院，中列图书象物，半为学生宿舍，可容纳数百人。学生可依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科目，一为西方的语言文字学，来学者每年“纳四十金”，由书院提供饮食，另外一个为自然科学，包含算学、化学、矿学、机器之学等，院内的书籍、器具皆可罗列使用，该科学费也比语言文字学要高很多，“来学者先纳三百金”，但是若学业有成，“原银仍交该生领回[2]”，若学业未成或中途退学者，“其银罚充公项[3]”。为考察学生的学习情况，书院每年四次，请一些地方大员以格致命题，令学生作答，其中的《铁路利弊论》、《富强策》都在当时广为传颂。
开设西学课程是书院创办的重大突破，打破了中国传统书院只教授四书五经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的束缚，格致书院建成后，设立了矿务、电学、测绘、工程、汽机、制造等六个工科专业，以上六个学科，按照西方的学习办法，派定课程，所需要的书籍由学生自己购备，在学习的过程中，“遇有难明之处，可按期到院询问，为之讲解[4]”。但是所有的功课“全赖学者自行工苦，殷勤习学，本书院不过略助讲解，以便明通而已[5]”，可见书院更多的时候是让学生自己领悟，老师则只是协助学生学习，这种教育模式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再者，书院并不是让学生六科同时进行学习，而是要求学生按照课程逐科进行学习，以免贪多务得，为了考察学生的学习情况，书院还每月一次进行考试，学生只有通过学院的面试，“果觉纯熟”，方可给课评后再换新课。否则，仍需要继续学习前面的课程。而习熟全科或者专科的学生，只要通过书院的考试，就可发放书院课凭。
考试的题目则分为格致类、人才类、富强治术类、农矿水利类、社会救济类、国际现势类、边防类等等，这些基本上与当时中国面临着的严重社会危机以及洋务运动的主题是息息相关的，而命题者除了像李鸿章、盛宣怀、曾国藩、刘坤一这些晚晴地方大员以外，可包括郑观应、李正荣、吴引孙这些热衷于实业救国的名流，具体的课题也是种类繁多，不胜枚举，如李鸿章的《以月离测精读解》、刘坤一的《物体凝流二质论》、盛宣怀的《轮船、电报二事，应如何剔弊方能持久论》、吴引孙的《中外各国刑律轻重宽严异同得失考》，从以上列举的几个题目可以看出，这些课题都是当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一些前沿问题或为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
四、书院的社会影响
首先是对教育目的的改变，自隋唐科举制度创立以来，传统的王朝国家中的书院或者学校，主要是为了培养科举人才，为国家的统治所服务，相对而言，格致书院就更具有实用性，培养的学生既不是官员也不是宗教徒，而是工科型人才，是服务于现实生活需要的。
其次是崭新的办学模式，学院的创办人既有商人，也有政府官员，还有在华的外国人员，学院特成立了董事会这样一个行政机构来统一管理，在面对学院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并需要做出决定的时候，由董事会来共同决定，把犯错的风险规避到最小，有着决策的灵活性与民主性。
再者学院的教学方法也与传统学校有了明显区别，传统的书院是属于教师的讲授过程，而格致书院更多的时候已经不再局限于书本，而是是鼓励学生自学，只有遇到不解与难明之处时，方可寻求老师的帮助。
最后就是考试模式的改变，尽管格致书院考核学生成绩的标准依然采取的是应试教育的模式，不过在考试的内容方面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在局限于传统的四书五经，而是涉及到自然、人文、政治、时局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结语：
格致书院的经营也并非一帆风顺，究其原因，一是“风气未开，鲜知格致旨意[1]”，二是“经费不充，推广良难[2]”，其三“寡乏名师，教授有志诸生[3]”。即便如此，格致书院的在中国近代教育方面的开创性，仍是不容忽略的，并为现代的教育创办提供诸多启发与借鉴。
参考文献：
[1]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2]盛蕾：《清代格致书院创办及影响考究》，历史考证。
[3]徐泓：《清末民初上海格致书院》，江南文史，2009年12月。
作者简介：王海金（1991-），男，汉，山东省诸城市，研究生在读，中国近现代史
关键词：格致书院;经营;教育
一、格致书院的创办
格致书院于1874年由傅兰雅和徐寿在当时的上海英租界福州路元芳花园北首创办，徐寿在他的《为上海设格致书院上李爵相禀并条陈》就明确指出了其办学之目的，“惟是局中从事者知之，而局外仍未尽知也，......召集深思好学之人，随会学习，讲求参考，以冀将来艺学振兴，预备人才施诸实用，......使风气渐开，以收致用之效”。[1]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徐寿办学目的有三：其一，是窥究西方自然科学之奥妙，改变中国传统科学中的“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其二，是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其三，是改变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
在创办书院的过程中，傅兰雅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一名传教士，在中国除了有传播宗教的任务以外，傅兰雅还把推广西方科学知识作为传教的重要内容，1874年在他主持的博物会上提出了“请明晓格致之西人聚议设立格致书院之事[2]”，随后由傅兰雅、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伟立亚烈等四人成立董事会，并开始集资，从1874年4月6日至1875年7月11日，董事会共计召开八次会议，会议主要内容为：筹措资金，买地建房，制定书院章程，书账管理，开办分校等等。在筹集资金的过程中，书院也获得了官方的鼎力支持，在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筹集的捐銀五千余两中，内有一千零八十七两为李鸿章给发，并批望此院速成。由于徐寿、傅兰雅等人的努力以及官府的支持，资金很快筹集到位。
二、格致书院的经营
在书院的管理方面，由居住在上海之董事八人管之，“西人四名，华人四名[3]”，此外还在英国的首都伦敦设立董事若干人，“办理格致书院在外国所有之事[4]”，此两处董事都分别设立文秘一人，负责办理笔墨一事，设立出纳一人，负责收付银钱一事;并且每隔半年将书院中的各事印成中文、西文各一份，“内载明收付各款、助银之人名[5]”，由此可见当时的格致书院已经具备相对完善的企业财务管理模式。
书院在成立之初，需要买地、建屋、买书、购买各种格致之器，很快在资金方面已经捉襟见肘，为实现书院的长期发展，董事会决定“则董事必定周年来学来看之人，每人助钱若干，并暂时来看之人，出钱若干，则可历年不蹶[6]”。通过收取参观者一定费用的方式，为书院的发展实现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
为便于各种格致之器的展示和使用，书院还设立了博物房、格致堂和立书房，博物房内主要安置各种机器与器具（主要就是工业产品），国外生产的器物或借或送，都可存于该院内，送来的物件，如果董事觉得“不甚合适”，可以不收，已借之物，则一年后方可取回;开院满一年后，为缓解资金紧张问题，“则借入院内之物，每年收租房银若干[7]”。格致堂则陈列各种格致之器，包括大天球、大地球仪、天文器、电报与电线等等现代化的设备，此外书院请那些“明于格致之人”，在院中用器具明讲格致之事。而那些愿意去学习格致之器的人，“可告知董事”，书院会在其中挑选合格者分班学习，并且不会收取任何学习费用。
三、书院招生及课程
1879年11月，随着书院创办的进一步完善，计划开始“招致生徒，究心实学[1]”，书院占地面积广阔，董事计划半为博物院，中列图书象物，半为学生宿舍，可容纳数百人。学生可依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科目，一为西方的语言文字学，来学者每年“纳四十金”，由书院提供饮食，另外一个为自然科学，包含算学、化学、矿学、机器之学等，院内的书籍、器具皆可罗列使用，该科学费也比语言文字学要高很多，“来学者先纳三百金”，但是若学业有成，“原银仍交该生领回[2]”，若学业未成或中途退学者，“其银罚充公项[3]”。为考察学生的学习情况，书院每年四次，请一些地方大员以格致命题，令学生作答，其中的《铁路利弊论》、《富强策》都在当时广为传颂。
开设西学课程是书院创办的重大突破，打破了中国传统书院只教授四书五经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的束缚，格致书院建成后，设立了矿务、电学、测绘、工程、汽机、制造等六个工科专业，以上六个学科，按照西方的学习办法，派定课程，所需要的书籍由学生自己购备，在学习的过程中，“遇有难明之处，可按期到院询问，为之讲解[4]”。但是所有的功课“全赖学者自行工苦，殷勤习学，本书院不过略助讲解，以便明通而已[5]”，可见书院更多的时候是让学生自己领悟，老师则只是协助学生学习，这种教育模式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再者，书院并不是让学生六科同时进行学习，而是要求学生按照课程逐科进行学习，以免贪多务得，为了考察学生的学习情况，书院还每月一次进行考试，学生只有通过学院的面试，“果觉纯熟”，方可给课评后再换新课。否则，仍需要继续学习前面的课程。而习熟全科或者专科的学生，只要通过书院的考试，就可发放书院课凭。
考试的题目则分为格致类、人才类、富强治术类、农矿水利类、社会救济类、国际现势类、边防类等等，这些基本上与当时中国面临着的严重社会危机以及洋务运动的主题是息息相关的，而命题者除了像李鸿章、盛宣怀、曾国藩、刘坤一这些晚晴地方大员以外，可包括郑观应、李正荣、吴引孙这些热衷于实业救国的名流，具体的课题也是种类繁多，不胜枚举，如李鸿章的《以月离测精读解》、刘坤一的《物体凝流二质论》、盛宣怀的《轮船、电报二事，应如何剔弊方能持久论》、吴引孙的《中外各国刑律轻重宽严异同得失考》，从以上列举的几个题目可以看出，这些课题都是当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一些前沿问题或为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
四、书院的社会影响
首先是对教育目的的改变，自隋唐科举制度创立以来，传统的王朝国家中的书院或者学校，主要是为了培养科举人才，为国家的统治所服务，相对而言，格致书院就更具有实用性，培养的学生既不是官员也不是宗教徒，而是工科型人才，是服务于现实生活需要的。
其次是崭新的办学模式，学院的创办人既有商人，也有政府官员，还有在华的外国人员，学院特成立了董事会这样一个行政机构来统一管理，在面对学院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并需要做出决定的时候，由董事会来共同决定，把犯错的风险规避到最小，有着决策的灵活性与民主性。
再者学院的教学方法也与传统学校有了明显区别，传统的书院是属于教师的讲授过程，而格致书院更多的时候已经不再局限于书本，而是是鼓励学生自学，只有遇到不解与难明之处时，方可寻求老师的帮助。
最后就是考试模式的改变，尽管格致书院考核学生成绩的标准依然采取的是应试教育的模式，不过在考试的内容方面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在局限于传统的四书五经，而是涉及到自然、人文、政治、时局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结语：
格致书院的经营也并非一帆风顺，究其原因，一是“风气未开，鲜知格致旨意[1]”，二是“经费不充，推广良难[2]”，其三“寡乏名师，教授有志诸生[3]”。即便如此，格致书院的在中国近代教育方面的开创性，仍是不容忽略的，并为现代的教育创办提供诸多启发与借鉴。
参考文献：
[1]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2]盛蕾：《清代格致书院创办及影响考究》，历史考证。
[3]徐泓：《清末民初上海格致书院》，江南文史，2009年12月。
作者简介：王海金（1991-），男，汉，山东省诸城市，研究生在读，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