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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无量先生书法率意稚拙,一派天真,素有“孩儿体”之称。先生故去许多年后,“孩儿体”也从其最初的饱受争议、毁誉参半逐渐演变成一种谢氏独有的符号—随着谢无量先生在书坛地位的逐步彰显,其书法魅力的渐入人心,“孩儿体”尽管依然会受到截然相反的评价,或嗤之以鼻,或顶礼膜拜,但谁也不可否认,它已经以其不可缺一、不可有二的个性魅力在书法审美的沃土上贡献了新的内容。
争议从来都是平常事。有人好甜,有人好辣,足见议者趣味;有人好雅,有人好俗,以此分出评者高下。历来大师,没有人不受争议,就连书圣王羲之也难逃“野鹜”、“女郎气”之讥评,遑论他人?好事者往往喜欢调和,喜欢代他人之表,造出所谓“雅俗共赏”一词,真正笑话!须知,俗子陶醉之所,雅士岂肯涉足?所以,争议本身不是坏事,但要看是怎样的争议:趣味之争,本无其事,争也无益。高下雅俗之争,则形同水火,不容混淆。
遗憾的是,“孩儿体”之争从一开始就并非前者,而是后者。在全国第一届书展布展中,之所以有那么多的老先生不同意谢无量先生作品参加展出,并不是因为其天真与质朴之趣味不合胃口,而是在他们眼中,这种歪歪倒倒似不经意的作品实在太缺乏“功力”与“法度”,属离经叛道远离传统的涂鸦之作,和不曾受过书写训练的孩儿无异。倘若不是启功先生深识其趣而下结论表态,谢无量先生作品将无缘参加此次书展,留下让人哭笑不得的遗憾。在启功等先生的眼中,“孩儿体”所包含的美学内容异常丰富,即使不那么喜欢,也不会否认其高度。而在诸多老先生眼中的“孩儿体”,却等同于外行与胡来,两者有本质区别。
赵之谦在《章安杂说》中有一段名言:“书家有最高境界,古今二人耳。三岁稚子,能见天质;绩学大儒,必具神秀。故书以不学书不能书者为最工。”他将三岁稚子与绩学大儒相提并论,不是说两者在学问上真的可以划等号,而是强调作为一个艺术家,其纯真的眼光与鲜活的感受是最重要的一种品质。工而又工、但尽人力的那些能品,技艺不可谓不高,功底不可谓不扎实,但正是因为丧失了这种可贵的品质,不可能与神逸妙品等量齐观。老子有言“复归于婴儿”、“能婴儿乎”,庄子提倡“既雕既琢,复归于朴”,都是在美学上提出了近似孩儿的自然审美观,比循规蹈矩、但求形似的人工美更进一步,更深更高,岂能不察?
谢无量先生是大学者、大诗人,曾著《中国大文学史》,对传统文化精髓的把握是毋庸置疑的。他书法中所体现出的意趣天成、淳朴自然、亦质亦妍、清新刚健,与其说来自书法图像的传统,不如说源自更为广博的诗哲传统。陶渊明、苏轼受益于此传统,王羲之、颜真卿也受益于此传统,这是几千年“文脉”的主线,何来离经叛道之说?那些老先生们能看见一笔一划的完整规矩,却看不见“愈破愈完”的淋漓之美;能按图索骥地找出一堆“假古董”视之为传统,却始终不理解“九方皋相马”究竟为何指。对中国的写意精神隔膜如此,却偷笑着称谢无量先生作品为“孩儿体”,这到底是“孩儿体”的不幸还是对评者的反讽?
当然,天真自然并不等于不需要功力,也并非所有的率性之作都可以称之为“孩儿体”,“复归于朴”之前,决不能没有“既雕既琢”。自然质朴之美,是一种状态,一种超越,在艺术上只适用于规矩存乎心而游刃有余者。对技术毫无驾驭能力的人如果硬要去追求,只能是东施效颦,愈见其丑。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自然”乃是“真予不夺,强得易贫”,可谓修养如大儒,状态似稚子,要求极高。“孩儿体”在贬义者眼中的第二层含义,是说谢无量先生没有完美的技术驾驭能力,其“自然”价值不高,果真如此么?
不同层次、不同境界的人,看待何为技法何为功底,角度与结论都大不相同。认为谢无量先生书法缺乏技法的人,无非是这样一种观点:第一,其线条点画看不出经典作品中的招式,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就是说不传统;第二,如果谢先生真有那么好的功底,至少应该有一些临摹作品加以证明。也许笔者对这些批评者的层次定位稍低了些,但既然他们看不出谢先生的技法,即使偏低,也低不到哪去。按照这样的观点与逻辑,好的作品必须要将传统的面目一招一式明明白白地展示出来,将功底穿在身上而不是吃进肚子里,试问:“颜真卿有那几笔属于王羲之的传统?”至于一定要靠临摹作品来证明功底,则更是见识短浅的可笑之论,正如吃进肚子里正在消化的鱼肉,根本不需要吐出来告诉人其营养几何,日后脸色红润、身体健康,自然就证明了其价值。所以,作品有没有功底,和观者能否看出功底,是两码事。笔者以为,功底不是某种固化的表面符号,也不以实践时间的长短来论高低,而是体现在作者能否以笔墨为工具,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作品想要传达出的信息。手能达意,功底就没有问题,反之,无法达意或达意不足,则要么无功底,要么是伪功底。陈方既先生在《“意”和“韵” —中国书法特有的审美概念》一文中说得好:“‘法’是为保证书法有生命意味的形象而讲求的。这是讲‘法’的本意,也是判断所提出的‘法’的正确与否的根本,更是判断‘法’的运用当否的唯一标准……不是为了创造有生命意味的形象而用‘法’,一切‘法’的讲求都没有意义。反之,为了创造有生命意味的书法形象,已有的‘法’可以变,没有的‘法’可以创。”由此可见,功底不是拿来炫耀的,也并非不合古法就没有功底,而是要看其作品的一点一划是否塑造出了健康的生命形象。
谢无量先生的大字作品浑厚灵动,用笔兼有碑学之沉与帖学之巧,从线条点画上看,可谓生而朴、雄而健,非常年弄翰之老笔,断不可为。其结体常常上宽下窄,宽博散淡,细细品味,深得《瘗鹤铭》及六朝碑帖之妙,深识书者,当会心一笑,知其有所从来。最要紧处,在于先生化碑帖于无形,跳开藩篱,直奔主题,创造了谢氏独有的稚拙古朴、笔短意长之风格。于右任先生作为功力深厚的一代大家,深深懂得他取法用意之高明,赞道:“笔挟元气,风骨苍润,韵余于笔,我自愧弗如。”认为谢无量先生功力不足、不传统者,只能说自己还未能更上层楼,还在纠缠于像与不像,实在令人遗憾。
综上所述,“孩儿体”作为谢无量先生书法风格的代名词,与无知者的贬义没有任何关系。至于萝卜白菜之好,则无须勉强,谢先生即使在世,也不会祈望所有人都对其作品欣欣然。但无论喜爱的人有多少,“孩儿体”所代表的美学高度,都是不可抹杀的。当然另一方面,谢无量先生本无心作书家,许多作品甚至连印章都不钤盖,就很难保证他会对每一件作品都反复推敲,平平之作在所难免,不可作为其书法高度的代表。我们面对他众多参差不齐的作品,当设身处地,以表同情之理解,所谓“游戏精神”,也需知音善解。但我认为无量先生书,知者勿再以“孩儿体”称之。
争议从来都是平常事。有人好甜,有人好辣,足见议者趣味;有人好雅,有人好俗,以此分出评者高下。历来大师,没有人不受争议,就连书圣王羲之也难逃“野鹜”、“女郎气”之讥评,遑论他人?好事者往往喜欢调和,喜欢代他人之表,造出所谓“雅俗共赏”一词,真正笑话!须知,俗子陶醉之所,雅士岂肯涉足?所以,争议本身不是坏事,但要看是怎样的争议:趣味之争,本无其事,争也无益。高下雅俗之争,则形同水火,不容混淆。
遗憾的是,“孩儿体”之争从一开始就并非前者,而是后者。在全国第一届书展布展中,之所以有那么多的老先生不同意谢无量先生作品参加展出,并不是因为其天真与质朴之趣味不合胃口,而是在他们眼中,这种歪歪倒倒似不经意的作品实在太缺乏“功力”与“法度”,属离经叛道远离传统的涂鸦之作,和不曾受过书写训练的孩儿无异。倘若不是启功先生深识其趣而下结论表态,谢无量先生作品将无缘参加此次书展,留下让人哭笑不得的遗憾。在启功等先生的眼中,“孩儿体”所包含的美学内容异常丰富,即使不那么喜欢,也不会否认其高度。而在诸多老先生眼中的“孩儿体”,却等同于外行与胡来,两者有本质区别。
赵之谦在《章安杂说》中有一段名言:“书家有最高境界,古今二人耳。三岁稚子,能见天质;绩学大儒,必具神秀。故书以不学书不能书者为最工。”他将三岁稚子与绩学大儒相提并论,不是说两者在学问上真的可以划等号,而是强调作为一个艺术家,其纯真的眼光与鲜活的感受是最重要的一种品质。工而又工、但尽人力的那些能品,技艺不可谓不高,功底不可谓不扎实,但正是因为丧失了这种可贵的品质,不可能与神逸妙品等量齐观。老子有言“复归于婴儿”、“能婴儿乎”,庄子提倡“既雕既琢,复归于朴”,都是在美学上提出了近似孩儿的自然审美观,比循规蹈矩、但求形似的人工美更进一步,更深更高,岂能不察?
谢无量先生是大学者、大诗人,曾著《中国大文学史》,对传统文化精髓的把握是毋庸置疑的。他书法中所体现出的意趣天成、淳朴自然、亦质亦妍、清新刚健,与其说来自书法图像的传统,不如说源自更为广博的诗哲传统。陶渊明、苏轼受益于此传统,王羲之、颜真卿也受益于此传统,这是几千年“文脉”的主线,何来离经叛道之说?那些老先生们能看见一笔一划的完整规矩,却看不见“愈破愈完”的淋漓之美;能按图索骥地找出一堆“假古董”视之为传统,却始终不理解“九方皋相马”究竟为何指。对中国的写意精神隔膜如此,却偷笑着称谢无量先生作品为“孩儿体”,这到底是“孩儿体”的不幸还是对评者的反讽?
当然,天真自然并不等于不需要功力,也并非所有的率性之作都可以称之为“孩儿体”,“复归于朴”之前,决不能没有“既雕既琢”。自然质朴之美,是一种状态,一种超越,在艺术上只适用于规矩存乎心而游刃有余者。对技术毫无驾驭能力的人如果硬要去追求,只能是东施效颦,愈见其丑。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自然”乃是“真予不夺,强得易贫”,可谓修养如大儒,状态似稚子,要求极高。“孩儿体”在贬义者眼中的第二层含义,是说谢无量先生没有完美的技术驾驭能力,其“自然”价值不高,果真如此么?
不同层次、不同境界的人,看待何为技法何为功底,角度与结论都大不相同。认为谢无量先生书法缺乏技法的人,无非是这样一种观点:第一,其线条点画看不出经典作品中的招式,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就是说不传统;第二,如果谢先生真有那么好的功底,至少应该有一些临摹作品加以证明。也许笔者对这些批评者的层次定位稍低了些,但既然他们看不出谢先生的技法,即使偏低,也低不到哪去。按照这样的观点与逻辑,好的作品必须要将传统的面目一招一式明明白白地展示出来,将功底穿在身上而不是吃进肚子里,试问:“颜真卿有那几笔属于王羲之的传统?”至于一定要靠临摹作品来证明功底,则更是见识短浅的可笑之论,正如吃进肚子里正在消化的鱼肉,根本不需要吐出来告诉人其营养几何,日后脸色红润、身体健康,自然就证明了其价值。所以,作品有没有功底,和观者能否看出功底,是两码事。笔者以为,功底不是某种固化的表面符号,也不以实践时间的长短来论高低,而是体现在作者能否以笔墨为工具,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作品想要传达出的信息。手能达意,功底就没有问题,反之,无法达意或达意不足,则要么无功底,要么是伪功底。陈方既先生在《“意”和“韵” —中国书法特有的审美概念》一文中说得好:“‘法’是为保证书法有生命意味的形象而讲求的。这是讲‘法’的本意,也是判断所提出的‘法’的正确与否的根本,更是判断‘法’的运用当否的唯一标准……不是为了创造有生命意味的形象而用‘法’,一切‘法’的讲求都没有意义。反之,为了创造有生命意味的书法形象,已有的‘法’可以变,没有的‘法’可以创。”由此可见,功底不是拿来炫耀的,也并非不合古法就没有功底,而是要看其作品的一点一划是否塑造出了健康的生命形象。
谢无量先生的大字作品浑厚灵动,用笔兼有碑学之沉与帖学之巧,从线条点画上看,可谓生而朴、雄而健,非常年弄翰之老笔,断不可为。其结体常常上宽下窄,宽博散淡,细细品味,深得《瘗鹤铭》及六朝碑帖之妙,深识书者,当会心一笑,知其有所从来。最要紧处,在于先生化碑帖于无形,跳开藩篱,直奔主题,创造了谢氏独有的稚拙古朴、笔短意长之风格。于右任先生作为功力深厚的一代大家,深深懂得他取法用意之高明,赞道:“笔挟元气,风骨苍润,韵余于笔,我自愧弗如。”认为谢无量先生功力不足、不传统者,只能说自己还未能更上层楼,还在纠缠于像与不像,实在令人遗憾。
综上所述,“孩儿体”作为谢无量先生书法风格的代名词,与无知者的贬义没有任何关系。至于萝卜白菜之好,则无须勉强,谢先生即使在世,也不会祈望所有人都对其作品欣欣然。但无论喜爱的人有多少,“孩儿体”所代表的美学高度,都是不可抹杀的。当然另一方面,谢无量先生本无心作书家,许多作品甚至连印章都不钤盖,就很难保证他会对每一件作品都反复推敲,平平之作在所难免,不可作为其书法高度的代表。我们面对他众多参差不齐的作品,当设身处地,以表同情之理解,所谓“游戏精神”,也需知音善解。但我认为无量先生书,知者勿再以“孩儿体”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