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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心与转向”是日本竹内好首先提出的一个概念,也由此引发了其后日本鲁迅研究所争论的诸多问题。“回心”是竹内好针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所提出的一个概念,与之相对立的则是代表日本文化特征的“转向”。在竹内好思想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在纠结一个死与生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和回心与转向的关联之处又在哪呢。
转向与优等生文化相关联,是将其他优秀的文化直接生搬硬套过来,把其他优秀文化的表象移植过来,直接达到表面强大的目的,属于直接的提升。就好像考前的模拟题,考什么学什么,指向性很强。而回心的重点则在于融合,并不是直接移植其他文化中的优秀现象,而是更为关注现象背后的原因,也更关注自身的一些文化背景。要把其他文化中的优点与自己的文化相融,将异国文化变形的同时,也在反思和改变自身的文化,最终使两者相契合,甚至是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与转向型文化相比,回心文化的指向性就弱了很多,并不是做一套直接提高成绩的考前模拟,并不是针对考试考什么,而是针对自己的弱点,哪里有问题就纠正和提高哪里。转向型文化属于截人之长补己之短,而回心型文化则属于鉴人之长,在自己的身体中重新的生长出一种新型的文化。这样,短时间内就参加考试的话,回心型文化自然比转向型文化成绩低得多,然而长时间来看,回心型文化的收获却要多得多,成长的空间也更大。回心型文化从自身中生长出来的新东西更为稳固,也让更加与自身相契合,与自身文化特征相符合,相融化,相辅相成,并且更加具有创造性。
转向型文化的重点在于目的,属于走了一条两点之间的直线路,更加注重对目标的模仿和嫁接,不只学习先进国家文化表象,而且还以之为目标,不断的靠拢以图比肩,甚至超越。这样来看,转向文化是存在着很大的外在比较的。然而,这种外在的比较是相对的,将参照物设置为先进国,自己的进步与否就都是外在的比较,先进与否也是外在的比较。短时间内的提升幅度很大,然而长时间的效仿,则很难达到与之比肩。日本的优等生文化很专业,在转向的过程中,几乎都达到了比肩的程度,不论是从前对汉文化的效仿还是近代对资本主义的复制,都很成功,可以说模仿到了极至,不只迅速提高,还可以达到比肩的程度。然而,在这种转向文化之下,效仿成功的,其实只是一个表面,而缺少了内在的底蕴。从这一角度讲,在表象上可以与之比肩,然而在内在的底蕴与能力上尚是相去甚远的。这种嫁接式的转向型文化,很容易在不停的转换方向过程中产生一种自身的迷失,多关注在“用”的层面,而相对的忽略了自身的自然生长,如此说来,是不够稳固的。
并且,在将参照物设为他国的时候,自己本国的进步就是一个有限的过程。就像一个人一样,当一个国家将参照物设为他国,即使与之比肩并逐渐超越了它,甚至更为先进,更为应用自如,但这都只是一个有止境的过程。当它超过了它所设的所有参照物的时候,就像人一样,会处于一种茫然和满足的状态,而很难再在失去参照物的状态下把握好方向延续这种成长,这是一种人常有的心理状态,因为在模仿的状态下,自身是倾斜的,是不直立的。长时间的效仿,底蕴的空虚,会导致一时间很难转回来以自己为参照,这就会导致这种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即止步不前。而回心型文化,它的重點不在于迅速的走一条两点之间的直线路去达到目标,而更多的在于将异国文化与本国文化相契合。虽然目的与转向型差不多,但更多关注的是自身文化的合理演变,参照物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本国,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思想倾向始终是直立的,是以自我为中心,具有自创性的。在这样的状态下,自身文化的成长和发展则是无止境的,也更加富有生命力。
转向型的文化效仿,因而主观态度倾斜而不“直立”。效仿与借鉴是不同的,效仿是全部的学习,照样的生搬硬套,而且将所学文化全部当成正确的,没有任何的思考和反驳,这就导致转向型文化的倾向性很强,形成一种偏向性的崇尚。主观态度是“倾斜”的,忽略了主观态度的“直立”,也就意味着丧失了自我,失去了自我方向和发展的自主性。如此而来,转向型文化的改变过程大多比较生硬而强制,缺少了自然而然的演变过程,显得直接而迅速。
當主观态度倾斜,就会陷入一种为人所牵制的状态,以先进国的好为好,先进国的坏为坏,强制性的学习和效仿,与他国契合而不与本国相融。这样可以快速的得以提高,然而虽然优等生文化在转向的过程中就像洗脑一样,完全崇尚新的先进文化,抛弃以往的观念,但,就像一个人一样,去理解另一个人容易,完全成为另一个人却很难。由于没有自我发展的自主性,完全的效仿,且从表面慢慢效仿,就好像企图搬走整棵大树,却一枝一叶慢慢去搜罗,时间长了,连树干的方向都找不到了。效仿也是一样,完全从一个一个表象尽力去效仿,却抓不住本质和底蕴,时间长了,由于不懂其自然发展的规律,会越效仿也累,越效仿越茫然。就像不懂另一个人的思想根源而去不停的效仿他的外在举动,自然会越来越丧失自我,也越来越茫然甚至焦虑。而回心型的文化,表面上是看不出来什么变化的,它是在慢慢地重新塑造它的树干,而且是借鉴,不是复制,将两种文化相融合,这会长出一个与二者皆不一样的树干。首先塑造树干,有了坚实的树干,自然会渐渐枝繁叶茂,表象也就慢慢得以改变。简言之,回心型文化是治本的,不断地回归最本初的自身文化,在此基础上思考,进益,不断增长。
转向文化虽然可以使一个国家很快变得先进,但这种先进是滞后的。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因而也没有绝对先进。他国先进在于它的文化恰巧发展到这个时候符合了这个时代,因而它先进。但是,其他的时代,或许就是其他的文化显得更为先进了。当以转向型文化去贴近和效仿的时候,它总是滞后的,只有等一种新的先进文化已经出现以后,它才可以逐渐去效仿,它本身,不可以创造一种文化,它总是滞后的。
这些或许也就是竹内好认为日本文化可以由生转向死,却不可以由死转向生的原因,因为它相比回心型文化显得狭隘,滞后,有限,并且丧失自我。而回心型文化,是一个渐渐自我生长,自己以自己为参照物的文化,它可以借鉴多种文化,而不是效仿一种,然后将它与自己的文化相融,生长出一种新的文化,且不断发展。这或许也是鲁迅思想的前卫之处。
竹内好曾经认为鲁迅的伟大在于死,死带来的震撼和令人清醒;日本的精神在于它死之后的延续和扩散,死之后对于其他国家的凝聚作用。这种死是一个华丽丽的结束,但也只是个结束,不会有太大的延伸性,而鲁迅死中的生,则是一种可以不断延续,不断自我发展的“生”,一个完全独立无所依傍的“生”,也就是具有回心型文化的一些特点,这可能也是竹内好认为日本文化应当反思的地方。
转向与优等生文化相关联,是将其他优秀的文化直接生搬硬套过来,把其他优秀文化的表象移植过来,直接达到表面强大的目的,属于直接的提升。就好像考前的模拟题,考什么学什么,指向性很强。而回心的重点则在于融合,并不是直接移植其他文化中的优秀现象,而是更为关注现象背后的原因,也更关注自身的一些文化背景。要把其他文化中的优点与自己的文化相融,将异国文化变形的同时,也在反思和改变自身的文化,最终使两者相契合,甚至是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与转向型文化相比,回心文化的指向性就弱了很多,并不是做一套直接提高成绩的考前模拟,并不是针对考试考什么,而是针对自己的弱点,哪里有问题就纠正和提高哪里。转向型文化属于截人之长补己之短,而回心型文化则属于鉴人之长,在自己的身体中重新的生长出一种新型的文化。这样,短时间内就参加考试的话,回心型文化自然比转向型文化成绩低得多,然而长时间来看,回心型文化的收获却要多得多,成长的空间也更大。回心型文化从自身中生长出来的新东西更为稳固,也让更加与自身相契合,与自身文化特征相符合,相融化,相辅相成,并且更加具有创造性。
转向型文化的重点在于目的,属于走了一条两点之间的直线路,更加注重对目标的模仿和嫁接,不只学习先进国家文化表象,而且还以之为目标,不断的靠拢以图比肩,甚至超越。这样来看,转向文化是存在着很大的外在比较的。然而,这种外在的比较是相对的,将参照物设置为先进国,自己的进步与否就都是外在的比较,先进与否也是外在的比较。短时间内的提升幅度很大,然而长时间的效仿,则很难达到与之比肩。日本的优等生文化很专业,在转向的过程中,几乎都达到了比肩的程度,不论是从前对汉文化的效仿还是近代对资本主义的复制,都很成功,可以说模仿到了极至,不只迅速提高,还可以达到比肩的程度。然而,在这种转向文化之下,效仿成功的,其实只是一个表面,而缺少了内在的底蕴。从这一角度讲,在表象上可以与之比肩,然而在内在的底蕴与能力上尚是相去甚远的。这种嫁接式的转向型文化,很容易在不停的转换方向过程中产生一种自身的迷失,多关注在“用”的层面,而相对的忽略了自身的自然生长,如此说来,是不够稳固的。
并且,在将参照物设为他国的时候,自己本国的进步就是一个有限的过程。就像一个人一样,当一个国家将参照物设为他国,即使与之比肩并逐渐超越了它,甚至更为先进,更为应用自如,但这都只是一个有止境的过程。当它超过了它所设的所有参照物的时候,就像人一样,会处于一种茫然和满足的状态,而很难再在失去参照物的状态下把握好方向延续这种成长,这是一种人常有的心理状态,因为在模仿的状态下,自身是倾斜的,是不直立的。长时间的效仿,底蕴的空虚,会导致一时间很难转回来以自己为参照,这就会导致这种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即止步不前。而回心型文化,它的重點不在于迅速的走一条两点之间的直线路去达到目标,而更多的在于将异国文化与本国文化相契合。虽然目的与转向型差不多,但更多关注的是自身文化的合理演变,参照物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本国,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思想倾向始终是直立的,是以自我为中心,具有自创性的。在这样的状态下,自身文化的成长和发展则是无止境的,也更加富有生命力。
转向型的文化效仿,因而主观态度倾斜而不“直立”。效仿与借鉴是不同的,效仿是全部的学习,照样的生搬硬套,而且将所学文化全部当成正确的,没有任何的思考和反驳,这就导致转向型文化的倾向性很强,形成一种偏向性的崇尚。主观态度是“倾斜”的,忽略了主观态度的“直立”,也就意味着丧失了自我,失去了自我方向和发展的自主性。如此而来,转向型文化的改变过程大多比较生硬而强制,缺少了自然而然的演变过程,显得直接而迅速。
當主观态度倾斜,就会陷入一种为人所牵制的状态,以先进国的好为好,先进国的坏为坏,强制性的学习和效仿,与他国契合而不与本国相融。这样可以快速的得以提高,然而虽然优等生文化在转向的过程中就像洗脑一样,完全崇尚新的先进文化,抛弃以往的观念,但,就像一个人一样,去理解另一个人容易,完全成为另一个人却很难。由于没有自我发展的自主性,完全的效仿,且从表面慢慢效仿,就好像企图搬走整棵大树,却一枝一叶慢慢去搜罗,时间长了,连树干的方向都找不到了。效仿也是一样,完全从一个一个表象尽力去效仿,却抓不住本质和底蕴,时间长了,由于不懂其自然发展的规律,会越效仿也累,越效仿越茫然。就像不懂另一个人的思想根源而去不停的效仿他的外在举动,自然会越来越丧失自我,也越来越茫然甚至焦虑。而回心型的文化,表面上是看不出来什么变化的,它是在慢慢地重新塑造它的树干,而且是借鉴,不是复制,将两种文化相融合,这会长出一个与二者皆不一样的树干。首先塑造树干,有了坚实的树干,自然会渐渐枝繁叶茂,表象也就慢慢得以改变。简言之,回心型文化是治本的,不断地回归最本初的自身文化,在此基础上思考,进益,不断增长。
转向文化虽然可以使一个国家很快变得先进,但这种先进是滞后的。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因而也没有绝对先进。他国先进在于它的文化恰巧发展到这个时候符合了这个时代,因而它先进。但是,其他的时代,或许就是其他的文化显得更为先进了。当以转向型文化去贴近和效仿的时候,它总是滞后的,只有等一种新的先进文化已经出现以后,它才可以逐渐去效仿,它本身,不可以创造一种文化,它总是滞后的。
这些或许也就是竹内好认为日本文化可以由生转向死,却不可以由死转向生的原因,因为它相比回心型文化显得狭隘,滞后,有限,并且丧失自我。而回心型文化,是一个渐渐自我生长,自己以自己为参照物的文化,它可以借鉴多种文化,而不是效仿一种,然后将它与自己的文化相融,生长出一种新的文化,且不断发展。这或许也是鲁迅思想的前卫之处。
竹内好曾经认为鲁迅的伟大在于死,死带来的震撼和令人清醒;日本的精神在于它死之后的延续和扩散,死之后对于其他国家的凝聚作用。这种死是一个华丽丽的结束,但也只是个结束,不会有太大的延伸性,而鲁迅死中的生,则是一种可以不断延续,不断自我发展的“生”,一个完全独立无所依傍的“生”,也就是具有回心型文化的一些特点,这可能也是竹内好认为日本文化应当反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