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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触发了人们在这个敏感时代对历史的追忆，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观点被加上了“陷阱”的烙印，深深地打在了世界人民的心里。面对西方舆论对中国的曲解与误读，习近平总书记在众多重要的国际场合再三强调，“修昔底德陷阱”不适用中国，如果西方一再误解就有可能真的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漩涡之中。通过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笔者旨在论述“修昔底德陷阱”是人为的伪命题，而且中国没有“强国必霸”的基因，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终须摒弃“修昔底德陷阱”，以此来打破“修昔底德陷阱”的魔咒，深刻阐释并证实“修昔底德陷阱”不适用中国的原因。
关键词：“修昔底德陷阱”;中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大国博弈”一直是国际政治中的热点词汇，而大国博弈的结果似乎总是以战争来得以解决。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触发了人们在这个敏感时代对历史的追忆，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观点被加上了“陷阱”的烙印，深深打在了世界人民的心里。那作为这一陷阱的主要承受国中国与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大国的关系自然就成为了世界所瞩目的焦点。面对西方舆论对中国的曲解与误读，习近平总书记在众多重要的国际场合再三强调，“修昔底德陷阱”不适用中国，如果西方一再误解就可能真的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漩涡之中。通过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笔者旨在从以下三个方面深刻阐释并证实“修昔底德陷阱”不适用中国的原因。
1、“修昔底德陷阱”是人为的伪命题
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其实并不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本人的發明，而是西方学者曲解了作者的原意并通过历史与现实简单的类比得出的伪命题。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两大城邦雅典和斯巴达为了争夺地区霸权爆发了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两千多年后，以格雷厄姆·阿里森（Graham Allison）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学家将修昔底德的这一观点引申为“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认为一个新崛起的强国必然会冲击既有强国的霸主地位，并使其产生恐惧，最终催生两个大国之间争夺世界领导权的战争，以此来比喻当今的中美关系，并质疑在未来的数十年，中国与美国能否避开“修昔底德陷阱”？对此，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申明，“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普底德陷阱’”。由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第一，修昔底德时期的古希腊与当今世界的时代背景、生产力水平有着天壤之别。回到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时代，那里既没有今天的经济全球化也没有国际法的约束，武力成为解决问题的工具，而且控制海上航路意味着享有贸易特权和超额利润，如雅典通过“提洛同盟”控制海上航路，并和波斯帝国进行航海争霸战争。但是回到当今世界，埃及控制了苏伊士运河、巴拿马控制了巴拿马运河，却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经济的持续繁荣与国力的昌盛强大，相反美国放弃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也并没有妨碍他成为当今的世界强国。这表明，在如今经济全球化与新科技革命兴起的时代背景下，一个新兴起的国家不需要通过海上航路的控制与领土疆域的扩张来维护自身的海上特权，它只需要发挥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相对优势的产业分工，就可以获得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而中国正是借助这样一个历史机遇得以复兴昌盛，他的和平崛起完全没有借助殖民掠夺、控制海上霸权等这些手段，因此这与雅典通过帝国主义扩张迅速崛起的事实有着本质的区别，其理论前提就是一个悖论。
第二，雅典并不是阿里森笔下的新崛起强国，斯巴达也不是既有强国，简单地将中国比作雅典、美国比作斯巴达是缺乏历史考究的。古希腊时代，雅典和斯巴达逐渐从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沿岸建立的两三百个被称为“城邦”的奴隶制国家中脱颖而出，并通过帝国主义扩张形成了两大势均力敌的同盟。雅典位于希腊中部的阿提卡半岛，是“提洛同盟”的盟主，在海上称雄;斯巴达位于希腊西南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南部，是“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主，在陆上称霸。这与当今的中美两国实在没有什么共通之处，“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中美拥有广泛而重要的共同利益，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习近平在关于中美关系的一系列论述中展现了开创大国关系新模式的政治担当。
第三，修昔底德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只是为了解释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这场具体战争，并没有加上“陷阱”二字。但阿里森等西方学者却从近代西方国际体系中搜索案例，发现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奥匈帝国等在其崛起成为大国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战争，有的甚至通过战争取代了先前的霸权国，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英德战争引发的世界大战。按照这个逻辑思维方式，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 sheimer）认为，中美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综上所述，“修昔底德陷阱”用在中国身上是站不住脚的。
2、中国没有“强国必霸”的基因
“强国必霸”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强大必然会与守成强国进行不可避免的争霸战争，从而夺取世界的领导权。阿里森教授在这样一种极端现实主义观点的影响下认为，“如果我们基于历史来进行打赌的话，则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的答案将非常明显”，因为“自1500年起，在15个新兴力量出现去挑战统治国家的事例中，有11个的结果是爆发了战争”。然而，这一魔咒在中国身上失灵了。尽管随着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有关“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再次在西方国家中甚嚣尘上，中国的和平崛起伴随着阵痛与“安全困境”，但是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与西方价值观的冲蚀，明确我国的国际定位、阐明中方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成为了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外交要务。因此，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接受《世界邮报》专访时提出，“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习近平这一观点来源于对中华五千年历史的追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根据莫里斯的数据，中国大约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就比西方主要国家更为发达，但从墨子劝阻楚王攻宋，到昭君出塞与匈奴和亲，回顾五千多年的中国，我们从未有过侵犯别国的历史，而要举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例子却是数不胜数。明朝郑和船队七下西洋，先后到达过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却没有侵占别国一寸土地，与所到国的人民互通有无，和谐相处。英国哲学家罗素曾写道：“如果在世界上有‘骄傲到不屑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国。”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也说过，“中国从没有以武力侵略过其他民族，把他们当成殖民地。”习近平在众多重要的国际场合申明，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中国未来的发展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这需要和谐稳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做支撑，我们根本没有称霸世界的历史基础与现实要素。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表示，“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
习近平对“修昔底德陷阱”的经典回应也是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浓缩。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国家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观反对国家之间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主张讲信修睦、礼尚往来，在互相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老子主张“大者宜为下”，反对大国欺凌小国。孔子提出了“见利思义”。墨子则主张兼爱、非攻，甚至要求“视人之国，若视其国”。习近平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国家利益观。这一利益观不仅考虑国家利益，也考虑国际道义，把正义与利益相结合;既考虑本国利益，但同时也兼顾他国的利益，把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相结合。
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和平的基因己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也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近代以来，中国人蒙受了内部战乱和外敌入侵的百年苦难，留下了极其惨痛的战争记忆，因此，中国人民更加深切地知道和平的宝贵，绝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中国不是雅典，美国也不是斯巴达，中美两国都面临着时代赋予的机遇，中国的崛起与复兴绝不意味着美国的衰败与终结。因此，“国强必霸”的逻辑在中国这里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没有这方面的“基因”。
http：∥news.sohu.com/20150903/n420363573.shtml news.sohu.com false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903/c398090-27543269.html report 359人民网北京9月3日电（闫嘉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将于今日上午10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10时06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3、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须摒弃“修昔底德陷阱”
随着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世界己然连成一个整体，各国之间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在众多国际场合中无数次提到“人类命运共同體”这一概念，因为，不分国家大小、国体政体、民族区域等差异，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需要“共同体”各成员国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将大大弱化了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对抗的意愿，更显著降低了彼此发生冲突和战争的风险，“修昔底德陷阱”这样的伪命题终究被摒弃。
笔者认为，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根源之一是大国单独追求安全的结果，守成霸权国因为新兴大国的崛而感到不安全，认为会对自己构成威胁，于是就做出一系列为保护自身安全而不惜阻碍新兴大国发展的措施，严重者可能会“拉帮结派”建立同盟从而引起世界的恐慌，因此，要避免过去大国冲突的历史铁律，就必须彻底摆脱大国之间的安全困境，建立以共同安全为目的的新型安全观。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的新观念。”共治的安全观完全抛弃了大国单独追求安全的结果，成功地避开了“修昔底德陷阱”，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安全基础。
另一方面，当今国际舆论格局总体是西强我弱，我们往往有理说不出，或者是说了传不开，才使得“修昔底德陷阱”这样的误读用在了中国身上，因此我们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将中国声音传播到世界各地，打破“修昔底德陷阱”的魔咒，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舆论基础。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上深刻解读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包容互鉴的文明观。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从茹毛饮血到田园农耕，从工业革命到信息社会，构成了波澜壮阔的文明图谱，书写了激荡人心的文明华章。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的冲突”。
由此可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呼吁，无疑是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最关键的支撑。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与打造者，我们坚持共治的安全观、互鉴包容的文明观、合作共赢的利益观。因此，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终须摒弃“修昔底德陷阱”。
关键词：“修昔底德陷阱”;中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大国博弈”一直是国际政治中的热点词汇，而大国博弈的结果似乎总是以战争来得以解决。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触发了人们在这个敏感时代对历史的追忆，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观点被加上了“陷阱”的烙印，深深打在了世界人民的心里。那作为这一陷阱的主要承受国中国与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大国的关系自然就成为了世界所瞩目的焦点。面对西方舆论对中国的曲解与误读，习近平总书记在众多重要的国际场合再三强调，“修昔底德陷阱”不适用中国，如果西方一再误解就可能真的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漩涡之中。通过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笔者旨在从以下三个方面深刻阐释并证实“修昔底德陷阱”不适用中国的原因。
1、“修昔底德陷阱”是人为的伪命题
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其实并不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本人的發明，而是西方学者曲解了作者的原意并通过历史与现实简单的类比得出的伪命题。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两大城邦雅典和斯巴达为了争夺地区霸权爆发了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两千多年后，以格雷厄姆·阿里森（Graham Allison）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学家将修昔底德的这一观点引申为“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认为一个新崛起的强国必然会冲击既有强国的霸主地位，并使其产生恐惧，最终催生两个大国之间争夺世界领导权的战争，以此来比喻当今的中美关系，并质疑在未来的数十年，中国与美国能否避开“修昔底德陷阱”？对此，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申明，“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普底德陷阱’”。由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第一，修昔底德时期的古希腊与当今世界的时代背景、生产力水平有着天壤之别。回到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时代，那里既没有今天的经济全球化也没有国际法的约束，武力成为解决问题的工具，而且控制海上航路意味着享有贸易特权和超额利润，如雅典通过“提洛同盟”控制海上航路，并和波斯帝国进行航海争霸战争。但是回到当今世界，埃及控制了苏伊士运河、巴拿马控制了巴拿马运河，却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经济的持续繁荣与国力的昌盛强大，相反美国放弃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也并没有妨碍他成为当今的世界强国。这表明，在如今经济全球化与新科技革命兴起的时代背景下，一个新兴起的国家不需要通过海上航路的控制与领土疆域的扩张来维护自身的海上特权，它只需要发挥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相对优势的产业分工，就可以获得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而中国正是借助这样一个历史机遇得以复兴昌盛，他的和平崛起完全没有借助殖民掠夺、控制海上霸权等这些手段，因此这与雅典通过帝国主义扩张迅速崛起的事实有着本质的区别，其理论前提就是一个悖论。
第二，雅典并不是阿里森笔下的新崛起强国，斯巴达也不是既有强国，简单地将中国比作雅典、美国比作斯巴达是缺乏历史考究的。古希腊时代，雅典和斯巴达逐渐从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沿岸建立的两三百个被称为“城邦”的奴隶制国家中脱颖而出，并通过帝国主义扩张形成了两大势均力敌的同盟。雅典位于希腊中部的阿提卡半岛，是“提洛同盟”的盟主，在海上称雄;斯巴达位于希腊西南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南部，是“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主，在陆上称霸。这与当今的中美两国实在没有什么共通之处，“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中美拥有广泛而重要的共同利益，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习近平在关于中美关系的一系列论述中展现了开创大国关系新模式的政治担当。
第三，修昔底德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只是为了解释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这场具体战争，并没有加上“陷阱”二字。但阿里森等西方学者却从近代西方国际体系中搜索案例，发现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奥匈帝国等在其崛起成为大国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战争，有的甚至通过战争取代了先前的霸权国，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英德战争引发的世界大战。按照这个逻辑思维方式，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 sheimer）认为，中美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综上所述，“修昔底德陷阱”用在中国身上是站不住脚的。
2、中国没有“强国必霸”的基因
“强国必霸”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强大必然会与守成强国进行不可避免的争霸战争，从而夺取世界的领导权。阿里森教授在这样一种极端现实主义观点的影响下认为，“如果我们基于历史来进行打赌的话，则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的答案将非常明显”，因为“自1500年起，在15个新兴力量出现去挑战统治国家的事例中，有11个的结果是爆发了战争”。然而，这一魔咒在中国身上失灵了。尽管随着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有关“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再次在西方国家中甚嚣尘上，中国的和平崛起伴随着阵痛与“安全困境”，但是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与西方价值观的冲蚀，明确我国的国际定位、阐明中方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成为了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外交要务。因此，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接受《世界邮报》专访时提出，“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习近平这一观点来源于对中华五千年历史的追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根据莫里斯的数据，中国大约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就比西方主要国家更为发达，但从墨子劝阻楚王攻宋，到昭君出塞与匈奴和亲，回顾五千多年的中国，我们从未有过侵犯别国的历史，而要举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例子却是数不胜数。明朝郑和船队七下西洋，先后到达过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却没有侵占别国一寸土地，与所到国的人民互通有无，和谐相处。英国哲学家罗素曾写道：“如果在世界上有‘骄傲到不屑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国。”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也说过，“中国从没有以武力侵略过其他民族，把他们当成殖民地。”习近平在众多重要的国际场合申明，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中国未来的发展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这需要和谐稳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做支撑，我们根本没有称霸世界的历史基础与现实要素。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表示，“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
习近平对“修昔底德陷阱”的经典回应也是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浓缩。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国家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观反对国家之间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主张讲信修睦、礼尚往来，在互相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老子主张“大者宜为下”，反对大国欺凌小国。孔子提出了“见利思义”。墨子则主张兼爱、非攻，甚至要求“视人之国，若视其国”。习近平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国家利益观。这一利益观不仅考虑国家利益，也考虑国际道义，把正义与利益相结合;既考虑本国利益，但同时也兼顾他国的利益，把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相结合。
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和平的基因己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也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近代以来，中国人蒙受了内部战乱和外敌入侵的百年苦难，留下了极其惨痛的战争记忆，因此，中国人民更加深切地知道和平的宝贵，绝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中国不是雅典，美国也不是斯巴达，中美两国都面临着时代赋予的机遇，中国的崛起与复兴绝不意味着美国的衰败与终结。因此，“国强必霸”的逻辑在中国这里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没有这方面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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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须摒弃“修昔底德陷阱”
随着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世界己然连成一个整体，各国之间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在众多国际场合中无数次提到“人类命运共同體”这一概念，因为，不分国家大小、国体政体、民族区域等差异，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需要“共同体”各成员国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将大大弱化了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对抗的意愿，更显著降低了彼此发生冲突和战争的风险，“修昔底德陷阱”这样的伪命题终究被摒弃。
笔者认为，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根源之一是大国单独追求安全的结果，守成霸权国因为新兴大国的崛而感到不安全，认为会对自己构成威胁，于是就做出一系列为保护自身安全而不惜阻碍新兴大国发展的措施，严重者可能会“拉帮结派”建立同盟从而引起世界的恐慌，因此，要避免过去大国冲突的历史铁律，就必须彻底摆脱大国之间的安全困境，建立以共同安全为目的的新型安全观。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的新观念。”共治的安全观完全抛弃了大国单独追求安全的结果，成功地避开了“修昔底德陷阱”，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安全基础。
另一方面，当今国际舆论格局总体是西强我弱，我们往往有理说不出，或者是说了传不开，才使得“修昔底德陷阱”这样的误读用在了中国身上，因此我们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将中国声音传播到世界各地，打破“修昔底德陷阱”的魔咒，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舆论基础。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上深刻解读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包容互鉴的文明观。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从茹毛饮血到田园农耕，从工业革命到信息社会，构成了波澜壮阔的文明图谱，书写了激荡人心的文明华章。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的冲突”。
由此可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呼吁，无疑是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最关键的支撑。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与打造者，我们坚持共治的安全观、互鉴包容的文明观、合作共赢的利益观。因此，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终须摒弃“修昔底德陷阱”。