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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明确表示：我国暂时不会调整退休年龄，有关部门研究“延迟退休”的建议，并不代表现行退休年龄规定即将更改。但是，媒体对延迟退休的关注度依然很高。这并非舆论的执迷，而是此举事关包括二次分配在内的收入新政的走向。反思延迟退休正反两方面意见的博弈，对于收入新政能否获得新突破至关重要。
延迟退休触动现行体制下分配之患
国新办9月10日发布的《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的统计数据显示：到2035年，我国将面临2名纳税人供养1名养老金领取者的情况，可见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不是一个小数字。为了减缓养老压力，有关部门研究“延迟退休”的课题完全是正常的。那么，此举为什么会引起基层一片反对声?这并非人们没有“远虑”，而是延迟退休年龄之议触动了分配体制的“近忧”：按体制分配之患的伤口。
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按劳分配的价值防线早已被“工效挂钩”冲破，在国退民进与国进民退的拉锯中，事实上形成了一种按体制分配的利益格局。这里的“体”是指体系、系统；“制”是指制度、约束，两者合起来就是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各种群体。按体制分配是说，人们的收入多少是由所在体制内有形或者无形的参照系决定的，即按体制能够掌控的资源进行分配。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同一行业、地区内部不同的单位，以及同一单位内部不同的身份，收入都有很悬殊的差距。比如，同样一种劳动，在民政部门的收入就有可能比税务部门的少很多；而垄断企业高管的畸高年薪，早已为人们所诟病，辛劳的农民工一年的血汗钱，难抵人家的一项职务消费。
养老体系也是一种体制，于是在退休与在职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体制关系。在按体制分配的利益格局中，有一部分人被边缘化，他们被不同程度地排斥在各种体制之外。而排斥他们的各种体制并不反对边缘化的人群回归养老保险体制，养老保险体制也没有理由拒绝他们。于是有一种被称为“盼老”的群体便出现了，盼老者并非盼望衰老，而是盼望早点拿到养老金，即参与体制分配。在第一次分配中，被各种体制边缘化的人群收入较低，甚至没有工资收入；或者有一定收入，但是出于身体、市场等原因，“钱景”堪忧。他们都希望早点回归到养老保险体系中，如果延迟退休，对于他们将是巨大的打击，所以这一部分群体就成为反对“延退”大军的主流。
与此相对应的，是既得利益者的恋栈，他们极想继续占有对体制的控制权，因为他们一旦退休将丧失很多职位消费等方面的权利。对于身体状况好、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更为可贵的人来说，退休年龄的界限对于他们继续发挥作用应当不成问题。因为退休是一种权利，而权利是可以放弃的。他们之所以不能“放弃”，是因为正常上班的工资由单位发放，养老金则由社会保障机构提供。当一个职场精英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之后，即使本人身体足以胜任工作，不愿意退休，所在单位也会主动为其办理退休手续，即“被退休”。而对于那些因为机构精简、撤并而富余下来的人员，安置的途径之一便是提前退休，这是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做出的制度安排，养老保险机制只能遵照执行，即使不够法定的退休年限，也无可奈何。
值得警惕的思维惯性
按体制分配存在不公说明，类似于养老保险基金缺口之类问题的解决，不能就事论事，必须在收入新政中统筹解决。但是，收入新政目前困难重重，似乎难以将两次分配完美地结合起来，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延迟退休之议所表露出来的思维惯性尤其值得警惕。
1 警惕在减负思维中导致责任意识的淡化
面对巨额养老金亏缺，防止领取养老金队伍的扩大，最便捷的办法就是“减员增效”。据专家测算，延迟退休可以使我国养老统筹基金一年增加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约200亿元，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但是按照这个逻辑推演下去，政府部门根本就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按照减员必然增效的模式继续做减法就可以了。这样的话，由不需要对此承担责任的政府部门做决策，就不可能真正为普通大众谋福祉。
2 警惕在泛市场化思维中偏离以人为本的宗旨
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巨大缺口的形成，与即收即付的“空账化”起步有关；供养队伍的扩大与它为体制改革付出的成本也是分不开的。在这种背景下，试图通过养老统筹基金本身的经济核算解决所有问题，就是一种泛市场化。按照市场的逻辑使得养老统筹基金收支平衡，稳赚不赔，最好有盈余，这不是以人为本的原意，而是在拿人口做生意，还会给投机者制造以公益身份“掠夺”大众财富的机会。
3 警惕在本位思维中各自为政
在“收入新政”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情况下，社会保障部门提出延迟退休的动议，虽然没有超出其职权范围，但是与在体制改革中提前退休的制度设计一样，如果不考虑由此可能产生的联动效应，都属于本位思维。一项调查显示，我国企业职工退休时的平均年龄只有53岁。近几年无论男女都有一部分人没有达到规定年龄提前退休，或采取内退方式。可以设想，社会保障部门主张延迟退休，非社会保障部门主张提前退休，本位思维之间的博弈很难缓解养老基金之类积弊的压力。
4 警惕在象牙塔思维中助推两极分化
有批评者认为，有关专家提出的一些延迟退休的主张是“关门做学问”，也可以说这是象牙塔尖里的思维，因为他们忽视了被边缘化人群的承受能力。有关专家看到的大多是被体制认可的精英；而被体制边缘化的精英早就被闲置一边。按体制分配与合理用人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不必在养老领域奢谈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现实中有一部分低收入群体、贫病交加者等，急需及早纳入养老保险体制，在这种情况下，以象牙塔尖里的精英生存状态为参照系，提出延迟退休的方案，就会将两极分化延伸到老年领域。
收入新政须拨乱反正
延迟退休之议中值得警惕的思维惯性不是孤立存在的，在过去甚至被普遍认为行之有效。但是在新的形势下，民生问题、共同富裕等公平问题需要摆在社会更加突出的位置，这就需要对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的思维惯性“刹车”，直至进行反向思维。由此给收入新政带来个新课题：纠正过去被认为行之有效的思维模式，在思想观念上拨乱反正。
1 收入新政应当以保证劳动者有尊严的生活为目标
如果说收入新政是新的一轮改革，那么这场改革的对象就不再是大锅饭，而应当直指体制分配，重点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不同体制之间的分配不公固然应当引起关注，更应当解决被各种体制边缘化所造成的分配不公，思维方向应当从“减员”转到承担责任上来。一方面，以完善社会保障和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改善民生：另一方面，应当要求各种体制对被它们边缘化的人群重新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保证被边缘化的人群有尊严的生活，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两方面的结合，应当解决退休之前与退休之后收入“倒挂”的现象。假如劳动者在能够提供劳动的情况下生活没有尊严，熬到退休年限反而有稳定的收入，这是对分配制度的讽刺。
2 收入新政应当担负起抚平社会伤口的历史使命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早已超过公认的警戒线。由于部分体制隐性福利和灰色收入的存在，收入差距比实际的可能还要高，这预示着各种社会矛盾可能会加剧。如果将更多的低收入者及早纳入养老保险机制，使他们即使在生活非常困难的时候保有领到养老金的希望，客观上就起到了较好的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收入新政是在深化改革，那么它就不是要比什么胆子大、步子大：深化改革不是进一步激化矛盾，而是要更多地承担起化解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其中包括抚平体制分割造成的社会伤口，消除群体化闹事的制度根源。
3 收入新政应当以“天敌”参与的方式求解
在当前多种体制并存、分配各成体系的情况下，收入新政具体对策方案的提出，不能由各个体系自行其是，也不能仅听取各种体制实际控制群体的一面之辞，或仅由收入新政主管部门说了算。事实上，收入新政由主管部门主导，不仅难以在体制之间的博弈中胜出，而且容易被各个既得利益阶层俘获。因此在收入新政中，无论是工资改革方案的酝酿还是延迟退休的讨论，都应当吸收各个体制下实际控制者的“天敌”参与，并且在新的制度设计中让实际控制者的“天敌”发挥实质性的作用。这里的“天敌”，指的是收入新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机构、制衡机构，实际控制者的控制对象，对体制边缘化的人群等。只有实际控制者与“天敌”之间相生相克，解决体制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劳动分配的不平衡、不公平等问题，才有望实现整个社会生态的“包容”，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延迟退休触动现行体制下分配之患
国新办9月10日发布的《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的统计数据显示：到2035年，我国将面临2名纳税人供养1名养老金领取者的情况，可见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不是一个小数字。为了减缓养老压力，有关部门研究“延迟退休”的课题完全是正常的。那么，此举为什么会引起基层一片反对声?这并非人们没有“远虑”，而是延迟退休年龄之议触动了分配体制的“近忧”：按体制分配之患的伤口。
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按劳分配的价值防线早已被“工效挂钩”冲破，在国退民进与国进民退的拉锯中，事实上形成了一种按体制分配的利益格局。这里的“体”是指体系、系统；“制”是指制度、约束，两者合起来就是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各种群体。按体制分配是说，人们的收入多少是由所在体制内有形或者无形的参照系决定的，即按体制能够掌控的资源进行分配。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同一行业、地区内部不同的单位，以及同一单位内部不同的身份，收入都有很悬殊的差距。比如，同样一种劳动，在民政部门的收入就有可能比税务部门的少很多；而垄断企业高管的畸高年薪，早已为人们所诟病，辛劳的农民工一年的血汗钱，难抵人家的一项职务消费。
养老体系也是一种体制，于是在退休与在职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体制关系。在按体制分配的利益格局中，有一部分人被边缘化，他们被不同程度地排斥在各种体制之外。而排斥他们的各种体制并不反对边缘化的人群回归养老保险体制，养老保险体制也没有理由拒绝他们。于是有一种被称为“盼老”的群体便出现了，盼老者并非盼望衰老，而是盼望早点拿到养老金，即参与体制分配。在第一次分配中，被各种体制边缘化的人群收入较低，甚至没有工资收入；或者有一定收入，但是出于身体、市场等原因，“钱景”堪忧。他们都希望早点回归到养老保险体系中，如果延迟退休，对于他们将是巨大的打击，所以这一部分群体就成为反对“延退”大军的主流。
与此相对应的，是既得利益者的恋栈，他们极想继续占有对体制的控制权，因为他们一旦退休将丧失很多职位消费等方面的权利。对于身体状况好、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更为可贵的人来说，退休年龄的界限对于他们继续发挥作用应当不成问题。因为退休是一种权利，而权利是可以放弃的。他们之所以不能“放弃”，是因为正常上班的工资由单位发放，养老金则由社会保障机构提供。当一个职场精英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之后，即使本人身体足以胜任工作，不愿意退休，所在单位也会主动为其办理退休手续，即“被退休”。而对于那些因为机构精简、撤并而富余下来的人员，安置的途径之一便是提前退休，这是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做出的制度安排，养老保险机制只能遵照执行，即使不够法定的退休年限，也无可奈何。
值得警惕的思维惯性
按体制分配存在不公说明，类似于养老保险基金缺口之类问题的解决，不能就事论事，必须在收入新政中统筹解决。但是，收入新政目前困难重重，似乎难以将两次分配完美地结合起来，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延迟退休之议所表露出来的思维惯性尤其值得警惕。
1 警惕在减负思维中导致责任意识的淡化
面对巨额养老金亏缺，防止领取养老金队伍的扩大，最便捷的办法就是“减员增效”。据专家测算，延迟退休可以使我国养老统筹基金一年增加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约200亿元，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但是按照这个逻辑推演下去，政府部门根本就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按照减员必然增效的模式继续做减法就可以了。这样的话，由不需要对此承担责任的政府部门做决策，就不可能真正为普通大众谋福祉。
2 警惕在泛市场化思维中偏离以人为本的宗旨
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巨大缺口的形成，与即收即付的“空账化”起步有关；供养队伍的扩大与它为体制改革付出的成本也是分不开的。在这种背景下，试图通过养老统筹基金本身的经济核算解决所有问题，就是一种泛市场化。按照市场的逻辑使得养老统筹基金收支平衡，稳赚不赔，最好有盈余，这不是以人为本的原意，而是在拿人口做生意，还会给投机者制造以公益身份“掠夺”大众财富的机会。
3 警惕在本位思维中各自为政
在“收入新政”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情况下，社会保障部门提出延迟退休的动议，虽然没有超出其职权范围，但是与在体制改革中提前退休的制度设计一样，如果不考虑由此可能产生的联动效应，都属于本位思维。一项调查显示，我国企业职工退休时的平均年龄只有53岁。近几年无论男女都有一部分人没有达到规定年龄提前退休，或采取内退方式。可以设想，社会保障部门主张延迟退休，非社会保障部门主张提前退休，本位思维之间的博弈很难缓解养老基金之类积弊的压力。
4 警惕在象牙塔思维中助推两极分化
有批评者认为，有关专家提出的一些延迟退休的主张是“关门做学问”，也可以说这是象牙塔尖里的思维，因为他们忽视了被边缘化人群的承受能力。有关专家看到的大多是被体制认可的精英；而被体制边缘化的精英早就被闲置一边。按体制分配与合理用人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不必在养老领域奢谈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现实中有一部分低收入群体、贫病交加者等，急需及早纳入养老保险体制，在这种情况下，以象牙塔尖里的精英生存状态为参照系，提出延迟退休的方案，就会将两极分化延伸到老年领域。
收入新政须拨乱反正
延迟退休之议中值得警惕的思维惯性不是孤立存在的，在过去甚至被普遍认为行之有效。但是在新的形势下，民生问题、共同富裕等公平问题需要摆在社会更加突出的位置，这就需要对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的思维惯性“刹车”，直至进行反向思维。由此给收入新政带来个新课题：纠正过去被认为行之有效的思维模式，在思想观念上拨乱反正。
1 收入新政应当以保证劳动者有尊严的生活为目标
如果说收入新政是新的一轮改革，那么这场改革的对象就不再是大锅饭，而应当直指体制分配，重点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不同体制之间的分配不公固然应当引起关注，更应当解决被各种体制边缘化所造成的分配不公，思维方向应当从“减员”转到承担责任上来。一方面，以完善社会保障和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改善民生：另一方面，应当要求各种体制对被它们边缘化的人群重新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保证被边缘化的人群有尊严的生活，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两方面的结合，应当解决退休之前与退休之后收入“倒挂”的现象。假如劳动者在能够提供劳动的情况下生活没有尊严，熬到退休年限反而有稳定的收入，这是对分配制度的讽刺。
2 收入新政应当担负起抚平社会伤口的历史使命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早已超过公认的警戒线。由于部分体制隐性福利和灰色收入的存在，收入差距比实际的可能还要高，这预示着各种社会矛盾可能会加剧。如果将更多的低收入者及早纳入养老保险机制，使他们即使在生活非常困难的时候保有领到养老金的希望，客观上就起到了较好的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收入新政是在深化改革，那么它就不是要比什么胆子大、步子大：深化改革不是进一步激化矛盾，而是要更多地承担起化解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其中包括抚平体制分割造成的社会伤口，消除群体化闹事的制度根源。
3 收入新政应当以“天敌”参与的方式求解
在当前多种体制并存、分配各成体系的情况下，收入新政具体对策方案的提出，不能由各个体系自行其是，也不能仅听取各种体制实际控制群体的一面之辞，或仅由收入新政主管部门说了算。事实上，收入新政由主管部门主导，不仅难以在体制之间的博弈中胜出，而且容易被各个既得利益阶层俘获。因此在收入新政中，无论是工资改革方案的酝酿还是延迟退休的讨论，都应当吸收各个体制下实际控制者的“天敌”参与，并且在新的制度设计中让实际控制者的“天敌”发挥实质性的作用。这里的“天敌”，指的是收入新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机构、制衡机构，实际控制者的控制对象，对体制边缘化的人群等。只有实际控制者与“天敌”之间相生相克，解决体制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劳动分配的不平衡、不公平等问题，才有望实现整个社会生态的“包容”，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包容性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