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华盛顿，阴转多云，今天拜访的是世界银行国际金融总公司的首位中国籍CEO蔡金勇。
　　2013年3月底，在南非德班举行的金砖五国（BRICS）峰会上，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同决定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这一消息顿时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无论是IMF总裁拉加德还是世界银行行长金墉，都不断被问到对金砖开发银行的态度。
　　这一表象的背后，是否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表达对得不到应有话语权的不满？新的区域性贸易谈判是否会对IMF和世行构成竞争？未来的全球金融格局又将何去何从？现在至少有一点可以明确，那就是久已被发达国家把持话语权的世界金融舞台有了新的动向。
　　这所金砖国家打算共同开发的银行去年曾一度考虑被命名为“南南银行”。这个名字唤起了我们对匕世纪60年代开始的如火如荼的“南南合作”的回忆。
　　国际金融公司的定位是“促进发展中国家可持续的私营部门投资，帮助减少贫困和改善民众生活”。因此对蔡金勇来说，—方面“中国公民”和“世界公民”的双重身份在考验自己的同时，也让他更好的了解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尽管国际组织里的中国面孔越来越多，但最有分量也最实际的决策机制调整却一直没有落到实处。这代表着中国虽然早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还是远比不上美日欧诸国。早在2010年底就已达成协议的IMF治理与份额改革方案，本有希望将中国拥有的投票权提升至第三位，但却因为拥有一票否决权的最大股东美国至今未能批准而一再拖延。因此有不少分析家指出，之所以中国会致力于推动金砖开发银行的筹建，也是想借此倒逼IMF完成份额改革。
　　所以也有说法是，南南合作之所以迅速复兴，部分也是发达国家死守规则制定者地位、不肯接纳发展中国家进入其现有话语体系给逼的——“不让我们跟你一起玩，那我们就自己玩了！”
　　这与上世纪60年代南南合作在政治上兴起的理由如出一辙：当时的两极世界中，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诉求也同样是独立于霸权而自保、摆脱发达国家控制、以及发展民族经济。只不过冷战结束后，全球范围内的意识形态氛围有所淡化，争取话语权的舞台也从政治转向了经济，从联合国大会转移到了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
　　最后，不妨再来看看正在和已经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这些国际市场的具体参与者，在南南合作中表现如何。2012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同比增加近三成，累计已超过830亿美元，涉及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而在贸易方面，中国与南南合作重点对象非洲的贸易额也达到1985亿美元，同比增长19%。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诉求越好越大，而金融危机削弱对手力量无疑也为中国创造了机会。
　　但另一方面，来自浦发银行的数据更显示，目前中国企业境外投资90%的资金都是由境内金融机构提供，国外的融资渠道有限。蔡金勇也提到，中国企业‘走出去’屡屡受挫，问题常出在对当地情况不够了解，而把国内的一些习惯性做法带了出去。
　　关于目前南南合作的典范行动“金砖国家”，不得不再重复T这个有趣的故事：“BRIC”这个词本来是高盛公司的吉姆·奥尼尔于2001年提出的一个新兴市场投资概念，不想这几个国家却将其“当了真”。从中—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在当下热切的合作意愿；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情况差异巨大，难免有不少潜在的矛盾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