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头经济时代降临中国
　　对绝大多数中国公众而言，寡头仅仅是属于俄罗斯的，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寡头，也同样是属于中国的。《董事会》文章称，就在俄罗斯寡头即将灰飞烟灭的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的寡头却开始悄悄地进入了他们的黄金时代。显然，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中国故事，是寡头的一个中国版本。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降，一批脱胎于传统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集团，在国企改革“抓大放小”的政策背景下，借助于一种含蓄但却强大的政治动力，开始进入他们的全盛时期。经过多年的横向和纵向整合，这批行政垄断集团的资产急速膨胀，并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奠定了他们在中国的寡头地位。
　　2004年的一组统计数据强有力地呈现了中国经济中的这种寡头格局。据中国国资委统计，截至2004年10月，中国央企(即所谓直接隶属于国家国资委的中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44678.1亿元，同比增长29.2%;累计实现利润4188.9亿元，增长率更是达到53.2%。尤其让人刮目的是，在累计实现的4188亿元利润中，中石油、中国移动、中石化、中国电信、中海油、宝钢、中远集团等七大集团占据了其中的66%。在中国国有企业数量大幅度减少的同时，中央企业却出现惊人的跳跃式发展势头。这个事实只能说明，无论是从行业还是从整个经济来看，中国企业的销售额和利润都在急剧向极少数中央企业集中，中国经济的集中度正在显著提升。换言之，中国经济的寡头格局已经大致抵定。
　　与俄罗斯的寡头同行们不同，中国的寡头并不是那种依靠盗窃国家资产起家的强盗资本家，而是与体制完全融为一体的国有企业。换句话说，他们是合法体制的一部分。不过，这种特殊出身一点也不会削弱中国寡头的影响力，相反，正因为他们是合法体制的一部分，中国的寡头们可能更容易假借公共利益之名，行垄断集团的既得利益之实。也因此，我们才更应该对中国寡头们的特殊性格加以仔细辨析。
　　中国的寡头虽然脱胎于旧式的国有企业，但他们的智慧和能力显然已经今非昔比。这首先表现在寡头们对市场经济的熟悉程度。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的大型企业集团基本上属于行政机构而对市场经济完全陌生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寡头显然已经完全洞悉了市场的秘密。经过20多年的锤炼，中国今天的寡头集团的市场智慧已经不在任何私营企业之下。如果加上其本身具有的资本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力资源优势，只要寡头企业愿意，他们就完全可以巩固并进一步扩展他们的市场垄断优势。
　　事实上，无论是在国内的所谓整合、重组，还是在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海外并购案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寡头们对现代金融技巧的娴熟运用。如果仅仅如此，我们可能还无需对中国寡头格局过分忧虑，但问题在于，寡头们不仅仅是市场动物，也是政治动物，不仅仅具备政治意愿，而且也具备强大的政治行动能力。这种凭借行政权力扩充垄断利益的政治性格，在中国寡头一路形成的过程中已经表现得相当明确。在著名的陕北油田争夺战中，中石油就有透过游说行政管理部门并以文件方式强化自己垄断地位的“前科”。撇开具体的对错不谈，仅就运用行政资源介入商业争议这一点而言，中国寡头的政治权力显然已经侵蚀了市场本身的公平和正义。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寡头的壮大多少是以不公平地牺牲其他经济成分尤其是民营企业为代价的。
　　


　　大致可以判明，中国正在不断壮大的寡头企业，既不是呆头呆脑毫无市场冲动的行政性企业集团(这一点让他们区别于传统的国有企业集团)，也不是那种与行政权力有着明确界限的市场组织(这一点区别于众多的西方大企业)，而是同时具备强大市场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一种新型的庞然大物。到这里，如果我们还将寡头企业定位为传统的“国有企业”恐怕就有过分天真和书呆子的嫌疑。实际上，绝大多数无足轻重的国有企业已经远离政治考量和保护之外。他们的待遇与寡头类国有企业已经有天壤之别。在这个意义上，对今日寡头企业比较准确的定位可能是:官僚垄断企业。对于这样一种特殊的，举手投足都足以造成深远影响的经济恐龙，我们切不可以等闲视之。如果嫁接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中国寡头真的形成某种“政府替代”，那么，对政府和市场两方面都可能造成严重损害。
　　从逻辑上推断，中国的寡头虽然寄生并脱胎于中国的行政权力，但作为一个有着强烈自我利益冲动的利益集团(并不总是那种我们期望的公共利益)，他们将会追求并拥有越来越大的独立话语权。事实上，已经有观察家指出，地位不断蹿升的中国寡头正在强有力地改变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图，并决定性地重塑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结构。这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但不管怎样，我们正在看到的一个趋势是:有组织的寡头正在全面垄断上游及基础产业，而在产业下游以及围绕在寡头周围的配套产业则是充分竞争(甚至是过度竞争)的其他经济成分。在这种格局中，中国寡头不仅能够轻易挤压其他经济成分的利润空间，也可以通过释放部分利润来吸附逐利者从而达到控制他们的目的。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就是:各类在中国改革中渐次生长出来的民营企业以及其他新兴的社会成分，正在日益失去其经济独立性，而成为寡头们的依附者。寡头们的意愿将可能轻易决定他们的命运。
　　
　　中企海外并购不会止步
　　在今年6月发动了可能是今年全球最引人注目的一场并购后，中海油董事长兼CEO傅成玉告诉西方媒体，这一并购的结果将使他“要么成为英雄，要么成为烈士”。
　　在近一年的中国企业海外收购案例中，傅面临的挑战的确最为艰巨：他发动针对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Unocal)的竞购不但是迄今为止中国企业最大规模的海外并购努力，更是世界第三大全现金收购案，而中海油的企业规模还不到对手雪佛龙的1/20。
　　在8月2日中海油发表声明退出竞购之后，傅成为“英雄”的可能已被排除——尽管这个有着西方教育背景的CEO突破了西方舆论中中国企业领导人的范式；而来自美国政界的强烈反对则让大家看到了一个在一场抨击中国运动中牺牲的“烈士”形象。
　　《环球企业家》称，把傅的个人声誉抛在一边，中海油的挫折还将会加剧这样一个普遍担心：中国企业能否——借用华尔街的行话——“了结交易”。
　　中海油的失败只是一系列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受挫事件中的最新案例：在过去几个月中，五矿集团收购加拿大矿业公司诺兰达(Noranda)、中国移动竞购巴基斯坦电信、海尔竞购美国家电厂商美泰克(Maytag)的努力，被视为吹响了中国企业大规模全球并购的号角。但现在，这些竞购努力都相继失败，使得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的举动成为目前惟一的成功故事。
　　“这肯定会使中国企业花更长时间进行研究，然后才投入时间和资金，在美国提出类似的收购要约。”里昂证券驻上海的中国策略师罗福万表示。
　　无需担心中国企业的海外收购冲动会就此止步。受政府“走出去”政策的刺激，加之对能源和强势消费品牌的需求，中国企业的跨境并购只会有增无减。正是如此，即便有了中海油的前车之鉴，南汽仍与久病成疴的罗孚达成收购协议，而华为与中兴也出现在马可尼通信的买家名单上，中国最大的石油天然气企业中石油，则把目标对准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以41.8亿美元的出价，造就目前中国最大的跨国收购案。
　　一旦选择了并购这个快车道，对初登国际并购舞台的他们来说，还面临着迅速提高并购技巧的考验，这正是上一轮并购集体走麦城的一个关键所在。中国要真正打造出一批世界级的跨国公司，我们的企业必须成为聪明的买家，确保大多数的企业领导人不要成为傅成玉那样的“烈士”——中国企业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也已结束。 　　


　　《机电商报》：“后合资时代”外资在华为其欲为？
　　在占领中国市场的原始冲动之后，外资力量的中国战略目标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伴随着入世后外资进入各种限制的消解，外资能够更自如地按照自己的战略在中国发展。放眼望去，多年盘踞在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外企，对于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进入，在力度、深度、广度各方面全面深入的态势已然成形。
　　
　　外资银行：从此王者归来
　　曾经的“十里洋场”将再次迎来外资银行入驻的高潮，外资银行王者归来。《中国财富》认为，中国不可避免地走进金融业全面融合的时代。
　　正像其他行业一样，随着WTO承诺的一一兑现，随着全面放开期限的临近，外资银行正满心欢喜且小心翼翼地在中国布点备战。2004年末，上海市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数达到75家(其中支行15家)，年度新增分行和法人机构10家(含7家筹建机构)及支行4家，外资金融机构代表处89家(年度新增16家)。2005年3月，汇丰等外资银行分别在厦门、北京启动了人民币业务。
　　在网点不足的前提下，除了设立分行之外，入股中资银行成了一个绝妙的方式。“外资银行通过入股中国银行，获得了品牌资源、网点资源、客户资源等，并且在承销上市时获得了巨额利润，在这个过程中，中资银行的价值某种程度上被低估了。”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吴念鲁教授说。
　　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合作获得超值利益的经典一例当数花旗与浦发发行联名信用卡，花旗用此举轻易敲开了信用卡的大门。前不久，这张信用卡的发卡城市由4座扩展到6座。
　　而外资银行扩展业务的能力甚至还要超出我们的想象。根据上海银监局公布的信息，2005年，上海外资银行的利润同比增长率达到68.3%，远远高出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对上海银行业非常熟悉的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陆世敏说：“目前看来，外资银行在全国范围内并未形成太大的冲击，他们的资产负债量只占全部的1%。但是在上海就不一样了，上海外资银行的存贷款占到整体的13%，而外汇的贷款量已经超过总数的50%。上海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的竞争已经非常激烈。”
　　而正像吴念鲁教授所说，我们在看到外资银行对国内银行造成冲击的同时，更应该考虑如何合作，如何吸取别人的长处。外资银行在管理和营销方面逐渐展现的优势让中国的商业银行不得不开始正视自己。
　　问题一定要从根本上解决。正如陆世敏教授所说，外资银行恰恰能从组织架构上来保证。“倒金字塔结构”就体现了一切以客户为导向的核心精神。“外资银行创新的源头是在第一线，因为他们的架构中客户经理是核心。客户经理了解客户的需求，与产品经理合作提出创新产品，然后上面的科长、处长、行长全都为客户经理服务。国外大的银行都是采用这种倒金字塔结构。而中国银行正好相反，由总行行长提出产品创新发展规划，下面一层层执行。一切都是行长说了算。
　　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银行业20%的原则，即20%的客户贡献80%的收益。国内银行尽管已经有了改进，在如何对待20%的客户上，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去国有银行办理10万元的业务，你要和办理三四百元业务的人一起排长队，这是很多客户的切身体会。而外资银行则根据客户所办业务金额的不同，设立不同的通道。荷兰银行推出的梵高贵宾理财服务则直接把目标锁定在20%的客户。虽然一部分中资银行也推出了针对高端客户的产品，但是在宣传力度、服务质量、产品结合的针对性还不是很强。
　　
　　中国战略与全球野心
　　中国战略的全面升级正是外资全球布局的题中之意。
　　这方面，沃尔沃集团和沃尔沃卡车公司的中国化战略代表着全体外资巨头共同的心思。
　　在该公司领导层看来，沃尔沃集团和沃尔沃卡车公司中国化战略是其全球战略“一盘棋”上具有重量级的一粒棋子，这粒棋子的落定意味着沃尔沃集团和沃尔沃卡车公司将依托中国市场进行大规模采购、生产和研发，以期达到全球资源优化配置、全球统一标准、全球统一供货目标的实现。
　　根据沃尔沃集团和沃尔沃卡车公司的全球战略规划，在中国的合资合作总体分三个战略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中国焦点战略，把中国当成一个焦点来关注；第二个阶段是三足鼎立战略，把沃尔沃卡车公司在全球的重卡市场划分为欧洲、北美和亚洲3大部分，而亚洲的中心在中国；第三个阶段是把亚洲的生产基地放在中国，在中国制造整车和零部件，而且做到全球同步、全球供货。
　　去年11月，吴瑜章晋升为沃尔沃卡车公司亚洲区执行副总裁、沃尔沃卡车公司大中国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在业界看来，正是该公司“立足中国、全球供应”的中国化战略的全面启动。
　　布局中国，将中国的装备制造业纳入其全球产业链，以助其不断升级的全球野心，正在成为外资巨头们中国化战略的必然方向。
　　伴随这个过程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外资由过去那种简单的组装逐步向制造加工、整机生产、产品研发、市场营销等全过程延伸。这一过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全面推进。卡特彼勒的扩张可谓典型。
　　2003年以来，卡特彼勒在中国开始新一轮的投资，将其先进的工程机械商业模式移植到中国，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角度在中国整合必要的市场和制造资源。其在中国制造主机和配套产品，寻求和兼并主机制造和配套制造企业，包括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和柴油机等产品制造企业；布局覆盖全国的代理商体系；布局产业的新商业服务体系，组建卡特彼勒(中国)融资租赁公司和卡特彼勒(中国)物流服务公司。
　　
　　控制权争夺升级
　　与这些巨头的扩张相伴相生的，是控制权争夺的不断升级。
　　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外方在对合资公司控股权的争夺上动作频频。
　　这一点，即便是在政策尚未放开的整车制造领域同样风起云涌。面对政策的限制，外资也不改力图控制的心思，态度坚决强硬。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被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董事顾儒伯称为“从立项到批准速度比较快”的北京奔驰轿车项目。2003年初北京市“宽沟会议”，合作双方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与北京汽车控股有限公司正式确定思路；2004年5月，双方在德国正式签署了在中国生产梅赛德斯-奔驰C级和E级轿车项目可行性研究基础协议书，确定了北京吉普将正式生产奔驰轿车；12月6日，北京奔驰-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有限公司新工厂奠基仪式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隆重举行。
　　大局初定，但是，虽然目前北京奔驰项目已经进入国家审批阶段，合资双方的合同谈判仍没有完全结束，中德双方在一些条款上还没有达成一致。
　　一是股权比例问题，中国政府相关政策规定合资公司的股比为50：50，但德方要求，“一旦国家允许外资超过50%，即同意德方增资到60%以上”；二是销售控制权问题，由于宝马销售不利，奔驰从中得到教训，要求营销、定价等策略掌控在自己手中；三是在合资经营管理权上，按照规定，董事长、总经理是半年轮换一次，但德方要求不管董事长换了谁，董事会的决策最终听从德方的。
　　


　　相当苛刻，并且条条直指控制权。德方更要求把上述内容一并写进合同文本里，态度坚决。
　　而同样显著的是，合资公司悄然间变成独资也已不再是新闻。
　　今年3月，宁夏小巨人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酝酿，完成身份的转变，成为一家日资在华的独资企业，宁夏小巨人由日本山崎马扎克公司与宁夏长城机器集团公司在2000年合资组建，日方以技术转让的方式入股，占25%股份。
　　这只是案例之一，事实上，合资变成独资，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先期通过成立合资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下一步的战略。
　　控制权的争夺更弥漫在各个层面。例如，合资的中方企业原有的技术研发能力，也成为外资必争的目标所在。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蔡惟慈举例说，如果某中国企业有个产品开发中心，跨国公司与其合资的必须条件之一就是将开发中心纳入由其控股的企业中来，而不能游离于其控制力之外。
　　看来，外资的意图在于，要最大限度消除中国企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与之一争高低的可能。
　　
　　愈刮愈烈的并购之风
　　装备制造业并购大戏的帷幕正在拉开。
　　加入WTO后，中国政府在吸引外资方面的一个重大政策性变化即是：外资，特别是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可以通过参股、控股或者除个别行业外整体兼并收购企业的方式进行。
　　作为外资在中国的主要投资领域，1999年制造业投资占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56%，2000年这一数字为63%；投资方式以合资、合作或独资设立企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为主，占总投资的66.8%，通过兼并收购方式进行的直接投资不到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10%。
　　而资料表明，外资并购已经成为全球跨国投资的重要方式。从国际领域来看，在流入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中，跨国并购方式占到七成以上，通过并购实施全球扩张，已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选择和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途径。随着中国经济同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接轨，国际通行的跨国并购方式也会逐步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常用方式。
　　政策的松动使得在华外资加紧通过并购的方式大肆扩张。而外商投资比较成熟的装备制造业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外资并购的高发领域。
　　分析人士指出，并购中国高成长性行业的优势企业正成为跨国公司孜孜以求的目标。
　　例如，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徐工机械)的改制，就吸引了卡特彼勒公司、美国国际投资集团、摩根大通亚洲投资基金、花旗亚太企业投资管理公司等众多国际资本的追逐。
　　


　　而外资以收购的方式，不仅能迅速扩张，将被并购方的市场份额悉数收入囊中，还能将销售网络、终端服务等等一锅端走。这无疑会更刺激其欲望的不断膨胀。
　　去年5月，卡特彼勒整体并购国内工程机械企业排名第七的山工，之后又觊觎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巨无霸——徐工。其动作之凌厉颇让人觉得不寒而栗。而必须习惯的是，从现在开始，此种并购的发生必然会在整个装备制造业中此起彼伏。
　　在并购过程中，中方企业欲通过出让所拥有的对企业的控制权而获得相应收益，跨国公司则通过付出一定代价而获取这部分控制权。对双方来说，都是基于更长远利益的有所取舍的过程。
　　已在国际市场并购领域打拼多年的外资巨头无疑要老练得多。而基于出让控股权的代价，中方企业自身的意志能否一以贯之，引资的各种战略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不免让人忧心忡忡。这仍是一场艰苦的博弈。
　　
　　《证券市场周刊》：中国股市的荒唐一幕
　　证券监管部门于2005年4月宣布改革股权分置的条件已经成熟并启动试点，在错误的时机发动了一场错误的试验，其原因首先在于对当前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身处危如累卵、脆如薄冰的险境，证券监管部门惊慌失措，孤注一掷，强行启动试点，结果将不外以下三种：或者以伤害非流通股股东权益、破坏市场经济和产权制度基础为代价，去迎合市场激进人士的口味，博得市场一时的掌声；或者维护资本市场的正常秩序和规则，但得罪市场激进人士，失信于预期过高的市场；或者左右受制，进退失据，两面不讨好，满盘皆输。
　　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慌不择路，盲目开弓，必然矢发无端、箭伤无辜，人为制造不安定、不和谐，毁股市，害股民，损及国家利益和政府公信，监管者自身也蒙羞受辱，到头来再想“回头”，只怕是悔之晚矣。
　　股权分置改革试点的核心是非流通股股东要补偿流通股东。其实，补偿流通股既无法律依据，亦无理论支撑和事实基础。
　　中国股市在为企业筹集资金和增加税收方面作用明显；在转换经营机制方面收效不大，乏善可陈，失败的教训多于成功的经验；配置资源、发现价值和晴雨表的作用几近于零。
　　就股权分置改革试点而言，错误已经铸成，危害已经发生；悬崖勒马，来不及了。
　　


　　《英才》：中国工业企业新版图
　　国家统计局根据2004年度统计结果，参照国际一般惯例，按照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大小，筛选出了中国1000家最大的工业企业并向社会发布。它们是中国工业经济的重要支柱，代表着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很大程度上也左右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
　　这1000大企业行业分布依然体现明显的重化工业特征，突出反映中国经济仍处于重化工业主导阶段。
　　从2004年1000大工业企业行业分布看，属于中国第一大制造业即电子通信设备制造行业的企业有135家，是全部39个工业大类行业拥有1000大企业最多的行业；排列第2位的行业是钢铁企业为110家，表明钢铁企业的平均规模相对更大；列第3位的是以汽车为代表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有98家；列第4位的是电力行业，拥有1000大企业中的64家。另外，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成为1000大企业的主角。2004年1000大工业企业中，属于国有企业有296家；属于股份制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有387家；属于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有251家。
　　
　　《互联网周刊》：跨国公司在华20年面临变革转折
　　谁输了中国，谁就输了全球。中国又重新成为沃土，但是这个被普遍认为是潜力巨大的市场并非是所有跨国公司的福地。成为主角的跨国公司与主流的中国经济碰撞在一起，所产生的巨大能量既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跨国公司自己。在20年时间当中，它们在中国市场上收获颇丰，同时也慢慢发现这个市场本身的变化正在促使它们主动地寻找变革。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研发，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这个被很多人认为是最有增长性的市场上依然有胜败。跨国公司们正在以一种更精细的态度审视中国，它们也需要为了赚每一块钱而用尽心思，就像它们在其他市场上做的那样。同时，跨国公司已经越来越倾向于将战场从制造转移到知识产权、品牌等领域。
　　同样一个起点，惠普、英特尔、IBM、微软、摩托罗拉、诺基亚这6家典型跨国公司走出的是不一样的路径，各自也到达了不同的终点。
　　20年一个轮回，跨国公司们是否已经找准了未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