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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是理所当然地有这样的信念：人是自律的，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换句话说，即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意志自由地操纵自己行为。其实“操纵”这个词本身就已经蕴含了一种潜在的含义：意志在前，行为在后，意志主导了行为。但当我们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时就会产生一个疑惑，意识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又会引发一连串的问题：我们的意志是凭空产生的吗？会有干预意志的因素存在吗？何以确定是意志影响了行为而不是行为干预了意志？如果真的是行为导致或至少干预了意志的产生，我们是否可以感知到这种影响？由这些问题出发，本文从脑梁切断实验中受试者的反映、认知失调理论、自我知觉理论三个角度对意志与行为的因果关系进行讨论。
一、腦梁切斷實驗：合理思維與合理化思維
通常，我们会认为意志、行为与环境三者的关系是：由意志产生行为，并由行為作用于环境并对其造成影响。但是脑梁切断实验中的实验结果表明，由环境刺激导致的行为恰恰是意志产生的一个先决条件，意志只是为了解释行为而制造的合理化理由。
为了治疗病人的癫痫，患者会被切断脑梁以防止癫痫发作，而脑科学家借此发现并证明了左右脑功能的显著差异——右脑掌管人直观的、几何的、绘画的认识和思考的行为，并和左视野相连;左脑主要掌控人的逻辑、代数、语言的认识和行为，并和右视野连接。
在后续的实验中，脑科学家又提供给裂脑病患一些图片，使其左脑接收到一只鸡爪的图像，右脑接收到一张雪景的图像，接着实验人员会提供给受试者提供一系列图片，让其在其中选择两张与刚才看到的图片最相符的图片。实验中受试者分别选择了鸡和铁锹，其中鸡对应鸡爪，铁锹对应雪景。但是奇怪的是由于人的左脑无法判断和处理图像，所以患者本应对雪景图无任何印象或记忆，这说明受试者并非未接收到图像，只是无法处理这样的信息。当实验人员要求受试者解释为何选择这两张图片时，受试者的回答更出乎意料：选择鸡是因为看到了鸡爪，而选择铁锹是因为鸡窝需要打扫。这样的解释，说明患者为了能够在接收到的信息和做出的选择行为之间达成平衡，会对进信息进行整合，编造出一个完美的理由，赋予行为合理意义。这说明，脑梁切断患者的思维并不是我们所以为“意志→行为→环境”的合理思维，而是“环境→行为→意志”的合理化思维。
二、认知失调理论：决断后效应
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利昂·费斯汀格提出的认知失调理论也可以用来解释意志和行为的关系问题。该理论认为，当个体认识到字自己的态度之间或态度和行为之间产生矛盾时会产生一种认知不协调状态，个体为了解除紧张会使用改变认知、增加新的认知、改变认知的相对重要性、改变行为等方法来力图重新恢复平衡。
在很多情况下，当我们的行为无法做出改变时，我们会为行为做出合理化解释以达到自我的平衡，比如我们都知道喝酒有害身体健康，但对酒精成瘾者来说彻底戒酒十分困难，所以他们会对自己喝酒的行为作出一系列解释，比如酒精可以助眠、喝酒的男人很帅、自己酒量很好，多喝一点没关系等等。这样的态度调整是为了让自己的内部矛盾得到整合，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又是先于意志的，意志只是作为行为的合理化理由而出现，而在费斯汀格后续的实验中也证明了这一点。
费斯汀格让被试者分为两组，分别进行一小时枯燥无聊的绕线实验，在实验后要求被使者告诉下一个被试者（由实验人员假扮）实验非常有趣，并为此获得一笔报酬：其中一组受试者会被支付20美元的报酬，另一组只被支付1美元的报酬。接着实验人员让两组受试者都填写一张用来调查实验是否有趣的问卷，结果显示被支付相对较少报酬的一组受试者反而改善了对实验内容的评价，认为并没有那么无趣。费斯汀格将这种现象解释为，当受试者撒谎时内心会出现不协调的状况，即“认为实验无聊”和“告诉别人有趣”的心口不一的行为。为了消除这种不协调行为，受试者需要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而报酬较多的一组可以将其解释为“自己是为了得到报酬而说谎的”，但报酬较少的一组却很难以这一理由说服自己，于是只有改变对实验内容的认知，认为实验其实“并没有那么无趣”。在这一实验中，受试者的态度转变显然是一种“决断后效应”，即做出了决断之后，人们为了消解内部的失调状态，对自己选择的事物或行为的态度就会由原来的模棱两可、不置可否变得旗帜鲜明，我们从小就听的“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寓言故事也是这一原理的表现，这些都说明了意志更大程度上只能算作行为“理由”而非“原因”，这似乎和脑梁切断患者的思维方式并没有什么不同，从这个角度上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何在日常生活有各种婚礼、升旗、会议、宣誓这些看似没有意义但又不得不存在仪式化程序。
三、結論
综上所述，意志和行为之间并不存在客观的因果关系，很多情况下，我们的行为是由环境的刺激所导致，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意志仅仅只是对已有行为的主观说明，是我们为消除内在的不平衡性而赋予行为的合理化意义，理解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行为与主观思维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黄希庭.简明心理学辞典[M].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311页
[2] 刘海龙著. 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02.：192页
一、腦梁切斷實驗：合理思維與合理化思維
通常，我们会认为意志、行为与环境三者的关系是：由意志产生行为，并由行為作用于环境并对其造成影响。但是脑梁切断实验中的实验结果表明，由环境刺激导致的行为恰恰是意志产生的一个先决条件，意志只是为了解释行为而制造的合理化理由。
为了治疗病人的癫痫，患者会被切断脑梁以防止癫痫发作，而脑科学家借此发现并证明了左右脑功能的显著差异——右脑掌管人直观的、几何的、绘画的认识和思考的行为，并和左视野相连;左脑主要掌控人的逻辑、代数、语言的认识和行为，并和右视野连接。
在后续的实验中，脑科学家又提供给裂脑病患一些图片，使其左脑接收到一只鸡爪的图像，右脑接收到一张雪景的图像，接着实验人员会提供给受试者提供一系列图片，让其在其中选择两张与刚才看到的图片最相符的图片。实验中受试者分别选择了鸡和铁锹，其中鸡对应鸡爪，铁锹对应雪景。但是奇怪的是由于人的左脑无法判断和处理图像，所以患者本应对雪景图无任何印象或记忆，这说明受试者并非未接收到图像，只是无法处理这样的信息。当实验人员要求受试者解释为何选择这两张图片时，受试者的回答更出乎意料：选择鸡是因为看到了鸡爪，而选择铁锹是因为鸡窝需要打扫。这样的解释，说明患者为了能够在接收到的信息和做出的选择行为之间达成平衡，会对进信息进行整合，编造出一个完美的理由，赋予行为合理意义。这说明，脑梁切断患者的思维并不是我们所以为“意志→行为→环境”的合理思维，而是“环境→行为→意志”的合理化思维。
二、认知失调理论：决断后效应
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利昂·费斯汀格提出的认知失调理论也可以用来解释意志和行为的关系问题。该理论认为，当个体认识到字自己的态度之间或态度和行为之间产生矛盾时会产生一种认知不协调状态，个体为了解除紧张会使用改变认知、增加新的认知、改变认知的相对重要性、改变行为等方法来力图重新恢复平衡。
在很多情况下，当我们的行为无法做出改变时，我们会为行为做出合理化解释以达到自我的平衡，比如我们都知道喝酒有害身体健康，但对酒精成瘾者来说彻底戒酒十分困难，所以他们会对自己喝酒的行为作出一系列解释，比如酒精可以助眠、喝酒的男人很帅、自己酒量很好，多喝一点没关系等等。这样的态度调整是为了让自己的内部矛盾得到整合，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又是先于意志的，意志只是作为行为的合理化理由而出现，而在费斯汀格后续的实验中也证明了这一点。
费斯汀格让被试者分为两组，分别进行一小时枯燥无聊的绕线实验，在实验后要求被使者告诉下一个被试者（由实验人员假扮）实验非常有趣，并为此获得一笔报酬：其中一组受试者会被支付20美元的报酬，另一组只被支付1美元的报酬。接着实验人员让两组受试者都填写一张用来调查实验是否有趣的问卷，结果显示被支付相对较少报酬的一组受试者反而改善了对实验内容的评价，认为并没有那么无趣。费斯汀格将这种现象解释为，当受试者撒谎时内心会出现不协调的状况，即“认为实验无聊”和“告诉别人有趣”的心口不一的行为。为了消除这种不协调行为，受试者需要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而报酬较多的一组可以将其解释为“自己是为了得到报酬而说谎的”，但报酬较少的一组却很难以这一理由说服自己，于是只有改变对实验内容的认知，认为实验其实“并没有那么无趣”。在这一实验中，受试者的态度转变显然是一种“决断后效应”，即做出了决断之后，人们为了消解内部的失调状态，对自己选择的事物或行为的态度就会由原来的模棱两可、不置可否变得旗帜鲜明，我们从小就听的“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寓言故事也是这一原理的表现，这些都说明了意志更大程度上只能算作行为“理由”而非“原因”，这似乎和脑梁切断患者的思维方式并没有什么不同，从这个角度上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何在日常生活有各种婚礼、升旗、会议、宣誓这些看似没有意义但又不得不存在仪式化程序。
三、結論
综上所述，意志和行为之间并不存在客观的因果关系，很多情况下，我们的行为是由环境的刺激所导致，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意志仅仅只是对已有行为的主观说明，是我们为消除内在的不平衡性而赋予行为的合理化意义，理解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行为与主观思维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黄希庭.简明心理学辞典[M].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311页
[2] 刘海龙著. 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02.：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