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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19日，我几乎是拖着行李，直接从机场赶往谢晋导演八十大寿的会场，因为日本的岩波电影发行公司委托我转送生日礼物；他们曾经发行了谢晋导演的《芙蓉镇》，至今记忆犹新，他们非常激动地诉说着往事：当初日本观众是如何喜爱这部电影。影片在1986年完成，成为国内最高票房的影片；但是学术界，对于这样一部反映“文革”的影片，并没有给予很高的评价。钱理群教授参加《大众电影》的研讨会时，直接指出影片的局限：对于“文革”的批判，仅仅停留在受害者同情上，原因也是那些道德有缺陷的人的行为，而没有对体制等根本问题进行揭示。当然，更不可能有更深入的反思。
但是，即使有这样的批评，在现实中，整个影片在拍摄和最后审查时，都遇到了很多的阻力。由于当年的徐桑楚厂长力挺谢晋，一次一次地飞往北京和国家电影局商榷，最后，通过了审查。1987年，影片荣获金鸡奖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美术奖。直到今天，关于“文革”的影片，也没有超过《芙蓉镇》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谢晋导演拍摄的影片，除了《舞台姐妹》以外，都具有比较浓烈的政治气息。
中国电影史上，谢晋是永远不能回避的导演。即使在“文革”中间，他也拍摄了当年非常有影响的《春苗》，还有样板戏《海港》等，一直到斥巨资拍摄的《盛大的节日》——在没有完成影片的前夕，“文革”突然没有预兆地结束了，于是我们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任何关于它的样片，就此束之高阁。然后，在审查“四人帮”的时候，从审查的材料中发现了谢晋写的“效忠信”，他表示，自己还年轻，还可以为党为国家至少再拍二十年影片。为此，谢晋进入了艰难时期，他被宣布进入“文革”后审查对象“讲清楚”学习班。那是他极为痛苦的阶段，当时，儿子谢衍正在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最终没有被录取，他非常内疚地认为，是自己的问题，影响了儿子的前途。
谢晋导演于是从头开始，甚至像我们一样，从拍儿童片做起。1979年他拍摄了《啊，摇篮》，讲述了延安保育院的故事。影片依然在国内大多数影片的拍摄水准之上，凸显出他的导演能力。然后，他筹备了两年，拍摄完成了《天云山传奇》，又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是一部为“右派”呼喊的影片，以至于像我舅舅那样的普通人，看见银幕上右派分子罗群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被妻子用板车推往医院，在途中去世时，那苍凉的画面、孤独的生命，让舅舅不管不顾，在电影院里失声大哭。即使这样，没有观众表示不解，因为整个电影院里充满了抽泣声。谢晋成为当年最响亮的名字。于是在1982年，谢晋重新被领导重视，决定给予他最高的荣誉，发展入党。这时候，我刚分到上影，正在给傅超武导演做场记，这位1938年就入党、加入过八路军的导演，几乎是拍案而起，“怎么可以给这样的投机分子入党？这是给我们的党抹黑！”这是他在党委会上公开提出的，他热爱党，他要保持党的纯洁性。而后，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在食堂吃饭遇到谢晋的时候，对谢晋说：“你现在是越来越红了，你知道吗，红得发紫，那是因为里面放进了黑颜色。”谢晋没有回话，默默地从傅导演身边走过，我们在边上，吓得都透不过气来。傅导演回头对我说：“他拍的《大风浪里的小故事》现在都不提了？”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那是什么电影，悄悄问傅导演是怎么回事，这才明白那是由三个短片完成的电影，也是谢晋导演第一次执导影片，他拍摄了其中的《疾风劲草》。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是讲述了华东大学秦兆龙等利用整风运动，一群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共青团员杨文英与其坚决斗争的故事。如今，他又是为“右派”点赞的导演。谢晋当年为了追求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里的“真实”感，甚至大胆地设想，在《疾风劲草》里让上戏的右派学生出演影片里的右派分子。但是，这些已经被批斗得痛苦不堪的学生，拒绝了他。在那样残酷的年代，谢晋在政治上，显得不是那么成熟，他能想明白的似乎只有他的电影。
对于中国导演，我们当时都是晕头转向，不明白是非，确实对傅导演这样有原则、有个性的导演充满了敬佩；可是如果不是我在这里提起他，上影还有多少人记得他这位曾经拍摄了《金沙江畔》和《火红的年代》的导演？历史是如此的冷漠，并且充满了荒谬，任何事情都不能用好、坏、“投机”来说明白问题。谢晋导演，可以说是他们那一代人里，对电影最执着，以至于最疯狂热爱的人。他对胶片，对光影产生的梦幻的效果，有着难以释怀的向往，他就是想拍电影，并且一直要拍到死的一个导演。
我也想过，谢晋导演可以不拍《疾风劲草》吗？在那样的年代，你不愿意做“右派”，你同样是可以保持沉默的。上影的孙瑜导演，在被批判以后，竟然成了电影界的沈从文，如此伟大的导演，保持了自己的良心和人格，从《武训传》以后，只是试水拍了《乘风破浪》（1957）和《鲁班的传说》（1958），之后就没有任何宣言，就此退出电影舞台。我曾经想，谢晋导演为什么就不能做一个像孙瑜导演这样的人？
今天，我终于明白，是他没有这个权利。我们都是生存在昨天的人，从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我们几乎是在各种运动中体验了自己的生活，年轻人没有太多的选择，我们是在一种统一的教育下，养成了集体人格，随着每次政治运动的不同解释，人们总是愿意相信党、相信政府，相信报纸上变来变去的说法。与其说谢晋拍摄《疾风劲草》是投机，不如说他是真诚的，他当年只是一个三十四岁、从来没有拍摄过影片、没有经历过重大政治运动的年轻人，他不是解放前的左翼，也不是右翼。他仅仅是一个艺术学校毕业的学生，当他能第一次亲手接触到胶片，你能想象他有多么激动？你能要求他有多少境界？放弃这次领导给予他做导演的机会？
“文革”初期，他同样经历了被批斗，送干校劳动，被监督劳动和改造的日子。所以，他拍摄《天云山传奇》的动机依然是真诚的。
如何解释他“文革”中拍摄的影片？当1970年上海的徐景贤宣布：“谢晋是资产阶级思想非常典型的人物，但是经过七斗八斗，终于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当时的谢晋，听到这话时，竟然是泪流满面，他不是在跟自己演戏。他感动，感激党又给他拍电影的机会了。他从干校回来，首先是接拍了搞了五年没有完成的《春苗》，他努力把影片的视觉处理得漂亮，故事很煽情，把阶级斗争设置为简单的好人与坏人的矛盾。那是“文革”时期，能让他拍戏“便死死抓住，哪怕是戴着镣铐跳舞”（杨远婴教授语）。这就是谢晋在“文革”中的表现，为此不能给他更多的非议，因为对任何人，特别是对他的老师夏衍、曹禺，谢晋没有过污蔑、揭发和陷害。在如此黑暗的年代，谢晋导演坚守住了良心和做人的底线，这是谈何容易！
当我们这些年轻人当导演的时候，谢晋给予了很多的关注和支持。他不会在厂里看你的影片，但他会花一角五分钱，在家门口的美琪大戏院，买一张电影票进电影院看。看完以后，走进厂长办公室跟领导说：“这年轻导演很不错啊，你们为什么在她的制作费上卡那个十万元，你多给她十万元，她会给你拍出一百万价值的东西。”谢晋导演会认认真真教导我，哪里不对，应该再从哪里下手。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我说：“没有别的办法学，就是到电影院，把好片子反反复复地看，看到把每一个镜头可以背出来为止。”当《偷自行车的人》影片到中国的时候，谢晋导演就买了几个大饼，跑到上海的“大世界”，就是在那里看着循环放映，坐在电影院一整天一整天，不停地看。他说，就这样他在“大世界”呆了一个星期，看了几十遍的《偷自行车的人》。如今看见他做的《罗马十一点》的电影笔记，也是让人感受到他的勤奋和智慧。
从昨天的政治电影，到今天的娱乐至上，这其中几乎失去了全部电影艺术的价值。即使在今天，当人们大讲好莱坞电影的同时，不要忘记美国的独立电影，它为市场撑起了半边天，那些影片依然呈现出主题和风格的多样性，以一种自由的姿态面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方向。电影导演是在创造自己的世界，并不是随便瞟着时尚、潮流与商业。只是用私人的声音，在讲述着发生于此处，但在任何地方都能够被理解的故事。
我们的电影曾经被政治绑架了，试想，谢晋导演如果可以一直延续着《舞台姐妹》的人物命运刻划的路子走下去，他的电影将会达到多么辉煌的地步。但是，一个导演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历史中，谁能给予他一个“如果”的可能？从孙瑜导演，到傅超武导演，再到谢晋导演，都像是“西西弗神话”里的人物，他们把石头推到了山顶，让它滚落下来，然后继续着这重复劳动。这个希腊神话里的人物，已经不再是古典主义的悲剧人物，他展现了现代社会的荒谬，西西弗的幸福是假设的提出，就像这些导演，他们本质的动机，不在于他们荒诞的存在，而是荒诞既不能告诉他们幸福，也不能告诉他们不幸。之所以最后加缪假设西西弗是幸福的，就像我们假设谢晋是幸福的一样，他是在电影中，找到了他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的尊严。
我们今天被票房绑架了，似乎在另外一种表现形式下，重复着昨天的荒诞！
但是，即使有这样的批评，在现实中，整个影片在拍摄和最后审查时，都遇到了很多的阻力。由于当年的徐桑楚厂长力挺谢晋，一次一次地飞往北京和国家电影局商榷，最后，通过了审查。1987年，影片荣获金鸡奖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美术奖。直到今天，关于“文革”的影片，也没有超过《芙蓉镇》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谢晋导演拍摄的影片，除了《舞台姐妹》以外，都具有比较浓烈的政治气息。
中国电影史上，谢晋是永远不能回避的导演。即使在“文革”中间，他也拍摄了当年非常有影响的《春苗》，还有样板戏《海港》等，一直到斥巨资拍摄的《盛大的节日》——在没有完成影片的前夕，“文革”突然没有预兆地结束了，于是我们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任何关于它的样片，就此束之高阁。然后，在审查“四人帮”的时候，从审查的材料中发现了谢晋写的“效忠信”，他表示，自己还年轻，还可以为党为国家至少再拍二十年影片。为此，谢晋进入了艰难时期，他被宣布进入“文革”后审查对象“讲清楚”学习班。那是他极为痛苦的阶段，当时，儿子谢衍正在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最终没有被录取，他非常内疚地认为，是自己的问题，影响了儿子的前途。
谢晋导演于是从头开始，甚至像我们一样，从拍儿童片做起。1979年他拍摄了《啊，摇篮》，讲述了延安保育院的故事。影片依然在国内大多数影片的拍摄水准之上，凸显出他的导演能力。然后，他筹备了两年，拍摄完成了《天云山传奇》，又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是一部为“右派”呼喊的影片，以至于像我舅舅那样的普通人，看见银幕上右派分子罗群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被妻子用板车推往医院，在途中去世时，那苍凉的画面、孤独的生命，让舅舅不管不顾，在电影院里失声大哭。即使这样，没有观众表示不解，因为整个电影院里充满了抽泣声。谢晋成为当年最响亮的名字。于是在1982年，谢晋重新被领导重视，决定给予他最高的荣誉，发展入党。这时候，我刚分到上影，正在给傅超武导演做场记，这位1938年就入党、加入过八路军的导演，几乎是拍案而起，“怎么可以给这样的投机分子入党？这是给我们的党抹黑！”这是他在党委会上公开提出的，他热爱党，他要保持党的纯洁性。而后，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在食堂吃饭遇到谢晋的时候，对谢晋说：“你现在是越来越红了，你知道吗，红得发紫，那是因为里面放进了黑颜色。”谢晋没有回话，默默地从傅导演身边走过，我们在边上，吓得都透不过气来。傅导演回头对我说：“他拍的《大风浪里的小故事》现在都不提了？”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那是什么电影，悄悄问傅导演是怎么回事，这才明白那是由三个短片完成的电影，也是谢晋导演第一次执导影片，他拍摄了其中的《疾风劲草》。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是讲述了华东大学秦兆龙等利用整风运动，一群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共青团员杨文英与其坚决斗争的故事。如今，他又是为“右派”点赞的导演。谢晋当年为了追求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里的“真实”感，甚至大胆地设想，在《疾风劲草》里让上戏的右派学生出演影片里的右派分子。但是，这些已经被批斗得痛苦不堪的学生，拒绝了他。在那样残酷的年代，谢晋在政治上，显得不是那么成熟，他能想明白的似乎只有他的电影。
对于中国导演，我们当时都是晕头转向，不明白是非，确实对傅导演这样有原则、有个性的导演充满了敬佩；可是如果不是我在这里提起他，上影还有多少人记得他这位曾经拍摄了《金沙江畔》和《火红的年代》的导演？历史是如此的冷漠，并且充满了荒谬，任何事情都不能用好、坏、“投机”来说明白问题。谢晋导演，可以说是他们那一代人里，对电影最执着，以至于最疯狂热爱的人。他对胶片，对光影产生的梦幻的效果，有着难以释怀的向往，他就是想拍电影，并且一直要拍到死的一个导演。
我也想过，谢晋导演可以不拍《疾风劲草》吗？在那样的年代，你不愿意做“右派”，你同样是可以保持沉默的。上影的孙瑜导演，在被批判以后，竟然成了电影界的沈从文，如此伟大的导演，保持了自己的良心和人格，从《武训传》以后，只是试水拍了《乘风破浪》（1957）和《鲁班的传说》（1958），之后就没有任何宣言，就此退出电影舞台。我曾经想，谢晋导演为什么就不能做一个像孙瑜导演这样的人？
今天，我终于明白，是他没有这个权利。我们都是生存在昨天的人，从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我们几乎是在各种运动中体验了自己的生活，年轻人没有太多的选择，我们是在一种统一的教育下，养成了集体人格，随着每次政治运动的不同解释，人们总是愿意相信党、相信政府，相信报纸上变来变去的说法。与其说谢晋拍摄《疾风劲草》是投机，不如说他是真诚的，他当年只是一个三十四岁、从来没有拍摄过影片、没有经历过重大政治运动的年轻人，他不是解放前的左翼，也不是右翼。他仅仅是一个艺术学校毕业的学生，当他能第一次亲手接触到胶片，你能想象他有多么激动？你能要求他有多少境界？放弃这次领导给予他做导演的机会？
“文革”初期，他同样经历了被批斗，送干校劳动，被监督劳动和改造的日子。所以，他拍摄《天云山传奇》的动机依然是真诚的。
如何解释他“文革”中拍摄的影片？当1970年上海的徐景贤宣布：“谢晋是资产阶级思想非常典型的人物，但是经过七斗八斗，终于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当时的谢晋，听到这话时，竟然是泪流满面，他不是在跟自己演戏。他感动，感激党又给他拍电影的机会了。他从干校回来，首先是接拍了搞了五年没有完成的《春苗》，他努力把影片的视觉处理得漂亮，故事很煽情，把阶级斗争设置为简单的好人与坏人的矛盾。那是“文革”时期，能让他拍戏“便死死抓住，哪怕是戴着镣铐跳舞”（杨远婴教授语）。这就是谢晋在“文革”中的表现，为此不能给他更多的非议，因为对任何人，特别是对他的老师夏衍、曹禺，谢晋没有过污蔑、揭发和陷害。在如此黑暗的年代，谢晋导演坚守住了良心和做人的底线，这是谈何容易！
当我们这些年轻人当导演的时候，谢晋给予了很多的关注和支持。他不会在厂里看你的影片，但他会花一角五分钱，在家门口的美琪大戏院，买一张电影票进电影院看。看完以后，走进厂长办公室跟领导说：“这年轻导演很不错啊，你们为什么在她的制作费上卡那个十万元，你多给她十万元，她会给你拍出一百万价值的东西。”谢晋导演会认认真真教导我，哪里不对，应该再从哪里下手。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我说：“没有别的办法学，就是到电影院，把好片子反反复复地看，看到把每一个镜头可以背出来为止。”当《偷自行车的人》影片到中国的时候，谢晋导演就买了几个大饼，跑到上海的“大世界”，就是在那里看着循环放映，坐在电影院一整天一整天，不停地看。他说，就这样他在“大世界”呆了一个星期，看了几十遍的《偷自行车的人》。如今看见他做的《罗马十一点》的电影笔记，也是让人感受到他的勤奋和智慧。
从昨天的政治电影，到今天的娱乐至上，这其中几乎失去了全部电影艺术的价值。即使在今天，当人们大讲好莱坞电影的同时，不要忘记美国的独立电影，它为市场撑起了半边天，那些影片依然呈现出主题和风格的多样性，以一种自由的姿态面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方向。电影导演是在创造自己的世界，并不是随便瞟着时尚、潮流与商业。只是用私人的声音，在讲述着发生于此处，但在任何地方都能够被理解的故事。
我们的电影曾经被政治绑架了，试想，谢晋导演如果可以一直延续着《舞台姐妹》的人物命运刻划的路子走下去，他的电影将会达到多么辉煌的地步。但是，一个导演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历史中，谁能给予他一个“如果”的可能？从孙瑜导演，到傅超武导演，再到谢晋导演，都像是“西西弗神话”里的人物，他们把石头推到了山顶，让它滚落下来，然后继续着这重复劳动。这个希腊神话里的人物，已经不再是古典主义的悲剧人物，他展现了现代社会的荒谬，西西弗的幸福是假设的提出，就像这些导演，他们本质的动机，不在于他们荒诞的存在，而是荒诞既不能告诉他们幸福，也不能告诉他们不幸。之所以最后加缪假设西西弗是幸福的，就像我们假设谢晋是幸福的一样，他是在电影中，找到了他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的尊严。
我们今天被票房绑架了，似乎在另外一种表现形式下，重复着昨天的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