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人看来，日本的新冠疾病（COVID-19）疫情一直存在奇怪的、难以看清的地方。
　　临近中国、人口密度高、前期对中国旅客采取的“宽容”态度、处理“钻石公主”号疫情的方式……种种有利于病毒传播的条件叠加，日本一度被认为将很快发生大规模疫情。
　　然而媒体“预警”的两个月过去，日本的疫情却始终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在全球确诊人数超过200万、美国光死亡人数就超过3万之际，日本的累计确诊人数却只有9000余例。
　　在有关核酸检测的问题上，日本也呈现出与其他地区不一样的态度。日本人不热衷于检测，也反对大规模检测，孙正义就曾在此事上吃过瘪。截至4月17日，日本接受检测的人数为86800人，每百万人的检测量只有德国的1/20。
　　在各国主要都市纷纷封锁的背景下，日本的“紧急事态宣言”姗姗来迟。在这份只要求“自肃”、无强制力的宣言作用下，日本人的出行下降幅度有限，与安倍首相呼吁的“减少八成人际接触”依然存在不小的距离。
　　尽管不乏被人诟病的地方，但至少当下来看，在病毒防控效果上日本做得还不错，也减少了其对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
　　有着“加拉帕戈斯化”商业孤立传统的日本，似乎在防疫上也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日式道路。

故意隐瞒了吗？

　　按原计划，2020年将会是日本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光彩的一年。
　　筹备7年，总投资超过3兆日元的东京奥运会，原本7月即将登场。追溯上个日本举办的奥运会，还是早在1964年。二战战败，陷入长期孤立局面的日本，随着经济的快速复苏，成功举办了亚洲的第一场奥运会，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战后重建、拥抱和平的新日本。
　　1945年的东京大轰炸，几乎将整个东京夷为平地。借着奥运会筹备的契机，日本重新整顿了东京的城市布局和交通系统，建设了包括国立代代木竞技场、日本武道馆等大量的体育设施。
　　这场被誉为当时奥运史上最昂贵的筹备活动，也反过来刺激了日本经济的起飞，给日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
　　2020年，日本原本是想复刻这一场奥运会的成功，展现一个50多年后新日本的精神面貌，同时给日本带来新的景气。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一场席卷全人类的疫情打乱了所有的安排，东京奥运会成为了史上首届延期的奥运会。
　　由于奥运会当头，日本相对迟缓、柔性的应对措施，曾一度让人怀疑其故意隐瞒疫情规模，从而避免奥运会延期甚至流产的不利局面。
　　离国际奥委会与东京奥组委3月24日发布的“延期声明”已过去20余天，木已成舟的话，想必也没有装的必要了。
　　但对比延期前后的日本行为来看，虽有部分措施调整，政府的防控行为总体上维持了“谨慎、非强制”的态度。
　　在确定推迟奥运的三天后，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宣布，要求东京市民本周末“外出自肃”，避免非必要的外出活动，并自律远离密闭空间、密集场所和密切接触（“三密”原则）。
　　这一重大消息放出之前，东京人心惶惶，主流聊天软件LINE上流传了不少“东京将要封城”的信息。一时间，超市、便利店里的食物和日用品，都被抢购得所剩无几。

根据《日本经济新闻》实施的“社长100人问卷调查”的结果，近八成企业保证了“正常运转”。缩短作业时间和停产的企业不到两成。

　　但在消息放出后，人们定睛一看—嗨，自肃啊！到头来，防疫靠的还是每一个国民的自律协力。
　　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安倍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前后。3月14日，日本国会通过了《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修正案，赋予首相发布“紧急事态宣言”的权力。全球确诊人数特别是美国的数据飙升，令舆论认为日本的“紧急事态宣言”可能会实施更加严格的封锁。
　　然而当“紧急事态宣言”放出的那一天，人们一看宣言的核心还是自肃。
　　这就好比，病人在等一个很重要的医嘱，医生接连预告“我要发了哦”“做好准备啊”，结果拿到的一张纸上写着“多注意身体”。

自肃是武器

　　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得主本庶佑，把防控比喻为“一场战争”。
　　他认为特殊情况下需要控制社会系统，以相当强的权限去应对。而现在的日本还没有這样做，医学领域也没有自卫队介入的机制。
　　相较于他国依靠行政手段的紧急战备状态，日本打这场防疫战的重心在于“自肃”。
　　政府呼吁国民尽量避开“三密”环境，不要去夜总会、卡拉OK等娱乐场所，不要多人聚餐等。但人们仍可以外出购物、就医、散步、跑步。
　　政府号召停课，但实际是否停课，依然掌握在各个都道府县知事的手中。公共交通照常，出租车也能继续营业。快递公司照常，部分餐厅也照常，不过有些店铺要缩短营业时间。
　　现阶段，政府没有法律依据去封锁城市道路和暂停交通，只能寄希望于民众可以自律，不要外出，减少聚集。不求完全杜绝传染，但要求把传染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延缓传染，避免医疗机构的崩溃。
　　当然，缺乏强制约束力的“宣言”，能否让民众在未来一个月里老老实实待在家里，这也就成为了问题的关键。
　　安倍首相强调：“即使实施了紧急状态，也要尽可能地维持正常的经济与社会活动。”经济是最大的民生，经济萧条的代价可能会远远大于传染病造成的损失，长期陷入“失去的十年”状态的日本是深有体会的。
　　根据《日本经济新闻》实施的“社长100人问卷调查”的结果，近八成企业保证了“正常运转”。缩短作业时间和停产的企业不到两成。这一点，记者也从在日本工作的人士中得到了验证。虽然一些企业采取了远程办公的方式，但被要求正常出勤的上班族也大有人在，且与疫情前没有变化，该跑业务的还是跑业务，该加班的还是加班。 　　各国对COVID-19的认知，一直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状态，日本也有变化。对于核酸检测，日本开始变得更加积极。
　　在4月之前，日均检测人数不足2000人。4月之后，政府明显加大了检测的力度。虽然尚未到安倍首相期望的“一日2万件”，但4月14日的检测人数达到新高，达到了9669人 。
　　在更多的人接受检测之后，日本的感染人数来了一波激增。相较于3月底日均200人的增幅，变为了日均500人。这样的数字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特别是死亡人数，只有190名（截至4月17日）。
　　无论是日本对他国的输出病例，还是死亡规模，抑或社会情绪，总体上都处于一个平稳的状态。在透明的信息流通下，这些信息最终也打消了外界对于日本是否为了奥运会而故意隐瞒的疑惑。

比病毒更重要的

　　将防疫重心依托于分散的个人，而非强有力的组织，这的确是一件不寻常的事。一方面这与政府在法律上的权限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日本的国情息息相关。
　　世界卫生组织4月10日发表了一个报告，表示根据日本提供的检测报告，八成的感染者并未传染给他人。这与美国疾控中心近日发表的5.7的R0（基本传染数）大相径庭。
　　日本的感染系数如此之低，与其社会文化本身所具备的“社交远离”属性有关。
　　拍出《南京抗疫现场》的纪录片导演竹内亮，分享过这样一则推特：“日本夫妻平时没有性生活，不亲吻，不在一起吃饭，也不在一起睡觉，妻子会把丈夫的内衣分开洗。防家庭感染的措施我们平时就有做，现在反而很安心。”竹内表示，这则推特在日本很火，外国人或许会觉得不可思议，但其实是日本多数家庭的日常。
　　集体意识强的日本人，私下的生活反而非常个人。一人独居，除了工作或上学等必要交流之外一言不发，沉浸于自己世界的人，不在少数。人际交往中，没有贴面拥吻的社交习惯，多是不接触的点头致意或鞠躬问好。

根据日本提供的检测报告，八成的感染者并未传染给他人。感染系数如此之低，与其社会文化本身所具备的“社交远离”属性有关。

　　此外，日本人也是出了名的讲究卫生，进入室内不但要洗手还要漱口，消毒喷液随处可见，生病后会自觉佩戴口罩，文体赛事过后从来不用担心垃圾遗留问题。
　　这些行为都契合了疫情防控的要求。日本的感染延缓问题，很大一部分得归功于自身的文化基因。
　　换位思考，如果你是这片土地的当政者，所管辖的居民有良好的卫生习惯，且拥有较高的公共意识，自然对于疫情防控会比较有信心，目光反而会更加照顾经济层面一些。
　　事实上也是如此，延期的奥运会已让日本面临巨大的沉没成本。日兴证券推测，奥运会延期的间接经济损失达750亿美元，占日本全年GDP的1.4%。建筑和房地产业的计划被打乱，人工费因延期越来越高，市场本期待的200万“奥运游客”也打了水漂，明年的情况还未可知。
　　据日本旅游观光局公布的数据，2020年2月到访日本的外国游客人数较去年同期下降58%，是自2011年关东地震海啸以来最大的跌幅。安倍首相在任这几年，旅游业发展迅猛，不少从业者都追加了更多的服务设施以应对增加的游客。但这一波疫情的沖击，让从业者备受打击。
　　为了应对这一经济危机，在发布紧急事态的同时，日本内阁会议还通过本国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总额达108万亿日元。
　　在这一经济刺激计划中，财政支出达39.5万亿日元。这些资金将主要用于：向营业额大幅下降的中小企业，提供最高200万日元的补贴；向收入大幅减少的个体经营者，发放最高100万日元的补贴；对符合条件的家庭，发放“生活援助补贴”等。
　　对于普通国民来说，最关注的是能不能领到经济刺激计划的现金补贴、怎样才能领到补贴。但事实上，领取补贴的条件苛刻，多是非课税的对象或收入大幅受到影响的家庭。
　　和政府一样，日本人仍然没有太怕COVID-19。不去“三密”场所，做好卫生措施就好；得了大多也能自行恢复，只要医疗机构不崩溃，死亡人数就是可控的。
　　更多的人怕的是，这场传染病导致收入骤降。对于全球的风吹草动，外向型经济体最为敏感。在自觉防控的基础上，尽可能地维持正常的经济活动，日本走了一条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