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安：自秦始皇挥师南下收复岭南之后，广州就一直肩负着镇守祖国南大门的重任。岭南有两个重要的出海口，一个位于湛江一带的北部湾，另一个位于珠三角的广州。当年，航海技术不发达，抗风浪能力薄弱，远洋商船在航行过程中不能离开陆地太远。所以，来自南海海域的商船只能沿海南岛西侧航行，进入中国的第一站必然是北部湾，也就是说，北部湾是秦汉时期中国南部最重要的出海口。靠近大陆行驶的远洋商船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航行路线长和沿岸彪悍的海盗。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商船的补给能力和抗风浪能力得到了加强，可以离开海岸线了。很多商船逐渐放弃了海南岛西侧的航线，改道海南岛东侧驶向中国。此时，广州就成为迎接来自南海海域远洋商船的第一个港口。
　　秦汉交替时期，岭南大地发生了一件颇有戏剧性的历史事件。秦朝将领赵佗宣布独立，成立南越国，定都广州。遗憾的是南越国国运不长，不久就被大汉王朝拿下。广州也随之失去了掌控岭南大地命运的大权。在两汉几百年的统治时期，中央政府将岭南统治中心由广州迁到了“广信”。“广信”位于现在广东和广西的交界处，但史学家一直无法确定它的具体位置。三国时期，孙吴重臣步骘来到岭南，觉得广州的地理位置远远比广信重要，又把岭南的统治中心由广信迁回广州。岭南统治中心的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过程，可以算是广州城市发展第一阶段的主要特征。
　　广州城市发展第二阶段的主要特征应该是唐宋时期海上贸易的大规模爆发。作为履行海上贸易的重要官职——市舶使和代表皇权的海上贸易权力机构——市舶司都是最早出现在广州的。那个时期，广州与中原的陆路交通随着梅关的打通，更加便捷。也就是说，唐宋时期，广州真正成为了中国与海外沟通的桥梁。
　　随着世界航海事业的发展，处在中国版图南部角落的广州开始受到“冷落”。先是泉州港取代了广州港，其后，海上贸易中心一路北上到宁波、天津。
　　广州城市发展的第三阶段始于明朝海禁。海禁将海上贸易中心北上的浪潮推回广州。广州开始出现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发展时期，海外交易重心回归广州。
　　这个时期，政策导向和市场导向出现了数百年的“拉锯战”。海上运输成本低，如果海上货物经过广州转为陆路运输必然会增加成本。如果远洋商船能直接进入江浙一带或华北地区，运输成本就会降低很多。因此，海禁政策一直想把海上贸易中心往中国东南部压，而市场作用却一直将海上贸易中心往中国东北部推。在两个导向的作用下，海禁实行一段又放松一段，放松一段又实行一段，直到清朝的“一口通商”。“一口通商”导致广州城市和现代文明碰撞。唐宋时期虽然有海上贸易往来，但我们和西方毕竟都还处于传统社会，处于非现代城市的阶段，文明差异并不明显。而明朝特别到了清朝，西方已进入近代或现代社会，而我们还处于传统社会，“一口通商”的意义就远远不止贸易了，它实际上是把现代思想或现代城市理念传进来了，广州是比较早接触这类新鲜事物的。
　　《同舟共进》：为什么广州与商业的联系特别紧密？
　　潘安：我个人觉得有两个比较大的原因：第一，和我国传统文化有关。我们国家从本质上讲是农耕文化国家，对土地特别依赖和重视，而不注重发展商业，所以有“轻商”的说法。商业需要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下才能培育发展起来。
　　其实广州的商业发展和川西平原、江浙一带相比并不算很强。但后者的农耕文明和商业并存，前者的商业特征较之农耕文明更为突出。我们谈到江浙地区时，经常会聊它们富饶的乡村，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很有文人气息的社会，商业并不是特别突出。川西平原也一样，大家都觉得川西平原很安逸，生活很舒适，是一个农耕文化很浓的地方。广州的农耕文明并不强，农耕文化也不是特别突出，于是商业优势就凸显出来了。即便在全国来说，广州商业并不是最优秀的，但也独树一帜。所以我们一直觉得广州是商业城市，因商而生，因商而兴，因商而变。其实这句话的本意是什么？是这座城市和商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城市发展的过程都与商业有关。
　　另外一个因素是海上贸易。广州是最早接触西方文化的城市之一。北部湾因为海上航线变更和陆路交通不便，海外贸易中心的地位比较早地被广州取代了。海上贸易对我们影响很大。在强盛的唐宋时期，海上贸易中心强化了广州的经济实力。海禁之后，海上贸易中心转回广州，这时的海上贸易不仅仅是物资交流，而且还伴随着文化的交流和现代文明的输入。广州城市在海上贸易活动中不断变化。
　　商业对广州的影响还体现在对城市结构，包括空间关系上的改变。比如原本很多货物都是从川西平原和长三角平原向广东汇集。海禁后，内陆的货源被掐断了。可是广州又需要对外贸易，怎么办呢，只能发展地方工业，例如佛山的崛起就和这一点有关，因为找不到最好的苏绣、蜀绣，只能自己生产，工商业便因此而兴。
　　《同舟共进》：所以能否这样理解，商业之于广州是城市基因般的存在，因此具有了延续性，广州也由此发展成了千年商都？
　　潘安：对，千年商都其實也是从这个角度看的，就是因为它的城市主导特色没变。很多城市的定位可能在不断发展，但对广州来讲，原生动力没有发生太大变化，那就是商业，各种各样的因素催化着商业，商业又催化着城市变化。
　　我一直说，广州的商业不是全国最强的，但对于这个城市来讲，商业确是最重要的。其它城市的商业可能并不是唯一主导因素，但广州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州是商都，至少是全国唯一的一个相对稳定的商业城市。翻开史料，查汉代，查唐朝，查哪个朝代的商业情况，广州从来不排第一，但始终在榜单里。
　　《同舟共进》：广州稳定的城市性格是因为以商业为核心的缘故吗？
　　潘安：对，有这个因素。我经常举华南土特产交易会的例子。1950年后，国家贸易情况堪忧，农民的粮食卖不出去，工厂的货物卖不出去，粮食囤积，货物囤积，农民没饭吃，工厂要破产。那时陈云副总理主管经济，组织干部商量办法，决定先让内部转起来，办土特产交易会，让大家把货物卖出去。广州是第三个办交易会的。 　　广州办交易会的做法和前面两次交易会有很大差别。之前其它地方做交易会的形式有点像集市或科考，大家都觉得不需要一个稳定的场地，临时找空地，交易会结束后再作他用。这样做相对来讲成本是很便宜的。
　　而广州就觉得不该做成临时性的，应该做成永久性的，因为这里存在着商机。广州土特产交易会选择在今天的文化公园那里建了几个展览馆，这对后来广交会落户广州有一定影响。广州的心态是，认为这个事情可以做，就会一直做下去。到了后来，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要选址落地时发现，所有城市中，最有潜质的就是广州。此后的改革开放也与广交会有很大关联。
　　在广州，很多事情都是慢慢成长，然后也会自己慢慢衰败，衰败的过程中，因为各种因素注入一股血后又开始慢慢往上走。这是历史的一种巧合，也是一个机遇，但我觉得本质上是必然的。
　　回顾这段历史就会发现，广州一直是新生事物的摇篮。唐宋孕育了海外贸易，明清时期孕育了现代生活，解放初期孕育了交易会。还有，“文革”后孕育了改革开放……孕育的成果惠及全国。很多东西在广州出现后，没过多久就可以在另一个地方生根。
　　自下而上的包容

《同舟共进》：您怎么定义广州的城市性格？
　　潘安：广州是海纳百川的，是包容的，它还有一种市井文化。很多广州人可能不喜欢“市井”这个词，觉得有点贬低广州。但我觉得这并不是贬低广州，市井文化代表着一种很包容的，很务实的文化。北上广经常会被拿来比较。北京是政治中心，上海高大上的东西多一点，而广州则是属于市民的。广州对文化的吸纳不像上海那样自上而下，也不像北京那样深受行政中心的影响，它是自下而上的。这就是包容，根子里的包容。这种包容是属于全社会的。
　　《同舟共进》：为什么全社会能达成这样的一种性格？
　　潘安：在这个城市的发展过程中，第一远离行政中心，第二一直是商业主导，广州这个地方只有大家共同发展才能生存下去。第三，广州在历史上是贬官之地，被发配过来的人都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这些人对广州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第四个重要因素是封疆大吏。要能把地方守住，就必须要有一定的权力，所以“两广”总督的权力往往会比其它地方稍微大一点，自由裁量权也会大一些。他们对这个地方的政策可以有一定的考虑。应该说，广州在历史上受到的无缘无故的干涉很少，相对来讲比较尊重本地风俗文化，在这样的管理下是稳定的。
　　《同舟共进》：广州人的性格和城市文化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潘安：我觉得广州人属于比较自由的一类，接地气点说是比较散懒的。1980年我第一次来广州，在路上见到的本地人都是穿着拖鞋睡衣就出门。广州的商业传统让这里的人可以随随便便做点什么就能把自己养活起来，而不是像北方那样一定要去找份工作。广州人比较自由，比较容易满足，当然，有更好的条件也不会放弃。
　　广州人的这种性格还受到气候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在北方，做一笼屉馒头可以吃三天不怕坏，有时甚至吃一个月。过年过节，杀一头猪可以吃半年。所以人们会很有计划性。在广州杀一头猪，别说半年，一个星期就发霉了。反映到生活中，就是做事情无需中规中矩也能生存得很好。
　　从云山珠水”走向“山城田海”
　　《同舟共进》：您曾提到广州的城市规划是一个特例，能具体谈谈吗？
　　潘安：这个城市实际上是分两阶段来走的，第一阶段是传统的城市。秦汉时期，广州是个山水交界的地方，没什么平原，所以人们经常讲广州是“撑”出来的，它不像平原城市，如同一张白纸，想在上面画多大就多大。广州是有多大就建多大，靠着水不断往后退，城不断往外建，这样“挤”出来的。广州城市的发展历程是水和城之间较量的结果。
　　受商业影响，城市结构相对更松散和自由。比如在唐长安城，城市里每个房子都是用围墙圈起来的，像一个个小棋盘那样排列。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也会相对集中，所以就有了东市、西市，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城池。广州不存在这种情况，一是建筑材料本身达不到要求，当时人们住的都是茅草房;第二也没有必要，商业城市的贸易无处不在，所以城市结构自然相对更松散和自由。
　　城市建到民国时期，广州城的西边被占满了，南边也被占满了，当年孙中山还曾提出填珠江造地的设想。当广州跨过东山区开始建设天河区时，新的城市规划出现了。这个新城市规划的前提条件是，我们征服山水的能力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山水对于城市来讲，是可以用的，而不再是阻隔。
　　现在的城市和原来的城市是两个概念了。现在的城区大概在500到1000平方公里，是以前的10倍到20倍，所以老城只占了很小一部分，整个城市结构必须重新调整。城市体量变大了，交通方式变化了，交通的影响和山水格局的影响也相应发生变化。
　　交通过去靠江来解决运输，以码头作为主要站点，一直到解放前，广州的3个火车站全是沿江的。现在城市变大了，火车站再建在城市里就不太合适了，应该往外推。机场不断向北走，海港不断向南走，它們都在不断远离城市中心。同时，随着城市变大，原来“云山珠水”所辖的空间就不够了，就有了现在的珠江新城。广州城市也从云山珠水”走向了“山城田海”。新的城镇规划相当于造了一个新城。
　　过去佛山是佛山，广州是广州，东莞是东莞，不太有交集。现在广州与东莞慢慢连上了，与佛山贴得更紧密。广州与周边城市之间的关系成为了必须考虑的关键。经济全球化下，城市的作用慢慢让位于城市群，过去城市的强弱决定了城市的发展，现在地区竞争力的强弱决定了城市的发展。
　　《同舟共进》：在城市群建设中，广州可以在哪些方面推进和努力？
　　潘安：就当下的机遇而言，广州要发展，就要在粤港澳大湾区里找到自己的定位，与周边城市很好地配合，发挥服务功能。广州历来是为周边城市服务的，周边城市之所以能依附过来，原因就在于广州能提供更好的服务。只有在被需要时，广州才能发挥引领作用，才能在互动过程中做大、做强。在城市的关联中为整个地区服务，坚持好主导地位，对广州来讲是很重要的。 　　大湾区与长三角、京津冀不同，它有香港、澳门，有制度特色、经济特色，开放程度是最大的。在大湾区的发展过程中，我认为不是广州要把香港拉进来，而是要借助香港把广州推介出去，向香港推就是向世界推，通过香港走向世界。如何把广州的东西推到香港去，包括广州的产品、技术、资金，之后再走向世界，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广州和香港的一体化程度越高，对发展越有利。
　　《同舟共进》：在这个背景下，广州的主导作用要如何体现？
　　潘安：传统来讲，广州的主导地位是什么？比如以前人们生病了，总希望能到广州来治疗;想读书了，到广州来上学;想看体育表演了，到广州来;想逛公园了，也到广州来……因为过去很多东西只有省会城市才有。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广州更需要的是尽量提供多些“大服务”，比如说大数据园地，或能支撑各个城市大数据产生的东西。在深圳就有很多这类服务，广州应该多做一些，要打造现代科技产业，成为科研的实验基地，吸引科研院所来落地，再让产品走出去，而周边的城市可以利用广州的产品去发展产业。我觉得广州未来应该起这样的主导角色。
　　最有特色的是“地方”
　　《同舟共进》：广州在现阶段的发展上有什么优势？
　　潘安：广州有绝对优势，而不是有一点。在广东省内，广州坐拥大部分优质科研机构和高校，汇聚了人才、科技、研发的优势，广州可以更好地利用。比如说东莞的松山湖，原来什么都没有，是东莞举全市之力打造而成，然后进行招商引资，前后花了10年到20年时间，今天看来效果还是不错的。
　　如果同样的情况放在广州，可能用一半时间就能造出来，因为这里基础好。广州花20年时间打造一个珠江新城，花10年时间打造一个琶洲，这些都做得不错。但在科研和研发方面，除了吸引来一些企业的总部外，还没看到特别突出的成绩。
　　广州有优势，这是无可争议的。对于广东省和广州市而言，都应该争取把服务中心放在广州，过去是生活服务中心，现在是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不是说我是广州人就想办法把所有的中心都放在广州，客观地说，是因为广州本身有基础，可以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条件，能做得更好。同时，广州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它要发展什么，不发展什么，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广东的核心发展内容不是放在广州，而是放在其它城市，效率会降低，这对广东省并不是最有利的。所以，发挥投入产出的最大效益是很关键的，这样才能进一步和其它城市群竞争。
　　《同舟共进》：广州当下有何独特的吸引力？
　　潘安：基础的吸引力——人才储备、技术储备、产业储备，它們可以让外来投入发展得更快、更大、更好，我觉得这就是广州的吸引力。举中央商务区为例，中央商务区不是盖一栋写字楼就完事了，而是要想投资者想要什么。首先，他要知道他的合作伙伴在哪儿;其次他要有方便的工作环境，方便的交通环境;再者，他要有方便的生活环境，员工要能吃好住好，客户要有好的酒店。这才是中央商务区。而只有像广州这样的城市才具备这些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客户关系、交通条件，它的吸引力不是某个局部的点，而是一个整体。
　　《同舟共进》：相较而言，人们常认为广州一直以来的形象都比较低调。您觉得广州是否应该打造一个更突出的城市形象？
　　潘安：我不太主张城市一定要有个什么形象，或一个什么标志性的东西。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去打造一个像上海外滩那样的标志地，广州的性格也不合适。做个比较，外滩和沙面几乎是同期建的，外滩经过3次改造变成现在的样子，沙面基本没动过，就是历史模样。这就是广州的，那就是上海的，不需要刻意去追求，顺其自然就好。广州的CBD形象之所以形成，不是因为我们要打造这个形象本身，而是在市场的主导下，顺应市场规律产生的。
　　一个城市的品牌更应该主打一个城市的内在文化，或把内在文化激发出来。对于广州，最有特色的是什么？毫无疑问，是“地方”，是市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