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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姜文根据王朔小说《动物凶猛》自编自导的一部影片。对于影片的主题内容,许多评论者都认为它讲述了一个青春期的成长故事,文革只是主人公们成长的一个背景。而我却认为,成长故事只是影片所要传达给我们的表面信息,更重要的它是要通过这个故事,来传达作者对文革历史的态度与评价。
表面上看,影片确实讲述了一个有关青春期成长的故事。故事发生的时间是文革时期,故事的主人公是北京某军区大院的一群十五、六岁的孩子。由于文革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使他们这批人在这一时期处于一种无人管理也无人约束的状态。嘲弄老师、逃课、抽烟、打架、追逐异性、无所事事成了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整个影片笼罩着一种青春期所特有的朦胧、忧伤的情绪氛围。从这一角度上来讲,说影片表现了青春期的成长是无可厚非的,它表现了主人公对青春期成长的一种记忆,一种朦胧、躁动的情绪抒发。少年时代的一种心理感受。但这绝不是影片所要表现的全部内容,更深层的,影片要通过故事的讲述,来传达自己对文革的思考与评判。这主要是通过影片叙述视角的转换以及意象的设置来完成的。
影片采用了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两个视角的相互装换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基调采用的是儿童视角,即大部分讲的都是少年马小军对于成长的感受。由于大人对他们的疏于管理使这一时期的马小军们的成长呈现出最自由、最天然的状态。他们完全象一丛荒草一样凭着本能、吸取着自然界的阳光和雨露自由自在地成长,没有任何干扰、没有任何的伤害与践踏。生命在他们这里呈现为最本能、最符合人性的状态,所以,这一段时光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确确实实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影片中还有另外一个视角,即成年之后的马小军的视角。影片是通过成年的马小军的回忆来展开故事的。这两种视角在电影里时而合一,时而间离。两种视角合一时,表现出成人视角对儿童视角的认同。或者说是儿童视角实现了对成人视角的有效对抗。当两种视角间离时,则表现出成人视角对儿童视角的强力介入。作者即通过视角的不断转换达到其反观文革的目的。
对文革的评价,在官方的意识形态里一直都被定位为一场民族性的大灾难,这是整个民族对文革的理性反思与评判。这也是电影通过成人视角传达给我们的。但同时电影又通过少年马小军的感觉给我们还原出一个感性的、充满激情与自由的文革。作者正是通过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的相互转换传达出作者对文革的两种评价:感性和理性。感性中的美化与理性中的批判。二者和谐而又矛盾地统一在一起。体现出作者的辩证思维。
电影对文革的评判首先是取一种感性的态度。即遵循电影的主题,认为这一段时期基本上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但同时,成人视角对儿童视角的不断介入又使这一评价带上深深的理性色彩。如电影当中呈现出来的成人世界。相对于马小军们的自由自在的状态,成人的世界在文革时期却充满了无序与烦恼。如马小军的父母,由于外公成分不好。所以父母的婚姻得不到组织认可,因此,父亲丧失了升迁的机会,而母亲则丢掉了工作成为随军家属,并且最终外祖父由于忍受不了政治上的巨大压力而自杀。电影通过马小军母亲对这段生活的诅咒来表现成人对文革的控诉,它给很多家庭带来了灾难与不幸,也造成了他们命运的转折与悲剧。另外,马小军与米兰的交往受到父亲的干扰,还有马小军们混进电影院看电影时被大人们赶出,这些都可看作是成人视角对儿童视角的介入。并且在故事的结尾,成年马小军也一再地申明自己的讲述有不实之处,有些情节只是自己一厢情愿的幻想,其实这也是成人视角对儿童视角的对抗。一方面是儿童视角中的英雄壮举与英雄形象,另一方面则是成人视角对这种叙述中的英雄壮举与英雄想象的无情解构与揭露。显然这种解构使作者对文革的评价呈现出丰富复杂的价值取向,既充满感性的触摸,又不乏理性的关照。既充满回忆中的温情种种,又无法回避真正的苦难与不幸。相对于长时期以来,人们单纯地将文革视为一种集体性的大灾难,影片的判断更为合理与中肯。文革既是一种集体性的历史。同时又是单个人的经历,它给每个人带来的命运与感受是不同的,因此,我们要从多方面来思考它、评价它,真正还原它的本来面目。就像电影开头成年马小军回忆的“那年夏天,对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来说是生命中最黑暗的时期,但对这群孩子来说却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可以说是。开篇点题,开头即交代作者运用两种视角来反观与还原文革的努力。
另外,电影还通过意象的设置来表达自己对文革的双重评价。电影中傻子的形象贯穿始终,虽然在整个电影里他几乎没有说过话,也几乎使我们忽视他在电影里的存在,但他却是电影中的一个表义符号,加强了成人世界对儿童世界的对抗。傻子是当时我们精神世界的外在表象。表面上我们是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实际上我们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在成人的眼睛里我们就像一个傻子、一个白痴一样。我们同外界的对话只能在同傻子间展开,而我们对话的内容只有简单的“古伦木、欧巴”,表明我们的思维定势,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为了傻子去打群架,一方面表现出我们的正义感,另一方面也是我们维护自己精神世界的需要。傻子的意象表现出作者对文革的批判之情,嘲讽之意。文革时所感受到的美好自由时光事实上却造成我们精神上的一片沙漠,傻子不仅仅是我们这一群人的精神状态,同时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缩影。从这一角度上来评判文革。将它界定为一场民族性的大劫难是毫不为过的。成年后。当马小军们开着豪华轿车在北京车水马龙的立交桥上再次遇见傻子时,当他们试图再用“古伦木”来同傻子对话时,傻子的回答却变成了“傻B”,这些表明了人的价值观念的变化,也表明我们的对话水平不再仅仅局限于同傻子对话的层次上。在傻子的记忆里过去已经不存在了,但它却牢牢地存在于常人的记忆里。我们毕竟同傻子有区别。只是特殊的年代造成我们的精神荒芜,当这样的年代结束后,我们也就恢复到了正常的水平,隐含了对文革的批判。这也说明成年马小军们对文革的评判已经由原来单纯的感性视角逐渐地转为复杂的多重视角,所以真正的文革绝不仅仅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这正说明了我们的民族还保有对文革进行批判的能力。
电影通过成人视角对儿童视角的介入表达出自己对文革的双重评判,但整体上还是认为,无论主流意识形态如何评价文革,这段时光对他们来讲都不失为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正是有了这样一段日子,才使他们青春无悔。
表面上看,影片确实讲述了一个有关青春期成长的故事。故事发生的时间是文革时期,故事的主人公是北京某军区大院的一群十五、六岁的孩子。由于文革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使他们这批人在这一时期处于一种无人管理也无人约束的状态。嘲弄老师、逃课、抽烟、打架、追逐异性、无所事事成了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整个影片笼罩着一种青春期所特有的朦胧、忧伤的情绪氛围。从这一角度上来讲,说影片表现了青春期的成长是无可厚非的,它表现了主人公对青春期成长的一种记忆,一种朦胧、躁动的情绪抒发。少年时代的一种心理感受。但这绝不是影片所要表现的全部内容,更深层的,影片要通过故事的讲述,来传达自己对文革的思考与评判。这主要是通过影片叙述视角的转换以及意象的设置来完成的。
影片采用了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两个视角的相互装换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基调采用的是儿童视角,即大部分讲的都是少年马小军对于成长的感受。由于大人对他们的疏于管理使这一时期的马小军们的成长呈现出最自由、最天然的状态。他们完全象一丛荒草一样凭着本能、吸取着自然界的阳光和雨露自由自在地成长,没有任何干扰、没有任何的伤害与践踏。生命在他们这里呈现为最本能、最符合人性的状态,所以,这一段时光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确确实实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影片中还有另外一个视角,即成年之后的马小军的视角。影片是通过成年的马小军的回忆来展开故事的。这两种视角在电影里时而合一,时而间离。两种视角合一时,表现出成人视角对儿童视角的认同。或者说是儿童视角实现了对成人视角的有效对抗。当两种视角间离时,则表现出成人视角对儿童视角的强力介入。作者即通过视角的不断转换达到其反观文革的目的。
对文革的评价,在官方的意识形态里一直都被定位为一场民族性的大灾难,这是整个民族对文革的理性反思与评判。这也是电影通过成人视角传达给我们的。但同时电影又通过少年马小军的感觉给我们还原出一个感性的、充满激情与自由的文革。作者正是通过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的相互转换传达出作者对文革的两种评价:感性和理性。感性中的美化与理性中的批判。二者和谐而又矛盾地统一在一起。体现出作者的辩证思维。
电影对文革的评判首先是取一种感性的态度。即遵循电影的主题,认为这一段时期基本上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但同时,成人视角对儿童视角的不断介入又使这一评价带上深深的理性色彩。如电影当中呈现出来的成人世界。相对于马小军们的自由自在的状态,成人的世界在文革时期却充满了无序与烦恼。如马小军的父母,由于外公成分不好。所以父母的婚姻得不到组织认可,因此,父亲丧失了升迁的机会,而母亲则丢掉了工作成为随军家属,并且最终外祖父由于忍受不了政治上的巨大压力而自杀。电影通过马小军母亲对这段生活的诅咒来表现成人对文革的控诉,它给很多家庭带来了灾难与不幸,也造成了他们命运的转折与悲剧。另外,马小军与米兰的交往受到父亲的干扰,还有马小军们混进电影院看电影时被大人们赶出,这些都可看作是成人视角对儿童视角的介入。并且在故事的结尾,成年马小军也一再地申明自己的讲述有不实之处,有些情节只是自己一厢情愿的幻想,其实这也是成人视角对儿童视角的对抗。一方面是儿童视角中的英雄壮举与英雄形象,另一方面则是成人视角对这种叙述中的英雄壮举与英雄想象的无情解构与揭露。显然这种解构使作者对文革的评价呈现出丰富复杂的价值取向,既充满感性的触摸,又不乏理性的关照。既充满回忆中的温情种种,又无法回避真正的苦难与不幸。相对于长时期以来,人们单纯地将文革视为一种集体性的大灾难,影片的判断更为合理与中肯。文革既是一种集体性的历史。同时又是单个人的经历,它给每个人带来的命运与感受是不同的,因此,我们要从多方面来思考它、评价它,真正还原它的本来面目。就像电影开头成年马小军回忆的“那年夏天,对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来说是生命中最黑暗的时期,但对这群孩子来说却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可以说是。开篇点题,开头即交代作者运用两种视角来反观与还原文革的努力。
另外,电影还通过意象的设置来表达自己对文革的双重评价。电影中傻子的形象贯穿始终,虽然在整个电影里他几乎没有说过话,也几乎使我们忽视他在电影里的存在,但他却是电影中的一个表义符号,加强了成人世界对儿童世界的对抗。傻子是当时我们精神世界的外在表象。表面上我们是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实际上我们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在成人的眼睛里我们就像一个傻子、一个白痴一样。我们同外界的对话只能在同傻子间展开,而我们对话的内容只有简单的“古伦木、欧巴”,表明我们的思维定势,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为了傻子去打群架,一方面表现出我们的正义感,另一方面也是我们维护自己精神世界的需要。傻子的意象表现出作者对文革的批判之情,嘲讽之意。文革时所感受到的美好自由时光事实上却造成我们精神上的一片沙漠,傻子不仅仅是我们这一群人的精神状态,同时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缩影。从这一角度上来评判文革。将它界定为一场民族性的大劫难是毫不为过的。成年后。当马小军们开着豪华轿车在北京车水马龙的立交桥上再次遇见傻子时,当他们试图再用“古伦木”来同傻子对话时,傻子的回答却变成了“傻B”,这些表明了人的价值观念的变化,也表明我们的对话水平不再仅仅局限于同傻子对话的层次上。在傻子的记忆里过去已经不存在了,但它却牢牢地存在于常人的记忆里。我们毕竟同傻子有区别。只是特殊的年代造成我们的精神荒芜,当这样的年代结束后,我们也就恢复到了正常的水平,隐含了对文革的批判。这也说明成年马小军们对文革的评判已经由原来单纯的感性视角逐渐地转为复杂的多重视角,所以真正的文革绝不仅仅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这正说明了我们的民族还保有对文革进行批判的能力。
电影通过成人视角对儿童视角的介入表达出自己对文革的双重评判,但整体上还是认为,无论主流意识形态如何评价文革,这段时光对他们来讲都不失为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正是有了这样一段日子,才使他们青春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