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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海解放之初，逃窜台湾的国民党当局趁新生人民政权刚刚建立、社会秩序不稳定之机，调集了一批飞机，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上海狂轰滥炸。其中尤以“二六”轰炸事件为祸最烈。
1950年2月6日中午，国民党空军出动B24、B25轰炸机和P51、P38战斗机共17架，分四批窜入上海上空，在北起吴淞、南至卢家湾一带投弹，数以千计的房屋顿时被炸毁倒塌，1600余人倒在血泊之中，闸北、杨树浦、卢家湾发电厂及自来水厂遭到严重破坏，上海发电量由每小时15万千瓦骤降至每小时4000千瓦，由于停电、停水，绝大部分工厂被迫停工停产，有的高楼电梯悬在半空，市民的厕所、马桶无水冲洗，5万余人无家可归。夜幕降临，全市一片漆黑，交通阻塞，这是上海解放后遭到敌机最严重的一次轰炸。台湾、美国的传媒为此大做文章，潜伏在上海的国民党特务趁机蠢动，一时间，谣言四起，使市民的情绪和社会秩序受到很大影响。这就是当年国民党空军制造的震惊上海乃至全国的“二六”轰炸事件。
二
敌机的投弹十分准确，是偶然的巧合吗？答案是否定的。肩负着维护社会治安的上海市公安机关事后汇报，“二六”轰炸与潜伏上海的敌特秘密电台有密切关系。其实，早在“二六”轰炸前，上海市公安机关就全力以赴展开了一场搜索敌特秘密电台的战斗。
上海解放之初，敌特潜伏电台活动十分猖獗。国民党溃逃前潜伏上海的秘密电台，几乎每日将我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密报台湾、舟山的特务机关，对上海新生革命政权、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为了打掉敌人的耳目、切断其空中联络，市公安局集中力量，千方百计地开展侦破工作，先后破获了国民党保密局潜伏上海的秘密电台16个，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上海站、中统上海潜伏区、毛森特务行动组、国民党空军等各系统特务电台多个。上海解放仅仅3个月的时间，即破获敌特潜伏电台37个，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特务的反动气焰，有效地遏制了敌特机关的空中情报联络。
于是，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便变换手法，策划新的阴谋活动。一是从台湾派遣特务潜入上海，收集我军事、政治、经济情报，为飞机轰炸提供目标；二是从沿海敌占岛屿（如舟山等）派遣特务潜入上海纠集残敌，组成“反共救国军”、“游击纵队”等武装匪特组织，开展所谓游击战争，进行袭扰活动，并掩护情报、行动特务潜入上海；三是派遣行动人员潜入上海执行暗杀、爆炸、投毒等活动，欲制造震惊中外的恐怖事件。
针对上述敌情变化，市公安局遵照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的指示，同警备部队紧密配合、加强内线侦察，严格防范，坚决打击。
富有对敌斗争经验的市公安局副局长扬帆（后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指示负责这项工作的社会处侦察科，对已破获的全部敌特电台案件中掌握的所有线索，逐个过筛，分析研究，以求从中找出蛛丝马迹。
紧张的排查工作不分昼夜地进行着。在这节骨眼上，一份来自中央军委、公安局的通报送到了扬帆的办公桌上。
通报是1949年10月发出的，内容极其扼要，全文只有30个字：“保密局吴思源于8月25日由定海潜沪后，已于9月27日与台湾总台通报。”
这份通报证实市公安局对敌情的分析判断是正确的，表明潜入上海的特务吴思源已建立秘密电台，正在进行活动。
于是，侦察人员开始查寻吴思源。经过两个月的努力，查遍上海的户籍资料，甚至查了与吴思源3字谐音的户籍，都被一一否定了。
1950年1月上旬，公安部又给上海市公安局发来一份通报：“匪保密局吴思源之经费，人民币775万元（旧币），以汪洋名义，由金城银行汇沪林森中路（即现淮海中路）施家瑞收。”
这份通报顿使侦察工作柳暗花明。1月10日，侦察员从银行汇兑着手开展工作，没想到上海与香港之间的汇兑业务因战争而停顿，从香港拨汇上海的款项，都由香港银行委托上海一些私营贸易公司代转。于是，侦察员逐一对经营这类汇款业务的公司进行调查，终于查清了吴思源的经费是由北京东路41号合众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代转的。在这家公司香港汇款人名单中，查到了原始记录：时间是1949年11月5日，收款人地址是林森中路567弄14号，收款人是施家瑞，汇款775万元。
侦察员兴奋异常，连日的疲乏与辛劳一扫而光，很快通过户籍资料查到了施家瑞。
施家瑞，男，1921年生，湖南省平江人。家有父、母、妻、子及胞妹等7人，其父施肖莲，在光复路56号开振记瓷器店，查施氏父子的历史，未发现同国民党特务机关有什么瓜葛，也查不出其与港澳台有何牵扯。
世界上决不会有无缘无故的事，施氏一家如果清白无辜，特务经费的汇单又作何解释？侦察员决定扩大范围，将振记瓷器店职员许重庆、施家瑞、张光隆、罗炳乾、赵骥良一起纳入侦查视野。
1950年1月11日晚，扬帆在办案工作会议上指出：发现特务经费收款人，使案件取得重大进展，但吴思源是否是施家瑞的化名？还是另有其人？电台隐藏何处？这些都须侦察查清。
扬帆在隐蔽战线战斗多年，有着丰富的斗争实践，每句话都切中要害。最后，他特别关照：一、对已发现的人员、地点，进行严格监控；二、严防打草惊蛇，惊动敌人；三、查明吴思源其人，要稳、准、狠地打击敌人。
阳历1月，正是农历腊月，天寒地冻、朔风刺骨。这样的严寒天气，振记瓷器店周围仍不时有“小贩”、“三轮车夫”在“兜生意”。这些“小贩”、“三轮车夫”是侦察科长钱明带领侦察员乔装的。“小贩”、“三轮车夫”用破毡帽遮挡着凛烈的寒风，双手拢在袖管里，随机应变地进行监控和跟踪。经过6天的侦察，发现了振记瓷器店的许多疑点：
首先，这个瓷器店是在1949年12月1日开张的，而施家瑞领取特务经费是在11月上旬，领取经费在前，开店在后，店是不是用这笔特务经费开设的？瓷器店是不是掩护其特务活动的据点？很值得怀疑。
其次，这个小小的瓷器店，生意清淡，每日做不了几笔生意，却雇了5名职员，这样少的营业额如何维持日常生计？如不靠营业额，那靠什么维持？
其三，该店户籍登记上共6人，老板施肖莲、小开（老板儿子称小开）施家瑞以及账房等5人，在店中时常可以见到，唯独跑街罗炳乾从不露面，看不到踪影。这个跑街跑到哪儿去了呢？
公安机关决定调查罗炳乾。很快，弄清了罗炳乾是施家瑞妹妹施丽华的丈夫，也就是老板的女婿，小开的妹夫，他不住在店里，住福佑路362号自己的家里。
令人奇怪的是，罗炳乾这个跑街的不往店里跑，反倒是施家瑞常跑到福佑路找他。侦察员跟踪了施家瑞几次，没见到罗炳乾的踪影。于是，侦察人员对罗炳乾的住地——福佑路362号进行重点监控。几天下来，罗炳乾仍未出现。罗炳乾如此神秘，究竟是个什么角色呢？难道他就是吴思源？案情依然云遮雾盖。
三
就在这时，社会处截获一份台湾保密局总台发给吴思源的密电，密电命令吴思源报告飞机轰炸上海的“战果”，并通知发给活动经费20两黄金。
密电直接证实吴思源是给敌机指示轰炸目标的黑手，也证实了吴思源的潜伏电台在频繁活动。情况上报后，市公安局同意了侦察人员对可疑地点进行电台测向侦察的要求，并安排国民党起义人员，原保密局电台台长，既精通电台测向侦察业务，又熟悉军统中电讯人员情况的黎明配合侦察。当办案人员提到振记瓷器店跑街罗炳乾时，黎明不禁一怔，脱口而出：“军统有个报务员也叫罗炳乾。”
罗炳乾，原名罗德阳，又名罗汉，约31岁，湖南省华容人。1937年考入军统技术训练班，毕业后历任军统郑州台、重庆总台及印度加尔各答等地报务员。抗战胜利后，在国防部二厅技术研究室任少校技术员。罗报务技术娴熟，是个干练的特务，解放后去向不明。军统罗炳乾和跑街罗炳乾年龄相符，惟籍贯不同，跑街罗是南京人，军统罗是湖南人，两个罗炳乾会不会是同一个人？侦察人员决定进行电台测向侦察，揭开谜底。
电台测向侦察首选的地点是振记瓷器店。此处临近郊区，白天虽热闹，但一到夜晚就显得偏僻冷清，是架设潜伏电台较理想的地点。于是，黎明就以瓷器店为目标日夜测向、监听。同志们连续度过几个不眠之夜，却一无所获，没有发现可疑电波。黎明和侦察科同志马上调整部署，在罗炳乾住处福佑路362号附近50米处架台侦测。一天、二天、三天……就在第三天晚上8时，沉寂无声的测向机突然接收到清晰的发报讯号，指针方向直指罗宅，凭着多年的实践经验，黎明断定秘密电台在50米到80米范围之内，为了确定电台的具体方位，侦察员换成手提式简易测向机，循着指针方向搜索——30米、20米、10米……不出所料，发报讯号果然来自福佑路362号——罗炳乾居住的这间砖木结构的简陋房屋内。此刻，他正在与台湾保密局总台联系！
罗炳乾的“庐山真面目”，至此昭然若揭。
四
1950年1月25日晚，根据市委的指示，市公安局领导决定对罗炳乾采取行动。扬帆主持召开了由社会处领导及侦察员参加的紧急会议。经过讨论研究，市公安局制定了两套行动方案。
第一，密捕。时间定于1月26日，待罗炳乾出门离开住地时，选一个适当地点，以迅雷之势将其秘密逮捕，力求人不惊、草不动。尔后，突击审讯，弄清全案；
第二，就地逮捕。时间定于1月27日，如罗炳乾蛰居家中不出，那么，便于翌日晨在其住地将其逮捕。
1月26日，侦察科重新调整了力量，在福佑路罗炳乾住地及光复西路振记瓷器店布下了天罗地网，实施密捕。然而罗炳乾就是龟缩不出。
于是，侦察人员采取第二方案。1月27日上午7时，侦察员们似闪电般冲进福佑路罗宅。其时，罗炳乾正躲在堆满杂物的阁楼上，头戴耳机，给台湾发报。他还没来得及挪动一下身体，几支黑洞洞的枪已经对准了他。罗炳乾面似死灰，脑袋像断了筋似的垂了下来，任凭侦察员扣上手铐。罗炳乾很清楚自己迟早会有这一天，但绝没想到会来得这么突然，这么快。侦查人员当场在罗宅搜获收、发报机各一部、密码一套、发报底稿和收报记录19份等罪证。还在罗的抽屉里，搜到一张纸条，上面记录着江南造船厂的详细地址和方位。这是罗炳乾为敌机指引轰炸目标的重要证据。通过突击审讯，罗炳乾如实供述了其身份及罪行：
1938年，罗炳乾毕业于军统特训班，先后在国民党军统局、保密局任报务员、译电员。1949年下半年，已是国民党政府国防二厅少校技术员的罗炳乾，偶然经人介绍，认识了施家瑞的妹妹施丽华。施丽华不识字、没文化，这对以特务为职业的罗炳乾很合适。翌年3月施丽华与罗炳乾订婚。同年7月，罗去台湾，被保密局第四处处长杨震裔委任为上海独立台组长兼台长，发给特务经费银元1500元及CMS收发报机1部及波长、呼号，密码1本。指令其化名为吴思源，规定其独立行动，不得与保密局在上海的任何人发生关系。并限时要罗立即潜沪建立电台。
罗领命后，于1949年8月19日从台北启程，辗转至浙江定海，而后又乘渔船，于8月25日潜入上海。先在岳父施肖莲家中落脚，以与施丽华完婚为由托施家瑞在福佑路362号租了一间住房，9月12日，与施丽华结婚。9月23日架台，24日即与台湾总台试通成功。在通报时，称经费用尽，要求再寄黄金30两，作为掩护费，并要求酌发生活费。于是，就有了由港汇来的经费775万元。11月5日，罗通过施家瑞收到汇款后，即取出200万元交施家瑞开设振记瓷器店作掩护。审讯中罗炳乾称：“我先后向台湾保密局密报了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情报20余份，其内容主要是上海重要工厂复工生产情况，为国民党飞机提供轰炸目标，并报告轰炸结果。”上海江南造船厂、美联船厂、杨树浦发电厂、招商局机器厂、瑞钊熔铁工厂等一批重要工厂屡遭敌机轰炸，造成巨大损失，都与他密报台湾的情报有关。
就在公安机关对罗炳乾加紧审讯，以扩大线索的时候，2月6日，敌机大规模肆虐上海。这次震惊一时的轰炸，轰炸目标仍是罗炳乾在被捕之前密报台湾的。“二六”轰炸给上海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是极其巨大的，罗炳乾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严惩是必然的。
1950年2月7日，即“二六”轰炸的第二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依法判处罗炳乾死刑，并于当日下午5时在江湾机场执行枪决。2月8日，上海《解放日报》在头版显著的位置作了题为《密报匪机轰炸目标、匪特罗炳乾昨枪决》的报道。
保密局上海独立台罗炳乾一案的破获，尤其是及时处决罗炳乾，极大地震慑了进行破坏活动的潜伏特务，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上海解放之初，逃窜台湾的国民党当局趁新生人民政权刚刚建立、社会秩序不稳定之机，调集了一批飞机，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上海狂轰滥炸。其中尤以“二六”轰炸事件为祸最烈。
1950年2月6日中午，国民党空军出动B24、B25轰炸机和P51、P38战斗机共17架，分四批窜入上海上空，在北起吴淞、南至卢家湾一带投弹，数以千计的房屋顿时被炸毁倒塌，1600余人倒在血泊之中，闸北、杨树浦、卢家湾发电厂及自来水厂遭到严重破坏，上海发电量由每小时15万千瓦骤降至每小时4000千瓦，由于停电、停水，绝大部分工厂被迫停工停产，有的高楼电梯悬在半空，市民的厕所、马桶无水冲洗，5万余人无家可归。夜幕降临，全市一片漆黑，交通阻塞，这是上海解放后遭到敌机最严重的一次轰炸。台湾、美国的传媒为此大做文章，潜伏在上海的国民党特务趁机蠢动，一时间，谣言四起，使市民的情绪和社会秩序受到很大影响。这就是当年国民党空军制造的震惊上海乃至全国的“二六”轰炸事件。
二
敌机的投弹十分准确，是偶然的巧合吗？答案是否定的。肩负着维护社会治安的上海市公安机关事后汇报，“二六”轰炸与潜伏上海的敌特秘密电台有密切关系。其实，早在“二六”轰炸前，上海市公安机关就全力以赴展开了一场搜索敌特秘密电台的战斗。
上海解放之初，敌特潜伏电台活动十分猖獗。国民党溃逃前潜伏上海的秘密电台，几乎每日将我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密报台湾、舟山的特务机关，对上海新生革命政权、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为了打掉敌人的耳目、切断其空中联络，市公安局集中力量，千方百计地开展侦破工作，先后破获了国民党保密局潜伏上海的秘密电台16个，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上海站、中统上海潜伏区、毛森特务行动组、国民党空军等各系统特务电台多个。上海解放仅仅3个月的时间，即破获敌特潜伏电台37个，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特务的反动气焰，有效地遏制了敌特机关的空中情报联络。
于是，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便变换手法，策划新的阴谋活动。一是从台湾派遣特务潜入上海，收集我军事、政治、经济情报，为飞机轰炸提供目标；二是从沿海敌占岛屿（如舟山等）派遣特务潜入上海纠集残敌，组成“反共救国军”、“游击纵队”等武装匪特组织，开展所谓游击战争，进行袭扰活动，并掩护情报、行动特务潜入上海；三是派遣行动人员潜入上海执行暗杀、爆炸、投毒等活动，欲制造震惊中外的恐怖事件。
针对上述敌情变化，市公安局遵照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的指示，同警备部队紧密配合、加强内线侦察，严格防范，坚决打击。
富有对敌斗争经验的市公安局副局长扬帆（后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指示负责这项工作的社会处侦察科，对已破获的全部敌特电台案件中掌握的所有线索，逐个过筛，分析研究，以求从中找出蛛丝马迹。
紧张的排查工作不分昼夜地进行着。在这节骨眼上，一份来自中央军委、公安局的通报送到了扬帆的办公桌上。
通报是1949年10月发出的，内容极其扼要，全文只有30个字：“保密局吴思源于8月25日由定海潜沪后，已于9月27日与台湾总台通报。”
这份通报证实市公安局对敌情的分析判断是正确的，表明潜入上海的特务吴思源已建立秘密电台，正在进行活动。
于是，侦察人员开始查寻吴思源。经过两个月的努力，查遍上海的户籍资料，甚至查了与吴思源3字谐音的户籍，都被一一否定了。
1950年1月上旬，公安部又给上海市公安局发来一份通报：“匪保密局吴思源之经费，人民币775万元（旧币），以汪洋名义，由金城银行汇沪林森中路（即现淮海中路）施家瑞收。”
这份通报顿使侦察工作柳暗花明。1月10日，侦察员从银行汇兑着手开展工作，没想到上海与香港之间的汇兑业务因战争而停顿，从香港拨汇上海的款项，都由香港银行委托上海一些私营贸易公司代转。于是，侦察员逐一对经营这类汇款业务的公司进行调查，终于查清了吴思源的经费是由北京东路41号合众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代转的。在这家公司香港汇款人名单中，查到了原始记录：时间是1949年11月5日，收款人地址是林森中路567弄14号，收款人是施家瑞，汇款775万元。
侦察员兴奋异常，连日的疲乏与辛劳一扫而光，很快通过户籍资料查到了施家瑞。
施家瑞，男，1921年生，湖南省平江人。家有父、母、妻、子及胞妹等7人，其父施肖莲，在光复路56号开振记瓷器店，查施氏父子的历史，未发现同国民党特务机关有什么瓜葛，也查不出其与港澳台有何牵扯。
世界上决不会有无缘无故的事，施氏一家如果清白无辜，特务经费的汇单又作何解释？侦察员决定扩大范围，将振记瓷器店职员许重庆、施家瑞、张光隆、罗炳乾、赵骥良一起纳入侦查视野。
1950年1月11日晚，扬帆在办案工作会议上指出：发现特务经费收款人，使案件取得重大进展，但吴思源是否是施家瑞的化名？还是另有其人？电台隐藏何处？这些都须侦察查清。
扬帆在隐蔽战线战斗多年，有着丰富的斗争实践，每句话都切中要害。最后，他特别关照：一、对已发现的人员、地点，进行严格监控；二、严防打草惊蛇，惊动敌人；三、查明吴思源其人，要稳、准、狠地打击敌人。
阳历1月，正是农历腊月，天寒地冻、朔风刺骨。这样的严寒天气，振记瓷器店周围仍不时有“小贩”、“三轮车夫”在“兜生意”。这些“小贩”、“三轮车夫”是侦察科长钱明带领侦察员乔装的。“小贩”、“三轮车夫”用破毡帽遮挡着凛烈的寒风，双手拢在袖管里，随机应变地进行监控和跟踪。经过6天的侦察，发现了振记瓷器店的许多疑点：
首先，这个瓷器店是在1949年12月1日开张的，而施家瑞领取特务经费是在11月上旬，领取经费在前，开店在后，店是不是用这笔特务经费开设的？瓷器店是不是掩护其特务活动的据点？很值得怀疑。
其次，这个小小的瓷器店，生意清淡，每日做不了几笔生意，却雇了5名职员，这样少的营业额如何维持日常生计？如不靠营业额，那靠什么维持？
其三，该店户籍登记上共6人，老板施肖莲、小开（老板儿子称小开）施家瑞以及账房等5人，在店中时常可以见到，唯独跑街罗炳乾从不露面，看不到踪影。这个跑街跑到哪儿去了呢？
公安机关决定调查罗炳乾。很快，弄清了罗炳乾是施家瑞妹妹施丽华的丈夫，也就是老板的女婿，小开的妹夫，他不住在店里，住福佑路362号自己的家里。
令人奇怪的是，罗炳乾这个跑街的不往店里跑，反倒是施家瑞常跑到福佑路找他。侦察员跟踪了施家瑞几次，没见到罗炳乾的踪影。于是，侦察人员对罗炳乾的住地——福佑路362号进行重点监控。几天下来，罗炳乾仍未出现。罗炳乾如此神秘，究竟是个什么角色呢？难道他就是吴思源？案情依然云遮雾盖。
三
就在这时，社会处截获一份台湾保密局总台发给吴思源的密电，密电命令吴思源报告飞机轰炸上海的“战果”，并通知发给活动经费20两黄金。
密电直接证实吴思源是给敌机指示轰炸目标的黑手，也证实了吴思源的潜伏电台在频繁活动。情况上报后，市公安局同意了侦察人员对可疑地点进行电台测向侦察的要求，并安排国民党起义人员，原保密局电台台长，既精通电台测向侦察业务，又熟悉军统中电讯人员情况的黎明配合侦察。当办案人员提到振记瓷器店跑街罗炳乾时，黎明不禁一怔，脱口而出：“军统有个报务员也叫罗炳乾。”
罗炳乾，原名罗德阳，又名罗汉，约31岁，湖南省华容人。1937年考入军统技术训练班，毕业后历任军统郑州台、重庆总台及印度加尔各答等地报务员。抗战胜利后，在国防部二厅技术研究室任少校技术员。罗报务技术娴熟，是个干练的特务，解放后去向不明。军统罗炳乾和跑街罗炳乾年龄相符，惟籍贯不同，跑街罗是南京人，军统罗是湖南人，两个罗炳乾会不会是同一个人？侦察人员决定进行电台测向侦察，揭开谜底。
电台测向侦察首选的地点是振记瓷器店。此处临近郊区，白天虽热闹，但一到夜晚就显得偏僻冷清，是架设潜伏电台较理想的地点。于是，黎明就以瓷器店为目标日夜测向、监听。同志们连续度过几个不眠之夜，却一无所获，没有发现可疑电波。黎明和侦察科同志马上调整部署，在罗炳乾住处福佑路362号附近50米处架台侦测。一天、二天、三天……就在第三天晚上8时，沉寂无声的测向机突然接收到清晰的发报讯号，指针方向直指罗宅，凭着多年的实践经验，黎明断定秘密电台在50米到80米范围之内，为了确定电台的具体方位，侦察员换成手提式简易测向机，循着指针方向搜索——30米、20米、10米……不出所料，发报讯号果然来自福佑路362号——罗炳乾居住的这间砖木结构的简陋房屋内。此刻，他正在与台湾保密局总台联系！
罗炳乾的“庐山真面目”，至此昭然若揭。
四
1950年1月25日晚，根据市委的指示，市公安局领导决定对罗炳乾采取行动。扬帆主持召开了由社会处领导及侦察员参加的紧急会议。经过讨论研究，市公安局制定了两套行动方案。
第一，密捕。时间定于1月26日，待罗炳乾出门离开住地时，选一个适当地点，以迅雷之势将其秘密逮捕，力求人不惊、草不动。尔后，突击审讯，弄清全案；
第二，就地逮捕。时间定于1月27日，如罗炳乾蛰居家中不出，那么，便于翌日晨在其住地将其逮捕。
1月26日，侦察科重新调整了力量，在福佑路罗炳乾住地及光复西路振记瓷器店布下了天罗地网，实施密捕。然而罗炳乾就是龟缩不出。
于是，侦察人员采取第二方案。1月27日上午7时，侦察员们似闪电般冲进福佑路罗宅。其时，罗炳乾正躲在堆满杂物的阁楼上，头戴耳机，给台湾发报。他还没来得及挪动一下身体，几支黑洞洞的枪已经对准了他。罗炳乾面似死灰，脑袋像断了筋似的垂了下来，任凭侦察员扣上手铐。罗炳乾很清楚自己迟早会有这一天，但绝没想到会来得这么突然，这么快。侦查人员当场在罗宅搜获收、发报机各一部、密码一套、发报底稿和收报记录19份等罪证。还在罗的抽屉里，搜到一张纸条，上面记录着江南造船厂的详细地址和方位。这是罗炳乾为敌机指引轰炸目标的重要证据。通过突击审讯，罗炳乾如实供述了其身份及罪行：
1938年，罗炳乾毕业于军统特训班，先后在国民党军统局、保密局任报务员、译电员。1949年下半年，已是国民党政府国防二厅少校技术员的罗炳乾，偶然经人介绍，认识了施家瑞的妹妹施丽华。施丽华不识字、没文化，这对以特务为职业的罗炳乾很合适。翌年3月施丽华与罗炳乾订婚。同年7月，罗去台湾，被保密局第四处处长杨震裔委任为上海独立台组长兼台长，发给特务经费银元1500元及CMS收发报机1部及波长、呼号，密码1本。指令其化名为吴思源，规定其独立行动，不得与保密局在上海的任何人发生关系。并限时要罗立即潜沪建立电台。
罗领命后，于1949年8月19日从台北启程，辗转至浙江定海，而后又乘渔船，于8月25日潜入上海。先在岳父施肖莲家中落脚，以与施丽华完婚为由托施家瑞在福佑路362号租了一间住房，9月12日，与施丽华结婚。9月23日架台，24日即与台湾总台试通成功。在通报时，称经费用尽，要求再寄黄金30两，作为掩护费，并要求酌发生活费。于是，就有了由港汇来的经费775万元。11月5日，罗通过施家瑞收到汇款后，即取出200万元交施家瑞开设振记瓷器店作掩护。审讯中罗炳乾称：“我先后向台湾保密局密报了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情报20余份，其内容主要是上海重要工厂复工生产情况，为国民党飞机提供轰炸目标，并报告轰炸结果。”上海江南造船厂、美联船厂、杨树浦发电厂、招商局机器厂、瑞钊熔铁工厂等一批重要工厂屡遭敌机轰炸，造成巨大损失，都与他密报台湾的情报有关。
就在公安机关对罗炳乾加紧审讯，以扩大线索的时候，2月6日，敌机大规模肆虐上海。这次震惊一时的轰炸，轰炸目标仍是罗炳乾在被捕之前密报台湾的。“二六”轰炸给上海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是极其巨大的，罗炳乾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严惩是必然的。
1950年2月7日，即“二六”轰炸的第二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依法判处罗炳乾死刑，并于当日下午5时在江湾机场执行枪决。2月8日，上海《解放日报》在头版显著的位置作了题为《密报匪机轰炸目标、匪特罗炳乾昨枪决》的报道。
保密局上海独立台罗炳乾一案的破获，尤其是及时处决罗炳乾，极大地震慑了进行破坏活动的潜伏特务，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