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糖尿病继肿瘤、心血管病成为第三大威胁民众健康的慢性疾病之后，我国的糖尿病患者人数近年来已经接近一亿。据了解，糖尿病发病率居高不下、病死率逐年上升的根本原因，是临床缺乏长期改善胰岛功能、预防并发症的治疗手段，所以，探索行之有效的、针对糖尿病的新的治疗方法，已经成为这个领域目前重大的研究课题。为此，在近期召开的“2011手术治疗糖尿病学术会议”上，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卫生部北京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等医疗机构的数十位专家各抒己见，进行了热烈的探讨，其中，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医院（以下简称“武警总医院”）高宏凯教授所做的《中国式胃转流手术的演变历程及2型糖尿病胃转流手术后3年的临床随访研究》专场报告，引起了与会专家和媒体记者的广泛关注。会后，记者就报告中涉及的“手术后3年临床随访”等话题，采访了高宏凯教授。
“医患之间的信任关系是治疗的基础”
2011年11月10日下午，当记者在武警总医院普外科高宏凯教授的办公室见到他的时候，高教授刚刚送走一位前来咨询的患者家属。因为之前记者已经和他通过电话交流了此次采访的目的，所以，刚一落座，我们的交谈便很快进入了正题。但出乎记者预料的是，高宏凯教授最先讲的既不是首次在国内建立的新型GBP（即胃转流手术）手术动物模型，也不是“胃肠型糖尿病”这个糖尿病发病机制的新学说，而是在抱来一摞资料的同时，打开了办公桌上的平板电脑——于是，一套套完整的“武警总医院动态葡萄糖检测报告”和“胃转流治疗糖尿病临床研究计划（病例）”便逐一出现在记者面前……
高宏凯教授首先从抱来的一叠资料里，拿给了记者一份“胃转流治疗糖尿病临床研究计划（病例）”的文件夹。在这份资料的首页，详细地记载着患者的姓名、编号、住址、联系电话，以及医生的姓名、单位的全称等；内页则包括纳入标准、排除标准、糖尿病人入院信息调查表、肥胖症病人入院信息调查表、入院体格检查、围手术期情况、术后随访、备注信息等8个方面。随手翻开其中一本，记者见到在某患者长达3页的入院信息调查表上，所有的资料都是用端正的小楷填写的，“乙肝一年”、“近二周自觉左眼疼痛”、“对青霉素、头孢类过敏”等的补充资料写在相应的空白处；甚至在“吸烟史”一栏，还详细地注有“3余年，8支/天”等字样；“糖尿病人血糖、饮食、运动登记表”里更是密密麻麻地填满了数据；而“术后随访信息”表格则有术后1月、3月、6月、1年、2年、3年、5年各一份，上面的检测项目包括：OGTT、胰岛素释放试验、C-肽释放试验、糖化血红蛋白、肠道激素、24小时动态血糖监测、血脂、血压、体重、腰腹围及体格检查；另外，还粘贴着患者当地医院出具的检验报告。从这份档案可以看出，这是一位外地患者，在武警医院进行了胃转流手术后，随访期间是在当地医院就近定期复查的。
放下资料夹，记者又转头去看平板电脑的页面上显示的一份名为“武警总医院动态葡萄糖检测报告”的文档。高宏凯教授见记者看得很仔细，便解释说：“这名患者是位外籍华人，从小练太极。他年轻的时候，摔倒一个200斤重的大胖子没问题，所以自我感觉身体很好。5年前患了糖尿病、3年前患了高血压之后，却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没有足够的认识。于是，从2010年开始，各类并发症比较明显了，并开始影响他的正常生活，于是，他便来这里治疗。不过，他来这里治疗糖尿病的目的，还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健康，也是为了他的孩子。孩子还在学龄前，患了自闭症。他所在国家对患自闭症的儿童有一项相关的救助计划，但必须要家长一起陪同治疗。就为了能更好地陪着孩子治疗自闭症，他这个做父亲的，便决定先把自己的病治好再说……”
据记者了解，自2004年3月开始，武警总医院就经武警总部后勤部授权，在国内首次开展胃转流手术（GBP）治疗糖尿病的临床研究；2010年，武警总医院在国内最早开展经口腔置入钉砧头完成腹腔镜下胃转流手术；2010年10月，武警总医院成立了糖尿病外科专病门诊，建立了专病门诊、电话预约、网上预约等方便病人的住院就诊途径。因为这项手术具有改善胰岛功能、促进胰岛功能恢复、临床治愈率高等优点，吸引了国内除台湾和西藏以外的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糖尿病患者，以及来自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的华人糖尿病患者。
这该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患者群啊！面对这么多的患者，高宏凯教授是如何做到对他们有如几份档案上所载录的那么深入的了解，并完成术后随访工作的呢？
“我们现在的年平均手术例数130至160例，已经建立了350例、随访2年以上的完整病人档案库和血液标本库。”高宏凯教授边介绍、边随手翻动着平板电脑，随即，一组照片出现在页面上。高宏凯教授指着其中一张合影说：“我一直认为，医患之间的信任关系是治疗的基础。为了给‘糖友’们提供一个交流手术治疗糖尿病的心得和养生经验的平台，指导术后‘糖友’和未手术的‘糖友’们建立健康饮食生活习惯，展示我院胃转流手术治疗糖尿病项目的临床研究成果，我们医院于2011年6月18日，在外科10层的学术报告厅，举办了首届‘胃转流手术糖友会’，这些都是参会的病友和他们的家人……”
近些年来，各种有关医患关系的报道不断见诸于媒体，但听着高宏凯教授如数家珍般的介绍，记者对这位同时穿着军装和白大褂的博士顿生敬佩。
“我们是治疗糖尿病，不仅仅是治疗肥胖症”
对于患者来说，高宏凯博士几乎是一个“透明人”。他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他的研究成果、他的门诊和手术时间，几乎都是公开的，只要患者愿意，随时可以通过武警总医院官网和其他多种渠道，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
从这些渠道可以了解到，高宏凯教授是一位外科学博士，他当年的临床医学博士论文《人胰腺组织TOLL样受体4的表达分布及其基因多态性与急性胰腺炎相关性的研究》，是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作为一位“优秀博士毕业生”，自2005年毕业至今，他的基础研究方向依然是胰腺疾病，临床研究方向为糖尿病的外科治疗和胰腺疾病、胃肠肿瘤的微创治疗。他首次在国内建立了“保留全胃、不同区段小肠转流”新型GBP手术动物模型，探索食物转流的确切效应部位。正是这个实验证明了：第一，GBP对非肥胖的糖尿病大鼠也具有确切降糖作用；第二，小肠转流的最佳效应区域位是小肠中段——提示在临床GBP术式中，小肠转流部位确定为小肠中段，即空肠与回肠交界处。这样，既保留了该手术的降糖作用，又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患者营养不良的发生率。
鉴于这项研究的重大意义和丰富的临床经验，2007年，高宏凯教授应邀参加了在杭州举行的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第11次全国学术会议，并在大会上做了“胃转流手术治疗2型糖尿病的临床研究进展及治疗机制的基础研究”的主题发言，得到大会组委会及糖尿病学界权威和专家的极大关注。2008年，高宏凯教授应丹麦诺和诺德公司副总裁Jacob Sten Petersen教授邀请，赴丹麦进行学术访问，并获得了首批赞助资金50万元人民币，与该公司共同进行胃转流手术治疗糖尿病的机制研究。2009年，高宏凯教授应国际糖尿病联盟的邀请，参加了当年10月份举行的蒙特利尔第20届国际糖尿病联盟大会，这标志着武警总医院手术治疗糖尿病的研究，已经跻身国际领先水平。2011年4月，在“2011年2型糖尿病、肥胖症微创外科国际论坛”上，高宏凯教授和丹麦Hadrovey医院的Lars教授合作，现场演示了减肥式腹腔镜Roux-en-Y胃转流手术……
不过，高宏凯博士和记者谈起胃转流手术时，却并没有提及这些“旧闻”，而是把话题转到了“胃肠型糖尿病”这个新概念上来了。高宏凯博士告诉记者：“GBP手术的独特之处在于改变了食物与胃肠道接触的区域，重建了胃肠道激素的动态平衡。通过肠道-胰岛轴调节胰岛内分泌功能，一方面，在食物转流区，因为没有食物的刺激作用，内分泌细胞从而减少了激素分泌，由此降低了该激素升高血糖作用，弱化负相调节作用；另一方面，在食物流经区，因为提前接触食物，内分泌细胞则相对地增加了激素分泌，加强了该激素降低血糖的作用，强化了正相调节作用。因此，患者经过GBP术后，体内胃肠激素以肠促胰素表达为主，改善了胃肠道激素的调节胰岛功能作用，诱导胰岛细胞增生、再生和增殖，最终促使胰岛功能改善、糖尿病病人得到临床治愈。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糖尿病发病机制的新学说。”
说到糖尿病的发病机制，记者很自然地和高宏凯教授谈起了日前有报道所称的业界对胃转流手术治疗糖尿病的几类不同观点，其中有一类便是“胃转流手术只适合少数极度肥胖的2型糖尿病患者”。
高宏凯教授耐心地听记者把问题讲完后，认真地从肥胖型糖尿病病人与胃转流手术、非肥胖型糖尿病病人与胃转流手术、非糖尿病病人与胃转流手术三个方面给记者分析了胃转流手术改善糖代谢的本质，然后用了一句话总结说：“我们是治疗糖尿病，不仅仅是治疗肥胖症。”
是博士，首先是战士
采访不时被敲门声打断。每次听到敲门声，高宏凯教授都会中断交谈，高声说：“请进！”推门而进的，有穿军装的患者和患者家属、也有不穿军装的患者和患者家属，但不管来访者是什么身份，高宏凯教授都会站起来、走过去，把开打门，请他们进来、热情地让座，然后认真地询问、耐心地解答。他这种关爱病人的态度，和记者之前听说的、在网站上看到的接触过他的患者的诸多褒奖，高度吻合在一起。当他又一次送走患者后，记者把这个感受告诉了他。高宏凯听了这话，沉吟了好一会儿，一改刚才的随和，严肃地给记者讲了一段往事——
“去年，我参加了武警总医院第二批赴巴基斯坦救援医疗队，这支国际救援队的首席医疗官是我们医院的副院长梁立武博士。当时正值9月份，巴基斯坦南部地区，大多数天气气温近40摄氏度。我们这些平时在大家眼里的‘专家博士’，既要搬运设备和药品，又要在蒸笼般的帐篷里为灾民看病，还要对付满世界乱飞的蚊虫，晚上只能睡房顶、睡地铺，其艰辛情况可想而知，但却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为什么？因为梁立武博士在出发前曾对我们说，‘博士硕士，都是战士，必须把自己当成一名普通的战士，在救援战场上加钢淬火！’”讲完了这段往事，高宏凯教授话锋一转对记者说，“我们是医学博士，但首先是战士；我们穿着白大褂，但里面套着的还有军装。任何时候，我们和患者之间，都不仅仅是医患关系；牵系在我们之间更多的，应该是军民关系。”
话说到这儿，高宏凯教授意味深长地看了记者一眼，记者顿然感悟到：是的，“不仅仅是医患关系，还是军民关系”，这是一个博士的情怀，让他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走得更远、更广阔；这是一个战士的胸怀，让他在面对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候，能昂首挺胸、一往无前！
结束采访，走出外科大楼，记者看看不远处在阳光中熠熠生辉的“武警总医院”几个大字，再看看来来往往的患者，更为清晰地意识到：所有这些人，正是因为明白了“不仅仅是医患关系，还是军民关系”这一点，才选择了把自己的生命健康托付给这些具有“博士情怀、战士胸怀”的医生们吧！
“医患之间的信任关系是治疗的基础”
2011年11月10日下午，当记者在武警总医院普外科高宏凯教授的办公室见到他的时候，高教授刚刚送走一位前来咨询的患者家属。因为之前记者已经和他通过电话交流了此次采访的目的，所以，刚一落座，我们的交谈便很快进入了正题。但出乎记者预料的是，高宏凯教授最先讲的既不是首次在国内建立的新型GBP（即胃转流手术）手术动物模型，也不是“胃肠型糖尿病”这个糖尿病发病机制的新学说，而是在抱来一摞资料的同时，打开了办公桌上的平板电脑——于是，一套套完整的“武警总医院动态葡萄糖检测报告”和“胃转流治疗糖尿病临床研究计划（病例）”便逐一出现在记者面前……
高宏凯教授首先从抱来的一叠资料里，拿给了记者一份“胃转流治疗糖尿病临床研究计划（病例）”的文件夹。在这份资料的首页，详细地记载着患者的姓名、编号、住址、联系电话，以及医生的姓名、单位的全称等；内页则包括纳入标准、排除标准、糖尿病人入院信息调查表、肥胖症病人入院信息调查表、入院体格检查、围手术期情况、术后随访、备注信息等8个方面。随手翻开其中一本，记者见到在某患者长达3页的入院信息调查表上，所有的资料都是用端正的小楷填写的，“乙肝一年”、“近二周自觉左眼疼痛”、“对青霉素、头孢类过敏”等的补充资料写在相应的空白处；甚至在“吸烟史”一栏，还详细地注有“3余年，8支/天”等字样；“糖尿病人血糖、饮食、运动登记表”里更是密密麻麻地填满了数据；而“术后随访信息”表格则有术后1月、3月、6月、1年、2年、3年、5年各一份，上面的检测项目包括：OGTT、胰岛素释放试验、C-肽释放试验、糖化血红蛋白、肠道激素、24小时动态血糖监测、血脂、血压、体重、腰腹围及体格检查；另外，还粘贴着患者当地医院出具的检验报告。从这份档案可以看出，这是一位外地患者，在武警医院进行了胃转流手术后，随访期间是在当地医院就近定期复查的。
放下资料夹，记者又转头去看平板电脑的页面上显示的一份名为“武警总医院动态葡萄糖检测报告”的文档。高宏凯教授见记者看得很仔细，便解释说：“这名患者是位外籍华人，从小练太极。他年轻的时候，摔倒一个200斤重的大胖子没问题，所以自我感觉身体很好。5年前患了糖尿病、3年前患了高血压之后，却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没有足够的认识。于是，从2010年开始，各类并发症比较明显了，并开始影响他的正常生活，于是，他便来这里治疗。不过，他来这里治疗糖尿病的目的，还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健康，也是为了他的孩子。孩子还在学龄前，患了自闭症。他所在国家对患自闭症的儿童有一项相关的救助计划，但必须要家长一起陪同治疗。就为了能更好地陪着孩子治疗自闭症，他这个做父亲的，便决定先把自己的病治好再说……”
据记者了解，自2004年3月开始，武警总医院就经武警总部后勤部授权，在国内首次开展胃转流手术（GBP）治疗糖尿病的临床研究；2010年，武警总医院在国内最早开展经口腔置入钉砧头完成腹腔镜下胃转流手术；2010年10月，武警总医院成立了糖尿病外科专病门诊，建立了专病门诊、电话预约、网上预约等方便病人的住院就诊途径。因为这项手术具有改善胰岛功能、促进胰岛功能恢复、临床治愈率高等优点，吸引了国内除台湾和西藏以外的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糖尿病患者，以及来自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的华人糖尿病患者。
这该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患者群啊！面对这么多的患者，高宏凯教授是如何做到对他们有如几份档案上所载录的那么深入的了解，并完成术后随访工作的呢？
“我们现在的年平均手术例数130至160例，已经建立了350例、随访2年以上的完整病人档案库和血液标本库。”高宏凯教授边介绍、边随手翻动着平板电脑，随即，一组照片出现在页面上。高宏凯教授指着其中一张合影说：“我一直认为，医患之间的信任关系是治疗的基础。为了给‘糖友’们提供一个交流手术治疗糖尿病的心得和养生经验的平台，指导术后‘糖友’和未手术的‘糖友’们建立健康饮食生活习惯，展示我院胃转流手术治疗糖尿病项目的临床研究成果，我们医院于2011年6月18日，在外科10层的学术报告厅，举办了首届‘胃转流手术糖友会’，这些都是参会的病友和他们的家人……”
近些年来，各种有关医患关系的报道不断见诸于媒体，但听着高宏凯教授如数家珍般的介绍，记者对这位同时穿着军装和白大褂的博士顿生敬佩。
“我们是治疗糖尿病，不仅仅是治疗肥胖症”
对于患者来说，高宏凯博士几乎是一个“透明人”。他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他的研究成果、他的门诊和手术时间，几乎都是公开的，只要患者愿意，随时可以通过武警总医院官网和其他多种渠道，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
从这些渠道可以了解到，高宏凯教授是一位外科学博士，他当年的临床医学博士论文《人胰腺组织TOLL样受体4的表达分布及其基因多态性与急性胰腺炎相关性的研究》，是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作为一位“优秀博士毕业生”，自2005年毕业至今，他的基础研究方向依然是胰腺疾病，临床研究方向为糖尿病的外科治疗和胰腺疾病、胃肠肿瘤的微创治疗。他首次在国内建立了“保留全胃、不同区段小肠转流”新型GBP手术动物模型，探索食物转流的确切效应部位。正是这个实验证明了：第一，GBP对非肥胖的糖尿病大鼠也具有确切降糖作用；第二，小肠转流的最佳效应区域位是小肠中段——提示在临床GBP术式中，小肠转流部位确定为小肠中段，即空肠与回肠交界处。这样，既保留了该手术的降糖作用，又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患者营养不良的发生率。
鉴于这项研究的重大意义和丰富的临床经验，2007年，高宏凯教授应邀参加了在杭州举行的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第11次全国学术会议，并在大会上做了“胃转流手术治疗2型糖尿病的临床研究进展及治疗机制的基础研究”的主题发言，得到大会组委会及糖尿病学界权威和专家的极大关注。2008年，高宏凯教授应丹麦诺和诺德公司副总裁Jacob Sten Petersen教授邀请，赴丹麦进行学术访问，并获得了首批赞助资金50万元人民币，与该公司共同进行胃转流手术治疗糖尿病的机制研究。2009年，高宏凯教授应国际糖尿病联盟的邀请，参加了当年10月份举行的蒙特利尔第20届国际糖尿病联盟大会，这标志着武警总医院手术治疗糖尿病的研究，已经跻身国际领先水平。2011年4月，在“2011年2型糖尿病、肥胖症微创外科国际论坛”上，高宏凯教授和丹麦Hadrovey医院的Lars教授合作，现场演示了减肥式腹腔镜Roux-en-Y胃转流手术……
不过，高宏凯博士和记者谈起胃转流手术时，却并没有提及这些“旧闻”，而是把话题转到了“胃肠型糖尿病”这个新概念上来了。高宏凯博士告诉记者：“GBP手术的独特之处在于改变了食物与胃肠道接触的区域，重建了胃肠道激素的动态平衡。通过肠道-胰岛轴调节胰岛内分泌功能，一方面，在食物转流区，因为没有食物的刺激作用，内分泌细胞从而减少了激素分泌，由此降低了该激素升高血糖作用，弱化负相调节作用；另一方面，在食物流经区，因为提前接触食物，内分泌细胞则相对地增加了激素分泌，加强了该激素降低血糖的作用，强化了正相调节作用。因此，患者经过GBP术后，体内胃肠激素以肠促胰素表达为主，改善了胃肠道激素的调节胰岛功能作用，诱导胰岛细胞增生、再生和增殖，最终促使胰岛功能改善、糖尿病病人得到临床治愈。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糖尿病发病机制的新学说。”
说到糖尿病的发病机制，记者很自然地和高宏凯教授谈起了日前有报道所称的业界对胃转流手术治疗糖尿病的几类不同观点，其中有一类便是“胃转流手术只适合少数极度肥胖的2型糖尿病患者”。
高宏凯教授耐心地听记者把问题讲完后，认真地从肥胖型糖尿病病人与胃转流手术、非肥胖型糖尿病病人与胃转流手术、非糖尿病病人与胃转流手术三个方面给记者分析了胃转流手术改善糖代谢的本质，然后用了一句话总结说：“我们是治疗糖尿病，不仅仅是治疗肥胖症。”
是博士，首先是战士
采访不时被敲门声打断。每次听到敲门声，高宏凯教授都会中断交谈，高声说：“请进！”推门而进的，有穿军装的患者和患者家属、也有不穿军装的患者和患者家属，但不管来访者是什么身份，高宏凯教授都会站起来、走过去，把开打门，请他们进来、热情地让座，然后认真地询问、耐心地解答。他这种关爱病人的态度，和记者之前听说的、在网站上看到的接触过他的患者的诸多褒奖，高度吻合在一起。当他又一次送走患者后，记者把这个感受告诉了他。高宏凯听了这话，沉吟了好一会儿，一改刚才的随和，严肃地给记者讲了一段往事——
“去年，我参加了武警总医院第二批赴巴基斯坦救援医疗队，这支国际救援队的首席医疗官是我们医院的副院长梁立武博士。当时正值9月份，巴基斯坦南部地区，大多数天气气温近40摄氏度。我们这些平时在大家眼里的‘专家博士’，既要搬运设备和药品，又要在蒸笼般的帐篷里为灾民看病，还要对付满世界乱飞的蚊虫，晚上只能睡房顶、睡地铺，其艰辛情况可想而知，但却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为什么？因为梁立武博士在出发前曾对我们说，‘博士硕士，都是战士，必须把自己当成一名普通的战士，在救援战场上加钢淬火！’”讲完了这段往事，高宏凯教授话锋一转对记者说，“我们是医学博士，但首先是战士；我们穿着白大褂，但里面套着的还有军装。任何时候，我们和患者之间，都不仅仅是医患关系；牵系在我们之间更多的，应该是军民关系。”
话说到这儿，高宏凯教授意味深长地看了记者一眼，记者顿然感悟到：是的，“不仅仅是医患关系，还是军民关系”，这是一个博士的情怀，让他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走得更远、更广阔；这是一个战士的胸怀，让他在面对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候，能昂首挺胸、一往无前！
结束采访，走出外科大楼，记者看看不远处在阳光中熠熠生辉的“武警总医院”几个大字，再看看来来往往的患者，更为清晰地意识到：所有这些人，正是因为明白了“不仅仅是医患关系，还是军民关系”这一点，才选择了把自己的生命健康托付给这些具有“博士情怀、战士胸怀”的医生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