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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六月份，中国足球圈内就盛传昔日的中国足球“大鳄”、身家数百亿的王健林将重返中国足坛。并且，10年内，王健林和他的万达集团将对中国足球注资20亿至30亿。
然而，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等待和猜测之后，王健林和万达集团终于在7月3日正式与中国足协牵手，他们给后者带来的是一份总价5亿元人民币的“大礼”，除了冠名中超联赛之外，这笔钱将用在青少年球员培养以及为国足请高水平外教等各个方面。
虽然，这是建国以来中国体育史上最大的单笔赞助资金，但是这与之前盛传的30亿也相差巨大。对于“30亿”的传言，王健林坦言：“我觉得中超根本值不了30个亿，你说英超经营权卖给我，300个亿10年，我也许有兴趣考虑。另外，我们这个五个亿更多是打基础。”
三年五亿，这变成了王健林重返中国足球的一个开端。
复杂的回归
职业足球曾经是王健林起家的工具。1994年3月8日，王健林进入足球圈，宣布成立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直至2000年1月9日退出足球圈，万达队在6年里取得了4个冠军，创下了55场不败的纪录。借助职业足球，万达的地产事业突飞猛进。
离开足球11年后，大连万达已发展成为中国商业地产的领跑者之一。根据2010年3月10日公布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排名榜，王健林的资产是30亿美元。在王健林的名片上，印着如下一长串头衔——中共十七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华慈善总会荣誉会长，最后才是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这几年来，王健林的主要精力放在慈善事业，他已陆续捐款20亿元。
说起职业足球，王健林总是一笑置之。11年前，当时的王健林在宣布退出中国足球时说了“永不涉足”这样四个字。而此次回归足球，为什么呢?
王健林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促成这次回归，核心理由是两点。一个是中央领导有号召。胡总书记去广州视察亚运会的时候，接见了容志行。习副主席表示一定要把足球搞上来，前后两次发表谈话。延东同志也亲自找我谈话，希望我们能站出来支持一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我觉得中央真正重视足球了，这就意味足球是向好的方向转化。第二点，足球在中国的影响力很大。我注意到，只要有国家队、国奥队比赛，这些新闻都是网络的体育头条，说明看球的人还是多。我们竞技水平再烂，中超每场还有一万多人的上座率，说明它还是第一运动。这两方面促使我还是回来。”
因此他预感：可能中国足球的又一个春天即将来临。
但酷爱足球的王健林也并没把话说死。在签约仪式上，王健林笑着对体育局领导说：“3年后，足球搞好了是你们的功劳，搞不好是你们的问题。搞好了，我继续投人；搞不好，我只回归一次。”
逆势“抄底”
如果用逆向思维来想问题，往往会有出其不意的奇效。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经济低迷时，大部分房地产企业选择了收缩，万达逆市扩张，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前两个季度大规模投资买地。公开资料显示，万达取得的许多土地，成本甚低，2009年获得的土地成本甚至低于2008年。王健林认为，中国没有出现全面危机，只是进出口暂时遇到困难，坚信中国经济会很快恢复，继续较快增长。由于万达敢于逆市拿地，且拿地后马上动工，才出现了2010年业绩翻番的局面。
王健林的再入足坛，显然就是一种逆向思维的结果：在人们都认为中国足球没有希望与前景之时，其实也是中国足球价值跌到最低之时。用炒股人所熟悉的术语，这是逢低吸纳，也就是买进的最佳时机。王健林开出了3年5个亿的筹码，以独家竞争者的身份，顺利摘得了中国足球这朵“残花”，而其宣传效果，却远远超出了纸面上的那些钱。全国媒体一个多月前就开始在大篇幅的报道中猜测、臆想王健林的足球步伐；一个多月后终于水落石出，接着又是一轮媒体“轰炸”，其传播率绝对不比央视广告的标王差。
从另一个角度讲，王健林说到底还是喜欢足球的，在没人愿意碰中国足球这个摊子之时接手，也显示出了他的一种大度与气魄。
当媒体问“万达与恒大两家企业投入足球带来的示范作用有何区别?”时，王健林回答：“恒大投人足球有点儿像1995年的寰岛，对足球带来的都是一点儿冲击。我觉得恒大这方面起了一个鲇鱼效应的作用。万达这次走的路子不同，我们不搞俱乐部，而是支持中国足球。我特别强调支持青少年足球，相比两个企业的投入，我们的意义更大一些。”
足球之外
中国足球已经远远超越了体育和商业的范畴，甚至成为一种民族和政治现象。从根上抓起，这应该是王健林对中国足球未来发展的思路，但王健林回归足球的举动可以说既在足球之内，也在足球之外。
在2010年万达集团内部工作总结会上，王健林放言，“在商业地产领域我们已经是天下无敌了，但是几年后如果其他竞争者也做起来了，我们玩什么?”将这句话与王健林的奋斗轨迹结合起来，颇有些意味深长。
王健林是一个由体制内闯出、在体制外抓住市场机会飞速完成资本积累、并不断冲击体制的传奇典型。尽管他总是强调自己是个商人，但政协常委的强大光环和万达扩张所屡试不爽的“政治牌”，让他很难与曾经抛弃的体制绝缘。
接近王健林的人说，他有过很强烈的从政倾向。显然，王健林选择了“商而优则仕”。而王健林投资足球，他显然懂得什么叫投其所好。
无论是足球、地产、院线还是文化，或许都不是王健林的终极目标，对于这个始终在商界和政界间游弋的人来说，如何能在阳光下对接二者之间的缝隙，利用资本力量去撼动一些体制内的结构，才是值得挑战的。
几千万元的冠名费、林立中超赛场的“万达广场”标识、未来几十亿元的后续投资，与其说这是一次崭新的投资，还不如说这是王健林权谋触角的再次延展。
但这条路注定是坎坷的，也不难想象王健林将遭遇的抵制和矛盾，惟有祝他好运而已。
然而，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等待和猜测之后，王健林和万达集团终于在7月3日正式与中国足协牵手，他们给后者带来的是一份总价5亿元人民币的“大礼”，除了冠名中超联赛之外，这笔钱将用在青少年球员培养以及为国足请高水平外教等各个方面。
虽然，这是建国以来中国体育史上最大的单笔赞助资金，但是这与之前盛传的30亿也相差巨大。对于“30亿”的传言，王健林坦言：“我觉得中超根本值不了30个亿，你说英超经营权卖给我，300个亿10年，我也许有兴趣考虑。另外，我们这个五个亿更多是打基础。”
三年五亿，这变成了王健林重返中国足球的一个开端。
复杂的回归
职业足球曾经是王健林起家的工具。1994年3月8日，王健林进入足球圈，宣布成立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直至2000年1月9日退出足球圈，万达队在6年里取得了4个冠军，创下了55场不败的纪录。借助职业足球，万达的地产事业突飞猛进。
离开足球11年后，大连万达已发展成为中国商业地产的领跑者之一。根据2010年3月10日公布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排名榜，王健林的资产是30亿美元。在王健林的名片上，印着如下一长串头衔——中共十七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华慈善总会荣誉会长，最后才是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这几年来，王健林的主要精力放在慈善事业，他已陆续捐款20亿元。
说起职业足球，王健林总是一笑置之。11年前，当时的王健林在宣布退出中国足球时说了“永不涉足”这样四个字。而此次回归足球，为什么呢?
王健林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促成这次回归，核心理由是两点。一个是中央领导有号召。胡总书记去广州视察亚运会的时候，接见了容志行。习副主席表示一定要把足球搞上来，前后两次发表谈话。延东同志也亲自找我谈话，希望我们能站出来支持一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我觉得中央真正重视足球了，这就意味足球是向好的方向转化。第二点，足球在中国的影响力很大。我注意到，只要有国家队、国奥队比赛，这些新闻都是网络的体育头条，说明看球的人还是多。我们竞技水平再烂，中超每场还有一万多人的上座率，说明它还是第一运动。这两方面促使我还是回来。”
因此他预感：可能中国足球的又一个春天即将来临。
但酷爱足球的王健林也并没把话说死。在签约仪式上，王健林笑着对体育局领导说：“3年后，足球搞好了是你们的功劳，搞不好是你们的问题。搞好了，我继续投人；搞不好，我只回归一次。”
逆势“抄底”
如果用逆向思维来想问题，往往会有出其不意的奇效。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经济低迷时，大部分房地产企业选择了收缩，万达逆市扩张，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前两个季度大规模投资买地。公开资料显示，万达取得的许多土地，成本甚低，2009年获得的土地成本甚至低于2008年。王健林认为，中国没有出现全面危机，只是进出口暂时遇到困难，坚信中国经济会很快恢复，继续较快增长。由于万达敢于逆市拿地，且拿地后马上动工，才出现了2010年业绩翻番的局面。
王健林的再入足坛，显然就是一种逆向思维的结果：在人们都认为中国足球没有希望与前景之时，其实也是中国足球价值跌到最低之时。用炒股人所熟悉的术语，这是逢低吸纳，也就是买进的最佳时机。王健林开出了3年5个亿的筹码，以独家竞争者的身份，顺利摘得了中国足球这朵“残花”，而其宣传效果，却远远超出了纸面上的那些钱。全国媒体一个多月前就开始在大篇幅的报道中猜测、臆想王健林的足球步伐；一个多月后终于水落石出，接着又是一轮媒体“轰炸”，其传播率绝对不比央视广告的标王差。
从另一个角度讲，王健林说到底还是喜欢足球的，在没人愿意碰中国足球这个摊子之时接手，也显示出了他的一种大度与气魄。
当媒体问“万达与恒大两家企业投入足球带来的示范作用有何区别?”时，王健林回答：“恒大投人足球有点儿像1995年的寰岛，对足球带来的都是一点儿冲击。我觉得恒大这方面起了一个鲇鱼效应的作用。万达这次走的路子不同，我们不搞俱乐部，而是支持中国足球。我特别强调支持青少年足球，相比两个企业的投入，我们的意义更大一些。”
足球之外
中国足球已经远远超越了体育和商业的范畴，甚至成为一种民族和政治现象。从根上抓起，这应该是王健林对中国足球未来发展的思路，但王健林回归足球的举动可以说既在足球之内，也在足球之外。
在2010年万达集团内部工作总结会上，王健林放言，“在商业地产领域我们已经是天下无敌了，但是几年后如果其他竞争者也做起来了，我们玩什么?”将这句话与王健林的奋斗轨迹结合起来，颇有些意味深长。
王健林是一个由体制内闯出、在体制外抓住市场机会飞速完成资本积累、并不断冲击体制的传奇典型。尽管他总是强调自己是个商人，但政协常委的强大光环和万达扩张所屡试不爽的“政治牌”，让他很难与曾经抛弃的体制绝缘。
接近王健林的人说，他有过很强烈的从政倾向。显然，王健林选择了“商而优则仕”。而王健林投资足球，他显然懂得什么叫投其所好。
无论是足球、地产、院线还是文化，或许都不是王健林的终极目标，对于这个始终在商界和政界间游弋的人来说，如何能在阳光下对接二者之间的缝隙，利用资本力量去撼动一些体制内的结构，才是值得挑战的。
几千万元的冠名费、林立中超赛场的“万达广场”标识、未来几十亿元的后续投资，与其说这是一次崭新的投资，还不如说这是王健林权谋触角的再次延展。
但这条路注定是坎坷的，也不难想象王健林将遭遇的抵制和矛盾，惟有祝他好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