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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创一代夫妻只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几乎无疑能得到全部的财富，以及压力。对于传承，这种唯一性在增强彼此信任的同时也蕴含着高风险。从刘畅、宗馥莉、李星星等富二代上位之路可以看出，独生子女家庭中，企业的控制权和家族财富传承通常都会提前进行，以尽早确立二代的权威。
中国从1975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80年代正式推行独生子女政策。专家预测，中国保守估计也有超过1亿户独生子女家庭。今天广受关注的富二代中，不少都是独生子女，如梁稳根的独子梁在中、刘永好的独女刘畅等。这对企业传承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简化了父母的传承选择—唯一的，也是所有的，但全部家产寄望于一人身上，其中的高风险不言自明。如何培养独苗苗，成为不少富人家庭的头号难题。
A面：唯一带来的确定性
纵观中国几千年皇权的传递就能看出，当利益的诱惑足够大，亲情终会被拖下水。康熙帝英明一生，却未能在生前妥善处置身后事，导致“九子夺嫡”的宫廷争斗，成为后世电视剧编剧热衷再创作的素材。只有一个孩子的富人，就无需担心这种骨肉相残的局面，传承目标唯一，少了在不同儿女间举棋不定或利益分配的难题，也能避免二代之间“兄弟阋墙”的争斗。这种确定感会交互加深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信任感，并降低两者于传承过程中的感情摩擦系数。
而孩子本身，也会在“未来必须接班”的确定性规划中，从心理、行动、思想上更早做好接班准备，在情感上对家族企业更加依赖和投入。刘永好的独生女儿刘畅，在面对外界质疑声时，就如此回应：“我不认为我是唯一能够担起这个大任的人，但我绝对是最由衷想把这个事业做大做好的人。”
当传承遭遇独生子女，对于社会的积极意义则在于彻底消除了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宗庆后的女儿宗馥莉、刘永好的女儿刘畅均以“公主”身份等候在成为产业帝国“新君”的道路上。
B面：唯一带来的高风险
家业托付给唯一的孩子，其中的高风险也不言自明。独子家庭至少面临两重风险：一，唯一的孩子不成器，败家乃至“坑爹”；二，失独的风险。尽管我们在此次富二代调查中没有观察到后一类悲剧，但2012年7月，福建达利集团许世辉之子许亮亮因车祸身亡，无疑打乱了其传承安排。所幸，许世辉还有一女许阳阳任集团副总裁。
由此不难理解，那些60年代、70年代生的企业家在条件允许下，不少都愿意通过缴纳社会抚养费，多生几个。典型如1967年的郭广昌，2000年他再婚迎娶了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小师妹王津元，并于次年生下了第一个女儿。此后，他又分别于2008、2010年再生一子一女。此外，杜双华、周成建、刘益谦、潘石屹等富人都有三个或更多的孩子。
管理权、股权传承时间提前
在交接班过程中，常常会出现的情况是，第二代认为自己已经足够成熟，而创一代却仍然认为孩子处于自己的保护之中，尚缺乏接班的能力，同时因对一手创立的企业感情太深、内心的控制欲也使得创一代难以彻底放手。这往往导致交接班的迟滞，并可能影响到下一代的兴趣和热情。因此，相对管理权的放手锻炼，富人在股权传承上要谨慎得多。
相比之下，独生子女家庭则往往倾向于在管理权、股权转让上提前布局，以尽早确立继承者在企业内的权威。他们在孩子或许并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已着手扶植上位，从舆论环境、股权结构、企业控制权等多方面强化“你就是接班人”这个概念。正因如此，人们所熟知的独生子女富二代如宗馥莉、刘畅、梁在中等，在年纪轻轻时，作为企业接班人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
刘畅的接班之路就比一般富二代要快速许多。根据她的履历记录，17岁时她就开始担任新希望集团董事，24岁时已经担任四川南方希望的董事、副总经理。30岁全面负责新希望六和的新加坡全资子公司，2013年，刘永好正式卸任新希望董事长一职，由刘畅接任。与此同时，刘畅还持有新希望集团36.35%股权，刘永好和夫人李巍持有剩下的63.65%股权。
刘永好的别具一格之处在于，在自己尚有精力处理企业事务时，就甘心让女儿接班，赋予其更多的权责；其次，他又委任了企业管理专家陈春花担任联席董事长，这样女儿既有试错的空间，又有外人的专业建议保驾护航。这种“给你权力、给你自由、也给你专业导师”大概是一个父亲能够给予女儿最信任、也最具激励性质的成长氛围。
在独生子女家庭，所有权的转让也更为慷慨。如刘永好已将超过三成财富转至刘畅名下，令其坐拥60亿身家。而李书福的独子、1985年出生的李星星，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回国即担任了吉利摩托的董事长，并在吉利汽车中担任监事。在他18岁那年，李书福就陆续从其二哥李胥兵手中回购吉利控股的股权，并逐步将部分股权转移到李星星名下。
富二代在接掌家族企业的同时，也会不断在各种社会活动中频繁曝光。毕竟需要交接的不仅仅是企业的管理经验，各类社会关系、人脉资源这种隐形资产的传承难度更高。宗馥莉就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如2007年出资1000万元成立“馥莉慈善基金”，投资7000万元与浙江大学联合设立“馥莉食品研究院”，2013年宗馥莉当选为十一届浙江省政协常委。对于传承者而言，此举不仅可以谋求正面的社会影响力，也可以继承家族的关系网，从而为自己在企业内的地位加分。毕竟，各种公众认受度最终会反馈到企业内部。
中国从1975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80年代正式推行独生子女政策。专家预测，中国保守估计也有超过1亿户独生子女家庭。今天广受关注的富二代中，不少都是独生子女，如梁稳根的独子梁在中、刘永好的独女刘畅等。这对企业传承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简化了父母的传承选择—唯一的，也是所有的，但全部家产寄望于一人身上，其中的高风险不言自明。如何培养独苗苗，成为不少富人家庭的头号难题。
A面：唯一带来的确定性
纵观中国几千年皇权的传递就能看出，当利益的诱惑足够大，亲情终会被拖下水。康熙帝英明一生，却未能在生前妥善处置身后事，导致“九子夺嫡”的宫廷争斗，成为后世电视剧编剧热衷再创作的素材。只有一个孩子的富人，就无需担心这种骨肉相残的局面，传承目标唯一，少了在不同儿女间举棋不定或利益分配的难题，也能避免二代之间“兄弟阋墙”的争斗。这种确定感会交互加深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信任感，并降低两者于传承过程中的感情摩擦系数。
而孩子本身，也会在“未来必须接班”的确定性规划中，从心理、行动、思想上更早做好接班准备，在情感上对家族企业更加依赖和投入。刘永好的独生女儿刘畅，在面对外界质疑声时，就如此回应：“我不认为我是唯一能够担起这个大任的人，但我绝对是最由衷想把这个事业做大做好的人。”
当传承遭遇独生子女，对于社会的积极意义则在于彻底消除了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宗庆后的女儿宗馥莉、刘永好的女儿刘畅均以“公主”身份等候在成为产业帝国“新君”的道路上。
B面：唯一带来的高风险
家业托付给唯一的孩子，其中的高风险也不言自明。独子家庭至少面临两重风险：一，唯一的孩子不成器，败家乃至“坑爹”；二，失独的风险。尽管我们在此次富二代调查中没有观察到后一类悲剧，但2012年7月，福建达利集团许世辉之子许亮亮因车祸身亡，无疑打乱了其传承安排。所幸，许世辉还有一女许阳阳任集团副总裁。
由此不难理解，那些60年代、70年代生的企业家在条件允许下，不少都愿意通过缴纳社会抚养费，多生几个。典型如1967年的郭广昌，2000年他再婚迎娶了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小师妹王津元，并于次年生下了第一个女儿。此后，他又分别于2008、2010年再生一子一女。此外，杜双华、周成建、刘益谦、潘石屹等富人都有三个或更多的孩子。
管理权、股权传承时间提前
在交接班过程中，常常会出现的情况是，第二代认为自己已经足够成熟，而创一代却仍然认为孩子处于自己的保护之中，尚缺乏接班的能力，同时因对一手创立的企业感情太深、内心的控制欲也使得创一代难以彻底放手。这往往导致交接班的迟滞，并可能影响到下一代的兴趣和热情。因此，相对管理权的放手锻炼，富人在股权传承上要谨慎得多。
相比之下，独生子女家庭则往往倾向于在管理权、股权转让上提前布局，以尽早确立继承者在企业内的权威。他们在孩子或许并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已着手扶植上位，从舆论环境、股权结构、企业控制权等多方面强化“你就是接班人”这个概念。正因如此，人们所熟知的独生子女富二代如宗馥莉、刘畅、梁在中等，在年纪轻轻时，作为企业接班人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
刘畅的接班之路就比一般富二代要快速许多。根据她的履历记录，17岁时她就开始担任新希望集团董事，24岁时已经担任四川南方希望的董事、副总经理。30岁全面负责新希望六和的新加坡全资子公司，2013年，刘永好正式卸任新希望董事长一职，由刘畅接任。与此同时，刘畅还持有新希望集团36.35%股权，刘永好和夫人李巍持有剩下的63.65%股权。
刘永好的别具一格之处在于，在自己尚有精力处理企业事务时，就甘心让女儿接班，赋予其更多的权责；其次，他又委任了企业管理专家陈春花担任联席董事长，这样女儿既有试错的空间，又有外人的专业建议保驾护航。这种“给你权力、给你自由、也给你专业导师”大概是一个父亲能够给予女儿最信任、也最具激励性质的成长氛围。
在独生子女家庭，所有权的转让也更为慷慨。如刘永好已将超过三成财富转至刘畅名下，令其坐拥60亿身家。而李书福的独子、1985年出生的李星星，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回国即担任了吉利摩托的董事长，并在吉利汽车中担任监事。在他18岁那年，李书福就陆续从其二哥李胥兵手中回购吉利控股的股权，并逐步将部分股权转移到李星星名下。
富二代在接掌家族企业的同时，也会不断在各种社会活动中频繁曝光。毕竟需要交接的不仅仅是企业的管理经验，各类社会关系、人脉资源这种隐形资产的传承难度更高。宗馥莉就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如2007年出资1000万元成立“馥莉慈善基金”，投资7000万元与浙江大学联合设立“馥莉食品研究院”，2013年宗馥莉当选为十一届浙江省政协常委。对于传承者而言，此举不仅可以谋求正面的社会影响力，也可以继承家族的关系网，从而为自己在企业内的地位加分。毕竟，各种公众认受度最终会反馈到企业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