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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刘震云小说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起步，至今热度颇高。有关刘震云的研究论文一路攀升、成果颇丰，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审视很有必要。现有相关研究整体可分为主题内容、人物形象、艺术手法、单篇、比较、影视改编和译介研究等七个方面，其中转型研究及译介、传播研究还有待加强，其创作本土性与现代性也尚存研究空白。
【关键词】 刘震云;小说;综述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2-0028-03
刘震云是一位屡出佳作的作家，他于1987年发表短篇小说《塔铺》引起关注，《一地鸡毛》与“故乡”系列分别被视为“新写实”与“新历史主义”作品，多样化创作风格初显。2000年后，刘震云相继出版《一腔废话》等，并因其小说影视化引起更多关注。于2009年发表的《一句顶一万句》获得颇高呼声，又因《手机》到《我不是潘金莲》等五部小说的影视改编，影视化现象逐渐受到更多关注。2017年新作《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发表，进一步展露出紧跟现实的创作特点。
有关刘震云研究的著述并不多，较早的有郭宝亮的《洞穿人生与历史的迷雾 刘震云的小说世界》，对其创作历程和基本特征做了较为全面的整理。[1]2015年后有关刘震云作品研究专著增多，但多为资料和论文汇编。冯庆华的《刘震云小说思想论稿》以权力、伦理、历史、故乡、宗教、人性、存在等关键词形式，对刘震云小说创作进行了整体研究[2]。
对刘震云的研究最早的学术论文可追溯到王必胜1988年发表的《躁动的灵魂和艰难的人生——刘震云小说主题论》[3]，1990年余昌谷认为刘震云小说从平凡生活切入描写群体存在的小人物，已指出刘震云描写主体的基本特质。[4]从1988至今有关刘震云的研究颇丰，仅在知网以刘震云为主题进行检索，学术论文即千篇有余，以刘震云小说为研究主题的硕士论文近200篇。但刘震云的研究综述寥寥，系统地梳理、审视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是十分必要的。总的来看，关于刘震云小说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题研究
刘震云小说内涵丰富，深刻反映生活的复杂。有关其小说主题研究多集中在权力、故乡、存在等关键词。有研究者认为权力意识是刘震云小说的“精髓”[5]，姚晓雷认为刘震云《头人》等小说小虽然将民间的缺陷过于放大，但实现了从对人格的批判转向对权力机制的批判，是对同一主题的反复摹写。[6]2000年后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系统分析刘震云权力意识的硕士论文，如对刘震云小说的现实、历史权力批判以及其价值意义进行系统而细致的分析。[7]以上对刘震云小说中权力描写的研究反映研究的深入，也反映出研究的重复现象。
故乡也是刘震云小说中常见的主题。刘震云曾一度指出家乡对他的创作影响，“你刚开始睁开眼睛牙牙学语的时候，故乡就教会了你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8]梁鸿论述了刘震云小说中创伤基调、权力关系、语言民间式狂欢中的“故乡”，认为刘震云把故乡既理性又感性地表现了出来。[9]刘震云故乡与权力的描绘“渗入”了“存在”的思考，关于刘震云小说“存在”内涵的阐述分散于诸多论文，也有一些论文专门讨论刘震云小说中的“存在主义”思想。有研究者认《一句顶一万句》用“摆脱孤独的尝试”理解小说人物以及小说生存层面的内蕴。[10]从存在主义角度分析其小说，使研究摆脱了印象式的泛化分析，虽不算新颖的理论，用来分析相关作品的哲学内蕴却非常贴切。
二、人物形象研究
有关刘震云小说的人物形象研究，主要为小人物、知识分子形象研究，及作品中的具体人物等。有研究者认为刘震云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具有鲜明的世俗化特征，并论述其小说中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消隐。[11]也有论文认为从20世纪八十年代80年到21世纪，刘震云历时性地描写了城市小知识分子、故乡“小人物”以及乡土中国另类“小人物”的精神状态。[12]有研究者分析了“故乡系列”中人物形象的奴性化、符号化、非人化与戏剧化特征。[13]有关刘震云小说的主题与艺术形象的一系列研究，加深了相关主题与人物特征的理解，但也容易形成刻板认知，使不加分辨的后进研究趋同。
三、艺术特征研究
有很多研究者对刘震云小说创作的艺术特征进行了具体分析。张冠夫分析了刘震云小说的反讽特征，[14]其观点对此后的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也有很多研究者分析了刘震云小说“拧巴”特点，如马俊山梳理了以往对刘震云小说“拧巴”特点的正反面评论，论述了其“拧巴”叙述的原因、魅力与意义。[15]总之，以往的学术文章对其小说艺术特征的分析，以反讽、荒诞性、戏谑、狂欢化和“绕”等特征为主。
四、单篇作品研究
关于刘震云单篇作品的研究与艺术技巧等研究多有重合，但因单篇研究占比较大，故单列出来。由于艺术的纯熟、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及影视改编等因素影响，《一句顶一万句》的研究在刘震云小说整体研究中较为可观，以《一句顶一万句》为主题进行检索的知网文献就近200篇。孟繁华说刘震云是最有“想法”的作家之一，他认为《一句顶一万句》“发现了‘说话’的深意，把市井生活写得有现代性。”[16]梁鸿认为这部小说通过乡村的生活史展现中国人的精神史，从“中国农民”生存方式中探索人的生存本质。[17]有研究者则把刘震云的小说语言分为“实话体”“梦话体”“冷话体”“闲话体”，并分析《一句頂一万句》的表达方式。[18]总而言之，关于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的研究，主要围绕“孤独”“寻找”“语言”等关键词，也有研究者分析小说中的宗教意识，研究取得一定成果，但总体而言具体文章的研究思路较为繁杂，给人印象深刻且切中肯綮的评论文章并不多。
刘震云几乎所有小说都不乏研究文章。有研究文章在世纪初分析了小说《故乡面和花朵》的反讽设置以及内涵和艺术效果。[19]有研究者认为《我叫刘跃进》打破了先前先入为主定性城市乡村善恶的思维模式，“切入了民族的精神病苦”，但也因“过分喜剧化、戏剧化的情节消弭了它的思想锋芒”，评价较为中肯。[20]近年来，也发表了一些有关小说《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的研究文章，但目前为止研究热度显然不高。总之，有关刘震云单篇作品的研究数量可观，也不乏优秀之作。 五、比较研究
有关刘震云小说的比较研究，多将刘震云与鲁迅或赵树理的创作进行比较分析。有研究者分析了刘震云小说对鲁迅的继承，包括批判精神、对国民奴性的鞭挞、外冷内热等特征[21]。还有研究者认为刘震云的历史小说擅长使用喜剧性的表现方式表达批判意识，“可以看做是对鲁迅开创的历史小说写作传统的有意识地继承和发展”[22]，有关刘震云对鲁迅小说的继承还散见于一些评论文章中。
此外，甘浩分析了刘震云与赵树理小说在权力表现与民间描写的联系。[23]有研究者还认为刘震云和赵树理两者的小说语言有联系，并对其小说语言进行了剖析。[24]有研究者则对两者的语言差异进行分析，认为“赵树理广泛使用了方言俚语，而刘震云小说是经过‘改装’的、掺杂更多现代成分的民间语言。”[25]整体来看，在刘震云与鲁迅的比较研究中倾向于两者内在、精神联系，与赵树理的比较研究则倾向于语言形式的分析。
六、影视改编作品研究
刘震云作品的影视化现象颇为显著，自2003年由《手机》小说改编的电影上映，随后十几年又有《一九四二》等上映。《我叫刘跃进》甚至先以脚本拍摄为电影，后进行小说写作。关于刘震云小说的影视化，研究者褒贬不一。姚小亭认为《手机》兼顾了艺术价值与经济价值，对比分析了电影和小说《手机》，并高度评价《手机》的语言与叙述技巧。[26]有研究者则对《手机》进行了细致而尖锐的批评，认为小说“思想容量贫乏”“文学意味寡淡”，是商业卖点的市场成品。[27]也有研究文章分析了《我不是潘金莲》电影中的武侠古典元素与镜头变形的含义，以及电影画面“声色”的别出心裁。[28]关于刘震云小说影视化研究，硕士论文是重镇，相关硕士论文就近20篇，多较为系统地梳理刘震云小说影视改编的背景、影视化特点及意义，有硕士论文还将影视作品与原著进行对照，分析了小说蓝本与影视改编的互动关系。
七、译介与传播研究
近年来，有关刘震云作品译介的研究文章开始出现。有研究者分析了刘震云小说在英语世界的接受过程、与国内的差异以及存在的问题。[29]有研究者分析了《我不是潘金莲》的翻译以及影视改编。[30]还有研究者结合《一地鸡毛》英译本的翻译，分析何种译者更适合‘中国形象’的书写与中国文学的译介及译介存在的问题。[31]关于刘震云小说的译介研究近些年才起步，研究成果相对匮乏，还有很大研究空间。
八、总结
整体来看，有关刘震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主题内容和人物形象、艺术手法、单篇、比较、影视和译介研究，成果蔚为可观。但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研究方向集中、创新性不足，形成“异口同音”现象，深度也有待提高。其次，刘震云作品丰富，九十年代到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坛也可谓巨变，作者创作历程从八十年代末至今达30余年，无疑会有变化与发展，但有关其创作转型或对其创作整体审视的研究文章仍旧空缺。刘震云小说已被译为多种文字，海外传播等相关研究也有待加强。此外，除了不拒绝影视化元素，刘震云小说还有显明的中国古典文学特点，如人物的白描、风俗的描写、俚俗的语言等，同时汲取西方技巧，小说具有可读性的同时又有深厚内蕴，这对于当代文坛也是可资借鉴的，刘震云怎样在作品中将两者结合也仍有巨大探索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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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姚晓雷.故乡寓言中的权力质询——刘震云故乡系列小说的主题解读[J].文学评论，2002（01）：9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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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高占伟.生存层面中话语蕴藉的意义探寻——读刘震云新作《一句顶一万句》[J].文艺评论，2010（03）：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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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黄轶.在“华丽”与“转身”之间——评刘震云《我叫刘跃进》[J].扬子江评论，2008（01）：14-18.
[21]赵鹏.习以为常和迷茫不解处见丑恶与悲惨——论刘震云小说中的鲁迅因子[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5）：8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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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年东敏，女，汉族，河南平舆人。长江大学人文与新媒体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 刘震云;小说;综述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2-0028-03
刘震云是一位屡出佳作的作家，他于1987年发表短篇小说《塔铺》引起关注，《一地鸡毛》与“故乡”系列分别被视为“新写实”与“新历史主义”作品，多样化创作风格初显。2000年后，刘震云相继出版《一腔废话》等，并因其小说影视化引起更多关注。于2009年发表的《一句顶一万句》获得颇高呼声，又因《手机》到《我不是潘金莲》等五部小说的影视改编，影视化现象逐渐受到更多关注。2017年新作《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发表，进一步展露出紧跟现实的创作特点。
有关刘震云研究的著述并不多，较早的有郭宝亮的《洞穿人生与历史的迷雾 刘震云的小说世界》，对其创作历程和基本特征做了较为全面的整理。[1]2015年后有关刘震云作品研究专著增多，但多为资料和论文汇编。冯庆华的《刘震云小说思想论稿》以权力、伦理、历史、故乡、宗教、人性、存在等关键词形式，对刘震云小说创作进行了整体研究[2]。
对刘震云的研究最早的学术论文可追溯到王必胜1988年发表的《躁动的灵魂和艰难的人生——刘震云小说主题论》[3]，1990年余昌谷认为刘震云小说从平凡生活切入描写群体存在的小人物，已指出刘震云描写主体的基本特质。[4]从1988至今有关刘震云的研究颇丰，仅在知网以刘震云为主题进行检索，学术论文即千篇有余，以刘震云小说为研究主题的硕士论文近200篇。但刘震云的研究综述寥寥，系统地梳理、审视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是十分必要的。总的来看，关于刘震云小说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题研究
刘震云小说内涵丰富，深刻反映生活的复杂。有关其小说主题研究多集中在权力、故乡、存在等关键词。有研究者认为权力意识是刘震云小说的“精髓”[5]，姚晓雷认为刘震云《头人》等小说小虽然将民间的缺陷过于放大，但实现了从对人格的批判转向对权力机制的批判，是对同一主题的反复摹写。[6]2000年后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系统分析刘震云权力意识的硕士论文，如对刘震云小说的现实、历史权力批判以及其价值意义进行系统而细致的分析。[7]以上对刘震云小说中权力描写的研究反映研究的深入，也反映出研究的重复现象。
故乡也是刘震云小说中常见的主题。刘震云曾一度指出家乡对他的创作影响，“你刚开始睁开眼睛牙牙学语的时候，故乡就教会了你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8]梁鸿论述了刘震云小说中创伤基调、权力关系、语言民间式狂欢中的“故乡”，认为刘震云把故乡既理性又感性地表现了出来。[9]刘震云故乡与权力的描绘“渗入”了“存在”的思考，关于刘震云小说“存在”内涵的阐述分散于诸多论文，也有一些论文专门讨论刘震云小说中的“存在主义”思想。有研究者认《一句顶一万句》用“摆脱孤独的尝试”理解小说人物以及小说生存层面的内蕴。[10]从存在主义角度分析其小说，使研究摆脱了印象式的泛化分析，虽不算新颖的理论，用来分析相关作品的哲学内蕴却非常贴切。
二、人物形象研究
有关刘震云小说的人物形象研究，主要为小人物、知识分子形象研究，及作品中的具体人物等。有研究者认为刘震云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具有鲜明的世俗化特征，并论述其小说中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消隐。[11]也有论文认为从20世纪八十年代80年到21世纪，刘震云历时性地描写了城市小知识分子、故乡“小人物”以及乡土中国另类“小人物”的精神状态。[12]有研究者分析了“故乡系列”中人物形象的奴性化、符号化、非人化与戏剧化特征。[13]有关刘震云小说的主题与艺术形象的一系列研究，加深了相关主题与人物特征的理解，但也容易形成刻板认知，使不加分辨的后进研究趋同。
三、艺术特征研究
有很多研究者对刘震云小说创作的艺术特征进行了具体分析。张冠夫分析了刘震云小说的反讽特征，[14]其观点对此后的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也有很多研究者分析了刘震云小说“拧巴”特点，如马俊山梳理了以往对刘震云小说“拧巴”特点的正反面评论，论述了其“拧巴”叙述的原因、魅力与意义。[15]总之，以往的学术文章对其小说艺术特征的分析，以反讽、荒诞性、戏谑、狂欢化和“绕”等特征为主。
四、单篇作品研究
关于刘震云单篇作品的研究与艺术技巧等研究多有重合，但因单篇研究占比较大，故单列出来。由于艺术的纯熟、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及影视改编等因素影响，《一句顶一万句》的研究在刘震云小说整体研究中较为可观，以《一句顶一万句》为主题进行检索的知网文献就近200篇。孟繁华说刘震云是最有“想法”的作家之一，他认为《一句顶一万句》“发现了‘说话’的深意，把市井生活写得有现代性。”[16]梁鸿认为这部小说通过乡村的生活史展现中国人的精神史，从“中国农民”生存方式中探索人的生存本质。[17]有研究者则把刘震云的小说语言分为“实话体”“梦话体”“冷话体”“闲话体”，并分析《一句頂一万句》的表达方式。[18]总而言之，关于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的研究，主要围绕“孤独”“寻找”“语言”等关键词，也有研究者分析小说中的宗教意识，研究取得一定成果，但总体而言具体文章的研究思路较为繁杂，给人印象深刻且切中肯綮的评论文章并不多。
刘震云几乎所有小说都不乏研究文章。有研究文章在世纪初分析了小说《故乡面和花朵》的反讽设置以及内涵和艺术效果。[19]有研究者认为《我叫刘跃进》打破了先前先入为主定性城市乡村善恶的思维模式，“切入了民族的精神病苦”，但也因“过分喜剧化、戏剧化的情节消弭了它的思想锋芒”，评价较为中肯。[20]近年来，也发表了一些有关小说《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的研究文章，但目前为止研究热度显然不高。总之，有关刘震云单篇作品的研究数量可观，也不乏优秀之作。 五、比较研究
有关刘震云小说的比较研究，多将刘震云与鲁迅或赵树理的创作进行比较分析。有研究者分析了刘震云小说对鲁迅的继承，包括批判精神、对国民奴性的鞭挞、外冷内热等特征[21]。还有研究者认为刘震云的历史小说擅长使用喜剧性的表现方式表达批判意识，“可以看做是对鲁迅开创的历史小说写作传统的有意识地继承和发展”[22]，有关刘震云对鲁迅小说的继承还散见于一些评论文章中。
此外，甘浩分析了刘震云与赵树理小说在权力表现与民间描写的联系。[23]有研究者还认为刘震云和赵树理两者的小说语言有联系，并对其小说语言进行了剖析。[24]有研究者则对两者的语言差异进行分析，认为“赵树理广泛使用了方言俚语，而刘震云小说是经过‘改装’的、掺杂更多现代成分的民间语言。”[25]整体来看，在刘震云与鲁迅的比较研究中倾向于两者内在、精神联系，与赵树理的比较研究则倾向于语言形式的分析。
六、影视改编作品研究
刘震云作品的影视化现象颇为显著，自2003年由《手机》小说改编的电影上映，随后十几年又有《一九四二》等上映。《我叫刘跃进》甚至先以脚本拍摄为电影，后进行小说写作。关于刘震云小说的影视化，研究者褒贬不一。姚小亭认为《手机》兼顾了艺术价值与经济价值，对比分析了电影和小说《手机》，并高度评价《手机》的语言与叙述技巧。[26]有研究者则对《手机》进行了细致而尖锐的批评，认为小说“思想容量贫乏”“文学意味寡淡”，是商业卖点的市场成品。[27]也有研究文章分析了《我不是潘金莲》电影中的武侠古典元素与镜头变形的含义，以及电影画面“声色”的别出心裁。[28]关于刘震云小说影视化研究，硕士论文是重镇，相关硕士论文就近20篇，多较为系统地梳理刘震云小说影视改编的背景、影视化特点及意义，有硕士论文还将影视作品与原著进行对照，分析了小说蓝本与影视改编的互动关系。
七、译介与传播研究
近年来，有关刘震云作品译介的研究文章开始出现。有研究者分析了刘震云小说在英语世界的接受过程、与国内的差异以及存在的问题。[29]有研究者分析了《我不是潘金莲》的翻译以及影视改编。[30]还有研究者结合《一地鸡毛》英译本的翻译，分析何种译者更适合‘中国形象’的书写与中国文学的译介及译介存在的问题。[31]关于刘震云小说的译介研究近些年才起步，研究成果相对匮乏，还有很大研究空间。
八、总结
整体来看，有关刘震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主题内容和人物形象、艺术手法、单篇、比较、影视和译介研究，成果蔚为可观。但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研究方向集中、创新性不足，形成“异口同音”现象，深度也有待提高。其次，刘震云作品丰富，九十年代到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坛也可谓巨变，作者创作历程从八十年代末至今达30余年，无疑会有变化与发展，但有关其创作转型或对其创作整体审视的研究文章仍旧空缺。刘震云小说已被译为多种文字，海外传播等相关研究也有待加强。此外，除了不拒绝影视化元素，刘震云小说还有显明的中国古典文学特点，如人物的白描、风俗的描写、俚俗的语言等，同时汲取西方技巧，小说具有可读性的同时又有深厚内蕴，这对于当代文坛也是可资借鉴的，刘震云怎样在作品中将两者结合也仍有巨大探索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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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年东敏，女，汉族，河南平舆人。长江大学人文与新媒体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