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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上海等地2012年开始“营改增”试点。截止目前，企业整体税赋下降显著，但也出现了诸如地方政府税收减少，财政收入下降等问题。如何协调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以便在全国范围内推进“营改增”，成了管理当局亟待解决的难题。本文从“营改增”取得的成效、面临的问题等方面，运用定性和数据搜集的方式，呈现试点地区“营改增”的现状，针对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协调等问题，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营改增”；中央和地方；“结构性减税”
一、引言
作为“结构性减税”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简称“营改增”）顺应了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出口下降、经济增速放缓，急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加就业的趋势。根据财政部科研究所所长贾康的观点，“营改增”能带动GDP增长约0.5%，带动出口增长0.7%，带来大约7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 鉴于“营改增”仅对商品新增价值征收，可避免重复征税，且在筹集政府收入时不对经济主体区别对待，有利于“税收中性”的发挥等优势，国务院常务会议在部署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中，再次强调“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力争在“十二五”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完成“营改增”工作。
在我国，营业税是地方税，增值税是中央和地方共享的税种，“营改增”意味着原属于地方政府的税收，中央也来分一杯羹，地方收支矛盾突出。以青海为例，近年来营业税比重一直占30%左右，一旦完成“营改增”试点，当前中央和地方分配比例不变情况下，地方财政缺口会加大，青海2012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比上年增长18.2%，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比上年增长22.8%。如何协调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等问题成了亟待解决的难题。
已有研究大多是分析“营改增”对企业税负的影响。本文意在从试点“营改增”探讨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关于“营改增”对企业税负影响的研究
夏杰长、管永昊（2012）认为“营改增”有助于消除服务业因征收营业税、不能抵扣进项税而导致的重复征税的问题，从制度上解决货物与劳务税制不统一的问题，减轻服务业整体税赋。潘文轩（2013）从四种情况分析“营改增”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当企业适用的增值税率小于原来营业税率，带来减税效应，再加上进项抵扣的减税效应，企业税负下降；当企业适用的增值税率大于原来营业税率，税率变动带来了增税效应，但进项抵扣的减税效应超过该增税效应，企业税负依然减轻；当企业适用的增值税率大于原先营业税率，税率变动带来了增税效应，并且该增税效应超过进项抵扣的减税效应，企业税负增加；当企业适用的增值税率等于原来营业税率，此时仅存在进项抵扣的减税效应，企业税负下降。
（二）“营改增”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
彭月兰、陈永奇（2008）认为，我国主要对第二产业征收增值税，第三产业征收营业税，从地方利益考虑，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一些能源城市如山西等，会缩小煤炭资源的开发，造成市场上供不应求，国家从全局出发，要求其煤炭开采须保持一定规模，但会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中央应对这些地区给予政策倾斜及财政补贴。李明（2012）认为，应改革和规范分税制，完善财政转移制度。潘文轩（2012）指出将“营改增”后的增值税收入暂时归属试点地区，长期会造成来源于服务业的增值税由地方独享，工商业的增值税由中央和地方共享的格局，不利于增值税制统一，应重新调整增值税的央地比例，新的增值税央地分成比例应大致等于75%增值税：（25%增值税+营业税），即改革前中央与地方就增值税和营业税而言的收入比。
三、试点“营改增”的现状考察
（一）“营改增”取得的成效
1. 企业整体税负下降，尤其是小规模纳税人
根据上海市财税部门的数据统计，上海在实施“营改增” 一季度内70%企业减税20亿元，5月份时，纳入试点范围的13.5万户企业税负下降，其中将近9万户为小规模纳税人，整体税负下降超过80亿元。截至 6 月末，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的企业数量已达到13.9 万户， 其中 9.1 万户为小规模纳税人，占全部试点企业数的65.5%。2012年营改增试点为企业减税426.3亿元，减税面超过90%，其中小规模纳税人减税幅度达40%。
2. 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就业
2012年上海GDP增长7.5%，第三产业增长达10.6%，比整个GDP增长高出3.1个百分点，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由2011年的57%，变成2012年的60%，拉动GDP增长6.2%，贡献率达82.7%。据专家测算，“营改增”使上海经济增加0.6个百分点，增加就业14万人。
3. 要素区域聚集，总部效应凸显
高顿研究院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上海采购的成本比其他地区低5.66%，很多企业将总部移到上海。国际性跨国公司落户上海的意愿增强，2012年上半年，上海新设跨国公司总部27家，投资性公司13家，研发中心14家，总部聚集效应凸现。
（二）“营改增”面临的问题
1. 部分企业税负增加，“结构性减税”力度不够
（1）上海市发改委研究院课题组发布的《2012 年一季度上海服务业重点监测企业问卷调查》显示，35.7% 的企业反映“营改增”后税负有所增加；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对 91 家试点企业的抽样结果显示，58.6%交通运输业受访企业税负增加；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对上海65家大型物流企业的调查结果表明，2008- 2010年期间，货物运输企业年均营业税实际负担率为1.9%左右，而“营改增”试点后则增至4%以上，2013年1月份，67%的试点企业平均税负增加5万元。
（2）减税须达到一定的规模才有助于减轻企业负担，比如减到全国税收收入的5%-10%。但就上海而言，根据“营改增”前5个月的数据推算，全年减税规模约200亿元，仅占全部税收收入的3%。国家税务总局测算，在全国全面推行“营改增”，全年减税将超过1000亿元，但总体减负仅占全国税收收入的1.11%，考虑到全国税收收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增长，这个比例将更低。 2. 国税和地税协调问题
（1）现行财政体制中，增值税由国税征收，中央和地方共享，营业税为地税征收，全部归属地方。在“营改增”过渡期，相关增值税继续由国税部门统一征收，收入归属地方，若“营改增”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就面临国税和地税的利益博弈的问题。
（2）上海国税和地税统一，税收改革、财政补贴可在内部进行，操作相对便利，全国大多地区，财政、国税、地税分割，中央直管国税、省级统管地税、财政隶属地方政府，涉及财政“省管县”体制时，市县财政无法直接对接。
（3）“营改增”是一项跨多级政府和部门的改革工程。在税源划分、政策协调，体制分配，优惠政策实施等方面面临各种困难，企业还需同时接受国税与地税国税的双重稽查与管理，增加征税成本。
四、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
（一）重构中央、地方税制体系
“原属于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改增值税后，仍归属试点地区，增值税款滞纳金、罚款收入也全部归属试点地区”，只是试点期间过渡性政策，随着“营改增”的推进，地方缺少主题税种的问题愈发突出。可把原属于中央的车辆税、消费税等归属地方，有助于提高政府的积极性，培养新的消费市场，尤其是现在，面对着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在世界金融危机时，有所放缓，应加大消费对经济的刺激力度。
（二）关于国税与地税协调问题
我国大多地区国税和地税相互独立。“营改增”中，可将国税与地税合二为一，但会遭到利益集团的阻力，实际操作难度大。也可以增值税由国税征收，取代地税对营业税的征管，但失去主体税种征管权后，地税有被边缘化的趋势。可适当增加、扩充地税征管权限，将更多非税收入征管职能将公安、工商等部门并入地税，社会保险实行“费改税”后统一由地税征管，延续国地税分立的格局（潘文轩，2012）。如陕西省主要依靠地方小税和非税收拉动财政收入增长，“营改增”对地方财政造成的压力，可加大非税收的清缴力度。
（三）增加政府转移支付
地税减少，财政收入受影响。一些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如要在全国范围内覆盖的新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除中央财政资金外，地方政府也要提供相应资金。而我国2011年指定用途的各项转移支付数额占转移支付总额的78.53%，留给地方政府自由支配的资金比例较低，因此，可以提高政府自由支配的资金比重。
（四）制定过渡性财政扶持政策
针对“营改增”试点出现的部分企业税负加重情况，上海市下发了《关于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性财政扶持政策的通知》，对因新老税制转换而导致税负增加的试点企业，按照“企业据实申请、财政分类扶持、资金及时预拨”的方式，实施过渡性财政扶持政策。有效平衡了试点企业的税负。今年新加入试点的地区，也可采纳这一经验，设立专项资金，对税负增加企业给予补贴。
尽早开展营改增影响分析测算，对试点企业在盈利、税负、现金流等方面的影响进行评估，明确试点工作给企业带来的税负变化。
参考文献
[1] 夏杰长，管永昊.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意义及其配套措施[J].中国流通经济，2012（3）.
[2]潘文轩.“营改增”试点中部分企业税负“不减反增”现象释疑[J].广东商学院学报，2013（1）.
[3]彭月兰，陈永奇.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J].税务研究，2008（5）.
[4]李明.“营改增”与我国财政体制[J].财会研究，2012（12）.
[5]潘文轩.税制“营改增”改革试点的进展、问题及前瞻[J].现代经济探讨，2012（12）.
关键词：“营改增”；中央和地方；“结构性减税”
一、引言
作为“结构性减税”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简称“营改增”）顺应了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出口下降、经济增速放缓，急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加就业的趋势。根据财政部科研究所所长贾康的观点，“营改增”能带动GDP增长约0.5%，带动出口增长0.7%，带来大约7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 鉴于“营改增”仅对商品新增价值征收，可避免重复征税，且在筹集政府收入时不对经济主体区别对待，有利于“税收中性”的发挥等优势，国务院常务会议在部署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中，再次强调“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力争在“十二五”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完成“营改增”工作。
在我国，营业税是地方税，增值税是中央和地方共享的税种，“营改增”意味着原属于地方政府的税收，中央也来分一杯羹，地方收支矛盾突出。以青海为例，近年来营业税比重一直占30%左右，一旦完成“营改增”试点，当前中央和地方分配比例不变情况下，地方财政缺口会加大，青海2012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比上年增长18.2%，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比上年增长22.8%。如何协调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等问题成了亟待解决的难题。
已有研究大多是分析“营改增”对企业税负的影响。本文意在从试点“营改增”探讨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关于“营改增”对企业税负影响的研究
夏杰长、管永昊（2012）认为“营改增”有助于消除服务业因征收营业税、不能抵扣进项税而导致的重复征税的问题，从制度上解决货物与劳务税制不统一的问题，减轻服务业整体税赋。潘文轩（2013）从四种情况分析“营改增”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当企业适用的增值税率小于原来营业税率，带来减税效应，再加上进项抵扣的减税效应，企业税负下降；当企业适用的增值税率大于原来营业税率，税率变动带来了增税效应，但进项抵扣的减税效应超过该增税效应，企业税负依然减轻；当企业适用的增值税率大于原先营业税率，税率变动带来了增税效应，并且该增税效应超过进项抵扣的减税效应，企业税负增加；当企业适用的增值税率等于原来营业税率，此时仅存在进项抵扣的减税效应，企业税负下降。
（二）“营改增”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
彭月兰、陈永奇（2008）认为，我国主要对第二产业征收增值税，第三产业征收营业税，从地方利益考虑，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一些能源城市如山西等，会缩小煤炭资源的开发，造成市场上供不应求，国家从全局出发，要求其煤炭开采须保持一定规模，但会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中央应对这些地区给予政策倾斜及财政补贴。李明（2012）认为，应改革和规范分税制，完善财政转移制度。潘文轩（2012）指出将“营改增”后的增值税收入暂时归属试点地区，长期会造成来源于服务业的增值税由地方独享，工商业的增值税由中央和地方共享的格局，不利于增值税制统一，应重新调整增值税的央地比例，新的增值税央地分成比例应大致等于75%增值税：（25%增值税+营业税），即改革前中央与地方就增值税和营业税而言的收入比。
三、试点“营改增”的现状考察
（一）“营改增”取得的成效
1. 企业整体税负下降，尤其是小规模纳税人
根据上海市财税部门的数据统计，上海在实施“营改增” 一季度内70%企业减税20亿元，5月份时，纳入试点范围的13.5万户企业税负下降，其中将近9万户为小规模纳税人，整体税负下降超过80亿元。截至 6 月末，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的企业数量已达到13.9 万户， 其中 9.1 万户为小规模纳税人，占全部试点企业数的65.5%。2012年营改增试点为企业减税426.3亿元，减税面超过90%，其中小规模纳税人减税幅度达40%。
2. 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就业
2012年上海GDP增长7.5%，第三产业增长达10.6%，比整个GDP增长高出3.1个百分点，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由2011年的57%，变成2012年的60%，拉动GDP增长6.2%，贡献率达82.7%。据专家测算，“营改增”使上海经济增加0.6个百分点，增加就业14万人。
3. 要素区域聚集，总部效应凸显
高顿研究院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上海采购的成本比其他地区低5.66%，很多企业将总部移到上海。国际性跨国公司落户上海的意愿增强，2012年上半年，上海新设跨国公司总部27家，投资性公司13家，研发中心14家，总部聚集效应凸现。
（二）“营改增”面临的问题
1. 部分企业税负增加，“结构性减税”力度不够
（1）上海市发改委研究院课题组发布的《2012 年一季度上海服务业重点监测企业问卷调查》显示，35.7% 的企业反映“营改增”后税负有所增加；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对 91 家试点企业的抽样结果显示，58.6%交通运输业受访企业税负增加；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对上海65家大型物流企业的调查结果表明，2008- 2010年期间，货物运输企业年均营业税实际负担率为1.9%左右，而“营改增”试点后则增至4%以上，2013年1月份，67%的试点企业平均税负增加5万元。
（2）减税须达到一定的规模才有助于减轻企业负担，比如减到全国税收收入的5%-10%。但就上海而言，根据“营改增”前5个月的数据推算，全年减税规模约200亿元，仅占全部税收收入的3%。国家税务总局测算，在全国全面推行“营改增”，全年减税将超过1000亿元，但总体减负仅占全国税收收入的1.11%，考虑到全国税收收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增长，这个比例将更低。 2. 国税和地税协调问题
（1）现行财政体制中，增值税由国税征收，中央和地方共享，营业税为地税征收，全部归属地方。在“营改增”过渡期，相关增值税继续由国税部门统一征收，收入归属地方，若“营改增”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就面临国税和地税的利益博弈的问题。
（2）上海国税和地税统一，税收改革、财政补贴可在内部进行，操作相对便利，全国大多地区，财政、国税、地税分割，中央直管国税、省级统管地税、财政隶属地方政府，涉及财政“省管县”体制时，市县财政无法直接对接。
（3）“营改增”是一项跨多级政府和部门的改革工程。在税源划分、政策协调，体制分配，优惠政策实施等方面面临各种困难，企业还需同时接受国税与地税国税的双重稽查与管理，增加征税成本。
四、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
（一）重构中央、地方税制体系
“原属于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改增值税后，仍归属试点地区，增值税款滞纳金、罚款收入也全部归属试点地区”，只是试点期间过渡性政策，随着“营改增”的推进，地方缺少主题税种的问题愈发突出。可把原属于中央的车辆税、消费税等归属地方，有助于提高政府的积极性，培养新的消费市场，尤其是现在，面对着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在世界金融危机时，有所放缓，应加大消费对经济的刺激力度。
（二）关于国税与地税协调问题
我国大多地区国税和地税相互独立。“营改增”中，可将国税与地税合二为一，但会遭到利益集团的阻力，实际操作难度大。也可以增值税由国税征收，取代地税对营业税的征管，但失去主体税种征管权后，地税有被边缘化的趋势。可适当增加、扩充地税征管权限，将更多非税收入征管职能将公安、工商等部门并入地税，社会保险实行“费改税”后统一由地税征管，延续国地税分立的格局（潘文轩，2012）。如陕西省主要依靠地方小税和非税收拉动财政收入增长，“营改增”对地方财政造成的压力，可加大非税收的清缴力度。
（三）增加政府转移支付
地税减少，财政收入受影响。一些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如要在全国范围内覆盖的新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除中央财政资金外，地方政府也要提供相应资金。而我国2011年指定用途的各项转移支付数额占转移支付总额的78.53%，留给地方政府自由支配的资金比例较低，因此，可以提高政府自由支配的资金比重。
（四）制定过渡性财政扶持政策
针对“营改增”试点出现的部分企业税负加重情况，上海市下发了《关于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性财政扶持政策的通知》，对因新老税制转换而导致税负增加的试点企业，按照“企业据实申请、财政分类扶持、资金及时预拨”的方式，实施过渡性财政扶持政策。有效平衡了试点企业的税负。今年新加入试点的地区，也可采纳这一经验，设立专项资金，对税负增加企业给予补贴。
尽早开展营改增影响分析测算，对试点企业在盈利、税负、现金流等方面的影响进行评估，明确试点工作给企业带来的税负变化。
参考文献
[1] 夏杰长，管永昊.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意义及其配套措施[J].中国流通经济，2012（3）.
[2]潘文轩.“营改增”试点中部分企业税负“不减反增”现象释疑[J].广东商学院学报，2013（1）.
[3]彭月兰，陈永奇.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J].税务研究，2008（5）.
[4]李明.“营改增”与我国财政体制[J].财会研究，2012（12）.
[5]潘文轩.税制“营改增”改革试点的进展、问题及前瞻[J].现代经济探讨，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