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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契诃夫”卡特琳·曼斯菲尔德说：“如果法国的全部短篇小说都毁于一炬，而这个短篇小说（契诃夫的《苦恼》）留存下来的话，我也不会感到可惜。”
刘以鬯在《酒徒》中说：“照我看来，在短篇小说这一领域内，最有成就、最具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首推沈从文。沈的《萧萧》、《黑夜》、《丈夫》、《生》都是杰作。”
白先勇在《天天天蓝》中说：“沈从文是30年代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如果要我选三篇‘五四’以来三十年间最杰出的短篇小说，我一定会选沈从文一篇，大概会选他那篇震撼人心的《生》。”
《苦恼》和《生》，都是世界文学史上的杰作，都写父亲痛失儿子后的强有力的哭泣。
刘铁云《老残游记·自叙》云：“《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王之言曰：‘别恨离愁，满肺腑难陶泄。除纸笔代喉舌，我千种想思向谁说？’曹之言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谁能没有哭泣？只不过哭泣的方式不同而已。从屈原到曹雪芹，刘鹗所列举的这八位艺术巨子，皆能以纸笔代喉舌，蘸人生淋漓的鲜血，绘心灵浩茫的泪痕，悲天泣地，充塞六合。然而，不能舞文、不能弄墨者，又将何以哭泣？让我们到彼得堡大雪里的暮色和什刹海骄阳下的暑气中去……
这两篇小说自然背景不同。《苦恼》写于1886年，笔锋挟彼得堡湿冷的雪片；《生》写于1933年，纸面浮什刹海喧嚣的热风。
车夫约纳·波塔波夫周身雪白，像是一个幽灵，坐在赶车座位上，一动不动，身体往前伛着，伛到了活人的身子所能伛到的最大限度。他那匹小马也是一身白，也是一动都不动。它那呆呆不动的姿态、它那瘦骨嶙峋的身架、它那棍子般直挺挺的腿，使它活像那种花一个戈比就能买到的马形蜜糖饼干。这是一尊雕塑，一尊不折不扣的雪之雕塑。
北京城什刹海杂耍场南头的场坪上，烈日当头，一个耍飞机玩具者，招引来一圈观看的闲人，只要谁放下三枚大子，就可亲自放飞机玩玩。飞机飘旋，有时落回场中，有时随风挂上树梢，有时停顿在路人的头上……孩子们笑着，大人们掏着钱。时间不久，耍玩具人便笑眯眯地一面数钱，一面走过望海楼喝茶听戏去了。闲人们随即散去，场坪中便只剩些空莲蓬……
在《苦恼》中，背景本身就是舞台上的主体。当街灯变得明亮生动，街上变得热闹起来时，背景上静止的雕塑就活动起来，走向了前台。在《生》中，背景只是衬托而已。欢声笑语的热热闹闹过去后，背景就撤走了。当玩傀儡的老头子走上舞台时，场坪中什么也没有，一切得从头做起，把场子打起，吸引游人拢来再说。《苦恼》是由静而动，《生》是由噪而寂，二者都用反衬法。只是，《苦恼》是用人物自身静止时的心潮澎湃，来衬托活动后的渐趋平静。只要有人与约纳说话，约纳就有机会向人倾诉他儿子是怎么死的，他的心情就会好些，否则，他的心胸会炸裂开的，他渴望倾诉。当那位乘车的军人似乎想听他倾诉时，约纳局促不安地赶车动作也变得稳重优雅了。而《生》却是用耍玩具的热闹来衬托玩傀儡的冷落。这耍玩具的一幕，与玩傀儡的故事，没有情节上的因果关系，但正如中国戏剧开场前的一通锣鼓，激越欢喜，闻者欣然；而当锣停鼓息、大幕拉开的时候，舞台上却是岑寂忧怨的一缕飘荡的魂魄。
《苦恼》由冷转热，《生》由热转冷。
由冷转热，只是自然温度上的，心灵的由冷转热，却只是一种想像中的错觉。那个军人，只是做了个欲听诉说的姿态，他的中心目的是赶路，不是听故事。当军人下车后，约纳就又坐在赶车座位上，不动了……湿雪又把他和他的瘦马涂得满身是白。一个钟头过去了，又一个钟头过去了……终于，又一座雪雕造成了。三个年轻人来坐车了，只付二十戈比。这价钱是不公道的，也就是说，只能买二十块马形饼干，然而约纳顾不上讲价了，他只要有乘客就行，在当时的情形下，向人诉说比让人给钱更迫切。但这三名乘客，有他们自己喜欢的谈话内容，他们并不寂寞，他们还要赶路，又怎会听约纳倾诉呢？三人下车后，刚淡忘不久的苦恼又向约纳袭来，更有力地撕扯着他的胸膛。他不能被动地等人来听倾诉了，他必须主动找人倾诉，但扫院子的那位仆人却拒绝了他。约纳等不及了，他不考虑拉客人挣钱了，他必须回到大车店，向同行的车夫们倾诉，他们或许能理解他的心情。
回到大车店，坐在一个肮脏的大火炉旁，没有了雪，没有了冷，可苦恼依旧。起来喝水的年轻车夫，也不听他巴巴儿地倾诉，依旧盖上被子睡着了。约纳没有办法，只好走到自己的瘦马跟前：
“就是这样，我的小母马……库兹马·约内奇不在了……他下世了……他无缘无故死了……比方说，你现在有个小驹子，你就是这个小驹子的亲娘……忽然，比方说，这个小驹子下世了……你不是要伤心吗？”
那匹瘦马嚼着草料，听着，向它主人的手上哈气。
约纳讲得入了迷，就把他心里的话统统对它讲了。
马又怎能听懂人的话呢？马嘴里哈出的那一团热气能有多大呢？可是，除了马，谁还能听约纳倾诉呢？
由热转冷，不是指气候上的，而是指场面由热闹转向冷落。耍玩具的走了，闲人们散了，玩傀儡的老头子先是对傀儡嘟囔一番，然后玩起傀儡，打起场子来。闲人们为了看傀儡的殴斗，又逐渐聚集起来。三丈大人圈子，不久就围了三四层人。但是当柳树荫下卖莲蓬小摊边，有位老太太中暑晕了去时；当另外一个地方茶棚游客真的殴打发生后，闲人们就又散去，看这些更热闹的东西，不再看这单调的傀儡假斗了。老头子玩傀儡已玩了十年，老头子已经看惯了这由热转冷的场面，老头子似乎满足了，当他计数身边得到的铜子时，他脸上带着笑容，继续对那个白脸傀儡诉说着，那个白脸傀儡是被那个黑脸傀儡打死的。
赶车的约纳和玩傀儡的老头子，都有满腔的苦恼和悲愤。这对老人身份地位既渺小，所操职业又下贱，所以他们没有资格向人诉说，用契诃夫的话说，“在这成千上万的人当中有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倾诉衷曲呢？然而人群奔走不停，谁都没有注意到他，更没有注意到他的苦恼……那种苦恼是广大无垠的。如果约纳的胸膛裂开，那种苦恼滚滚地涌出来，那它仿佛就会淹没全世界，可是话虽如此，它却是人们看不见的。这苦恼竟包藏在这么一个渺小的躯壳里，就连白天打着火把也看不见……”人们之所以能同他俩产生联系，是因为他们的职业对别人有用：在大雪飘飞的夜晚，约纳可以把人送回温暖的家；在赤日炎炎的盛夏，老头子可以给人的心灵带来清爽。但是，约纳所赶的，应该是他儿子所赶的马车，老头子所玩的，是他儿子化身的傀儡，这一点，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别人不想也无须知道。就算苦恼再多，悲愤再大，任何人都无权强迫别人听自己说话，看自己表演。所以，中国的老头子似乎比俄罗斯的约纳更懂得哲学：老头子从来就不打算让别人听自己的丧子之痛，他只是用行动来发泄自己的痛楚；而这种行动，又正好是自己赖以糊口的手段。约纳时时想着向别人倾诉，他要通过语言来发泄痛楚；而这种倾诉方式，又正好与谋生手段相抵触。所以说，约纳的内心只有苦恼，而老头子内心却是悲哀。苦恼强烈而浮动，悲哀沉静而深潜。也许约纳的儿子刚死不久，等过上几年后，苦恼也会酿成悲哀，强烈的冲动，就会变为无言的深沉。
《苦恼》与《生》，之所以是杰作，还因为都写出了真实的人性。《苦恼》中的那位军人，虽然对约纳的胡乱赶车“生气”，但也以“打趣”的方式帮约纳臭骂街上的行人，并且曾经做出要倾听诉说的姿态。那三个年轻人虽然满口污言秽语，把车价杀到极低，并给了约纳一个“脖儿拐”，可那只是一伙无知青年的恶作剧，就是那个“脖儿拐”，也仿佛并不重，“约纳与其说是感到，不如说是听到他的后脑勺上啪的一响”。还有那位扫院子的仆人，他赶开约纳，是因为约纳的雪橇占了地方影响了他扫雪，再说，他还诚心诚意地回答了约纳询问的时间。大车店里的那些赶车人，他们呼呼大睡，并不是因为讨厌约纳，而是因为他们累了，他们需要休息……这些人，看似没有同情心，但谁又知道他们心中的“苦恼”呢？在人们不愿意听的时候硬向人诉说，自己的苦恼不会减轻，反而适足以增加别人的苦恼。这才是真正的、不加掩饰的原生态的人生。
《生》中的那位耍玩具者，看上去无忧无虑，只知数着钱喝茶听戏，可谁知道他的内心世界？通过耍玩具能挣多少钱，能够养家活口吗？这是一种怎样的生存状态？老头子玩傀儡的第一个看客，那位似乎时刻准备着投水的大学生，仿佛无所事事，又仿佛满腹心事，他的生存状态是怎样的？还有那位收捐巡警，他并没有逼迫老头子交税；还有那位检验地土税的巡警，也并没有认真查验老头子的税条，只是“摇摇头，走了开去”；“一个青年军官，掷了大把铜子，皱着眉毛走开了”；“应当出钱的时候，有钱的也照样不吝惜钱。但是不管任何地方，只要有了一件新鲜事情，游人一起哄，这点粘合性就失去了，大家便会忘了这里一切，各自跑开了”。从军官，到警察，到普通看客，他们都不缺乏同情心，他们都似乎明白老头子的生存不易，但也仅此而已。都是芸芸众生，谁也做不了观世音菩萨，凭一己之力来普渡众生。这就是亘古不变的众生相，不管有没有悲哀，不管悲哀有多大多深，千百年来，人们都是这杂耍场中的表演者兼看客。
俄罗斯的约纳和中国的老头子都喜欢“笑”。但约纳笑得有些觍颜，有些取悦于人。他只是想通过笑来取悦乘客，进而取得向人诉说的权利。笑得无奈，笑得可怜。而老头子的笑，虽然也有取悦于人的成分，但更多的是苍凉和悲切。有人时他笑，无人时他也笑。他的笑似乎真真实实透着些许满足：他的儿子王九最终战胜了打死他的赵四。
不错，王九是死于赵四之手，但那是“由于同赵四相拼”。如果当时死去的不是王九而是赵四，那现在玩傀儡的会不会是赵四的父亲呢？人生就是一个角力场，总有人死去，总有人活着；死去的固然悲哀，活着的也同样可怜：王九死了十年，那个真的赵四，则五年前在保定府早就害黄疸病死掉了。有生就有死，生也罢，死也罢，只不过有五年的区别。离死亡一百步的人，笑离死亡五十步的人，又怎能笑得出声来呢？
约纳的儿子也死了，他的死更无奈，他是死在医院里。不是被打死，不是给饿死，而是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约纳也就失去了发泄的对象。人有各种死法，但最多的是病死。如果说世界上还有一件比较平等的事，那就是在死神面前。正如乘车的那位驼子所说：“大家都要死的……”但是，“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不这样，人间将被悲情填满，最终把人赶出地球；“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人若都能像陶渊明那样勘破生死、参透悲喜，人间恐怕也就没什么味道了。悲哭是人生的特权，更是人逃不脱的责任和义务。
不作道德评判，同情死者并不责备苟活者，同情约纳和老头子，并不责备乘客和看客，这才是伟大作家的悲天悯人处。
白先勇说：“事实上我认为沈从文最好的几篇小说，比鲁迅的《彷徨》、《呐喊》更能超越时空，更具有人类的共性。鲁迅的《药》是一篇杰作，但吃人血馒头到底是一个病态社会的怪异行为；而《生》中玩木偶戏天桥老艺人的丧子之痛却是人类一种亘古以来的悲哀。”
刘鹗说：“哭泣计有两类：一为有力类，一为无力类。痴儿騃女，失果则啼，遗簪亦泣，此为无力类之哭泣；城崩杞妇之哭，竹染湘妃之泪，此有力类之哭泣也。有力类之哭泣又分两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尚弱；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甚劲，其行乃弥远也。”
约纳和老头子，都没有哭泣，没有眼泪，都是最为强劲的哭泣。但若以《苦恼》和《生》细较，《苦恼》之力尚弱，约纳的倾诉方式尚显外露，有点类似《祝福》中的祥林嫂，再往前走一步，“苦恼”就会成为滑稽。而《生》之力更强，老头子的倾诉方式似乎已经脱离了悲哀，进而上升为一种辉煌的仪式，所以更神圣，更醇厚，更能荡人心魄、传之久远。
（刘绍华 车文静，山东淄博四中）
刘以鬯在《酒徒》中说：“照我看来，在短篇小说这一领域内，最有成就、最具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首推沈从文。沈的《萧萧》、《黑夜》、《丈夫》、《生》都是杰作。”
白先勇在《天天天蓝》中说：“沈从文是30年代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如果要我选三篇‘五四’以来三十年间最杰出的短篇小说，我一定会选沈从文一篇，大概会选他那篇震撼人心的《生》。”
《苦恼》和《生》，都是世界文学史上的杰作，都写父亲痛失儿子后的强有力的哭泣。
刘铁云《老残游记·自叙》云：“《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王之言曰：‘别恨离愁，满肺腑难陶泄。除纸笔代喉舌，我千种想思向谁说？’曹之言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谁能没有哭泣？只不过哭泣的方式不同而已。从屈原到曹雪芹，刘鹗所列举的这八位艺术巨子，皆能以纸笔代喉舌，蘸人生淋漓的鲜血，绘心灵浩茫的泪痕，悲天泣地，充塞六合。然而，不能舞文、不能弄墨者，又将何以哭泣？让我们到彼得堡大雪里的暮色和什刹海骄阳下的暑气中去……
这两篇小说自然背景不同。《苦恼》写于1886年，笔锋挟彼得堡湿冷的雪片；《生》写于1933年，纸面浮什刹海喧嚣的热风。
车夫约纳·波塔波夫周身雪白，像是一个幽灵，坐在赶车座位上，一动不动，身体往前伛着，伛到了活人的身子所能伛到的最大限度。他那匹小马也是一身白，也是一动都不动。它那呆呆不动的姿态、它那瘦骨嶙峋的身架、它那棍子般直挺挺的腿，使它活像那种花一个戈比就能买到的马形蜜糖饼干。这是一尊雕塑，一尊不折不扣的雪之雕塑。
北京城什刹海杂耍场南头的场坪上，烈日当头，一个耍飞机玩具者，招引来一圈观看的闲人，只要谁放下三枚大子，就可亲自放飞机玩玩。飞机飘旋，有时落回场中，有时随风挂上树梢，有时停顿在路人的头上……孩子们笑着，大人们掏着钱。时间不久，耍玩具人便笑眯眯地一面数钱，一面走过望海楼喝茶听戏去了。闲人们随即散去，场坪中便只剩些空莲蓬……
在《苦恼》中，背景本身就是舞台上的主体。当街灯变得明亮生动，街上变得热闹起来时，背景上静止的雕塑就活动起来，走向了前台。在《生》中，背景只是衬托而已。欢声笑语的热热闹闹过去后，背景就撤走了。当玩傀儡的老头子走上舞台时，场坪中什么也没有，一切得从头做起，把场子打起，吸引游人拢来再说。《苦恼》是由静而动，《生》是由噪而寂，二者都用反衬法。只是，《苦恼》是用人物自身静止时的心潮澎湃，来衬托活动后的渐趋平静。只要有人与约纳说话，约纳就有机会向人倾诉他儿子是怎么死的，他的心情就会好些，否则，他的心胸会炸裂开的，他渴望倾诉。当那位乘车的军人似乎想听他倾诉时，约纳局促不安地赶车动作也变得稳重优雅了。而《生》却是用耍玩具的热闹来衬托玩傀儡的冷落。这耍玩具的一幕，与玩傀儡的故事，没有情节上的因果关系，但正如中国戏剧开场前的一通锣鼓，激越欢喜，闻者欣然；而当锣停鼓息、大幕拉开的时候，舞台上却是岑寂忧怨的一缕飘荡的魂魄。
《苦恼》由冷转热，《生》由热转冷。
由冷转热，只是自然温度上的，心灵的由冷转热，却只是一种想像中的错觉。那个军人，只是做了个欲听诉说的姿态，他的中心目的是赶路，不是听故事。当军人下车后，约纳就又坐在赶车座位上，不动了……湿雪又把他和他的瘦马涂得满身是白。一个钟头过去了，又一个钟头过去了……终于，又一座雪雕造成了。三个年轻人来坐车了，只付二十戈比。这价钱是不公道的，也就是说，只能买二十块马形饼干，然而约纳顾不上讲价了，他只要有乘客就行，在当时的情形下，向人诉说比让人给钱更迫切。但这三名乘客，有他们自己喜欢的谈话内容，他们并不寂寞，他们还要赶路，又怎会听约纳倾诉呢？三人下车后，刚淡忘不久的苦恼又向约纳袭来，更有力地撕扯着他的胸膛。他不能被动地等人来听倾诉了，他必须主动找人倾诉，但扫院子的那位仆人却拒绝了他。约纳等不及了，他不考虑拉客人挣钱了，他必须回到大车店，向同行的车夫们倾诉，他们或许能理解他的心情。
回到大车店，坐在一个肮脏的大火炉旁，没有了雪，没有了冷，可苦恼依旧。起来喝水的年轻车夫，也不听他巴巴儿地倾诉，依旧盖上被子睡着了。约纳没有办法，只好走到自己的瘦马跟前：
“就是这样，我的小母马……库兹马·约内奇不在了……他下世了……他无缘无故死了……比方说，你现在有个小驹子，你就是这个小驹子的亲娘……忽然，比方说，这个小驹子下世了……你不是要伤心吗？”
那匹瘦马嚼着草料，听着，向它主人的手上哈气。
约纳讲得入了迷，就把他心里的话统统对它讲了。
马又怎能听懂人的话呢？马嘴里哈出的那一团热气能有多大呢？可是，除了马，谁还能听约纳倾诉呢？
由热转冷，不是指气候上的，而是指场面由热闹转向冷落。耍玩具的走了，闲人们散了，玩傀儡的老头子先是对傀儡嘟囔一番，然后玩起傀儡，打起场子来。闲人们为了看傀儡的殴斗，又逐渐聚集起来。三丈大人圈子，不久就围了三四层人。但是当柳树荫下卖莲蓬小摊边，有位老太太中暑晕了去时；当另外一个地方茶棚游客真的殴打发生后，闲人们就又散去，看这些更热闹的东西，不再看这单调的傀儡假斗了。老头子玩傀儡已玩了十年，老头子已经看惯了这由热转冷的场面，老头子似乎满足了，当他计数身边得到的铜子时，他脸上带着笑容，继续对那个白脸傀儡诉说着，那个白脸傀儡是被那个黑脸傀儡打死的。
赶车的约纳和玩傀儡的老头子，都有满腔的苦恼和悲愤。这对老人身份地位既渺小，所操职业又下贱，所以他们没有资格向人诉说，用契诃夫的话说，“在这成千上万的人当中有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倾诉衷曲呢？然而人群奔走不停，谁都没有注意到他，更没有注意到他的苦恼……那种苦恼是广大无垠的。如果约纳的胸膛裂开，那种苦恼滚滚地涌出来，那它仿佛就会淹没全世界，可是话虽如此，它却是人们看不见的。这苦恼竟包藏在这么一个渺小的躯壳里，就连白天打着火把也看不见……”人们之所以能同他俩产生联系，是因为他们的职业对别人有用：在大雪飘飞的夜晚，约纳可以把人送回温暖的家；在赤日炎炎的盛夏，老头子可以给人的心灵带来清爽。但是，约纳所赶的，应该是他儿子所赶的马车，老头子所玩的，是他儿子化身的傀儡，这一点，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别人不想也无须知道。就算苦恼再多，悲愤再大，任何人都无权强迫别人听自己说话，看自己表演。所以，中国的老头子似乎比俄罗斯的约纳更懂得哲学：老头子从来就不打算让别人听自己的丧子之痛，他只是用行动来发泄自己的痛楚；而这种行动，又正好是自己赖以糊口的手段。约纳时时想着向别人倾诉，他要通过语言来发泄痛楚；而这种倾诉方式，又正好与谋生手段相抵触。所以说，约纳的内心只有苦恼，而老头子内心却是悲哀。苦恼强烈而浮动，悲哀沉静而深潜。也许约纳的儿子刚死不久，等过上几年后，苦恼也会酿成悲哀，强烈的冲动，就会变为无言的深沉。
《苦恼》与《生》，之所以是杰作，还因为都写出了真实的人性。《苦恼》中的那位军人，虽然对约纳的胡乱赶车“生气”，但也以“打趣”的方式帮约纳臭骂街上的行人，并且曾经做出要倾听诉说的姿态。那三个年轻人虽然满口污言秽语，把车价杀到极低，并给了约纳一个“脖儿拐”，可那只是一伙无知青年的恶作剧，就是那个“脖儿拐”，也仿佛并不重，“约纳与其说是感到，不如说是听到他的后脑勺上啪的一响”。还有那位扫院子的仆人，他赶开约纳，是因为约纳的雪橇占了地方影响了他扫雪，再说，他还诚心诚意地回答了约纳询问的时间。大车店里的那些赶车人，他们呼呼大睡，并不是因为讨厌约纳，而是因为他们累了，他们需要休息……这些人，看似没有同情心，但谁又知道他们心中的“苦恼”呢？在人们不愿意听的时候硬向人诉说，自己的苦恼不会减轻，反而适足以增加别人的苦恼。这才是真正的、不加掩饰的原生态的人生。
《生》中的那位耍玩具者，看上去无忧无虑，只知数着钱喝茶听戏，可谁知道他的内心世界？通过耍玩具能挣多少钱，能够养家活口吗？这是一种怎样的生存状态？老头子玩傀儡的第一个看客，那位似乎时刻准备着投水的大学生，仿佛无所事事，又仿佛满腹心事，他的生存状态是怎样的？还有那位收捐巡警，他并没有逼迫老头子交税；还有那位检验地土税的巡警，也并没有认真查验老头子的税条，只是“摇摇头，走了开去”；“一个青年军官，掷了大把铜子，皱着眉毛走开了”；“应当出钱的时候，有钱的也照样不吝惜钱。但是不管任何地方，只要有了一件新鲜事情，游人一起哄，这点粘合性就失去了，大家便会忘了这里一切，各自跑开了”。从军官，到警察，到普通看客，他们都不缺乏同情心，他们都似乎明白老头子的生存不易，但也仅此而已。都是芸芸众生，谁也做不了观世音菩萨，凭一己之力来普渡众生。这就是亘古不变的众生相，不管有没有悲哀，不管悲哀有多大多深，千百年来，人们都是这杂耍场中的表演者兼看客。
俄罗斯的约纳和中国的老头子都喜欢“笑”。但约纳笑得有些觍颜，有些取悦于人。他只是想通过笑来取悦乘客，进而取得向人诉说的权利。笑得无奈，笑得可怜。而老头子的笑，虽然也有取悦于人的成分，但更多的是苍凉和悲切。有人时他笑，无人时他也笑。他的笑似乎真真实实透着些许满足：他的儿子王九最终战胜了打死他的赵四。
不错，王九是死于赵四之手，但那是“由于同赵四相拼”。如果当时死去的不是王九而是赵四，那现在玩傀儡的会不会是赵四的父亲呢？人生就是一个角力场，总有人死去，总有人活着；死去的固然悲哀，活着的也同样可怜：王九死了十年，那个真的赵四，则五年前在保定府早就害黄疸病死掉了。有生就有死，生也罢，死也罢，只不过有五年的区别。离死亡一百步的人，笑离死亡五十步的人，又怎能笑得出声来呢？
约纳的儿子也死了，他的死更无奈，他是死在医院里。不是被打死，不是给饿死，而是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约纳也就失去了发泄的对象。人有各种死法，但最多的是病死。如果说世界上还有一件比较平等的事，那就是在死神面前。正如乘车的那位驼子所说：“大家都要死的……”但是，“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不这样，人间将被悲情填满，最终把人赶出地球；“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人若都能像陶渊明那样勘破生死、参透悲喜，人间恐怕也就没什么味道了。悲哭是人生的特权，更是人逃不脱的责任和义务。
不作道德评判，同情死者并不责备苟活者，同情约纳和老头子，并不责备乘客和看客，这才是伟大作家的悲天悯人处。
白先勇说：“事实上我认为沈从文最好的几篇小说，比鲁迅的《彷徨》、《呐喊》更能超越时空，更具有人类的共性。鲁迅的《药》是一篇杰作，但吃人血馒头到底是一个病态社会的怪异行为；而《生》中玩木偶戏天桥老艺人的丧子之痛却是人类一种亘古以来的悲哀。”
刘鹗说：“哭泣计有两类：一为有力类，一为无力类。痴儿騃女，失果则啼，遗簪亦泣，此为无力类之哭泣；城崩杞妇之哭，竹染湘妃之泪，此有力类之哭泣也。有力类之哭泣又分两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尚弱；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甚劲，其行乃弥远也。”
约纳和老头子，都没有哭泣，没有眼泪，都是最为强劲的哭泣。但若以《苦恼》和《生》细较，《苦恼》之力尚弱，约纳的倾诉方式尚显外露，有点类似《祝福》中的祥林嫂，再往前走一步，“苦恼”就会成为滑稽。而《生》之力更强，老头子的倾诉方式似乎已经脱离了悲哀，进而上升为一种辉煌的仪式，所以更神圣，更醇厚，更能荡人心魄、传之久远。
（刘绍华 车文静，山东淄博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