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脱贫攻坚已进入最为关键的阶段。遍布全国各地的1600余家村镇银行，已成为支农支小和精准扶贫的重要生力军。2011年以来，武汉农村商业银行积极响应银监会政策号召，先后在广东、云南、海南、广西、湖北、江苏等6省（区）发起设立了47家长江村镇银行，数量居全国第二，覆盖21个国定贫困县，不断探索和创新金融精准扶贫的路径和方式，其金融精准扶贫模式在业内渐成影响。
　　近日，《经济》记者对话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董事长徐小建，围绕如何增强农村金融實施效果、提升精准扶贫的效率等相关热点话题，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
　　《经济》：对于农村金融，政府采取的很多措施对于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农民和农村企业融资困难的现象还是存在的，您认为应如何增强农村金融实施效果、提升精准扶贫的效率？
　　徐小建：农民和农村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是由农村地区金融覆盖率偏低和商业银行传统的业务偏好造成的；农民和农村企业融资贵，是由银行“收益”覆盖“风险”的经营特征决定的。村镇银行扎根县域、服务乡村，能够打通农村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同时，村镇银行作为“草根银行”，与农民和农村企业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他们相互依存、互惠互利、共生共荣，在价格机制上也更有弹性，因此，大力扶持村镇银行发展，是增强农村金融实施效果的有效途径。当下，精准扶贫的深入推进为村镇银行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和战略平台，村镇银行应该以精准扶贫作为业务发展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发挥本土化、法人机构机制灵活等优势，通过对贫困地、贫困户网格化的包干，精准对接扶贫项目、企业和建档立卡户，从而提升精准扶贫效率。
　　《经济》：开展农村金融会涉及的精准扶贫工作，难点在哪里？贵行是如何协调好金融供给和金融需求问题的？
　　徐小建：精准扶贫是要变过去的“大水漫灌”为现在的“精准滴灌”，精准扶贫贵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开展金融精准扶贫，要把有限的金融资源运用到真正需要资金的地方，如何有效甄别服务对象，是最大的难点。我行发起设立的长江村镇银行，现有法人机构47家，网点101个，大部分位于“老、少、边、穷”地区，在实际工作中，各村行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发扬“泥腿子”作风，进村入寨，逐乡、逐村、逐户调查摸底。为了解决金融供给和金融需求的问题，长江村镇银行将业务发展与精准扶贫深度融合，依托政府、下沉重心，找准方法锁定“三大领域”：金融支持贫困地区产业脱贫、项目脱贫和创业、教育脱贫；实现了“五大收获”：丰富了获客渠道、拓宽了资金来源、落实了信贷策略、缓释了风险压力、提高了品牌效应。截至今年10月末，47家长江村镇银行累计对接乡镇127个、村湾596个，涉及精准扶贫项目71个、建档立卡贫困户63741户，累计引入资金17.97亿元，发放扶贫贷款11.79亿元，支持贫困户创业带动脱贫25151户，丰富了当地金融供给，呼应了贫困户的金融需求。
　　《经济》：结合农商银行和村镇银行的实践，您认为农村金融发展的新方向是什么？
　　徐小建：近年来，农村金融正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口外迁、互联网金融的兴起都对农村金融形成了巨大的影响。我们认为，农村金融未来将朝着三个方向发展：一是集约化，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和规模农业的兴起，农村金融服务的重点将从过去分散的个体农户转移到未来的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和新农村社区；二是特色化，随着农村人口外迁和产业结构调整，农村金融服务不再千篇一律，金融机构要根据每个地方的产业布局和特点实施差异化的金融服务；三是智慧化，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兴起，网银、移动支付会很快在农村普及，金融机构要运用互联网思维，利用移动互联、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智能化等金融科技手段，对传统经营模式、管理体制机制、服务体系流程进行全面升级。
　　《经济》：进入经济新常态，村镇银行发展也是与时俱进，您认为村镇银行的潜在风险是否发生改变？从某种程度上讲，信誉的好坏与安全性的高低挂钩，相比其他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知名度不高，会造成资本存量偏低，一旦出现市场波动，村镇银行会容易被外部冲击影响，如何应对这一问题？
　　徐小建：村镇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声誉风险等，与银行业大体一致，由于其资本金不多，规模偏小，流动性风险会更加突出。我们认为，那些经营不善、风险突出的村镇银行，更多的是没有找准市场定位、盲目贪大求全引起的，而不是村镇银行本身的问题。我们发起的长江村镇银行非常重视品牌形象建设，一方面外树形象，在6省（区）打造标识标牌统一、装修格调统一、宣传内容统一、视觉形象统一的对外形象体系；另一方面苦练内功，通过“扫街”式的金融服务，真心实意地为当地小微企业和居民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赢得了当地政府和社会的认可。同时，作为主发起行，我们承诺为发起的村镇银行风险兜底，也进一步打消了当地对村镇银行的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